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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愛因斯坦於1945年秋天在普林斯頓向美國廣播公司（abc）時事評論員斯溫（raymond gram swing，1887—1968）發表的談話。談話的記錄稿首次發表於美國波士頓出版的《大西洋月刊》（antic monthly）1945年11月號。本文譯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185～190頁）。 </blockquote>一
原子能的釋放並沒有產生新的問題，它隻是使得解決一個現存的問題的必要性變得更加迫切。人們可能說，它從量上，而不是從質上影響了我們。隻要存在實力強大的主權國家，戰爭便是不可避免的。這並不是說人們知道什麽時候會發生戰爭，但它肯定會發生。在原子彈被製造出來以前，這也是千真萬確的。被改變的隻是戰爭的摧毀力。
我不相信文明會在一場原子戰爭中被毀滅。也許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會被殺死，但是會留下足夠多有思想的人和足夠多書籍，重新開始，恢複文明。
我不認為原子彈的秘密應該交給聯合國，也不認為它應該交給蘇聯。這兩種情況都像一個有資本的人希望別人與他合夥從事某個事業，開始便分給對方一半的錢一樣。當他需要這個人的合作時，對方可能會開始和他唱對台戲。原子彈的秘密應交給一個“世界政府”，美國應立即宣布願意將它交給“世界政府”。這一政府應由美國、蘇聯和英國這三個強國組成。隻有這三個國家具有巨大的軍事力量。這三個國家應把它們所有的軍事力量交給這個“世界政府”。隻存在三個軍事強國這一事實，應使建立這種“世界政府”變得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難。
既然美國和英國擁有原子彈的秘密，而蘇聯沒有，它們就應該邀請蘇聯準備並提交“世界政府”的第一個憲章草案，這樣有助於消除蘇聯人的不信任感。蘇聯人之所以有此感覺，是因為原子彈成為高級機密的原因，就是不想讓蘇聯人知道。顯然，草稿不是最後定稿，但應該使蘇聯人感覺到“世界政府”將保護他們的安全。
我認為，由美國、英國和蘇聯各推選一人來共同商討這個憲章，是明智之舉。他們應該要有顧問，但這些顧問應該隻是被谘詢時才提出建議。我相信三個人能寫出一個他們三人都能接受的可行的憲章。六七個人或更多人則可能會失敗。在三個強國已起草一個憲章並采納它之後，小國應該被邀請加入這個“世界政府”。它們可以不加入，雖然那樣它們也感到相當安全，但我肯定它們是希望加入的。自然，它們應有權力提議對三大強國起草的憲章進行修改。但是，三大強國應該繼續組織“世界政府”，不管小國是否參加。
這個“世界政府”的權力應當覆蓋所有軍事事務，除此之外還需要一項權力。這就是它將對少數人壓製大多數人，因而導致戰爭的不安定國家進行幹涉。例如對阿根廷和西班牙存在的問題應有所行動。應該取消不幹涉的觀念，因為這是維護和平的分內之事。
“世界政府”不應等到三個強國具有同樣的自由狀況時才建立。雖然在蘇聯是由少數人統治，但我認為其內部的情況並未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必須記住，蘇聯人民沒有受過長期的政治教育。改進蘇聯的狀況必須由少數派來實施，這是因為多數人沒有這個能力。如果我出生在蘇聯，我相信我自己也會適應這個狀況。
在建立一個壟斷軍事權威的“世界政府”的過程中，並不需要改變三個強權國家的內部結構。要設計怎樣的方法以使得他們不同的結構能結合到一起進行協作，那是三個起草憲章的人的事。
我究竟害不害怕“世界政府”的專製呢？當然害怕。但我更害怕會發生另一場或者一係列戰爭。從某種程度上說，任何政府都是罪惡的。“世界政府”比罪惡更大的戰爭好，尤其是在戰爭的摧毀力已經越發強大之際。倘若不能在協議基礎上建立起“世界政府”，我相信戰爭遲早會來臨，而且是以一種更危險的形式來臨。因為一次戰爭或多次戰爭的結果，會導致一個強權勝出，以其壓倒性的軍事實力統治全世界。
現在我們有原子彈的秘密，我們不能失去它。如果把它交給聯合國組織或蘇聯，就會有失去秘密的危險。但我們也應盡快讓人們明白，我們並非是為了自身的權力才保守原子彈的秘密，而是希望通過“世界政府”建立和平。而我們自己將盡全力以促成這個“世界政府”的建立。
我知道有一些人雖然把“世界政府”作為最終的目標，但是更願意支持以漸進方式實現目的。指望通過一次一小步達到最終目的的做法，其困難在於，小步走的時候，我們繼續持有原子彈，卻又沒有使沒有原子彈的那些人接受我們的理由。這本身就會帶來恐懼和猜疑，導致對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嚴重惡化。因此，當人們一次一小步前進時，他們以為自己的目標是世界和平，卻因為步驟緩慢，實際上助長了戰爭危險。我們已沒有時間采取這種方式。若要防止戰爭，必須迅速采取行動。
