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部書很被清代漢學家的攻擊——其實朱子同時的人，早已有許多爭論了。——許多人認他做全無價值的“杜撰”書。但是據我看來，他實在比毛公的傳，鄭君的箋，高出幾百倍。就是後人的重要著作，像陳啟源的《毛詩稽古編》、陳奐的《毛詩傳疏》、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雖然考證算勝場了，見識仍然是固陋的很，遠敵不上朱晦庵。我且分成三個問題，逐條回答。
（一）《詩經》裏的“詩”究竟是什麽
後來的學者，都說它是孔子刪定的“經”，其中“有道在焉”，決不是“玩物喪誌”的。其實這話非特迂腐的可笑，並且就詩的本文而論，也斷斷講不通。所以必須先把詩敘根本推翻，然後“詩”的真義可見；必須先認定“詩”是文學，不是道學，然後“詩”的真價值可說。孔子在《論語》上論詩的話非常明白，決非毛公以下的學究口中的話。現在就用他的話，證明詩的性質。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爾’。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這是孔子刪去的詩。孔子所以刪去它的緣故，正為它說的不通，沒有文學的意味。從此可見孔子刪定的標準，止靠著文學上的價值。拿這章詩和《衛風》的《河廣》來比，這章詩是無味的。那章詩是有味的（那章詩的本文是“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因而去此存彼。
嚐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日，“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此節把詩、禮兩事分得清楚。詩是文學，所以學了詩，語言會好的：有個雅馴的風度，去了那些粗浮固陋的口氣了。禮是治身的儀節，所以學了禮，行事才有可方。道學先生講的詩正是孔子說的禮。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照這一節看來，可以見得孔子的教育，很注重美感的培養。詩是文學，所以能興發感情。若如道學家的意思，不應當說“興於詩”。應當說“立於詩”了。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這節裏說從政，是因為《詩經》裏的《雅》多半說當日的政治和風俗，從政必須知道當日的情形，才可以“達”，所以孔子有這話，並不是學了詩然後“心正意誠，可以從政”。至於“專對”一說，同上麵說的“無以言”一樣。當日使命往來，總要語言講究，所以有了文學的培養，才可以做“行人”。
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
所謂“興”“觀”“群”“怨”，都是感情上的名詞、文學上的事件。至於事父、事君兩句，大可為道學先生所藉口。但是仔細想來，孔子說這兩句話，不過是把文學的感化力說重了（emphasized）。其意若曰，有了詩的培養，才可以性情發展的得宜，一切行事，都見出效用來，和那些“夫婦之道，人倫之始”的說話，是不相幹的。
就以上的證據，可以斷定詩的作用隻是文學一件事。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裏有一段說：
孔子是一個有文學眼光的人。他選那部《詩經》，替人類保存了三百篇極古的絕妙文章。這部書有無上的文學價值，沒有絲毫別的用意。不料被後來的腐儒，以為孔子所刪存的詩，一定是有腐儒酸氣的。所以他們做造詩敘，把那些絕妙的情詩豔歌，都解作道學先生的寓言。如《周南》各篇，本多是癡男怨女、征夫思婦的情詩，那些腐儒卻要說是“後妃之德，文王之化”。如《關雎》一篇，本寫男女愛情，從無可奈何的單相思到團圓，所以孔子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腐儒偏要說是“後妃悅樂君子之德，慎固幽深，雲雲”。文學變成了道學。
