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灰塵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1931年7月至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聽我的，不要在特拉法爾加廣場上睡覺了。”
——1931年8月27日至丹尼·科林斯的信
《阿黛菲》雜誌要改版。由於這份雜誌是季刊，所以，《穗芒》得等到1931年4月才能發表，也就是該雜誌收到此稿20個月之後。對這樣的拖延，奧威爾一定非常惱火，因為他覺得，這是他迄今為止寫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早先在巴黎的那些報刊上發表的文章雖然也不錯，但是文章並沒有特別有深度的東西。這次則不同，這篇描寫臨時收容所兩天生活的文章用了許多觀察細致的細節描寫，雖然仍然沿襲了他早期作品鬆散的風格和過度的空話，但卻通過簡練的文風收到的極好的效果。“傍晚時分，我們49個人，48個男人還有1個女人，躺在草地上等待穗子綻開……”，像那個時期的許多其他的“喬治亞”作家一樣，奧威爾抵抗不了華麗辭藻的誘惑，“我們頭頂上栗子樹的枝幹上開滿了花，遠方羊毛似的團團雲朵一動不動地懸浮在空中”，開篇就是這樣一大段的描寫。盡管這樣的描寫似乎連篇累牘，但其中悲慘的情景卻使文章變得緊湊起來。下文這樣寫道，“我們散亂在草地上坐著，看起來像市區那些髒兮兮的流氓群體”。刻意追求文風的跡象也開始出現了。後文中描寫貧民工作所的廚房裏那些沒吃過的食物，被扔在其上麵的葉子“褻瀆”了。文章結尾部分描寫一個名叫斯科特的流浪漢追著奧威爾要還給他一些香煙，那些煙蒂掉在他手掌裏的時候，奧威爾用的是“墮落”這個詞。這些極具比喻意義的意象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想到那些日常的東西被破壞了，或是他們的用途不能正常發揮了，奧威爾就會被激起一陣肉欲般的反感。如果做一些適當的修改，《穗芒》將會出現在《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後麵兩章裏麵。同時，奧威爾很快借助這次幫他發表文章的承諾和《阿黛菲》雜誌及其經營者建立了關係網。
《阿黛菲》雜誌是20年代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丈夫米德爾頓·繆利創辦的，是當時一份極具特色的小發行量的期刊，“有改革性”，癡迷於當時所謂的“蘇聯實驗”，致力於文學探索，在品味方麵有時會顯得有些守舊。奧威爾曾經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中含蓄地取笑過它，說《阿黛菲》的密友《基督的敵人》好像是一個激進的非基督教徒編輯的，不信仰上帝，投奔了馬克思，同時又和一幫放任自流的詩人混在一起。這個笑話從另一個方麵反映了這個雜誌特有的嚴肅性（一方麵否認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麵又清醒地意識到上帝仍然對人們的生活影響巨大）和偶爾的唯美主義視角的奇特組合。此時，默裏剛剛退休，雜誌由理查德·裏斯爵士和馬克斯·普洛曼一起編輯。裏斯爵士比奧威爾大3歲，也畢業於伊頓公學，曾經做過外交官，在工人教育協會任過講師，是個富有的年輕男爵，付稿費時毫不含糊，樂於幫助那些經濟較窘迫的投稿人。在《讓葉蘭繼續飛翔》中，他是主角“雷文爾斯頓”的原型，是一個好心的貴族，看到愈演愈烈的工人示威遊行，暗暗感到驚恐。“如果雷文爾斯頓覺得哪個作家快餓死了，他就會在《基督的敵人》上給他發表點東西。”普洛曼當時快50歲了，他是比較舊式的進步主義論者，是個純粹的和平主義者，西部戰線的經曆給他留下了極大的創傷——他的論文集《中尉簡論》於1927年出版——他後來是國家主要反戰組織“保障和平聯盟”的秘書長。
奧威爾生命中最輝煌的二十年間，裏斯一直關注著他，見證了他早期的個人發展和這段時間裏奧威爾剛剛開始的政治研究。裏斯可能是奧威爾結交的第一個和他有著相同社會背景的人，奧威爾想在自己的作品中關注文學/政治領域，裏斯也了解這一領域。但是，裏斯剛開始對奧威爾並沒有留下什麽特別深刻的印象，他們第一次見麵是在1930年初，在布盧姆斯伯裏區《阿黛菲》雜誌社附近的新牛津街。