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大部分基礎結構不斷瓦解，地方城鎮相繼做出各自的安排，戰爭前6個月中，在共和派控製的大部分區域這項策略確實已經取得了這種效果。由於受到政府的武裝支持，一些組織在36年7、8月最初的抵抗中集聚了共同的力量。例如，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全國勞動同盟以及加泰羅尼亞地區的馬克思聯盟工人黨屬於反斯大林主義的左翼，他們抓住了瓦解現有社會結構的機會。對整個西班牙共和主義而言，進程並不均衡，正如奧威爾不久後發現的那樣，在加泰羅尼亞卻受到了鄉村農民和城市工人階級的熱烈支持。奧威爾不大確定的是，中層階級是否處於很低的地位。與此同時，36年9月初，包括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內的、一個真正的人民陣線政府形成並由佛朗西斯科·拉戈·卡布萊羅總理領導，佛朗西斯科以前是個粉刷匠，7歲輟學，後來成為西班牙最大的工會勞動者同盟領袖。在這把包括產業家、地主、基督教派在內的抵抗聯盟的巨傘之下，潛藏著巨大的分歧。部分左翼聯盟（尤其是馬克思聯盟工人黨及小部分社會主義團體）認為，全力進行社會革命才是鬥爭的關鍵。更多的人卻傾向於反對革命的中間黨派——西班牙社會主義黨向來比較保守、主張改良——因而與共產主義政策相符。因此，共產主義影響超出了所有政黨議會代表或普遍支持的比率。熱衷於緩和聯盟革命傾向的卡布萊羅卻因為共產主義者指責其沒有能夠有效地推進戰事而感到憤怒。
奧威爾正是在這種西班牙內部混亂、形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來到了巴塞羅那的。當時，他對於戰爭造成的極度複雜的政治局勢不大了解，一心隻想消滅法西斯主義。那些他後來關於西班牙政治的觀點在此時才剛剛開始形成。到達加泰羅尼亞的中心之後，他就立即投入到馬克思聯盟工人黨支持者的行列中。但是，正如他所承認的，最初他還是同情那些至少看起來想把事情完成的共產主義者。然而，他也立即感受到人民陣線聯盟中的巨大分歧。對辛克萊勞特而言，當時依附於國際分隊中德國共產黨派的一個團體，這些現象從初秋以來他就已經明顯感覺到了。在與女朋友度假期間，辛克萊勞特來到巴塞羅那的主要大道蘭布拉斯大街最南端的一所舊房子的咖啡桌旁，他們剛坐定就有一支麥克風從陽台上降下來，一位女士拉過一把椅子就介紹自己說是來自真理電台（“唯一一家依據現實而非虛假”的電台）的記者。在閑聊了幾句關於阿拉貢陣線進程情況之後，辛克萊勞特表明自己還沒準備好接受訪問。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這裏是馬克思聯盟工人黨電台”，這位女記者突然插道，“我們不僅相信自由，而且正在實踐自由”，采訪顯然已經開始了。意識到自己犯了大錯之後，辛克萊勞特隻有匆忙撤離。
回顧起來，西班牙充滿了無數不同尋常的象征和體驗，也使奧威爾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所遭遇到事情的重大。在巴塞羅那的列寧兵營，即前一年夏天被接管並重新命名的騎兵指揮部，發生了一件事情。奧威爾在加入民兵部隊的前一天，一位意大利民兵以為他是英國誌願者，（激動地與他握手，久久說不出話來）。這次會麵也許是奧威爾所有詩中“意大利士兵和我握手”引用最多的。
