假如一個人想從確定性開始，那麽，他就會以懷疑告終。
——培根
堅決不當主持人！
我tv對外部的第一個職務，是向《北美衛視》傳送新聞的記者。具體工作就是每天晚上23:10，將10分鍾前剛剛出爐的新華社通稿以及當天的《新聞聯播》內容，選擇最有中國特色最富生活氣息的，比如“北京居民搶購冬儲大白菜”這類，發到美國《北美衛視》。
這兒必須加上一段小插曲。其實那時候，我的名字還叫“李勇”，這是我爹給我起的。他一輩子老實膽小，希望兒子將來能勇往直前。
每一條新聞下麵都要打上記者的名字，字號很小，還是繁體。又要說到我的老長官呂斌了，他眼睛不好，看什麽都是圓的。
“李勇啊，你這個‘勇’字，能不能換個別的？”一邊說，一邊在字幕機上敲來敲去。“唄兒”，敲上去一個“詠”，“我看這個言字邊的‘詠’就挺好，反正你的工作就是說話。”
我當時挺不情願，“我爹給我起的名兒，您說改就改啦？”
“那怎麽辦？你這個‘勇’字，看起來就是一團嘛。”
“什麽啊？就您看著是一團。”
為這事，我鬱悶了好長時間，怕我爹知道了不高興。我爹卻很大度，“領導讓改就改吧。”
後來，《新華字典》修訂，取消了“詠”字，以“泳”代之；不久又取消了“泳”，以“詠”代之。我的名字就成了“李詠”。
別說，這名字還真把我的職業給規劃了，混到今天全憑一張嘴。
當年的我，頗有新聞範兒。
在《北美衛視》幹了一段時間，表現挺好，長官又把我調到《中國報道》欄目專題部，做導演助理。
我的老師們都是大導演：曾獲“亞廣聯”大獎的紀錄片大師戴維宇，中國紀錄片元老陳漢元、專拍遼金文化紀錄片的屠國璧、1949年為《開國大典》拍攝16毫米紀錄片的曹興成……
剛去也挺茫然，不知道將來能幹什麽。
戴維宇老師正在拍一部大型紀錄片，我的任務就是拿著場記本，記錄每個鏡頭的詳細情況，便於後期剪輯。
這部紀錄片的主持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那天上午，他站在背景牆前麵開始說詞。剛說一半，戴老師就打斷他，“停，重來！”總導演的權威不可小覷。於是主持人重來。說到一半，又被導演打斷：“停，重來！”
我挺奇怪，對著手裏的稿子看了看，他沒說錯什麽呀，就是換了個詞，意思完全沒變。
但是導演愣讓他“重來”了十幾次，一上午就這麽過去了。
中午吃飯的時候，我虛心請教：“戴導，上午怎麽ng那麽多回啊？”
“我是總導演，他是主持人，主持人就必須服從總導演！他憑什麽改我的詞？”
“可是意思一點兒沒變啊，他可能那麽說更順吧。”在我看來，這完全可以理解。
戴老師停下來，直視我，語出鏗鏘，“他無權動我任何一個字！”
我也停下來，仰視他，驚詫莫名。他說的每一個字，都像抽我一記響亮的耳光！
我這個廣播學院播音係畢業的，將來不也得奔著主持人去嗎？看見了吧，“著名主持人”尚且如此，我又算得了什麽？做別人規定的動作，背別人寫好的台詞，還一字不許改。
那一刻我打定主意：堅決不當主持人。
“我器重你，因為你型號不一樣。”
學播音的不當主持人能幹嗎？那就當編輯吧，編輯不還能有點兒個性表達嗎？
編輯真是個苦活兒，累活兒，勞心勞力。一部紀錄片，素材動輒長達幾千分鍾，最終要剪成一部30分鍾左右的作品。一遍一遍地看素材帶，從中甄選有價值的畫麵，配合想要表達的主題進行剪輯編排，片頭引發懸念，片尾升華主題，最後還得配音、配樂、配字幕……談何容易！24小時連軸轉簡直是家常便飯。
好在那會兒年輕，沒負擔，熬得起。屠國璧老師一幀一幀地教我選擇鏡頭、組合畫麵。我開竅也挺快，沒多久就領悟了——拍紀錄片，投入的不是時間，是生命。
除了當編輯，我也客串記者，客串不好，盡捅婁子。
長官派我采訪第二屆中國油畫展，那年金獎得主是我的一個好朋友，我們一塊兒在中央美術學院學過畫。我心情挺激動，再加上時間緊任務重，忙中出了錯。一大早興衝衝趕到現場，設備就緒，人員到位，才突然發現沒請攝影師。
哎喲喂！我抱著腦袋蹲地上半天起不來，咋整啊？
苦苦思索了大約5分鍾之久，沒別的招兒，就自拍吧。
攝像機是頭回用。在中國美術館大門口，我給eng工作人員指了個位置，讓他站那兒。自己則架好機器，打開鏡頭蓋，從尋像器裏看了看。然後跟工作人員交換位置，讓他從機器裏看我。
“差不多吧？”我問。
答：“差不多，人跟中間兒呢。”
“成，開機！”
