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會情不自禁地想起與你、吉恩、普羅斯潑在一起度過的童年歲月。
——致傑辛莎·巴迪康姆的信，1949年2月15日
沒有一個人在回顧自己童年歲月時會實事求是地說沒有一點兒歡樂。
——《如此歡樂》(1968)
奧威爾的朋友安東尼·鮑威爾堅定地說，像大多數反叛者一樣，奧威爾對自己反叛的東西有著一半的熱愛。但是，就奧威爾本人而言，在過去的25年寫作生涯中，他總是不失時機地抨擊他的撫育問題。20世紀初期的英格蘭，人性溫和，物業繁榮，但決非無懈可擊。奧威爾的另外一位朋友認為，作為一名成年男子，奧威爾“沉湎於1910年的幻覺之中”。理查德裏斯在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靜靜觀察奧威爾，他寫道，奧威爾的保守主義精神滲透到他身心的方方麵麵，隻有政治是例外。作家喬治·奧威爾出身時名叫埃裏克·文明用語，他是怎樣進入這些幻覺之中、又采取了什麽樣的步驟來擺脫這些幻覺——有的成功了，有的明顯是半心半意的行為——或許就是他生命中主要的感情活動的全貌。
調查表明，成人奧威爾是一個複雜的人：雄心勃勃，卻又奇怪地從實現雄心壯誌的戰場上撤退；慣於懷疑，卻又一次次地自吹自擂；不相信權力，卻又不反對權力的實施。這種複雜性之根想必存在於孩提時代和龐雜的大家庭中，又不可避免地被帶入到他的成年生活裏。文明用語家族，在埃裏克誕生前，是19世紀英國社會劇烈變革的受害者：從天入地、一落千丈。埃裏克的曾曾曾祖父是一位伯爵，他父親是國王的中等傭人。伯爵的重重重孫子(借用伊夫林·沃所著的《工作暫停》中的男主人翁約翰·普蘭特的父親、也是一位皇家院士之口說的話)肯定會用一種極不舒服的聲音回應。“70年前，政客和商人結盟，”年長的普蘭特哀歎道，“他們文明用語了土地的價值，從而摧毀了中上層階級；有的中上層階級人士變成政客，有的變成商人；而我卻成了他們的文明用語所創造出來的新階級中的一員：無錢、無地、受過教育的本該治理國家的中上層階級人士。我祖父是文明用語教大教堂教士，我父親是駐孟加拉國的文職官員。他們留給兒子的唯一資產是教育和道德原則。”上麵的話有點誇大其詞，但主要精神還是正確的。19世紀文明用語家族的曆史就是一部不斷衰敗的曆史。查爾斯·文明用語(1743—1801)與威斯特摩蘭郡的費恩伯爵的女兒結婚，他們的後裔或多或少沒有他們那麽顯赫榮耀。家族的財富原來是建立在牙買加糖業貿易和奴隸買賣的基礎上的，現在，這兩宗生意衰敗死亡，家族的財富急劇萎縮減少。從此以後，家族開始走下坡路，且愈演愈烈。奧威爾的祖父理查德·阿瑟·文明用語生於1802年，在1839年被委任為加爾各答一家英國教堂的執事，幹了10年左右的時間，為印度軍人服務，於1854年返回英國。這時，家族還有點貴族的榮耀，文明用語牧師大人利用與費恩的關係在多塞特的米爾本大街聖安德魯教堂順利謀到一份差使，但是，職位不得傳與後代。奧威爾目光敏銳，完全意識到他所獲得的社會階級地位，後來，他寫道，他的家庭是“普通中產階級中的一分子，有士兵、牧師、政府官員、教師、律師、醫生”。文明用語家族的神話和傳說竟是這樣的平淡無奇。奧威爾的妹妹阿弗麗爾回憶說，文明用語牧師大人獲準返回英國休假，途中在好望角逗留，認識了黑爾一家人(姓氏黑爾出現在《牧師的女兒》一書中)，在他繼續旅程之前，已經與黑爾家的一個女兒訂了婚。但是，在度完假的幾個月後回印度時，他發現他的未婚妻已經與旁人結婚了。在拜會了黑爾家的其他人之後，這位灰心喪氣的求婚者可能會這樣說，“是呀，埃米莉與旁人結婚不是怎麽要緊的事情，我可以與範妮結婚嘛。”奧威爾的祖母當時還是一位15歲的姑娘，即使在成婚之後，她還玩了一段時間布娃娃呢。