我從你臉上能看到
任何力量無法做到
任何炸彈無法毀掉
你那水晶般的心靈
盡管不能忽視奧威爾內心浪漫的一麵，但他並不是個不切實際的社會主義者，他對於生活中物質方麵的關注偶爾會讓人感覺驚訝。但是，在這座城市中大部分社會習俗的傳統被完全顛覆的現象也喚醒了他內心起來鬥爭的熱情。《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一書的開頭章節隱約提及了奧威爾最初的動機——“我是抱著撰寫報刊文章的念頭來到西班牙的”——他同時強調了一旦親身經曆不排除也會實際參與戰爭。在這種情況下，加入民兵組織似乎是唯一所能做的事情。加泰羅尼亞的革命氣息渲染了最簡單的社會行為。實際上，他的第一次體驗是緣於要給電梯侍者小費而受到飯店經理的責怪。無論如何，表麵看來，統治階級早已不複存在，而結果呢，卻是現實變得更加複雜。
當然，這種跡象在列寧營還不多見。奧威爾所遇到的本土西班牙人——另外隻有一個叫威廉姆斯的英國人——都是純粹的工人階級：鐵匠、看門人、工廠工人。他很快發現，這並非加入民兵部隊的大好時機：戰爭進行到6個月時，最初的民兵誌願軍大多疲憊不堪甚至犧牲。奧威爾被介紹到分隊指揮若斯·魯維勒之後，第2天就被派往阿拉貢前線，然而，他不得不等到下一個軍營配備齊全為止。與此同時，生活在一個西班牙民兵營也激起了他所有習慣性的厭惡情緒。部隊馬匹已經全部集中運往前線“但是，整個兵營仍然充斥著馬尿和腐爛的燕麥味。”戰士間相互傳遞飲水的公用水瓶也使他感到惡心，水瓶是玻璃做的，尖尖的瓶嘴，讓人不由想到醫院裏的床頭水瓶：奧威爾隻好要了一個杯子。除了肮髒、粗野的飲水設施以外，軍營的環境也更有一種整體混亂的感覺。軍服是一件一件地分發，新兵大多是來自巴塞羅那的各條後街，因為實在無法阻止他們不擁堵街道而被招募進來。然而更糟的是，部隊一方麵缺乏組織紀律，一方麵又充滿著民主化的精神。軍官們指責那些叫他們“長官”的士兵，要求他們更注重好的品質而不是部隊紀律。也許最糟糕的是，他們不接受任何武器訓練（實際上他們根本沒有武器：奧威爾猜想整個軍營隻有哨兵才有步槍），奧威爾也隻是在伊頓公學軍官訓練營中接受過舊式操練。“在西班牙交上朋友是多麽容易的事情啊！”奧威爾的知己不多，和人打交道又略顯含蓄，但是在西班牙，他卻能與西班牙工人階級相處愉快，盡管理解加泰羅尼亞方言還有很大困難，對他們的熱情好客以及對自己的加入報以普遍的讚揚而深受感動。
這時已經是1937年1月初了。在大量謠傳、拖延之後，部隊突然被通知2小時後開赴前線。軍營立刻充滿了一派婦女幫著丈夫、孩子收拾行李的景象。奧威爾不得不讓威廉姆斯的西班牙妻子教自己如何佩戴上新的皮子彈盒，她已經是7月街頭戰鬥的老兵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也是一本研究西班牙人性的書。從列寧營出發前幾小時就能看出幾點。尤其是奧威爾注意到，由於管理的混亂，人們為了自己所表現出來的禮節和過於注重形式。人們點燃火把，廣場一片紅旗的海洋，排好隊伍，人群一片喧囂、激動。政委在飄舞的大旗下用加泰羅尼亞語發表了演講——奧威爾覺得這聽起來更像紐倫堡[nuremberg，德國東南部城市——譯者注]集會的左翼版——在這之後，隊伍在羅希拉總參謀長喬治思·考普命令下，出發前往火車站（走了最長的路以獲取最廣泛的公眾影響），然後上火車，車上擠得滿滿的，以至於沒有坐的地方。