我一個人對著機器，聲情並茂地報道展覽盛況。報道完了還得去館裏拍攝參展作品，采訪觀眾。10分鍾的專題，我拍了幾個小時——哪些鏡頭能用哪些鏡頭不能用，心裏沒譜啊。加之我還挺多創意，比如在一幅畫前麵把機器滾了個不太穩當的360度，讓觀眾得以全方位欣賞，就是欣賞完了眼暈。
帶子拿回去，呂長官眯縫著眼睛看了半天，“這都是什麽玩意兒？”又戴上老花鏡，不厭其煩地陪著我，一幀一幀地看，告訴我這個鏡頭為什麽好，那個鏡頭為什麽不好。誤打誤撞幾個月，也學了不少東西。
實踐進行到一定階段，就需要通過理論拔高。我身邊有個現成的理論家哈文。她正在北京廣播學院讀“電視節目製作”的雙學位。
每天晚上我下班，她下課，倆人吃完飯往床上並排一躺，就聊上了。
“老婆，你今兒都學什麽了？”
“停機再拍。”
“什麽叫停機再拍啊？給我講講！”
“憑什麽我老給你講？”她斜著眼睛看我。
“就憑我每天辛辛苦苦掙錢供你上學，行嗎？”我一臉求知的欲望，“你一人學，咱倆人會，多劃算啊。”
“那就講講吧。”哈文被我逗樂了，“我告訴你啊，攝影機的方向和方位都是固定的，女孩兒甲在鏡頭前麵跳了段舞，然後關機。換女孩兒乙上來，還在同一個地方跳舞，開機接著拍，一直到拍完這個鏡頭。這樣啊，就可以實現大變活人的效果。”
“哦……”我恍然大悟，“《西遊記》裏那孫悟空一抹臉就變個道士，一抹臉就變個小鬼，就是這麽變出來的吧？”
“聰明！”
我這人聰明倒算不上，膽子是真大，敢玩兒！玩現了，大不了廢了這一個鏡頭，玩好了不就長本事了嗎？
兩個月後，我去新疆拍一個mtv，就用上了“停機再拍”這一手，確實好使。我身邊的老師們常對我另眼相看：別看這小子非科班出身，盡出怪招，但怪得有趣。
這其實得益於我有異於常人的思維，以及一個科班出身的老婆。
有時候我在機房裏熬夜編片子，我的組長王友才專門來看我。他tv有口皆碑的最優秀的攝影師。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的黃河九曲十八彎，就出自他之手。
“王老師，大晚上的，您怎麽來了？”
“我不放心。”
“嗨，您有什麽不放心的？我也不是剛來一天兩天。”我撓撓頭皮。
“因為我器重你。”王老師在我腦袋上胡嚕了一把。
“器重我？為什麽？”
“因為你型號跟別人不一樣！”
1993年冬，天安門廣場。
今年9月，偶然和過去的同仁聊天，我才驚訝地知道自己十幾年前的一部專題片，居然獲過類似“亞廣聯”的一個什麽大獎。說起那一天，至今仍曆曆在目——1993年12月26日，毛主席誕辰100周年。
我們要拍一個30分鍾的紀錄片。時間很緊，上午拍，中午編，晚上就要播出。天安門廣場戒嚴，我站在廣場中間，用英文采訪bbc首席記者，請他談一談對毛澤東的印象，以及對改革開放的看法。他的回答我除了開頭能聽懂，剩下的隻靠猜了，我隻好不停地點頭說yes和ok。
寒冬臘月，為了顯得莊重，我隻穿了一套西服。每說完一段兒，就被他們用棉被裹起來上車暖和一會兒。
我是主持人兼撰稿。在節目裏，我談到的第一個話題是《婚姻法》，這一創意在當時引起了挺大的爭議。
我通宵達旦地翻閱《毛澤東選集》。《婚姻法》是新中國立憲之後的第一部基本法，“是有關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僅次於憲法的國家根本大法之一。”第一次將“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但是長官認為，既是百年誕辰紀念，就應波瀾壯闊、氣勢恢宏，談論主席一生豐功偉績。
我對長官說：“如果非讓我泛泛地談一些假大空的東西，幹脆別讓我做了，沒勁。”
我隻顧自己舒服，沒想過別人舒不舒服。
我的同事李曉山導演就說，李詠這個人看上去吊兒郎當，馬馬虎虎，工作起來比誰都認真。要不我跟誰都敢拽呢？我覺得我有資本，我工作起來是真玩兒命。
為了拍《渴望“三通”》，我從廈門坐船220海裏到香港，又從香港到日本那霸，再從那霸登陸台灣高雄。一路上苦得都沒法兒說，剛到高雄就被當局勸回。記得那年，台海在進行軍事演習，於是隻好奔了深圳，采訪準備進駐香港的三軍部隊。