裏斯回憶第一次見到奧威爾時，奧威爾給他的印象“還不錯”，但好像“非常沒有活力”，外表也沒有什麽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回憶奧威爾的政治觀點時，裏斯認為奧威爾是一個“波西米亞式的保守派”，深入工人階級生活的經曆使他把目光轉向社會主義，奧威爾自己的回憶也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奧威爾後來寫道，他之所以成為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出於對產業工人被壓迫和被忽視的貧困生活的厭惡，而不是對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作理論上的了解”。但是，這時候的奧威爾對社會主義、對《阿黛菲》雜誌甚至對裏斯本人的看法都還隻是雛形——幾年前，他還在緬甸的時候，練筆的文稿就投給了這份雜誌。可是他顯然發現裏斯和普洛曼是性格相投的朋友，此後他一直同他們保持著聯係（普洛曼於1941年去世）。通過他們兩人，奧威爾又結交了另外一個朋友，來自泰恩河畔的一個年輕人，名字叫傑克·康芒。傑克在《阿黛菲》雜誌社經營訂購業務，後來，他寫了當時一部偉大的工人階級小說《基德的運氣》。他很快就把奧威爾帶入到這個社會圈子裏來。傑克·康芒起初看到這個新來的穿著邋遢的人、看到他的“格格不入”，覺得很迷惑，但很快就在奧威爾身上看到了“伊頓公學的縮影”。
裏斯、康芒或者是其他的人在描述對奧威爾的第一印象時落筆圓滑，因為奧威爾是難以捉摸的。盡管在30年代奧威爾被朋友、家人圍繞著，而且，展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亟待改革的文學界，但是，他早期生活的最大特點是什麽，我們卻知之甚少，此外，這些生活細節無可考證。他每天的生活、日常起居、甚至是他的行蹤都會接連幾個月像謎團一般。這段時間，實際上是到30年代中期，他的根據地是父母在索思伍德的住所。到1930年布萊爾一家已經在薩福克郡北部海邊度過了10年的美好時光，成了鎮上的老住戶。理查德·布萊爾這時候已經七十四五歲了，朋友們都管他叫“托比”。他是索思伍德紳士俱樂部“布萊斯”（該俱樂部不接受商人加入）的核心人物，他和妻子常在那兒玩橋牌。如果這樣的生活細節讓你覺得老布萊爾夫婦像是小鎮上那種乏味的保守派人物，我得說錯了，因為他們也結交了一些比較波西米亞的朋友，比如，他們與當時鎮上居住的法國藝術家塔博斯夫人關係不錯，她的工作室位於海港附近的渡船路上，艾達·布萊爾還師從於她。阿弗麗爾這時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業務，成了一家高檔茶館“茶點室”的女老板，這家茶館後來改名為“銅壺”，就位於他們在皇後大街上租來的房子的家的隔壁。即便這樣的小生意在當時鎮上那個排外的圈子裏也被反對，足見30年代索思伍德鎮的不可救藥的勢利風氣。但還是要澄清一下，盡管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索思伍德鎮上，上流社會別墅裏的那些年老的女士們憎恨帶領礦工們起來反抗庫克先生，在她們看來，即便你給工人階級提供浴室，他們也隻會把它當作煤炭儲存室。但是，像一些關於奧威爾的書中所認為的、這個鎮子隻是上流社會資產階級退休後的一個好去處，這樣的看法是不對的。盡管在公眾眼中，當時的索思伍德鎮是約克公爵的一個露營地——這是後來喬治六世構想的一個藍圖，想在這些露營地讓那些公學裏的男生和其他工人階級的孩子們共同相處。索思伍德鎮有著現實的一麵：窮人真真切切地存在著、尤其是那些打魚為生的人，教堂街上的窮人特別集中，一個居民描述說，那兒“糟糕透頂”。盡管有很多上流社會人士退休後回到這裏，此處仍舊是一個小港口：煤礦定期在這兒卸貨，當然還有一係列的商業活動，如碼頭大道上的家庭編織作坊、阿德納姆釀酒廠，主要街道上一個星期裏有6天彌漫著麥芽發酵的味道。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裏不是奧威爾喜歡的地方。嚴格來說，《牧師的女兒》中的尼普希爾鎮並不是根據索思伍德鎮創作的。那兒位處內陸，一家甜菜根加工廠就占據了大半個鎮子，讀起來更像布利·聖·埃德蒙鎮。但是，書中描寫主幹道在幾百碼處分了岔，形成一個小小的市集，根據這一點來看，這無疑是從索思伍德鎮借鑒來的。此外，“那些了無生氣的舊式大街，如果你有閑情逛一逛，就會覺得它們看上去平和安定，但是一旦你住在這裏，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你會發現每扇窗戶後麵都有一個敵人，要不就是債權人”。阿弗麗爾一語中的，“埃裏克憎惡索思伍德”。
