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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處不詳。愛因斯坦的秘書杜卡斯認為很可能寫於1931年。本文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166]。 </blockquote>
先前的數代人可以相信，知識和文明的進步隻不過是繼承祖先的勞動成果，它為人類提供了更輕鬆和更美好的生活。然而，我們這個時代發生的嚴重災難卻向我們表明，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覺。
我們看到，為了讓人類遺產成為祝福而不是詛咒，需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從前一個人隻需在某種程度上從個人自我中心主義中解脫出來，就能成為社會中有價值的一員，但如今他還必須要克服民族與階級的自我中心主義。隻有當他達到這樣的高度時，才能為改善人類共同體的命運做出貢獻。
麵對這一時代的關鍵需求，小國公民相較於大國公民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因為後者在政治與經濟方麵都受到以暴力實現其目標的誘惑。荷蘭與比利時達成的協定是過去幾年裏歐洲事務中唯一的亮點，它鼓勵人們期望小國能起到領導作用，通過放棄每個國家無限製的自決權，將世界從有損尊嚴的軍國主義枷鎖中解放出來。
本文出處不詳。愛因斯坦的秘書杜卡斯認為很可能寫於1931年。本文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166]。 </blockquote>
先前的數代人可以相信，知識和文明的進步隻不過是繼承祖先的勞動成果，它為人類提供了更輕鬆和更美好的生活。然而，我們這個時代發生的嚴重災難卻向我們表明，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覺。
我們看到，為了讓人類遺產成為祝福而不是詛咒，需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從前一個人隻需在某種程度上從個人自我中心主義中解脫出來，就能成為社會中有價值的一員，但如今他還必須要克服民族與階級的自我中心主義。隻有當他達到這樣的高度時，才能為改善人類共同體的命運做出貢獻。
麵對這一時代的關鍵需求，小國公民相較於大國公民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因為後者在政治與經濟方麵都受到以暴力實現其目標的誘惑。荷蘭與比利時達成的協定是過去幾年裏歐洲事務中唯一的亮點，它鼓勵人們期望小國能起到領導作用，通過放棄每個國家無限製的自決權，將世界從有損尊嚴的軍國主義枷鎖中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