我還做過一個報道蘭新鐵路複線改造的紀錄片《龍騰大西北》，鄒家華副總理為節目親筆題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爹親身見證了蘭新鐵路的修建。30年後，國家斥巨資對其中1600公裏的鐵路進行複線改造。為了拍好這個專題片，我到處尋找素材、采訪當事人，了解方方麵麵。我坐的是慢車，路上咣當咣當晃一個禮拜，穿越千裏戈壁、天山山脈，經過百裏風區、沙害和鹽漬土地段。車上沒水，洗臉、刷牙、飲用，全是礦泉水。
我是導演，我是撰稿，我是主持，我是編輯，我寫分鏡頭本，還負責最後的全部合成。
累不累？我都快累瘋了。但我又覺得過癮！好玩！
導演，有什麽稀罕！
我做過四年編導，我的作品年年都獲政府獎。特別是1994～1995年，對外部啟動了大型係列節目《中國西部》，涉及9個省及自治區。我主動請纓，要去新疆。
長官同意了，但一開始隻讓我做主持人。呂長官說：“你一個學播音的，老不主持節目，一天到晚編片子，扛角架。你想好了啊，主持人這職業，方方麵麵來講都不差。”
我說：“呂長官，這回我不光編片子了，我要當導演！您要是信得過我，就給我一次機會。”
呂長官看我半天，“我憑什麽信得過你？”
我的理由太充分了。司徒兆敦——北京電影學院教授，著名導演——當年在廣播學院開設第一期“電影導演培訓班”，我是30名學生之一。“拍電視的拍不了電影，可是拍電影的拍起電視來，跟玩兒似的。”這是司徒老師的名言。
我從司徒老師的課上知道了什麽叫“蒙太奇”，怎樣通過這種有邏輯或無邏輯的剪輯，在90分鍾裏實現長達百年的跨越。
司徒老師告訴我：“導演，沒什麽稀奇！別被他們那些理論唬住了。攝像機的狀態，不外乎“推拉搖移甩跟”。你看上100部好片子，隻要肯琢磨，有洞察力、領悟力，就能成一個好導演。剩下的問題就是有沒有好故事，你得會聽，會選。”
司徒老師的導演課，我做了詳細的筆記，反複琢磨過很久。
誰比李詠更了解新疆？誰比李詠更熟悉新疆？誰比李詠更熱愛新疆？沒有第二人選。
第一年，我的專題片名叫《看新疆》，第二年深入一步，叫《在新疆》。一發而不可收拾。
我當導演，做派很新鮮——先把攝影師發到新疆去打前站，找感覺，拍空鏡頭。我遠程操控，在家撰稿，設計好素材，確定好主題，寫分鏡頭本。11平米的小房間，梳妝台就是書桌，我趴在上麵奮筆疾書，哈文沒地兒呆，隻好躺在床上看書。
一個月以後，對節目架構基本上成竹在胸了，我才和攝製組其他人一同啟程。
闊別多年，再回家鄉，我突然感到它太美了。除了美麗，還是美麗。藍天就是藍天，白雲就是白雲。我完全想不通自己少年時為何那麽厭惡這裏，想逃離這裏。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看著窗外。綠色的楊樹葉上泛著陽光。我突然吟起詩來，不知道是誰的詩。我的製片主任走過來，坐在床邊詫異地看著我，“李詠，你沒問題吧？”
我也坐起來了，“沒問題啊，怎麽了？”
“你是在讀詩嗎？”
我又“咚”地躺倒，恢複剛才的姿勢，“是啊，我喜歡這個地方。我今天什麽都不想拍，就想躺在這兒讀詩。”
新疆，我們來了！這是我的攝製組。
我這人特形式主義。在北京時，我已經成立了自己的獨立攝製組。第一件事是自掏腰包，給組裏每人買一件攝影背心，出門都必須穿上，這叫精神麵貌。
去新疆，我不但帶監視器，還要帶“回放附加器”，一個跟dvd機差不多大小的玩意兒。因為我拍的是寬銀幕紀錄片，監視器太小，而且是黑白的，看不出比例和是否偏色。回放附加器這頭接攝像機，另一頭接電視，問題就解決了。
往監視器前麵一坐，動輒“重來”！這是我導演的派頭。
我甚至動用了新疆軍區的“黑鷹”，玩兒航拍。
2004年夏天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位日本女士赴西藏阿裏旅遊，突發食道大出血，生命垂危，旅行團向中國政府發出求救信息。新疆軍區特級飛行員陳殿起受命緊急救援，架“黑鷹”克服惡劣天氣，多次迫降又重新果斷起飛，最後將日本遊客救至喀什。
時間向前倒推10年，1994年，就是這位英雄飛行員陳殿起駕駛“黑鷹”，帶著我的攝像師，完成了半徑800公裏的航拍鏡頭——翻越天山。
我恐高。在烏魯木齊的北京南路找了一家烤羊肉串的攤，旁邊扯過把椅子來半躺半坐，仰麵朝天，架著二郎腿，左手持對講機，右手拿著一串羊腰子，旁邊桌上放著一打啤酒。
“飛低點兒！再低點兒！聽見沒有？”
“別老在我眼前轉悠，拍你該拍的鏡頭去！”
“看見我沒？拿望遠鏡看！眼神兒差啊！”
我對著對講機不停地指揮，言辭粗魯，挺裝。我覺得當導演，不厲害點兒不行。