我們不應該長久地保守這個秘密。我知道有一種論點，即其他國家都沒有足夠的錢發展原子彈，所以我們能長時間保持這個秘密。這正是在這個國家裏經常犯的錯誤：人們總是用金錢來衡量事物。倘若別的國家有原料，有人力，並且願意用這些資源發展原子能的話，它同樣能夠製造出原子彈，因為真正所需的是原料、人力和決心，而不是金錢。
我並不認為自己是原子能釋放之父。我是以一種很間接的方式參與其中的。事實上，我沒有預見到原子能會在我這個時代被釋放出來。我隻是覺得在理論上這是可能的。通過鏈式反應的偶然發現，它成了現實，而這不是我能預料到的。它是哈恩[1]在柏林發現的，但他曲解了自己的發現。正確的解釋是莉澤·邁特納[2]提供的，她從德國逃出來，將消息告訴了尼爾斯·玻爾。
我並不認為，用大公司的組織方法來組織科學能夠帶來一個偉大的原子科學時代。我們可以組織起來去應用一個已知的發現，但不能組織起來去獲得發現。唯有自由的個體才能做出發現。可以存在一種組織形式，使得科學家的自由和合理的工作條件得到保證。例如，美國大學的科學教授，應該從他們的一些教學負擔中解脫出來，從而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你能想象一個科學家組織能做出查爾斯·達爾文那樣的發現嗎？
我也不認為美國大量的私人公司是適應當前時代的需要的。若一個外星旅客來到這個國家，當他發現，這個國家的私人公司有那麽多權力而不承擔相應的責任，難道不會覺得奇怪嗎？我說這些也是想強調，美國政府必須控製原子能。因為原子能是政府發展的，將人民的這種權力交給任何個人或單個團體都不可想象。
要估計原子能何時能用於建設性的目的，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隻知道怎樣利用大量鈾。比如利用少量、適當的鈾，來操縱一輛汽車或一架飛機，到目前為止還是不可能的，而且也無法預料何時能實現。毫無疑問，這個目標能夠達到，但沒人知道將在什麽時候，也沒有人能預知什麽時候能有比鈾更常見的原子能原料。所有用於這個目的的原料應屬於有較大原子量的重元素。這些元素因其不穩定性而非常稀少。大多數這些原料可能已經通過衰變消失了。因此，雖然原子能的釋放能夠做到，而且肯定會對人類產生巨大的益處，但可能在一段時間內還不行。
我本人缺乏解說的天賦，無法向很多人說明人類目前麵臨的迫切問題。因而，我很樂意推薦一個有此天賦的人：埃默裏·裏夫斯[3]。他的《對和平的剖析》一書，論述了戰爭主題以及“世界政府”的必要性，智慧、簡潔、清晰、有力——若我能使用這些被濫用的字眼兒的話。
由於我覺得原子能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有很大益處，我隻好說目前它是個威脅。可能這樣也好。它可以迫使人類在國際事務中建立秩序，倘若沒有這種恐懼的壓力，這種秩序絕不會出現。 二
自從第一顆原子彈研製成功以來，並沒有使世界更遠離戰爭，之後的發展隻是增加了戰爭的摧毀力。我無法說出原子彈發展的第一手知識，因為我不在此領域工作。但是那些在這個領域裏工作的人已經說得夠多的了，他們指出，原子彈變得更有威力了。當然，造一個非常大的尺寸、能夠摧毀更大麵積的炸彈，其可能性是可以想象的。同樣可信的是，大規模的放射性氣體在一個廣泛的區域內傳播，在不摧毀建築物的情況下，會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我認為在這些可能性之外去推測一種大規模細菌戰是必要的。我懷疑這種戰爭的危險性能與原子核戰爭的危險相比。我也不認為鏈式反應會導致強大得足以毀滅這個星球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的地步。之所以排除這種考慮，是因為它若能從人造原子爆炸中發生的話，它早已在持續射向地球表麵的宇宙射線中發生了。
我們也用不著設想地球像一個被恒星爆炸摧毀的新星一樣被毀滅，就可以生動地理解戰爭日益增長的規模，並且承認，除非阻止另一場戰爭的發生，否則它將產生前所未有的，甚至現在我們也無法想象的摧毀力，隻有極少數文明能夠被保留下來。
在原子時代的頭兩年，另一個現象值得一提。盡管大眾對原子戰爭的恐怖性有所警惕，但並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已經在思想意識方麵喪失了警惕。有一種危險，倘若不能避免的話，那麽最好忘了它。同樣，還有一種危險，倘若所有預防措施已被采用的話，也最好忘了它。也就是說，如果美國政府分散工業區，使城市非集中化，人們忘掉他們麵臨的威脅，似乎是合乎情理的。