隨後，他們以蝸牛爬行般的速度——奧威爾估計每小時不到20公裏的速度朝阿拉貢高原行進。從阿爾科比爾站，他們換乘卡車到達西塔默，然後向西來到麵向薩拉戈薩[zaragoza，西班牙東北部城市——譯者注]戰線的後方。隆冬季節，在海拔1500英尺以上的地方，充斥著嚴寒，以及奧威爾推斷出的戰爭中最獨特糞便和食物腐爛味道的混合氣味。尤其是阿爾科比爾，雖然還沒經受戰爭，但已經是一片肮髒的海洋。闊步邁向戰場後，此時的奧威爾發現自己正恐懼地注視著兩旁的士兵。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一路上為了保持士氣高昂，叫喊著口號，“聽起來像小貓的叫聲一樣悲哀”。前線的情況也同樣讓人喪氣，隻有一連串山頂“陣地”。在那些懸崖的縫隙中，奧威爾不停搜尋的眼睛很快發現了幾個月殘留下的垃圾廢物。在不遠處，沿著下一串山頂，偶爾能夠看到極細小的影子。那就是700碼以外的法西斯戰線。
奧威爾在阿拉貢前線已近5個月了。從軍事角度上說，這是一灘死水，激烈的戰爭發生在維斯卡省周圍，但奧威爾的部隊隻起了很小的作用。除此之外，就是夜間巡邏，狙擊手偶爾朝山穀裏放兩槍以及奧威爾稱作的“令人乏味和靜止的戰爭狀態的不安”。正如他後來所發現的，對於這種停滯有幾個很好理由。第一，是由於抵抗戰線的牢不可破，建立在山頂上俯視深穀。第二，是因為完全缺乏戰爭得以進行的大部分物資。比如說戰壕迫擊炮被視為太珍貴而不用，被保存在阿爾科比爾，大部分的步槍都沒有用。而且沒有地圖、圖表、測距儀、望遠鏡或雙筒望遠鏡、照明燈、維利式信號彈、金屬切割器或軍用機械工具。奧威爾對於自己也承認的混亂場景進行了描述，共和軍在阿拉貢陣線很大程度上無異於象征性的作戰，讀完這段描述後，不得不讓人感到震驚。奧威爾因此受到了一些左翼評論家的責難——相對於其他更寬泛、更理論意義上的抱怨，這還算是更具體、更切合實際的：他隱蔽起來了，正如其中一個評論家所說的“在毫無意義的戰線上……他根本沒起到任何有軍事意義的作用”。當然起的作用是不同程度的，並非所有人都起到軍事作用。奧威爾也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目前的無奈處境，於是，他在山頂的前幾周一直忙於實際的事情，寒冷的冬天置身於成堆的生鏽罐頭、老鼠以及糞便中，而並非直接處理常規事務。奧威爾悲哀地承認，在戰壕中，5件東西是至關重要的：木材、食物、煙草、蠟燭以及糟糕的第5件——敵人。保暖迅速成為前線生活的首要任務。一天夜晚值勤的時候，奧威爾仔細地逐條記下了自己所穿的衣服：一件厚防護衣和褲子、一件法蘭絨外衣、兩件套衫、一件羊毛上衣、一件豬皮外套、燈芯絨馬褲、護腿、厚襪子、靴子、一件軍大衣、一條圍巾、加襯的皮手套和一頂羊毛帽。