但是，索思伍德鎮以及鎮上的一些住戶，在奧威爾此後的幾年生活中卻產生了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不管他多討厭這個地方，不管他和父母的關係鬧得多僵，也不管他多麽不願意用社交生活來麻醉自己，這兒仍然有一些與他性情相投的朋友。他通過父母的關係，認識了摩根一家，摩根夫人是個寡婦，靠給在霍普先生那裏學習的學生提供住宿為生，當然，他們家的吸引力還來自那個格外漂亮的女兒羅瑪。盡管對於他們的關係並無記載，但是卻有傳聞，認為兩家曾經有過簡單的訂婚之約。丹尼·科林斯在劍橋修人類學，也會定期回來。可能是通過科林斯，奧威爾遇見了另外一個迷人的女人，埃莉諾·賈克斯（她曾經住在斯特拉布洛克路上，就在布萊爾家隔壁），家在雷頓附近，是一座名字叫“朗埃克”的房子。此外，他和倍德福德郡牧師的女兒布蘭達·索爾科德在一起的時間也不少，她在聖·費利克斯學校教體操，那是一所女子寄宿學校，有幾裏路遠。通過這些朋友和家人，他還認識了一些年紀稍長的人：科林·普利恩，約克郡的律師，和他母親一起住在鎮上；卡爾女士，就住在主幹道上離布萊爾家後來買的房子不遠的地方；範尼·福斯特小姐，後來成了市長夫人，一個對文學很感興趣的人，總會借一些書給他。奧威爾似乎還和鎮上的貴族們交往甚密。鎮博物館裏保存了一本題給托尼·福克斯的《在緬甸的日子裏》的複印本，此人是個富有的股票經紀人，在海邊擁有房產，後來組建了一個慈善組織，將一些舊房翻新以供居民使用，而不是任由它們被改造成假日旅舍。
索思伍德是個小鎮，居民總數不超過2千人，盡管這兒也有等級劃分，但各個階層卻是互相聯係密切。布萊爾家的幫工梅耶也給雷頓的賈克斯家幹活，她的女兒埃斯米·瑪喬麗，還有奧利夫則在“銅壺”茶館為阿弗麗爾打工（她們的一個表兄說，那是一個“上流社會人士的去處”，“非常特別”）。不管奧威爾多想同這樣的小鎮生活保持距離，他總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他剛回到索思伍德，沒有固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人們的評論、引起人們的思考，甚至還有一些不認同的看法。但是，梅耶夫人很喜歡他，發現他身體不好，很同情他（“可憐的孩子，看到他的樣子，我很難過”）。據那些對他有印象的人回憶，這時的奧威爾給他們的大概印象是，不合群，身體虛弱，好像靠父母養著，不可思議地邋遢（“他看起來總像是3天沒有刮胡子了”）。他總是把圍巾圍上3圈，把自己包得嚴嚴實實的以抵禦冬天的嚴寒，大家都知道他長時間把自己關在臥室裏，要不然就“夢遊般地”在鎮上遊蕩。
對於這個傳統的家庭而言，奧威爾就像一頭害群之馬，讓他的家人默默地含屈受氣。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不快雖然被漸漸淡忘，可是，對於30年代的索思伍德鎮來說，奧威爾是個異類：自閉、離群、像個遊民。他深入流浪漢的生活，對此人們謠言四起，成了茶餘飯後的談資。布萊爾一家飽受謠言中傷（布萊爾夫人曾經就他兒子的失蹤給予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答複：他“了無牽掛地走了”），梅耶夫人對此深感不安。奧威爾這段下層人民的生活是殘酷的。他在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中故作輕鬆地打趣道，別人都被我嚇跑了，如果咱們在倫敦見麵，你不會介意吃放了3天的麵包吧？無論如何，我保證不會有虱子，如此等等。奧威爾對於社會問題和對於無依無靠的群體的關注是真真切切的，他的所有作品都透露著這些信息，都是關於這些主題的。同時，這些作品後麵湧動著一些更加本質的東西，那就是，他有著強烈的責任感讓自己融入那些生活，為此做些事情，雖然他敏感的性格對那些活動很反感。奧威爾後來同戴維·阿斯頓討論過他的流浪漢的曆險經曆，戴維覺得奧威爾那樣做，在某種程度上，隻是想克服自己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挑剔和對灰塵、汗水的懼怕，他想考驗一下自己的承受力。《穗芒》一文就描述了這樣一個人物，精神上他極富同情心，但是身體感官卻極端厭惡那種生活，他就在這兩種矛盾中痛苦地抗爭著。這樣內在的張力使得奧威爾在描寫那些落魄者還有7便士在小客棧的悲慘生活時格外引人入勝。你能感覺到作品中藏都藏不住的個人恐懼感。對於奧威爾的這些探險，他的其他朋友是不能理解的。有一次，奧威爾在他的曆險途中去了布蘭達·索爾科德家，布蘭達隻能感到氣憤，“他所做的事情是可笑的，居然去當流浪漢，他有家，有那麽好的家人……”