我應該附帶說一句，這個國家沒有采取預防措施，這倒是正確的。因為如果那樣做的話，就會使原子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加大，因為它使得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相信我們已著手準備戰爭了。但是對於預防戰爭的事情，我們也沒做什麽。相反，卻做了許多事情使原子戰爭更可怕。因而，我們沒有理由忽視這個危險。
自原子彈研製成功後，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去防止戰爭，盡管美國曾在聯合國提出過超國家控製原子能的建議。但這個國家所提出的是一個有條件的建議，而對於這個條件，蘇聯是絕不能接受的。這便有可能把失敗的罪名歸咎於蘇聯人。
但是在責備蘇聯人的同時，美國人不該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在超國家控製形成之前，或者沒有取得超國家控製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自願放棄利用原子彈作為常規武器。這便使得其他國家感到恐懼。因為他們[4]感到，若其他國家拒絕接受超國家控製的條約，他們便會把原子彈當作他們武器中的合法部分。
美國人或許可以使人相信，他們沒有發動侵略戰爭或者預防性戰爭的決心，因而他們或許認為沒有必要公開宣布自己不會第二次首先使用原子彈。但是，這個國家曾被鄭重地邀請宣布放棄原子彈的使用——也就是說，宣布它不合法——而它卻被拒絕了，除非超國家控製的條件被接受了。
我認為這個政策是個錯誤。拒絕聲明不使用原子彈，的確有一定的軍事利益，它抑製了其他國家，使他們不能發動一個在其中美國可能使用原子彈的戰爭。但是，有所得便有所失。這樣一來，超國家的原子能控製基礎上的相互理解變得更遙遠了。隻要美國掌握原子彈的唯一使用權，便不存在軍事障礙。但是，一旦其他國家能夠大量製造它，由於缺乏國際的協定，美國的損失將更重大，因為它集中的工業區和密集的人口在原子彈麵前十分脆弱。
既拒絕宣布原子彈為不合法化，同時又壟斷它，這使得美國在另一方麵也受到了損失，它不能使公眾接受在上次戰爭以前已被普遍接受的戰爭倫理準則。我們不該忘記，原子彈在這個國家是作為一種預防措施產生的，原本是用於阻止德國人使用原子彈的，若德國發現了它的話。轟炸非軍事區是德國人始創的，也為日本人所采納。對此，盟軍以牙還牙——實際上，具有更大的殺傷力——而且，他們這樣做在道義上是講得通的。但現在，沒有了挑釁，也就沒有了軍事報複和複仇的必要。拒絕使原子彈的使用不合法化顯然有政治目的。這讓人難以原諒。
我並不是說美國不應當生產和儲存原子彈，我認為它應該這樣做，因為它能抵禦一個同樣擁有原子彈國家的原子進攻。但是，防範應該是儲存原子彈的唯一目的。同樣，我認為當聯合國有自己的部隊和武器時，它也應該有原子彈。但其目的也應是出於防範好戰者或者反叛國家的原子進攻。同美國或者其他國家一樣，它更不應該在最初階段使用原子彈。在沒有保證不使用原子彈的條件下儲存它，是為了利用其使用權達成政治目的。可能美國是希望用這種方法恐嚇蘇聯接受原子能的超國家控製。但是，這產生的恐懼隻能加強對抗性並增加戰爭的危險。我的觀點是：這個政策損害了原子能超國家控製的真正優點。
在戰爭中，我們不得不接受敵人卑劣低下的道德水準。我們已從這種戰爭中逃脫出來。但我們並未感受到從這個道德水準中逃離出來的自由，並沒有開始恢複人類生活的神聖並保障平民的安全。事實上，我們把過去戰爭中敵人低下的道德水準作為我們目前的水準，因而，我們開始了另一場因我們的選擇而變得卑劣的戰爭。
可能公眾並沒有完全意識到，在另一場戰爭中，原子彈將會被大量使用。由在上次戰爭結束以前爆炸的三顆原子彈的破壞力就可以衡量出這種危險。公眾也許還未認識到：因其巨大的破壞性，原子彈已成為用於進攻的最經濟的摧毀手段。在另一場戰爭中，將有足夠多的原子彈，而且它們會相當便宜。除非在美國的政治和軍事首腦以及公眾自己這一邊，有一個比現在更堅定的不使用原子彈的決心，否則，原子戰爭在所難免。除非美國人逐漸認識到他們並不因有原子彈而在世界上更強大，而是因受原子彈攻擊而更脆弱；否則，他們不可能指導在成功湖[5]的政策，甚至不能處理它們與蘇聯推進相互理解的關係。
但我並不是說：美國未能宣布除報複外，原子彈的使用不具合法化，是其在原子能控製方麵未能與蘇聯達成一致意見的唯一緣由。蘇聯人清楚地表示，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超國家政體的存在。他們不僅在原子能方麵拒絕超國家政體，更在原則上竭力阻撓它。這樣，他們便預先拒絕了加入“有限世界政府”的任何倡議。
