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裏，埃裏克與普羅斯潑一起度過大部分時光，比如，做“化學實驗”。有一次，他們倆動手製造威士忌，結果引起爆炸，驚醒一位睡覺的廚子，招來一頓臭罵。還有一位13歲的女學生與他們共同閱讀文學著作，他們特別喜歡作家e.內斯比特的作品。埃裏克在看書時，甚至利用他阿姨與費邊社的關係竟能搞到茶來喝。他的強烈願望就是成為一個著名的作家，他模仿莎士比亞，寫了幾個劇本，其中一個叫《男子和少女》，顯然是派生於莎翁的《暴風雨》(劇中一個名叫米爾蘭多的男巫師成了主角)。大約一年以後，埃裏克把這個自創的劇本保留在一本舊筆記簿內，貼上的標簽是“傑作2”。做化學實驗、烤刺蝟、寫劇本、把台詞大聲地讀給默不作聲的女學生聽，所有這一切都給埃裏克帶來了釋放和輕鬆。可是，通觀奧威爾的全部著作，有時候，人們會像斯莫爾威德先生所著的《荒屋》中的人物一樣懷疑，奧威爾是否有過童年時期。正如一位研究奧威爾的學者曾經指出的那樣，真是要作一番想像的努力，才能想到奧威爾曾經年輕過。1949年，奧威爾寫信給重新聯係上的傑辛莎，信中充滿了挽歌式的悲情，也談到了人們對《一九八四》的反應以及為自己日益衰敗的健康而鬱鬱寡歡的心境。可是，這實在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人到中年，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要直接麵對自己的過去。
1914年的金色夏季，奧威爾還有其他事情要做。實際上，處於維多利亞時代晚期與愛德華時代初期的每一位英國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的數周內都發表過一些言論。安東尼·鮑威爾住在文明用語近奧爾德肖特的營房裏，他父親的團部駐紮在那兒。他認為，戰爭是一種激烈的、殘酷的、真實的東西：長途行軍、傷亡情況，年輕的軍官們一個月前還在走廊裏邊換上網球鞋邊閑聊，現在卻已葬身在佛蘭德斯地區了。伊夫林·沃的哥哥亞曆克記得在布萊克希思觀看肯特進行板球比賽時，幾個送電報的郵差給每位選手送來了征召入伍的通知。在《遊上來吸口氣》中，鮑林清醒地意識到了巨大的戰爭陰影的迫近，“有好幾天……人們有一種奇怪而窒息的感覺，一種萬籟俱靜的感覺，就像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仿佛整個大英帝國都在屏息靜聽。”四分之一世紀之後，在另外一次世界大戰前很久，奧威爾在《祖國，向右還是向左》一文中記敘了他記住的這個時期的三件主要事情：7月底，報紙上出現了一幅德國皇帝凱澤的漫畫；亨利的馬車車夫在街上號啕大哭，因為他的馬被征用了；成群結隊的年輕人穿著當時最時髦的服裝——高領衫、緊腿褲、常禮帽——爭搶著綠色的晚報，一批一批地來到火車站，登車離開倫敦。“一天下午，一個報童抱著一捆報紙奔至商業大街，旋即，人們奔回自家的門廊，朝大街對麵喊道，‘我們進來了!我們進來了!’”
奧威爾可能沒有親眼目睹這樁獨特的事件，但似乎很清楚，他看見了類似的事情，戰爭的爆發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阿弗麗爾的記憶與她兄弟的相一致，她曾經想像過，戰爭爆發之日，她兄弟就會回家，坐在媽媽床前，用“一種大人的腔調”與媽媽交談，而6歲的小妹妹為他編織了一條彩色的圍巾。戰爭爆發後不久，奧威爾受到征兵運動的鼓舞，寫了一首充滿愛國激情的詩《覺醒吧!英國的小夥子們》。很可能是在某一天，文明用語夫人把這首詩送至當地的《亨利和南牛津郡標準報》報社，該報在10月初刊登了它。
啊!給我獅子般的力量
狐狸般的智慧
我就能撲向德國鬼子
打得他們靈魂出竅
詩的高潮是另外兩行句子，號召小夥子們立刻應征入伍(如果祖國需要，你卻一次次推掉/那你無疑是個膽小鬼了)。奧威爾的這首詩在聖西普裏安學校大受歡迎，威爾克斯太太在全校學生集會上大聲朗誦它。
這是對一個男孩學校生活的生動描寫：校長夫婦的讚許；有點得意洋洋的小男孩；沉默的敬佩。要是威爾克斯夫婦能夠預見到，在他們表揚詩作者的想像力時，全場爆發出來的響亮的歡呼聲，那麽，他們對此事也許不會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沒有記錄下來埃裏克對在聖西普裏安學校度過5年的時間有何想法。後來，作為成年人的他認為，該校最應該受到譴責的是屈從於書本與考試的教育體係。沒有一個人確切地知道，奧威爾是在什麽時候寫成散文《如此歡樂》(在英國，此文一直到1968年威爾克斯太太去世後才發表，目的是為了不要引起文字誹謗的訴訟)，但是，早在1938年，奧威爾寫給他在聖西普裏安學校的同學西裏爾·康諾利的兩封信中已經暗示這篇文章的起源。其時，康諾利正在撰寫《諾言的敵人》，其中包含了他與威爾克斯夫婦相處時的一些往事，為此竟意外地發現了同學之間的信件。“你說你發現了我以前寫的幾封信，對此，我喜憂參半，”奧威爾寫道。“我真不知道你會怎麽寫聖西普裏安學校的事情，對我而言，那是一場恐怖的夢魘，有時候，我在想，我現在仍然能咂摸到那兒的稀飯味道……”同年晚些時候，奧威爾又寫了另外一封信，信中分析了他們倆在校時各自的立足點——奧威爾認為，康諾利“在各個方麵都比自己更加成功”；另一方麵，奧威爾自身的定位“是較為複雜的，實際上，受這樣一個事實支配，那就是，我比周圍的大多數人窮得多”——同時也回憶了他們兩人對文學懷有的同樣熱情：黎明時分，兩人爭搶h.g.韋爾斯的書，當埃裏克發現一本康普頓·麥肯瑟的具有煽動性的《凶街》時，爭吵就不可避免地爆發了。雖然這封信的書寫日期往前提了，或許提前了好幾年，但是，奧威爾的第二封信傳達了一些基本的東西：他相信自己並未成功；他意識到自己的相對貧困；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憎恨“那頭汙穢文明用語猥的肥母豬威爾克斯太太”。