這個“家”的其他人都能給他提供一個避難所。次年初春，奧威爾去瑪喬麗家和利茲［英格蘭北部城市——譯者注］郊區布萊姆利的家裏呆了很長一段時間，漢弗萊·戴金剛剛在那裏找到了一份文職工作。戴金一直對奧威爾沒有什麽好印象，建議姐夫去找一份像樣的工作，不要再癡迷於寫作這樣不安定的工作了。當他發現奧威爾不願意融入當地工人階級其樂融融的周圍環境時覺得很吃驚。“他總是坐在角落裏……像個死人。”奧威爾住在這兒的一段時間以及後來他回到皇後大街的家裏，都在努力寫作《巴黎倫敦落難記》。這段時間內，他同時也在寫他法國曆險的經曆，標題是《小人日記》，這本書完全是以日記的形式寫的。不久，奧威爾把它寄給了喬納森·凱普，被拒絕了。梅耶一家人對他的努力印象深刻，也似乎注意到奧威爾不願意離開他寫作的臥室。埃斯米記得他曾經一連幾天把自己關在臥室裏。梅耶夫人最後總會吩咐他們，“去，拿點東西給那個可憐的孩子吃。”對那些女孩子來說，給母親雇主的兒子送茶和點心似乎是離奇古怪的舉動，“他從來不穿好衣服，什麽也不做”。
除了努力創作《小人日記》之外，奧威爾開始嚐試給《阿黛菲》雜誌的書刊版寫書評。在1930年5月的這一期雜誌上，奧威爾評論了劉易斯·芒福德為梅爾維爾寫的傳記，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後來成熟的文學批評的一些初步的鋒芒：警句可圈可點；對於人類行為舉止的睿智的觀察視角。“梅爾維爾生活淒苦，窮困潦倒，對生活感到厭倦，但至少他盡情享受過他的青春……而不是像大多數歐洲人那樣，接受教育，成為冠冕堂皇、受人尊敬的人物，骨子裏卻是絕望的。”8月號上，他將伊迪絲·西特韋爾的波普研究同謝拉德·瓦因斯《英國古典主義進程》進行了比較。10月號上，他對j.b.普裏斯特利的暢銷書《天使之路》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我們不禁懷疑，會不會有人已經錯誤地把普裏斯特利先生當成一位大師，他的作品雖然沒有什麽可以指責的謬誤之處，卻也沒有一丁點的閃光之處，我們看不到作者思想的深度，甚至連一點值得回味的幽默都沒有。”這本小說隻是將一篇“中篇小說”硬拉到了600頁，勇氣可嘉，展示出來的除了尚對得起良心的詼諧，就是“作者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熱情地奉獻給讀者”。奧威爾的這段評論很有意思，因為他列出的東西正是他自己——一個27歲的新手所希望在小說中找到的東西：“美”、“思想的深度”，還有“值得回味的幽默”。最後關於“作者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熱情地奉獻給讀者”這樣的指責聽上去像是f.r.利維斯的評論。乍一看，奧威爾對普裏斯特利先生的不善意的批評似乎沒有根據，因為就《天使之路》的主題來看，受苦的書記員和受挫的老處女，在通常情況下都是奧威爾非常感興趣的話題。盡管當時拿普裏斯特利先生當靶子是文學界的熱點，嚴肅的人認為，他被哄抬得過高了。此前，沃、鮑威爾，還有格雷厄姆·格林批評他的文章盡是一些惡意的貶低：格林的《斯坦布爾列車》在普裏斯特利先生發現其中借描繪一位自鳴得意的暢銷書作者“薩夫利先生”，蓄意中傷他的時候，這本書不得不被臨時收回。
1930年夏天，奧威爾在索思伍德鎮的生活似乎有了比較具體的目標。某一次散步途中，奧威爾向布蘭達·索爾科德求婚，但是被拒絕了。布蘭達·索爾科德告訴他希望兩人做朋友。根據奧威爾後來在一些信件中透露出來的信息說，布蘭達不希望在將來與他討論書本，對此，人們心存懷疑。奧威爾還有一些時間是花在河對岸的華爾博斯維克，他在那給一個名叫布賴恩·摩根的小男孩做家庭教師，這個小男孩和索思伍德鎮的摩根家族沒有什麽關係，他那時10幾歲，得過腦灰質炎，所以反應“有障礙”。摩根家生活富足（他們和奧威爾在巴黎結識的“伊迪絲·摩根”可能有一些關聯），他們住在華爾博斯維克主幹道旁的一幢房子裏，還在其他地方有地產。奧威爾搬到這裏來指導布賴恩之後，有一個叫多拉·喬治的女孩子常常會觀察他，她是摩根家長子的朋友。在16歲的多拉眼裏，這位私人教師是個“非常笨拙的消費者”，講著“磕磕巴巴的句子”，是摩根家開玩笑的對象，“我們常常拿他取樂”。有時候奧威爾和布賴恩在廣場上散步，多拉會走過來同他聊天。有一次，奧威爾乘機塞了一張紙條在她手裏。原來是一首詩，題目是《黑美人頌》，奧威爾“笨拙無禮的舉動”對多拉而言一點意義也沒有，這首詩並沒有打動她，被她扔掉了。我們從這件事情中可以看到典型的奧威爾作風：非常正式地表達問候和關心；偷偷地把詩塞給一個暗地裏覺得他很滑稽的人。10年後，奧威爾就他給《小鬼們》寫的書評給作者薩徹夫萊爾·西特韋爾寫了封信，信中提到了他在摩根家的這段生活，奧威爾給它加了一個奇怪的腳注，他說，有一次，他和布賴恩在華爾博斯維克的市民廣場散步，他們無意間發現了一塊用布作為襯裏的紙板盒子，裏麵放了一些小型的家具，擺得就像玩具小屋裏的樣子。對此，奧威爾覺得很“迷惑”，覺得這是不祥之兆，這個盒子似乎注定要被他們發現，就像從m.r.詹姆斯的鬼故事裏出來的東西一樣。