這一段話，說得痛快極了。同我的意見完全一致。我還記得去年曾對一位朋友說：“孔子獨許子貢、子夏可與言詩。子貢是以言語著名的，子夏是以文學著名的。他兩個有推此知彼的力量，用到文學上，最能興發想像，所以可與言詩。若果《詩經》真是道學書，還要讓顏淵、閔子騫幹去了。”（但是這話很有點酸氣）
總而言之，詩是文學，可用孔子的話證明，可就詩的本文考得。詩是道學，須得用箋注家的話證明，須得離開詩的文箋，穿鑿而得。我們既不便“信口說而悖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還是就詩論詩，不犧牲了詩，去服從毛亨、衛宏的說話為是。
（二）《詩經》裏的詩對於我們有甚麽教訓
現在雖然斷定詩是文學了，但是從古以來的文學，正是多得很，為甚麽專來標舉《詩經》呢？我自己回答這問題道：正因為《詩經》的文學，在中國的韻文裏，古今少有。現在我們想在四、五、七言詩、詞、曲等類以外，新造一種自由體的白話詩，很有借重《詩經》的地方。換句話說，《詩經》雖然舊了，然而對於我們還有幾條新教訓哩！
《詩經》對於我們的第一條教訓是真實兩字。拿《詩經》和《楚辭》比，文章的情趣恰恰相反。《楚辭》裏最動人的地方是感想極遠，雖然是虛而不實，幻而不真，可也有獨到的長處，但是這種奇想的妙用，到了後人手裏，愈弄愈糟了。起初是意思奇特，其後是語言奇特，最後是字麵奇特；起初僅僅是不自然，結果乃至於無人性。《詩經》裏的《國風》《小雅》，沒有一句有奇想的，沒有一句不是本地風光的。寫景便曆曆如在目前，寫情便事事動人心緒。畫工所不能畫的，它能寫出來。如：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回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或降於河，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有“聲情兼至”，真是“移我情”的，如：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燕燕子飛，參差其羽。之子於歸，遠送於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鸛鳴於垤，婦歎於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
又有情事逼真，我們一想便墮落到裏頭的，如：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毋逝我梁，毋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薄言往訴，逢彼之怒。……憂心悄悄，慍於群小。覯閱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有洸有漬，既詒我肆。不念昔者，伊餘來塈。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諸如此類的例，舉不勝舉。《大雅》和《頌》，因為被體裁所限製，應當另論外，若《國風》《小雅》裏的詩，沒有一句不是真景、真情、真趣，沒有一句是做作的文章。為著這樣的真實，所以絕對的自然，為著絕對的自然，所以雖然到了現在，已經隔了兩千多年，仍然是活潑潑的，翻開一讀，頓時和我們的心思同化。文人做詩，每每帶上幾分做作氣，情景是字麵上的情景，趣味是他專有的趣味。所以就在當時，也隻得說是假文學。《詩經》的文章，有三種獨到的地方：一、普遍；二、永久；三、情深言淺。這都是自然的結果。我們把《楚辭》和它對照一看，《離騷》裏千言萬語，上天下地，終不如《詩經》裏的三言兩語能夠豐滿啊！
《詩經》對於我們的第二條教訓是樸素無飾。一句話，（primitive）文學到了文人手裏，每每要走左道。所以初民的文學，傳到現在的社會裏，仍然占據文學界的一大部。《詩經》的《國風》《小雅》既不是文人作的，又不是文化大備的時代作的，所以隻有天趣，不見人工；是裸體的美人，不是“委委佗佗，如山如河”的“不淑”夫人。例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牖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二之日鑿冰衝衝，三之日納於淩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酒。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泳，誰適為客？
