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獨自一人，好可憐。
——1934年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這個時代有時候讓我厭惡，我被迫在一個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
——1934年9月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巴黎倫敦落難記》於1933年1月9日出版，雖然被廣泛接受了，但還是不乏一些貶斥之詞。一個飯店老板非常生氣，寫信給《泰晤士報》，投訴奧威爾的書損壞了他這個行業的名聲。幾天後，奧威爾對這些反對的聲音做出反駁。他指出，受到抗議的段落不是針對整個巴黎的旅社而是具體針對某一家，既然m.波桑蒂不知道這一點，他就沒有資格質疑奧威爾的評價。這些評論被送到蒙塔古鎮的家裏，理查德和艾達·布萊爾對此很感興趣，同時又有一些驚恐。像他們這個階級和年齡的大多數人一樣，他們不讚成過於直露的情感和身體欲望的表達。阿弗麗爾回憶說，“那時從來不會討論性和情愛之類的話題”。因此，知道兒子寫的東西可以成為勃魯蓋爾畫中的內容，布萊爾夫婦肯定會大為震驚的。但是，不管作品的題材多麽敏感，成為作家還是布萊爾夫婦能理解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所讚成的。可以想像，看到奧威爾初步的成功，他們是非常高興的。1月的第3個星期，奧威爾回到赫斯，留了100頁《在緬甸的日子裏》的稿子給摩爾，之前還又給摩爾寫了一封非常率直的信。他說，《星期天郵報》上已經把這本書列為“本周暢銷書”。這些是不是意味著什麽呢？
奧威爾這時候已經快30歲了，對於30年代的文壇來說，他的起步已經算很晚了。伊夫林·沃23歲的時候出版了第一本書，安東尼·鮑威爾是在25歲，格雷厄姆·格林是在24歲。當時的媒體之間的聯係也並不比今天少，但奧威爾幾乎完全是在當時的圖書界之外。他不給時尚雜誌寫文章，不在出版界工作，他簽到的寫作合約也少得可憐。毫無疑問，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中，他借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嘴說出的那些義憤填膺的話，完全是出於奧威爾對自己在30年代早期的權力做主的文學界的局外人身份的介懷。“草地！血淋淋的草地！”戈登對著小說季刊《普裏姆羅絲季刊》的編輯們呼喊：“為什麽不直接說呢，‘我們不要你那血淋淋的詩歌。我們隻接受同在劍橋認識的朋友的詩歌’。”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奧威爾也有好幾首詩被他在伊頓公學認識的人接納了，但這並不能減少他受排斥的感覺。30年代早期的文學界因為雜亂紛呈而臭名昭著。約翰·斯奎爾爵士是《倫敦信使》的幕後操縱者，他和他的同黨控製了半打的雜誌和報刊，弗吉尼亞·沃爾夫也毫不忌諱地把文學界野心勃勃的家夥罵得狗血噴頭——最令她厭煩的是西裏爾·康納利，他通過在中學和大學裏建立起來的關係網來提升自己。
關於此時的奧威爾，上述種種都不能給我們提供關於他的最基本的一些問題，比如他此時外表如何？關注什麽？有什麽打算？早先的一些支離破碎的片斷告訴我們，大家是喜歡他的，同時又覺得他有距離感，不合群，但沒有人覺得他特別的引人注目，也不屬於任何文學圈子。理查德·裏斯發現他身上有一些品質將他和當時苦心向上爬的年輕的文學家——如康諾利、斯蒂芬·斯彭德等區分開來。裏斯覺得奧威爾是一個友善、細心周到的同伴，但是完全缺乏該有的催人進取的自信心。他的聰明能幹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他並不特別地具有原創性、特別地有天賦”。此外，如果一個人本身是守舊的，他的作品肯定也不可避免：謹慎的現實主義加上自知的審美情趣；詩歌也必定是深思熟慮的郝斯曼式的無趣的四行詩。即便在30歲，奧威爾身上有一種情調，讓他看上去像是逝去年代的人；這種情調把他同同代人區分了開來。盡管有一兩個例外，大多數文學傳記對30歲時的奧威爾的描述都是“一個從大都市來的多事之人”。然而，奧威爾不是這樣的。寄居於索思伍德的他，在一封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中，他感歎蒙塔古鎮居然有刺蝟仔從窗柵欄裏出入。