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恰到好處的改變讓讀者在讀這本書的時候心中五味雜陳，感覺像在讀自傳，又像讀奇幻小說，又像讀尖銳的社會評論，這些元素就這樣混雜在一起，叫人非常不舒服。因為這些，即便再不可思議，我們仍然可以從那些徘徊在旅館的過道裏或是飯店大廳裏的人物身上看到奧威爾的影子。在《巴黎倫敦落難記》中最具有啟發性的情節是當奧威爾用有悖於自己的社會準繩的眼光去打量周圍人的時候，顯示了奧威爾似乎非常不合時宜的社會關係和個人偏見。當一個長輩異常氣憤地讓奧威爾把胡子剃掉時，奧威爾才意識到自己觸犯了禮節常規，“像是穿晚禮服卻沒有戴領帶”。作品中最好的地方可能在於作品直指經常光顧這家旅館的那些有錢的美國人：他們“對美食顯然一無所知”，隻會用那些惡心的美國“穀子”填飽肚子而已，喝茶的時候還吃橘子醬，飯後喝苦艾酒，花100法郎點了上好的雞肉隻是用來浸在伍斯特沙司裏，奧威爾得出的結論是，“大概這樣的人被騙了也沒什麽關係”。可能這樣的結論是有道理的，但是這樣爆炸性的話卻立刻讓作品的視角發生了變化。奧威爾不再是住在蒼蠅亂飛的寄宿公寓裏，喝50生丁一包的牛肉湯的、受壓迫的洗碗工，而是英國上層階級的異類，對那些因機緣巧合而遇到的外國人感到冷冷的蔑視。
這樣的寫作又引出了另一個謎團，那就是，為什麽奧威爾選擇和鮑裏斯一起在廉價的寄宿公寓裏忍饑受餓，在飯店裏做苦力呢？從這本書中我們知道奧威爾當時窮困潦倒，但是，他的內莉姨媽就住在幾條街遠的地方，更別提她那些周六聚餐的朋友們了。這樣虛幻的安全網絡讓書中的情節不同於生活中等待救濟的日子，盡管兩者偶爾會被相互比較。然後我們看到奧威爾通過一個神秘的“b”先生給他關於法國生活的敘述畫上了句號，並且自然而然地轉接到英國的生活。“b”先生答應給他提供一份工作，讓他去幫助一個弱智的人。奧威爾在幾個月後的夏天確實曾花了一段時間去輔導一個智力有障礙的小男孩，可是，這位“b”先生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一個對等的原型。現實生活中，奧威爾似乎為回到倫敦作了充分的準備，給文學雜誌寄去試探性的文章，也通知了他未來的朋友圈。1929年的8月，可能就是敘事者和鮑裏斯典當衣服後在塞納河上捕魚的時候，奧威爾給《阿黛菲》雜誌寄去了一份關於流浪漢的報告文學的抄寫稿，題目是《穗芒》。一個月後他又寄了一封信去詢問，如果當時他早知道這家雜誌已經答應發表這篇文章的話，那年秋天，他就不用那樣辛苦了。12月12日，奧威爾給予了回複，答應了該雜誌的各項條件，並把他父母的地址留給他們作為進一步聯係的通訊地址——是回家的時候了。
迄今，他已經離家1年又9個月了。盡管奧威爾很少提起他在巴黎的這段日子，然而，對自己在地下通道的工作一直耿耿於懷的他總會時不時地把這段經曆折射出來，這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對《巴黎倫敦落難記》的主題念念不忘，奧威爾在寫給該書的法國編輯的前言中說，如果法國讀者認為他對這個“留給他很多快樂記憶的城市”決不會有多少仇恨的話，他會非常難過。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裏，這段快樂的回憶變成了難以排遣的懷舊情緒。1948年，他在寫給一位當時在巴黎工作的年輕的女性朋友的信中說道，“多麽希望我現在和你一樣在巴黎”，還問她丁香院外麵馬歇爾·尼的塑像有沒有重新塑起來（鮑裏斯對馬歇爾·尼崇拜得五體投地，為此他曾經在塑像對麵的小咖啡館裏逗留，這讓人想起幽靈般的他）。1945年他再度拜訪這裏，戰爭留下的滿目瘡痍讓奧威爾悲從中來。事實上，除了早年的這段經曆，巴黎對奧威爾來講並沒有其他的意義。在上文提到的那封信中，奧威爾還寫道，“你很幸運，20年代的時候，你還小，沒有看到那時的巴黎，從那以後，巴黎就慘不忍睹了，即便是戰前的巴黎也是。”除了《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前半部分，他在巴黎的經曆隻在另一篇發表的文章中有提到，那就是《窮人之死》。這篇文章首先於1946年發表在無政府主義的雜誌《當代》上，但可能是奧威爾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就寫好的。