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奇怪的情節，但是在把它作為奧威爾“黑暗麵”的證據之前，還要記住不止一個評論家所說的關於他的幾點。第一是這個事件的確發生了。赫彭斯特爾第二天一早在梅布爾·菲爾茲家尋求庇護，她證實了這點。第二是這事件在多年後被徹底改動了，因為考慮到關於奧威爾的新信息以及他的作品當時還沒有在手頭（例如，赫彭斯特爾不可能在《一九八四》前說出“虐待的興奮”這樣一個短語，這與這部作品有著直接聯係）。第三是赫彭斯特爾在寫到關於其他作家時，他總是有個秘密記錄隱藏在表麵之下。他公認是脾氣暴躁，而且易於憎恨他後來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時比他更有才華的文學人士——伊夫林·沃就是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他很有可能會間接貶低別人的成就。“一個用棍子打自己酒醉朋友的人怎麽還可能是個偉大的作家？”這個問題從來沒有在赫彭斯特爾關於這場樓梯混戰的描述中直接出現過，但卻隨著害怕和虐待的興奮的回顧同樣潛伏在那裏。無疑，中年的赫彭斯特爾把它看成一個重要的象征性的轉變期，然而，證據表明這隻是兩個朋友暫時的爭吵。邁克爾·塞耶對這次事件的回憶提到這之中有政治關係，是因為赫彭斯特爾與米德爾頓·穆瑞的關係而引起的。奧威爾當時（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是錯誤的）懷疑他有莫塞萊分子傾向。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友誼仍然繼續著，奧威爾年末的信中沒有任何委屈憤恨的痕跡。如果碰到一個真正的虐待狂，赫彭斯特爾肯定會對他敬而遠之的。
無可非議，奧威爾有著權威的一麵：如果沒有的話他也不可能做5年的緬甸警察。關於傑克·倫敦，他認為他能預見到法西斯主義是因為他自己有法西斯的傾向——這也許是對的，因為他寫出了老大哥這樣的獨裁者、101號房間和裝滿饑餓老鼠的籠子。奧威爾對於極權主義心理的洞察力很少像是借用了別人的——讀者會感到他了解這一切，他是為自己而寫的——但是，如果把舉起的手杖當成奧威爾極權主義陰影的象征的話也是錯誤的。
秋天奧威爾花了更多的時間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上。摩爾開始為他協商給《新聞紀事》寫連載，這標誌著奧威爾地位的提升。這種給流行報紙寫連載幾乎成為戰前作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個套路是由有名的文學代理人a.d.彼得斯提出來的：“連載就是8萬字。你先寫一個5千字的部分，定下一個基本場景，男女主角在此期間相遇，最後一行必須要有妙語。然後寫第二部分，大約3千字，也要有妙句。編輯會對前兩部分付酬金。”報酬還不錯——大概是350英鎊，還可能最後寫成一部小說。也許是注定的，奧威爾異乎尋常地不適應這項工作。9月末給赫彭斯特爾的信中，他說這樣的寫作就是“無法形容的折磨”。盡管他可能是延續了彼得斯的模式，但是，這個故事卻是它講的東西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一個星期的“痛苦”之後，這篇“糟透了的東西”呈給了摩爾，他帶著“微小的希望”期待這篇文章好歹能有些優點。