周圍老百姓不看飛機，全看我。大家夥心想，這小孩兒也就20歲出頭，什麽來頭？還指揮飛機？
擺譜兒的事兒還不止這一樁呢。第二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40周年，這個會議，那個頒獎，都跑到新疆來辦，亂得一塌糊塗。我們要去地州拍片，沒有車了。我跟當時的自治區主席阿卜來提·阿卜都熱西提關係十分融洽，他慷慨地將自己的牛頭越野車借給了我，後麵跟著一輛黑色道奇公羊越野車。“公羊”現在不稀奇了，那會兒可是烏魯木齊唯一一輛。
天高地闊，信馬由韁。
天熱路遠，為了省油，車裏不開空調，車窗大開。我光著膀子坐在副駕駛座上，聽著黑豹。“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識相互琢磨……”
途中警察無不驚詫側目，這小子誰呀？坐著自治區主席的車，竟敢不穿衣服，還聽搖滾？
第一次當導演，我挺單純，也不懂拉讚助，想要什麽，就實打實地去跟人家交換。為了讓攝製組哥兒幾個過得舒服一點兒，我帶他們住的是新疆最好的兩家酒店之一，四星級，每人都是單間。夥食就比較湊合了，在房間裏用電飯煲熬點兒羊排湯，撒上辣椒末，就著燒餅，就是一頓飯。基本上相當於今天吃的泡麵吧。
畢竟年輕，苦中作樂，也挺開心。大家都拍我馬屁：“跟你算跟對人了！”
他們不知道這福利是我怎麽弄來的。我接連熬了好幾個晚上，到一個小閉路電視台去給酒店做宣傳片。我自己拍攝酒店的各項設施：客房、餐廳、酒廊、健身房、會議室……自己編輯、自己配樂，自己寫解說詞，自己配音。然後這段片子就在酒店大堂裏從早到晚地放。這就是當時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交換條件。
我很能吃苦，所以也很自負。後來文藝中心長官張曉海打電話找我，想借用“翻越天山”的航拍鏡頭。我不認識他，傲慢且愛搭不理地說：“先找我們長官簽字，然後再看我有沒有工夫，我這兒正用著呢。”
我絲毫不覺得我應該恭維誰，或看誰臉色。我認為一切所得都是應得，都是流血流汗換來的。
在新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了優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墓。現在知道他的人很少了，通俗地講，他就相當於維吾爾族的孔子，生活在11世紀，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和詩人。
他的著作《福樂智慧》，以13290行長詩表達了對社會、法製、倫理、道德、哲學等問題的看法，直到現在仍有各種語言的版本在流傳。他將此作獻給了當時喀喇王朝的國王布格拉汗。布格拉汗因此賜予他“哈斯·哈吉甫”之稱號，意為“特別禦侍官”。
在一個距離喀什75公裏、名叫阿圖什的城市裏，我的向導——喀什行署文化處處長——對我說起了這部傳世之作，並告訴我聖人的陵墓已不知何所在。我深為所動。
我tv的名義，向喀什行署提出口頭請求，請協助我找到這位智者最後的長眠之處。
連續尋訪了三個月之久，我終於在喀什市體育路十二小學找到了他的陵園。我又一次tv之名，提交一份報告，請求當地政府對陵園進行整修，供他靈魂安息。
今天若您再去喀什，會看到修葺一新的優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陵園。他的名言都銘刻在四周牆壁上。我的鏡頭360度回轉，以電影的拍攝手法拍下了這個場景，維吾爾語念誦的《福樂智慧》作為旁白。
李詠你腿有毛病嗎？
那幾乎是我記憶中最好的四年，最快樂，最健康，最陽光，嬉笑怒罵，個性飛揚。
但是有些事，你越是想盡辦法回避，最後卻發現似乎一切努力反倒是為了促成它。可能這就是命，不服不行。這不，導演當得好好的，呂長官又來勸我當主持人了，這回還動用了行政手段。
1992年，對外部創辦了《天涯共此時》欄目，作為“海峽兩岸親情交流的橋梁”。老實說，節目挺沒意思，但在對台宣傳上，它又起到了不可缺失的作用。主持人程前是從國際部臨時借調過來的。後來人家國際部要把程前收回去，《天涯共此時》就出現了一個主持人空缺。
——培根
堅決不當主持人！
