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海峽老頭、霞飛雙頰、提倡潛水的打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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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進入1927年，隨著時間一天天的流逝，瓊崖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項目一個個有條不紊的開展著，這個中國南端偏僻島嶼的麵貌日新月異，而與此同時，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行動也讓所有國人眼前一亮，心裏想著這亂世是不是終於要結束了，天下是不是要真正的大一統了。吞噬小說 www.tsxsw.com
可事實上，中華民族深重的苦難還遠沒有結束，隨著國民革命軍陸續占領南京，武漢等地，眼看著統一全國掌握政權在望，國民政府內各種勢力便紛紛跳了出來，各種醜態畢露，妄圖在未來的權力分配之中占據大頭。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裏，原本還算團結的國民政府內部矛盾終於愈演愈烈，到了爆發的邊緣。
李宗仁到達上海時，他所目睹的是：“全市群眾運動悉為紅星黨所操縱。工會擁有武裝糾察隊千餘人，終日遊行示威，全市騷然，稍不如意，便聚眾要挾，動輒數萬人，情勢洶洶，不可終日。”這種場景，令李宗仁大感震駭，而當時蔣介石也認為“上海情形已無法收拾”，終日深情沮喪。
而在湖北，自從國民革命軍占領武漢後，整個湖北便沸騰起來，大家都起來革命了。1926年7月底，湖北的農民協會會員，隻有7.2萬人，到1927年6月，國紅最後分裂之前，湖北正式成立的“縣農協”有22處，正在籌備的32處；“區農協”308個，鄉農協3852個；會員總人數達284萬餘人；“農民自衛隊”所擁有的快槍多達兩千餘支。有些地方的農民已開始暴動，搗毀了稅務局和禁煙局，聲勢極為浩大。
武漢成了罷工工人的天下，遊行示威，集會演講，成為人們每天必做的功課。紅星黨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常常派人混在集會的人群中，故意向演講者提問：“什麽是紅星黨？”“什麽是革命？”然後演講者就加以詳細宣講，於是紅星黨的主張迅速深入人心。
一位蘇聯顧問記述：“最底層的群眾不經上級主管部門的同意，就自行組織工會，而且各廠工會都是按行業組織的。無論你怎樣打聽工會的數目和工會會員的數目，都是毫無結果的，隻能憑印象粗略估計參加工會的大廠工人約為十六七萬。”據這位蘇聯人的統計，至1926年12月下旬，武漢的罷工達一百六十起，“就是說，幾乎每月罷工五十起，每天都有近兩起。參加罷工的總人數達二十萬。大部分罷工發生在半手工業式的小企業裏。”另據陳獨秀在**五大上提供的數字，至1927年4月，湖北有組織的工人為四十萬。甚至連要求房東減租的房客，也組織起自己的“工會”。
看著紅星黨如此爆炸式的發展，底層人民爆發出來的強大力量，國民黨內部的當權人物們慌了神，他們怕打下來的江山最終便宜了紅星黨，將自己排擠出權力的中央，再加上雙方階級立場的對立，最終蔣介石首先下定了決心要進行“清黨”！
然而，此時的國民黨內部由於和紅星黨的長期合作已經形成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可以說沒有任何人是單純的一黨身份，他們都或多或少的接觸過另外一方。如此錯綜複雜的關係再加上紅星黨人在北伐中作戰英勇，在軍中也早已擁有相當的實力，一旦施行“清黨”很難保證到底最終會有多少人支持他們，這就使得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當權派異常苦惱。
可就在蔣介石等人苦惱之時，由於工農運動發展過快，紅星黨的實力人員又遠遠不足，這就使得原本的革命運動之中不可避免的混進了大量別有用心的投機分子，讓工農運動變得越來越激烈，越來越難以控製。
當時湖南農**動中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都在鬥、打、掠之列。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穀、遊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湖南農**動考察報告》一文中也證實了這點。
這些行為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連李維漢都承認，“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穀、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這樣，各級政府都麵臨嚴重的財政危機。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淩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
而在城市裏，大量手持槍支、棍棒，頭戴五星藍帽的“工人糾察隊”，在一萬多名頸纏紅帶的勞動童子團配合下，頂風冒雨，呼嘯奔走於所有大街小巷，到處貼封條，今天扣貨、沒收，明天阻運、封廠；把“工賊”逐出廠門，把廠主、店主抓起來，插上牌子、戴上高帽遊街示眾。那些小店主、小商人，或者沒有加入工會的人、不願歸順革命的人，一聽見大街上傳來“萬歲”、“打倒”的口號聲，以及由遠而近的紛遝的腳步聲，就嚇得麵無人色，急忙關門閉戶，東躲**。