葛羅米柯[6]先生正確地表明，美國原子提議的本質，證明國家主權已不適於原子時代。他宣稱蘇聯不能接受這個論點。他給出的理由令人費解，因為它們顯然是托詞。但看來蘇聯領導者真的相信，在超國家政體下，他們不能保證國家的社會結構。蘇聯政府決定維持當前的社會結構，掌握了巨大權力的蘇聯領導人會通過這種結構的本性，毫不費力地阻止超國家政體的存在，控製原子能或其他任何東西。
在超國家政體製度下維持他們目前的社會結構會遇到困難，蘇聯人在這方麵的想法可能部分是正確的，雖然他們很快會發現參加超國家政體比孤立於一個法治世界之外損失要少得多。但目前他們被恐懼引導，而且我們不得不承認：不僅在原子能方麵，而且在其他許多方麵，美國極大地激起了這些恐懼。事實上，這個國家在指導其對蘇聯的政策時似乎令人相信：恐嚇是最有效的外交工具。
盡管蘇聯人力爭阻止超國家安全體係的形成，但這並不等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就不應該創立此體係。上麵已經指出，蘇聯有辦法使用各種手段阻止他們不想發生的事；但是一旦發生了，他們又能靈活地適應它。所以，美國和其他強國最好不要允許蘇聯否決建立超國家安全組織。在此過程中，他們還抱著一絲希望：一旦蘇聯人明白他們不能阻止這樣的政體，他們或許會加入其中。
迄今為止，美國政府表現出對保障蘇聯的安全不感興趣。它關心的是自己的安全。這正是主權國家間權力衝突競爭的特征。但是沒有人能夠預先知道，倘若美國人民迫使他們的領導者建立一個取代當前國際關係無政府狀態的政策，又會對蘇聯人的恐懼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在法治世界裏，蘇聯人的安全如同我們自己的安全一樣重要。要是美國人全心全意地支持這個計劃——這在民主製下是可能的——在蘇聯人的思想中會產生一種奇跡。
目前蘇聯人尚沒有證據使自己相信，美國人民不準備支持軍事預備政策，而他們把這種政策看成是蓄意恫嚇。如果他們能確信，美國人確實熱切渴望以一種能夠維持和平的方式，即通過超國家法治政權以維護和平，蘇聯人便不會為美國目前思想趨勢中對蘇聯安全的威脅擔心。隻有等到一個由覺醒了的美國民眾支持的天才的、令人信服的提議交給蘇聯之後，我們才有資格說蘇聯人的答複會是怎樣的。
他們的最初反應也許會是拒絕這個法治世界。但如果有一天，蘇聯人開始明白，沒有他們，這樣的世界依然會形成，而且他們自身的安全感增加，他們的觀念或許會改變。
我讚同邀請蘇聯人加入一個有權威提供安全保障的“世界政府”。若他們不願加入，就開始建立沒有他們參加的超國家安全組織。但我要承認，我很快意識到這樣會產生很大的危險。倘若被采納的話，就必須讓人立即明白新的政體並非是一個反對蘇聯的政權聯盟，它必須是一個聯合體，由於其組合的性質，大大減少了戰爭的機會。它自己的利益比任何一個單獨政體的利益都要複雜分散，這樣更不可能發動侵略性的或者預防性的戰爭。它的權力將比任何單獨的國家都要大，因而也更強。它在地理位置上幅員遼闊，這樣更難以軍事方式被打敗。它將致力於超國家的安全，這樣便不強調國家主權，而後者正是戰爭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一個沒有蘇聯加入的超國家政體建立起來了，那它的和平使命將依賴於它的技巧和真誠。對盡力讓蘇聯人加入進來的願望的強調，在任何時候都應是明確的。這一點必須讓蘇聯人明白，同樣也要讓組成這個組織的國家明白：絕不因為一個國家拒絕加入而懲罰它。如果蘇聯人開始沒有加入，必須讓他們確信，當他們決定加入時，他們會受到歡迎。創立這個組織的人應該理解：它們的最終目標是要得到蘇聯人的支持。
這是一些抽象的東西，很難概括出不完整的“世界政府”用以勸告蘇聯人加入的詳細綱要。但對我而言，有兩個條件是很清楚的：新的機構必須沒有軍事秘密；並且，在新的政策被起草、討論和通過時，以及在決定機構的政策時，蘇聯人都有派遣觀察員出席這個組織的每一次會議的自由。這樣便會摧毀那個製造了大量世界猜疑的巨大秘密工廠。
提議設立一個沒有任何軍事機密的政體，可能冒犯了有軍事頭腦的人。他被教導相信，如此泄露秘密會使一個好戰的民族意欲征服地球（對於所謂的原子彈的秘密，我猜想，蘇聯人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會在短時間內得到它）。我承認不保守軍事秘密是個冒險行為。但是如果有足夠數量的國家齊心協力的話，他們能冒這個險，因為他們的安全會大大增加。由於減少了恐懼、猜疑和不信任，我們有信心去冒這個險，世界上基於主權的戰爭可能性所增加的緊張形勢，將會被逐漸增長的對和平的自信的輕鬆感所取代。很快，這可能對蘇聯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以至於他們的領袖對西方的態度會變得溫和。
