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以後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資本家的黃金歲月，經過國內內戰時的混亂，經過1949年前夕去與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鮮的紅旗下舒了一口氣。他們在開始和平的年代裏，感到塵埃終於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話，在沒有戰爭、沒有潰兵、沒有黑社會敲詐的社會裏，會大有前途。就是像陸幼薇的丈夫這樣愛玩了一輩子的人，也在這時豪情萬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裏去。
杜佑良開起同德國做起了醫療器械的生意，並且開了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生意做起來了，陸幼薇開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
在香港，他們看到許多在上海過著安穩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個小小的混亂的半島上無所適從，香港在五十年代初與上海比起來，就像一個小縣城，而突然雲集了整整一個講上海話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裏生活過的精英階級，他們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繼續自己的生意，但在沒有發展起來的市場上很快一敗塗地。
在被當地穿香雲紗和木頭拖鞋的潮州人操縱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們輸了最後一根從上海帶來的金條以後，從上海來的時髦小姐們，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廳做了舞女，上海來的驕傲的小開們，也不得不賣掉了剛剛買的美國汽車。而大多數郭家的親戚們，開始迂徒到隔著一個太平洋的美國。
陸幼薇夫婦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發生的一切，當時他們還在心裏慶幸自己的選擇。慶幸自己沒有頭腦發熱，親手毀了自己的生活。像當時大多數留在大陸的資本家一樣，他們對五十年代初清明歡騰的社會抱著真切的好感。
很快，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讓陸幼薇告別一切美好，直麵嚴酷而真實的寒冬。1957年，杜佑良被劃成了右派，關進了監獄。陸幼薇一個人開回了丈夫丟在公司隨時即將報廢的福特車，從穿著法院製服的警察手裏接到丈夫作為現行反革命的判決書。看著所有的家產被沒收，被一一運走，而後，作為反革命的妻子。為丈夫償還欠著國家的十二萬人民幣。
替夫還債的陸幼薇自己也因為資本家的身份，被送到了資本家學習班學習。在學習班裏，她第一次學習怎麽樣用錘子把大石頭砸成一塊塊的小石頭，送去修路支援國家建設。
陸幼薇作為資本家的子女，文革期間自然是被革的重點對象。她被下放到農村去養豬。每天做著繁重的勞動，苟且地生存著。但是，骨子裏高傲的她卻從未在現實麵前低頭，即便慘到如此現狀內心仍然似火一般熾烈。
如果她當初逃到國外，也許就不會經曆萬般苦難，而是過著她大小姐的生活一直到老。這種生活固然優越，但優越的生活也往往會使人變得淺薄。而且如果那樣的話，她將一輩子也不會知道她原來是一個可以在腥臭的河塘裏用她那雙彈鋼琴的白皙的手指挖河泥的堅強女人。
然而，陸幼薇畢竟是女人。她的自尊和婉約後麵，藏著一些遭負心的傷痛。她愛上的真的是一個人見人愛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是一個無法滿足過居家生活的男子，1943年兒子出生時，陸幼薇難產，在醫院兩天生不下孩子來，女兒正在家裏靜養肺炎，丈夫還是去俱樂部玩牌到深夜回家，這是一個會讓你非常高興、但不會對你負起全部責任的丈夫。