此時越發難以控製的工農運動將農村的地主階級和城市中的資產階級以及軍隊中大量的中下級軍官悉數推到了紅星黨的對立麵，從中立派甚至是左派轉變成了右派，加入到了蔣介石等人的陣營之中，令其大喜過望，當即開始著手準備亮起屠刀，企圖將這個自己通向獨裁寶座的絆腳石一舉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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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1日晚上，羅傑有些新神不寧，他在等待著，等待著一封回信。就連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當時發出那封警告信到底是一種什麽心態，即使對方相信了，並且及時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又能改變些什麽呢？懸殊的實力差距並非及時的情報能夠彌補。
“也許……我隻是想死在自己人手裏的冤魂少一些，求一個心理安慰罷了……”羅傑自嘲的笑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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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實上，中華民族深重的苦難還遠沒有結束，隨著國民革命軍陸續占領南京，武漢等地，眼看著統一全國掌握政權在望，國民政府內各種勢力便紛紛跳了出來，各種醜態畢露，妄圖在未來的權力分配之中占據大頭。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裏，原本還算團結的國民政府內部矛盾終於愈演愈烈，到了爆發的邊緣。
李宗仁到達上海時，他所目睹的是：“全市群眾運動悉為紅星黨所操縱。工會擁有武裝糾察隊千餘人，終日遊行示威，全市騷然，稍不如意，便聚眾要挾，動輒數萬人，情勢洶洶，不可終日。”這種場景，令李宗仁大感震駭，而當時蔣介石也認為“上海情形已無法收拾”，終日深情沮喪。
而在湖北，自從國民革命軍占領武漢後，整個湖北便沸騰起來，大家都起來革命了。1926年7月底，湖北的農民協會會員，隻有7.2萬人，到1927年6月，國紅最後分裂之前，湖北正式成立的“縣農協”有22處，正在籌備的32處；“區農協”308個，鄉農協3852個；會員總人數達284萬餘人；“農民自衛隊”所擁有的快槍多達兩千餘支。有些地方的農民已開始暴動，搗毀了稅務局和禁煙局，聲勢極為浩大。
武漢成了罷工工人的天下，遊行示威，集會演講，成為人們每天必做的功課。紅星黨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常常派人混在集會的人群中，故意向演講者提問：“什麽是紅星黨？”“什麽是革命？”然後演講者就加以詳細宣講，於是紅星黨的主張迅速深入人心。
一位蘇聯顧問記述：“最底層的群眾不經上級主管部門的同意，就自行組織工會，而且各廠工會都是按行業組織的。無論你怎樣打聽工會的數目和工會會員的數目，都是毫無結果的，隻能憑印象粗略估計參加工會的大廠工人約為十六七萬。”據這位蘇聯人的統計，至1926年12月下旬，武漢的罷工達一百六十起，“就是說，幾乎每月罷工五十起，每天都有近兩起。參加罷工的總人數達二十萬。大部分罷工發生在半手工業式的小企業裏。”另據陳獨秀在**五大上提供的數字，至1927年4月，湖北有組織的工人為四十萬。甚至連要求房東減租的房客，也組織起自己的“工會”。
看著紅星黨如此爆炸式的發展，底層人民爆發出來的強大力量，國民黨內部的當權人物們慌了神，他們怕打下來的江山最終便宜了紅星黨，將自己排擠出權力的中央，再加上雙方階級立場的對立，最終蔣介石首先下定了決心要進行“清黨”！
然而，此時的國民黨內部由於和紅星黨的長期合作已經形成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可以說沒有任何人是單純的一黨身份，他們都或多或少的接觸過另外一方。如此錯綜複雜的關係再加上紅星黨人在北伐中作戰英勇，在軍中也早已擁有相當的實力，一旦施行“清黨”很難保證到底最終會有多少人支持他們，這就使得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當權派異常苦惱。
可就在蔣介石等人苦惱之時，由於工農運動發展過快，紅星黨的實力人員又遠遠不足，這就使得原本的革命運動之中不可避免的混進了大量別有用心的投機分子，讓工農運動變得越來越激烈，越來越難以控製。
當時湖南農**動中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都在鬥、打、掠之列。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穀、遊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湖南農**動考察報告》一文中也證實了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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