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著大勝之機，方懷向奕忻、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提出了在各地興辦新式學堂之事。一場大勝，民心民氣都是成倍地增長，若不是方懷派兵保護，法國使館恐怕已經被砸了。這在中法之戰前幾乎是不可能生的事。《大清日報》在方懷的授意下報道了巴士海戰的全過程，這份報紙鄭觀應的報館被迫加印了三次仍迅被兜售一空。
到了後來，這場海戰甚至被藝人編成了評書，在民間廣泛流傳，當聽到徐長順、林國祥逆襲法國艦隊，全場少有不掉淚的，而直接的結果就是報考江南海軍學院和福建船政學堂的人比報考其它大學的人要多出好幾倍。各鄉各村有個在水師當兵的都成了嶽武穆式的人物，比出個縣老爺還光榮，各家的姑娘過身的時候都要多看幾眼。
如今軍機處六人不是對我馬是瞻的奕?、崇厚，就是屬於洋務派的奕忻、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奕忻管著總理衙門和禮部，奕?署理刑部，李鴻章是戶部尚書，左宗棠是兵部尚書，彭玉麟是吏部尚書，崇厚是工部尚書，很多時候我幹脆繞過廷議，直接通過軍機處處理朝政和給地方督撫旨意，省得一天到晚看著朝廷裏那些昏聵的官員心裏煩。
但李鴻章等人聽我完竟然都麵有難色，方懷不禁審視自己的話，有什麽問題嗎？
“各位臣公有話請，你們都是我大清的股肱之臣，見識經驗均遠勝於朕，朕的話有不妥之處你們隻管。”
奕忻依舊是不話，老神在在的樣子。還是李鴻章開口道：“皇上欲倡西學，我等自是全力支持，隻是要在全國各縣府興建新式學堂需皇上詔明告天下，這必然引來許多朝中非議，而如果皇上通過軍機處行文各省，臣怕西北、西南之省不會奉詔。”
“此是為何？”
“啟稟皇上，這些省受洋人所害尚，不明西學於我大清之利，臣以為可在一府一省先試行，見其利弊，再推而廣之。朝廷官員見於我大清有利也自無話可。”
這時左宗棠也站出來道：“皇上讓所有適齡童子入學就讀，這男女之防也會引起朝廷非議，還需想個妥善之策。”
方懷一聽頓時一個頭兩個大，最後和他們定下先在江、浙、閩、粵四省推行，以後再逐步擴大，爭取在五年內推廣到全國。而這四省凡適齡童子必須入縣學就讀六年，否則其父母以違製關押。不過為了減阻力，隻是硬性規定了男子必須就讀，而女子則是自願就讀。
看到自己原來的計劃被七減八扣改得麵目全非的樣子，方懷心中不禁升起一種無奈，在中國要想改革就是這麽難。
然而就算我進行了這麽多的妥協，這場普及義務教育的改革依然不是一帆風順，當方懷讓張之洞、劉坤一他們把新學堂建起來後，前來應聘作先生人卻是寥寥無幾，大部分大學畢業的學子竟然都被那些興辦的工廠搶了去，畢竟那些工廠優厚的薪水可不是在學堂裏當先生的那幾個錢可以比的。這樣的結果不禁讓方懷目瞪口呆，總不能讓那些工廠不準招這些學子吧，何況這些工廠能意識到知識人才的重要也是於國於民有利的事情，但自己懷普及義務教育的師資力量從哪裏來呢？方懷把自己關在書房內苦苦思索。
現在國家的情況不可能給他們太高的薪水，而如果強製大學畢業的學子到學堂供職呢？這麽做或許能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但長期看絕對是一項弊政，人力資源分配到後世已經是一門科學，它受市場等很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大學的學子無疑處於這種金字塔的端，強製安排他們的去向，即使他們接受了也心不在焉，而另一方麵，出路無憂也會讓一些學生在考上大學後不知長進，就像後世的大學分配製度一樣。所以對他們的安排隻能引導不能強製。
三天後，一道旨意通過軍機處出。今後凡在縣學中供職的學子朝廷授予秀才身份，在府學中供職的學子一律授予舉人身份，見官不拜。中國是個等級製度森嚴的國家，在南北朝時期官本位體製就已經形成了，講究“學而優則仕”。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人為了求個秀才舉人的身份皓窮經，一生苦苦追尋，而在國人眼裏有個秀才舉人的身份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這對剛剛從大學裏出來的學子不能不是很大誘惑。