奧威爾是對的：這是他唯一一次嚐試給流行新聞界寫作。但是還有很多其他事情要考慮。他的小說即將完成。他還計劃去索思伍德度假，從那裏他可以到海濱的諾福克去拜訪和米德爾頓·默裏在一起的赫彭斯特爾。艾琳不會和他結婚，因為她沒有真正的收入，又不願意白白靠他的收入養活自己——但隻要她結束學習，下一年還是有希望。他被邀請去伍德福特的文學協會演講，這充分證明了他的職業地位。他給400餘人講了《巴黎倫敦落難記》（他告訴赫彭斯特爾說“大受歡迎”）。勞福德路的家庭解散了。到了秋季中期，隻有奧威爾還留在那裏，而租金的負擔讓他經濟很緊張。有沒有可能從戈蘭茨那先拿到預付款呢？他在11月初向摩爾表達了自己的這個意向。在他正為小說的結尾部分而努力工作時，對金錢的擔憂是他最不想要的。
發表在《新英語周刊》上對《北回歸線》的評論暗示著奧威爾思想轉變的方向。他深受米勒對30年代巴黎近乎波希米亞式生活的平鋪直敘回顧的吸引，很快就把小說中對世界從下向上的看法與宗教信仰的衰落聯係起來。奧威爾認為，這種衰落的結果之一就是“對生活的物質層麵隨意理想化”。像《北回歸線》這樣通過坦白的事實描寫性的小說，也許把鍾擺搖得太過了，但搖擺的方向是正確的。奧威爾總結說，人雖不是《格列佛遊記》中雅虎那樣的人形獸，但是很像雅虎，而且需要時時提醒自己這一點。對於生活同樣的興趣讓他這一年早些時候在《阿黛菲》上發表了關於工人階級作家傑克·希爾頓的《凱列班的尖叫》的評論。這本書是從內部來探討它的主題的。奧威爾說：讀者對貧窮有深刻的感覺，而不是僅僅了解到關於貧窮的一係列“事實”。奧威爾對這類的作品有所反應是因為它們促使他往他自己希望的方向走，即使在《牧師的女兒》中小說情節發展的要求有時會有些阻礙。
擴展來說，像戈登·康姆斯道克這樣是一種什麽樣的感覺呢？這個過時的年輕詩人白天在一家邋遢的書店工作，晚上悶在威斯別克夫人的寄宿處，追求處女羅斯瑪麗——換句話說，這完全不像奧威爾本人，他在1935年末就已發表了3部小說，住在自己的公寓裏，差不多準備結婚。在奧威爾30年代完成的作品中，《讓葉蘭繼續飛揚》是與他自己作家生涯聯係最緊密的小說。而這個標題要追溯到《牧師的女兒》中特拉法爾加廣場一幕，這裏被免去聖職的牧師托波爾斯先生顫聲唱著嘲弄的聖歌。然而它注定處在一個奇怪的角度來表現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會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它一方麵展現了對奧威爾自己所處的同樣世界的另一種看法，另一方麵縮減了幾年來誇大的他自己的困擾，而最後表達了一種終極的破滅感覺。評論家們總是把這種感覺和非常憂鬱的維多利亞後期小說家喬治·吉辛聯係在一起。《讓葉蘭繼續飛揚》是一本過渡性的小說，因為環境而開始的一段路程，奧威爾以前曾經也寫過類似的問題，如安東尼·鮑威爾所說，當時吉辛已不得不停止了。戈登·康姆斯道克是一個自我奮鬥的維多利亞時期富豪的孫子，他的生命力因為無能的家族而消散了，如今，窮困的子孫們都被壓製性的個性壓垮了。他是受到好評的詩人，唯一的詩集被認為表現了“非凡的諾言”——戈登在某種程度上與機器和“高尚”生活的倫理道德都是對抗的（出現在他所住過的每個房間的葉蘭可能就象征了這種鬥爭），他放棄了做廣告行打字員的工作（廣告業是“泔水桶的最後一攪”），而是逃避到了麥肯堅尼的書店。戈登的這一努力得到了他的主要資助人雷文斯頓和他的女朋友羅斯瑪麗的支持，前者是因為他尊重戈登對於原則的追求，後者是因為她貞潔地愛著他。