《七月》一篇，真是絕妙的“農歌”。此外的文章，也是篇篇有初民的意味——質直、樸素，因而逼真。即如《褰裳》的頭一章說：“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可以說是鄙汙極了。但是揣想那話的情景，止歡喜它的逼真，活靈活現，忘了它的鄙汙了。後人做詩，意思盡管極好，文章盡管很修飾，情氣每每免不了一個遊字。《詩經》裏全沒有巧言妙語，都是極尋常的話，唯其都是極尋常的話，所以總有極不尋常的價值。chaucer的tales到了現在，還給一般人做師資，隻因為是初民的（primitive）文學。《詩經》對於我們的教訓，也是如此。
《詩經》對於我們的第三教訓是體裁簡單。文章裏最討厭的毛病，是滔滔剌剌，說個不休。後來的賦家，是不消說的，很犯這病了。就是五七言的詩家、詞家、曲家，也多半專求盡量的發泄，不知道少說比多說更有效。《詩經》的詩，除去《大雅》和《頌》有點鋪張外，其餘都合最簡單的體裁。須知天地間的文章，最怕的是說盡了；最可愛的是作者給讀者以極少的話頭，卻使讀者生無限的感想。換句話說來，作者不把他的情景全盤托出，卻使讀者自己感悟去。《小雅》《國風》沒有多說的話，因而結構沒有鬆散的，因而沒有沒含蓄的，因而沒有缺少言外的意境的。作者不全盤托出，就是使讀者完全陷入。這是《詩經》裏唯一的文學手段。
《詩經》對於我們的第四條教訓是音節的自然調和。做詩斷離不了音節，全投音節便是散文。但是這音節一樁事，頗不容易講。律詩重音節了，隻是它那音節，全是背了天真，矯揉造作而成的“聲病”。《詩經》裏的體裁，真可說是自由詩。然而音節的講究，還比律詩更覺自然，更覺精致。押韻的方法不限一格；句裏又有聲韻的組織。雙聲疊韻的字，上下互相勾連，成就了“一片宮商”。總而言之，《詩經》裏的詩，體裁是自由的，押韻法是參差不齊的，句裏邊都是有聲韻的組織的。這樣又自由又精致的音節，是我們做白話詩的榜樣（孔巽軒先生的《詩聲類》，講《詩經》的韻法很詳；錢曉征先生的《養新錄》裏，也有一段，論《詩經》裏音節的組織的，都可參看；今人丁以此先生的《毛詩正韻》，我曾經見過稿本，實在是講詩聲最詳最完的書）。
以上的四條，不過一時偶爾想到，順便寫了下來。其實《詩經》對於我們的教訓，還不隻此。約略來說，《詩經》可分兩大項：一項是《國風》《小雅》，一項是《大雅》《頌》。後一項是後來廟堂文學的起源，我們對它不能得甚麽有益的教訓。至於前一項，是二千年前的自由體白話詩，不特用白話做質料，並且用白話做精神；不特體裁自由，思想、情趣、意旨等項，也無一不自由。我們有這樣的模範白話詩，當然要分點工夫，研究一番了。
（三）為甚麽單要舉出朱晦庵的《詩集傳》和《詩序辨》
朱晦庵的這兩部書，在清代一般漢學家的眼光裏，竟是一文不值了；其實這是很不公允的見解。據我個人偏陋之見，關於《詩經》的著作，還沒有超過他的。先就訓詁而論，訓詁固然不是這部集傳的特長。但是世人以為訓詁最當的《毛傳》，也不見有什麽好處：如“施，移也”；“濟濟，難也”；“京，大也”；真個不通極了。後人不明白他的意思，“從而為之辭”，說他是說文字的本訓。他明明白白是做《詩經》的注，偏牽連到文字的本訓上，弄得意思愈加不明白了。算甚麽營生呢？又如“履帝武敏歆”一句，《毛傳》的穿鑿，可謂達於極點了。平情而論，毛公隻是個冬烘先生，幸而生的較早些，因而粗略記得幾個故訓；這可謂生逢其時的人，他自己何曾有深密的學問。後人說他和《左傳》《周禮》互相發明，其實《左傳》《周禮》是偽經，他和它們互相發明，更見其不安了。況且小序尚是衛宏做的，《後漢書》上有明文，《故訓傳》也就可想了。還不知道是真是假呢。鄭康成的箋，實在比《故訓傳》好些。凡是箋傳不同的地方，總是箋是傳非。