回顧這封關於蝟仔的信，這似乎是奧威爾其人或者是他某一方麵的最好展示。“蝟仔不斷地跑進屋子，昨天晚上，我們在浴室發現了一隻，非常小，不比橘子大。當時我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這是其他幾隻刺蝟中一隻的幼仔，盡管它已經發育好了——我是說，它已經長刺了。”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很多東西：不僅僅有對“自然”的迷戀和對動物的愛和關懷，還有一個自然主義者對細節的敏銳觀察力，而最重要的是，沒有了自知自覺——和大多數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奧威爾不是在做戲給隱形的觀眾看，而是單單把事情記錄下來。在講述完有關蝟仔的遭遇後，奧威爾又非常難過地表述他對這個世界的哀歎（“這個時代有時候讓我厭惡，我被迫在一個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從第一段我們看到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有些幻想破滅的年輕人的形象，從第二段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本真的奧威爾。
我們可以看出，即便在這個時候，奧威爾對待生活的方式本質上是不現實的。後來的關於奧威爾的描述充滿了奇怪的矛盾並置——奧威爾穿著破破爛爛的呢子衣服去參加一些時尚晚會，同時還會天真地問穿成那樣進去是不是可以；一次輪船出了事故，他被困在一座遙遠的蘇格蘭小島上，他顯然對島上棲息的鳥類生活習性的興趣遠遠大於對能否被營救的興趣。奧威爾早前給萊昂那多·摩爾的信都是非常直率，任何人看他給朋友和工作上熟人的信時，都會不斷地驚訝於他實在缺乏自知之明。這並不是說，奧威爾對自己是什麽樣的人這一點不自知——隻要環境要求，他可以變得非常精明——隻是，有時候，他對自己在公眾麵前的形象不注意。正如索思伍德鎮的人所說，他是一個“在夢幻中漫步的人”。但是，他的心中深藏著極度的嚴肅感，卻又常常演變成不加掩飾的憂鬱。可以看出，30出頭的時候，他不快樂。一部分是因為他曾經坦率流露出來的寂寞，一個男人，前途未卜，困在一個小鎮上，眼巴巴地看著朋友們一個個離開，而這種寂寞背後是一個更具全局性的問題。30歲的奧威爾一方麵在努力擺脫一種生活和支撐這種生活的各種關係，另一方麵，他想要的新生活還沒有成形。這其中的困惑，還有如何麵對生活這個問題的迷惘，都可以從奧威爾緊緊抓住宗教這根救命稻草這一點上看出來。《牧師的女兒》這部小說是奧威爾在永遠離開索思伍德鎮之前不久完成的，作品的主題是表現50年前漢弗萊夫人的那個年代，非常老套：即宗教信仰的喪失。書的主要線索是奧威爾從當時的報紙雜誌中提取出來的，比如說，在1934年7月的《阿黛菲》雜誌上發表的有關波德萊爾的評論中，他指出，這首詩“依附於基督教倫理和想像的背景，因為他是在基督教傳統中長大的，他認為像原罪、詛咒這樣的觀念遠比人道主義、無神論的任何觀念都來得真實可信”。這樣的評論講的可能就是奧威爾自己。
同時，還有一些更加直接的矛盾。他已經出了一本書，但是靠寫書並不能養活自己，隻能降格去教書。他最鍾情的女孩（埃莉諾）愛的是另外一個人，而且很快就要嫁給那個人了。另一個他喜歡的女孩（布蘭達）想要的僅僅是友情；事業上，雖然《巴黎倫敦落難記》激起了不錯的反響，但他仍然是個邊緣作家。從出版第一本書到最後偽裝成文學界胡作非為的人，這期間的2年時間實在不容易熬過，所以，他的不滿隨處可見。1934年末，奧威爾的信中有著明顯的自憐自艾，但是，後來的10年和他此後的半生中，這樣個人的不確定感就幾乎不複存在了。
1933年初，有一些好消息傳來。摩爾很快轉賣了《巴黎倫敦落難記》的美國版權，法語版也將緊隨其後。春天的時候，奧威爾回到赫斯，渴望見到埃莉諾。2月中旬，他想知道她是不是也到鎮上來了，同時還讓她幫忙去確定一下，普裏尼斯是不是已經拿到他的書了。從埃莉諾給一個時裝藝術家的推薦信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她在倫敦找工作。奧威爾告訴她，自己得了重感冒。《阿黛菲》4月號上刊登了一首嚴酷的詩：
我看見大街上蜂擁的人們
有我、有你，還有他們
這些標上了死亡記號的人啊
沒有信仰、沒有根