盡管每個人都越發感覺到——戈登自己也深深地覺得——在愛書角書店度過的白天和晚上、在威斯別克家保存自己的香煙，這些都不可能為寫出詩歌或是至少“好的詩歌”提供環境。產自小氣、性愛受挫、嫉妒和破落的氣氛中，戈登對於他認為自己受歧視的世界的現狀、文學界的社交活動的責難，女人和金錢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不論讀者會多麽同情戈登——因為某種原因，戈登是個奇怪的吸引人的角色——人們會感覺到他是很難滿足的，他所說的大部分都是內心強烈不滿的反映。
不久以後，戈登的事情急轉成了危機。戈登因為一次不幸的醉酒事件而上了法庭——這是預料之外的來自一個美國雜誌的支票造成的後果——他丟掉了工作，結果隻能在貪婪的奇斯曼先生破舊的2便士的外借圖書館當職員。即使是賣舊書，也是一種落魄，但是戈登不服氣。他熱切渴望的是每周賺上幾個先令，可以過上溫暖、無憂無慮的“地下”生活。雷文斯頓盡管讚成原則，一麵假裝支持他，私下裏卻認為戈登從文明生活的假象中撤退是個錯誤。羅斯瑪麗則是完全不能理解。然後，在某天下午他破舊的寄宿處看他時（“即使是在昏暗的燈光下，她也能看到房間髒亂的情景——桌上是吃剩的食物和紙、壁爐裏冰冷的灰燼、圍欄旁肮髒的瓦罐、死葉蘭”），她終於同意跟他上床。後來，麵對不可避免的她懷孕的事實，戈登麵臨著殘酷的選擇：要麽拋棄她，要麽負起責任。他勉強接受了可敬的地位，回頭了原來的工作，而這也不是沒有個人疑慮的。小說以他們在埃奇韋爾路的小公寓新婚結束，最後是這樣諷刺的句子：好戲又一次要在康姆斯道克家上演了。
這樣用簡明易懂的話對窮要麵子的描述最大的缺點就是結尾不能讓人信服。像威爾，受到陰鬱的20世紀早期美國自然主義傳統小說的教育，也會知道這一點。吉辛是在《讓葉蘭繼續飛揚》時期最常拿來與奧威爾比較的作家，他總是堅持自己的美學原則。無論是寫出了無情的進步或是衰落，他始終堅持。《新格魯勃街》中不成功的小說家裏爾頓和《在流放中誕生》中挫敗的反英雄皮克都沒有完成自己的雄心：他們都因明白沒有能夠達到設定的目標而死。決定論者的結局會是戈登在貧民窟房間裏虛度光陰或是跟娼妓鬼混，而羅斯瑪麗成了未婚母親，後來死去。在這本小說裏，戈登隻是重新開始而奇跡般的得到了他原來那麽任性扔掉的“好”工作，就像某人穿上了新外套，轉而采用了他在小說的前200頁憤怒批判的價值體係。
奧威爾的個人經曆與寫出《老鼠》的戈登·康姆斯道克本質上的孤獨世界很不同，但是，《讓葉蘭繼續飛揚》中的確有許多並不顯眼的自傳性成分——戈登學生時期的“叛逆”，散亂寫成的長詩（“大約兩千行，極好的押韻，描寫了倫敦的一天”）；甚至戈登逃脫出的警局牢房都是出自1931年《阿黛菲》上的一篇文章。同時它也展現了奧威爾是怎樣成長為一個作家的：早期的唯美主義仍舊很明顯，但是漸漸被一種不祥的預示所覆蓋。例如，當戈登在晚上的街市閑逛時，他看到3個十來歲的女孩，她們的臉“並排湊在一起就像一捆石竹花或是夾竹桃”。當他凝視她們之中最引人注目的那個時，“她臉上泛起紅暈，就像一波水彩浮上來”。《在緬甸的日子裏》中也同樣像繪畫一樣描繪了伊麗莎白的臉。而戈登和羅斯瑪麗去伯納姆比奇遠足時的興高采烈的心情在早一些的小說中也不會不合適：
大路下麵，薄霧籠罩的樹籬染上了一種奇怪的略帶紫色的棕色，就像冬天光禿禿的灌木中歐楂果的顏色。突然，就在他們又回到大路上時，樹籬上的露珠閃過鑽石般的光芒。太陽穿透了雲層。金黃色的陽光斜斜的灑在田野上，萬物都突然反射出出人意料的美麗色彩，就像哪個巨人的孩子拿了顏料盒出來玩耍。