現在舉一個例：《豳·七月》說“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說，“爾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說，“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誌，欲嫁焉”。這真比《毛傳》通多了。我平日嚐玩笑著說：“鄭康成免不了幾分學究氣，還不至於像小毛公的冬烘氣象。”《正義》一部書更是不足道的。每逢傳箋反背的地方，他先替傳說話，再替箋說話，自己和自己打架。這簡直是明朝的大全，清朝的高頭講章了。宋朝人關於《詩經》的著作，零碎的多。訓詁一層，除朱子的《集傳》外，其他是全無所得的。清朝人對於《詩經》訓詁，很有些整理發明的功勞。散見的不必說了，即以專書而論，《毛詩稽古篇》《毛詩傳箋通釋》《毛詩傳疏》全是重要著作。但是這些著作都是依附著荒謬的《詩序》而作的，都有點“根本錯謬”的毛病，所以一經講起禮，談起故，論到“詩人之義”來，便刺刺不休的胡說一片。朱子這本《集傳》，在訓詁上雖然不免粗疏，卻少有“根本誤謬”的毛病。他既把小序推翻了，因而故訓一方麵也就著實點兒，不穿鑿了。況且朱子在宋儒中，原是學問極博的一個人。他那訓詁，原不是抄襲來的，盡多很確當的地方。就是反對他的戴東原，注起詩來，還不能不引用他呢。還有一層，我們讀《詩經》，無非體會他的文章，供我們的參考，那裏有整工夫去“三年而通一藝”的辦呢？所以那些繁重的訓詁，大可以不聞不問，還是以速議為是。朱子這部書，雖然不精博，卻還簡單啊！
至於詩義一層，朱子這兩部書真可自豪了。朱子是推翻詩序的。他推翻詩序的法子，隻以《詩經》的本文證他的不通。這真可謂卓識了。詩序上的高子，就是孟子所說的“固哉高叟”。詩序從這種人的徒子徒孫做出來，還能要得嗎？所以《關雎》等篇必定加上後妃，真個附會迂腐的可笑。後妃是誰，誰也說不清楚，至於“淑女”，更難定了。鄭康成竟然硬把太姒安上，章太炎先生又異想天開的說，“文王與紂之事也。後妃淑女，非鬼侯女莫之任”。更曲喻穿鑿了一大篇，讀者不曾看完，必要發笑的。然而這事不能怪太炎，都是《詩序》上妄加後妃二字，勾引出來的。總而言之，《詩序》的大毛病，是迂腐、穿鑿、附會、妄引典禮、杜撰事實。“正心”“誠意”“修齊治平”（這幾個名詞雖然不是漢儒所重，但是毛詩已有這氣象）的道氣，已經很重了，所以自他而降，講詩的人，都不免有“先生帽子高”的氣象。和毛詩同時或者較前的魯、韓兩家，都是道學派的詩。《韓詩外傳》有很多的道氣，齊詩、翼氏諸家，弄上些五行讖緯，道氣變而為妖氣，成了方士派的詩學（這都本胡適之先生的話；道學、方士兩個名字，也是胡先生造的）。宋元人講詩，都是學道派，其中還有幾家，把詩論政，大講起功利主義的，尤其可笑。就是王柏疑詩，也還是道氣重的緊。他敢於刪詩，固算有強毅的魄力了，然而他所以疑詩的緣故，仍是道學先生恨情詩的心理，所以要刪鄭衛。隻有章如愚的見解是極透徹的。他說：“正使學者深維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義，不若《春秋》《易》之微。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知。”這真透徹極了。程伯子是個聰明不過的人，對於《詩經》很有些遠妙的見境。他雖然說《詩序》是國史做的，我們卻可翻過來借他這話證明《詩序》的不可靠。因為他說，若“不是國史做的，孔子又如何憑空做出來”（這話的原文忘了，意思確是如此）。朱子這部《集傳》也還有幾分道氣，但是它的特長是：
（1）拿詩的本文講詩的本文，不拿反背詩本文的《詩序》講詩的本文。
（2）很能闕疑，不把不相幹的事實牽合去。
（3）敢說明某某是淫奔詩。
就這幾項而論，真是難能可貴了。雖然他還有他的大缺點，但是總算此善於彼的。他雖不曾到了“文學的詩”的境界，卻也在道學的詩派中，可稱最妥當的，實在是有判斷、有見識、能分析、能排眾議的著作（朱子這兩部書，很被當時人和後人攻擊）。現在我把他解一番，奉請讀者諸君：（1）學他的敢於推翻千餘年古義的精神；（2）學他敢於稱心所好，不顧世論的魄力；（3）再把《詩經》的研究更進一步，發明文學主義的《詩經》。