像落葉飄零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這首詩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盡管我們可以看到t.s.艾略特對他的影響，但其中對無根的迷失感的表述卻是值得注意的。一個人困在赫斯，身邊對他友好的同伴隻有那個助理牧師，埃莉諾又遠在索思伍德，而且感情上還處於矛盾之中，此時的奧威爾需要給自己尋找一個出口，布蘭達算是一個出口。在接下來的一年半裏，布蘭達成了奧威爾在文學以及其他一些他熱心的東西的共鳴者。3月，他寫信給布蘭達，嘲笑她對蕭伯納的喜歡，告訴他自己最近喜歡上了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布蘭達可能也被引誘到了鎮上。他回憶之前的會麵時說，在本海姆·比奇斯的時光真是太美好了，“我真想等到樹發芽的時候再去那裏”。本海姆·比奇斯是泰晤士河穀的一片樹林，很快成了奧威爾迷戀的地方。埃莉諾也被吸引到了那裏。《牧師的女兒》一書中的多蘿西為了逃避她那個討厭的雇主克利夫太太就跑到這裏來，一邊野餐一邊看一本喬治·吉辛的《怪女人》。戈登·康姆斯道克想和羅絲瑪麗到這裏來，在香氣沁人的秋蕨裏麵散步但沒有成功。教書的工作讓奧威爾幾乎沒有業餘時間——他似乎被騙了，周末的時候也得幹一些課外的活——但是，他還是抓緊創作《在緬甸的日子裏》，並向摩爾保證再寫出100頁來。奧威爾在赫斯一直呆到這個月的中旬，他寫信給當時在那裏參觀的美國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的代表，想跟他約個時間見麵。奧威爾和埃莉諾的關係沒有徹底斷絕，5月底，他給埃莉諾寫了一封信說，“我不知道你在哪裏”，信卻寄到她在倫敦呆的地方羅海姆敦。一切似乎都朦朦朧朧，很不確定，比如說，去鄉間散步怎樣？夏天有什麽打算？因為布萊爾夫婦可能想暑假期間把蒙塔古的房子拿來出租，這就意味著奧威爾必須另找住處了。他的工作也很不如意。他已經打算離開霍桑中學，到尤克斯橋附近的一所學校去教書，但是很顯然，教書對他來說隻是權宜之計，他在考慮其他的工作。剛好內莉姨媽這時從巴黎來了封信，信中還附帶了《阿黛菲》的訂閱單，還送給她最喜歡的外甥一些錢，同時建議他試試去給露思·皮特的陶器公司當商務代表，還說阿弗麗爾可以提供一些讚助。同時，他寫給埃莉諾的追求信也顯然達到了目的，因為6月初奧威爾又寫信去，計劃周末一起去遠足。他提議“最好去有樹林的地方”。最後決定去本海姆·比奇斯，應該是從帕廷頓乘火車去的那裏。
在《讓葉蘭繼續飛揚》裏，樹林是奧威爾對“自然”的狂想曲的源泉（羅絲瑪麗“行走於一片輕飄飄的櫸樹葉的河岸上，葉子淹沒了膝蓋，在腳下沙沙作響，像是一片輕飄飄的紅金色的海洋”），也是他一些最痛苦經曆的見證。可是，這次在這裏的樹林裏發生了什麽，或許無從考究，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奧威爾同埃莉諾的友情在這次見麵後結束了。7月初，他寫信給埃莉諾，聊起夏天的幹旱和到索特海爾洗露天浴之類的話題，希望她夏天到索思伍德去，信末說，“我太想再見到你了”。這時候，他的工作也定下來了，他將到尤克斯橋的弗雷公學去教法語。這個學校比較大，差不多有200名學生，教職工也較齊備。奧威爾這時候又擔心，學校在暑假期間會不會讓他留下來給學生訓練。2周以後，他給埃莉諾寫信，講起前一年裏他們共同度過的好時光：在沃爾博斯維克海濱沐浴、飲茶。他已經不再指望找到更好的工作了。“我仔細看了學校頒獎的情況，發現很血腥。”這時，《在緬甸的日子裏》已經寫完，雖然有些部分奧威爾非常不喜歡，想做些修改。這是現存的他寫給埃莉諾的最後一封信。1933年夏天，埃莉諾似乎已經下定了決心，不管怎樣，她和丹尼·科林斯次年就要結婚了。而科林斯對整件事的態度卻沒有任何記錄。接下來的6個月沒有任何記錄，似乎是不好的征兆，現存的隻有一些他給摩爾的幾封信。因為弗雷公學的工作壓力，改寫《在緬甸的日子裏》的工作花的時間遠比奧威爾預計的要長，但是到11月底，它已經可以交付給摩爾的位於戈拉德科洛斯的出版社了。奧威爾表示自己對這部作品並不滿意，“但是這本書和你以前出版的書的水平還是相當的……”，這本書從他在緬甸的某個陽台上有了這個想法之後，前前後後花了6年時間，此間他還在給《阿黛菲》寫評論。此外，對喬伊斯還是興趣不減，12月份，他給布蘭達寫了封長信，滔滔不絕地跟她講喬伊斯。他對布蘭達說，事實上，他隻要一提起喬伊斯就停不下來。那幾個月裏，喬伊斯對他作品的影響非常明顯。