《如此歡樂》一文長達15000字，是奧威爾字斟句酌寫成的，它揭露了教育的弊端，類似於《尼古拉斯·尼科爾斯》一書中發生在多思博伊大廳裏的情景，也類似於塞繆爾·巴特勒的《眾生之路》。事實上，在閱讀《如此歡樂》時，一個人常常會想起巴特勒對中小學生的忠告：不要張望別的同學，坐在教室的後排，趴在課本上半睡半醒，假如不牢記這些忠告的話，一個人在長大後的許多年裏會成為一個指手畫腳、動輒訓人的人。奧威爾對威爾克斯夫婦的指責許許多多、五花八門，但是，分門別類起來，或許隻有6個方麵：殘酷(文章的開頭就敘述了威爾克斯先生用馬鞭子抽打埃裏克的事情)；勢利；再三強調埃裏克被施舍的地位；學校環境髒兮兮的，夥食差，居住條件惡劣；教學水平低下；學籍檔案記錄是由一個可怕的、飛揚跋扈的、反複無常的、失去自我控製的人把持住的。
在《如此歡樂》一文中，作者描述了一再出現的孩子的恐懼心理、對悲慘童年生活的想法以及生活在由頑固不化、隨心所欲的人主宰的噩夢裏，但是，沒有哪一條這樣簡略的描寫是十分公正地反映了實際情況。作者的感情是通過對公開事件的描述表達出來的。威爾克斯先生對埃裏克的鞭打十分殘暴，打到半當中，馬鞭的把柄斷了。奧威爾當時就號啕大哭。疼痛、哭喊、悔恨，但是，更多的是“一種在孩子身上不應該有的深深的悲哀和一種難以表達的情緒：一種孤獨感、一種無助感、一種不僅被封閉在敵對的世界裏，也被封閉在好壞不分的世界裏的感覺，在這樣的世界裏，我根本不可能去遵守什麽規則”。這也是一個非常勢利的世界，有錢人家的孩子明顯受到關愛(“我懷疑，‘黑人’是否禁閉過其父年收入大大超過2000英鎊的孩子”)，而收費減半的埃裏克則經常被剝奪上課的權力以便讓校方減少不必要的開支(“你的家長負擔不起”)，而且，校方常常警告他，倘若不給他獎學金，命運會怎樣(“一個辦公室打雜的小孩年收入隻不過是40英鎊而已”)。生活狀況極其糟糕：用陳年的糧食熬出來的粥沾在青灰色碗邊；在髒水潭裏遊泳；在臭氣衝天的衛生間裏洗漱。奧威爾一直認為，他一想到聖西普裏安學校，就立刻會“倒抽一口冷氣、嗅到惡心的氣味——一種混合著襪子上的腳汗氣、毛巾上的酸味、走廊上排泄物的臭氣、刀叉上的餿味、燉羊肉冒出來的文明用語味等氣味，以及開關廁所間大門的乒乓聲和宿舍裏水壺的鳴叫聲”。至於威爾克斯夫婦及其手下人的教學方法，隻是一味地背誦，目的就是為了應付拿獎學金的考試。學校的主宰是威爾克斯太太，一個偏袒的、無時無刻不在訓人的、陰險的、惡毒的、侵犯他人的女人，奧威爾背負著“內疚的忠誠”作對付她的最後一招。
《如此歡樂》中有一、兩段表明了作者要努力平衡一下對聖西普裏安學校的看法。“沒有一個人在回顧自己童年歲月時會實事求是地說沒有一點兒歡樂，”奧威爾評論道。除了幾次去海灘遠足外，留在20歲以前的奧威爾心中的“好”記憶是與動物在一起的時候，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書籍。他記得，他與康諾利一起竟然在威爾克斯太太私人藏書室裏發現了《名利場》。奧威爾甚至還承認，他喜歡學校的兩名教工，並與他們交往。這兩人是巴徹勒先生(名字叫諾爾斯)和西爾勒斯先生(名字叫布朗)：後者教地理和繪畫，也組織郊遊，曾經在自己的房間裏拿出一把梨形的鍍金左輪手槍給埃裏克看。但是，令人不安的是，他對聖西普裏安學校的看法在整體上是否定的，得出的結論是，“記憶中的大部分都是令人厭惡的東西”，懷有一種深深的、無法改變的感覺。“我窮；我弱；我不受歡迎；我長期咳嗽不止；我膽小怕事；我渾身散發臭氣。”5年的聖西普裏安學校生活加強了奧威爾的一個信念，這個信念使他的童年生活抹上一層顏色，“所以，我不是好學生，我在浪費時間，糟蹋自己的才能，我舉止頑劣、愚蠢、可惡，而且忘恩負義……”
即使我們考慮到奧威爾由於過分敏感而做出的種種挑剔，還是存在著許多問題，因為許多著名的前聖西普裏安學校的學生——康諾利、加文·馬克斯韋爾、高爾夫球運動員亨利·朗赫斯特——都發表了他們回憶中的威爾克斯夫婦，沒有一個人像奧威爾那樣仇恨他們倆。那麽，對於奧威爾的話，我們到底能相信多少呢?我們應該記在心中的是，一般說來，聰穎、敏感的孩子對於成長過程中的一些事情比起同班同學來感受會更加深刻，因為絕大多數人隻顧及和忙於手頭上要做的事情。早期的傳記作家寫到，威爾克斯太太對於年少的埃裏克有著自己的鮮明觀點：她回憶說，他身上沒有熱情。威爾克斯太太的兒子與埃裏克差不多是同時代的人，他回憶說，文明用語媽“非常重視”這個萎靡的忘恩負義之徒。這像是為各自黨派投票競選而發表的言論，但是，搜集好幾位前聖西普裏安學校的學生所撰寫的回憶文章，都提供了足夠的證據來反駁奧威爾的話。威爾克斯夫人絕不是一個文明用語狂，相反，她是一個有點害羞的從不侵犯他人的人。她或許有點勢利，但是，這是當時學校中流行的弊病。為了增加來自顯赫家庭的學生，威爾克斯夫婦這麽做隻是代表他們那個階層人士的普遍行為。此外，還有這樣一個事實，沒有一個人因為繳納半費而被公開或私下中止學業。至於說到學校條件差，那是因為埃裏克在校的一半時間是處於戰爭時期，故而食品短缺，要以高價才能買到好東西。無數的回憶文章說，學校夥食是驚人的單調，差不多都是糟糕透頂。至於學校的教學水平，從期終考試由校外的同行實施這一點來看，已經是不言自明，能夠說明問題了。關於威爾克斯太太，有幾個學生(後來回憶)抱怨她偏心和刹那間的脾氣；而另外一些學生則認為她是一個能激勵人的人，她的知識、她的熱情、她的英文功底不會輸給一位大學教師。許多學生在畢業之後仍給她寫信，保持聯係。1951年，250位學生參加了以她的名義舉行的慶祝晚宴，亨利·朗赫斯特興高采烈地聲稱，威爾克斯夫人是“我生活中的一位傑出的女子”。