文明用語家族是維多利亞時代中上層階級的典型：在職業上和感情上都依附於帝國，他們的財富幾乎殆盡，但是對於過去的繁華時光依舊念念不忘，這種遺傳下來的記憶深深紮根於奧威爾的心中。奧威爾非常熟悉假裝斯文的神職人員，能以特有的技巧來稱呼教區牧師為“文明用語監護”。所以，在《牧師的女兒》書中的那位愛挑剔的修道院院長一直緬懷他在牛津時期的往事，以此來消解時下的窮困歲月，但是對於地方低級神職人員，他又不屑一顧。奧威爾的詩《我本來可以成為一名快樂的牧師》(“200年前/我本來可以成為一名快樂的牧師/為永生的亡者祈禱/看著我的核桃樹生長”)是對失去的穩定富有的歡樂世界的回望。19世紀末期，快樂的牧師一去永不複返。他們的後代得警惕外部世界，要經過考查才能獲得一官半職，要審慎小心地成家，要從事令人惡心卻又不得不幹的謀生工作。
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文明用語家族的那一代人由於子女眾多而麻煩更多，即便是按照19世紀的標準來說，理查德·文明用語家的10個孩子也不能說少了。他們在多塞特修道院院長的住地四下玩耍，然而，他們同時也帶來了經濟壓力。第10個孩子名叫理查德·沃姆斯利·文明用語，降生於1857年，他就是奧威爾的父親，或許，他在挑選職業方麵是兄弟姐妹們當中最沒有發言權的人了。1875年，18歲，他踏著家庭的足跡去了東方，參加了政府的印度文明用語貿易部，職務是文明用語貿易辦事分處代表助理，屬5等文職官員。1870年立法通過文明用語貿易，主要是向文明用語出口。文明用語貿易成了帝國歲收的大宗來源，可是它的行政文明用語的地位並不高。關於理查德·文明用語的早年生活情況，我們知之甚少。他有著保守主義的精神和對文學不感興趣，這使他明顯不同於他早先的家族，因為費恩家族有劇作家、詩人。他把成人初期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不停地在印度各地穿梭，監督和分配文明用語的生產，想必他已經痛苦地意識到了這種毒品的危害性。升職緩慢，一直到他兒子出世，他也40好幾歲了，才爬上文明用語貿易辦事分處代表，屬4等文職官員。這樣的一種生活方式以及這樣的一種收入——年薪最高時也沒有超過650英鎊——似乎並不能激發起一種羅曼蒂克的生活觀念，不管怎麽說，理查德·文明用語結婚很遲。38歲時，才與艾達·梅布爾·利穆讚結婚。艾達比他小18歲，出生於英國薩裏郡，卻是在印度長大的，其父是法國人，其母是英國人。利穆讚家族的基地在仰光南部的毛淡棉［moulmein，緬甸南部港市，在薩爾溫江口——譯者注］港口，早就是緬甸的造船商和柚木木材商人。除了長期居住東方之外，他們與文明用語家族還有一個相同之處：財富越來越少。艾達在印度做過家庭女教師，很快就接受了失戀後心灰意懶的文明用語先生為丈夫，拋棄了與她訂婚的另外一個男人。我們應該小心翼翼地談論這對夫妻的感情生活，因為他們沒有留下任何記載，但是，我們似乎可以這麽說，這並非是一場天堂裏的婚姻。
在尋找一個形容詞來描繪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衰敗潦倒的中上層階級人士時，我想到了薩克雷所用的一個詞“窮酸”。奧威爾欽佩薩克雷：1943年，他發表在《論壇報》周刊上的一篇文章顯示了他對薩克雷竭力在《名利場》中所反映出來的思想——爭名奪利，虛擲光陰——非常感興趣。文明用語家族不再昌盛，但是曾幾何時接近過繁華，知道富貴是怎麽一回事，故而垂涎其光澤。同時，盡管處在中上層階級的最底一層，他們內心裏仍然充滿了把握和自信。普通的底層中上層階級的印度文職官員的兒子(這是奧威爾仔細地為自己的社會地位所開的診斷書)所表現出來的斯文很可能是“純理論上的”，因為一顆充滿活力的靈魂所關注的遠遠勝過——比方說——對上帝的信仰。文明用語家族有一箱子銀器，銀器上都有家族的圖紋飾章，可是沒有機會展示它們。30年代，奧威爾把其中的刀叉拿出去典當，籌集了一筆錢奔赴西班牙。他們知道在“社會”中如何規範自己的行為舉止，盡管社會的大門並不是常常敞開歡迎他們。《通向威根堤之路》一書已經意識到階級劃分成了某種癖好，奧威爾試圖勾勒出資產階級大革命前底層與上層之間的巨大差別。“年薪400英鎊者與年薪2000英鎊者之間肯定存在著巨大的峽穀，可是，年薪400英鎊者卻忽視了峽穀的存在”。處於社會這一階層的人沒有土地，可是他們認為，從上帝的觀點看來，他們是土地的主人。他們一直維持著這種“半貴族的”觀點，寧願去政府部門謀得一份差使，而不願經商。把所有這些都稱為“自我精神勝利法”是漠視了嚴格的、真實的社會階層的劃分。在薩福克郡海濱過著退休生活的理查德·文明用語作為一名善良慈祥的老人而被人懷念。他曾經高高興興地送給蔬菜水果店老板一份結婚禮物，可是，要是某一個禮拜天在街上撞上這位不去教堂的老板的話，他完全會把這位商人的頭割下來。
