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quote>
1949年5月，愛因斯坦應朋友奧托·那坦的邀請，為後者的朋友、美國社會主義期刊《每月評論》創刊號的編輯休伯曼（leo huberman，1903—1968）寫了這篇被認為是其最重要和最著名的政治著作之一的文章。在愛因斯坦看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即使具有民主運行機製，也無法控製；更重要的是，這種體製未能釋放人類創造力的全部潛能。他最後得出結論，隻有通過有計劃的非官僚經濟，寡頭政治才能得到有效控製，人類的潛能才能得到真正釋放。
文章的最後一節未被收錄於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 </blockquote>
一個不是研究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專家，卻要對社會主義這一主題發表意見，這樣做合適嗎？我有諸多理由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讓我們從科學知識的觀點來考慮這個問題。看起來，天文學與經濟學之間並不存在基本方法論方麵的差別：兩個領域的科學家都試圖針對特定範圍內的現象發現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規律，以求盡量清晰地理解這些現象之間的相互聯係。然而實際上確實存在方法論上的差別。由於看到的經濟現象經常受許多難以分開進行評估的因素影響，發現經濟學領域的一般規律變得很困難。而且，眾所周知，從人類曆史上所謂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積累的經驗，受到的主要影響與限製，從性質上講絕不是經濟因素。例如，曆史上大多數主要國家都是通過征服得以存在。征服民族使自己在法律上和經濟上成為被征服國家的特權階級。他們壟斷了土地所有權，並從他們自己的階級中任命教職人員。這些控製教育大權的教職人員使社會的階級分化成為永恒的製度，而且創造出一套價值體係。從那時起，人們的社會活動一直受到這套價值體係的引導，盡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覺的。
然而，曆史傳統可以說是昨天的陳跡，各處的人類都從未真正超越索爾斯坦·凡勃倫所謂的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可以觀察到的經濟事實就屬於這一階段的產物，甚至我們從中可以得出的規律也不能適用於其他階段。既然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恰恰在於克服並超越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那麽現階段的經濟科學幾乎無法說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
其次，社會主義追求一種社會——倫理目的。但科學本身並不能創造目的，更無法將它們灌輸給人們。科學至多隻能提供達到特定目的的手段。而目的自身則是由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理想的人物構想出來的，並且——隻要這些目的沒有胎死腹中，而是充滿活力——就會被那些自覺不自覺地決定著緩慢的社會進程的人所接受並進一步發展。
基於這些原因，在涉及人的問題時，我們應該保持謹慎態度，不能高估科學與科學方法的作用，也不應該認為隻有專家才有權在影響社會組織問題上發表見解。
一段時間以來，不知道多少人聲稱：人類社會正經曆著一場危機，它的穩定性已經受到嚴重的動搖。這種狀況的特征在於，個人對他們所屬的或大或小的團體采取了一種可有可無甚至是敵視的態度。為了闡明我的觀點，請允許我寫下一段個人經曆。最近我與一位聰明並且脾氣很好的人討論一場新戰爭的威脅問題。在我看來，這場戰爭將嚴重危及人類的生存。我提到，隻有建立一個超國家組織，才能使人類免受這一危險。聽了我的話，我的客人以一種非常沉著冷靜的口氣對我說：“你為什麽如此強烈地反對人類的毀滅？”
我確信，即使在近一個世紀前，也不會有人如此輕率地做出這樣的聲明。這是一個努力使自己內心保持平衡卻徒勞無獲，而且或多或少喪失了成功希望的人做出的聲明。它表示了當今這個時代許多人都在經受著的一種痛苦的孤寂。這是什麽原因造成的，能否擺脫它？
提出這樣的問題很容易，而給出具有任何把握的答案卻很困難。盡管如此，我仍然必須盡全力，雖然我很清楚，我們的感情與追求經常互相矛盾、模糊不清而且無法用簡單明了的形式加以表述。