曆史表明，20世紀初期的預備學校是一個令人失望的地方。盡管在安東尼·鮑威爾的身上沒有發生過什麽特別可怕的事情，他承認，以前讀書的紐比肯學校，他現在連5分鍾都不願意呆。即使崇拜學校、敬仰老師的亞曆克·沃都記得，他曾經被迫吃下令他剛剛嘔吐過的一碗早餐食品。傑辛莎·巴迪康姆的話值得一聽。她回憶起奧威爾與她兄弟普羅斯潑之間關於學校體罰的幾次對話，給她留下的印象是，體罰相當少，絕不普遍。有一次，他們倆談到了威爾克斯夫人，奧威爾說，“要和一位老媽媽待在一起而感到高興的話，那你必須是一位身穿蘇格蘭褶襇裙的公爵”，當然，這是一種幽默的說法，並無憎恨的成分。至於奧威爾指責自己體弱、膽小、有病、不受歡迎、體臭等等，巴迪康姆小姐輕鬆愉快地把它們統統排斥掉。她認為，奧威爾是一個完全正常的、快樂的男孩，發育也很好(在留下來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他的個頭長得比普羅斯潑還要高)，有著文明用語自主的個性。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這種享有盛名的個性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麽煩惱，聖西普裏安學校是他的“替罪羊”。
在如此大量的正反意見中，一個人想要知道的是那些與奧威爾的家庭背景、家庭收入相仿的人的說法。或許能找到這樣一個人，他就是文明用語裏克·雅各布。像奧威爾一樣，他也是一個隻繳一半費用的學生，在奧威爾離開聖西普裏安學校大約一個學期後進校的。雅各布的著作《一個中產階級者的生活場景》，其中包括了他對聖西普裏安學校的回憶(書中的學校改名為“聖救世主”，校董是“阿巴思諾特先生和太太”)。這本書與奧威爾還有一點有趣的聯係。該書是在作者去世前一年由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出版的，該書的卷首引用了康諾利的《不平靜的墓地》中的話，奧威爾在去世前看到過這本書。雅各布是在8歲時進入聖西普裏安學校的，他描述該校是由“精明的、辦事效率非常高的校長太太”管理的。他著重指出，威爾克斯夫人心腸好，用丈夫賺來的錢資助窮學生，是一位十分優秀的教師。同時，她也表現出“一種凶狠、任意的脾氣”。倘若一個學生在開學初不幸冒犯了她，那麽，他就要花上整整10周的時間來努力彌補這一過錯。雅各布在他的書中寫到，他看到一個學生跪在自己的床前，口中念念有詞，反複說道，“主啊，把我從罪惡中解救出來吧，讓我在這一個學期內能遵循阿巴思諾特夫人的教誨，我的主啊，文明用語文明用語，阿們。”說到設立禁閉室，這是“當時教育界的一種時髦”。一群小孩躺在板球場的草地上，嘰嘰喳喳地議論著，某某人的家長看上去那麽陰險，為什麽家境比較差的人整天樂顛顛的，對此情景，沒有幾個人會十分反感。這真有點奧威爾的筆調——雅各布由於“體麵的”家庭而進入聖西普裏安學校的核心圈子，但他總是小心翼翼行事。人們常問道“你家有多少錢”？而威爾克斯夫人從來不問這個問題，與之相反的是，她所執掌這所學校裏的人像害了流行病似地普遍地詢問這一問題。
或許，我們現在應該回過頭來看看奧威爾是怎麽寫的吧。《如此歡樂》究竟是一篇什麽樣的文章呢?馬爾科姆·馬格裏奇留下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記錄：1950年2月的某一天，他與奧威爾的遺孀索尼婭、奧威爾的至交托斯科·菲維爾一起造訪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商討出版奧威爾生前沒有發表的文章事宜。出版公司的一位文明用語羅傑·森豪斯覺得這些文章令人極度反感，“充斥了自憐自艾”。馬格裏奇同意這種說法，“但是，唯如此才是奧威爾，唯如此才是大衛·科伯菲爾”。馬格裏奇認為，從某一方麵來說，奧威爾的文章非常相似於狄更斯的傳記小說，“隻是脫水脫得很厲害”。毋庸置疑，奧威爾的寫作意圖是為了文學創作上的真實可信，同樣毋庸置疑的是，他並沒有做到。一個人也許不會像羅伯特·皮爾斯那樣仔細深入地研究奧威爾的作品，他曾經說過，在花上幾分鍾的時間去調查證據後，你就會發現，奧威爾既沒有弄濕自己的床，也沒有挨過打，然而，像奧威爾的大部分作品那樣，利用文學手段營造出極度險惡的形勢，產生強烈的效果，可是，明眼人一望便知，“過猶不及”，這是假的。例如，文章的最後一句話，奧威爾聲稱，學校的魔力“再也不會對我起任何作用，現在，我連憎恨它的心都不複存在了，也根本不會去盼望‘輕彈’和‘黑人’死掉、校舍燒掉”。顯而易見，這是假話：聖西普裏安學校實實在在地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否則的話，奧威爾怎麽會傷神費力地用那麽多筆墨去寫它呢?說到憎恨，它充斥於《如此歡樂》一文中的字裏行間。我們看到，通篇文章是由一種神話情結支配著，著力於加強偶然事件的象征性(10先令的板球拍買賣被拒絕了，是因為“你們家買不起”)，營造外部世界的令人窒息的恐怖氣氛，把一切調動起來形成一種巨大而狡猾的暗示：警察式專製，“黑人”用一雙仇恨的眼睛注視著一切。奧威爾敘述了一件事情：他帶著一份差事去伊斯特邦恩，沒有按照原先規定的路線走，是因為他去糖果店買了一盒巧克力。他突然發現一個人盯住他的校帽看，奧威爾立刻就想到，這個人是“黑人”派來的暗探。這似乎是完全符合邏輯的解釋。