——1931年7月至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聽我的，不要在特拉法爾加廣場上睡覺了。”
——1931年8月27日至丹尼·科林斯的信
《阿黛菲》雜誌要改版。由於這份雜誌是季刊，所以，《穗芒》得等到1931年4月才能發表，也就是該雜誌收到此稿20個月之後。對這樣的拖延，奧威爾一定非常惱火，因為他覺得，這是他迄今為止寫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早先在巴黎的那些報刊上發表的文章雖然也不錯，但是文章並沒有特別有深度的東西。這次則不同，這篇描寫臨時收容所兩天生活的文章用了許多觀察細致的細節描寫，雖然仍然沿襲了他早期作品鬆散的風格和過度的空話，但卻通過簡練的文風收到的極好的效果。“傍晚時分，我們49個人，48個男人還有1個女人，躺在草地上等待穗子綻開……”，像那個時期的許多其他的“喬治亞”作家一樣，奧威爾抵抗不了華麗辭藻的誘惑，“我們頭頂上栗子樹的枝幹上開滿了花，遠方羊毛似的團團雲朵一動不動地懸浮在空中”，開篇就是這樣一大段的描寫。盡管這樣的描寫似乎連篇累牘，但其中悲慘的情景卻使文章變得緊湊起來。下文這樣寫道，“我們散亂在草地上坐著，看起來像市區那些髒兮兮的流氓群體”。刻意追求文風的跡象也開始出現了。後文中描寫貧民工作所的廚房裏那些沒吃過的食物，被扔在其上麵的葉子“褻瀆”了。文章結尾部分描寫一個名叫斯科特的流浪漢追著奧威爾要還給他一些香煙，那些煙蒂掉在他手掌裏的時候，奧威爾用的是“墮落”這個詞。這些極具比喻意義的意象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想到那些日常的東西被破壞了，或是他們的用途不能正常發揮了，奧威爾就會被激起一陣肉欲般的反感。如果做一些適當的修改，《穗芒》將會出現在《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後麵兩章裏麵。同時，奧威爾很快借助這次幫他發表文章的承諾和《阿黛菲》雜誌及其經營者建立了關係網。
《阿黛菲》雜誌是20年代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丈夫米德爾頓·繆利創辦的，是當時一份極具特色的小發行量的期刊，“有改革性”，癡迷於當時所謂的“蘇聯實驗”，致力於文學探索，在品味方麵有時會顯得有些守舊。奧威爾曾經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中含蓄地取笑過它，說《阿黛菲》的密友《基督的敵人》好像是一個激進的非基督教徒編輯的，不信仰上帝，投奔了馬克思，同時又和一幫放任自流的詩人混在一起。這個笑話從另一個方麵反映了這個雜誌特有的嚴肅性（一方麵否認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麵又清醒地意識到上帝仍然對人們的生活影響巨大）和偶爾的唯美主義視角的奇特組合。此時，默裏剛剛退休，雜誌由理查德·裏斯爵士和馬克斯·普洛曼一起編輯。裏斯爵士比奧威爾大3歲，也畢業於伊頓公學，曾經做過外交官，在工人教育協會任過講師，是個富有的年輕男爵，付稿費時毫不含糊，樂於幫助那些經濟較窘迫的投稿人。在《讓葉蘭繼續飛翔》中，他是主角“雷文爾斯頓”的原型，是一個好心的貴族，看到愈演愈烈的工人示威遊行，暗暗感到驚恐。“如果雷文爾斯頓覺得哪個作家快餓死了，他就會在《基督的敵人》上給他發表點東西。”普洛曼當時快50歲了，他是比較舊式的進步主義論者，是個純粹的和平主義者，西部戰線的經曆給他留下了極大的創傷——他的論文集《中尉簡論》於1927年出版——他後來是國家主要反戰組織“保障和平聯盟”的秘書長。
奧威爾生命中最輝煌的二十年間，裏斯一直關注著他，見證了他早期的個人發展和這段時間裏奧威爾剛剛開始的政治研究。裏斯可能是奧威爾結交的第一個和他有著相同社會背景的人，奧威爾想在自己的作品中關注文學/政治領域，裏斯也了解這一領域。但是，裏斯剛開始對奧威爾並沒有留下什麽特別深刻的印象，他們第一次見麵是在1930年初，在布盧姆斯伯裏區《阿黛菲》雜誌社附近的新牛津街。裏斯回憶第一次見到奧威爾時，奧威爾給他的印象“還不錯”，但好像“非常沒有活力”，外表也沒有什麽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回憶奧威爾的政治觀點時，裏斯認為奧威爾是一個“波西米亞式的保守派”，深入工人階級生活的經曆使他把目光轉向社會主義，奧威爾自己的回憶也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奧威爾後來寫道，他之所以成為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出於對產業工人被壓迫和被忽視的貧困生活的厭惡，而不是對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作理論上的了解”。