在弗雷公學工作的時候，奧威爾一個朋友也沒有結交，大家對他的記憶也僅僅是他喜歡騎著剛弄到的二手摩托車到附近的鄉下作短途旅行。一次旅行途中，他將《在緬甸的日子裏》的手稿寄給了摩爾，第二次遠足則差點要了他的命。聖誕節前不久，一個下雨的下午，他又騎著車出去了，穿的衣服很少，渾身都濕透，回來受了傷寒，後來又發展成了肺炎，被送到了尤克斯橋的鄉村醫院，曾一度覺得他有生命危險。布萊爾夫人和阿弗麗爾被叫了過來，但她們是在病情穩定了之後才到的，這段病史被記入了家史。奧威爾在昏迷的時候，可能以為自己又回到了7便士的小客棧裏，神誌不清地念叨著錢，阿弗麗爾記得，他好像說要把錢放到枕頭底下。到12月28號的時候，他已經好了很多了，寫信感謝摩爾曾經順道過來看望他。他的善於觀察的眼睛把醫院的日常生活都記錄下來，這些觀察幾年後在《窮人之死》裏麵都被用了起來：喝茶的時候，一個病友死了，但是由於護士的伶俐，這件事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就過去了。露思·皮特去看他的時候，看護肺病病房的護工告訴他，那些臉紅紅的病人都會死掉，而那些臉色蒼白的才能挺過去。1月份的第2個星期，奧威爾出院了。他在伊令［英格蘭東南部一城市——譯者注］的一家旅館住了好幾天，然後才回索思伍德養病。此間保存下來的信件又是他寫給摩爾的幾封信。因為有家人的照料，他漸漸康複了，已經可以幹一些活了，提出要翻譯內莉姨媽的丈夫的一個朋友寫的一本哲學作品（摩爾積極地幫他聯係了好幾家出版社，但都沒有成功）。新年剛過，有一天，突然有消息說，戈蘭茲不答應出版《在緬甸的日子裏》。
表麵看來，戈蘭茲的決定出人意料。對於一本處女作來說，《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影響是很不錯的。而《在緬甸的日子裏》這部小說是對英國統治下的緬甸社會的辛辣描寫，其爭議性不會亞於《巴黎倫敦落難記》，為什麽要拒絕這樣一部小說呢？不幸的是，維克托·戈蘭茲已經作了這樣的決定。關於過去一年概況的《新聞編年史》反映了每天充斥著亨利塔大街的緊張氛圍。戈蘭茲看起來不止39歲，禿腦袋、像個圓頂，人們對他的描述是“個子很小，人很幽默，也很精明”，總叼著個煙鬥，說話的時候喜歡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他告訴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評論家：《新聞編年史》是一份進步報刊，他的目標是“有一天能夠促成國內外的一個更合理的經濟體係的形成”。除了承認這樣的崇高的理想之外，戈蘭茲對出版的現狀保持著警惕，甚至有時候會有些杞人憂天：他特別害怕哪本書可能會招致任何破壞性的或者惹來經濟上的麻煩。當《在緬甸的日子裏》的稿子被送到他那裏的時候，他還在為《愛的方式》這本書的慘敗懊惱不休，這部小說是一個名叫嘉梅·伍爾西的年輕女作家寫的。書中對情愛的直露描寫並沒有妨礙它的出版，但是書印刷和裝訂之後，出版商卻因為其中的淫穢內容而不知所措，此書很快銷聲匿跡，可是戈蘭茲還是驚魂未定，害怕自己出版的東西裏麵會不會再有潛藏的這種冒犯性的內容。在出版《大忙人伍爾西》之後不久，戈蘭茲告誡他的合作者哈羅德·魯賓斯坦說，“我們做的每件事都應當是能解決問題的，不應當是需要我們去為它忙得焦頭爛額的……我實在害怕任何會給我惹官司的事情。”從這些話中，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他不願意出版奧威爾的《在緬甸的日子裏》。他覺得這本書會招惹那些印度行政人員的幹涉，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麽奧威爾以後的作品的出版也會受到他神經質般的幹涉。《牧師的女兒》出版前受到了嚴格的審查，包括其中有一幕是關於沃勃頓想要強xx多蘿西的描寫。當然，《在緬甸的日子裏》後來的遭遇表明，戈蘭茲的擔心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海尼曼和海角書局都因為同樣的原因拒絕了他。雖然哈珀兄弟出版公司最後接受了這本書，也曾經要求他改寫，此外，對一個英國作家來說，處女作首先在美國出版不是通常的做法。這件事情解決了之後，奧威爾急切地要發展自己的事業，提出要撰寫馬克·吐溫的傳記。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建議他去找查托和溫德斯出版社試試，但是，這個打算最終還是沒有找到出版商的資助。