“‘黑人’權勢無比，他的暗探布滿各個角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提及“黑人”派出的“暗探”以及他的權勢，這一切把我們引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問題是，《如此歡樂》一文是在什麽時候寫成的。一位在40年代中期充當奧威爾秘書的女人記得，她把一份模糊不清的、顯得輾轉過許多地方的手稿重新抄了一遍，爾後在1947年把它交給了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但是，原稿是誰打的呢?又是在什麽時候寫的呢?很可能是在1939年至1940年之間完稿的(奧威爾在1938年宣布，他要寫一本關於聖西普裏安學校的書)。也可能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間撰寫和打字——或者重新撰寫和重新打字——因為在那個時候，奧威爾雇傭了另外一位打字員為他工作。不管怎麽說，完全可能的是，《如此歡樂》中的深思熟慮的部分是奧威爾醞釀而成，或者實際上就是他寫的，因為這部分後來演變成《一九八四》一書。許多年來，評論家們一直在懷疑，作者對集權主義的揭露可能就是自己苦難童年生活的投影，獨裁世界的陰影已經紮根於這個寄宿製學校學生的心中。當然，我們也可以爭辯道，同樣貌似有理的說法是，奧威爾可能采用某種詭計，把自己成人後的對集權主義及其後果的想法用一種更加狡猾的方式、即通過回憶聖西普裏安學校的生活把它表現出來。把學校比作警察局、把威爾克斯夫人說成是隨心所欲、喜怒無常，這一切——我們可以說——是《一九八四》一書中的精神包裹的“娘家”。對於這樣一個謎一般的問題，不管答案是什麽，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回憶童年生活的文章與反烏托邦小說之間存在著某種聯係，這就足以說明在奧威爾的精神家園裏同時存在著這兩樣東西。
奧威爾關於聖西普裏安學校的記敘是否存在文學上的虛構成分?對此，撰寫回憶威爾克斯夫婦文章的作者們後來承認，他們受到了偏見暗示的影響。康諾利把自己在聖西普裏安學校的經曆寫進了《諾言的敵人》(1938)，收到了威爾克斯夫人“無限自責”的一封信。在自己的父母親去世後，康諾利又讀了一遍父母給他的信，開始體會到威爾克斯夫婦為他所作的種種努力。已是成年人的康諾利認識到，他所諷刺的事情僅僅是他誇大其詞的狂熱性體現。1967年，為了表達自己對亡者的彌補心情，康諾利出席了很少人參加的威爾克斯夫人的葬禮。沒有一個人與他交談。康諾利的最後定論是，“如果曆史能原諒被人打擾的話，那麽，曆史將如實告訴我們，威爾克斯先生是一個非常勤勞盡職的人，盡管他缺乏想像力；威爾克斯夫人使用了太多的體罰和精神上的恐嚇，有時候還把自己的怒氣撒在孩子們的身上，然而，她是一位熱心腸的人、一位激發學生前進的教師。”康諾利一直無法不說聖西普裏安學校有著伏都教的本質，他報道說，他聽到一些原聖西普裏安學校的學生要求他們的孩子們在駕車經過該校時，要向現已荒蕪廢棄的運動場揮舞拳頭(奧威爾聽到的謠傳是真的，1939年，該校毀於一場大火)。
不管奧威爾對聖西普裏安學校有何看法，他和康諾利都是獲威爾克斯夫婦獎學金的兩名學生，也是獲得私立公學獎學金的首要人選。12歲的時候，在教育的階梯上下一步走向哪兒仍然是懸而未決。傑辛莎·巴迪康姆記得，某天黃昏時分，在花園裏，文明用語先生匆匆趕來，提醒他兒子把學校布置作品的答案寄出去。他們返回亨利鎮(文明用語先生任當地高爾夫球俱樂部的秘書)。後來，在1915年，他們搬到聖馬克大街36號的一間更小的、半連體的房子裏。沒有一個同學來過這兒，埃裏克自己也不來，雖然這裏能使他想起好朋友來。在當地一位貴族(文明用語先生在高爾夫球俱樂部見過他一麵)的讚助下，學生們的課外活動發展成聖誕節期間演出童話劇。據一位演員回憶說，埃裏克演得很差勁，主要是過於靦腆。
1915年，埃裏克獲得學校英語競賽獎，感受到成功的壓力更重了。他在《如此歡樂》一文中所說的話很可能是事實的真相：在他的一生中，沒有哪一個時期比威爾克斯夫婦激勵他時會令他更加勤奮讀書，他的最後一學年的成績單上全部是優等。1916年2月，他與康諾利因獲獎學金而一道被派往惠靈頓公學。(康諾利根本不喜歡惠靈頓公學：一群身著藍色製服的學生在死氣沉沉的灰磚瓦牆裏喧囂鬧騰，惠靈頓人和杜鵑花都是班格肖特沙地上不結果的東西。)接下去是兩天半的考試以及在伊頓的麵試，奧威爾獲第13名，因為立刻發放獎金的人數是前12名，他必須等候前12名的人中有放棄的空缺才行。他又回到聖西普裏安學校，獲拉丁語和希臘語獎。6月，參加了哈羅曆史考試。在年終校外考官的報告單上，他和康諾利是該校無可爭辯的學生明星，康諾利英語考第一，奧威爾的拉丁語和希臘語更好。奧威爾的名字第二次出現在報紙上，是因為學校接受了一項任務，要寫一首詩來紀念剛剛去世的基欽納勳爵［lordkitchener(1850—1916)，英國陸軍元帥，擊敗蘇丹，文明用語南非布爾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陸軍大臣，因所乘巡洋艦觸雷沉沒而溺死——譯者注］。根據康諾利所說，奧威爾親自把詩稿送至《亨利和南牛津郡標準報》報社，該報在7月21日發表了這首詩。這是一首傳統的緬懷詩，不會引起研究奧威爾的學者們的興趣。詩的標題是《流浪者之歌》，而當地流浪者的統計數字也刊登在同一版麵上。
