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quote>
本文是愛因斯坦為1948年8月25日在波蘭弗羅茨瓦夫（wrov）召開的“知識分子和平大會”（the peace congress of intellectuals）準備的發言稿。愛因斯坦收到邀請，但未能成行，他委托奧托·那坦（otto nathan，1893—1987）代為宣讀。但由於裏麵有建立“超國家組織”等內容，大會組織者建議那坦刪掉，但遭到了拒絕。這篇發言稿最終並未真正在會上宣讀。愛因斯坦後來將本文交給《紐約時報》，於1948年8月29日發表。 </blockquote>
作為許多國家的知識分子和學者，今天我們懷著深刻的曆史責任感在這裏相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感謝法國和波蘭的同行，由於他們的提議，我們為了一個重大的目標集合在一起：利用有智之士的影響來促進世界範圍的和平與安全。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問題，柏拉圖是最早試圖努力為之奮鬥的人之一——運用理性和謹慎來解決人的問題，而不是向遠祖遺傳下來的本能和熱情投降。
通過痛苦的經驗，我們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決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諸多問題。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學工作對人類常常具有悲劇性的含義。一方麵，它產生了使人從精疲力竭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的發明；但另一方麵，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嚴重的不安，使人成為其技術環境的奴隸，所有這些中最為災難性的是——發明了人類自我大規模毀滅的手段。這實在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悲劇！
盡管這個悲劇是令人痛心的，但更具悲劇性的是：人類在科學和技術領域裏產生了這麽多極為成功的學者，但長期以來，我們在尋找困惑人類的許多政治衝突和經濟壓力的適當解決途徑時卻束手無策。無疑，國內以及國家之間經濟利益的衝突在很大程度上要對導致今日世界的危險局勢和威脅負責。人類在創建一個保證世界上民族之間和平共存的政治和經濟組織形式方麵還未成功，在構建一個消除戰爭的可能性、永遠禁止大規模毀滅的謀殺性裝置的體係方麵還未成功。
我們這些具有悲劇命運、幫助製造更可怕和更有效的滅絕方法的科學家，必須考慮運用我們的全部權力去阻止這些武器被用於野蠻的目的，把它看成是我們神聖和莊嚴的責任。有什麽目的對我們來說能比這更重要呢？有什麽社會目的能比這更接近我們的心靈呢？這就是為什麽這次會議具有如此重要使命的原因。我們來這裏相互協商。我們必須建築聯結各國之間的精神和科學的橋梁。我們必須克服國家邊界的可怕障礙。
在較小的社會生活中，人們在瓦解反社會的統治權方麵取得了一些進步。比如，在城市裏的生活就是這樣。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在個別國家內部的社會生活也是如此。在這樣的社會裏，傳統和教育具有一種調節性的影響，給生活在這些範圍內的人帶來了寬容的關係。但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完全的無政府主義仍然流行。我不認為在過去的幾千年裏，我們在這個領域裏做出了任何真正的進步。國家之間長年不斷的衝突仍然是訴諸武力、訴諸戰爭來解決的。不論在何方，不論在何時，隻要實際上有可能，隨時隨地都會激發無窮無盡的野心，無限製地貪求更大的權力。
貫穿曆史的國際事務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讓人類承受了不可言狀的痛苦和毀滅。它一次又一次阻礙人類的進步，妨礙他們身心的發展。在某些時候，它幾乎毀滅了整個區域。
然而，國家試圖經常處於戰爭準備的願望，仍然對人類的生活產生了其他反響。每個國家對其居民的權力的控製，在過去的幾百年裏，已經穩步地增長了。在這一點上，權力被明智地運用的國家一點兒也不比被殘暴專製統治的國家差。很大程度上因為現代工業設置的集中化，政府在其居民間保持和平及有秩序的關係的功能，變得越來越複雜和廣泛。為了防止其居民免受攻擊，沒有一個現代政府不要求一個擴張的軍事設施。另外，政府認為教育它的居民存在戰爭的可能性是必要的，這種“教育”不僅腐化了青年人的心靈，而且反過來影響了成年人的心理狀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避免這種腐化。這種腐化甚至蔓延到了那些並無侵略意圖的公民之中。國家因而變成了一個現代偶像，它的挑動性的權力很少有人能逃脫。
