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竟也變得聰明了!他裝著很難受,又是鼻涕又是眼淚地低著頭,彎著腰突出了駝背,跟醫生走向了醫務室。


    在和皇帝溥儀一道勞動時,溥儀最不愛聽有人說:“咱們是難友……”這類話,他總愛聽“新”字,遇見“新”字就喜歡。他說:“你新鳳霞就是最好的,而且是很有意義的。杜聿明、杜建時就最喜歡說:‘咱們難友們在一起要原諒……’”可是溥儀幹什麽事都要出點兒差錯,拿東忘西,記性太壞,有時剛放下的東西就找不到了。可是又有些事,他會記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


    記得杜聿明對我說:“溥儀雖是歲數不小,社會上的人情世故、生活勞動經驗太少了。”


    沈醉為人厚道,說:“一個人生下來從剛剛會說話了,就被做了木偶傀儡,他的一行一動就在別人指使下幹事,也夠可憐的呀!我常常替他做點兒事,就是同情他的處境,難友嘛,就是要幫助……”


    我們在說溥儀,杜聿明認為溥儀不會注意,也不會多心說他,反正溥儀很簡單,不怕人說……可是這次皇帝溥儀他真的聽見了,他生氣地小聲嘟嘟囔囔地說:“誰可憐誰呀!還不都是犯過罪的人呀,大家都是各有不幸的道路,不同的遭難。要知道那是在人民麵前犯罪就不會幹了,我喜歡人家同情幫助,可不喜歡人家可憐我,叫我難友,我是改造好的新人。再說誰可憐誰呀?都是又可憐、又可恨!”


    杜聿明看出了溥儀心裏有點兒不大滿意了,沈醉用話有意岔開說:“人生道路彎彎曲曲,誰也難以預料自己,從記事就選擇一條永遠平安享福的道路,可是你溥儀得到新生道路,是被宣布特赦的第一人,難道這不是最新生最慶幸的事嗎?要想想這些……”


    沈醉這段話,我聽了很新鮮,可是溥儀皇帝又一下子驚喜了,他本來情緒有點兒低沉,這段話讓他激動了,忽地站起來,用雙手撣撣坐在台階上沾的土。這麽多人都是坐在地上、台階上,他這一站起撣灰,個子這麽高,大家對他旁若無人大撣灰,都吃了他撣的灰而對他提意見:“唉……老溥、溥儀……別拍灰了!我們臉上都是灰了,你呀,心中就是沒有別人……快別撣了。”溥儀這才感覺撣了大夥一身灰,又點頭行禮說:“又做了壞事。”


    溥儀又重新坐在台階上,四平八穩,不緊不慢帶有節奏的一口地道的北京話,句句實在,字字清楚。他說:“那是1959年……”


    杜聿明說:“又是那段,成了祥林嫂訴苦了。”


    沈醉說:“你快講講你那幸福事。”


    溥儀接著說:那是1959年9月17日後,1959年12月4日,特赦令對在押的偽滿洲國戰爭罪犯愛新覺羅·溥儀,男性,54歲,滿族,北京市人。該犯關押已經10年,在關押期間,經過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經有確實改惡從善的表現,符合特赦令第一條的規定,予以釋放。皇帝像背戲詞一樣熟練地一字一句念出來,大夥都笑了。


    溥儀終生記著自己獲得新生的那一天。從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接見溥儀的這張照片中,可以看出溥儀內心的欣喜已掛在臉上。


    我是頭一次聽,心裏還真有些感動!溥儀又哆嗦地從口袋裏拿出那隨身帶的小本子,又對我仔細地介紹說:“新鳳霞,你看看,這是我記下的,一字不錯,人不能忘了好呀。特赦那天釋放我們的是遼寧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劉生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特赦大會上宣布的。當天被特赦的還有9人,他們是:偽滿戰犯郭文林、國民黨戰犯孟昭楹、趙金鵬、周震東、杜聚政、業傑強、唐曦、白玉昆、賀敏。他們也都獲得了新生,這個日子是我一生也不能忘的呀!也是我的新生,我把這天當做我的生日了……”


    杜聿明說:“看看,這下子又叫老沈把你的話題勾出來了。”


    溥儀的眼裏又有淚水了。我聽溥儀說出他特赦這個日子,心裏轟的一下子!因為我雖不是戰犯,但也是1959年12月,我也是同樣的感受!看見溥儀沉重的情緒,我也難過得兩眼潮濕了!杜聿明問:“新鳳霞,你怎麽了?也哭了,替老溥興奮感動的是嗎?為了溥儀的事也傷心了?”


    我雙手擺著解釋說:“不……不,我有親身體會……”


    皇帝說:“怎麽,新鳳霞也是戰犯?也是難友?我怎麽不知道哇?你怎麽是……”


    沈醉說:“老溥,你聽著,別亂說。”


    大家情緒都集中在我身上,我慢慢冷靜下來對大家小聲說起我的一段經曆,大家都聚精會神地聽著,西北風吹著樹唰唰地響著,看管人也找地方休息去了,我們這夥勞改隊的人很輕鬆地借休息談心,這是當時很難得的機會,我說:“自1957年我被劃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就成罪人了。”


    皇帝問:“怎麽劃?什麽顏色的?向哪兒劃?”