奧威爾最終在1916年底離開了聖西普裏安學校。他在學校高年級學生跳水比賽中獲得第3名；在狄更斯的獨幕劇《丁當先生的婚禮》中扮演沃德爾先生(校刊認為，這是一出相當好的戲，但是很難演)。他們是在當地的兵營和附近兩座部隊的醫院裏上演的。保存下來的這個時期的唯一的一封家信敘述了許多複雜的演出情況，充滿像“無可名狀的輕快”、“蠻愉快的經曆”等諸如此類的話，沒有一點兒演出辛苦的暗示。12月中旬，奧威爾向威爾克斯夫人告別。已經成年的奧威爾聲稱，他覺察出，在威爾克斯夫人的道別聲中，有“一種恩賜的態度，幾乎是一種嗤笑”。盡管埃裏克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卻“不是好孩子一類的人”。世界大戰正打得熱火朝天，在蘇塞克斯郡的寒冷的早晨，奧威爾認為他自己懷有一種什麽樣的情感呢?“失敗、失敗、失敗——失敗在我身後，失敗在我眼前——這就是我深深的信念。”這位13歲的小男孩帶著獎學金和框架搖晃的獎狀，打理好背包，消失在青少年時代剩下的歲月中去了。
1914年的金色夏季，奧威爾還有其他事情要做。實際上，處於維多利亞時代晚期與愛德華時代初期的每一位英國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的數周內都發表過一些言論。安東尼·鮑威爾住在文明用語近奧爾德肖特的營房裏，他父親的團部駐紮在那兒。他認為，戰爭是一種激烈的、殘酷的、真實的東西：長途行軍、傷亡情況，年輕的軍官們一個月前還在走廊裏邊換上網球鞋邊閑聊，現在卻已葬身在佛蘭德斯地區了。伊夫林·沃的哥哥亞曆克記得在布萊克希思觀看肯特進行板球比賽時，幾個送電報的郵差給每位選手送來了征召入伍的通知。在《遊上來吸口氣》中，鮑林清醒地意識到了巨大的戰爭陰影的迫近，“有好幾天……人們有一種奇怪而窒息的感覺，一種萬籟俱靜的感覺，就像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仿佛整個大英帝國都在屏息靜聽。”四分之一世紀之後，在另外一次世界大戰前很久，奧威爾在《祖國，向右還是向左》一文中記敘了他記住的這個時期的三件主要事情：7月底，報紙上出現了一幅德國皇帝凱澤的漫畫；亨利的馬車車夫在街上號啕大哭，因為他的馬被征用了；成群結隊的年輕人穿著當時最時髦的服裝——高領衫、緊腿褲、常禮帽——爭搶著綠色的晚報，一批一批地來到火車站，登車離開倫敦。“一天下午，一個報童抱著一捆報紙奔至商業大街，旋即，人們奔回自家的門廊，朝大街對麵喊道，‘我們進來了!我們進來了!’”
奧威爾可能沒有親眼目睹這樁獨特的事件，但似乎很清楚，他看見了類似的事情，戰爭的爆發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阿弗麗爾的記憶與她兄弟的相一致，她曾經想像過，戰爭爆發之日，她兄弟就會回家，坐在媽媽床前，用“一種大人的腔調”與媽媽交談，而6歲的小妹妹為他編織了一條彩色的圍巾。戰爭爆發後不久，奧威爾受到征兵運動的鼓舞，寫了一首充滿愛國激情的詩《覺醒吧!英國的小夥子們》。很可能是在某一天，文明用語夫人把這首詩送至當地的《亨利和南牛津郡標準報》報社，該報在10月初刊登了它。
啊!給我獅子般的力量
狐狸般的智慧
我就能撲向德國鬼子
打得他們靈魂出竅
詩的高潮是另外兩行句子，號召小夥子們立刻應征入伍(如果祖國需要，你卻一次次推掉/那你無疑是個膽小鬼了)。奧威爾的這首詩在聖西普裏安學校大受歡迎，威爾克斯太太在全校學生集會上大聲朗誦它。
這是對一個男孩學校生活的生動描寫：校長夫婦的讚許；有點得意洋洋的小男孩；沉默的敬佩。要是威爾克斯夫婦能夠預見到，在他們表揚詩作者的想像力時，全場爆發出來的響亮的歡呼聲，那麽，他們對此事也許不會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沒有記錄下來埃裏克對在聖西普裏安學校度過5年的時間有何想法。後來，作為成年人的他認為，該校最應該受到譴責的是屈從於書本與考試的教育體係。沒有一個人確切地知道，奧威爾是在什麽時候寫成散文《如此歡樂》(在英國，此文一直到1968年威爾克斯太太去世後才發表，目的是為了不要引起文字誹謗的訴訟)，但是，早在1938年，奧威爾寫給他在聖西普裏安學校的同學西裏爾·康諾利的兩封信中已經暗示這篇文章的起源。其時，康諾利正在撰寫《諾言的敵人》，其中包含了他與威爾克斯夫婦相處時的一些往事，為此竟意外地發現了同學之間的信件。“你說你發現了我以前寫的幾封信，對此，我喜憂參半，”奧威爾寫道。“我真不知道你會怎麽寫聖西普裏安學校的事情，對我而言，那是一場恐怖的夢魘，有時候，我在想，我現在仍然能咂摸到那兒的稀飯味道……”同年晚些時候，奧威爾又寫了另外一封信，信中分析了他們倆在校時各自的立足點——奧威爾認為，康諾利“在各個方麵都比自己更加成功”；另一方麵，奧威爾自身的定位“是較為複雜的，實際上，受這樣一個事實支配，那就是，我比周圍的大多數人窮得多”——同時也回憶了他們兩人對文學懷有的同樣熱情：黎明時分，兩人爭搶h.g.韋爾斯的書，當埃裏克發現一本康普頓·麥肯瑟的具有煽動性的《凶街》時，爭吵就不可避免地爆發了。雖然這封信的書寫日期往前提了，或許提前了好幾年，但是，奧威爾的第二封信傳達了一些基本的東西：他相信自己並未成功；他意識到自己的相對貧困；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憎恨“那頭汙穢文明用語猥的肥母豬威爾克斯太太”。
《如此歡樂》一文長達15000字，是奧威爾字斟句酌寫成的，它揭露了教育的弊端，類似於《尼古拉斯·尼科爾斯》一書中發生在多思博伊大廳裏的情景，也類似於塞繆爾·巴特勒的《眾生之路》。事實上，在閱讀《如此歡樂》時，一個人常常會想起巴特勒對中小學生的忠告：不要張望別的同學，坐在教室的後排，趴在課本上半睡半醒，假如不牢記這些忠告的話，一個人在長大後的許多年裏會成為一個指手畫腳、動輒訓人的人。奧威爾對威爾克斯夫婦的指責許許多多、五花八門，但是，分門別類起來，或許隻有6個方麵：殘酷(文章的開頭就敘述了威爾克斯先生用馬鞭子抽打埃裏克的事情)；勢利；再三強調埃裏克被施舍的地位；學校環境髒兮兮的，夥食差，居住條件惡劣；教學水平低下；學籍檔案記錄是由一個可怕的、飛揚跋扈的、反複無常的、失去自我控製的人把持住的。