盡管就奧威爾來說是可以斷定的，關於這點奇怪的是同時還並存著一種習慣性而且越發誇大的對臭味、貧窮、衰落的苛求。例如，戈登從小商品市場的工人階級的酒吧回來，還拉著不情願的雷文斯頓喝兩杯啤酒：
這些是便宜的厚玻璃杯，幾乎像果醬罐一樣厚，暗淡而且滿是油汙。啤酒上那層薄薄的黃色泡沫漸漸沉了下去。空氣中彌漫著火藥一樣濃烈的煙味。雷文斯頓瞥見一個裝得滿滿的痰盂，趕忙轉開視線。他想到這啤酒可能是從哪個滿是小蟲子的酒窖裏通過黏糊糊的管子裝出來的，而這些杯子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洗過，隻是泡過啤酒水。
在奧威爾30出頭的時候，他一麵仍然追求著19世紀90年代老式的唯美主義，而另一麵則高興地從日常生活中汲取斯威夫特式的恐懼。它們之中都有著雖然微小卻堅持不懈的預言式的口氣。“不久就會有飛機來了，”戈登早前反思道。“嗖嗖地飛過來了！整個世界都會在一場大爆炸中被炸毀。”“我的詩歌是死的，因為我死了。你也死了。我們都死了。死亡的世界中死亡的人們。”戈登這樣告訴羅斯瑪麗，神秘而又精確地預示著《一九八四》。甚至戈登回到廣告行後，在做防汗腳的廣告海報時——“排汗腳你呢？”（這個口號被認為是“險惡的簡潔”）——看上去跟“老大哥”和思想警察的世界很接近了。
最重要的是，《讓葉蘭繼續飛揚》是一部關於成為一個作家和普通的文學生活情況的小說。作為一部戰時的小說，它延續了《潘丹尼斯》和《新格魯勃街》的文學傳統，也影響了後來的安東尼·鮑威爾作品《塞滿房間的書》。在他快要結束這部小說時，奧威爾聽說了將會戲劇性改變他自己寫作環境的一些消息，而這也的確對他未來生活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消息來自維克多·戈蘭茨，讓他去英國北部研究當地的社會情況，寫出一份長篇報告。
因此，奧威爾寫出了《通往威根堤之路》。但是，這並不標誌著大馬士納斯的變化——向30年代末血性的社會主義邁出的第一步。顯然，這其中也沒有什麽強烈的經濟誘因（盡管奧威爾告訴傑弗裏·戈爾說沒有戈蘭茨的支持他不能完成這次旅行）。這次冒險完全是偶然的。沒有任何東西保證奧威爾會寫出一本關於蕭條的工業中心地帶的作品，也沒有任何許諾奧威爾的報告一定會發表。然而在1936年初，他搬離了勞福德街，在沃裏克大廈待了幾天。在韋斯特羅普家居住的時間剛好夠他交出手稿，給《新英語周刊》寫一篇吉卜林逝世的文章——他很精明地表達了吉卜林的作品給他童年時期的深刻影響以平衡他對吉卜林的殖民主義傾向的遺憾。1月31日，奧威爾帶著對第一部小說可能引起誹謗嫌疑的擔心，離開倫敦北上。
無可非議，奧威爾有著權威的一麵：如果沒有的話他也不可能做5年的緬甸警察。關於傑克·倫敦，他認為他能預見到法西斯主義是因為他自己有法西斯的傾向——這也許是對的，因為他寫出了老大哥這樣的獨裁者、101號房間和裝滿饑餓老鼠的籠子。奧威爾對於極權主義心理的洞察力很少像是借用了別人的——讀者會感到他了解這一切，他是為自己而寫的——但是，如果把舉起的手杖當成奧威爾極權主義陰影的象征的話也是錯誤的。