這篇文章寫完之後，忽然想起《詩經》的詩，隻有一種最大的長處，就是能使用文學的正義。文學的至高用處，隻是形狀人生，因而動起人的感情，去改造生話；決不是喪誌的玩物。《詩經》裏的哀怨之詞，雖然出在勞夫怨婦的口裏，卻含有許多哲義。這種“不平之鳴”、天地間的至文，都如此的。所以《詩經》（專指《國風》《小雅》）的文學主義比它的文學手段更是重要，可惜我為篇幅所限，現在不能暢暢快快說了。
（選自《故書新評》）
（一）《詩經》裏的“詩”究竟是什麽
後來的學者，都說它是孔子刪定的“經”，其中“有道在焉”，決不是“玩物喪誌”的。其實這話非特迂腐的可笑，並且就詩的本文而論，也斷斷講不通。所以必須先把詩敘根本推翻，然後“詩”的真義可見；必須先認定“詩”是文學，不是道學，然後“詩”的真價值可說。孔子在《論語》上論詩的話非常明白，決非毛公以下的學究口中的話。現在就用他的話，證明詩的性質。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爾’。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這是孔子刪去的詩。孔子所以刪去它的緣故，正為它說的不通，沒有文學的意味。從此可見孔子刪定的標準，止靠著文學上的價值。拿這章詩和《衛風》的《河廣》來比，這章詩是無味的。那章詩是有味的（那章詩的本文是“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因而去此存彼。
嚐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日，“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此節把詩、禮兩事分得清楚。詩是文學，所以學了詩，語言會好的：有個雅馴的風度，去了那些粗浮固陋的口氣了。禮是治身的儀節，所以學了禮，行事才有可方。道學先生講的詩正是孔子說的禮。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照這一節看來，可以見得孔子的教育，很注重美感的培養。詩是文學，所以能興發感情。若如道學家的意思，不應當說“興於詩”。應當說“立於詩”了。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這節裏說從政，是因為《詩經》裏的《雅》多半說當日的政治和風俗，從政必須知道當日的情形，才可以“達”，所以孔子有這話，並不是學了詩然後“心正意誠，可以從政”。至於“專對”一說，同上麵說的“無以言”一樣。當日使命往來，總要語言講究，所以有了文學的培養，才可以做“行人”。
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
所謂“興”“觀”“群”“怨”，都是感情上的名詞、文學上的事件。至於事父、事君兩句，大可為道學先生所藉口。但是仔細想來，孔子說這兩句話，不過是把文學的感化力說重了（emphasized）。其意若曰，有了詩的培養，才可以性情發展的得宜，一切行事，都見出效用來，和那些“夫婦之道，人倫之始”的說話，是不相幹的。
就以上的證據，可以斷定詩的作用隻是文學一件事。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裏有一段說：
孔子是一個有文學眼光的人。他選那部《詩經》，替人類保存了三百篇極古的絕妙文章。這部書有無上的文學價值，沒有絲毫別的用意。不料被後來的腐儒，以為孔子所刪存的詩，一定是有腐儒酸氣的。所以他們做造詩敘，把那些絕妙的情詩豔歌，都解作道學先生的寓言。如《周南》各篇，本多是癡男怨女、征夫思婦的情詩，那些腐儒卻要說是“後妃之德，文王之化”。如《關雎》一篇，本寫男女愛情，從無可奈何的單相思到團圓，所以孔子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腐儒偏要說是“後妃悅樂君子之德，慎固幽深，雲雲”。文學變成了道學。
這一段話，說得痛快極了。同我的意見完全一致。我還記得去年曾對一位朋友說：“孔子獨許子貢、子夏可與言詩。子貢是以言語著名的，子夏是以文學著名的。他兩個有推此知彼的力量，用到文學上，最能興發想像，所以可與言詩。若果《詩經》真是道學書，還要讓顏淵、閔子騫幹去了。”（但是這話很有點酸氣）
