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好奇的是，伊頓的一切在奧威爾的著作中總有一種含沙射影的氣息。10年後，珀爾s.巴克評論一部小說時說，他並不支持這樣一種說法，那就是，作者采用安德魯·蘭[andreng（1844—1912），英國學者、詩人、荷馬專家及翻譯家，以寫童話故事和翻譯荷馬史詩著稱，著有《法國古代歌謠》、《荷馬的世界》及12卷世界童話故事集等——譯者注]“剽竊《奧德賽》文風的手法”。毫無疑問，理查德·裏斯著作的讀者們有著自由的左傾思想，他們喜好類比。《巴黎倫敦落難記》裏的一名侍者身著燕尾服和白衣領襯衫，被認為是對伊頓學生的描寫。這所私立學校的形象甚至延伸到競爭對手的身上，這樣一來，《讓葉蘭繼續飄揚》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女朋友羅斯瑪麗所戴的那頂時髦的帽子“低低地壓近眼眉像是哈羅德公學學生所戴的草帽”。奧威爾著作中的明喻或許在一千個讀者中隻有一人能理解。事實上，伊頓的影響在他的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人們有點迷惑不解的是，作為解決問題的最後一種手段，奧威爾不想逃避這種影響了。奧威爾在後來寫給康諾利的信中充斥了對伊頓哈羅德之間比賽的敘述。斯塔福德·科特曼是與奧威爾一起呆在西班牙的，一天早上，他們還在戰壕裏，奧威爾問他是否記得伊頓學生劃船時所唱的歌，他簡直就是大吃一驚（他唱了，主要是為了讓奧威爾高興）。如果40歲出頭的奧威爾還不能算一個地地道道的伊頓人的話，那麽，他肯定已經是一個被伊頓的形形色色的羅網所包圍的人了。例如，1946年4月，他與多位伊頓教師聯係，其中有下列3位：高；m.d.希爾，他給奧威爾寫信，中肯地評價了奧威爾發表在《學生周刊》上的文章；喬治·利特爾頓，他希望奧威爾為他正在編輯的係列叢書寫上一本書。
這並不意味著奧威爾對伊頓的批評就不那麽過火了。傳統教育的弊端似乎得到了印證，那就是，奧威爾在33歲的時候就把希臘字母忘得一幹二淨了。你可能會這樣認為，奧威爾後來對30年代和40年代的脂粉氣十足的唯美主義者和思想左傾的文人同性戀者的憎恨至少在他學生時代就已經紮下根了。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言，他與伊頓的文學社團沒有任何聯係。在奧威爾離開伊頓之後不久，伊頓文學社團的中堅人物是哈羅德·阿克頓和布萊恩·霍華德，他們進行文學創作活動，出版《伊頓燭光》，這是一份隻出了一期、十分激進的文集，但是，其中浮華炫耀的脂粉氣似乎並沒有躲過奧威爾的眼睛。阿克頓和霍華德真是十分奇怪的人物，他們給大多數伊頓學生留下了持久的影響。追根溯源，《讓葉蘭繼續飄揚》中對30年代文學圈子裏的“有錢的年輕野獸們”的攻擊可能蓋出於此。所有這些結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奧威爾對伊頓的態度，有時候就爆發出一種過度的憎恨。一位私立學校畢業的年輕朋友回憶說，在40年代，他與奧威爾就私立學校製度可能會終止的問題進行過一次交談，當他說到他希望私立學校死亡時，奧威爾的臉上有一種“欣喜”的表情。理查德·裏斯在侏羅突發的一陣麵部痛苦的表情無意中泄漏了一條不為外人所知的伊頓學生俚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奧威爾生命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他已經能夠心平氣和地看待伊頓了。奧威爾在1948年為《觀察家》撰寫的最後一篇書評的文章是《b.w.希爾的伊頓雜錄》。並不喜歡伊頓的艾弗·布朗委托別人寫了一篇文章，主觀臆斷奧威爾會讚同他對伊頓的憎恨，令他大吃一驚的是，奧威爾回應了一篇四平八穩的文章。在文章中，大家所熟悉的批評變得溫和，有的地方甚至被讚揚所替代，“伊頓有著寬容的、文明的氛圍，讓每個學生都有發展個人才能的公平機會”。在奧威爾生命的晚期，戴維·阿斯特問他是否考慮將自己的兒子送往伊頓讀書，他隻是抱怨了伊頓的校服式樣——“學生穿著它像個儍瓜”，而奧威爾對伊頓給予他從事自己喜歡事業的機會、自由呼吸的空間和寬鬆的環境深表感激，給阿斯特留下了經久不可磨滅的印象。另外，他還認為，那些次要的私立學校步履維艱，要做更大的努力。