盡管之間相距了10年，寫作手法卻非常相似。極具真實感的恐怖描寫貫穿始終——小解時忍受極度痛苦的病人，隻有維多利亞時代才有的私刑——《窮人之死》文字背後湧動著追溯到19世紀的奔騰的感情。通過對撒克裏和特羅洛普醫院裏一位虛構醫生的描寫，使人想起丁尼生的催人淚下的名篇《兒童醫院》。文章的結尾回憶了氯仿麻醉技術發明之前的年代，其中奧威爾自己的經曆雖然被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表現出來，但還是勾起了他原先記憶中沉睡多年的許多文學的以及曆史的素材。
1929年聖誕節前大概兩個星期的時候，奧威爾告別了巴黎的朋友們，動身回英國。根據《巴黎倫敦落難記》，他坐三等艙經由敦刻爾克[法國北部港市——譯者注]到蒂爾堡[荷蘭南部城市——譯者注]，然後乘火車到b先生的辦公室，朋友告訴他那個智障男孩的父母親在一個月前就已經把他帶走了，朋友認為，奧威爾是不是可以稍微等一等。奧威爾口袋裏隻有19先令6便士，因此，書的第二部分是這樣開頭的，“我站在大街上，突然想起來我得去借點錢了……我愣了好久，不知道該怎麽辦”。奧威爾根本不知道怎麽去找一間便宜的寄宿公寓，於是就在一爿家庭式的旅店裏住了一個晚上，然後就準備渡過英吉利海峽了。現實中可能比這更簡單，或者稍微複雜一點。總之，他回到了索思伍德。
奧威爾之聲
奧威爾曾經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過好幾年，雖然做過無數次的個人播音，還有好多嘉賓座談式的節目，然而，這些節目卻一個也沒有保留下來。我們如果想聽——聽他的聲音，或是想知道他在節目中的措辭言談——選詞、表達、還有措詞——我們都隻能聽他朋友們的講述了。
1937年治療奧威爾喉嚨上槍傷的西班牙外科醫生曾經很確定地告訴奧威爾他再也開不了口了，顯然，醫生過於悲觀了。奧威爾又能講話了，但是要想完好如初卻真的不可能了。隻要在人多一點的房間或者有噪音的地方，他就很難讓別人聽到自己講話。他40年代結交的一位朋友記得，有一次，奧威爾去參加一個午宴，在坐滿了人的餐桌上，他努力了一兩次要提高聲音以讓別人聽見自己的講話，但是後來卻放棄了，一直沉默著吃完了那頓飯。
奧威爾的朋友一致同意，奧威爾有著上流社會人士的口音。在當時，一個人的說話風格就像他的穿著一樣，非常重要。奧威爾的講話風格很快就給他贏得了精神上的保護傘。當時，他的一個年輕朋友邁克爾·梅耶覺得，他“很明顯是從伊頓公學出來的”，那是指他講話時聲調很高而且慢吞吞的。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奧威爾也很清楚自己講話時故意提高的腔調。《遊上來吸口氣》一書中的年輕的喬治·鮑林在倫敦西部的一家網球俱樂部裏，常常聽到那些郊區的中產階級者用一種“模仿還算過得去的上流社會人士的腔調”喊分數。這樣的模仿是奧威爾的發明，隻要他覺得環境需要，就會隨時改變講話風格。比如，他時不時地會模仿溫莎公爵的講話風格。他的一個英國廣播公司的同事曾聽到他和一個亞裔的投稿人講話，告訴他膚色完全不妨礙他們之間的關係，他故意用亞洲式的發音說“你是黑人，我是白人，這絲毫不會影響我們之間的交往”。在他深入下層人民的生活的曆程中，他一直努力模仿倫敦人的口音。實際上，那些流浪漢、還有肯特郡來的啤酒花采摘工隻是覺得他講話“有些不一樣”。現在的巴比[babel，基督教《聖經》中的城市名，諾亞的後代擬在此建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使建塔人操不同的語言，塔因此終未建成——譯者注]塔裏有那麽多的地方口音，並不是每個人的口音都代表了他的階級。但是不管奧威爾講話多麽懶洋洋和沒精打采，其中確實有一些奇特之處——這似乎在他喉嚨受傷之前就有的。戈爾記得他在伊頓的時候嗓子“嘶啞，很奇怪”。他在動身去西班牙之前，在薩福克郡遇到的一個小女孩對他“急促的講話”印象深刻。戴維·阿斯頓注意到他講話時很明顯的斷斷續續，“不是不清楚，隻是很沙啞”。奧威爾發現他的第一任妻子顯然被他好多的怪癖影響了，因此覺得他的講話方式在親朋好友中也就可能被模仿了。盧西恩·弗洛伊德發現奧威爾講話時努力克服某種障礙，覺得很好奇。其實，那個障礙隻是“言語單調”而已。鮑威爾覺得這是一個成長環境的問題——他的講話方式讓他想起奧威爾以前同印度和非洲的林業官員講話時的情景，那種語音語調甚至可能是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了其父理查德·布萊爾的影響。