最後，陸幼薇婚姻生活裏的那堵青磚牆，終於很沒詩意地被挖了出來。在四十年代的一個上海的晚上。陸幼薇由同學陪著，到一個年輕風流的寡婦家裏，把丈夫找了出來，並帶回自己的家。
她從來沒對人說過這件事。沒有說明，沒有抱怨，沒有揭露。這是因為陸幼薇的體貼，舊式女子的寬容，還是因為陸幼薇對一個永不靜心的男子的絕望？或者說，她明白自己選了這麽一個永遠新鮮的丈夫。就要拿出風箏線的勇敢？
多年之後，她很少提自己的丈夫，也很少提自己的感情。也許在曆史的塵埃落定之後，一切都隻是過眼的雲煙。她選擇了怎麽樣的生活，就得承擔什麽樣的生活。她選擇了什麽樣的男人，就得接受什麽樣的婚姻。
她在自己後來的回憶錄裏基本不多說她的丈夫，也不跟孩子們評論他們的父親。可是，她伏在丈夫的骨灰盒上哭著說一句話，她相信她是那個最懂他最體貼他甚至依然最欣賞他的人。
一九六四年，她被送到青浦鄉下的勞改地接受改造。她住的是原來的鴨棚。這段生活，她在自己的回憶錄裏這樣寫道：
先把稻草鋪在爛泥地上，然後，把鋪蓋鋪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東西全都濕了，不得不把它們統統拿到外麵去曬。當時，八個女人住一個小棚子，擠得連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邊的人吵醒了。鄉下廁所靠近一條小溪流。剛去的時候，她問別人到哪裏去拿水刷牙洗臉，他們告訴到溪流那裏去取水用。她拿著牙具到河岸上，看到人們在河邊上洗衣服，有人在那裏洗菜，讓她大吃一驚的是，還有人在上遊洗著他們的木頭馬桶！所以在開始的三天，她沒有刷牙洗臉。後來有人告訴她，她們每天喝的水也是從那條河裏打上來的，不過放了一些明礬在裏麵消毒。
從前她的生活是優渥的。可是，有一天，當生活奪走了她擁有過的一切，在貧民窟的煤球爐上，她還可以用鐵絲在煤火上烤出恰到火候的金黃的土司麵包來，她也可以用被煤煙熏得烏黑的鋁鍋蒸出彼得堡風味的蛋糕來，雖然沒有烤得那麽香。
她被改造得十足就是一個布衣女。她甚至比一般的布衣女經曆了更多艱難可怕困苦的事。但最終當她端正地坐在桌前，文雅地喝著紅茶，雪白的卷發上散發著洗發液的沁香，她所表現出來的教養裏，依然有一種芳香的、精致的、對生活微小而純正的堅持。
後來，她在美國遇到肯尼迪總統的遺孀傑奎琳，被問起她勞改的情況時，她優雅地直著背和脖子說：“勞動有利於我保持體型，不在那時急劇發胖。”對一個經曆坎坷的婦人來說，對別人為自己感到不公的經曆保持沉默，是一個女子極大的自尊。不管生活給與了她什麽，她都會高昂著她的下巴，坦然接受。也許，這就是貴族。(未完待續。)
杜佑良開起同德國做起了醫療器械的生意，並且開了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生意做起來了，陸幼薇開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
在香港，他們看到許多在上海過著安穩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個小小的混亂的半島上無所適從，香港在五十年代初與上海比起來，就像一個小縣城，而突然雲集了整整一個講上海話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裏生活過的精英階級，他們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繼續自己的生意，但在沒有發展起來的市場上很快一敗塗地。
在被當地穿香雲紗和木頭拖鞋的潮州人操縱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們輸了最後一根從上海帶來的金條以後，從上海來的時髦小姐們，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廳做了舞女，上海來的驕傲的小開們，也不得不賣掉了剛剛買的美國汽車。而大多數郭家的親戚們，開始迂徒到隔著一個太平洋的美國。
陸幼薇夫婦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發生的一切，當時他們還在心裏慶幸自己的選擇。慶幸自己沒有頭腦發熱，親手毀了自己的生活。像當時大多數留在大陸的資本家一樣，他們對五十年代初清明歡騰的社會抱著真切的好感。