還留下一些有關埃裏克最後一學期的零星資料。10月份的公開朗誦是伊頓教學日曆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挑選出來的學生要麵對其他的學生和家長朗誦文學作品，埃裏克朗誦了斯蒂文森［stevenson（1850—1894），英國作家，19世紀末新浪漫主義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說《金銀島》、《化身博士》、《綁架》等——譯者注］的《自殺俱樂部》。《伊頓年鑒》讚許說，“文明用語的語言技巧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文明用語的平穩和不帶感情的冷靜語調使得故事效果突現，自然而然大獲成功。”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埃裏克和一個名叫約翰·海蓋特（此人後來臭名昭著，因為他與伊夫林·沃［evelynwaugh（1903—1966），英國小說家，擅長諷刺英國上層社會的流弊，著作有長篇小說《衰落與瓦解》、《邪惡的肉體》、《舊地重遊》和取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榮譽之劍》三部曲等。奧爾德斯·赫胥黎、伊夫林·沃和喬治·奧威爾被認為是“反麵烏托邦小說”的代表人物——譯者注］的第一任妻子私奔了）的學生一起代表最高年級的學生充當校長西裏爾·阿林頓鞭笞犯錯誤學生時的“監督生”。海蓋特把這件事情寫入了有關伊頓的小說《體麵人》之中，隻是把“監督生”的人數減至一人。安東尼·鮑威爾對這兩個人都很熟悉，據他所說，奧威爾對這樣的描述十分生氣，他原先是“懷著敬畏”拿出笞杖，“痛苦卻尊嚴地”假裝望著窗外，覺察到了受笞學生的嗤笑。1921年11月29日，伊頓公學裏的資助生與非資助生之間舉行了一場對牆踢球的比賽，埃裏克作了在伊頓最後一次的重要亮相。在這種比賽中，通常是由“觸地”得分的。正如在橄欖球比賽中，首先要使球“觸地”，然後使球觸地的一方才可以努力射進門而得分。要使球觸地，必須把球扔出，撞擊在球門柱上或者撞擊在場邊一棵標明可以撞擊的樹上。所以，得分可謂難於上青天。多年來，沒有一個人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但是，埃裏克做到了，他把球猛擲給朗登，朗登把球投進了門。毋庸置疑，這件事情發生在埃裏克身上有著很大的象征意義：他在學校生活中的正式場合裏的稀有成功或多或少地要勝過其表麵現象。3周後，埃裏克收拾行囊，向朋友們告別，把一本羅伯特·瑟維斯著作《一個見異思遷者的韻文》作為分手禮物送給瓦格納，永遠地離開了伊頓。
奧威爾之臉
奧威爾對人們的臉感興趣，達到心醉神迷的地步。在他看來，人們的臉有能力首先傳遞隱藏在皮膚裏的特征，比如一個人的性格以及在特殊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等。一個在巴塞羅那文明用語營裏的意大利民兵詩興大發，握著他的手吟誦道，“我在你臉上看到了你的一切/任何力量都不能剝奪我的這種能力/威力十足的炸彈都炸不開/你那水晶般的心靈”。奧威爾在醫院裏最後所作的筆記中有這樣一條雋語：“人活到50歲時就有了一張他應該擁有的臉。”倘若事先告訴奧威爾一個人的性格特征，他就能從這個人的照片上說出子醜寅卯來。他相信，不管你在什麽時候閱讀一本個人風格極強的著作時，你總是可以從字裏行間窺視到作者的一些特性：這些特性不是精確的照相式，而是一種寫意的投影式。比如，閱讀大名鼎鼎的狄更斯著作時，奧威爾就看到了“一張毫不膽怯、敢於公開奮戰、悲天憫人的男子的臉”。