    沈醉同情我說:“過去的事別太傷心,慢慢說,心裏痛快……那時我們在押,不知道反右。”又用手勢對皇帝擺著說:“老溥別攪鬧亂問,聽著好不好?”


    我看大夥都不能理解,得仔細向他們說:“右派分子什麽顏色也沒有,隻是因為我丈夫吳祖光,他提意見,照說是好心,動員他說是幫助黨,多說更好。他真的說了,就成了反革命向黨進攻了,給他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右派分子帽子……”


    皇帝又不解地問:“是鐵帽子還是鋼帽子?反正是沉重的。監獄罪犯,戴的手銬、腳鐐?是刑法呀?……”杜聿明說:“別亂說了。”沈醉說:“是個名稱,戰犯不也是名稱嗎?”我說:“就是個運動中時興的罪名。”


    皇帝仍是不解地問:“你幹了什麽犯罪的事?”我說:“我是從小唱戲的,也沒有讀過書,從來一步兩個腳印,不敢做錯事,連話都不敢多說,哪敢做錯事,哪敢犯罪呀?我看見警察就鞠躬,麵前有個電線杆子,我都行禮。”


    沈醉、杜聿明等都笑了,唯有皇帝不笑,還在認真地問:“那你怎麽也在1959年12月又得到新生的體會?我更不明白了……”


    我就進一步回答說:“我丈夫在1957年因提意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定了反黨的罪,逼我和丈夫離婚,我想我們結婚後生了三個孩子,他在文化上、藝術上都幫助我,生活上照顧我,是夫妻也是師徒。他在好的時候是專家,是愛國的名人,我跟他結了婚,現在我也受了冤屈被劃成了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了,我要跟他離婚,以後怎麽做人?會應了那句舊話:‘婊子無情,戲子無義’了,我把心一橫說:‘我是唱戲的,演的盡是貞烈節婦,要是跟祖光這時候離了婚,人家會罵我楊花水性,我不能這樣。他改造好了,我們還是一家人!’對方說:‘我們把他送走!’我說:‘送他走,我等他回來!’‘你……你等他多少年?’‘王寶釧等丈夫18年,我等28年!’對方大怒,拍了桌子,我也膽大了,豁出去了,心裏堅定了。


    “由於這次對話不順對方的心,因此我也被判了罪,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帽子。從那天起,我的罪可受多了,一家人骨肉分離,深夜冰天雪地,丈夫被送到遠離北京的北大荒勞動改造,因為需要我唱戲,台上唱戲,台下勞動改造,觀眾看戲還沒有全部離開劇場時,我這個台上唱主角兒的已經脫了戲裝去掃廁所了……從1957年後戴著右派帽子的我,盼啊!盼啊!盼來了1959年,這年12月的一天,我也被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也說我改造得好,那一時刻,我從心裏感到輕鬆,也認為是得到了新生啊!和溥儀當時有共同的感受。”


    聽得出神的皇帝溥儀兩眼淚汪汪,他說:“原來是這樣,要不咱們怎麽成了難友了,難友有共受難的感受,難友真好。”我說:“沒有幾年,這不是又來了個‘文化大革命’嗎?我又是個名牌摘帽右派死老虎,痛打!也好,能和你們這些有名的人物一起勞動改造,在我的生活上又豐富了一頁呀!”


    這時,巡診的醫生過來了,因為醫務人員也是屬於舊軍、警、憲、特、地、富、反、壞、右知識分子臭老九之列的人,也大都是批鬥對象,他們對我們也有同情,也有挨批鬥的感受,大都對我們不錯。皇帝聽到我的這段苦難經過,兩眼哭紅了,他本來有點兒牙朝外,這時下意識地張開了一點兒嘴,流出了口水。聽直了眼正發呆,看管人大聲說:“幹活!你們這些‘牛、鬼、蛇、神’幹什麽?開什麽反黨會議?”


    大夥都聽著沒有動,隻有溥儀緊張地站起來了,個子又瘦又高,很突出,醫生這時走近皇帝,用手摸摸他的頭對看管人說:“溥儀他發燒了。”說著用手指著溥儀說:“你跟我來,到醫務室拿點兒藥!”


    沈醉看皇帝發愣不敢走,說:“你去吧,這些活我替你完成好了,快去吧。”


    皇帝竟也變得聰明了!他裝著很難受,又是鼻涕又是眼淚地低著頭,彎著腰突出了駝背,跟醫生走向了醫務室。沈醉、杜聿明跟了幾步對我說:“溥儀他也學聰明了。”


    我說:“這叫隨機應變,連皇帝也學會做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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