但是，這時候的奧威爾對社會主義、對《阿黛菲》雜誌甚至對裏斯本人的看法都還隻是雛形——幾年前，他還在緬甸的時候，練筆的文稿就投給了這份雜誌。可是他顯然發現裏斯和普洛曼是性格相投的朋友，此後他一直同他們保持著聯係（普洛曼於1941年去世）。通過他們兩人，奧威爾又結交了另外一個朋友，來自泰恩河畔的一個年輕人，名字叫傑克·康芒。傑克在《阿黛菲》雜誌社經營訂購業務，後來，他寫了當時一部偉大的工人階級小說《基德的運氣》。他很快就把奧威爾帶入到這個社會圈子裏來。傑克·康芒起初看到這個新來的穿著邋遢的人、看到他的“格格不入”，覺得很迷惑，但很快就在奧威爾身上看到了“伊頓公學的縮影”。
裏斯、康芒或者是其他的人在描述對奧威爾的第一印象時落筆圓滑，因為奧威爾是難以捉摸的。盡管在30年代奧威爾被朋友、家人圍繞著，而且，展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亟待改革的文學界，但是，他早期生活的最大特點是什麽，我們卻知之甚少，此外，這些生活細節無可考證。他每天的生活、日常起居、甚至是他的行蹤都會接連幾個月像謎團一般。這段時間，實際上是到30年代中期，他的根據地是父母在索思伍德的住所。到1930年布萊爾一家已經在薩福克郡北部海邊度過了10年的美好時光，成了鎮上的老住戶。理查德·布萊爾這時候已經七十四五歲了，朋友們都管他叫“托比”。他是索思伍德紳士俱樂部“布萊斯”（該俱樂部不接受商人加入）的核心人物，他和妻子常在那兒玩橋牌。如果這樣的生活細節讓你覺得老布萊爾夫婦像是小鎮上那種乏味的保守派人物，我得說錯了，因為他們也結交了一些比較波西米亞的朋友，比如，他們與當時鎮上居住的法國藝術家塔博斯夫人關係不錯，她的工作室位於海港附近的渡船路上，艾達·布萊爾還師從於她。阿弗麗爾這時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業務，成了一家高檔茶館“茶點室”的女老板，這家茶館後來改名為“銅壺”，就位於他們在皇後大街上租來的房子的家的隔壁。即便這樣的小生意在當時鎮上那個排外的圈子裏也被反對，足見30年代索思伍德鎮的不可救藥的勢利風氣。但還是要澄清一下，盡管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索思伍德鎮上，上流社會別墅裏的那些年老的女士們憎恨帶領礦工們起來反抗庫克先生，在她們看來，即便你給工人階級提供浴室，他們也隻會把它當作煤炭儲存室。但是，像一些關於奧威爾的書中所認為的、這個鎮子隻是上流社會資產階級退休後的一個好去處，這樣的看法是不對的。盡管在公眾眼中，當時的索思伍德鎮是約克公爵的一個露營地——這是後來喬治六世構想的一個藍圖，想在這些露營地讓那些公學裏的男生和其他工人階級的孩子們共同相處。索思伍德鎮有著現實的一麵：窮人真真切切地存在著、尤其是那些打魚為生的人，教堂街上的窮人特別集中，一個居民描述說，那兒“糟糕透頂”。盡管有很多上流社會人士退休後回到這裏，此處仍舊是一個小港口：煤礦定期在這兒卸貨，當然還有一係列的商業活動，如碼頭大道上的家庭編織作坊、阿德納姆釀酒廠，主要街道上一個星期裏有6天彌漫著麥芽發酵的味道。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裏不是奧威爾喜歡的地方。嚴格來說，《牧師的女兒》中的尼普希爾鎮並不是根據索思伍德鎮創作的。那兒位處內陸，一家甜菜根加工廠就占據了大半個鎮子，讀起來更像布利·聖·埃德蒙鎮。但是，書中描寫主幹道在幾百碼處分了岔，形成一個小小的市集，根據這一點來看，這無疑是從索思伍德鎮借鑒來的。此外，“那些了無生氣的舊式大街，如果你有閑情逛一逛，就會覺得它們看上去平和安定，但是一旦你住在這裏，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你會發現每扇窗戶後麵都有一個敵人，要不就是債權人”。阿弗麗爾一語中的，“埃裏克憎惡索思伍德”。