奧威爾如此強調人臉的特征，倘若在他的著作中不是被大量運用的話，那就會令人驚訝了。他早期的每一本小說的開頭都是稍稍描繪一下主要人物的麵相，但是，這種做法並不能永遠引人入勝，因為有的麵相描繪並沒有揭示出其隱匿的標誌。《在緬甸的日子裏》一書中的弗洛莉有著這樣的一張臉：“盡管在陽光下還是十分憔悴，消瘦的麵頰、深陷的眼窩和疲憊的眼神”。《牧師的女兒》一書中的多蘿西·黑爾在鏡子裏看到她自己“有著一張瘦瘦的、白白的卻毫無特色的臉，雙眼無光，鼻子有點太長：如果你近距離細察，就能看見眼睛周圍的魚尾紋，不講話時，嘴巴鬆弛，毫無生氣”。《讓葉蘭繼續飄揚》一書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在麥基肯尼先生書店的櫥窗裏看見了自己的形象，認為“不是一張好看的臉，雖然還不到30歲，卻是一臉的老氣橫秋，臉色蒼白，嵌印著深深的皺紋”。或許，唯一例外的是喬治·鮑林，這是奧威爾30年代創作出來的一個不算太壞的人物，鮑林認為自己有“一張不算難看的臉：褐紅色，與金黃的頭發及淺藍的眼睛十分協調”。盡管如此，即便是鮑林，最後還是掉落了滿嘴的牙齒。
必須指出，這些人物都是奧威爾書中的男、女主角，不管他用什麽樣複雜的手段表現出來，奧威爾對他們充滿同情和敬意，把他們視為自己的象征。我們再來看一下奧威爾筆下的次要人物，就像是在檢查維多利亞蠟像館裏的蠟像。多蘿西在早晨聖餐上的唯一伴侶是古董似的梅菲爾小姐，她有著一張遠古時代的臉，沒有一丁點兒血色，嘴巴“大得嚇人，嘴角鬆弛，濕漉漉的，下嘴唇因年紀老了而垂懸著，還流著口水，牙齦暴露，一副假牙暗黃暗黃，像是一架舊鋼琴上的琴鍵”。如果梅菲爾小姐像是一條上了年紀的獵犬，那麽，戈登的姐姐朱莉婭就是一隻笨拙的大鳥：“一個高大、粗俗的女孩……有點太長的瘦臉——她就是這樣的一種女孩：即便是處在青春期的頂峰，人們還是不可抗拒地稱之為一隻笨鵝”。至於說到騎兵部隊軍官維羅中尉不顧伊麗莎白·拉肯斯蒂恩的愛慕而去追逐弗洛莉，不管在維羅的身上表現了怎樣的鐵石心腸、殘暴冷酷和無所顧忌，最終，他的臉還是被描繪成一隻兔子的臉。讓我們再深入地探究一下書中瞬間形象和稍縱即逝的印象。戈登透過書店的窗戶朝外麵看，看見一位過路人正在隨便翻閱，他想，“這家夥的臉這麽難看，毫無血色，滿臉贅肉……從麵相來判斷，他是威爾士人。”戈登很看不起科納·泰伯爾在伯凡克思廣告上泰然自若地望著觀眾的臉，認為這是“一張猙獰的白癡臉，就像一隻孤芳自賞的老鼠臉”。獵犬、鵝、兔、老鼠：這些都是奧威爾在農場上播種的擬人的種子，許多年後，誕生了《動物莊園》。
弗洛莉的臉、康姆斯道克的臉、鮑林的臉，沒有哪一張臉上留有奧威爾本人臉的痕跡，然而，他的朋友理查德·裏斯認為，奧威爾在描繪多蘿西·黑爾的臉的時候，加入了表現自己女性化方麵的詞匯，有些形容詞反複出現，比如，“瘦瘦的”、“蒼白的”。奧威爾筆下的人物就像他們的創造者那樣，落後於他們身處的時代，甚至像《讓葉蘭繼續飄揚》中的羅斯瑪麗頭上的兩根白發，她都拒絕拔下來。無論青年人在什麽地方出現，他們肯定是不負責任的。例如，鮑林就讀的私立學校的退休教師的好友波蒂厄斯長著一張“清臒的、流露出夢幻般神情的臉，光澤不多，但是看上去像一張孩子的臉，雖然快接近60歲了”。波蒂厄斯雖然在年輕時拒絕文明用語主義，但是，他的“基本的道德準則”卻從來也沒有建立起來。