本文是愛因斯坦於1945年秋天在普林斯頓向美國廣播公司（abc）時事評論員斯溫（raymond gram swing，1887—1968）發表的談話。談話的記錄稿首次發表於美國波士頓出版的《大西洋月刊》（antic monthly）1945年11月號。本文譯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185～190頁）。 </blockquote>一
原子能的釋放並沒有產生新的問題，它隻是使得解決一個現存的問題的必要性變得更加迫切。人們可能說，它從量上，而不是從質上影響了我們。隻要存在實力強大的主權國家，戰爭便是不可避免的。這並不是說人們知道什麽時候會發生戰爭，但它肯定會發生。在原子彈被製造出來以前，這也是千真萬確的。被改變的隻是戰爭的摧毀力。
我不相信文明會在一場原子戰爭中被毀滅。也許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會被殺死，但是會留下足夠多有思想的人和足夠多書籍，重新開始，恢複文明。
我不認為原子彈的秘密應該交給聯合國，也不認為它應該交給蘇聯。這兩種情況都像一個有資本的人希望別人與他合夥從事某個事業，開始便分給對方一半的錢一樣。當他需要這個人的合作時，對方可能會開始和他唱對台戲。原子彈的秘密應交給一個“世界政府”，美國應立即宣布願意將它交給“世界政府”。這一政府應由美國、蘇聯和英國這三個強國組成。隻有這三個國家具有巨大的軍事力量。這三個國家應把它們所有的軍事力量交給這個“世界政府”。隻存在三個軍事強國這一事實，應使建立這種“世界政府”變得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難。
既然美國和英國擁有原子彈的秘密，而蘇聯沒有，它們就應該邀請蘇聯準備並提交“世界政府”的第一個憲章草案，這樣有助於消除蘇聯人的不信任感。蘇聯人之所以有此感覺，是因為原子彈成為高級機密的原因，就是不想讓蘇聯人知道。顯然，草稿不是最後定稿，但應該使蘇聯人感覺到“世界政府”將保護他們的安全。
我認為，由美國、英國和蘇聯各推選一人來共同商討這個憲章，是明智之舉。他們應該要有顧問，但這些顧問應該隻是被谘詢時才提出建議。我相信三個人能寫出一個他們三人都能接受的可行的憲章。六七個人或更多人則可能會失敗。在三個強國已起草一個憲章並采納它之後，小國應該被邀請加入這個“世界政府”。它們可以不加入，雖然那樣它們也感到相當安全，但我肯定它們是希望加入的。自然，它們應有權力提議對三大強國起草的憲章進行修改。但是，三大強國應該繼續組織“世界政府”，不管小國是否參加。
這個“世界政府”的權力應當覆蓋所有軍事事務，除此之外還需要一項權力。這就是它將對少數人壓製大多數人，因而導致戰爭的不安定國家進行幹涉。例如對阿根廷和西班牙存在的問題應有所行動。應該取消不幹涉的觀念，因為這是維護和平的分內之事。
“世界政府”不應等到三個強國具有同樣的自由狀況時才建立。雖然在蘇聯是由少數人統治，但我認為其內部的情況並未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必須記住，蘇聯人民沒有受過長期的政治教育。改進蘇聯的狀況必須由少數派來實施，這是因為多數人沒有這個能力。如果我出生在蘇聯，我相信我自己也會適應這個狀況。
在建立一個壟斷軍事權威的“世界政府”的過程中，並不需要改變三個強權國家的內部結構。要設計怎樣的方法以使得他們不同的結構能結合到一起進行協作，那是三個起草憲章的人的事。
我究竟害不害怕“世界政府”的專製呢？當然害怕。但我更害怕會發生另一場或者一係列戰爭。從某種程度上說，任何政府都是罪惡的。“世界政府”比罪惡更大的戰爭好，尤其是在戰爭的摧毀力已經越發強大之際。倘若不能在協議基礎上建立起“世界政府”，我相信戰爭遲早會來臨，而且是以一種更危險的形式來臨。因為一次戰爭或多次戰爭的結果，會導致一個強權勝出，以其壓倒性的軍事實力統治全世界。
現在我們有原子彈的秘密，我們不能失去它。如果把它交給聯合國組織或蘇聯，就會有失去秘密的危險。但我們也應盡快讓人們明白，我們並非是為了自身的權力才保守原子彈的秘密，而是希望通過“世界政府”建立和平。而我們自己將盡全力以促成這個“世界政府”的建立。
我知道有一些人雖然把“世界政府”作為最終的目標，但是更願意支持以漸進方式實現目的。指望通過一次一小步達到最終目的的做法，其困難在於，小步走的時候，我們繼續持有原子彈，卻又沒有使沒有原子彈的那些人接受我們的理由。這本身就會帶來恐懼和猜疑，導致對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嚴重惡化。因此，當人們一次一小步前進時，他們以為自己的目標是世界和平，卻因為步驟緩慢，實際上助長了戰爭危險。我們已沒有時間采取這種方式。若要防止戰爭，必須迅速采取行動。