人在同一個時刻既是一個單獨的人，又是一種社會的人。作為一個單獨的人，他試圖確保自己以及與他最親近的人的生存，滿足他的個人欲望，發展他的天賦才能；作為一種社會的人，他試圖獲得其他人的認可與好感，分享他們的快樂，在他們悲傷時給予安慰並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正是因為存在這些多種多樣、頻繁衝突的追求，才決定了人類的特殊性質，而它們在每個人身上的具體結合決定了一個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內心的平衡並為社會福利做出貢獻。這兩種驅動力的相對強弱很可能主要由遺傳因素決定。但人格的最終形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一個人的成長環境、他所處的社會結構、傳統以及該社會對特定類型的行為做出的評價。對人來說，作為抽象概念的“社會”意味著他與同時代人以及所有前代人發生的直接或間接關係的總和。雖然個人憑借自身就可以進行思考、感覺、追求與工作，但他在肉體、精神與情感生活方麵如此嚴重地依賴社會，以至於無法想象或者理解一個人能夠生活於社會的框架之外。是“社會”為人類提供了食、衣、住、勞動工具、語言、思維方式以及大部分思想內容；隻有依靠隱藏在“社會”這一小小的名詞背後的無數過去與現在人們的勞動和取得的成就，個人的生活才有可能。
因此，顯而易見，個人對社會的依賴是一種無法被剝奪的天性——正如螞蟻與蜜蜂的情況一樣。然而，與螞蟻及蜜蜂的整個生命過程完全取決於固化的遺傳本能不同，人類的社會形態以及相互聯係是非常富於變化的。記憶力、重新組合的能力以及口頭交談的天賦使不受生物必然性左右的人類發展成為可能。這種發展表現在傳統、製度和組織上，表現在文學、科學與工程方麵的成就上，表現在藝術作品上。這就解釋了人類如何能夠在某種意義上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自己的生活，以及在這一過程中，自覺的思考與願望又是如何發揮一定作用的。
人類在出生時就通過遺傳獲得了一種我們必須認為是固定且不可變更的生物學上的成分，包括組成人類這一物種特征的自然衝動。此外，在一生中，人通過交往以及受到許多其他形式的影響又從社會獲得了一種文化成分。這種隨著時間推移不斷發生變化的文化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現代人類學通過對所謂原始文化的比較研究已經向我們表明：受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模式與組織類型的決定，人的社會行為具有重大差別。那些試圖改善人類命運的人就是將希望建立在這一基礎上：人類不會因他們的生物特性就注定要相互殘殺，或者隻能任由殘酷且咎由自取的命運擺布。
如果我們自問，為了使人類的生活盡可能稱心如意，應該如何改變社會結構及人類的文化態度，那麽我們應該始終記住有些狀況是我們無法改變的。正如上麵提到的，人類的生物本性實際上是不能改變的。而且，近幾個世紀以來的技術與人口的發展所創造出的我們目前的生存環境，也不會改變。在相對密集的定居人口中，為了確保他們持續生存所必需的物品，高度的勞動分工與高度集中的生產組織是絕對必要的。那種個人或相對較小的群體可以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回想起來，真如世外桃源一般——已經永遠一去不複返了。可以不太誇張地說，當今人類甚至組成了一個遍布全球的生產和消費的共同體。
至此為止，我可以簡要地表述一下在我看來構成我們這個時代危機實質的東西。它涉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個人已經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意識到對社會的依賴性。但他並沒有體驗到，這種依賴性不是一種確定的財富、一種有機的聯係或一種保護性力量，反而把它看成是對他的自然權利甚至經濟生存的一種威脅。不僅如此，他在社會中的境況是：本性中的利己主義傾向不斷被突出，而生性虛弱的社會性傾向卻日漸衰退。所有人都在經曆這一衰退過程，不論他們處於何種社會地位。在不知不覺中，他們成了自身利己主義的囚徒，並感到不安全、孤獨，覺得被剝奪了天真單純而質樸的生活情趣。人類隻有將自己投身於社會中，才能在短暫而危險的一生中找到生命的意義。
在我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當前存在的經濟無政府主義是罪惡的真正淵藪。在我們麵前，我們看到一個巨大的生產者團體，其成員為了互相剝奪其他人應有的集體勞動的果實而不停地爭鬥著——不是依靠強力，而是大體嚴格地遵照合法規則。在這方麵，應該認識到以下事實：生產資料——就是說，為生產消費品以及附加的資本商品所必需的全部生產能力——可以合法地而且大部分情況下已經成為私有財產。