——1934年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這個時代有時候讓我厭惡，我被迫在一個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
——1934年9月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巴黎倫敦落難記》於1933年1月9日出版，雖然被廣泛接受了，但還是不乏一些貶斥之詞。一個飯店老板非常生氣，寫信給《泰晤士報》，投訴奧威爾的書損壞了他這個行業的名聲。幾天後，奧威爾對這些反對的聲音做出反駁。他指出，受到抗議的段落不是針對整個巴黎的旅社而是具體針對某一家，既然m.波桑蒂不知道這一點，他就沒有資格質疑奧威爾的評價。這些評論被送到蒙塔古鎮的家裏，理查德和艾達·布萊爾對此很感興趣，同時又有一些驚恐。像他們這個階級和年齡的大多數人一樣，他們不讚成過於直露的情感和身體欲望的表達。阿弗麗爾回憶說，“那時從來不會討論性和情愛之類的話題”。因此，知道兒子寫的東西可以成為勃魯蓋爾畫中的內容，布萊爾夫婦肯定會大為震驚的。但是，不管作品的題材多麽敏感，成為作家還是布萊爾夫婦能理解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所讚成的。可以想像，看到奧威爾初步的成功，他們是非常高興的。1月的第3個星期，奧威爾回到赫斯，留了100頁《在緬甸的日子裏》的稿子給摩爾，之前還又給摩爾寫了一封非常率直的信。他說，《星期天郵報》上已經把這本書列為“本周暢銷書”。這些是不是意味著什麽呢？
奧威爾這時候已經快30歲了，對於30年代的文壇來說，他的起步已經算很晚了。伊夫林·沃23歲的時候出版了第一本書，安東尼·鮑威爾是在25歲，格雷厄姆·格林是在24歲。當時的媒體之間的聯係也並不比今天少，但奧威爾幾乎完全是在當時的圖書界之外。他不給時尚雜誌寫文章，不在出版界工作，他簽到的寫作合約也少得可憐。毫無疑問，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中，他借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嘴說出的那些義憤填膺的話，完全是出於奧威爾對自己在30年代早期的權力做主的文學界的局外人身份的介懷。“草地！血淋淋的草地！”戈登對著小說季刊《普裏姆羅絲季刊》的編輯們呼喊：“為什麽不直接說呢，‘我們不要你那血淋淋的詩歌。我們隻接受同在劍橋認識的朋友的詩歌’。”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奧威爾也有好幾首詩被他在伊頓公學認識的人接納了，但這並不能減少他受排斥的感覺。30年代早期的文學界因為雜亂紛呈而臭名昭著。約翰·斯奎爾爵士是《倫敦信使》的幕後操縱者，他和他的同黨控製了半打的雜誌和報刊，弗吉尼亞·沃爾夫也毫不忌諱地把文學界野心勃勃的家夥罵得狗血噴頭——最令她厭煩的是西裏爾·康納利，他通過在中學和大學裏建立起來的關係網來提升自己。
關於此時的奧威爾，上述種種都不能給我們提供關於他的最基本的一些問題，比如他此時外表如何？關注什麽？有什麽打算？早先的一些支離破碎的片斷告訴我們，大家是喜歡他的，同時又覺得他有距離感，不合群，但沒有人覺得他特別的引人注目，也不屬於任何文學圈子。理查德·裏斯發現他身上有一些品質將他和當時苦心向上爬的年輕的文學家——如康諾利、斯蒂芬·斯彭德等區分開來。裏斯覺得奧威爾是一個友善、細心周到的同伴，但是完全缺乏該有的催人進取的自信心。他的聰明能幹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他並不特別地具有原創性、特別地有天賦”。此外，如果一個人本身是守舊的，他的作品肯定也不可避免：謹慎的現實主義加上自知的審美情趣；詩歌也必定是深思熟慮的郝斯曼式的無趣的四行詩。即便在30歲，奧威爾身上有一種情調，讓他看上去像是逝去年代的人；這種情調把他同同代人區分了開來。盡管有一兩個例外，大多數文學傳記對30歲時的奧威爾的描述都是“一個從大都市來的多事之人”。然而，奧威爾不是這樣的。寄居於索思伍德的他，在一封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中，他感歎蒙塔古鎮居然有刺蝟仔從窗柵欄裏出入。回顧這封關於蝟仔的信，這似乎是奧威爾其人或者是他某一方麵的最好展示。