在《如此歡樂》一文中，作者描述了一再出現的孩子的恐懼心理、對悲慘童年生活的想法以及生活在由頑固不化、隨心所欲的人主宰的噩夢裏，但是，沒有哪一條這樣簡略的描寫是十分公正地反映了實際情況。作者的感情是通過對公開事件的描述表達出來的。威爾克斯先生對埃裏克的鞭打十分殘暴，打到半當中，馬鞭的把柄斷了。奧威爾當時就號啕大哭。疼痛、哭喊、悔恨，但是，更多的是“一種在孩子身上不應該有的深深的悲哀和一種難以表達的情緒：一種孤獨感、一種無助感、一種不僅被封閉在敵對的世界裏，也被封閉在好壞不分的世界裏的感覺，在這樣的世界裏，我根本不可能去遵守什麽規則”。這也是一個非常勢利的世界，有錢人家的孩子明顯受到關愛(“我懷疑，‘黑人’是否禁閉過其父年收入大大超過2000英鎊的孩子”)，而收費減半的埃裏克則經常被剝奪上課的權力以便讓校方減少不必要的開支(“你的家長負擔不起”)，而且，校方常常警告他，倘若不給他獎學金，命運會怎樣(“一個辦公室打雜的小孩年收入隻不過是40英鎊而已”)。生活狀況極其糟糕：用陳年的糧食熬出來的粥沾在青灰色碗邊；在髒水潭裏遊泳；在臭氣衝天的衛生間裏洗漱。奧威爾一直認為，他一想到聖西普裏安學校，就立刻會“倒抽一口冷氣、嗅到惡心的氣味——一種混合著襪子上的腳汗氣、毛巾上的酸味、走廊上排泄物的臭氣、刀叉上的餿味、燉羊肉冒出來的文明用語味等氣味，以及開關廁所間大門的乒乓聲和宿舍裏水壺的鳴叫聲”。至於威爾克斯夫婦及其手下人的教學方法，隻是一味地背誦，目的就是為了應付拿獎學金的考試。學校的主宰是威爾克斯太太，一個偏袒的、無時無刻不在訓人的、陰險的、惡毒的、侵犯他人的女人，奧威爾背負著“內疚的忠誠”作對付她的最後一招。
《如此歡樂》中有一、兩段表明了作者要努力平衡一下對聖西普裏安學校的看法。“沒有一個人在回顧自己童年歲月時會實事求是地說沒有一點兒歡樂，”奧威爾評論道。除了幾次去海灘遠足外，留在20歲以前的奧威爾心中的“好”記憶是與動物在一起的時候，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書籍。他記得，他與康諾利一起竟然在威爾克斯太太私人藏書室裏發現了《名利場》。奧威爾甚至還承認，他喜歡學校的兩名教工，並與他們交往。這兩人是巴徹勒先生(名字叫諾爾斯)和西爾勒斯先生(名字叫布朗)：後者教地理和繪畫，也組織郊遊，曾經在自己的房間裏拿出一把梨形的鍍金左輪手槍給埃裏克看。但是，令人不安的是，他對聖西普裏安學校的看法在整體上是否定的，得出的結論是，“記憶中的大部分都是令人厭惡的東西”，懷有一種深深的、無法改變的感覺。“我窮；我弱；我不受歡迎；我長期咳嗽不止；我膽小怕事；我渾身散發臭氣。”5年的聖西普裏安學校生活加強了奧威爾的一個信念，這個信念使他的童年生活抹上一層顏色，“所以，我不是好學生，我在浪費時間，糟蹋自己的才能，我舉止頑劣、愚蠢、可惡，而且忘恩負義……”
即使我們考慮到奧威爾由於過分敏感而做出的種種挑剔，還是存在著許多問題，因為許多著名的前聖西普裏安學校的學生——康諾利、加文·馬克斯韋爾、高爾夫球運動員亨利·朗赫斯特——都發表了他們回憶中的威爾克斯夫婦，沒有一個人像奧威爾那樣仇恨他們倆。那麽，對於奧威爾的話，我們到底能相信多少呢?我們應該記在心中的是，一般說來，聰穎、敏感的孩子對於成長過程中的一些事情比起同班同學來感受會更加深刻，因為絕大多數人隻顧及和忙於手頭上要做的事情。早期的傳記作家寫到，威爾克斯太太對於年少的埃裏克有著自己的鮮明觀點：她回憶說，他身上沒有熱情。威爾克斯太太的兒子與埃裏克差不多是同時代的人，他回憶說，文明用語媽“非常重視”這個萎靡的忘恩負義之徒。這像是為各自黨派投票競選而發表的言論，但是，搜集好幾位前聖西普裏安學校的學生所撰寫的回憶文章，都提供了足夠的證據來反駁奧威爾的話。威爾克斯夫人絕不是一個文明用語狂，相反，她是一個有點害羞的從不侵犯他人的人。她或許有點勢利，但是，這是當時學校中流行的弊病。為了增加來自顯赫家庭的學生，威爾克斯夫婦這麽做隻是代表他們那個階層人士的普遍行為。此外，還有這樣一個事實，沒有一個人因為繳納半費而被公開或私下中止學業。至於說到學校條件差，那是因為埃裏克在校的一半時間是處於戰爭時期，故而食品短缺，要以高價才能買到好東西。無數的回憶文章說，學校夥食是驚人的單調，差不多都是糟糕透頂。至於學校的教學水平，從期終考試由校外的同行實施這一點來看，已經是不言自明，能夠說明問題了。關於威爾克斯太太，有幾個學生(後來回憶)抱怨她偏心和刹那間的脾氣；而另外一些學生則認為她是一個能激勵人的人，她的知識、她的熱情、她的英文功底不會輸給一位大學教師。許多學生在畢業之後仍給她寫信，保持聯係。1951年，250位學生參加了以她的名義舉行的慶祝晚宴，亨利·朗赫斯特興高采烈地聲稱，威爾克斯夫人是“我生活中的一位傑出的女子”。
曆史表明，20世紀初期的預備學校是一個令人失望的地方。盡管在安東尼·鮑威爾的身上沒有發生過什麽特別可怕的事情，他承認，以前讀書的紐比肯學校，他現在連5分鍾都不願意呆。即使崇拜學校、敬仰老師的亞曆克·沃都記得，他曾經被迫吃下令他剛剛嘔吐過的一碗早餐食品。傑辛莎·巴迪康姆的話值得一聽。她回憶起奧威爾與她兄弟普羅斯潑之間關於學校體罰的幾次對話，給她留下的印象是，體罰相當少，絕不普遍。有一次，他們倆談到了威爾克斯夫人，奧威爾說，“要和一位老媽媽待在一起而感到高興的話，那你必須是一位身穿蘇格蘭褶襇裙的公爵”，當然，這是一種幽默的說法，並無憎恨的成分。至於奧威爾指責自己體弱、膽小、有病、不受歡迎、體臭等等，巴迪康姆小姐輕鬆愉快地把它們統統排斥掉。她認為，奧威爾是一個完全正常的、快樂的男孩，發育也很好(在留下來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他的個頭長得比普羅斯潑還要高)，有著文明用語自主的個性。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這種享有盛名的個性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麽煩惱，聖西普裏安學校是他的“替罪羊”。