為了簡潔起見，在下麵的討論中，我把那些不共同享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都稱為“工人”——雖然這不太符合這一名詞通常的用法。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購買工人勞動力。通過使用生產資料，工人生產的新產品成為資本家的財產。這一過程的關鍵之處在於，以實際價值衡量的工人生產的產品與他獲得的報酬的關係。就勞務合同是“自由的”這一點而言，決定工人報酬的，不是由他生產的商品的實際價值，而是他的最低需要，以及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同就業競爭的工人數量的關係。即使從理論上講，工人的報酬也不是由他生產的產品的價值決定的，理解這一點很重要。
私人資本很容易集中到少數人手中，這部分是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是由於技術進步與日益增長的勞動分工，有利於形成更大的生產單位，犧牲小的生產單位。這些發展的後果是出現了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它巨大的權力即使在通過民主方式組織起來的政治社會中也無法受到有效的製約。這種情況是真實存在著的，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一些政黨選舉產生的，而這些政黨又主要由那些實際上將選民與立法機構隔離開的私人資本家提供資金或者受他們影響。這樣做的後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並沒有充分保護人口中弱勢者的利益。而且，在現存的條件下，私人資本家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間接控製著信息的主要來源（新聞、廣播、教育）。這樣，公民個人想得出客觀的結論以及明智地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利是極端困難的，而且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對於一個以資本的私人所有為基礎的經濟製度，可以用兩條原則來描述它的基本情況：第一，生產資料（資本）由私人所有，由可以按照自己認為適合的方式支配；第二，勞務合同是自由的。當然，純粹的該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存在的。特別應該注意，工人經過長期嚴酷的鬥爭，已經成功地為某些部門的工人贏得了形式上多少有點兒改善的“自由勞務合同”。然而，從整體上看，當今的經濟製度與“純粹的”資本主義並無多少區別。
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使用，而是為了贏利。不能保證所有有能力且願意工作的人總能找到工作。“失業大軍”幾乎一直存在著。工人無時不在擔心失去工作。因為失業工人以及低薪工人不能提供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就會受到限製並導致嚴重的生活困難。技術進步往往導致更多的失業，而不是為所有人減輕工作負擔。贏利動機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結合起來，共同導致資本積累與使用的不穩定，從而引發越來越嚴重的經濟蕭條。無限製的競爭導致勞動力的巨大浪費，並摧殘了個人的社會意識，這些我在前麵已經提到過。
在我看來，這種對個人的摧殘是資本主義最嚴重的罪惡。我們的整個教育體製都深受其害。人們把過分誇張的競爭意識灌輸給學生，並培養他們對富有掠奪性的成功頂禮膜拜，作為未來事業的準備。
我確信，要消除這些危害嚴重的罪惡隻有一條可行之路，那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並配之以社會目標導向的教育體製。在這一經濟製度下，生產資料由社會本身所有，並采用計劃的形式加以利用。使生產適應社會需要的計劃經濟，將在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當中分配工作，並確保所有男人、女人、孩子的生存需要。對個人的教育，除了要增進他天賦的能力外，還要試圖培養起他對其他人的責任感，以取代我們當今社會中對權力與成功的讚美。
然而，有必要記住，計劃經濟還不是社會主義。這種計劃經濟也可能同時帶來對個人徹底的奴役。社會主義的實現，需要解決一些極端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考慮到廣泛的政治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化，如何能夠防止官僚的權力無限膨脹而淩駕於人民之上，如何保護個人的權利以及如何確保民主力量與官僚的權力相抗衡？
在我們這個轉型的時代，厘清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當前的情況下，對這些問題自由無阻的討論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禁忌，所以我認為這份雜誌的成立對公眾十分重要且有益。