我tv對外部的第一個職務，是向《北美衛視》傳送新聞的記者。具體工作就是每天晚上23:10，將10分鍾前剛剛出爐的新華社通稿以及當天的《新聞聯播》內容，選擇最有中國特色最富生活氣息的，比如“北京居民搶購冬儲大白菜”這類，發到美國《北美衛視》。
這兒必須加上一段小插曲。其實那時候，我的名字還叫“李勇”，這是我爹給我起的。他一輩子老實膽小，希望兒子將來能勇往直前。
每一條新聞下麵都要打上記者的名字，字號很小，還是繁體。又要說到我的老長官呂斌了，他眼睛不好，看什麽都是圓的。
“李勇啊，你這個‘勇’字，能不能換個別的？”一邊說，一邊在字幕機上敲來敲去。“唄兒”，敲上去一個“詠”，“我看這個言字邊的‘詠’就挺好，反正你的工作就是說話。”
我當時挺不情願，“我爹給我起的名兒，您說改就改啦？”
“那怎麽辦？你這個‘勇’字，看起來就是一團嘛。”
“什麽啊？就您看著是一團。”
為這事，我鬱悶了好長時間，怕我爹知道了不高興。我爹卻很大度，“領導讓改就改吧。”
後來，《新華字典》修訂，取消了“詠”字，以“泳”代之；不久又取消了“泳”，以“詠”代之。我的名字就成了“李詠”。
別說，這名字還真把我的職業給規劃了，混到今天全憑一張嘴。
當年的我，頗有新聞範兒。
在《北美衛視》幹了一段時間，表現挺好，長官又把我調到《中國報道》欄目專題部，做導演助理。
我的老師們都是大導演：曾獲“亞廣聯”大獎的紀錄片大師戴維宇，中國紀錄片元老陳漢元、專拍遼金文化紀錄片的屠國璧、1949年為《開國大典》拍攝16毫米紀錄片的曹興成……
剛去也挺茫然，不知道將來能幹什麽。
戴維宇老師正在拍一部大型紀錄片，我的任務就是拿著場記本，記錄每個鏡頭的詳細情況，便於後期剪輯。
這部紀錄片的主持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那天上午，他站在背景牆前麵開始說詞。剛說一半，戴老師就打斷他，“停，重來！”總導演的權威不可小覷。於是主持人重來。說到一半，又被導演打斷：“停，重來！”
我挺奇怪，對著手裏的稿子看了看，他沒說錯什麽呀，就是換了個詞，意思完全沒變。
但是導演愣讓他“重來”了十幾次，一上午就這麽過去了。
中午吃飯的時候，我虛心請教：“戴導，上午怎麽ng那麽多回啊？”
“我是總導演，他是主持人，主持人就必須服從總導演！他憑什麽改我的詞？”
“可是意思一點兒沒變啊，他可能那麽說更順吧。”在我看來，這完全可以理解。
戴老師停下來，直視我，語出鏗鏘，“他無權動我任何一個字！”
我也停下來，仰視他，驚詫莫名。他說的每一個字，都像抽我一記響亮的耳光！
我這個廣播學院播音係畢業的，將來不也得奔著主持人去嗎？看見了吧，“著名主持人”尚且如此，我又算得了什麽？做別人規定的動作，背別人寫好的台詞，還一字不許改。
那一刻我打定主意：堅決不當主持人。
“我器重你，因為你型號不一樣。”
學播音的不當主持人能幹嗎？那就當編輯吧，編輯不還能有點兒個性表達嗎？
編輯真是個苦活兒，累活兒，勞心勞力。一部紀錄片，素材動輒長達幾千分鍾，最終要剪成一部30分鍾左右的作品。一遍一遍地看素材帶，從中甄選有價值的畫麵，配合想要表達的主題進行剪輯編排，片頭引發懸念，片尾升華主題，最後還得配音、配樂、配字幕……談何容易！24小時連軸轉簡直是家常便飯。
好在那會兒年輕，沒負擔，熬得起。屠國璧老師一幀一幀地教我選擇鏡頭、組合畫麵。我開竅也挺快，沒多久就領悟了——拍紀錄片，投入的不是時間，是生命。
除了當編輯，我也客串記者，客串不好，盡捅婁子。
長官派我采訪第二屆中國油畫展，那年金獎得主是我的一個好朋友，我們一塊兒在中央美術學院學過畫。我心情挺激動，再加上時間緊任務重，忙中出了錯。一大早興衝衝趕到現場，設備就緒，人員到位，才突然發現沒請攝影師。
哎喲喂！我抱著腦袋蹲地上半天起不來，咋整啊？
苦苦思索了大約5分鍾之久，沒別的招兒，就自拍吧。
攝像機是頭回用。在中國美術館大門口，我給eng工作人員指了個位置，讓他站那兒。自己則架好機器，打開鏡頭蓋，從尋像器裏看了看。然後跟工作人員交換位置，讓他從機器裏看我。
“差不多吧？”我問。
答：“差不多，人跟中間兒呢。”
“成，開機！”