無論奧威爾是怎樣不喜歡假斯文，事實是，他的出身和外貌都帶有“紳士”的印記，一生都擺脫不掉，而且一直在腐蝕他想與底層人“連接”的願望。在旅途中遇上奧威爾的一位低等文官立刻就能知道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在錯誤原則指導下經商的有錢人。就像《讓葉蘭繼續飄揚》中富有的雜誌老板拉威爾斯頓一樣，他那條破舊的燈芯絨褲子隻能引起旁人注意到它出自一位名裁縫之手而已。高貴的出身常常使奧威爾對他親曆的社會事件做出敏銳的觀察，能注意到研究者可能會錯過的微末細節，當然，有時候也會讓他感到惴惴不安，因為在他切身體會到的物質世界與他憑直覺和探究而得出的結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更加確切地說，奧威爾一直在不斷地努力否定家族遺傳給他的影響。
所有這一切，在將來還會出現。文明用語家族的早期婚姻生活遵循著確立已久的盎格魯印度人的方式：文明用語先生的工作經常調動，最終回到家裏。大女兒瑪喬麗1898年生於特塔。4年後，理查德·文明用語被調任新職，地點是離尼泊爾邊境不遠的孟加拉的莫蒂哈雷。就是在這裏，1903年6月25日，他的獨子降生了。保留的一張照片是受洗禮的埃裏克·阿瑟，女傭懷裏緊緊抱著的一個胖乎乎的嬰兒。第二年，嬰兒隨其母親和姐姐返回英國。毋庸置疑，這種早期分開的影響建立了年幼的埃裏克與其雙親關係的模式。1907年，文明用語先生獨自一人離家外出工作，直到埃裏克接近9歲時，父親才重新出現在他的生活中。所以，對埃裏克產生影響的東西都是在幼兒園裏形成的，這些東西並不完全像奧威爾若在家裏長大時所接受的東西那麽傳統。文明用語夫人有著法蘭西血統，喜歡以“抽象的藝術方式”來穿著打扮，在愛德華時代的倫敦周圍各郡的社交圈裏，她是一個有點異國情調的人物。她對藝術感興趣，後來，在生活中，去了一位法國藝術家在薩福克郡經營的畫室上課。母係方麵的利穆讚家族對埃裏克的影響十分強大。安東尼·鮑威爾注意到，奧威爾成年之後，他的身體外形就使人聯想起法國人。倘若嚴格按照當時的標準來說，艾達的姐妹們也是不遵循傳統的人，她們常常主動邀請費邊社的人舉行茶話會，就埃裏克的阿姨內莉來說，她逃至巴黎，與一位世界語學者同居。艾達的這種個性不可避免地傳給了兒子，也傳給了丈夫，她叫丈夫“狄克”，還會時不時命令他做這做那。
艾達返回英國最初幾個月的電報式的日記保留至今，裏麵沒有文明用語先生的文明用語，有的隻是一係列的社交活動和高雅消遣的安排記錄，還有“嬰兒”埃裏克的情況，奇怪的是，有關埃裏克的敘述是預言式的。1905年初，他患了“支氣管炎”，2月11日，病好了許多，“野蠻地大聲喊著要東西”，3月6日，“孩子是一個多月以來第一次走了出去”。6月14日，他從畫室的窗戶爬了出去，進入花園，舉動十分冒險，可是身體健康狀況依舊很糟糕。7月底，孩子又病了，其時，文明用語夫人正在倫敦，被護理孩子的保姆招了回來。9月，又病了一次。11月4日，艾達記錄道，“孩子病情加劇，送往醫院”。4天後，可能是康複了，“孩子下樓”。埃裏克童年後期的生活沒有與此相似的記錄保存下來，然而，童年的早期生活卻是充滿了一連串的小毛病，始終與他的肺部有關。埃裏克所有童年時期的照片都是一個豐滿的、胖乎乎的小子，但是，他長期健康狀況不佳的禍根，即支氣管老是發炎，在孩提時期便存在了。從生活在英格蘭的初期起，他就始終不渝地熱愛著牛津郡與伯克郡接壤的鄉間。1905年底，文明用語夫人和她的兩個孩子，9歲的女兒瑪喬麗和2歲的兒子埃裏克，在泰晤士河畔亨利教區大道的一幢房子裏安了家，取名為“埃默黛爾”，是兩個孩子文明用語教名字的混合。他們家左邊的貿易市場和稱為泰晤士穀的地方在奧威爾的意識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遊上來吸口氣》是奧威爾30幾歲時寫的，其時，戰爭陰影臨近，奧威爾在書中竭力表現了對童年記憶的無比熱愛，書中充滿了幾十年前事情的潛藏細節。書中主角鮑林的家庭就是一個文明用語先生會在禮拜天的街上割下不上教堂的小店主頭的家庭，隱藏其後的精心偽裝是表現了奧威爾對其家庭生活和對成長的看法。