但是，索思伍德鎮以及鎮上的一些住戶，在奧威爾此後的幾年生活中卻產生了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不管他多討厭這個地方，不管他和父母的關係鬧得多僵，也不管他多麽不願意用社交生活來麻醉自己，這兒仍然有一些與他性情相投的朋友。他通過父母的關係，認識了摩根一家，摩根夫人是個寡婦，靠給在霍普先生那裏學習的學生提供住宿為生，當然，他們家的吸引力還來自那個格外漂亮的女兒羅瑪。盡管對於他們的關係並無記載，但是卻有傳聞，認為兩家曾經有過簡單的訂婚之約。丹尼·科林斯在劍橋修人類學，也會定期回來。可能是通過科林斯，奧威爾遇見了另外一個迷人的女人，埃莉諾·賈克斯（她曾經住在斯特拉布洛克路上，就在布萊爾家隔壁），家在雷頓附近，是一座名字叫“朗埃克”的房子。此外，他和倍德福德郡牧師的女兒布蘭達·索爾科德在一起的時間也不少，她在聖·費利克斯學校教體操，那是一所女子寄宿學校，有幾裏路遠。通過這些朋友和家人，他還認識了一些年紀稍長的人：科林·普利恩，約克郡的律師，和他母親一起住在鎮上；卡爾女士，就住在主幹道上離布萊爾家後來買的房子不遠的地方；範尼·福斯特小姐，後來成了市長夫人，一個對文學很感興趣的人，總會借一些書給他。奧威爾似乎還和鎮上的貴族們交往甚密。鎮博物館裏保存了一本題給托尼·福克斯的《在緬甸的日子裏》的複印本，此人是個富有的股票經紀人，在海邊擁有房產，後來組建了一個慈善組織，將一些舊房翻新以供居民使用，而不是任由它們被改造成假日旅舍。
索思伍德是個小鎮，居民總數不超過2千人，盡管這兒也有等級劃分，但各個階層卻是互相聯係密切。布萊爾家的幫工梅耶也給雷頓的賈克斯家幹活，她的女兒埃斯米·瑪喬麗，還有奧利夫則在“銅壺”茶館為阿弗麗爾打工（她們的一個表兄說，那是一個“上流社會人士的去處”，“非常特別”）。不管奧威爾多想同這樣的小鎮生活保持距離，他總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他剛回到索思伍德，沒有固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人們的評論、引起人們的思考，甚至還有一些不認同的看法。但是，梅耶夫人很喜歡他，發現他身體不好，很同情他（“可憐的孩子，看到他的樣子，我很難過”）。據那些對他有印象的人回憶，這時的奧威爾給他們的大概印象是，不合群，身體虛弱，好像靠父母養著，不可思議地邋遢（“他看起來總像是3天沒有刮胡子了”）。他總是把圍巾圍上3圈，把自己包得嚴嚴實實的以抵禦冬天的嚴寒，大家都知道他長時間把自己關在臥室裏，要不然就“夢遊般地”在鎮上遊蕩。
對於這個傳統的家庭而言，奧威爾就像一頭害群之馬，讓他的家人默默地含屈受氣。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不快雖然被漸漸淡忘，可是，對於30年代的索思伍德鎮來說，奧威爾是個異類：自閉、離群、像個遊民。他深入流浪漢的生活，對此人們謠言四起，成了茶餘飯後的談資。布萊爾一家飽受謠言中傷（布萊爾夫人曾經就他兒子的失蹤給予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答複：他“了無牽掛地走了”），梅耶夫人對此深感不安。奧威爾這段下層人民的生活是殘酷的。他在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中故作輕鬆地打趣道，別人都被我嚇跑了，如果咱們在倫敦見麵，你不會介意吃放了3天的麵包吧？無論如何，我保證不會有虱子，如此等等。奧威爾對於社會問題和對於無依無靠的群體的關注是真真切切的，他的所有作品都透露著這些信息，都是關於這些主題的。同時，這些作品後麵湧動著一些更加本質的東西，那就是，他有著強烈的責任感讓自己融入那些生活，為此做些事情，雖然他敏感的性格對那些活動很反感。奧威爾後來同戴維·阿斯頓討論過他的流浪漢的曆險經曆，戴維覺得奧威爾那樣做，在某種程度上，隻是想克服自己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挑剔和對灰塵、汗水的懼怕，他想考驗一下自己的承受力。《穗芒》一文就描述了這樣一個人物，精神上他極富同情心，但是身體感官卻極端厭惡那種生活，他就在這兩種矛盾中痛苦地抗爭著。這樣內在的張力使得奧威爾在描寫那些落魄者還有7便士在小客棧的悲慘生活時格外引人入勝。你能感覺到作品中藏都藏不住的個人恐懼感。對於奧威爾的這些探險，他的其他朋友是不能理解的。有一次，奧威爾在他的曆險途中去了布蘭達·索爾科德家，布蘭達隻能感到氣憤，“他所做的事情是可笑的，居然去當流浪漢，他有家，有那麽好的家人……”