很快，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讓陸幼薇告別一切美好，直麵嚴酷而真實的寒冬。1957年，杜佑良被劃成了右派，關進了監獄。陸幼薇一個人開回了丈夫丟在公司隨時即將報廢的福特車，從穿著法院製服的警察手裏接到丈夫作為現行反革命的判決書。看著所有的家產被沒收，被一一運走，而後，作為反革命的妻子。為丈夫償還欠著國家的十二萬人民幣。
替夫還債的陸幼薇自己也因為資本家的身份，被送到了資本家學習班學習。在學習班裏，她第一次學習怎麽樣用錘子把大石頭砸成一塊塊的小石頭，送去修路支援國家建設。
陸幼薇作為資本家的子女，文革期間自然是被革的重點對象。她被下放到農村去養豬。每天做著繁重的勞動，苟且地生存著。但是，骨子裏高傲的她卻從未在現實麵前低頭，即便慘到如此現狀內心仍然似火一般熾烈。
如果她當初逃到國外，也許就不會經曆萬般苦難，而是過著她大小姐的生活一直到老。這種生活固然優越，但優越的生活也往往會使人變得淺薄。而且如果那樣的話，她將一輩子也不會知道她原來是一個可以在腥臭的河塘裏用她那雙彈鋼琴的白皙的手指挖河泥的堅強女人。
然而，陸幼薇畢竟是女人。她的自尊和婉約後麵，藏著一些遭負心的傷痛。她愛上的真的是一個人見人愛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是一個無法滿足過居家生活的男子，1943年兒子出生時，陸幼薇難產，在醫院兩天生不下孩子來，女兒正在家裏靜養肺炎，丈夫還是去俱樂部玩牌到深夜回家，這是一個會讓你非常高興、但不會對你負起全部責任的丈夫。
最後，陸幼薇婚姻生活裏的那堵青磚牆，終於很沒詩意地被挖了出來。在四十年代的一個上海的晚上。陸幼薇由同學陪著，到一個年輕風流的寡婦家裏，把丈夫找了出來，並帶回自己的家。
她從來沒對人說過這件事。沒有說明，沒有抱怨，沒有揭露。這是因為陸幼薇的體貼，舊式女子的寬容，還是因為陸幼薇對一個永不靜心的男子的絕望？或者說，她明白自己選了這麽一個永遠新鮮的丈夫。就要拿出風箏線的勇敢？
多年之後，她很少提自己的丈夫，也很少提自己的感情。也許在曆史的塵埃落定之後，一切都隻是過眼的雲煙。她選擇了怎麽樣的生活，就得承擔什麽樣的生活。她選擇了什麽樣的男人，就得接受什麽樣的婚姻。
她在自己後來的回憶錄裏基本不多說她的丈夫，也不跟孩子們評論他們的父親。可是，她伏在丈夫的骨灰盒上哭著說一句話，她相信她是那個最懂他最體貼他甚至依然最欣賞他的人。
一九六四年，她被送到青浦鄉下的勞改地接受改造。她住的是原來的鴨棚。這段生活，她在自己的回憶錄裏這樣寫道：
先把稻草鋪在爛泥地上，然後，把鋪蓋鋪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東西全都濕了，不得不把它們統統拿到外麵去曬。當時，八個女人住一個小棚子，擠得連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邊的人吵醒了。鄉下廁所靠近一條小溪流。剛去的時候，她問別人到哪裏去拿水刷牙洗臉，他們告訴到溪流那裏去取水用。她拿著牙具到河岸上，看到人們在河邊上洗衣服，有人在那裏洗菜，讓她大吃一驚的是，還有人在上遊洗著他們的木頭馬桶！所以在開始的三天，她沒有刷牙洗臉。後來有人告訴她，她們每天喝的水也是從那條河裏打上來的，不過放了一些明礬在裏麵消毒。
從前她的生活是優渥的。可是，有一天，當生活奪走了她擁有過的一切，在貧民窟的煤球爐上，她還可以用鐵絲在煤火上烤出恰到火候的金黃的土司麵包來，她也可以用被煤煙熏得烏黑的鋁鍋蒸出彼得堡風味的蛋糕來，雖然沒有烤得那麽香。
她被改造得十足就是一個布衣女。她甚至比一般的布衣女經曆了更多艱難可怕困苦的事。但最終當她端正地坐在桌前，文雅地喝著紅茶，雪白的卷發上散發著洗發液的沁香，她所表現出來的教養裏，依然有一種芳香的、精致的、對生活微小而純正的堅持。
後來，她在美國遇到肯尼迪總統的遺孀傑奎琳，被問起她勞改的情況時，她優雅地直著背和脖子說：“勞動有利於我保持體型，不在那時急劇發胖。”對一個經曆坎坷的婦人來說，對別人為自己感到不公的經曆保持沉默，是一個女子極大的自尊。不管生活給與了她什麽，她都會高昂著她的下巴，坦然接受。也許，這就是貴族。(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