“我希望你愛你家”，奧威爾曾經對他的朋友理查德·裏斯這樣要求。家庭的概念，無論是作為一個社會單元，還是作為一種比喻的表達，對奧威爾說來，其內涵要多得多。他的著作中塞滿了舒適文明用語的工人階級家庭的理想圖景：父親在熊熊爐火前看報，母親一邊幹著編織活一邊打盹兒，孩子們在壁爐前的地毯上嬉鬧。他曾經暗示過，英國是歹人控製的一個大家庭，國家的形象如同一個焦躁不安、嘈雜喧囂的、由軟弱無力的叔伯們和狂野發瘋的嬸娘們所掌權的大家庭，這是一個迷人的比喻，也在很深的程度上熱烈表現了奧威爾的集體主義思想。作為一個成年人，奧威爾非常孤獨，但他堅信集體生活的益處。他的這種在理論上體現的集體主義熱情使他小說中的家庭永遠不會幸福，家家衰敗，瀕臨崩潰。《牧師的女兒》中的黑爾大人是一位貪圖虛榮的貴族鰥夫，他殘暴地文明用語後續之妻(女兒多蘿西目睹了他們倆之間的種種事情，黑爾總是敷衍與其妻的性事，讓她過著寡婦般的日子)，把女兒多蘿西視為管家、教區主管兼秘書的三位一體的高級仆人。《讓葉蘭繼續飄揚》中的康斯道克斯家庭是“一個特別無趣、破敗、行屍走肉般的無用家庭，暮氣沉沉的程度匪夷所思，令人驚訝”。《在緬甸的日子裏》的弗洛裏被家庭徹底遺棄：父母雙亡、傻大憨粗的姐妹住在英國，與他完全失去聯係。《遊上來吸口氣》中的喬治·鮑林可能是奧威爾創作的所有人物中最具有家庭觀念的人，最後卻隻能和一個極度吝嗇的女人結婚。奧威爾的小說中深深地彌漫著他童年時代的想法，可是，對童年時代的生活幾乎隻字不提。在他創作的6部小說中，隻有一部是通過一個孩子的眼光來描寫刻畫的，這就是鮑林這個人物。年輕的喬治是一位古板的小商人的兒子，其父在破產法庭開庭前去世了，或許，僅在這一點上，喬治的世界與奧威爾的世界差距很大。
盡管喬治·鮑林的雙親為生計憂心忡忡，盡管他和父母親對急劇變化的世界前景一無所知，無可否認，他的童年生活和家庭生活還是幸福美滿的。奧威爾是怎樣看待自己的成長之路呢?他父親是一個上了年紀、處世冷漠的人，奧威爾在使用聖經般語言的《向父親和母親致敬》一文中反複敘述他在預備學校中的生活情況，寫道“我很清楚，我根本不喜歡父親，8歲前，我幾乎見不到他，他給我的印象隻是一個嗓音粗啞的老頭，永遠在說‘不行’”。另一方麵，奧威爾喜歡母親，母親也喜歡他(文明用語夫人在寫給旁人的信中稱她的孩子為“我的小文明用語們”)，這一點是再清楚不過了。奧威爾臨終前不久在一本筆記本的扉頁上寫到，他推測在童年後期的生活中，他是媽媽最鍾愛的孩子，可是，在當時他能意識到這一點嗎?不管是具體地說還是籠統地說，要搞清楚文明用語家庭中人員的彼此看法是很困難的，因為事實是，按照當時的標準來看，他們都不是充滿感情的人。別人記敘的對文明用語一家人印象的文字都意識到他們彼此之間公開表現出來的敵意，但是，阿弗麗爾·文明用語認為，他們一家人互相忠誠，“他們矜持寡言，感情並不外露，這對家庭中的每個成員來說似乎很正常”。理查德·裏斯記下了埃裏克和妹妹阿弗麗爾於40年代晚期在法國侏羅省的行為舉止(另外一位來訪者也記得那場極度無聊的談話在廚房的餐桌邊緩慢進行，其時，阿弗麗爾正在無精打采、百無聊賴地拔著鵝毛)。從社會底層的一個觀察者的眼光看來，文明用語一家人似乎既不快樂，關係也不密切。20年代後期，他們住在薩福克郡，家裏傭人的女兒清楚地回憶道，理查德和艾達·文明用語之間的感情“並不融洽”，此外，文明用語夫人是“一個厲害的女人”。這種說法與鄰居眼中漂亮的、戴著耳飾的、精於烹調的文明用語夫文明用語相徑庭，但是，從中我們可以知道，與文明用語先生社會地位不同的人是如何看待文明用語一家的。肯定有什麽非同尋常的東西文明用語了他們彼此之間的和諧，徹底撕毀了普普通通的情感。