衛生設施是根本不存在的。部隊每天隻有一誇脫的水用來洗漱和飲用。士兵們的個人習慣更有待於提高。有人習慣在戰壕裏方便，“如果晚上經過時不得不繞道而行那真是令人惡心。”盡管條件十分簡陋，奧威爾對這段生活的描述還是充滿童趣的，有一種近似伊頓式的調侃口吻：“在黑暗的山穀裏不時有幾顆子彈嗖嗖而過，像紅腳鷸的叫聲一樣從頭頂掠過，感覺還是挺有趣的。”他還寫道，接下來的白天巡邏“也不失有幾分童子軍偵察的趣味”。然而，經常和奧威爾在一起的人不免會感到疑問，這到底怎麽理解呢？是無憂無慮還是自我貶低的表現？後來你會發現，這些描繪不過是奧威爾對於黑夜穿過西班牙山穀這段體驗的感觸罷了。與此同時，盡管戰爭顯示出奧威爾身上富有童真的一麵，但也賦予他某種權威。由於他比大多數戰士都年長而且有在緬甸警察局工作的經曆，因而更富有經驗。很快奧威爾就被提升為下士，由小分隊的指揮，一個20多歲的叫本傑明·列寧斯基的波蘭人掌管著10個人，向這些未經訓練的戰士發布命令。奧威爾在列寧營體驗到的第一次革命的紀律遠比他預期的更可靠，但是，訓練年輕人射擊和隱蔽的工作無法讓他最直接地接觸到戰爭。
此時家裏又傳來令人不安的消息。盡管奧威爾1937年頭3個月給艾琳的信以及她的回信沒能保存下來，但是，其中一些內容可以猜出來，尤其是不停爭取在春天出版《通向維根堤之路》一書。由於擔心書中第2部分會引起爭議，維克托·戈蘭茨最初想把這部分完全省略。為此他遭到摩爾和艾琳的強烈不滿。後來，他無法拒絕出版此書，同意讓步，自己給左派讀書會版本寫序，以此駁斥了他所認為對社會主義本質的不公正的評述。奧威爾害怕讀者會誤認為自己的書代表了3個人的觀點（戈蘭茨、斯特拉切·和哈羅德·拉斯克），成為左派讀書會“政策”的代言，1月11日，他又寫了一篇短小的文章，論述了對於社會主義“弊病”的看法，同時對蘇聯工會“鼓吹”的工業主義以及把蘇聯人民委員描述成“匪徒”的“極度輕率”都做了闡述。相比於奧威爾對於典型的社會主義者觀點“我對於各種種族的社會主義者都有廣泛的接觸，但我感覺這個整體還是建立在一個誤解的基礎上”來說，戈蘭茨對其第2段自傳性的開頭更感興趣（“實際上，我知道沒有哪個中產階級在書中如此直白地揭示自己是如何不體麵地被撫養並形成對自己廣大同胞的認識的”）戈蘭茨的介紹是一段輝煌時期的描述：思想崇高、真誠、痛苦地意識到對於忠實作者和主題的責任，同時又因為對蘇聯革命的成就如此外行受到質疑而感到極度沮喪。很顯然，盡管這些書能很快地出版，艾琳仍然一直盯著戈蘭茨。她在一個月裏寄往摩爾辦公室的信中表明很感謝書能很快出版，但校對要在出版社進行（以便她要24小時看）並且希望不做太大的“修改”。1937年初的其他信件中，艾琳附上了奧威爾來自前線的消息。奧威爾有空從西塔默寄來一張明信片，流露出對當地農民恬淡生活的羨慕之情，即使在房屋幾乎被炸彈完全毀壞，他們仍然能平靜地生活就像什麽也沒發生似的。艾琳透露，奧威爾對於被提升為下士並不覺滿意，因為他不得不很早就起床召集衛兵。然而也能獲得補償，那就是“在防空洞裏飲茶”。
艾琳剛結婚6個月，沒有固定職業，也不再參加在伯克貝克的講座，她非常想去西班牙。2月初，艾琳出發去巴塞羅那的約翰·麥克奈爾工作室做誌願者，此前不久她最後寫了一封信給摩爾，交代《通向維根堤之路》演示稿的事情(包括一份給“丹尼斯·科林斯夫人”的)。內莉姨媽被重新安排操持店鋪。這時，奧威爾的職位已經發生了改變。待在阿爾科比爾英國獨立公黨小組的3個星期裏，由於考慮到英國人在一起比較便利，威廉姆斯和奧威爾被派往蒙特奧斯科羅，與新進入的人員一起，往西幾英裏就是薩拉戈薩市。奧威爾非常喜歡他的幾位新同伴，有一個孤身的西班牙人雷蒙·威廉姆斯的姐夫，以及幾個本土的無政府主義者機槍手，奧威爾以一種非伊頓公學男舍監的口吻稱讚他們是“一群身心都極棒的人”。而他們這些人，除了幾個特別的人之外，也都很喜歡奧威爾。