我一個人對著機器，聲情並茂地報道展覽盛況。報道完了還得去館裏拍攝參展作品，采訪觀眾。10分鍾的專題，我拍了幾個小時——哪些鏡頭能用哪些鏡頭不能用，心裏沒譜啊。加之我還挺多創意，比如在一幅畫前麵把機器滾了個不太穩當的360度，讓觀眾得以全方位欣賞，就是欣賞完了眼暈。
帶子拿回去，呂長官眯縫著眼睛看了半天，“這都是什麽玩意兒？”又戴上老花鏡，不厭其煩地陪著我，一幀一幀地看，告訴我這個鏡頭為什麽好，那個鏡頭為什麽不好。誤打誤撞幾個月，也學了不少東西。
實踐進行到一定階段，就需要通過理論拔高。我身邊有個現成的理論家哈文。她正在北京廣播學院讀“電視節目製作”的雙學位。
每天晚上我下班，她下課，倆人吃完飯往床上並排一躺，就聊上了。
“老婆，你今兒都學什麽了？”
“停機再拍。”
“什麽叫停機再拍啊？給我講講！”
“憑什麽我老給你講？”她斜著眼睛看我。
“就憑我每天辛辛苦苦掙錢供你上學，行嗎？”我一臉求知的欲望，“你一人學，咱倆人會，多劃算啊。”
“那就講講吧。”哈文被我逗樂了，“我告訴你啊，攝影機的方向和方位都是固定的，女孩兒甲在鏡頭前麵跳了段舞，然後關機。換女孩兒乙上來，還在同一個地方跳舞，開機接著拍，一直到拍完這個鏡頭。這樣啊，就可以實現大變活人的效果。”
“哦……”我恍然大悟，“《西遊記》裏那孫悟空一抹臉就變個道士，一抹臉就變個小鬼，就是這麽變出來的吧？”
“聰明！”
我這人聰明倒算不上，膽子是真大，敢玩兒！玩現了，大不了廢了這一個鏡頭，玩好了不就長本事了嗎？
兩個月後，我去新疆拍一個mtv，就用上了“停機再拍”這一手，確實好使。我身邊的老師們常對我另眼相看：別看這小子非科班出身，盡出怪招，但怪得有趣。
這其實得益於我有異於常人的思維，以及一個科班出身的老婆。
有時候我在機房裏熬夜編片子，我的組長王友才專門來看我。他tv有口皆碑的最優秀的攝影師。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的黃河九曲十八彎，就出自他之手。
“王老師，大晚上的，您怎麽來了？”
“我不放心。”
“嗨，您有什麽不放心的？我也不是剛來一天兩天。”我撓撓頭皮。
“因為我器重你。”王老師在我腦袋上胡嚕了一把。
“器重我？為什麽？”
“因為你型號跟別人不一樣！”
1993年冬，天安門廣場。
今年9月，偶然和過去的同仁聊天，我才驚訝地知道自己十幾年前的一部專題片，居然獲過類似“亞廣聯”的一個什麽大獎。說起那一天，至今仍曆曆在目——1993年12月26日，毛主席誕辰100周年。
我們要拍一個30分鍾的紀錄片。時間很緊，上午拍，中午編，晚上就要播出。天安門廣場戒嚴，我站在廣場中間，用英文采訪bbc首席記者，請他談一談對毛澤東的印象，以及對改革開放的看法。他的回答我除了開頭能聽懂，剩下的隻靠猜了，我隻好不停地點頭說yes和ok。
寒冬臘月，為了顯得莊重，我隻穿了一套西服。每說完一段兒，就被他們用棉被裹起來上車暖和一會兒。
我是主持人兼撰稿。在節目裏，我談到的第一個話題是《婚姻法》，這一創意在當時引起了挺大的爭議。
我通宵達旦地翻閱《毛澤東選集》。《婚姻法》是新中國立憲之後的第一部基本法，“是有關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僅次於憲法的國家根本大法之一。”第一次將“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但是長官認為，既是百年誕辰紀念，就應波瀾壯闊、氣勢恢宏，談論主席一生豐功偉績。
我對長官說：“如果非讓我泛泛地談一些假大空的東西，幹脆別讓我做了，沒勁。”
我隻顧自己舒服，沒想過別人舒不舒服。
我的同事李曉山導演就說，李詠這個人看上去吊兒郎當，馬馬虎虎，工作起來比誰都認真。要不我跟誰都敢拽呢？我覺得我有資本，我工作起來是真玩兒命。
為了拍《渴望“三通”》，我從廈門坐船220海裏到香港，又從香港到日本那霸，再從那霸登陸台灣高雄。一路上苦得都沒法兒說，剛到高雄就被當局勸回。記得那年，台海在進行軍事演習，於是隻好奔了深圳，采訪準備進駐香港的三軍部隊。
我還做過一個報道蘭新鐵路複線改造的紀錄片《龍騰大西北》，鄒家華副總理為節目親筆題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爹親身見證了蘭新鐵路的修建。30年後，國家斥巨資對其中1600公裏的鐵路進行複線改造。為了拍好這個專題片，我到處尋找素材、采訪當事人，了解方方麵麵。我坐的是慢車，路上咣當咣當晃一個禮拜，穿越千裏戈壁、天山山脈，經過百裏風區、沙害和鹽漬土地段。車上沒水，洗臉、刷牙、飲用，全是礦泉水。