維羅中尉的臉可能是個例外（“一張兔子臉，但這是一隻強硬好鬥的兔子”），其他的臉並不包含或者代表任何一種權力。在某些方麵，由於大量的細節描寫，倒反而削弱了臉的表現力。值得注意的是，奧威爾在描繪現實中或者小說中的成千上萬文明用語文明用語時，他的語言概括得多、精煉得多。對從內涵到外表都想仿效溫斯頓·史密士的“老大哥”［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中的獨裁者——譯者注］頭的描寫僅僅是“黑頭發、黑胡子，充滿權欲、出奇的沉著”。這樣的描述就使得這張臉有著一種震撼、令人懾服的氣味。令人奇怪的是，麵對現實生活中的暴君，奧威爾的反映並不能叫人滿意。1940年春，奧威爾寫了一篇有關文明用語的《我的奮鬥》的書評，奧威爾在文章談到了文明用語的標準像，他認為文明用語長著一張“可憐的、狗一樣的臉，是一張遭受著無法忍受折磨的人臉，從男人的角度來說，這張臉的表情有點相似於無數張文明用語受難時的表情”。絕大多數現代評論家可沒有表現出這麽多的憐憫，但是，奧威爾在文明用語的臉上卻看到了某種東西：過度自憐自艾。
所有這些形形色色的臉的描寫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奧威爾究竟是怎樣看待自己的臉以及別人又是如何看待奧威爾這張臉的。並非安東尼·鮑威爾一個人發覺，對於多爾的描繪非常相似於堂吉珂德，事實上，保羅·波茨在50年代撰寫的充滿深情的回憶錄就被命名為《自行車上的堂吉珂德》。奧威爾在倫敦飄泊的日子裏，一位居住在倫敦東部的女人見到過他，這個女人說，奧威爾的形象使她想起斯坦·勞蕾爾。在某些方麵，由於遺傳了利摩讚家族的特征，奧威爾的臉並不是一張典型的英國人的臉。鮑威爾再一次注意到，奧威爾在巴黎的小餐館裏與法國工人的相似之處。奧威爾對自己的個人形象不感興趣，實際上可以說是非常冷漠。後來，在搜尋他的照片以便公開發表時，問題就不可避免地冒了出來。這個問題在1946年才得到解決。那年，奧威爾的朋友弗農·理查茲受命在伊斯林頓坎農堡廣場的公寓內為他拍攝一些有代表性的照片(照相機的鏡頭最終還是拍攝到了鄰近的大街)。盡管奧威爾的麵部表情冷淡，但有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直記在我心中：奧威爾出色地改變了自己的形象，與青年形象徹底分手。我們從放在麥克利斯像旁的、上了年紀的、滿頭白發的薩克雷[thackeray（1811—1863），英國小說家，作品多諷刺上層社會，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名利場》、《彭登尼斯》、曆史小說《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勢利人臉譜》等——譯者注]的相片上，至少能看到幾許與奧威爾麵部表情相似的地方。我們把英國廣播公司所拍攝的著名的“麥克風前的奧威爾”那張相片與吉辛莎·巴迪康姆為奧威爾拍攝的童年時代的快照放在一起時，根本認不出他們是同一個人。奧威爾在《獅與獨角獸》中問道，“你與母親保存在照相冊內的你5歲時的相片會有什麽共同之處？”就奧威爾個人來看，甚至連生理上的相似之處都蕩然無存。
奧威爾童年時代與成年時代的外形變化令人吃驚。在伊頓求學時的照片，甚至孤身一人在緬甸警察部門時的照片，都顯示出奧威爾是一個臉蛋胖乎乎的、幾乎像圓圓的月亮一樣的人。而在1934年，在丹尼斯·科林斯南方海岸的照片（時年31歲）看上去像40歲的人了。3年後，在文明用語工黨舉辦的暑期學校裏與西班牙的同誌們在一起時的快照看上去像一個年近50歲的人了。分別15年之後在30年代看見這些照片的奧威爾的朋友們對於他的這種巨大的反差都震驚不已：康諾利注意到了奧威爾臉上飽經風霜的印記與原先豐滿的、抽著雪茄的麵相之間的鴻溝。《動物莊園》發表後6個月，弗農·理查茲在伊斯林頓的公寓裏為奧威爾拍攝的照片是我們迄今所知的奧威爾最後一次拍的照片。