總而言之，詩是文學，可用孔子的話證明，可就詩的本文考得。詩是道學，須得用箋注家的話證明，須得離開詩的文箋，穿鑿而得。我們既不便“信口說而悖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還是就詩論詩，不犧牲了詩，去服從毛亨、衛宏的說話為是。
（二）《詩經》裏的詩對於我們有甚麽教訓
現在雖然斷定詩是文學了，但是從古以來的文學，正是多得很，為甚麽專來標舉《詩經》呢？我自己回答這問題道：正因為《詩經》的文學，在中國的韻文裏，古今少有。現在我們想在四、五、七言詩、詞、曲等類以外，新造一種自由體的白話詩，很有借重《詩經》的地方。換句話說，《詩經》雖然舊了，然而對於我們還有幾條新教訓哩！
《詩經》對於我們的第一條教訓是真實兩字。拿《詩經》和《楚辭》比，文章的情趣恰恰相反。《楚辭》裏最動人的地方是感想極遠，雖然是虛而不實，幻而不真，可也有獨到的長處，但是這種奇想的妙用，到了後人手裏，愈弄愈糟了。起初是意思奇特，其後是語言奇特，最後是字麵奇特；起初僅僅是不自然，結果乃至於無人性。《詩經》裏的《國風》《小雅》，沒有一句有奇想的，沒有一句不是本地風光的。寫景便曆曆如在目前，寫情便事事動人心緒。畫工所不能畫的，它能寫出來。如：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回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或降於河，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有“聲情兼至”，真是“移我情”的，如：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燕燕子飛，參差其羽。之子於歸，遠送於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鸛鳴於垤，婦歎於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
又有情事逼真，我們一想便墮落到裏頭的，如：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毋逝我梁，毋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薄言往訴，逢彼之怒。……憂心悄悄，慍於群小。覯閱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有洸有漬，既詒我肆。不念昔者，伊餘來塈。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諸如此類的例，舉不勝舉。《大雅》和《頌》，因為被體裁所限製，應當另論外，若《國風》《小雅》裏的詩，沒有一句不是真景、真情、真趣，沒有一句是做作的文章。為著這樣的真實，所以絕對的自然，為著絕對的自然，所以雖然到了現在，已經隔了兩千多年，仍然是活潑潑的，翻開一讀，頓時和我們的心思同化。文人做詩，每每帶上幾分做作氣，情景是字麵上的情景，趣味是他專有的趣味。所以就在當時，也隻得說是假文學。《詩經》的文章，有三種獨到的地方：一、普遍；二、永久；三、情深言淺。這都是自然的結果。我們把《楚辭》和它對照一看，《離騷》裏千言萬語，上天下地，終不如《詩經》裏的三言兩語能夠豐滿啊！
《詩經》對於我們的第二條教訓是樸素無飾。一句話，（primitive）文學到了文人手裏，每每要走左道。所以初民的文學，傳到現在的社會裏，仍然占據文學界的一大部。《詩經》的《國風》《小雅》既不是文人作的，又不是文化大備的時代作的，所以隻有天趣，不見人工；是裸體的美人，不是“委委佗佗，如山如河”的“不淑”夫人。例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牖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二之日鑿冰衝衝，三之日納於淩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酒。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泳，誰適為客？