這樣的聲調能適應講話時的不動聲色。奧威爾的幽默好像是和他講話的方式密切相關。阿斯頓曾問過奧威爾馬克思主義者是怎麽看待他的，奧威爾列舉了惡語漫罵中的幾條：“法西斯的惡狗……法西斯主義的章魚，”停頓了一下，然後說，“他們很喜歡動物。”
這樣的寫作又引出了另一個謎團，那就是，為什麽奧威爾選擇和鮑裏斯一起在廉價的寄宿公寓裏忍饑受餓，在飯店裏做苦力呢？從這本書中我們知道奧威爾當時窮困潦倒，但是，他的內莉姨媽就住在幾條街遠的地方，更別提她那些周六聚餐的朋友們了。這樣虛幻的安全網絡讓書中的情節不同於生活中等待救濟的日子，盡管兩者偶爾會被相互比較。然後我們看到奧威爾通過一個神秘的“b”先生給他關於法國生活的敘述畫上了句號，並且自然而然地轉接到英國的生活。“b”先生答應給他提供一份工作，讓他去幫助一個弱智的人。奧威爾在幾個月後的夏天確實曾花了一段時間去輔導一個智力有障礙的小男孩，可是，這位“b”先生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一個對等的原型。現實生活中，奧威爾似乎為回到倫敦作了充分的準備，給文學雜誌寄去試探性的文章，也通知了他未來的朋友圈。1929年的8月，可能就是敘事者和鮑裏斯典當衣服後在塞納河上捕魚的時候，奧威爾給《阿黛菲》雜誌寄去了一份關於流浪漢的報告文學的抄寫稿，題目是《穗芒》。一個月後他又寄了一封信去詢問，如果當時他早知道這家雜誌已經答應發表這篇文章的話，那年秋天，他就不用那樣辛苦了。12月12日，奧威爾給予了回複，答應了該雜誌的各項條件，並把他父母的地址留給他們作為進一步聯係的通訊地址——是回家的時候了。
迄今，他已經離家1年又9個月了。盡管奧威爾很少提起他在巴黎的這段日子，然而，對自己在地下通道的工作一直耿耿於懷的他總會時不時地把這段經曆折射出來，這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對《巴黎倫敦落難記》的主題念念不忘，奧威爾在寫給該書的法國編輯的前言中說，如果法國讀者認為他對這個“留給他很多快樂記憶的城市”決不會有多少仇恨的話，他會非常難過。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裏，這段快樂的回憶變成了難以排遣的懷舊情緒。1948年，他在寫給一位當時在巴黎工作的年輕的女性朋友的信中說道，“多麽希望我現在和你一樣在巴黎”，還問她丁香院外麵馬歇爾·尼的塑像有沒有重新塑起來（鮑裏斯對馬歇爾·尼崇拜得五體投地，為此他曾經在塑像對麵的小咖啡館裏逗留，這讓人想起幽靈般的他）。1945年他再度拜訪這裏，戰爭留下的滿目瘡痍讓奧威爾悲從中來。事實上，除了早年的這段經曆，巴黎對奧威爾來講並沒有其他的意義。在上文提到的那封信中，奧威爾還寫道，“你很幸運，20年代的時候，你還小，沒有看到那時的巴黎，從那以後，巴黎就慘不忍睹了，即便是戰前的巴黎也是。”除了《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前半部分，他在巴黎的經曆隻在另一篇發表的文章中有提到，那就是《窮人之死》。這篇文章首先於1946年發表在無政府主義的雜誌《當代》上，但可能是奧威爾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就寫好的。盡管之間相距了10年，寫作手法卻非常相似。極具真實感的恐怖描寫貫穿始終——小解時忍受極度痛苦的病人，隻有維多利亞時代才有的私刑——《窮人之死》文字背後湧動著追溯到19世紀的奔騰的感情。通過對撒克裏和特羅洛普醫院裏一位虛構醫生的描寫，使人想起丁尼生的催人淚下的名篇《兒童醫院》。文章的結尾回憶了氯仿麻醉技術發明之前的年代，其中奧威爾自己的經曆雖然被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表現出來，但還是勾起了他原先記憶中沉睡多年的許多文學的以及曆史的素材。