而且，方懷醞釀已久的科舉改革也將要開始了。
那一場反貪汙運動讓不少人丟了官，空出來的位子讓國家一些部門的運行都出現了問題，解決的辦法隻有補充一批新鮮血液。而現在選拔官吏的手段隻有科舉，，兩年前自己剛剛親政，又要準備迎接中法之戰，結果那場大比選出來的官員隻有劉光第和康有為自己還看得上眼，所以科舉是不得不改了。
隻是這次科舉的改革卻沒法繞過廷議直接用軍機處行文了，這必然又要戳痛朝廷裏那些胡子一大把的官員了。
其實對於科舉製度的優劣後世也有較大的爭論，很多人提到科舉製度時，總是片麵地痛斥其腐朽，而一等到高考結束，眾多媒體便搶著捧那些所謂的“高考狀元”，這足以讓人思索。
一、科舉製度是否可以選拔真才；二、科舉製度是否造成中國科技展遲滯；三、科舉製度是否做到公正公平。這是科舉製度爭論的三對主要矛盾，而在我看來這三對矛盾並非是不可調和的。
科舉製度確實選拔了不少人才，從隋唐至明清一千三百年間多數政治家都是科第中人，連清末激烈批判科舉的康有為、梁啟、張之洞、嚴複等人也是科舉出身，但科舉製也同時降低了人才產生的概率，造就了一大批庸才，範進、孔乙己並非是無中生有，不過這是由於科舉考試內容造成的，並非是不可改變。
中國科技技術展的遲滯，方懷認為與其是科舉製度造成的還不如是宋朝以來的程朱理學造成的。基於中國傳統文化和思維方式，中國古代曆來重治術輕技術，人文學科高度達，自然科學地位低下，程朱理學和八股取士更是把這種思維推到了一個巔峰。
至於科舉製度的公證性，雖然應考者還深受經濟條件、社會地位和主考官人選等方麵因素的影響，但隨著生產力的展這也並非是不可改變的，就像現在京浦路修通後，以前進京趕考要走數月現在隻需兩日就可以到了。
不過一千道一萬，科舉製度展到今天已經到了不可不改的地步。要知道科舉選出來的直接就是國家的官員，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了這個政府的形象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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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後來，這場海戰甚至被藝人編成了評書，在民間廣泛流傳，當聽到徐長順、林國祥逆襲法國艦隊，全場少有不掉淚的，而直接的結果就是報考江南海軍學院和福建船政學堂的人比報考其它大學的人要多出好幾倍。各鄉各村有個在水師當兵的都成了嶽武穆式的人物，比出個縣老爺還光榮，各家的姑娘過身的時候都要多看幾眼。
如今軍機處六人不是對我馬是瞻的奕?、崇厚，就是屬於洋務派的奕忻、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奕忻管著總理衙門和禮部，奕?署理刑部，李鴻章是戶部尚書，左宗棠是兵部尚書，彭玉麟是吏部尚書，崇厚是工部尚書，很多時候我幹脆繞過廷議，直接通過軍機處處理朝政和給地方督撫旨意，省得一天到晚看著朝廷裏那些昏聵的官員心裏煩。
但李鴻章等人聽我完竟然都麵有難色，方懷不禁審視自己的話，有什麽問題嗎？
“各位臣公有話請，你們都是我大清的股肱之臣，見識經驗均遠勝於朕，朕的話有不妥之處你們隻管。”
奕忻依舊是不話，老神在在的樣子。還是李鴻章開口道：“皇上欲倡西學，我等自是全力支持，隻是要在全國各縣府興建新式學堂需皇上詔明告天下，這必然引來許多朝中非議，而如果皇上通過軍機處行文各省，臣怕西北、西南之省不會奉詔。”
“此是為何？”
“啟稟皇上，這些省受洋人所害尚，不明西學於我大清之利，臣以為可在一府一省先試行，見其利弊，再推而廣之。朝廷官員見於我大清有利也自無話可。”
這時左宗棠也站出來道：“皇上讓所有適齡童子入學就讀，這男女之防也會引起朝廷非議，還需想個妥善之策。”
方懷一聽頓時一個頭兩個大，最後和他們定下先在江、浙、閩、粵四省推行，以後再逐步擴大，爭取在五年內推廣到全國。而這四省凡適齡童子必須入縣學就讀六年，否則其父母以違製關押。不過為了減阻力，隻是硬性規定了男子必須就讀，而女子則是自願就讀。