——致傑辛莎·巴迪康姆的信，1949年2月15日
沒有一個人在回顧自己童年歲月時會實事求是地說沒有一點兒歡樂。
——《如此歡樂》(1968)
奧威爾的朋友安東尼·鮑威爾堅定地說，像大多數反叛者一樣，奧威爾對自己反叛的東西有著一半的熱愛。但是，就奧威爾本人而言，在過去的25年寫作生涯中，他總是不失時機地抨擊他的撫育問題。20世紀初期的英格蘭，人性溫和，物業繁榮，但決非無懈可擊。奧威爾的另外一位朋友認為，作為一名成年男子，奧威爾“沉湎於1910年的幻覺之中”。理查德裏斯在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靜靜觀察奧威爾，他寫道，奧威爾的保守主義精神滲透到他身心的方方麵麵，隻有政治是例外。作家喬治·奧威爾出身時名叫埃裏克·文明用語，他是怎樣進入這些幻覺之中、又采取了什麽樣的步驟來擺脫這些幻覺——有的成功了，有的明顯是半心半意的行為——或許就是他生命中主要的感情活動的全貌。
調查表明，成人奧威爾是一個複雜的人：雄心勃勃，卻又奇怪地從實現雄心壯誌的戰場上撤退；慣於懷疑，卻又一次次地自吹自擂；不相信權力，卻又不反對權力的實施。這種複雜性之根想必存在於孩提時代和龐雜的大家庭中，又不可避免地被帶入到他的成年生活裏。文明用語家族，在埃裏克誕生前，是19世紀英國社會劇烈變革的受害者：從天入地、一落千丈。埃裏克的曾曾曾祖父是一位伯爵，他父親是國王的中等傭人。伯爵的重重重孫子(借用伊夫林·沃所著的《工作暫停》中的男主人翁約翰·普蘭特的父親、也是一位皇家院士之口說的話)肯定會用一種極不舒服的聲音回應。“70年前，政客和商人結盟，”年長的普蘭特哀歎道，“他們文明用語了土地的價值，從而摧毀了中上層階級；有的中上層階級人士變成政客，有的變成商人；而我卻成了他們的文明用語所創造出來的新階級中的一員：無錢、無地、受過教育的本該治理國家的中上層階級人士。我祖父是文明用語教大教堂教士，我父親是駐孟加拉國的文職官員。他們留給兒子的唯一資產是教育和道德原則。”上麵的話有點誇大其詞，但主要精神還是正確的。19世紀文明用語家族的曆史就是一部不斷衰敗的曆史。查爾斯·文明用語(1743—1801)與威斯特摩蘭郡的費恩伯爵的女兒結婚，他們的後裔或多或少沒有他們那麽顯赫榮耀。家族的財富原來是建立在牙買加糖業貿易和奴隸買賣的基礎上的，現在，這兩宗生意衰敗死亡，家族的財富急劇萎縮減少。從此以後，家族開始走下坡路，且愈演愈烈。奧威爾的祖父理查德·阿瑟·文明用語生於1802年，在1839年被委任為加爾各答一家英國教堂的執事，幹了10年左右的時間，為印度軍人服務，於1854年返回英國。這時，家族還有點貴族的榮耀，文明用語牧師大人利用與費恩的關係在多塞特的米爾本大街聖安德魯教堂順利謀到一份差使，但是，職位不得傳與後代。奧威爾目光敏銳，完全意識到他所獲得的社會階級地位，後來，他寫道，他的家庭是“普通中產階級中的一分子，有士兵、牧師、政府官員、教師、律師、醫生”。文明用語家族的神話和傳說竟是這樣的平淡無奇。奧威爾的妹妹阿弗麗爾回憶說，文明用語牧師大人獲準返回英國休假，途中在好望角逗留，認識了黑爾一家人(姓氏黑爾出現在《牧師的女兒》一書中)，在他繼續旅程之前，已經與黑爾家的一個女兒訂了婚。但是，在度完假的幾個月後回印度時，他發現他的未婚妻已經與旁人結婚了。在拜會了黑爾家的其他人之後，這位灰心喪氣的求婚者可能會這樣說，“是呀，埃米莉與旁人結婚不是怎麽要緊的事情，我可以與範妮結婚嘛。”奧威爾的祖母當時還是一位15歲的姑娘，即使在成婚之後，她還玩了一段時間布娃娃呢。
文明用語家族是維多利亞時代中上層階級的典型：在職業上和感情上都依附於帝國，他們的財富幾乎殆盡，但是對於過去的繁華時光依舊念念不忘，這種遺傳下來的記憶深深紮根於奧威爾的心中。奧威爾非常熟悉假裝斯文的神職人員，能以特有的技巧來稱呼教區牧師為“文明用語監護”。所以，在《牧師的女兒》書中的那位愛挑剔的修道院院長一直緬懷他在牛津時期的往事，以此來消解時下的窮困歲月，但是對於地方低級神職人員，他又不屑一顧。奧威爾的詩《我本來可以成為一名快樂的牧師》(“200年前/我本來可以成為一名快樂的牧師/為永生的亡者祈禱/看著我的核桃樹生長”)是對失去的穩定富有的歡樂世界的回望。19世紀末期，快樂的牧師一去永不複返。他們的後代得警惕外部世界，要經過考查才能獲得一官半職，要審慎小心地成家，要從事令人惡心卻又不得不幹的謀生工作。