“蝟仔不斷地跑進屋子，昨天晚上，我們在浴室發現了一隻，非常小，不比橘子大。當時我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這是其他幾隻刺蝟中一隻的幼仔，盡管它已經發育好了——我是說，它已經長刺了。”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很多東西：不僅僅有對“自然”的迷戀和對動物的愛和關懷，還有一個自然主義者對細節的敏銳觀察力，而最重要的是，沒有了自知自覺——和大多數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奧威爾不是在做戲給隱形的觀眾看，而是單單把事情記錄下來。在講述完有關蝟仔的遭遇後，奧威爾又非常難過地表述他對這個世界的哀歎（“這個時代有時候讓我厭惡，我被迫在一個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從第一段我們看到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有些幻想破滅的年輕人的形象，從第二段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本真的奧威爾。
我們可以看出，即便在這個時候，奧威爾對待生活的方式本質上是不現實的。後來的關於奧威爾的描述充滿了奇怪的矛盾並置——奧威爾穿著破破爛爛的呢子衣服去參加一些時尚晚會，同時還會天真地問穿成那樣進去是不是可以；一次輪船出了事故，他被困在一座遙遠的蘇格蘭小島上，他顯然對島上棲息的鳥類生活習性的興趣遠遠大於對能否被營救的興趣。奧威爾早前給萊昂那多·摩爾的信都是非常直率，任何人看他給朋友和工作上熟人的信時，都會不斷地驚訝於他實在缺乏自知之明。這並不是說，奧威爾對自己是什麽樣的人這一點不自知——隻要環境要求，他可以變得非常精明——隻是，有時候，他對自己在公眾麵前的形象不注意。正如索思伍德鎮的人所說，他是一個“在夢幻中漫步的人”。但是，他的心中深藏著極度的嚴肅感，卻又常常演變成不加掩飾的憂鬱。可以看出，30出頭的時候，他不快樂。一部分是因為他曾經坦率流露出來的寂寞，一個男人，前途未卜，困在一個小鎮上，眼巴巴地看著朋友們一個個離開，而這種寂寞背後是一個更具全局性的問題。30歲的奧威爾一方麵在努力擺脫一種生活和支撐這種生活的各種關係，另一方麵，他想要的新生活還沒有成形。這其中的困惑，還有如何麵對生活這個問題的迷惘，都可以從奧威爾緊緊抓住宗教這根救命稻草這一點上看出來。《牧師的女兒》這部小說是奧威爾在永遠離開索思伍德鎮之前不久完成的，作品的主題是表現50年前漢弗萊夫人的那個年代，非常老套：即宗教信仰的喪失。書的主要線索是奧威爾從當時的報紙雜誌中提取出來的，比如說，在1934年7月的《阿黛菲》雜誌上發表的有關波德萊爾的評論中，他指出，這首詩“依附於基督教倫理和想像的背景，因為他是在基督教傳統中長大的，他認為像原罪、詛咒這樣的觀念遠比人道主義、無神論的任何觀念都來得真實可信”。這樣的評論講的可能就是奧威爾自己。
同時，還有一些更加直接的矛盾。他已經出了一本書，但是靠寫書並不能養活自己，隻能降格去教書。他最鍾情的女孩（埃莉諾）愛的是另外一個人，而且很快就要嫁給那個人了。另一個他喜歡的女孩（布蘭達）想要的僅僅是友情；事業上，雖然《巴黎倫敦落難記》激起了不錯的反響，但他仍然是個邊緣作家。從出版第一本書到最後偽裝成文學界胡作非為的人，這期間的2年時間實在不容易熬過，所以，他的不滿隨處可見。1934年末，奧威爾的信中有著明顯的自憐自艾，但是，後來的10年和他此後的半生中，這樣個人的不確定感就幾乎不複存在了。
1933年初，有一些好消息傳來。摩爾很快轉賣了《巴黎倫敦落難記》的美國版權，法語版也將緊隨其後。春天的時候，奧威爾回到赫斯，渴望見到埃莉諾。2月中旬，他想知道她是不是也到鎮上來了，同時還讓她幫忙去確定一下，普裏尼斯是不是已經拿到他的書了。從埃莉諾給一個時裝藝術家的推薦信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她在倫敦找工作。奧威爾告訴她，自己得了重感冒。《阿黛菲》4月號上刊登了一首嚴酷的詩：
我看見大街上蜂擁的人們
有我、有你，還有他們
這些標上了死亡記號的人啊
沒有信仰、沒有根