奧威爾在西班牙的親身經曆的記述更增添了自身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來源偶爾也會有所不同。即使在部隊，他的著裝也沒有準則可言，外表怪異而引來眾多非議。第一次戰後議會中成為工黨議員的鮑勃·愛德華茲還記得首次見到奧威爾的情形，他穿著奇怪的裝束：“穿燈芯絨馬褲，戴著卡其布綁腿，裹滿泥巴的大靴子，一件黃色的豬皮無袖外套，一頂咖啡色巴拉克拉瓦盔式帽，戴一條針織的土黃色圍巾，長長地一圈一圈地纏在脖子上一直裹到耳朵邊，肩挎一條老式德國步槍，腰帶上掛著兩支手榴彈。”隊伍裏的年輕人還能從他身上感到一種權威或專長：比如說，他能很熟練地取回土豆並在山坡上升起火。有人還記得一次夜晚月下巡邏，奧威爾安慰他：沒有必要蹲下，沒人會看見他。
奧威爾正是在這種西班牙內部混亂、形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來到了巴塞羅那的。當時，他對於戰爭造成的極度複雜的政治局勢不大了解，一心隻想消滅法西斯主義。那些他後來關於西班牙政治的觀點在此時才剛剛開始形成。到達加泰羅尼亞的中心之後，他就立即投入到馬克思聯盟工人黨支持者的行列中。但是，正如他所承認的，最初他還是同情那些至少看起來想把事情完成的共產主義者。然而，他也立即感受到人民陣線聯盟中的巨大分歧。對辛克萊勞特而言，當時依附於國際分隊中德國共產黨派的一個團體，這些現象從初秋以來他就已經明顯感覺到了。在與女朋友度假期間，辛克萊勞特來到巴塞羅那的主要大道蘭布拉斯大街最南端的一所舊房子的咖啡桌旁，他們剛坐定就有一支麥克風從陽台上降下來，一位女士拉過一把椅子就介紹自己說是來自真理電台（“唯一一家依據現實而非虛假”的電台）的記者。在閑聊了幾句關於阿拉貢陣線進程情況之後，辛克萊勞特表明自己還沒準備好接受訪問。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這裏是馬克思聯盟工人黨電台”，這位女記者突然插道，“我們不僅相信自由，而且正在實踐自由”，采訪顯然已經開始了。意識到自己犯了大錯之後，辛克萊勞特隻有匆忙撤離。
回顧起來，西班牙充滿了無數不同尋常的象征和體驗，也使奧威爾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所遭遇到事情的重大。在巴塞羅那的列寧兵營，即前一年夏天被接管並重新命名的騎兵指揮部，發生了一件事情。奧威爾在加入民兵部隊的前一天，一位意大利民兵以為他是英國誌願者，（激動地與他握手，久久說不出話來）。這次會麵也許是奧威爾所有詩中“意大利士兵和我握手”引用最多的。
我從你臉上能看到
任何力量無法做到
任何炸彈無法毀掉
你那水晶般的心靈
盡管不能忽視奧威爾內心浪漫的一麵，但他並不是個不切實際的社會主義者，他對於生活中物質方麵的關注偶爾會讓人感覺驚訝。但是，在這座城市中大部分社會習俗的傳統被完全顛覆的現象也喚醒了他內心起來鬥爭的熱情。《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一書的開頭章節隱約提及了奧威爾最初的動機——“我是抱著撰寫報刊文章的念頭來到西班牙的”——他同時強調了一旦親身經曆不排除也會實際參與戰爭。在這種情況下，加入民兵組織似乎是唯一所能做的事情。加泰羅尼亞的革命氣息渲染了最簡單的社會行為。實際上，他的第一次體驗是緣於要給電梯侍者小費而受到飯店經理的責怪。無論如何，表麵看來，統治階級早已不複存在，而結果呢，卻是現實變得更加複雜。