1949年5月，愛因斯坦應朋友奧托·那坦的邀請，為後者的朋友、美國社會主義期刊《每月評論》創刊號的編輯休伯曼（leo huberman，1903—1968）寫了這篇被認為是其最重要和最著名的政治著作之一的文章。在愛因斯坦看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即使具有民主運行機製，也無法控製；更重要的是，這種體製未能釋放人類創造力的全部潛能。他最後得出結論，隻有通過有計劃的非官僚經濟，寡頭政治才能得到有效控製，人類的潛能才能得到真正釋放。
文章的最後一節未被收錄於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 </blockquote>
一個不是研究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專家，卻要對社會主義這一主題發表意見，這樣做合適嗎？我有諸多理由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讓我們從科學知識的觀點來考慮這個問題。看起來，天文學與經濟學之間並不存在基本方法論方麵的差別：兩個領域的科學家都試圖針對特定範圍內的現象發現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規律，以求盡量清晰地理解這些現象之間的相互聯係。然而實際上確實存在方法論上的差別。由於看到的經濟現象經常受許多難以分開進行評估的因素影響，發現經濟學領域的一般規律變得很困難。而且，眾所周知，從人類曆史上所謂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積累的經驗，受到的主要影響與限製，從性質上講絕不是經濟因素。例如，曆史上大多數主要國家都是通過征服得以存在。征服民族使自己在法律上和經濟上成為被征服國家的特權階級。他們壟斷了土地所有權，並從他們自己的階級中任命教職人員。這些控製教育大權的教職人員使社會的階級分化成為永恒的製度，而且創造出一套價值體係。從那時起，人們的社會活動一直受到這套價值體係的引導，盡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覺的。
然而，曆史傳統可以說是昨天的陳跡，各處的人類都從未真正超越索爾斯坦·凡勃倫所謂的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可以觀察到的經濟事實就屬於這一階段的產物，甚至我們從中可以得出的規律也不能適用於其他階段。既然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恰恰在於克服並超越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那麽現階段的經濟科學幾乎無法說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
其次，社會主義追求一種社會——倫理目的。但科學本身並不能創造目的，更無法將它們灌輸給人們。科學至多隻能提供達到特定目的的手段。而目的自身則是由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理想的人物構想出來的，並且——隻要這些目的沒有胎死腹中，而是充滿活力——就會被那些自覺不自覺地決定著緩慢的社會進程的人所接受並進一步發展。
基於這些原因，在涉及人的問題時，我們應該保持謹慎態度，不能高估科學與科學方法的作用，也不應該認為隻有專家才有權在影響社會組織問題上發表見解。
一段時間以來，不知道多少人聲稱：人類社會正經曆著一場危機，它的穩定性已經受到嚴重的動搖。這種狀況的特征在於，個人對他們所屬的或大或小的團體采取了一種可有可無甚至是敵視的態度。為了闡明我的觀點，請允許我寫下一段個人經曆。最近我與一位聰明並且脾氣很好的人討論一場新戰爭的威脅問題。在我看來，這場戰爭將嚴重危及人類的生存。我提到，隻有建立一個超國家組織，才能使人類免受這一危險。聽了我的話，我的客人以一種非常沉著冷靜的口氣對我說：“你為什麽如此強烈地反對人類的毀滅？”
我確信，即使在近一個世紀前，也不會有人如此輕率地做出這樣的聲明。這是一個努力使自己內心保持平衡卻徒勞無獲，而且或多或少喪失了成功希望的人做出的聲明。它表示了當今這個時代許多人都在經受著的一種痛苦的孤寂。這是什麽原因造成的，能否擺脫它？
提出這樣的問題很容易，而給出具有任何把握的答案卻很困難。盡管如此，我仍然必須盡全力，雖然我很清楚，我們的感情與追求經常互相矛盾、模糊不清而且無法用簡單明了的形式加以表述。