秋天奧威爾花了更多的時間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上。摩爾開始為他協商給《新聞紀事》寫連載，這標誌著奧威爾地位的提升。這種給流行報紙寫連載幾乎成為戰前作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個套路是由有名的文學代理人a.d.彼得斯提出來的：“連載就是8萬字。你先寫一個5千字的部分，定下一個基本場景，男女主角在此期間相遇，最後一行必須要有妙語。然後寫第二部分，大約3千字，也要有妙句。編輯會對前兩部分付酬金。”報酬還不錯——大概是350英鎊，還可能最後寫成一部小說。也許是注定的，奧威爾異乎尋常地不適應這項工作。9月末給赫彭斯特爾的信中，他說這樣的寫作就是“無法形容的折磨”。盡管他可能是延續了彼得斯的模式，但是，這個故事卻是它講的東西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一個星期的“痛苦”之後，這篇“糟透了的東西”呈給了摩爾，他帶著“微小的希望”期待這篇文章好歹能有些優點。奧威爾是對的：這是他唯一一次嚐試給流行新聞界寫作。但是還有很多其他事情要考慮。他的小說即將完成。他還計劃去索思伍德度假，從那裏他可以到海濱的諾福克去拜訪和米德爾頓·默裏在一起的赫彭斯特爾。艾琳不會和他結婚，因為她沒有真正的收入，又不願意白白靠他的收入養活自己——但隻要她結束學習，下一年還是有希望。他被邀請去伍德福特的文學協會演講，這充分證明了他的職業地位。他給400餘人講了《巴黎倫敦落難記》（他告訴赫彭斯特爾說“大受歡迎”）。勞福德路的家庭解散了。到了秋季中期，隻有奧威爾還留在那裏，而租金的負擔讓他經濟很緊張。有沒有可能從戈蘭茨那先拿到預付款呢？他在11月初向摩爾表達了自己的這個意向。在他正為小說的結尾部分而努力工作時，對金錢的擔憂是他最不想要的。
發表在《新英語周刊》上對《北回歸線》的評論暗示著奧威爾思想轉變的方向。他深受米勒對30年代巴黎近乎波希米亞式生活的平鋪直敘回顧的吸引，很快就把小說中對世界從下向上的看法與宗教信仰的衰落聯係起來。奧威爾認為，這種衰落的結果之一就是“對生活的物質層麵隨意理想化”。像《北回歸線》這樣通過坦白的事實描寫性的小說，也許把鍾擺搖得太過了，但搖擺的方向是正確的。奧威爾總結說，人雖不是《格列佛遊記》中雅虎那樣的人形獸，但是很像雅虎，而且需要時時提醒自己這一點。對於生活同樣的興趣讓他這一年早些時候在《阿黛菲》上發表了關於工人階級作家傑克·希爾頓的《凱列班的尖叫》的評論。這本書是從內部來探討它的主題的。奧威爾說：讀者對貧窮有深刻的感覺，而不是僅僅了解到關於貧窮的一係列“事實”。奧威爾對這類的作品有所反應是因為它們促使他往他自己希望的方向走，即使在《牧師的女兒》中小說情節發展的要求有時會有些阻礙。
擴展來說，像戈登·康姆斯道克這樣是一種什麽樣的感覺呢？這個過時的年輕詩人白天在一家邋遢的書店工作，晚上悶在威斯別克夫人的寄宿處，追求處女羅斯瑪麗——換句話說，這完全不像奧威爾本人，他在1935年末就已發表了3部小說，住在自己的公寓裏，差不多準備結婚。在奧威爾30年代完成的作品中，《讓葉蘭繼續飛揚》是與他自己作家生涯聯係最緊密的小說。而這個標題要追溯到《牧師的女兒》中特拉法爾加廣場一幕，這裏被免去聖職的牧師托波爾斯先生顫聲唱著嘲弄的聖歌。然而它注定處在一個奇怪的角度來表現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會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它一方麵展現了對奧威爾自己所處的同樣世界的另一種看法，另一方麵縮減了幾年來誇大的他自己的困擾，而最後表達了一種終極的破滅感覺。評論家們總是把這種感覺和非常憂鬱的維多利亞後期小說家喬治·吉辛聯係在一起。