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佩/紅岩文學雜誌社常務副總編輯


    2003年,我從天上回到人間居住兩年有餘,已漸漸適應久違了的人氣和煙火味,命運再無波瀾,心境安謐,生活也開始有了些小模樣。這期間,我讀到一個冠名“隔牆有耳”的短篇小說,於無聲處,開始震驚於人類社會中的某一款人際關係,被描寫到極致和出格。隨後,我結識到在地球上住了二十多年的作者李黎,源源不斷地讀到他更多的小說。這些作品中,作者深諳世事所散發出的敘述語感,令讀者回味綿長的語言跟筆觸,使我聯想起同一時期的一部小成本電影《這個男人來自地球》,甚至妄想著李黎和影片中的講述者約翰(自述為耶穌)一樣,已在地球上活了一萬四千年。話說這位曾經的史前穴居人、人類曆史的完整經曆者約翰,在電影中持續講述著各個時代人類的故事,且一直停留在三十五歲,永不衰老。回觀李黎,二十郎當,事實上的毛頭小夥一枚,其時,他的小說寫作剛剛起步未久,但敘述口氣卻和疑似耶穌的老約翰驚人地相似。


    時至今日,我常常還是會有個錯覺,今年三十五歲的小說家李黎,其實就是《這個男人來自地球》中的講述者約翰。基於他的小說呈現出來的古老的和新鮮的人類景觀,他已在地球上生活上萬年,如今作為敘述者的李黎正經曆著一個三十五歲的輪回,他要講述的,正是這一輪回中正在發生的事。每當我進入這樣的想象之中,渾身上下,即刻被時間帶來的驚悚所包圍。但不一樣的是,由於某種可觸碰的即視感,這時,現實感極強的李黎,既不像那個穿梭於時空次元的講述者,甚至不像是一個天馬行空的作家,更像是他自己小說中的一個實實在在的小人物,是由n個被他塑造和虛構出來的人格組合而成。由此,在我這裏,李黎和李黎的小說,具備了更為豐富的文學內涵,那就是“現實感”和“非常現實感”。作為他的責編,十多年來,我不斷地讀到李黎的新作,整個流程約莫是這樣:有時他是在頭天把一個小說寫好,第二天改畢,當晚用qq傳送過來,我在第三天淩晨讀完並在第四天決定刊發。又或者是許久沒有他的消息,半年後通過電子郵箱發來一堆中短篇小說,那時,就有一堆疑似李黎的小說人物在眼前晃悠,參與我的生活,從未中斷。直到去年的一個詩歌筆會上,常年住在郵箱裏的李黎,qq、博客和微信中的李黎,在我看來已具有電子化人格的李黎,用碳水化合物+蛋白質的固體結構,出現在一堆——以氣體為主的詩人中間。


    那時,小說家李黎另有一個詩人身份,他用如斯語氣寫詩:“父母進入晚年,家中的一切開始靜止。”不帶抒情而喚起詩性的,卻依然是敘事的方式。正如我預感到的那樣,接下來他會在詩歌中這樣敘述:“家中唯一的生機,是遙遠的子女偶爾回來……”這一下,又把我拉回到李黎的小說中去,是接下來的這一句,把詩歌開篇的現實逼仄和窒息的生活常態,置換到一個有長度,有煙火味,有人際發生和有想象力的書寫空間,甚至是,將這些能源輸送到一個遼闊的敘事語境中去。於是,從中加深了我對李黎文學的認知。我明白他從“飯桌上有一隻大雁”,這樣極端的和殘酷的視覺中,漸漸養成悖論特質和陌生化的書寫方式,並從中獲取文學性。


    平頭、濃眉,體膚略顯黝黑,麵上殘留著少許未曾剃除完全的胡須,南方人常見的歡實的小身板上,有南京京郊僻靜的巷陌,或寂寥村落生成的生活氣,淡定、深沉和寵辱不驚,甚或,有某種宿命的氤氳。這樣的氣息和氛圍不是出自對書本的閱讀,也不是旅行,貌似更多來自祖傳的民間經驗和生活智慧。或許,這些都能從李黎偶爾泛著狡黠的眼光中透露出來。