這個“家”的其他人都能給他提供一個避難所。次年初春，奧威爾去瑪喬麗家和利茲［英格蘭北部城市——譯者注］郊區布萊姆利的家裏呆了很長一段時間，漢弗萊·戴金剛剛在那裏找到了一份文職工作。戴金一直對奧威爾沒有什麽好印象，建議姐夫去找一份像樣的工作，不要再癡迷於寫作這樣不安定的工作了。當他發現奧威爾不願意融入當地工人階級其樂融融的周圍環境時覺得很吃驚。“他總是坐在角落裏……像個死人。”奧威爾住在這兒的一段時間以及後來他回到皇後大街的家裏，都在努力寫作《巴黎倫敦落難記》。這段時間內，他同時也在寫他法國曆險的經曆，標題是《小人日記》，這本書完全是以日記的形式寫的。不久，奧威爾把它寄給了喬納森·凱普，被拒絕了。梅耶一家人對他的努力印象深刻，也似乎注意到奧威爾不願意離開他寫作的臥室。埃斯米記得他曾經一連幾天把自己關在臥室裏。梅耶夫人最後總會吩咐他們，“去，拿點東西給那個可憐的孩子吃。”對那些女孩子來說，給母親雇主的兒子送茶和點心似乎是離奇古怪的舉動，“他從來不穿好衣服，什麽也不做”。
除了努力創作《小人日記》之外，奧威爾開始嚐試給《阿黛菲》雜誌的書刊版寫書評。在1930年5月的這一期雜誌上，奧威爾評論了劉易斯·芒福德為梅爾維爾寫的傳記，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後來成熟的文學批評的一些初步的鋒芒：警句可圈可點；對於人類行為舉止的睿智的觀察視角。“梅爾維爾生活淒苦，窮困潦倒，對生活感到厭倦，但至少他盡情享受過他的青春……而不是像大多數歐洲人那樣，接受教育，成為冠冕堂皇、受人尊敬的人物，骨子裏卻是絕望的。”8月號上，他將伊迪絲·西特韋爾的波普研究同謝拉德·瓦因斯《英國古典主義進程》進行了比較。10月號上，他對j.b.普裏斯特利的暢銷書《天使之路》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我們不禁懷疑，會不會有人已經錯誤地把普裏斯特利先生當成一位大師，他的作品雖然沒有什麽可以指責的謬誤之處，卻也沒有一丁點的閃光之處，我們看不到作者思想的深度，甚至連一點值得回味的幽默都沒有。”這本小說隻是將一篇“中篇小說”硬拉到了600頁，勇氣可嘉，展示出來的除了尚對得起良心的詼諧，就是“作者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熱情地奉獻給讀者”。奧威爾的這段評論很有意思，因為他列出的東西正是他自己——一個27歲的新手所希望在小說中找到的東西：“美”、“思想的深度”，還有“值得回味的幽默”。最後關於“作者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熱情地奉獻給讀者”這樣的指責聽上去像是f.r.利維斯的評論。乍一看，奧威爾對普裏斯特利先生的不善意的批評似乎沒有根據，因為就《天使之路》的主題來看，受苦的書記員和受挫的老處女，在通常情況下都是奧威爾非常感興趣的話題。盡管當時拿普裏斯特利先生當靶子是文學界的熱點，嚴肅的人認為，他被哄抬得過高了。此前，沃、鮑威爾，還有格雷厄姆·格林批評他的文章盡是一些惡意的貶低：格林的《斯坦布爾列車》在普裏斯特利先生發現其中借描繪一位自鳴得意的暢銷書作者“薩夫利先生”，蓄意中傷他的時候，這本書不得不被臨時收回。
1930年夏天，奧威爾在索思伍德鎮的生活似乎有了比較具體的目標。某一次散步途中，奧威爾向布蘭達·索爾科德求婚，但是被拒絕了。布蘭達·索爾科德告訴他希望兩人做朋友。根據奧威爾後來在一些信件中透露出來的信息說，布蘭達不希望在將來與他討論書本，對此，人們心存懷疑。奧威爾還有一些時間是花在河對岸的華爾博斯維克，他在那給一個名叫布賴恩·摩根的小男孩做家庭教師，這個小男孩和索思伍德鎮的摩根家族沒有什麽關係，他那時10幾歲，得過腦灰質炎，所以反應“有障礙”。摩根家生活富足（他們和奧威爾在巴黎結識的“伊迪絲·摩根”可能有一些關聯），他們住在華爾博斯維克主幹道旁的一幢房子裏，還在其他地方有地產。奧威爾搬到這裏來指導布賴恩之後，有一個叫多拉·喬治的女孩子常常會觀察他，她是摩根家長子的朋友。在16歲的多拉眼裏，這位私人教師是個“非常笨拙的消費者”，講著“磕磕巴巴的句子”，是摩根家開玩笑的對象，“我們常常拿他取樂”。有時候奧威爾和布賴恩在廣場上散步，多拉會走過來同他聊天。有一次，奧威爾乘機塞了一張紙條在她手裏。原來是一首詩，題目是《黑美人頌》，奧威爾“笨拙無禮的舉動”對多拉而言一點意義也沒有，這首詩並沒有打動她，被她扔掉了。我們從這件事情中可以看到典型的奧威爾作風：非常正式地表達問候和關心；偷偷地把詩塞給一個暗地裏覺得他很滑稽的人。10年後，奧威爾就他給《小鬼們》寫的書評給作者薩徹夫萊爾·西特韋爾寫了封信，信中提到了他在摩根家的這段生活，奧威爾給它加了一個奇怪的腳注，他說，有一次，他和布賴恩在華爾博斯維克的市民廣場散步，他們無意間發現了一塊用布作為襯裏的紙板盒子，裏麵放了一些小型的家具，擺得就像玩具小屋裏的樣子。對此，奧威爾覺得很“迷惑”，覺得這是不祥之兆，這個盒子似乎注定要被他們發現，就像從m.r.詹姆斯的鬼故事裏出來的東西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