然而，戰爭教育是一種妄想。過去幾年裏的技術發展創建了一個全新的軍事狀況。令人恐怖的武器被發明出來，它能在幾秒鍾內讓大量的人滅絕，並讓巨大的地區毀滅。由於科學還沒有發明防範這些武器的方法，現在國家不再能恰當地保護其居民的安全。
那麽，我們如何才能得救呢？
隻有當一個超國家的組織唯一具有產生和擁有這些武器的權力時，人類才能從這種不可想象的毀滅和不負責任的滅絕中得到保護。然而，除非這個組織具有合法的權力，能解決過去導致戰爭的所有衝突，否則很難想象在現存條件下，國家把自己手中的權力交給超國家組織。單個國家的功能將或多或少集中在內部事務上，在它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它們隻處理那些絕不會導致危及國際安全的爭端和問題。
不幸的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各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人類目前所處的情形已迫使人們不得不采取革命性手段。我們的情形是過去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比擬的。因而，不可能把在較早階段滿足的方法和手段應用到現在。我們必須徹底改變我們的思考方式，徹底改變我們的行動，必須有勇氣徹底改變世界上國家之間的關係。昨天的陳詞濫調不再適合於今天，無疑也將在明天毫無希望地過時。讓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認識到這一點，是知識分子肩上從未擔負的最重要和最重大的社會職責。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盡可能超越民族教育的紐帶，來啟發世界人民以最徹底的方式改變其根深蒂固的民族傳統呢？
巨大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現在失敗了，那麽超國家的組織將在以後建成，那時它將不得不建造在現在尚存的世界的大部分廢墟之上。讓我們希望，廢除現存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將不需要導致一個自作自受的世界災難，這場災難的程度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想象得到。時間苦短，如果我們要行動，就必須現在行動。
本文是愛因斯坦為1948年8月25日在波蘭弗羅茨瓦夫（wrov）召開的“知識分子和平大會”（the peace congress of intellectuals）準備的發言稿。愛因斯坦收到邀請，但未能成行，他委托奧托·那坦（otto nathan，1893—1987）代為宣讀。但由於裏麵有建立“超國家組織”等內容，大會組織者建議那坦刪掉，但遭到了拒絕。這篇發言稿最終並未真正在會上宣讀。愛因斯坦後來將本文交給《紐約時報》，於1948年8月29日發表。 </blockquote>
作為許多國家的知識分子和學者，今天我們懷著深刻的曆史責任感在這裏相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感謝法國和波蘭的同行，由於他們的提議，我們為了一個重大的目標集合在一起：利用有智之士的影響來促進世界範圍的和平與安全。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問題，柏拉圖是最早試圖努力為之奮鬥的人之一——運用理性和謹慎來解決人的問題，而不是向遠祖遺傳下來的本能和熱情投降。
通過痛苦的經驗，我們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決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諸多問題。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學工作對人類常常具有悲劇性的含義。一方麵，它產生了使人從精疲力竭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的發明；但另一方麵，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嚴重的不安，使人成為其技術環境的奴隸，所有這些中最為災難性的是——發明了人類自我大規模毀滅的手段。這實在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悲劇！
盡管這個悲劇是令人痛心的，但更具悲劇性的是：人類在科學和技術領域裏產生了這麽多極為成功的學者，但長期以來，我們在尋找困惑人類的許多政治衝突和經濟壓力的適當解決途徑時卻束手無策。無疑，國內以及國家之間經濟利益的衝突在很大程度上要對導致今日世界的危險局勢和威脅負責。人類在創建一個保證世界上民族之間和平共存的政治和經濟組織形式方麵還未成功，在構建一個消除戰爭的可能性、永遠禁止大規模毀滅的謀殺性裝置的體係方麵還未成功。