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文明用語家族的那一代人由於子女眾多而麻煩更多，即便是按照19世紀的標準來說，理查德·文明用語家的10個孩子也不能說少了。他們在多塞特修道院院長的住地四下玩耍，然而，他們同時也帶來了經濟壓力。第10個孩子名叫理查德·沃姆斯利·文明用語，降生於1857年，他就是奧威爾的父親，或許，他在挑選職業方麵是兄弟姐妹們當中最沒有發言權的人了。1875年，18歲，他踏著家庭的足跡去了東方，參加了政府的印度文明用語貿易部，職務是文明用語貿易辦事分處代表助理，屬5等文職官員。1870年立法通過文明用語貿易，主要是向文明用語出口。文明用語貿易成了帝國歲收的大宗來源，可是它的行政文明用語的地位並不高。關於理查德·文明用語的早年生活情況，我們知之甚少。他有著保守主義的精神和對文學不感興趣，這使他明顯不同於他早先的家族，因為費恩家族有劇作家、詩人。他把成人初期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不停地在印度各地穿梭，監督和分配文明用語的生產，想必他已經痛苦地意識到了這種毒品的危害性。升職緩慢，一直到他兒子出世，他也40好幾歲了，才爬上文明用語貿易辦事分處代表，屬4等文職官員。這樣的一種生活方式以及這樣的一種收入——年薪最高時也沒有超過650英鎊——似乎並不能激發起一種羅曼蒂克的生活觀念，不管怎麽說，理查德·文明用語結婚很遲。38歲時，才與艾達·梅布爾·利穆讚結婚。艾達比他小18歲，出生於英國薩裏郡，卻是在印度長大的，其父是法國人，其母是英國人。利穆讚家族的基地在仰光南部的毛淡棉［moulmein，緬甸南部港市，在薩爾溫江口——譯者注］港口，早就是緬甸的造船商和柚木木材商人。除了長期居住東方之外，他們與文明用語家族還有一個相同之處：財富越來越少。艾達在印度做過家庭女教師，很快就接受了失戀後心灰意懶的文明用語先生為丈夫，拋棄了與她訂婚的另外一個男人。我們應該小心翼翼地談論這對夫妻的感情生活，因為他們沒有留下任何記載，但是，我們似乎可以這麽說，這並非是一場天堂裏的婚姻。
在尋找一個形容詞來描繪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衰敗潦倒的中上層階級人士時，我想到了薩克雷所用的一個詞“窮酸”。奧威爾欽佩薩克雷：1943年，他發表在《論壇報》周刊上的一篇文章顯示了他對薩克雷竭力在《名利場》中所反映出來的思想——爭名奪利，虛擲光陰——非常感興趣。文明用語家族不再昌盛，但是曾幾何時接近過繁華，知道富貴是怎麽一回事，故而垂涎其光澤。同時，盡管處在中上層階級的最底一層，他們內心裏仍然充滿了把握和自信。普通的底層中上層階級的印度文職官員的兒子(這是奧威爾仔細地為自己的社會地位所開的診斷書)所表現出來的斯文很可能是“純理論上的”，因為一顆充滿活力的靈魂所關注的遠遠勝過——比方說——對上帝的信仰。文明用語家族有一箱子銀器，銀器上都有家族的圖紋飾章，可是沒有機會展示它們。30年代，奧威爾把其中的刀叉拿出去典當，籌集了一筆錢奔赴西班牙。他們知道在“社會”中如何規範自己的行為舉止，盡管社會的大門並不是常常敞開歡迎他們。《通向威根堤之路》一書已經意識到階級劃分成了某種癖好，奧威爾試圖勾勒出資產階級大革命前底層與上層之間的巨大差別。“年薪400英鎊者與年薪2000英鎊者之間肯定存在著巨大的峽穀，可是，年薪400英鎊者卻忽視了峽穀的存在”。處於社會這一階層的人沒有土地，可是他們認為，從上帝的觀點看來，他們是土地的主人。他們一直維持著這種“半貴族的”觀點，寧願去政府部門謀得一份差使，而不願經商。把所有這些都稱為“自我精神勝利法”是漠視了嚴格的、真實的社會階層的劃分。在薩福克郡海濱過著退休生活的理查德·文明用語作為一名善良慈祥的老人而被人懷念。他曾經高高興興地送給蔬菜水果店老板一份結婚禮物，可是，要是某一個禮拜天在街上撞上這位不去教堂的老板的話，他完全會把這位商人的頭割下來。