我是導演，我是撰稿，我是主持，我是編輯，我寫分鏡頭本，還負責最後的全部合成。
累不累？我都快累瘋了。但我又覺得過癮！好玩！
導演，有什麽稀罕！
我做過四年編導，我的作品年年都獲政府獎。特別是1994～1995年，對外部啟動了大型係列節目《中國西部》，涉及9個省及自治區。我主動請纓，要去新疆。
長官同意了，但一開始隻讓我做主持人。呂長官說：“你一個學播音的，老不主持節目，一天到晚編片子，扛角架。你想好了啊，主持人這職業，方方麵麵來講都不差。”
我說：“呂長官，這回我不光編片子了，我要當導演！您要是信得過我，就給我一次機會。”
呂長官看我半天，“我憑什麽信得過你？”
我的理由太充分了。司徒兆敦——北京電影學院教授，著名導演——當年在廣播學院開設第一期“電影導演培訓班”，我是30名學生之一。“拍電視的拍不了電影，可是拍電影的拍起電視來，跟玩兒似的。”這是司徒老師的名言。
我從司徒老師的課上知道了什麽叫“蒙太奇”，怎樣通過這種有邏輯或無邏輯的剪輯，在90分鍾裏實現長達百年的跨越。
司徒老師告訴我：“導演，沒什麽稀奇！別被他們那些理論唬住了。攝像機的狀態，不外乎“推拉搖移甩跟”。你看上100部好片子，隻要肯琢磨，有洞察力、領悟力，就能成一個好導演。剩下的問題就是有沒有好故事，你得會聽，會選。”
司徒老師的導演課，我做了詳細的筆記，反複琢磨過很久。
誰比李詠更了解新疆？誰比李詠更熟悉新疆？誰比李詠更熱愛新疆？沒有第二人選。
第一年，我的專題片名叫《看新疆》，第二年深入一步，叫《在新疆》。一發而不可收拾。
我當導演，做派很新鮮——先把攝影師發到新疆去打前站，找感覺，拍空鏡頭。我遠程操控，在家撰稿，設計好素材，確定好主題，寫分鏡頭本。11平米的小房間，梳妝台就是書桌，我趴在上麵奮筆疾書，哈文沒地兒呆，隻好躺在床上看書。
一個月以後，對節目架構基本上成竹在胸了，我才和攝製組其他人一同啟程。
闊別多年，再回家鄉，我突然感到它太美了。除了美麗，還是美麗。藍天就是藍天，白雲就是白雲。我完全想不通自己少年時為何那麽厭惡這裏，想逃離這裏。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看著窗外。綠色的楊樹葉上泛著陽光。我突然吟起詩來，不知道是誰的詩。我的製片主任走過來，坐在床邊詫異地看著我，“李詠，你沒問題吧？”
我也坐起來了，“沒問題啊，怎麽了？”
“你是在讀詩嗎？”
我又“咚”地躺倒，恢複剛才的姿勢，“是啊，我喜歡這個地方。我今天什麽都不想拍，就想躺在這兒讀詩。”
新疆，我們來了！這是我的攝製組。
我這人特形式主義。在北京時，我已經成立了自己的獨立攝製組。第一件事是自掏腰包，給組裏每人買一件攝影背心，出門都必須穿上，這叫精神麵貌。
去新疆，我不但帶監視器，還要帶“回放附加器”，一個跟dvd機差不多大小的玩意兒。因為我拍的是寬銀幕紀錄片，監視器太小，而且是黑白的，看不出比例和是否偏色。回放附加器這頭接攝像機，另一頭接電視，問題就解決了。
往監視器前麵一坐，動輒“重來”！這是我導演的派頭。
我甚至動用了新疆軍區的“黑鷹”，玩兒航拍。
2004年夏天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位日本女士赴西藏阿裏旅遊，突發食道大出血，生命垂危，旅行團向中國政府發出求救信息。新疆軍區特級飛行員陳殿起受命緊急救援，架“黑鷹”克服惡劣天氣，多次迫降又重新果斷起飛，最後將日本遊客救至喀什。
時間向前倒推10年，1994年，就是這位英雄飛行員陳殿起駕駛“黑鷹”，帶著我的攝像師，完成了半徑800公裏的航拍鏡頭——翻越天山。
我恐高。在烏魯木齊的北京南路找了一家烤羊肉串的攤，旁邊扯過把椅子來半躺半坐，仰麵朝天，架著二郎腿，左手持對講機，右手拿著一串羊腰子，旁邊桌上放著一打啤酒。
“飛低點兒！再低點兒！聽見沒有？”
“別老在我眼前轉悠，拍你該拍的鏡頭去！”
“看見我沒？拿望遠鏡看！眼神兒差啊！”
我對著對講機不停地指揮，言辭粗魯，挺裝。我覺得當導演，不厲害點兒不行。