我們不應該長久地保守這個秘密。我知道有一種論點，即其他國家都沒有足夠的錢發展原子彈，所以我們能長時間保持這個秘密。這正是在這個國家裏經常犯的錯誤：人們總是用金錢來衡量事物。倘若別的國家有原料，有人力，並且願意用這些資源發展原子能的話，它同樣能夠製造出原子彈，因為真正所需的是原料、人力和決心，而不是金錢。
我並不認為自己是原子能釋放之父。我是以一種很間接的方式參與其中的。事實上，我沒有預見到原子能會在我這個時代被釋放出來。我隻是覺得在理論上這是可能的。通過鏈式反應的偶然發現，它成了現實，而這不是我能預料到的。它是哈恩[1]在柏林發現的，但他曲解了自己的發現。正確的解釋是莉澤·邁特納[2]提供的，她從德國逃出來，將消息告訴了尼爾斯·玻爾。
我並不認為，用大公司的組織方法來組織科學能夠帶來一個偉大的原子科學時代。我們可以組織起來去應用一個已知的發現，但不能組織起來去獲得發現。唯有自由的個體才能做出發現。可以存在一種組織形式，使得科學家的自由和合理的工作條件得到保證。例如，美國大學的科學教授，應該從他們的一些教學負擔中解脫出來，從而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你能想象一個科學家組織能做出查爾斯·達爾文那樣的發現嗎？
我也不認為美國大量的私人公司是適應當前時代的需要的。若一個外星旅客來到這個國家，當他發現，這個國家的私人公司有那麽多權力而不承擔相應的責任，難道不會覺得奇怪嗎？我說這些也是想強調，美國政府必須控製原子能。因為原子能是政府發展的，將人民的這種權力交給任何個人或單個團體都不可想象。
要估計原子能何時能用於建設性的目的，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隻知道怎樣利用大量鈾。比如利用少量、適當的鈾，來操縱一輛汽車或一架飛機，到目前為止還是不可能的，而且也無法預料何時能實現。毫無疑問，這個目標能夠達到，但沒人知道將在什麽時候，也沒有人能預知什麽時候能有比鈾更常見的原子能原料。所有用於這個目的的原料應屬於有較大原子量的重元素。這些元素因其不穩定性而非常稀少。大多數這些原料可能已經通過衰變消失了。因此，雖然原子能的釋放能夠做到，而且肯定會對人類產生巨大的益處，但可能在一段時間內還不行。
我本人缺乏解說的天賦，無法向很多人說明人類目前麵臨的迫切問題。因而，我很樂意推薦一個有此天賦的人：埃默裏·裏夫斯[3]。他的《對和平的剖析》一書，論述了戰爭主題以及“世界政府”的必要性，智慧、簡潔、清晰、有力——若我能使用這些被濫用的字眼兒的話。
由於我覺得原子能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有很大益處，我隻好說目前它是個威脅。可能這樣也好。它可以迫使人類在國際事務中建立秩序，倘若沒有這種恐懼的壓力，這種秩序絕不會出現。 二
自從第一顆原子彈研製成功以來，並沒有使世界更遠離戰爭，之後的發展隻是增加了戰爭的摧毀力。我無法說出原子彈發展的第一手知識，因為我不在此領域工作。但是那些在這個領域裏工作的人已經說得夠多的了，他們指出，原子彈變得更有威力了。當然，造一個非常大的尺寸、能夠摧毀更大麵積的炸彈，其可能性是可以想象的。同樣可信的是，大規模的放射性氣體在一個廣泛的區域內傳播，在不摧毀建築物的情況下，會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我認為在這些可能性之外去推測一種大規模細菌戰是必要的。我懷疑這種戰爭的危險性能與原子核戰爭的危險相比。我也不認為鏈式反應會導致強大得足以毀滅這個星球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的地步。之所以排除這種考慮，是因為它若能從人造原子爆炸中發生的話，它早已在持續射向地球表麵的宇宙射線中發生了。
我們也用不著設想地球像一個被恒星爆炸摧毀的新星一樣被毀滅，就可以生動地理解戰爭日益增長的規模，並且承認，除非阻止另一場戰爭的發生，否則它將產生前所未有的，甚至現在我們也無法想象的摧毀力，隻有極少數文明能夠被保留下來。
在原子時代的頭兩年，另一個現象值得一提。盡管大眾對原子戰爭的恐怖性有所警惕，但並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已經在思想意識方麵喪失了警惕。有一種危險，倘若不能避免的話，那麽最好忘了它。同樣，還有一種危險，倘若所有預防措施已被采用的話，也最好忘了它。也就是說，如果美國政府分散工業區，使城市非集中化，人們忘掉他們麵臨的威脅，似乎是合乎情理的。