當然，這種跡象在列寧營還不多見。奧威爾所遇到的本土西班牙人——另外隻有一個叫威廉姆斯的英國人——都是純粹的工人階級：鐵匠、看門人、工廠工人。他很快發現，這並非加入民兵部隊的大好時機：戰爭進行到6個月時，最初的民兵誌願軍大多疲憊不堪甚至犧牲。奧威爾被介紹到分隊指揮若斯·魯維勒之後，第2天就被派往阿拉貢前線，然而，他不得不等到下一個軍營配備齊全為止。與此同時，生活在一個西班牙民兵營也激起了他所有習慣性的厭惡情緒。部隊馬匹已經全部集中運往前線“但是，整個兵營仍然充斥著馬尿和腐爛的燕麥味。”戰士間相互傳遞飲水的公用水瓶也使他感到惡心，水瓶是玻璃做的，尖尖的瓶嘴，讓人不由想到醫院裏的床頭水瓶：奧威爾隻好要了一個杯子。除了肮髒、粗野的飲水設施以外，軍營的環境也更有一種整體混亂的感覺。軍服是一件一件地分發，新兵大多是來自巴塞羅那的各條後街，因為實在無法阻止他們不擁堵街道而被招募進來。然而更糟的是，部隊一方麵缺乏組織紀律，一方麵又充滿著民主化的精神。軍官們指責那些叫他們“長官”的士兵，要求他們更注重好的品質而不是部隊紀律。也許最糟糕的是，他們不接受任何武器訓練（實際上他們根本沒有武器：奧威爾猜想整個軍營隻有哨兵才有步槍），奧威爾也隻是在伊頓公學軍官訓練營中接受過舊式操練。“在西班牙交上朋友是多麽容易的事情啊！”奧威爾的知己不多，和人打交道又略顯含蓄，但是在西班牙，他卻能與西班牙工人階級相處愉快，盡管理解加泰羅尼亞方言還有很大困難，對他們的熱情好客以及對自己的加入報以普遍的讚揚而深受感動。
這時已經是1937年1月初了。在大量謠傳、拖延之後，部隊突然被通知2小時後開赴前線。軍營立刻充滿了一派婦女幫著丈夫、孩子收拾行李的景象。奧威爾不得不讓威廉姆斯的西班牙妻子教自己如何佩戴上新的皮子彈盒，她已經是7月街頭戰鬥的老兵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也是一本研究西班牙人性的書。從列寧營出發前幾小時就能看出幾點。尤其是奧威爾注意到，由於管理的混亂，人們為了自己所表現出來的禮節和過於注重形式。人們點燃火把，廣場一片紅旗的海洋，排好隊伍，人群一片喧囂、激動。政委在飄舞的大旗下用加泰羅尼亞語發表了演講——奧威爾覺得這聽起來更像紐倫堡[nuremberg，德國東南部城市——譯者注]集會的左翼版——在這之後，隊伍在羅希拉總參謀長喬治思·考普命令下，出發前往火車站（走了最長的路以獲取最廣泛的公眾影響），然後上火車，車上擠得滿滿的，以至於沒有坐的地方。隨後，他們以蝸牛爬行般的速度——奧威爾估計每小時不到20公裏的速度朝阿拉貢高原行進。從阿爾科比爾站，他們換乘卡車到達西塔默，然後向西來到麵向薩拉戈薩[zaragoza，西班牙東北部城市——譯者注]戰線的後方。隆冬季節，在海拔1500英尺以上的地方，充斥著嚴寒，以及奧威爾推斷出的戰爭中最獨特糞便和食物腐爛味道的混合氣味。尤其是阿爾科比爾，雖然還沒經受戰爭，但已經是一片肮髒的海洋。闊步邁向戰場後，此時的奧威爾發現自己正恐懼地注視著兩旁的士兵。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一路上為了保持士氣高昂，叫喊著口號，“聽起來像小貓的叫聲一樣悲哀”。前線的情況也同樣讓人喪氣，隻有一連串山頂“陣地”。在那些懸崖的縫隙中，奧威爾不停搜尋的眼睛很快發現了幾個月殘留下的垃圾廢物。在不遠處，沿著下一串山頂，偶爾能夠看到極細小的影子。那就是700碼以外的法西斯戰線。