看到自己原來的計劃被七減八扣改得麵目全非的樣子，方懷心中不禁升起一種無奈，在中國要想改革就是這麽難。
然而就算我進行了這麽多的妥協，這場普及義務教育的改革依然不是一帆風順，當方懷讓張之洞、劉坤一他們把新學堂建起來後，前來應聘作先生人卻是寥寥無幾，大部分大學畢業的學子竟然都被那些興辦的工廠搶了去，畢竟那些工廠優厚的薪水可不是在學堂裏當先生的那幾個錢可以比的。這樣的結果不禁讓方懷目瞪口呆，總不能讓那些工廠不準招這些學子吧，何況這些工廠能意識到知識人才的重要也是於國於民有利的事情，但自己懷普及義務教育的師資力量從哪裏來呢？方懷把自己關在書房內苦苦思索。
現在國家的情況不可能給他們太高的薪水，而如果強製大學畢業的學子到學堂供職呢？這麽做或許能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但長期看絕對是一項弊政，人力資源分配到後世已經是一門科學，它受市場等很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大學的學子無疑處於這種金字塔的端，強製安排他們的去向，即使他們接受了也心不在焉，而另一方麵，出路無憂也會讓一些學生在考上大學後不知長進，就像後世的大學分配製度一樣。所以對他們的安排隻能引導不能強製。
三天後，一道旨意通過軍機處出。今後凡在縣學中供職的學子朝廷授予秀才身份，在府學中供職的學子一律授予舉人身份，見官不拜。中國是個等級製度森嚴的國家，在南北朝時期官本位體製就已經形成了，講究“學而優則仕”。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人為了求個秀才舉人的身份皓窮經，一生苦苦追尋，而在國人眼裏有個秀才舉人的身份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這對剛剛從大學裏出來的學子不能不是很大誘惑。
而且，方懷醞釀已久的科舉改革也將要開始了。
那一場反貪汙運動讓不少人丟了官，空出來的位子讓國家一些部門的運行都出現了問題，解決的辦法隻有補充一批新鮮血液。而現在選拔官吏的手段隻有科舉，，兩年前自己剛剛親政，又要準備迎接中法之戰，結果那場大比選出來的官員隻有劉光第和康有為自己還看得上眼，所以科舉是不得不改了。
隻是這次科舉的改革卻沒法繞過廷議直接用軍機處行文了，這必然又要戳痛朝廷裏那些胡子一大把的官員了。
其實對於科舉製度的優劣後世也有較大的爭論，很多人提到科舉製度時，總是片麵地痛斥其腐朽，而一等到高考結束，眾多媒體便搶著捧那些所謂的“高考狀元”，這足以讓人思索。
一、科舉製度是否可以選拔真才；二、科舉製度是否造成中國科技展遲滯；三、科舉製度是否做到公正公平。這是科舉製度爭論的三對主要矛盾，而在我看來這三對矛盾並非是不可調和的。
科舉製度確實選拔了不少人才，從隋唐至明清一千三百年間多數政治家都是科第中人，連清末激烈批判科舉的康有為、梁啟、張之洞、嚴複等人也是科舉出身，但科舉製也同時降低了人才產生的概率，造就了一大批庸才，範進、孔乙己並非是無中生有，不過這是由於科舉考試內容造成的，並非是不可改變。
中國科技技術展的遲滯，方懷認為與其是科舉製度造成的還不如是宋朝以來的程朱理學造成的。基於中國傳統文化和思維方式，中國古代曆來重治術輕技術，人文學科高度達，自然科學地位低下，程朱理學和八股取士更是把這種思維推到了一個巔峰。
至於科舉製度的公證性，雖然應考者還深受經濟條件、社會地位和主考官人選等方麵因素的影響，但隨著生產力的展這也並非是不可改變的，就像現在京浦路修通後，以前進京趕考要走數月現在隻需兩日就可以到了。
不過一千道一萬，科舉製度展到今天已經到了不可不改的地步。要知道科舉選出來的直接就是國家的官員，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了這個政府的形象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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