《讓葉蘭繼續飛揚》是一本過渡性的小說，因為環境而開始的一段路程，奧威爾以前曾經也寫過類似的問題，如安東尼·鮑威爾所說，當時吉辛已不得不停止了。戈登·康姆斯道克是一個自我奮鬥的維多利亞時期富豪的孫子，他的生命力因為無能的家族而消散了，如今，窮困的子孫們都被壓製性的個性壓垮了。他是受到好評的詩人，唯一的詩集被認為表現了“非凡的諾言”——戈登在某種程度上與機器和“高尚”生活的倫理道德都是對抗的（出現在他所住過的每個房間的葉蘭可能就象征了這種鬥爭），他放棄了做廣告行打字員的工作（廣告業是“泔水桶的最後一攪”），而是逃避到了麥肯堅尼的書店。戈登的這一努力得到了他的主要資助人雷文斯頓和他的女朋友羅斯瑪麗的支持，前者是因為他尊重戈登對於原則的追求，後者是因為她貞潔地愛著他。盡管每個人都越發感覺到——戈登自己也深深地覺得——在愛書角書店度過的白天和晚上、在威斯別克家保存自己的香煙，這些都不可能為寫出詩歌或是至少“好的詩歌”提供環境。產自小氣、性愛受挫、嫉妒和破落的氣氛中，戈登對於他認為自己受歧視的世界的現狀、文學界的社交活動的責難，女人和金錢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不論讀者會多麽同情戈登——因為某種原因，戈登是個奇怪的吸引人的角色——人們會感覺到他是很難滿足的，他所說的大部分都是內心強烈不滿的反映。
不久以後，戈登的事情急轉成了危機。戈登因為一次不幸的醉酒事件而上了法庭——這是預料之外的來自一個美國雜誌的支票造成的後果——他丟掉了工作，結果隻能在貪婪的奇斯曼先生破舊的2便士的外借圖書館當職員。即使是賣舊書，也是一種落魄，但是戈登不服氣。他熱切渴望的是每周賺上幾個先令，可以過上溫暖、無憂無慮的“地下”生活。雷文斯頓盡管讚成原則，一麵假裝支持他，私下裏卻認為戈登從文明生活的假象中撤退是個錯誤。羅斯瑪麗則是完全不能理解。然後，在某天下午他破舊的寄宿處看他時（“即使是在昏暗的燈光下，她也能看到房間髒亂的情景——桌上是吃剩的食物和紙、壁爐裏冰冷的灰燼、圍欄旁肮髒的瓦罐、死葉蘭”），她終於同意跟他上床。後來，麵對不可避免的她懷孕的事實，戈登麵臨著殘酷的選擇：要麽拋棄她，要麽負起責任。他勉強接受了可敬的地位，回頭了原來的工作，而這也不是沒有個人疑慮的。小說以他們在埃奇韋爾路的小公寓新婚結束，最後是這樣諷刺的句子：好戲又一次要在康姆斯道克家上演了。
這樣用簡明易懂的話對窮要麵子的描述最大的缺點就是結尾不能讓人信服。像威爾，受到陰鬱的20世紀早期美國自然主義傳統小說的教育，也會知道這一點。吉辛是在《讓葉蘭繼續飛揚》時期最常拿來與奧威爾比較的作家，他總是堅持自己的美學原則。無論是寫出了無情的進步或是衰落，他始終堅持。《新格魯勃街》中不成功的小說家裏爾頓和《在流放中誕生》中挫敗的反英雄皮克都沒有完成自己的雄心：他們都因明白沒有能夠達到設定的目標而死。決定論者的結局會是戈登在貧民窟房間裏虛度光陰或是跟娼妓鬼混，而羅斯瑪麗成了未婚母親，後來死去。在這本小說裏，戈登隻是重新開始而奇跡般的得到了他原來那麽任性扔掉的“好”工作，就像某人穿上了新外套，轉而采用了他在小說的前200頁憤怒批判的價值體係。