理查茲為奧威爾拍照片時帶著妻子瑪麗露易絲，在這兩位拍攝現場朋友的鼓勵下，奧威爾看上去比以前任何一次所拍的照片都放鬆。在這次拍攝過程中，奧威爾雖然還有點心不在焉，但基本上可以說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把理查茲的褲子當作他兒子的尿布、擺出各種姿勢、做出卷煙的動作、推著嬰兒車走上一段路、抽出一把一半出鞘的緬甸劍、在攝影師的擺布下做出形形色色的造型。有一張照片給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奧威爾戴著帽子、挺著腰板坐在一塊木頭上，麵無表情，這是一張沒有激情的拉長的臉，眼睛似乎盯住一切、又似乎空無一物。42歲時，奧威爾看上去像55歲至75歲之間的人，“充滿了智慧和不可思議的冷靜”。
這並不意味著奧威爾對伊頓的批評就不那麽過火了。傳統教育的弊端似乎得到了印證，那就是，奧威爾在33歲的時候就把希臘字母忘得一幹二淨了。你可能會這樣認為，奧威爾後來對30年代和40年代的脂粉氣十足的唯美主義者和思想左傾的文人同性戀者的憎恨至少在他學生時代就已經紮下根了。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言，他與伊頓的文學社團沒有任何聯係。在奧威爾離開伊頓之後不久，伊頓文學社團的中堅人物是哈羅德·阿克頓和布萊恩·霍華德，他們進行文學創作活動，出版《伊頓燭光》，這是一份隻出了一期、十分激進的文集，但是，其中浮華炫耀的脂粉氣似乎並沒有躲過奧威爾的眼睛。阿克頓和霍華德真是十分奇怪的人物，他們給大多數伊頓學生留下了持久的影響。追根溯源，《讓葉蘭繼續飄揚》中對30年代文學圈子裏的“有錢的年輕野獸們”的攻擊可能蓋出於此。所有這些結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奧威爾對伊頓的態度，有時候就爆發出一種過度的憎恨。一位私立學校畢業的年輕朋友回憶說，在40年代，他與奧威爾就私立學校製度可能會終止的問題進行過一次交談，當他說到他希望私立學校死亡時，奧威爾的臉上有一種“欣喜”的表情。理查德·裏斯在侏羅突發的一陣麵部痛苦的表情無意中泄漏了一條不為外人所知的伊頓學生俚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奧威爾生命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他已經能夠心平氣和地看待伊頓了。奧威爾在1948年為《觀察家》撰寫的最後一篇書評的文章是《b.w.希爾的伊頓雜錄》。並不喜歡伊頓的艾弗·布朗委托別人寫了一篇文章，主觀臆斷奧威爾會讚同他對伊頓的憎恨，令他大吃一驚的是，奧威爾回應了一篇四平八穩的文章。在文章中，大家所熟悉的批評變得溫和，有的地方甚至被讚揚所替代，“伊頓有著寬容的、文明的氛圍，讓每個學生都有發展個人才能的公平機會”。在奧威爾生命的晚期，戴維·阿斯特問他是否考慮將自己的兒子送往伊頓讀書，他隻是抱怨了伊頓的校服式樣——“學生穿著它像個儍瓜”，而奧威爾對伊頓給予他從事自己喜歡事業的機會、自由呼吸的空間和寬鬆的環境深表感激，給阿斯特留下了經久不可磨滅的印象。另外，他還認為，那些次要的私立學校步履維艱，要做更大的努力。