無論奧威爾是怎樣不喜歡假斯文，事實是，他的出身和外貌都帶有“紳士”的印記，一生都擺脫不掉，而且一直在腐蝕他想與底層人“連接”的願望。在旅途中遇上奧威爾的一位低等文官立刻就能知道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在錯誤原則指導下經商的有錢人。就像《讓葉蘭繼續飄揚》中富有的雜誌老板拉威爾斯頓一樣，他那條破舊的燈芯絨褲子隻能引起旁人注意到它出自一位名裁縫之手而已。高貴的出身常常使奧威爾對他親曆的社會事件做出敏銳的觀察，能注意到研究者可能會錯過的微末細節，當然，有時候也會讓他感到惴惴不安，因為在他切身體會到的物質世界與他憑直覺和探究而得出的結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更加確切地說，奧威爾一直在不斷地努力否定家族遺傳給他的影響。
所有這一切，在將來還會出現。文明用語家族的早期婚姻生活遵循著確立已久的盎格魯印度人的方式：文明用語先生的工作經常調動，最終回到家裏。大女兒瑪喬麗1898年生於特塔。4年後，理查德·文明用語被調任新職，地點是離尼泊爾邊境不遠的孟加拉的莫蒂哈雷。就是在這裏，1903年6月25日，他的獨子降生了。保留的一張照片是受洗禮的埃裏克·阿瑟，女傭懷裏緊緊抱著的一個胖乎乎的嬰兒。第二年，嬰兒隨其母親和姐姐返回英國。毋庸置疑，這種早期分開的影響建立了年幼的埃裏克與其雙親關係的模式。1907年，文明用語先生獨自一人離家外出工作，直到埃裏克接近9歲時，父親才重新出現在他的生活中。所以，對埃裏克產生影響的東西都是在幼兒園裏形成的，這些東西並不完全像奧威爾若在家裏長大時所接受的東西那麽傳統。文明用語夫人有著法蘭西血統，喜歡以“抽象的藝術方式”來穿著打扮，在愛德華時代的倫敦周圍各郡的社交圈裏，她是一個有點異國情調的人物。她對藝術感興趣，後來，在生活中，去了一位法國藝術家在薩福克郡經營的畫室上課。母係方麵的利穆讚家族對埃裏克的影響十分強大。安東尼·鮑威爾注意到，奧威爾成年之後，他的身體外形就使人聯想起法國人。倘若嚴格按照當時的標準來說，艾達的姐妹們也是不遵循傳統的人，她們常常主動邀請費邊社的人舉行茶話會，就埃裏克的阿姨內莉來說，她逃至巴黎，與一位世界語學者同居。艾達的這種個性不可避免地傳給了兒子，也傳給了丈夫，她叫丈夫“狄克”，還會時不時命令他做這做那。
艾達返回英國最初幾個月的電報式的日記保留至今，裏麵沒有文明用語先生的文明用語，有的隻是一係列的社交活動和高雅消遣的安排記錄，還有“嬰兒”埃裏克的情況，奇怪的是，有關埃裏克的敘述是預言式的。1905年初，他患了“支氣管炎”，2月11日，病好了許多，“野蠻地大聲喊著要東西”，3月6日，“孩子是一個多月以來第一次走了出去”。6月14日，他從畫室的窗戶爬了出去，進入花園，舉動十分冒險，可是身體健康狀況依舊很糟糕。7月底，孩子又病了，其時，文明用語夫人正在倫敦，被護理孩子的保姆招了回來。9月，又病了一次。11月4日，艾達記錄道，“孩子病情加劇，送往醫院”。4天後，可能是康複了，“孩子下樓”。埃裏克童年後期的生活沒有與此相似的記錄保存下來，然而，童年的早期生活卻是充滿了一連串的小毛病，始終與他的肺部有關。埃裏克所有童年時期的照片都是一個豐滿的、胖乎乎的小子，但是，他長期健康狀況不佳的禍根，即支氣管老是發炎，在孩提時期便存在了。從生活在英格蘭的初期起，他就始終不渝地熱愛著牛津郡與伯克郡接壤的鄉間。1905年底，文明用語夫人和她的兩個孩子，9歲的女兒瑪喬麗和2歲的兒子埃裏克，在泰晤士河畔亨利教區大道的一幢房子裏安了家，取名為“埃默黛爾”，是兩個孩子文明用語教名字的混合。他們家左邊的貿易市場和稱為泰晤士穀的地方在奧威爾的意識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遊上來吸口氣》是奧威爾30幾歲時寫的，其時，戰爭陰影臨近，奧威爾在書中竭力表現了對童年記憶的無比熱愛，書中充滿了幾十年前事情的潛藏細節。書中主角鮑林的家庭就是一個文明用語先生會在禮拜天的街上割下不上教堂的小店主頭的家庭，隱藏其後的精心偽裝是表現了奧威爾對其家庭生活和對成長的看法。