奧威爾的個人經曆與寫出《老鼠》的戈登·康姆斯道克本質上的孤獨世界很不同，但是，《讓葉蘭繼續飛揚》中的確有許多並不顯眼的自傳性成分——戈登學生時期的“叛逆”，散亂寫成的長詩（“大約兩千行，極好的押韻，描寫了倫敦的一天”）；甚至戈登逃脫出的警局牢房都是出自1931年《阿黛菲》上的一篇文章。同時它也展現了奧威爾是怎樣成長為一個作家的：早期的唯美主義仍舊很明顯，但是漸漸被一種不祥的預示所覆蓋。例如，當戈登在晚上的街市閑逛時，他看到3個十來歲的女孩，她們的臉“並排湊在一起就像一捆石竹花或是夾竹桃”。當他凝視她們之中最引人注目的那個時，“她臉上泛起紅暈，就像一波水彩浮上來”。《在緬甸的日子裏》中也同樣像繪畫一樣描繪了伊麗莎白的臉。而戈登和羅斯瑪麗去伯納姆比奇遠足時的興高采烈的心情在早一些的小說中也不會不合適：
大路下麵，薄霧籠罩的樹籬染上了一種奇怪的略帶紫色的棕色，就像冬天光禿禿的灌木中歐楂果的顏色。突然，就在他們又回到大路上時，樹籬上的露珠閃過鑽石般的光芒。太陽穿透了雲層。金黃色的陽光斜斜的灑在田野上，萬物都突然反射出出人意料的美麗色彩，就像哪個巨人的孩子拿了顏料盒出來玩耍。
盡管就奧威爾來說是可以斷定的，關於這點奇怪的是同時還並存著一種習慣性而且越發誇大的對臭味、貧窮、衰落的苛求。例如，戈登從小商品市場的工人階級的酒吧回來，還拉著不情願的雷文斯頓喝兩杯啤酒：
這些是便宜的厚玻璃杯，幾乎像果醬罐一樣厚，暗淡而且滿是油汙。啤酒上那層薄薄的黃色泡沫漸漸沉了下去。空氣中彌漫著火藥一樣濃烈的煙味。雷文斯頓瞥見一個裝得滿滿的痰盂，趕忙轉開視線。他想到這啤酒可能是從哪個滿是小蟲子的酒窖裏通過黏糊糊的管子裝出來的，而這些杯子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洗過，隻是泡過啤酒水。
在奧威爾30出頭的時候，他一麵仍然追求著19世紀90年代老式的唯美主義，而另一麵則高興地從日常生活中汲取斯威夫特式的恐懼。它們之中都有著雖然微小卻堅持不懈的預言式的口氣。“不久就會有飛機來了，”戈登早前反思道。“嗖嗖地飛過來了！整個世界都會在一場大爆炸中被炸毀。”“我的詩歌是死的，因為我死了。你也死了。我們都死了。死亡的世界中死亡的人們。”戈登這樣告訴羅斯瑪麗，神秘而又精確地預示著《一九八四》。甚至戈登回到廣告行後，在做防汗腳的廣告海報時——“排汗腳你呢？”（這個口號被認為是“險惡的簡潔”）——看上去跟“老大哥”和思想警察的世界很接近了。
最重要的是，《讓葉蘭繼續飛揚》是一部關於成為一個作家和普通的文學生活情況的小說。作為一部戰時的小說，它延續了《潘丹尼斯》和《新格魯勃街》的文學傳統，也影響了後來的安東尼·鮑威爾作品《塞滿房間的書》。在他快要結束這部小說時，奧威爾聽說了將會戲劇性改變他自己寫作環境的一些消息，而這也的確對他未來生活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消息來自維克多·戈蘭茨，讓他去英國北部研究當地的社會情況，寫出一份長篇報告。
因此，奧威爾寫出了《通往威根堤之路》。但是，這並不標誌著大馬士納斯的變化——向30年代末血性的社會主義邁出的第一步。顯然，這其中也沒有什麽強烈的經濟誘因（盡管奧威爾告訴傑弗裏·戈爾說沒有戈蘭茨的支持他不能完成這次旅行）。這次冒險完全是偶然的。沒有任何東西保證奧威爾會寫出一本關於蕭條的工業中心地帶的作品，也沒有任何許諾奧威爾的報告一定會發表。然而在1936年初，他搬離了勞福德街，在沃裏克大廈待了幾天。在韋斯特羅普家居住的時間剛好夠他交出手稿，給《新英語周刊》寫一篇吉卜林逝世的文章——他很精明地表達了吉卜林的作品給他童年時期的深刻影響以平衡他對吉卜林的殖民主義傾向的遺憾。1月31日，奧威爾帶著對第一部小說可能引起誹謗嫌疑的擔心，離開倫敦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