人在同一個時刻既是一個單獨的人，又是一種社會的人。作為一個單獨的人，他試圖確保自己以及與他最親近的人的生存，滿足他的個人欲望，發展他的天賦才能；作為一種社會的人，他試圖獲得其他人的認可與好感，分享他們的快樂，在他們悲傷時給予安慰並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正是因為存在這些多種多樣、頻繁衝突的追求，才決定了人類的特殊性質，而它們在每個人身上的具體結合決定了一個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內心的平衡並為社會福利做出貢獻。這兩種驅動力的相對強弱很可能主要由遺傳因素決定。但人格的最終形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一個人的成長環境、他所處的社會結構、傳統以及該社會對特定類型的行為做出的評價。對人來說，作為抽象概念的“社會”意味著他與同時代人以及所有前代人發生的直接或間接關係的總和。雖然個人憑借自身就可以進行思考、感覺、追求與工作，但他在肉體、精神與情感生活方麵如此嚴重地依賴社會，以至於無法想象或者理解一個人能夠生活於社會的框架之外。是“社會”為人類提供了食、衣、住、勞動工具、語言、思維方式以及大部分思想內容；隻有依靠隱藏在“社會”這一小小的名詞背後的無數過去與現在人們的勞動和取得的成就，個人的生活才有可能。
因此，顯而易見，個人對社會的依賴是一種無法被剝奪的天性——正如螞蟻與蜜蜂的情況一樣。然而，與螞蟻及蜜蜂的整個生命過程完全取決於固化的遺傳本能不同，人類的社會形態以及相互聯係是非常富於變化的。記憶力、重新組合的能力以及口頭交談的天賦使不受生物必然性左右的人類發展成為可能。這種發展表現在傳統、製度和組織上，表現在文學、科學與工程方麵的成就上，表現在藝術作品上。這就解釋了人類如何能夠在某種意義上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自己的生活，以及在這一過程中，自覺的思考與願望又是如何發揮一定作用的。
人類在出生時就通過遺傳獲得了一種我們必須認為是固定且不可變更的生物學上的成分，包括組成人類這一物種特征的自然衝動。此外，在一生中，人通過交往以及受到許多其他形式的影響又從社會獲得了一種文化成分。這種隨著時間推移不斷發生變化的文化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現代人類學通過對所謂原始文化的比較研究已經向我們表明：受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模式與組織類型的決定，人的社會行為具有重大差別。那些試圖改善人類命運的人就是將希望建立在這一基礎上：人類不會因他們的生物特性就注定要相互殘殺，或者隻能任由殘酷且咎由自取的命運擺布。
如果我們自問，為了使人類的生活盡可能稱心如意，應該如何改變社會結構及人類的文化態度，那麽我們應該始終記住有些狀況是我們無法改變的。正如上麵提到的，人類的生物本性實際上是不能改變的。而且，近幾個世紀以來的技術與人口的發展所創造出的我們目前的生存環境，也不會改變。在相對密集的定居人口中，為了確保他們持續生存所必需的物品，高度的勞動分工與高度集中的生產組織是絕對必要的。那種個人或相對較小的群體可以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回想起來，真如世外桃源一般——已經永遠一去不複返了。可以不太誇張地說，當今人類甚至組成了一個遍布全球的生產和消費的共同體。
至此為止，我可以簡要地表述一下在我看來構成我們這個時代危機實質的東西。它涉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個人已經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意識到對社會的依賴性。但他並沒有體驗到，這種依賴性不是一種確定的財富、一種有機的聯係或一種保護性力量，反而把它看成是對他的自然權利甚至經濟生存的一種威脅。不僅如此，他在社會中的境況是：本性中的利己主義傾向不斷被突出，而生性虛弱的社會性傾向卻日漸衰退。所有人都在經曆這一衰退過程，不論他們處於何種社會地位。在不知不覺中，他們成了自身利己主義的囚徒，並感到不安全、孤獨，覺得被剝奪了天真單純而質樸的生活情趣。人類隻有將自己投身於社會中，才能在短暫而危險的一生中找到生命的意義。
在我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當前存在的經濟無政府主義是罪惡的真正淵藪。在我們麵前，我們看到一個巨大的生產者團體，其成員為了互相剝奪其他人應有的集體勞動的果實而不停地爭鬥著——不是依靠強力，而是大體嚴格地遵照合法規則。在這方麵，應該認識到以下事實：生產資料——就是說，為生產消費品以及附加的資本商品所必需的全部生產能力——可以合法地而且大部分情況下已經成為私有財產。
為了簡潔起見，在下麵的討論中，我把那些不共同享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都稱為“工人”——雖然這不太符合這一名詞通常的用法。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購買工人勞動力。通過使用生產資料，工人生產的新產品成為資本家的財產。這一過程的關鍵之處在於，以實際價值衡量的工人生產的產品與他獲得的報酬的關係。就勞務合同是“自由的”這一點而言，決定工人報酬的，不是由他生產的商品的實際價值，而是他的最低需要，以及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同就業競爭的工人數量的關係。即使從理論上講，工人的報酬也不是由他生產的產品的價值決定的，理解這一點很重要。