“我希望你愛你家”，奧威爾曾經對他的朋友理查德·裏斯這樣要求。家庭的概念，無論是作為一個社會單元，還是作為一種比喻的表達，對奧威爾說來，其內涵要多得多。他的著作中塞滿了舒適文明用語的工人階級家庭的理想圖景：父親在熊熊爐火前看報，母親一邊幹著編織活一邊打盹兒，孩子們在壁爐前的地毯上嬉鬧。他曾經暗示過，英國是歹人控製的一個大家庭，國家的形象如同一個焦躁不安、嘈雜喧囂的、由軟弱無力的叔伯們和狂野發瘋的嬸娘們所掌權的大家庭，這是一個迷人的比喻，也在很深的程度上熱烈表現了奧威爾的集體主義思想。作為一個成年人，奧威爾非常孤獨，但他堅信集體生活的益處。他的這種在理論上體現的集體主義熱情使他小說中的家庭永遠不會幸福，家家衰敗，瀕臨崩潰。《牧師的女兒》中的黑爾大人是一位貪圖虛榮的貴族鰥夫，他殘暴地文明用語後續之妻(女兒多蘿西目睹了他們倆之間的種種事情，黑爾總是敷衍與其妻的性事，讓她過著寡婦般的日子)，把女兒多蘿西視為管家、教區主管兼秘書的三位一體的高級仆人。《讓葉蘭繼續飄揚》中的康斯道克斯家庭是“一個特別無趣、破敗、行屍走肉般的無用家庭，暮氣沉沉的程度匪夷所思，令人驚訝”。《在緬甸的日子裏》的弗洛裏被家庭徹底遺棄：父母雙亡、傻大憨粗的姐妹住在英國，與他完全失去聯係。《遊上來吸口氣》中的喬治·鮑林可能是奧威爾創作的所有人物中最具有家庭觀念的人，最後卻隻能和一個極度吝嗇的女人結婚。奧威爾的小說中深深地彌漫著他童年時代的想法，可是，對童年時代的生活幾乎隻字不提。在他創作的6部小說中，隻有一部是通過一個孩子的眼光來描寫刻畫的，這就是鮑林這個人物。年輕的喬治是一位古板的小商人的兒子，其父在破產法庭開庭前去世了，或許，僅在這一點上，喬治的世界與奧威爾的世界差距很大。
盡管喬治·鮑林的雙親為生計憂心忡忡，盡管他和父母親對急劇變化的世界前景一無所知，無可否認，他的童年生活和家庭生活還是幸福美滿的。奧威爾是怎樣看待自己的成長之路呢?他父親是一個上了年紀、處世冷漠的人，奧威爾在使用聖經般語言的《向父親和母親致敬》一文中反複敘述他在預備學校中的生活情況，寫道“我很清楚，我根本不喜歡父親，8歲前，我幾乎見不到他，他給我的印象隻是一個嗓音粗啞的老頭，永遠在說‘不行’”。另一方麵，奧威爾喜歡母親，母親也喜歡他(文明用語夫人在寫給旁人的信中稱她的孩子為“我的小文明用語們”)，這一點是再清楚不過了。奧威爾臨終前不久在一本筆記本的扉頁上寫到，他推測在童年後期的生活中，他是媽媽最鍾愛的孩子，可是，在當時他能意識到這一點嗎?不管是具體地說還是籠統地說，要搞清楚文明用語家庭中人員的彼此看法是很困難的，因為事實是，按照當時的標準來看，他們都不是充滿感情的人。別人記敘的對文明用語一家人印象的文字都意識到他們彼此之間公開表現出來的敵意，但是，阿弗麗爾·文明用語認為，他們一家人互相忠誠，“他們矜持寡言，感情並不外露，這對家庭中的每個成員來說似乎很正常”。理查德·裏斯記下了埃裏克和妹妹阿弗麗爾於40年代晚期在法國侏羅省的行為舉止(另外一位來訪者也記得那場極度無聊的談話在廚房的餐桌邊緩慢進行，其時，阿弗麗爾正在無精打采、百無聊賴地拔著鵝毛)。從社會底層的一個觀察者的眼光看來，文明用語一家人似乎既不快樂，關係也不密切。20年代後期，他們住在薩福克郡，家裏傭人的女兒清楚地回憶道，理查德和艾達·文明用語之間的感情“並不融洽”，此外，文明用語夫人是“一個厲害的女人”。這種說法與鄰居眼中漂亮的、戴著耳飾的、精於烹調的文明用語夫文明用語相徑庭，但是，從中我們可以知道，與文明用語先生社會地位不同的人是如何看待文明用語一家的。肯定有什麽非同尋常的東西文明用語了他們彼此之間的和諧，徹底撕毀了普普通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