奧威爾在阿拉貢前線已近5個月了。從軍事角度上說，這是一灘死水，激烈的戰爭發生在維斯卡省周圍，但奧威爾的部隊隻起了很小的作用。除此之外，就是夜間巡邏，狙擊手偶爾朝山穀裏放兩槍以及奧威爾稱作的“令人乏味和靜止的戰爭狀態的不安”。正如他後來所發現的，對於這種停滯有幾個很好理由。第一，是由於抵抗戰線的牢不可破，建立在山頂上俯視深穀。第二，是因為完全缺乏戰爭得以進行的大部分物資。比如說戰壕迫擊炮被視為太珍貴而不用，被保存在阿爾科比爾，大部分的步槍都沒有用。而且沒有地圖、圖表、測距儀、望遠鏡或雙筒望遠鏡、照明燈、維利式信號彈、金屬切割器或軍用機械工具。奧威爾對於自己也承認的混亂場景進行了描述，共和軍在阿拉貢陣線很大程度上無異於象征性的作戰，讀完這段描述後，不得不讓人感到震驚。奧威爾因此受到了一些左翼評論家的責難——相對於其他更寬泛、更理論意義上的抱怨，這還算是更具體、更切合實際的：他隱蔽起來了，正如其中一個評論家所說的“在毫無意義的戰線上……他根本沒起到任何有軍事意義的作用”。當然起的作用是不同程度的，並非所有人都起到軍事作用。奧威爾也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目前的無奈處境，於是，他在山頂的前幾周一直忙於實際的事情，寒冷的冬天置身於成堆的生鏽罐頭、老鼠以及糞便中，而並非直接處理常規事務。奧威爾悲哀地承認，在戰壕中，5件東西是至關重要的：木材、食物、煙草、蠟燭以及糟糕的第5件——敵人。保暖迅速成為前線生活的首要任務。一天夜晚值勤的時候，奧威爾仔細地逐條記下了自己所穿的衣服：一件厚防護衣和褲子、一件法蘭絨外衣、兩件套衫、一件羊毛上衣、一件豬皮外套、燈芯絨馬褲、護腿、厚襪子、靴子、一件軍大衣、一條圍巾、加襯的皮手套和一頂羊毛帽。
衛生設施是根本不存在的。部隊每天隻有一誇脫的水用來洗漱和飲用。士兵們的個人習慣更有待於提高。有人習慣在戰壕裏方便，“如果晚上經過時不得不繞道而行那真是令人惡心。”盡管條件十分簡陋，奧威爾對這段生活的描述還是充滿童趣的，有一種近似伊頓式的調侃口吻：“在黑暗的山穀裏不時有幾顆子彈嗖嗖而過，像紅腳鷸的叫聲一樣從頭頂掠過，感覺還是挺有趣的。”他還寫道，接下來的白天巡邏“也不失有幾分童子軍偵察的趣味”。然而，經常和奧威爾在一起的人不免會感到疑問，這到底怎麽理解呢？是無憂無慮還是自我貶低的表現？後來你會發現，這些描繪不過是奧威爾對於黑夜穿過西班牙山穀這段體驗的感觸罷了。與此同時，盡管戰爭顯示出奧威爾身上富有童真的一麵，但也賦予他某種權威。由於他比大多數戰士都年長而且有在緬甸警察局工作的經曆，因而更富有經驗。很快奧威爾就被提升為下士，由小分隊的指揮，一個20多歲的叫本傑明·列寧斯基的波蘭人掌管著10個人，向這些未經訓練的戰士發布命令。奧威爾在列寧營體驗到的第一次革命的紀律遠比他預期的更可靠，但是，訓練年輕人射擊和隱蔽的工作無法讓他最直接地接觸到戰爭。