還留下一些有關埃裏克最後一學期的零星資料。10月份的公開朗誦是伊頓教學日曆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挑選出來的學生要麵對其他的學生和家長朗誦文學作品，埃裏克朗誦了斯蒂文森［stevenson（1850—1894），英國作家，19世紀末新浪漫主義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說《金銀島》、《化身博士》、《綁架》等——譯者注］的《自殺俱樂部》。《伊頓年鑒》讚許說，“文明用語的語言技巧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文明用語的平穩和不帶感情的冷靜語調使得故事效果突現，自然而然大獲成功。”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埃裏克和一個名叫約翰·海蓋特（此人後來臭名昭著，因為他與伊夫林·沃［evelynwaugh（1903—1966），英國小說家，擅長諷刺英國上層社會的流弊，著作有長篇小說《衰落與瓦解》、《邪惡的肉體》、《舊地重遊》和取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榮譽之劍》三部曲等。奧爾德斯·赫胥黎、伊夫林·沃和喬治·奧威爾被認為是“反麵烏托邦小說”的代表人物——譯者注］的第一任妻子私奔了）的學生一起代表最高年級的學生充當校長西裏爾·阿林頓鞭笞犯錯誤學生時的“監督生”。海蓋特把這件事情寫入了有關伊頓的小說《體麵人》之中，隻是把“監督生”的人數減至一人。安東尼·鮑威爾對這兩個人都很熟悉，據他所說，奧威爾對這樣的描述十分生氣，他原先是“懷著敬畏”拿出笞杖，“痛苦卻尊嚴地”假裝望著窗外，覺察到了受笞學生的嗤笑。1921年11月29日，伊頓公學裏的資助生與非資助生之間舉行了一場對牆踢球的比賽，埃裏克作了在伊頓最後一次的重要亮相。在這種比賽中，通常是由“觸地”得分的。正如在橄欖球比賽中，首先要使球“觸地”，然後使球觸地的一方才可以努力射進門而得分。要使球觸地，必須把球扔出，撞擊在球門柱上或者撞擊在場邊一棵標明可以撞擊的樹上。所以，得分可謂難於上青天。多年來，沒有一個人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但是，埃裏克做到了，他把球猛擲給朗登，朗登把球投進了門。毋庸置疑，這件事情發生在埃裏克身上有著很大的象征意義：他在學校生活中的正式場合裏的稀有成功或多或少地要勝過其表麵現象。3周後，埃裏克收拾行囊，向朋友們告別，把一本羅伯特·瑟維斯著作《一個見異思遷者的韻文》作為分手禮物送給瓦格納，永遠地離開了伊頓。
奧威爾之臉
奧威爾對人們的臉感興趣，達到心醉神迷的地步。在他看來，人們的臉有能力首先傳遞隱藏在皮膚裏的特征，比如一個人的性格以及在特殊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等。一個在巴塞羅那文明用語營裏的意大利民兵詩興大發，握著他的手吟誦道，“我在你臉上看到了你的一切/任何力量都不能剝奪我的這種能力/威力十足的炸彈都炸不開/你那水晶般的心靈”。奧威爾在醫院裏最後所作的筆記中有這樣一條雋語：“人活到50歲時就有了一張他應該擁有的臉。”倘若事先告訴奧威爾一個人的性格特征，他就能從這個人的照片上說出子醜寅卯來。他相信，不管你在什麽時候閱讀一本個人風格極強的著作時，你總是可以從字裏行間窺視到作者的一些特性：這些特性不是精確的照相式，而是一種寫意的投影式。比如，閱讀大名鼎鼎的狄更斯著作時，奧威爾就看到了“一張毫不膽怯、敢於公開奮戰、悲天憫人的男子的臉”。