像落葉飄零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這首詩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盡管我們可以看到t.s.艾略特對他的影響，但其中對無根的迷失感的表述卻是值得注意的。一個人困在赫斯，身邊對他友好的同伴隻有那個助理牧師，埃莉諾又遠在索思伍德，而且感情上還處於矛盾之中，此時的奧威爾需要給自己尋找一個出口，布蘭達算是一個出口。在接下來的一年半裏，布蘭達成了奧威爾在文學以及其他一些他熱心的東西的共鳴者。3月，他寫信給布蘭達，嘲笑她對蕭伯納的喜歡，告訴他自己最近喜歡上了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布蘭達可能也被引誘到了鎮上。他回憶之前的會麵時說，在本海姆·比奇斯的時光真是太美好了，“我真想等到樹發芽的時候再去那裏”。本海姆·比奇斯是泰晤士河穀的一片樹林，很快成了奧威爾迷戀的地方。埃莉諾也被吸引到了那裏。《牧師的女兒》一書中的多蘿西為了逃避她那個討厭的雇主克利夫太太就跑到這裏來，一邊野餐一邊看一本喬治·吉辛的《怪女人》。戈登·康姆斯道克想和羅絲瑪麗到這裏來，在香氣沁人的秋蕨裏麵散步但沒有成功。教書的工作讓奧威爾幾乎沒有業餘時間——他似乎被騙了，周末的時候也得幹一些課外的活——但是，他還是抓緊創作《在緬甸的日子裏》，並向摩爾保證再寫出100頁來。奧威爾在赫斯一直呆到這個月的中旬，他寫信給當時在那裏參觀的美國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的代表，想跟他約個時間見麵。奧威爾和埃莉諾的關係沒有徹底斷絕，5月底，他給埃莉諾寫了一封信說，“我不知道你在哪裏”，信卻寄到她在倫敦呆的地方羅海姆敦。一切似乎都朦朦朧朧，很不確定，比如說，去鄉間散步怎樣？夏天有什麽打算？因為布萊爾夫婦可能想暑假期間把蒙塔古的房子拿來出租，這就意味著奧威爾必須另找住處了。他的工作也很不如意。他已經打算離開霍桑中學，到尤克斯橋附近的一所學校去教書，但是很顯然，教書對他來說隻是權宜之計，他在考慮其他的工作。剛好內莉姨媽這時從巴黎來了封信，信中還附帶了《阿黛菲》的訂閱單，還送給她最喜歡的外甥一些錢，同時建議他試試去給露思·皮特的陶器公司當商務代表，還說阿弗麗爾可以提供一些讚助。同時，他寫給埃莉諾的追求信也顯然達到了目的，因為6月初奧威爾又寫信去，計劃周末一起去遠足。他提議“最好去有樹林的地方”。最後決定去本海姆·比奇斯，應該是從帕廷頓乘火車去的那裏。
在《讓葉蘭繼續飛揚》裏，樹林是奧威爾對“自然”的狂想曲的源泉（羅絲瑪麗“行走於一片輕飄飄的櫸樹葉的河岸上，葉子淹沒了膝蓋，在腳下沙沙作響，像是一片輕飄飄的紅金色的海洋”），也是他一些最痛苦經曆的見證。可是，這次在這裏的樹林裏發生了什麽，或許無從考究，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奧威爾同埃莉諾的友情在這次見麵後結束了。7月初，他寫信給埃莉諾，聊起夏天的幹旱和到索特海爾洗露天浴之類的話題，希望她夏天到索思伍德去，信末說，“我太想再見到你了”。這時候，他的工作也定下來了，他將到尤克斯橋的弗雷公學去教法語。這個學校比較大，差不多有200名學生，教職工也較齊備。奧威爾這時候又擔心，學校在暑假期間會不會讓他留下來給學生訓練。2周以後，他給埃莉諾寫信，講起前一年裏他們共同度過的好時光：在沃爾博斯維克海濱沐浴、飲茶。他已經不再指望找到更好的工作了。“我仔細看了學校頒獎的情況，發現很血腥。”這時，《在緬甸的日子裏》已經寫完，雖然有些部分奧威爾非常不喜歡，想做些修改。這是現存的他寫給埃莉諾的最後一封信。1933年夏天，埃莉諾似乎已經下定了決心，不管怎樣，她和丹尼·科林斯次年就要結婚了。而科林斯對整件事的態度卻沒有任何記錄。接下來的6個月沒有任何記錄，似乎是不好的征兆，現存的隻有一些他給摩爾的幾封信。因為弗雷公學的工作壓力，改寫《在緬甸的日子裏》的工作花的時間遠比奧威爾預計的要長，但是到11月底，它已經可以交付給摩爾的位於戈拉德科洛斯的出版社了。奧威爾表示自己對這部作品並不滿意，“但是這本書和你以前出版的書的水平還是相當的……”，這本書從他在緬甸的某個陽台上有了這個想法之後，前前後後花了6年時間，此間他還在給《阿黛菲》寫評論。此外，對喬伊斯還是興趣不減，12月份，他給布蘭達寫了封長信，滔滔不絕地跟她講喬伊斯。他對布蘭達說，事實上，他隻要一提起喬伊斯就停不下來。那幾個月裏，喬伊斯對他作品的影響非常明顯。