    就這樣,通過李黎,我認識了生活於地球上另一種邏輯空間裏的族類,認識了小說人物杜大偉、陳尚龍,認識了杜大偉和陳尚龍周邊的人事和人際。有時是化身主人公“我”的——陳尚龍的同窗、叔伯、表哥,有時是他們生活的對象和對立,尤為奇妙的是,還結識到一隻名叫安德烈·曹寇的鳥(那個作品是李黎另一文學空間裏的書寫潛能,像是他寫作行為中的一個意外事件,始於這隻鳥也暫時終於這隻鳥,尚待開發)。無論是人還是鳥,這些主人公都有著南方人古老的散漫氣質,但是由於他們生活於當代,而顯得並不那麽自由。他們有某種樂此不疲的“生計遊戲”跟日常“耍事”,卻又談不上盡興和徹底,甚至,在某個界限邊沿,陳尚龍們耍得也還算歡實,見縫插針,遊刃有餘,糾纏不休,呈現出時間和生活的本性細水長流,因此命運從未終結,但時有阻滯,其結果,卻總是以失敗告終或與沮喪結伴而行,具備了濃烈的和曖昧的悲劇氣息,透出一種我們接觸得越來越多的現代性的深度荒誕。究其根本,是因為他們的現實理想和欲望,與當下的某些人類體製和身心界限,甚至是與人類的宿命發生了劇烈的衝突,由此形成陳尚龍們這樣一個族類的命運特征。


    去年、前年,從未脫俗的我曾隨周圍的其他地球人一道,追過一個通俗美劇《穹頂之下》。該劇腳本改編自斯蒂芬·金的同名暢銷小說,劇情以一個名為切斯特磨坊的小鎮為背景,說的是某天,一個從天而降且堅不可摧的“穹頂”斷絕了小鎮和外界的一切聯係,同時也終結了小鎮維持多年的平靜假象。追看兩季,明白該劇並非傳說中的科幻片,顯而易見,編劇的目的是要展示和探究——某種象征著封閉的人類體製,或被孤立於其他人類的命運,某種非常態的現實,如穹頂一般落下之後,其中的各種人格裂變和人性的種種反應。


    閱讀各個時期李黎的小說,即便是在新作《還債》、《人工湖》和《尚龍小傳》等作品中,同樣能感受到如上述《穹頂之下》——某種被無形或透明的穹頂“畫地為牢”,隨後,深陷其中各種人格所發生的轉化或劇變,最後出現人性紛呈的現世景象,以彌補和豐富我們的視覺盲區,獲取隨之而來的通鑒和警醒。不同於美劇的是,李黎在人物安排上(事實上也是基於中短篇小說的體量和結構的考慮),盡量使用了減法,把各種人格的出離或聚合,於某一個極盡現實的人物身上,集於一身。對比這三個中短篇共同的主人公陳尚龍——基於敘述者“我”的身份的轉換變化:《還債》中陳尚龍的表叔、《尚龍小傳》中的同窗、《人工湖》中的表哥,將主人公置放於不同的現實視角和心理變化當中,多側麵多角度洞悉身心的轉化過程,呈現出一種“立體人物”的即視感。當我們於各個敘述場景,與不同時空裏的陳尚龍相遇,總是會有《這個男人來自地球》的講述者約翰的類似感受,那就是無論人類社會如何演變,人性的基本卻大致相同,隻不過,人物所處境況不再一樣,即便是在一萬年之前和一分鍾之後。


    小說的基本法則從未改變,但風格和技術卻代代不同(如今的變化速度或許尤以季度為單位,是上一季跟下一季的區分)。這或許與各個時代和時期,人類生活的“變態”即成常態(瞬息變化中的常態)和隨之而來的文化語境,對小說的要求各有不同有關。自有小說這門藝術以來,人類從未中斷對所經曆時代小說痕跡的記錄,在小說的諸多傳播渠道中,尤其是在紙質時代,給我們留下較多深刻的印記和經驗。當我們沉浸於當下語境,用如今的文化視覺和文學思維,觀照過往時代的小說作品時,無論是小說《紐約客》表現出來的辭藻矯飾和語言直白,還是一個時期《收獲》等小說基於偽先鋒,而泛起的語焉不詳跟嘩眾取寵之嫌疑,都會給身處於當下身心狀態的我們和我們的真實閱讀帶來較多不適。如今的小說家要勉為其難模仿莫言和餘華,則同樣會冒著上一代作家曾經經曆過的諸多風險和慘痛教訓,深陷於類似他們當年集體難逃馬爾克斯們小說陰影的處境之中。事實上,從眼下李黎小說可持續發展的端倪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小說寫作和閱讀,隻需回到地球上我們自己的這一片文學疆域,或穹頂之下,理清一條線索和思路,那就是類似李黎們在他們的每一篇作品中,提出的一個隱形的問題:我們這種人(比如陳尚龍們),是怎麽經曆的我們這麽一種境況?而無須借助於貌似“經典”的莫言或馬爾克斯,甚至無須借助於《這個男人來自地球》中——那個莫須有的上帝——老約翰的方式。


    2015.5.10?匆於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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