周圍老百姓不看飛機，全看我。大家夥心想，這小孩兒也就20歲出頭，什麽來頭？還指揮飛機？
擺譜兒的事兒還不止這一樁呢。第二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40周年，這個會議，那個頒獎，都跑到新疆來辦，亂得一塌糊塗。我們要去地州拍片，沒有車了。我跟當時的自治區主席阿卜來提·阿卜都熱西提關係十分融洽，他慷慨地將自己的牛頭越野車借給了我，後麵跟著一輛黑色道奇公羊越野車。“公羊”現在不稀奇了，那會兒可是烏魯木齊唯一一輛。
天高地闊，信馬由韁。
天熱路遠，為了省油，車裏不開空調，車窗大開。我光著膀子坐在副駕駛座上，聽著黑豹。“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識相互琢磨……”
途中警察無不驚詫側目，這小子誰呀？坐著自治區主席的車，竟敢不穿衣服，還聽搖滾？
第一次當導演，我挺單純，也不懂拉讚助，想要什麽，就實打實地去跟人家交換。為了讓攝製組哥兒幾個過得舒服一點兒，我帶他們住的是新疆最好的兩家酒店之一，四星級，每人都是單間。夥食就比較湊合了，在房間裏用電飯煲熬點兒羊排湯，撒上辣椒末，就著燒餅，就是一頓飯。基本上相當於今天吃的泡麵吧。
畢竟年輕，苦中作樂，也挺開心。大家都拍我馬屁：“跟你算跟對人了！”
他們不知道這福利是我怎麽弄來的。我接連熬了好幾個晚上，到一個小閉路電視台去給酒店做宣傳片。我自己拍攝酒店的各項設施：客房、餐廳、酒廊、健身房、會議室……自己編輯、自己配樂，自己寫解說詞，自己配音。然後這段片子就在酒店大堂裏從早到晚地放。這就是當時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交換條件。
我很能吃苦，所以也很自負。後來文藝中心長官張曉海打電話找我，想借用“翻越天山”的航拍鏡頭。我不認識他，傲慢且愛搭不理地說：“先找我們長官簽字，然後再看我有沒有工夫，我這兒正用著呢。”
我絲毫不覺得我應該恭維誰，或看誰臉色。我認為一切所得都是應得，都是流血流汗換來的。
在新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了優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墓。現在知道他的人很少了，通俗地講，他就相當於維吾爾族的孔子，生活在11世紀，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和詩人。
他的著作《福樂智慧》，以13290行長詩表達了對社會、法製、倫理、道德、哲學等問題的看法，直到現在仍有各種語言的版本在流傳。他將此作獻給了當時喀喇王朝的國王布格拉汗。布格拉汗因此賜予他“哈斯·哈吉甫”之稱號，意為“特別禦侍官”。
在一個距離喀什75公裏、名叫阿圖什的城市裏，我的向導——喀什行署文化處處長——對我說起了這部傳世之作，並告訴我聖人的陵墓已不知何所在。我深為所動。
我tv的名義，向喀什行署提出口頭請求，請協助我找到這位智者最後的長眠之處。
連續尋訪了三個月之久，我終於在喀什市體育路十二小學找到了他的陵園。我又一次tv之名，提交一份報告，請求當地政府對陵園進行整修，供他靈魂安息。
今天若您再去喀什，會看到修葺一新的優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陵園。他的名言都銘刻在四周牆壁上。我的鏡頭360度回轉，以電影的拍攝手法拍下了這個場景，維吾爾語念誦的《福樂智慧》作為旁白。
李詠你腿有毛病嗎？
那幾乎是我記憶中最好的四年，最快樂，最健康，最陽光，嬉笑怒罵，個性飛揚。
但是有些事，你越是想盡辦法回避，最後卻發現似乎一切努力反倒是為了促成它。可能這就是命，不服不行。這不，導演當得好好的，呂長官又來勸我當主持人了，這回還動用了行政手段。
1992年，對外部創辦了《天涯共此時》欄目，作為“海峽兩岸親情交流的橋梁”。老實說，節目挺沒意思，但在對台宣傳上，它又起到了不可缺失的作用。主持人程前是從國際部臨時借調過來的。後來人家國際部要把程前收回去，《天涯共此時》就出現了一個主持人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