此時家裏又傳來令人不安的消息。盡管奧威爾1937年頭3個月給艾琳的信以及她的回信沒能保存下來，但是，其中一些內容可以猜出來，尤其是不停爭取在春天出版《通向維根堤之路》一書。由於擔心書中第2部分會引起爭議，維克托·戈蘭茨最初想把這部分完全省略。為此他遭到摩爾和艾琳的強烈不滿。後來，他無法拒絕出版此書，同意讓步，自己給左派讀書會版本寫序，以此駁斥了他所認為對社會主義本質的不公正的評述。奧威爾害怕讀者會誤認為自己的書代表了3個人的觀點（戈蘭茨、斯特拉切·和哈羅德·拉斯克），成為左派讀書會“政策”的代言，1月11日，他又寫了一篇短小的文章，論述了對於社會主義“弊病”的看法，同時對蘇聯工會“鼓吹”的工業主義以及把蘇聯人民委員描述成“匪徒”的“極度輕率”都做了闡述。相比於奧威爾對於典型的社會主義者觀點“我對於各種種族的社會主義者都有廣泛的接觸，但我感覺這個整體還是建立在一個誤解的基礎上”來說，戈蘭茨對其第2段自傳性的開頭更感興趣（“實際上，我知道沒有哪個中產階級在書中如此直白地揭示自己是如何不體麵地被撫養並形成對自己廣大同胞的認識的”）戈蘭茨的介紹是一段輝煌時期的描述：思想崇高、真誠、痛苦地意識到對於忠實作者和主題的責任，同時又因為對蘇聯革命的成就如此外行受到質疑而感到極度沮喪。很顯然，盡管這些書能很快地出版，艾琳仍然一直盯著戈蘭茨。她在一個月裏寄往摩爾辦公室的信中表明很感謝書能很快出版，但校對要在出版社進行（以便她要24小時看）並且希望不做太大的“修改”。1937年初的其他信件中，艾琳附上了奧威爾來自前線的消息。奧威爾有空從西塔默寄來一張明信片，流露出對當地農民恬淡生活的羨慕之情，即使在房屋幾乎被炸彈完全毀壞，他們仍然能平靜地生活就像什麽也沒發生似的。艾琳透露，奧威爾對於被提升為下士並不覺滿意，因為他不得不很早就起床召集衛兵。然而也能獲得補償，那就是“在防空洞裏飲茶”。
艾琳剛結婚6個月，沒有固定職業，也不再參加在伯克貝克的講座，她非常想去西班牙。2月初，艾琳出發去巴塞羅那的約翰·麥克奈爾工作室做誌願者，此前不久她最後寫了一封信給摩爾，交代《通向維根堤之路》演示稿的事情(包括一份給“丹尼斯·科林斯夫人”的)。內莉姨媽被重新安排操持店鋪。這時，奧威爾的職位已經發生了改變。待在阿爾科比爾英國獨立公黨小組的3個星期裏，由於考慮到英國人在一起比較便利，威廉姆斯和奧威爾被派往蒙特奧斯科羅，與新進入的人員一起，往西幾英裏就是薩拉戈薩市。奧威爾非常喜歡他的幾位新同伴，有一個孤身的西班牙人雷蒙·威廉姆斯的姐夫，以及幾個本土的無政府主義者機槍手，奧威爾以一種非伊頓公學男舍監的口吻稱讚他們是“一群身心都極棒的人”。而他們這些人，除了幾個特別的人之外，也都很喜歡奧威爾。奧威爾在西班牙的親身經曆的記述更增添了自身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來源偶爾也會有所不同。即使在部隊，他的著裝也沒有準則可言，外表怪異而引來眾多非議。第一次戰後議會中成為工黨議員的鮑勃·愛德華茲還記得首次見到奧威爾的情形，他穿著奇怪的裝束：“穿燈芯絨馬褲，戴著卡其布綁腿，裹滿泥巴的大靴子，一件黃色的豬皮無袖外套，一頂咖啡色巴拉克拉瓦盔式帽，戴一條針織的土黃色圍巾，長長地一圈一圈地纏在脖子上一直裹到耳朵邊，肩挎一條老式德國步槍，腰帶上掛著兩支手榴彈。”隊伍裏的年輕人還能從他身上感到一種權威或專長：比如說，他能很熟練地取回土豆並在山坡上升起火。有人還記得一次夜晚月下巡邏，奧威爾安慰他：沒有必要蹲下，沒人會看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