《七月》一篇，真是絕妙的“農歌”。此外的文章，也是篇篇有初民的意味——質直、樸素，因而逼真。即如《褰裳》的頭一章說：“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可以說是鄙汙極了。但是揣想那話的情景，止歡喜它的逼真，活靈活現，忘了它的鄙汙了。後人做詩，意思盡管極好，文章盡管很修飾，情氣每每免不了一個遊字。《詩經》裏全沒有巧言妙語，都是極尋常的話，唯其都是極尋常的話，所以總有極不尋常的價值。chaucer的tales到了現在，還給一般人做師資，隻因為是初民的（primitive）文學。《詩經》對於我們的教訓，也是如此。
《詩經》對於我們的第三教訓是體裁簡單。文章裏最討厭的毛病，是滔滔剌剌，說個不休。後來的賦家，是不消說的，很犯這病了。就是五七言的詩家、詞家、曲家，也多半專求盡量的發泄，不知道少說比多說更有效。《詩經》的詩，除去《大雅》和《頌》有點鋪張外，其餘都合最簡單的體裁。須知天地間的文章，最怕的是說盡了；最可愛的是作者給讀者以極少的話頭，卻使讀者生無限的感想。換句話說來，作者不把他的情景全盤托出，卻使讀者自己感悟去。《小雅》《國風》沒有多說的話，因而結構沒有鬆散的，因而沒有沒含蓄的，因而沒有缺少言外的意境的。作者不全盤托出，就是使讀者完全陷入。這是《詩經》裏唯一的文學手段。
《詩經》對於我們的第四條教訓是音節的自然調和。做詩斷離不了音節，全投音節便是散文。但是這音節一樁事，頗不容易講。律詩重音節了，隻是它那音節，全是背了天真，矯揉造作而成的“聲病”。《詩經》裏的體裁，真可說是自由詩。然而音節的講究，還比律詩更覺自然，更覺精致。押韻的方法不限一格；句裏又有聲韻的組織。雙聲疊韻的字，上下互相勾連，成就了“一片宮商”。總而言之，《詩經》裏的詩，體裁是自由的，押韻法是參差不齊的，句裏邊都是有聲韻的組織的。這樣又自由又精致的音節，是我們做白話詩的榜樣（孔巽軒先生的《詩聲類》，講《詩經》的韻法很詳；錢曉征先生的《養新錄》裏，也有一段，論《詩經》裏音節的組織的，都可參看；今人丁以此先生的《毛詩正韻》，我曾經見過稿本，實在是講詩聲最詳最完的書）。
以上的四條，不過一時偶爾想到，順便寫了下來。其實《詩經》對於我們的教訓，還不隻此。約略來說，《詩經》可分兩大項：一項是《國風》《小雅》，一項是《大雅》《頌》。後一項是後來廟堂文學的起源，我們對它不能得甚麽有益的教訓。至於前一項，是二千年前的自由體白話詩，不特用白話做質料，並且用白話做精神；不特體裁自由，思想、情趣、意旨等項，也無一不自由。我們有這樣的模範白話詩，當然要分點工夫，研究一番了。
（三）為甚麽單要舉出朱晦庵的《詩集傳》和《詩序辨》
朱晦庵的這兩部書，在清代一般漢學家的眼光裏，竟是一文不值了；其實這是很不公允的見解。據我個人偏陋之見，關於《詩經》的著作，還沒有超過他的。先就訓詁而論，訓詁固然不是這部集傳的特長。但是世人以為訓詁最當的《毛傳》，也不見有什麽好處：如“施，移也”；“濟濟，難也”；“京，大也”；真個不通極了。後人不明白他的意思，“從而為之辭”，說他是說文字的本訓。他明明白白是做《詩經》的注，偏牽連到文字的本訓上，弄得意思愈加不明白了。算甚麽營生呢？又如“履帝武敏歆”一句，《毛傳》的穿鑿，可謂達於極點了。平情而論，毛公隻是個冬烘先生，幸而生的較早些，因而粗略記得幾個故訓；這可謂生逢其時的人，他自己何曾有深密的學問。後人說他和《左傳》《周禮》互相發明，其實《左傳》《周禮》是偽經，他和它們互相發明，更見其不安了。況且小序尚是衛宏做的，《後漢書》上有明文，《故訓傳》也就可想了。還不知道是真是假呢。鄭康成的箋，實在比《故訓傳》好些。凡是箋傳不同的地方，總是箋是傳非。現在舉一個例：《豳·七月》說“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說，“爾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說，“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誌，欲嫁焉”。這真比《毛傳》通多了。我平日嚐玩笑著說：“鄭康成免不了幾分學究氣，還不至於像小毛公的冬烘氣象。”