我應該附帶說一句，這個國家沒有采取預防措施，這倒是正確的。因為如果那樣做的話，就會使原子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加大，因為它使得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相信我們已著手準備戰爭了。但是對於預防戰爭的事情，我們也沒做什麽。相反，卻做了許多事情使原子戰爭更可怕。因而，我們沒有理由忽視這個危險。
自原子彈研製成功後，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去防止戰爭，盡管美國曾在聯合國提出過超國家控製原子能的建議。但這個國家所提出的是一個有條件的建議，而對於這個條件，蘇聯是絕不能接受的。這便有可能把失敗的罪名歸咎於蘇聯人。
但是在責備蘇聯人的同時，美國人不該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在超國家控製形成之前，或者沒有取得超國家控製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自願放棄利用原子彈作為常規武器。這便使得其他國家感到恐懼。因為他們[4]感到，若其他國家拒絕接受超國家控製的條約，他們便會把原子彈當作他們武器中的合法部分。
美國人或許可以使人相信，他們沒有發動侵略戰爭或者預防性戰爭的決心，因而他們或許認為沒有必要公開宣布自己不會第二次首先使用原子彈。但是，這個國家曾被鄭重地邀請宣布放棄原子彈的使用——也就是說，宣布它不合法——而它卻被拒絕了，除非超國家控製的條件被接受了。
我認為這個政策是個錯誤。拒絕聲明不使用原子彈，的確有一定的軍事利益，它抑製了其他國家，使他們不能發動一個在其中美國可能使用原子彈的戰爭。但是，有所得便有所失。這樣一來，超國家的原子能控製基礎上的相互理解變得更遙遠了。隻要美國掌握原子彈的唯一使用權，便不存在軍事障礙。但是，一旦其他國家能夠大量製造它，由於缺乏國際的協定，美國的損失將更重大，因為它集中的工業區和密集的人口在原子彈麵前十分脆弱。
既拒絕宣布原子彈為不合法化，同時又壟斷它，這使得美國在另一方麵也受到了損失，它不能使公眾接受在上次戰爭以前已被普遍接受的戰爭倫理準則。我們不該忘記，原子彈在這個國家是作為一種預防措施產生的，原本是用於阻止德國人使用原子彈的，若德國發現了它的話。轟炸非軍事區是德國人始創的，也為日本人所采納。對此，盟軍以牙還牙——實際上，具有更大的殺傷力——而且，他們這樣做在道義上是講得通的。但現在，沒有了挑釁，也就沒有了軍事報複和複仇的必要。拒絕使原子彈的使用不合法化顯然有政治目的。這讓人難以原諒。
我並不是說美國不應當生產和儲存原子彈，我認為它應該這樣做，因為它能抵禦一個同樣擁有原子彈國家的原子進攻。但是，防範應該是儲存原子彈的唯一目的。同樣，我認為當聯合國有自己的部隊和武器時，它也應該有原子彈。但其目的也應是出於防範好戰者或者反叛國家的原子進攻。同美國或者其他國家一樣，它更不應該在最初階段使用原子彈。在沒有保證不使用原子彈的條件下儲存它，是為了利用其使用權達成政治目的。可能美國是希望用這種方法恐嚇蘇聯接受原子能的超國家控製。但是，這產生的恐懼隻能加強對抗性並增加戰爭的危險。我的觀點是：這個政策損害了原子能超國家控製的真正優點。
在戰爭中，我們不得不接受敵人卑劣低下的道德水準。我們已從這種戰爭中逃脫出來。但我們並未感受到從這個道德水準中逃離出來的自由，並沒有開始恢複人類生活的神聖並保障平民的安全。事實上，我們把過去戰爭中敵人低下的道德水準作為我們目前的水準，因而，我們開始了另一場因我們的選擇而變得卑劣的戰爭。
可能公眾並沒有完全意識到，在另一場戰爭中，原子彈將會被大量使用。由在上次戰爭結束以前爆炸的三顆原子彈的破壞力就可以衡量出這種危險。公眾也許還未認識到：因其巨大的破壞性，原子彈已成為用於進攻的最經濟的摧毀手段。在另一場戰爭中，將有足夠多的原子彈，而且它們會相當便宜。除非在美國的政治和軍事首腦以及公眾自己這一邊，有一個比現在更堅定的不使用原子彈的決心，否則，原子戰爭在所難免。除非美國人逐漸認識到他們並不因有原子彈而在世界上更強大，而是因受原子彈攻擊而更脆弱；否則，他們不可能指導在成功湖[5]的政策，甚至不能處理它們與蘇聯推進相互理解的關係。
但我並不是說：美國未能宣布除報複外，原子彈的使用不具合法化，是其在原子能控製方麵未能與蘇聯達成一致意見的唯一緣由。蘇聯人清楚地表示，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超國家政體的存在。他們不僅在原子能方麵拒絕超國家政體，更在原則上竭力阻撓它。這樣，他們便預先拒絕了加入“有限世界政府”的任何倡議。