奧威爾如此強調人臉的特征，倘若在他的著作中不是被大量運用的話，那就會令人驚訝了。他早期的每一本小說的開頭都是稍稍描繪一下主要人物的麵相，但是，這種做法並不能永遠引人入勝，因為有的麵相描繪並沒有揭示出其隱匿的標誌。《在緬甸的日子裏》一書中的弗洛莉有著這樣的一張臉：“盡管在陽光下還是十分憔悴，消瘦的麵頰、深陷的眼窩和疲憊的眼神”。《牧師的女兒》一書中的多蘿西·黑爾在鏡子裏看到她自己“有著一張瘦瘦的、白白的卻毫無特色的臉，雙眼無光，鼻子有點太長：如果你近距離細察，就能看見眼睛周圍的魚尾紋，不講話時，嘴巴鬆弛，毫無生氣”。《讓葉蘭繼續飄揚》一書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在麥基肯尼先生書店的櫥窗裏看見了自己的形象，認為“不是一張好看的臉，雖然還不到30歲，卻是一臉的老氣橫秋，臉色蒼白，嵌印著深深的皺紋”。或許，唯一例外的是喬治·鮑林，這是奧威爾30年代創作出來的一個不算太壞的人物，鮑林認為自己有“一張不算難看的臉：褐紅色，與金黃的頭發及淺藍的眼睛十分協調”。盡管如此，即便是鮑林，最後還是掉落了滿嘴的牙齒。
必須指出，這些人物都是奧威爾書中的男、女主角，不管他用什麽樣複雜的手段表現出來，奧威爾對他們充滿同情和敬意，把他們視為自己的象征。我們再來看一下奧威爾筆下的次要人物，就像是在檢查維多利亞蠟像館裏的蠟像。多蘿西在早晨聖餐上的唯一伴侶是古董似的梅菲爾小姐，她有著一張遠古時代的臉，沒有一丁點兒血色，嘴巴“大得嚇人，嘴角鬆弛，濕漉漉的，下嘴唇因年紀老了而垂懸著，還流著口水，牙齦暴露，一副假牙暗黃暗黃，像是一架舊鋼琴上的琴鍵”。如果梅菲爾小姐像是一條上了年紀的獵犬，那麽，戈登的姐姐朱莉婭就是一隻笨拙的大鳥：“一個高大、粗俗的女孩……有點太長的瘦臉——她就是這樣的一種女孩：即便是處在青春期的頂峰，人們還是不可抗拒地稱之為一隻笨鵝”。至於說到騎兵部隊軍官維羅中尉不顧伊麗莎白·拉肯斯蒂恩的愛慕而去追逐弗洛莉，不管在維羅的身上表現了怎樣的鐵石心腸、殘暴冷酷和無所顧忌，最終，他的臉還是被描繪成一隻兔子的臉。讓我們再深入地探究一下書中瞬間形象和稍縱即逝的印象。戈登透過書店的窗戶朝外麵看，看見一位過路人正在隨便翻閱，他想，“這家夥的臉這麽難看，毫無血色，滿臉贅肉……從麵相來判斷，他是威爾士人。”戈登很看不起科納·泰伯爾在伯凡克思廣告上泰然自若地望著觀眾的臉，認為這是“一張猙獰的白癡臉，就像一隻孤芳自賞的老鼠臉”。獵犬、鵝、兔、老鼠：這些都是奧威爾在農場上播種的擬人的種子，許多年後，誕生了《動物莊園》。
弗洛莉的臉、康姆斯道克的臉、鮑林的臉，沒有哪一張臉上留有奧威爾本人臉的痕跡，然而，他的朋友理查德·裏斯認為，奧威爾在描繪多蘿西·黑爾的臉的時候，加入了表現自己女性化方麵的詞匯，有些形容詞反複出現，比如，“瘦瘦的”、“蒼白的”。奧威爾筆下的人物就像他們的創造者那樣，落後於他們身處的時代，甚至像《讓葉蘭繼續飄揚》中的羅斯瑪麗頭上的兩根白發，她都拒絕拔下來。無論青年人在什麽地方出現，他們肯定是不負責任的。例如，鮑林就讀的私立學校的退休教師的好友波蒂厄斯長著一張“清臒的、流露出夢幻般神情的臉，光澤不多，但是看上去像一張孩子的臉，雖然快接近60歲了”。波蒂厄斯雖然在年輕時拒絕文明用語主義，但是，他的“基本的道德準則”卻從來也沒有建立起來。
維羅中尉的臉可能是個例外（“一張兔子臉，但這是一隻強硬好鬥的兔子”），其他的臉並不包含或者代表任何一種權力。在某些方麵，由於大量的細節描寫，倒反而削弱了臉的表現力。值得注意的是，奧威爾在描繪現實中或者小說中的成千上萬文明用語文明用語時，他的語言概括得多、精煉得多。對從內涵到外表都想仿效溫斯頓·史密士的“老大哥”［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中的獨裁者——譯者注］頭的描寫僅僅是“黑頭發、黑胡子，充滿權欲、出奇的沉著”。這樣的描述就使得這張臉有著一種震撼、令人懾服的氣味。令人奇怪的是，麵對現實生活中的暴君，奧威爾的反映並不能叫人滿意。1940年春，奧威爾寫了一篇有關文明用語的《我的奮鬥》的書評，奧威爾在文章談到了文明用語的標準像，他認為文明用語長著一張“可憐的、狗一樣的臉，是一張遭受著無法忍受折磨的人臉，從男人的角度來說，這張臉的表情有點相似於無數張文明用語受難時的表情”。絕大多數現代評論家可沒有表現出這麽多的憐憫，但是，奧威爾在文明用語的臉上卻看到了某種東西：過度自憐自艾。