私人資本很容易集中到少數人手中，這部分是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是由於技術進步與日益增長的勞動分工，有利於形成更大的生產單位，犧牲小的生產單位。這些發展的後果是出現了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它巨大的權力即使在通過民主方式組織起來的政治社會中也無法受到有效的製約。這種情況是真實存在著的，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一些政黨選舉產生的，而這些政黨又主要由那些實際上將選民與立法機構隔離開的私人資本家提供資金或者受他們影響。這樣做的後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並沒有充分保護人口中弱勢者的利益。而且，在現存的條件下，私人資本家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間接控製著信息的主要來源（新聞、廣播、教育）。這樣，公民個人想得出客觀的結論以及明智地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利是極端困難的，而且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對於一個以資本的私人所有為基礎的經濟製度，可以用兩條原則來描述它的基本情況：第一，生產資料（資本）由私人所有，由可以按照自己認為適合的方式支配；第二，勞務合同是自由的。當然，純粹的該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存在的。特別應該注意，工人經過長期嚴酷的鬥爭，已經成功地為某些部門的工人贏得了形式上多少有點兒改善的“自由勞務合同”。然而，從整體上看，當今的經濟製度與“純粹的”資本主義並無多少區別。
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使用，而是為了贏利。不能保證所有有能力且願意工作的人總能找到工作。“失業大軍”幾乎一直存在著。工人無時不在擔心失去工作。因為失業工人以及低薪工人不能提供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就會受到限製並導致嚴重的生活困難。技術進步往往導致更多的失業，而不是為所有人減輕工作負擔。贏利動機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結合起來，共同導致資本積累與使用的不穩定，從而引發越來越嚴重的經濟蕭條。無限製的競爭導致勞動力的巨大浪費，並摧殘了個人的社會意識，這些我在前麵已經提到過。
在我看來，這種對個人的摧殘是資本主義最嚴重的罪惡。我們的整個教育體製都深受其害。人們把過分誇張的競爭意識灌輸給學生，並培養他們對富有掠奪性的成功頂禮膜拜，作為未來事業的準備。
我確信，要消除這些危害嚴重的罪惡隻有一條可行之路，那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並配之以社會目標導向的教育體製。在這一經濟製度下，生產資料由社會本身所有，並采用計劃的形式加以利用。使生產適應社會需要的計劃經濟，將在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當中分配工作，並確保所有男人、女人、孩子的生存需要。對個人的教育，除了要增進他天賦的能力外，還要試圖培養起他對其他人的責任感，以取代我們當今社會中對權力與成功的讚美。
然而，有必要記住，計劃經濟還不是社會主義。這種計劃經濟也可能同時帶來對個人徹底的奴役。社會主義的實現，需要解決一些極端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考慮到廣泛的政治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化，如何能夠防止官僚的權力無限膨脹而淩駕於人民之上，如何保護個人的權利以及如何確保民主力量與官僚的權力相抗衡？
在我們這個轉型的時代，厘清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當前的情況下，對這些問題自由無阻的討論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禁忌，所以我認為這份雜誌的成立對公眾十分重要且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