在弗雷公學工作的時候，奧威爾一個朋友也沒有結交，大家對他的記憶也僅僅是他喜歡騎著剛弄到的二手摩托車到附近的鄉下作短途旅行。一次旅行途中，他將《在緬甸的日子裏》的手稿寄給了摩爾，第二次遠足則差點要了他的命。聖誕節前不久，一個下雨的下午，他又騎著車出去了，穿的衣服很少，渾身都濕透，回來受了傷寒，後來又發展成了肺炎，被送到了尤克斯橋的鄉村醫院，曾一度覺得他有生命危險。布萊爾夫人和阿弗麗爾被叫了過來，但她們是在病情穩定了之後才到的，這段病史被記入了家史。奧威爾在昏迷的時候，可能以為自己又回到了7便士的小客棧裏，神誌不清地念叨著錢，阿弗麗爾記得，他好像說要把錢放到枕頭底下。到12月28號的時候，他已經好了很多了，寫信感謝摩爾曾經順道過來看望他。他的善於觀察的眼睛把醫院的日常生活都記錄下來，這些觀察幾年後在《窮人之死》裏麵都被用了起來：喝茶的時候，一個病友死了，但是由於護士的伶俐，這件事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就過去了。露思·皮特去看他的時候，看護肺病病房的護工告訴他，那些臉紅紅的病人都會死掉，而那些臉色蒼白的才能挺過去。1月份的第2個星期，奧威爾出院了。他在伊令［英格蘭東南部一城市——譯者注］的一家旅館住了好幾天，然後才回索思伍德養病。此間保存下來的信件又是他寫給摩爾的幾封信。因為有家人的照料，他漸漸康複了，已經可以幹一些活了，提出要翻譯內莉姨媽的丈夫的一個朋友寫的一本哲學作品（摩爾積極地幫他聯係了好幾家出版社，但都沒有成功）。新年剛過，有一天，突然有消息說，戈蘭茲不答應出版《在緬甸的日子裏》。
表麵看來，戈蘭茲的決定出人意料。對於一本處女作來說，《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影響是很不錯的。而《在緬甸的日子裏》這部小說是對英國統治下的緬甸社會的辛辣描寫，其爭議性不會亞於《巴黎倫敦落難記》，為什麽要拒絕這樣一部小說呢？不幸的是，維克托·戈蘭茲已經作了這樣的決定。關於過去一年概況的《新聞編年史》反映了每天充斥著亨利塔大街的緊張氛圍。戈蘭茲看起來不止39歲，禿腦袋、像個圓頂，人們對他的描述是“個子很小，人很幽默，也很精明”，總叼著個煙鬥，說話的時候喜歡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他告訴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評論家：《新聞編年史》是一份進步報刊，他的目標是“有一天能夠促成國內外的一個更合理的經濟體係的形成”。除了承認這樣的崇高的理想之外，戈蘭茲對出版的現狀保持著警惕，甚至有時候會有些杞人憂天：他特別害怕哪本書可能會招致任何破壞性的或者惹來經濟上的麻煩。當《在緬甸的日子裏》的稿子被送到他那裏的時候，他還在為《愛的方式》這本書的慘敗懊惱不休，這部小說是一個名叫嘉梅·伍爾西的年輕女作家寫的。書中對情愛的直露描寫並沒有妨礙它的出版，但是書印刷和裝訂之後，出版商卻因為其中的淫穢內容而不知所措，此書很快銷聲匿跡，可是戈蘭茲還是驚魂未定，害怕自己出版的東西裏麵會不會再有潛藏的這種冒犯性的內容。在出版《大忙人伍爾西》之後不久，戈蘭茲告誡他的合作者哈羅德·魯賓斯坦說，“我們做的每件事都應當是能解決問題的，不應當是需要我們去為它忙得焦頭爛額的……我實在害怕任何會給我惹官司的事情。”從這些話中，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他不願意出版奧威爾的《在緬甸的日子裏》。他覺得這本書會招惹那些印度行政人員的幹涉，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麽奧威爾以後的作品的出版也會受到他神經質般的幹涉。《牧師的女兒》出版前受到了嚴格的審查，包括其中有一幕是關於沃勃頓想要強xx多蘿西的描寫。當然，《在緬甸的日子裏》後來的遭遇表明，戈蘭茲的擔心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海尼曼和海角書局都因為同樣的原因拒絕了他。雖然哈珀兄弟出版公司最後接受了這本書，也曾經要求他改寫，此外，對一個英國作家來說，處女作首先在美國出版不是通常的做法。這件事情解決了之後，奧威爾急切地要發展自己的事業，提出要撰寫馬克·吐溫的傳記。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建議他去找查托和溫德斯出版社試試，但是，這個打算最終還是沒有找到出版商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