在如此大量的正反意見中，一個人想要知道的是那些與奧威爾的家庭背景、家庭收入相仿的人的說法。或許能找到這樣一個人，他就是文明用語裏克·雅各布。像奧威爾一樣，他也是一個隻繳一半費用的學生，在奧威爾離開聖西普裏安學校大約一個學期後進校的。雅各布的著作《一個中產階級者的生活場景》，其中包括了他對聖西普裏安學校的回憶(書中的學校改名為“聖救世主”，校董是“阿巴思諾特先生和太太”)。這本書與奧威爾還有一點有趣的聯係。該書是在作者去世前一年由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出版的，該書的卷首引用了康諾利的《不平靜的墓地》中的話，奧威爾在去世前看到過這本書。雅各布是在8歲時進入聖西普裏安學校的，他描述該校是由“精明的、辦事效率非常高的校長太太”管理的。他著重指出，威爾克斯夫人心腸好，用丈夫賺來的錢資助窮學生，是一位十分優秀的教師。同時，她也表現出“一種凶狠、任意的脾氣”。倘若一個學生在開學初不幸冒犯了她，那麽，他就要花上整整10周的時間來努力彌補這一過錯。雅各布在他的書中寫到，他看到一個學生跪在自己的床前，口中念念有詞，反複說道，“主啊，把我從罪惡中解救出來吧，讓我在這一個學期內能遵循阿巴思諾特夫人的教誨，我的主啊，文明用語文明用語，阿們。”說到設立禁閉室，這是“當時教育界的一種時髦”。一群小孩躺在板球場的草地上，嘰嘰喳喳地議論著，某某人的家長看上去那麽陰險，為什麽家境比較差的人整天樂顛顛的，對此情景，沒有幾個人會十分反感。這真有點奧威爾的筆調——雅各布由於“體麵的”家庭而進入聖西普裏安學校的核心圈子，但他總是小心翼翼行事。人們常問道“你家有多少錢”？而威爾克斯夫人從來不問這個問題，與之相反的是，她所執掌這所學校裏的人像害了流行病似地普遍地詢問這一問題。
或許，我們現在應該回過頭來看看奧威爾是怎麽寫的吧。《如此歡樂》究竟是一篇什麽樣的文章呢?馬爾科姆·馬格裏奇留下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記錄：1950年2月的某一天，他與奧威爾的遺孀索尼婭、奧威爾的至交托斯科·菲維爾一起造訪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商討出版奧威爾生前沒有發表的文章事宜。出版公司的一位文明用語羅傑·森豪斯覺得這些文章令人極度反感，“充斥了自憐自艾”。馬格裏奇同意這種說法，“但是，唯如此才是奧威爾，唯如此才是大衛·科伯菲爾”。馬格裏奇認為，從某一方麵來說，奧威爾的文章非常相似於狄更斯的傳記小說，“隻是脫水脫得很厲害”。毋庸置疑，奧威爾的寫作意圖是為了文學創作上的真實可信，同樣毋庸置疑的是，他並沒有做到。一個人也許不會像羅伯特·皮爾斯那樣仔細深入地研究奧威爾的作品，他曾經說過，在花上幾分鍾的時間去調查證據後，你就會發現，奧威爾既沒有弄濕自己的床，也沒有挨過打，然而，像奧威爾的大部分作品那樣，利用文學手段營造出極度險惡的形勢，產生強烈的效果，可是，明眼人一望便知，“過猶不及”，這是假的。例如，文章的最後一句話，奧威爾聲稱，學校的魔力“再也不會對我起任何作用，現在，我連憎恨它的心都不複存在了，也根本不會去盼望‘輕彈’和‘黑人’死掉、校舍燒掉”。顯而易見，這是假話：聖西普裏安學校實實在在地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否則的話，奧威爾怎麽會傷神費力地用那麽多筆墨去寫它呢?說到憎恨，它充斥於《如此歡樂》一文中的字裏行間。我們看到，通篇文章是由一種神話情結支配著，著力於加強偶然事件的象征性(10先令的板球拍買賣被拒絕了，是因為“你們家買不起”)，營造外部世界的令人窒息的恐怖氣氛，把一切調動起來形成一種巨大而狡猾的暗示：警察式專製，“黑人”用一雙仇恨的眼睛注視著一切。奧威爾敘述了一件事情：他帶著一份差事去伊斯特邦恩，沒有按照原先規定的路線走，是因為他去糖果店買了一盒巧克力。他突然發現一個人盯住他的校帽看，奧威爾立刻就想到，這個人是“黑人”派來的暗探。這似乎是完全符合邏輯的解釋。“‘黑人’權勢無比，他的暗探布滿各個角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提及“黑人”派出的“暗探”以及他的權勢，這一切把我們引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問題是，《如此歡樂》一文是在什麽時候寫成的。一位在40年代中期充當奧威爾秘書的女人記得，她把一份模糊不清的、顯得輾轉過許多地方的手稿重新抄了一遍，爾後在1947年把它交給了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但是，原稿是誰打的呢?又是在什麽時候寫的呢?很可能是在1939年至1940年之間完稿的(奧威爾在1938年宣布，他要寫一本關於聖西普裏安學校的書)。