1929年聖誕節前大概兩個星期的時候，奧威爾告別了巴黎的朋友們，動身回英國。根據《巴黎倫敦落難記》，他坐三等艙經由敦刻爾克[法國北部港市——譯者注]到蒂爾堡[荷蘭南部城市——譯者注]，然後乘火車到b先生的辦公室，朋友告訴他那個智障男孩的父母親在一個月前就已經把他帶走了，朋友認為，奧威爾是不是可以稍微等一等。奧威爾口袋裏隻有19先令6便士，因此，書的第二部分是這樣開頭的，“我站在大街上，突然想起來我得去借點錢了……我愣了好久，不知道該怎麽辦”。奧威爾根本不知道怎麽去找一間便宜的寄宿公寓，於是就在一爿家庭式的旅店裏住了一個晚上，然後就準備渡過英吉利海峽了。現實中可能比這更簡單，或者稍微複雜一點。總之，他回到了索思伍德。
奧威爾之聲
奧威爾曾經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過好幾年，雖然做過無數次的個人播音，還有好多嘉賓座談式的節目，然而，這些節目卻一個也沒有保留下來。我們如果想聽——聽他的聲音，或是想知道他在節目中的措辭言談——選詞、表達、還有措詞——我們都隻能聽他朋友們的講述了。
1937年治療奧威爾喉嚨上槍傷的西班牙外科醫生曾經很確定地告訴奧威爾他再也開不了口了，顯然，醫生過於悲觀了。奧威爾又能講話了，但是要想完好如初卻真的不可能了。隻要在人多一點的房間或者有噪音的地方，他就很難讓別人聽到自己講話。他40年代結交的一位朋友記得，有一次，奧威爾去參加一個午宴，在坐滿了人的餐桌上，他努力了一兩次要提高聲音以讓別人聽見自己的講話，但是後來卻放棄了，一直沉默著吃完了那頓飯。
奧威爾的朋友一致同意，奧威爾有著上流社會人士的口音。在當時，一個人的說話風格就像他的穿著一樣，非常重要。奧威爾的講話風格很快就給他贏得了精神上的保護傘。當時，他的一個年輕朋友邁克爾·梅耶覺得，他“很明顯是從伊頓公學出來的”，那是指他講話時聲調很高而且慢吞吞的。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奧威爾也很清楚自己講話時故意提高的腔調。《遊上來吸口氣》一書中的年輕的喬治·鮑林在倫敦西部的一家網球俱樂部裏，常常聽到那些郊區的中產階級者用一種“模仿還算過得去的上流社會人士的腔調”喊分數。這樣的模仿是奧威爾的發明，隻要他覺得環境需要，就會隨時改變講話風格。比如，他時不時地會模仿溫莎公爵的講話風格。他的一個英國廣播公司的同事曾聽到他和一個亞裔的投稿人講話，告訴他膚色完全不妨礙他們之間的關係，他故意用亞洲式的發音說“你是黑人，我是白人，這絲毫不會影響我們之間的交往”。在他深入下層人民的生活的曆程中，他一直努力模仿倫敦人的口音。實際上，那些流浪漢、還有肯特郡來的啤酒花采摘工隻是覺得他講話“有些不一樣”。現在的巴比[babel，基督教《聖經》中的城市名，諾亞的後代擬在此建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使建塔人操不同的語言，塔因此終未建成——譯者注]塔裏有那麽多的地方口音，並不是每個人的口音都代表了他的階級。但是不管奧威爾講話多麽懶洋洋和沒精打采，其中確實有一些奇特之處——這似乎在他喉嚨受傷之前就有的。戈爾記得他在伊頓的時候嗓子“嘶啞，很奇怪”。他在動身去西班牙之前，在薩福克郡遇到的一個小女孩對他“急促的講話”印象深刻。戴維·阿斯頓注意到他講話時很明顯的斷斷續續，“不是不清楚，隻是很沙啞”。奧威爾發現他的第一任妻子顯然被他好多的怪癖影響了，因此覺得他的講話方式在親朋好友中也就可能被模仿了。盧西恩·弗洛伊德發現奧威爾講話時努力克服某種障礙，覺得很好奇。其實，那個障礙隻是“言語單調”而已。鮑威爾覺得這是一個成長環境的問題——他的講話方式讓他想起奧威爾以前同印度和非洲的林業官員講話時的情景，那種語音語調甚至可能是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了其父理查德·布萊爾的影響。
這樣的聲調能適應講話時的不動聲色。奧威爾的幽默好像是和他講話的方式密切相關。阿斯頓曾問過奧威爾馬克思主義者是怎麽看待他的，奧威爾列舉了惡語漫罵中的幾條：“法西斯的惡狗……法西斯主義的章魚，”停頓了一下，然後說，“他們很喜歡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