《正義》一部書更是不足道的。每逢傳箋反背的地方，他先替傳說話，再替箋說話，自己和自己打架。這簡直是明朝的大全，清朝的高頭講章了。宋朝人關於《詩經》的著作，零碎的多。訓詁一層，除朱子的《集傳》外，其他是全無所得的。清朝人對於《詩經》訓詁，很有些整理發明的功勞。散見的不必說了，即以專書而論，《毛詩稽古篇》《毛詩傳箋通釋》《毛詩傳疏》全是重要著作。但是這些著作都是依附著荒謬的《詩序》而作的，都有點“根本錯謬”的毛病，所以一經講起禮，談起故，論到“詩人之義”來，便刺刺不休的胡說一片。朱子這本《集傳》，在訓詁上雖然不免粗疏，卻少有“根本誤謬”的毛病。他既把小序推翻了，因而故訓一方麵也就著實點兒，不穿鑿了。況且朱子在宋儒中，原是學問極博的一個人。他那訓詁，原不是抄襲來的，盡多很確當的地方。就是反對他的戴東原，注起詩來，還不能不引用他呢。還有一層，我們讀《詩經》，無非體會他的文章，供我們的參考，那裏有整工夫去“三年而通一藝”的辦呢？所以那些繁重的訓詁，大可以不聞不問，還是以速議為是。朱子這部書，雖然不精博，卻還簡單啊！
至於詩義一層，朱子這兩部書真可自豪了。朱子是推翻詩序的。他推翻詩序的法子，隻以《詩經》的本文證他的不通。這真可謂卓識了。詩序上的高子，就是孟子所說的“固哉高叟”。詩序從這種人的徒子徒孫做出來，還能要得嗎？所以《關雎》等篇必定加上後妃，真個附會迂腐的可笑。後妃是誰，誰也說不清楚，至於“淑女”，更難定了。鄭康成竟然硬把太姒安上，章太炎先生又異想天開的說，“文王與紂之事也。後妃淑女，非鬼侯女莫之任”。更曲喻穿鑿了一大篇，讀者不曾看完，必要發笑的。然而這事不能怪太炎，都是《詩序》上妄加後妃二字，勾引出來的。總而言之，《詩序》的大毛病，是迂腐、穿鑿、附會、妄引典禮、杜撰事實。“正心”“誠意”“修齊治平”（這幾個名詞雖然不是漢儒所重，但是毛詩已有這氣象）的道氣，已經很重了，所以自他而降，講詩的人，都不免有“先生帽子高”的氣象。和毛詩同時或者較前的魯、韓兩家，都是道學派的詩。《韓詩外傳》有很多的道氣，齊詩、翼氏諸家，弄上些五行讖緯，道氣變而為妖氣，成了方士派的詩學（這都本胡適之先生的話；道學、方士兩個名字，也是胡先生造的）。宋元人講詩，都是學道派，其中還有幾家，把詩論政，大講起功利主義的，尤其可笑。就是王柏疑詩，也還是道氣重的緊。他敢於刪詩，固算有強毅的魄力了，然而他所以疑詩的緣故，仍是道學先生恨情詩的心理，所以要刪鄭衛。隻有章如愚的見解是極透徹的。他說：“正使學者深維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義，不若《春秋》《易》之微。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知。”這真透徹極了。程伯子是個聰明不過的人，對於《詩經》很有些遠妙的見境。他雖然說《詩序》是國史做的，我們卻可翻過來借他這話證明《詩序》的不可靠。因為他說，若“不是國史做的，孔子又如何憑空做出來”（這話的原文忘了，意思確是如此）。朱子這部《集傳》也還有幾分道氣，但是它的特長是：
（1）拿詩的本文講詩的本文，不拿反背詩本文的《詩序》講詩的本文。
（2）很能闕疑，不把不相幹的事實牽合去。
（3）敢說明某某是淫奔詩。
就這幾項而論，真是難能可貴了。雖然他還有他的大缺點，但是總算此善於彼的。他雖不曾到了“文學的詩”的境界，卻也在道學的詩派中，可稱最妥當的，實在是有判斷、有見識、能分析、能排眾議的著作（朱子這兩部書，很被當時人和後人攻擊）。現在我把他解一番，奉請讀者諸君：（1）學他的敢於推翻千餘年古義的精神；（2）學他敢於稱心所好，不顧世論的魄力；（3）再把《詩經》的研究更進一步，發明文學主義的《詩經》。
這篇文章寫完之後，忽然想起《詩經》的詩，隻有一種最大的長處，就是能使用文學的正義。文學的至高用處，隻是形狀人生，因而動起人的感情，去改造生話；決不是喪誌的玩物。《詩經》裏的哀怨之詞，雖然出在勞夫怨婦的口裏，卻含有許多哲義。這種“不平之鳴”、天地間的至文，都如此的。所以《詩經》（專指《國風》《小雅》）的文學主義比它的文學手段更是重要，可惜我為篇幅所限，現在不能暢暢快快說了。
（選自《故書新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