也可能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間撰寫和打字——或者重新撰寫和重新打字——因為在那個時候，奧威爾雇傭了另外一位打字員為他工作。不管怎麽說，完全可能的是，《如此歡樂》中的深思熟慮的部分是奧威爾醞釀而成，或者實際上就是他寫的，因為這部分後來演變成《一九八四》一書。許多年來，評論家們一直在懷疑，作者對集權主義的揭露可能就是自己苦難童年生活的投影，獨裁世界的陰影已經紮根於這個寄宿製學校學生的心中。當然，我們也可以爭辯道，同樣貌似有理的說法是，奧威爾可能采用某種詭計，把自己成人後的對集權主義及其後果的想法用一種更加狡猾的方式、即通過回憶聖西普裏安學校的生活把它表現出來。把學校比作警察局、把威爾克斯夫人說成是隨心所欲、喜怒無常，這一切——我們可以說——是《一九八四》一書中的精神包裹的“娘家”。對於這樣一個謎一般的問題，不管答案是什麽，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回憶童年生活的文章與反烏托邦小說之間存在著某種聯係，這就足以說明在奧威爾的精神家園裏同時存在著這兩樣東西。
奧威爾關於聖西普裏安學校的記敘是否存在文學上的虛構成分?對此，撰寫回憶威爾克斯夫婦文章的作者們後來承認，他們受到了偏見暗示的影響。康諾利把自己在聖西普裏安學校的經曆寫進了《諾言的敵人》(1938)，收到了威爾克斯夫人“無限自責”的一封信。在自己的父母親去世後，康諾利又讀了一遍父母給他的信，開始體會到威爾克斯夫婦為他所作的種種努力。已是成年人的康諾利認識到，他所諷刺的事情僅僅是他誇大其詞的狂熱性體現。1967年，為了表達自己對亡者的彌補心情，康諾利出席了很少人參加的威爾克斯夫人的葬禮。沒有一個人與他交談。康諾利的最後定論是，“如果曆史能原諒被人打擾的話，那麽，曆史將如實告訴我們，威爾克斯先生是一個非常勤勞盡職的人，盡管他缺乏想像力；威爾克斯夫人使用了太多的體罰和精神上的恐嚇，有時候還把自己的怒氣撒在孩子們的身上，然而，她是一位熱心腸的人、一位激發學生前進的教師。”康諾利一直無法不說聖西普裏安學校有著伏都教的本質，他報道說，他聽到一些原聖西普裏安學校的學生要求他們的孩子們在駕車經過該校時，要向現已荒蕪廢棄的運動場揮舞拳頭(奧威爾聽到的謠傳是真的，1939年，該校毀於一場大火)。
不管奧威爾對聖西普裏安學校有何看法，他和康諾利都是獲威爾克斯夫婦獎學金的兩名學生，也是獲得私立公學獎學金的首要人選。12歲的時候，在教育的階梯上下一步走向哪兒仍然是懸而未決。傑辛莎·巴迪康姆記得，某天黃昏時分，在花園裏，文明用語先生匆匆趕來，提醒他兒子把學校布置作品的答案寄出去。他們返回亨利鎮(文明用語先生任當地高爾夫球俱樂部的秘書)。後來，在1915年，他們搬到聖馬克大街36號的一間更小的、半連體的房子裏。沒有一個同學來過這兒，埃裏克自己也不來，雖然這裏能使他想起好朋友來。在當地一位貴族(文明用語先生在高爾夫球俱樂部見過他一麵)的讚助下，學生們的課外活動發展成聖誕節期間演出童話劇。據一位演員回憶說，埃裏克演得很差勁，主要是過於靦腆。
1915年，埃裏克獲得學校英語競賽獎，感受到成功的壓力更重了。他在《如此歡樂》一文中所說的話很可能是事實的真相：在他的一生中，沒有哪一個時期比威爾克斯夫婦激勵他時會令他更加勤奮讀書，他的最後一學年的成績單上全部是優等。1916年2月，他與康諾利因獲獎學金而一道被派往惠靈頓公學。(康諾利根本不喜歡惠靈頓公學：一群身著藍色製服的學生在死氣沉沉的灰磚瓦牆裏喧囂鬧騰，惠靈頓人和杜鵑花都是班格肖特沙地上不結果的東西。)接下去是兩天半的考試以及在伊頓的麵試，奧威爾獲第13名，因為立刻發放獎金的人數是前12名，他必須等候前12名的人中有放棄的空缺才行。他又回到聖西普裏安學校，獲拉丁語和希臘語獎。6月，參加了哈羅曆史考試。在年終校外考官的報告單上，他和康諾利是該校無可爭辯的學生明星，康諾利英語考第一，奧威爾的拉丁語和希臘語更好。奧威爾的名字第二次出現在報紙上，是因為學校接受了一項任務，要寫一首詩來紀念剛剛去世的基欽納勳爵［lordkitchener(1850—1916)，英國陸軍元帥，擊敗蘇丹，文明用語南非布爾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陸軍大臣，因所乘巡洋艦觸雷沉沒而溺死——譯者注］。根據康諾利所說，奧威爾親自把詩稿送至《亨利和南牛津郡標準報》報社，該報在7月21日發表了這首詩。這是一首傳統的緬懷詩，不會引起研究奧威爾的學者們的興趣。詩的標題是《流浪者之歌》，而當地流浪者的統計數字也刊登在同一版麵上。
奧威爾最終在1916年底離開了聖西普裏安學校。他在學校高年級學生跳水比賽中獲得第3名；在狄更斯的獨幕劇《丁當先生的婚禮》中扮演沃德爾先生(校刊認為，這是一出相當好的戲，但是很難演)。他們是在當地的兵營和附近兩座部隊的醫院裏上演的。保存下來的這個時期的唯一的一封家信敘述了許多複雜的演出情況，充滿像“無可名狀的輕快”、“蠻愉快的經曆”等諸如此類的話，沒有一點兒演出辛苦的暗示。12月中旬，奧威爾向威爾克斯夫人告別。已經成年的奧威爾聲稱，他覺察出，在威爾克斯夫人的道別聲中，有“一種恩賜的態度，幾乎是一種嗤笑”。盡管埃裏克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卻“不是好孩子一類的人”。世界大戰正打得熱火朝天，在蘇塞克斯郡的寒冷的早晨，奧威爾認為他自己懷有一種什麽樣的情感呢?“失敗、失敗、失敗——失敗在我身後，失敗在我眼前——這就是我深深的信念。”這位13歲的小男孩帶著獎學金和框架搖晃的獎狀，打理好背包，消失在青少年時代剩下的歲月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