我們這些具有悲劇命運、幫助製造更可怕和更有效的滅絕方法的科學家，必須考慮運用我們的全部權力去阻止這些武器被用於野蠻的目的，把它看成是我們神聖和莊嚴的責任。有什麽目的對我們來說能比這更重要呢？有什麽社會目的能比這更接近我們的心靈呢？這就是為什麽這次會議具有如此重要使命的原因。我們來這裏相互協商。我們必須建築聯結各國之間的精神和科學的橋梁。我們必須克服國家邊界的可怕障礙。
在較小的社會生活中，人們在瓦解反社會的統治權方麵取得了一些進步。比如，在城市裏的生活就是這樣。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在個別國家內部的社會生活也是如此。在這樣的社會裏，傳統和教育具有一種調節性的影響，給生活在這些範圍內的人帶來了寬容的關係。但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完全的無政府主義仍然流行。我不認為在過去的幾千年裏，我們在這個領域裏做出了任何真正的進步。國家之間長年不斷的衝突仍然是訴諸武力、訴諸戰爭來解決的。不論在何方，不論在何時，隻要實際上有可能，隨時隨地都會激發無窮無盡的野心，無限製地貪求更大的權力。
貫穿曆史的國際事務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讓人類承受了不可言狀的痛苦和毀滅。它一次又一次阻礙人類的進步，妨礙他們身心的發展。在某些時候，它幾乎毀滅了整個區域。
然而，國家試圖經常處於戰爭準備的願望，仍然對人類的生活產生了其他反響。每個國家對其居民的權力的控製，在過去的幾百年裏，已經穩步地增長了。在這一點上，權力被明智地運用的國家一點兒也不比被殘暴專製統治的國家差。很大程度上因為現代工業設置的集中化，政府在其居民間保持和平及有秩序的關係的功能，變得越來越複雜和廣泛。為了防止其居民免受攻擊，沒有一個現代政府不要求一個擴張的軍事設施。另外，政府認為教育它的居民存在戰爭的可能性是必要的，這種“教育”不僅腐化了青年人的心靈，而且反過來影響了成年人的心理狀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避免這種腐化。這種腐化甚至蔓延到了那些並無侵略意圖的公民之中。國家因而變成了一個現代偶像，它的挑動性的權力很少有人能逃脫。
然而，戰爭教育是一種妄想。過去幾年裏的技術發展創建了一個全新的軍事狀況。令人恐怖的武器被發明出來，它能在幾秒鍾內讓大量的人滅絕，並讓巨大的地區毀滅。由於科學還沒有發明防範這些武器的方法，現在國家不再能恰當地保護其居民的安全。
那麽，我們如何才能得救呢？
隻有當一個超國家的組織唯一具有產生和擁有這些武器的權力時，人類才能從這種不可想象的毀滅和不負責任的滅絕中得到保護。然而，除非這個組織具有合法的權力，能解決過去導致戰爭的所有衝突，否則很難想象在現存條件下，國家把自己手中的權力交給超國家組織。單個國家的功能將或多或少集中在內部事務上，在它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它們隻處理那些絕不會導致危及國際安全的爭端和問題。
不幸的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各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人類目前所處的情形已迫使人們不得不采取革命性手段。我們的情形是過去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比擬的。因而，不可能把在較早階段滿足的方法和手段應用到現在。我們必須徹底改變我們的思考方式，徹底改變我們的行動，必須有勇氣徹底改變世界上國家之間的關係。昨天的陳詞濫調不再適合於今天，無疑也將在明天毫無希望地過時。讓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認識到這一點，是知識分子肩上從未擔負的最重要和最重大的社會職責。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盡可能超越民族教育的紐帶，來啟發世界人民以最徹底的方式改變其根深蒂固的民族傳統呢？
巨大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現在失敗了，那麽超國家的組織將在以後建成，那時它將不得不建造在現在尚存的世界的大部分廢墟之上。讓我們希望，廢除現存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將不需要導致一個自作自受的世界災難，這場災難的程度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想象得到。時間苦短，如果我們要行動，就必須現在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