葛羅米柯[6]先生正確地表明，美國原子提議的本質，證明國家主權已不適於原子時代。他宣稱蘇聯不能接受這個論點。他給出的理由令人費解，因為它們顯然是托詞。但看來蘇聯領導者真的相信，在超國家政體下，他們不能保證國家的社會結構。蘇聯政府決定維持當前的社會結構，掌握了巨大權力的蘇聯領導人會通過這種結構的本性，毫不費力地阻止超國家政體的存在，控製原子能或其他任何東西。
在超國家政體製度下維持他們目前的社會結構會遇到困難，蘇聯人在這方麵的想法可能部分是正確的，雖然他們很快會發現參加超國家政體比孤立於一個法治世界之外損失要少得多。但目前他們被恐懼引導，而且我們不得不承認：不僅在原子能方麵，而且在其他許多方麵，美國極大地激起了這些恐懼。事實上，這個國家在指導其對蘇聯的政策時似乎令人相信：恐嚇是最有效的外交工具。
盡管蘇聯人力爭阻止超國家安全體係的形成，但這並不等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就不應該創立此體係。上麵已經指出，蘇聯有辦法使用各種手段阻止他們不想發生的事；但是一旦發生了，他們又能靈活地適應它。所以，美國和其他強國最好不要允許蘇聯否決建立超國家安全組織。在此過程中，他們還抱著一絲希望：一旦蘇聯人明白他們不能阻止這樣的政體，他們或許會加入其中。
迄今為止，美國政府表現出對保障蘇聯的安全不感興趣。它關心的是自己的安全。這正是主權國家間權力衝突競爭的特征。但是沒有人能夠預先知道，倘若美國人民迫使他們的領導者建立一個取代當前國際關係無政府狀態的政策，又會對蘇聯人的恐懼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在法治世界裏，蘇聯人的安全如同我們自己的安全一樣重要。要是美國人全心全意地支持這個計劃——這在民主製下是可能的——在蘇聯人的思想中會產生一種奇跡。
目前蘇聯人尚沒有證據使自己相信，美國人民不準備支持軍事預備政策，而他們把這種政策看成是蓄意恫嚇。如果他們能確信，美國人確實熱切渴望以一種能夠維持和平的方式，即通過超國家法治政權以維護和平，蘇聯人便不會為美國目前思想趨勢中對蘇聯安全的威脅擔心。隻有等到一個由覺醒了的美國民眾支持的天才的、令人信服的提議交給蘇聯之後，我們才有資格說蘇聯人的答複會是怎樣的。
他們的最初反應也許會是拒絕這個法治世界。但如果有一天，蘇聯人開始明白，沒有他們，這樣的世界依然會形成，而且他們自身的安全感增加，他們的觀念或許會改變。
我讚同邀請蘇聯人加入一個有權威提供安全保障的“世界政府”。若他們不願加入，就開始建立沒有他們參加的超國家安全組織。但我要承認，我很快意識到這樣會產生很大的危險。倘若被采納的話，就必須讓人立即明白新的政體並非是一個反對蘇聯的政權聯盟，它必須是一個聯合體，由於其組合的性質，大大減少了戰爭的機會。它自己的利益比任何一個單獨政體的利益都要複雜分散，這樣更不可能發動侵略性的或者預防性的戰爭。它的權力將比任何單獨的國家都要大，因而也更強。它在地理位置上幅員遼闊，這樣更難以軍事方式被打敗。它將致力於超國家的安全，這樣便不強調國家主權，而後者正是戰爭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一個沒有蘇聯加入的超國家政體建立起來了，那它的和平使命將依賴於它的技巧和真誠。對盡力讓蘇聯人加入進來的願望的強調，在任何時候都應是明確的。這一點必須讓蘇聯人明白，同樣也要讓組成這個組織的國家明白：絕不因為一個國家拒絕加入而懲罰它。如果蘇聯人開始沒有加入，必須讓他們確信，當他們決定加入時，他們會受到歡迎。創立這個組織的人應該理解：它們的最終目標是要得到蘇聯人的支持。
這是一些抽象的東西，很難概括出不完整的“世界政府”用以勸告蘇聯人加入的詳細綱要。但對我而言，有兩個條件是很清楚的：新的機構必須沒有軍事秘密；並且，在新的政策被起草、討論和通過時，以及在決定機構的政策時，蘇聯人都有派遣觀察員出席這個組織的每一次會議的自由。這樣便會摧毀那個製造了大量世界猜疑的巨大秘密工廠。
提議設立一個沒有任何軍事機密的政體，可能冒犯了有軍事頭腦的人。他被教導相信，如此泄露秘密會使一個好戰的民族意欲征服地球（對於所謂的原子彈的秘密，我猜想，蘇聯人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會在短時間內得到它）。我承認不保守軍事秘密是個冒險行為。但是如果有足夠數量的國家齊心協力的話，他們能冒這個險，因為他們的安全會大大增加。由於減少了恐懼、猜疑和不信任，我們有信心去冒這個險，世界上基於主權的戰爭可能性所增加的緊張形勢，將會被逐漸增長的對和平的自信的輕鬆感所取代。很快，這可能對蘇聯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以至於他們的領袖對西方的態度會變得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