所有這些形形色色的臉的描寫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奧威爾究竟是怎樣看待自己的臉以及別人又是如何看待奧威爾這張臉的。並非安東尼·鮑威爾一個人發覺，對於多爾的描繪非常相似於堂吉珂德，事實上，保羅·波茨在50年代撰寫的充滿深情的回憶錄就被命名為《自行車上的堂吉珂德》。奧威爾在倫敦飄泊的日子裏，一位居住在倫敦東部的女人見到過他，這個女人說，奧威爾的形象使她想起斯坦·勞蕾爾。在某些方麵，由於遺傳了利摩讚家族的特征，奧威爾的臉並不是一張典型的英國人的臉。鮑威爾再一次注意到，奧威爾在巴黎的小餐館裏與法國工人的相似之處。奧威爾對自己的個人形象不感興趣，實際上可以說是非常冷漠。後來，在搜尋他的照片以便公開發表時，問題就不可避免地冒了出來。這個問題在1946年才得到解決。那年，奧威爾的朋友弗農·理查茲受命在伊斯林頓坎農堡廣場的公寓內為他拍攝一些有代表性的照片(照相機的鏡頭最終還是拍攝到了鄰近的大街)。盡管奧威爾的麵部表情冷淡，但有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直記在我心中：奧威爾出色地改變了自己的形象，與青年形象徹底分手。我們從放在麥克利斯像旁的、上了年紀的、滿頭白發的薩克雷[thackeray（1811—1863），英國小說家，作品多諷刺上層社會，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名利場》、《彭登尼斯》、曆史小說《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勢利人臉譜》等——譯者注]的相片上，至少能看到幾許與奧威爾麵部表情相似的地方。我們把英國廣播公司所拍攝的著名的“麥克風前的奧威爾”那張相片與吉辛莎·巴迪康姆為奧威爾拍攝的童年時代的快照放在一起時，根本認不出他們是同一個人。奧威爾在《獅與獨角獸》中問道，“你與母親保存在照相冊內的你5歲時的相片會有什麽共同之處？”就奧威爾個人來看，甚至連生理上的相似之處都蕩然無存。
奧威爾童年時代與成年時代的外形變化令人吃驚。在伊頓求學時的照片，甚至孤身一人在緬甸警察部門時的照片，都顯示出奧威爾是一個臉蛋胖乎乎的、幾乎像圓圓的月亮一樣的人。而在1934年，在丹尼斯·科林斯南方海岸的照片（時年31歲）看上去像40歲的人了。3年後，在文明用語工黨舉辦的暑期學校裏與西班牙的同誌們在一起時的快照看上去像一個年近50歲的人了。分別15年之後在30年代看見這些照片的奧威爾的朋友們對於他的這種巨大的反差都震驚不已：康諾利注意到了奧威爾臉上飽經風霜的印記與原先豐滿的、抽著雪茄的麵相之間的鴻溝。《動物莊園》發表後6個月，弗農·理查茲在伊斯林頓的公寓裏為奧威爾拍攝的照片是我們迄今所知的奧威爾最後一次拍的照片。理查茲為奧威爾拍照片時帶著妻子瑪麗露易絲，在這兩位拍攝現場朋友的鼓勵下，奧威爾看上去比以前任何一次所拍的照片都放鬆。在這次拍攝過程中，奧威爾雖然還有點心不在焉，但基本上可以說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把理查茲的褲子當作他兒子的尿布、擺出各種姿勢、做出卷煙的動作、推著嬰兒車走上一段路、抽出一把一半出鞘的緬甸劍、在攝影師的擺布下做出形形色色的造型。有一張照片給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奧威爾戴著帽子、挺著腰板坐在一塊木頭上，麵無表情，這是一張沒有激情的拉長的臉，眼睛似乎盯住一切、又似乎空無一物。42歲時，奧威爾看上去像55歲至75歲之間的人，“充滿了智慧和不可思議的冷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