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將李陵（轉貼）
我是阿鬥，我不用人扶 作者：司雨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漢將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交相逾。風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複去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藝文類聚卷二十九-李陵贈蘇武別詩》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在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已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慰我平生親。”
－－－《藝文類聚卷二十九-蘇武贈李陵別詩》
（一）
穿越於儒家忠孝思想所浸淫之中國動蕩多變的曆史中的一個十分重要主題，即所謂的忠奸之辨。浩如煙海的曆史巨帙中，每當遇到給一個曆史人物進行蓋棺定論時，總免不了要讓他在此一天平上過過秤，並將其中之行為昭彰者，分列入諸如“忠臣傳”或“奸臣傳”之中，褒其忠而貶其惡，以或垂範、或警示後人。雖偶有因修史者受主觀或客觀之局限而其評或有失處，但總的來說，此一忠奸之辯，仍是中華文化所以能從一終始的重要精神脈索。
中國漫長的曆史上，忠臣無數，而奸賊亦不堪數計。前者如嶽飛文天祥史可法，為千古景仰；後者如秦檜吳三桂汪精衛，被萬世唾棄。然而鮮有如漢將李陵這樣的讓人又痛恨又同情者：人們不齒其之臨難變節之舉，而他的不幸遭遇，卻能甚至在他生前，即贏得不少人的深深同情；更有史家司馬遷為他而受宮刑之難。他竟能在忠奸分明的帝製時代，獲得相對之解脫，成為一個異數。因此，如果試圖了解我們文化傳統中的忠奸原則，無論如何都不能錯過李陵這個特殊的曆史典型。
長期困擾曆代中原統治者的一個重大問題，即北部邊患。尤其在冷兵器時代，習於“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的彪悍凶猛的北方遊牧民族，相對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聚集而居的中原農耕民族，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到了漢初，問題日趨嚴重。
漢初立國，兵疲民倦，百廢待興。此時頗有作為的冒頓單於卻在北域異軍突起，縱橫捭闔，“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更有“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和遺書高後之舉，使得劉漢在此後數十年時間內，無力北顧，而隻有靠和親送禮等手段，委屈求全，以暫時緩解矛盾激化，解除邊境壓力。直到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時，倚文景四十年生聚之財、挾國富民強之威，才終於能有精力和能力北顧。名將李陵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登上了曆史舞台。
（二）
關於李陵之記載，可散見於《史紀》、《漢書》和《資治通鑒》等書，而後者又多本於前二者。此處隻根據相關材料對其略作簡述，資料大多取於前二者。以後不另作說明。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漢飛將軍李廣之孫。“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加上他又是名將之後，久之自然就贏得漢武的青睞，“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嚐深入匈奴二千餘裏，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不久，“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受製於無能而又狂傲自大的國戚，貳師將軍李廣利。事實上，李陵一生的悲劇從這一時刻開始，就已經正式上場了。
李廣利乃嫉才妒賢而又心胸狹窄之人，自然不會讓李陵出風頭。“天漢二年，貳師將叁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以李陵之才能，本當擔任一方要職，衝鋒陷陣；然而李廣利卻準備讓他專管後勤輜重。報國心切卻又不韻世故的李陵自然不願意，乃向漢武“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幹山南以分單於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並立下“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於庭”這樣的豪言壯語。李貳師自然很不高興。不過用兵心切的漢武卻深嘉許之，並令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在半道迎接李陵之軍，以作側應。博德曾為伏波將軍，不甘為陵之後距，就奏稱“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擒也。”。漢武“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大怒不許。李陵於是隻有匆忙率領步卒五千，兵出居延。
旬月，陵軍到達浚稽山，並與單於的三萬騎兵相遇。匈奴兵見漢軍少，蜂擁圍攻之。“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於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穀中”。由於連續作戰，陵軍士卒多數負傷，但士氣未敢稍懈。明日再戰，又斬首叁千餘級。孤軍不利，而援軍遲遲未至，李陵乃命且戰且退。“南行至山下，單於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鬥樹木間，複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於，單於下走。”
麵對如此強勁而毫無畏懼的對手，匈奴軍又不知陵軍虛實，以為自己麵對的乃是漢軍精銳；而且此時李陵軍已退至離開漢朝邊塞不遠，單於也擔心自己是否會中敵引敵深入圍而殲之之計，因此也已心生怯意，準備要撤。就在這時，陵軍一個叫管敢的軍侯漢奸，因曾被其校尉所辱，而投降匈奴，並告之以“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單於聞之大喜，攻陵軍益急。連戰八日，漢軍且戰且退，“未至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士卒多死，不得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兵困馬乏，彈盡糧絕。李陵知道已被算計，猶歎道：“複得數十矢，足以脫矣”。有軍吏勸求道徑還歸，被李陵拒絕，稱“吾不死，非壯士也。”並下令乘夜讓兵士各自逃亡，那樣或“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到了夜半，“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麵目報陛下！’遂降”。
李陵之敗，主要原因在於李廣利的援軍遲遲不至。然而李陵以五千軍士力抗匈奴八萬驍勇之敵，堅持近十日，不可謂非奇跡，不可謂不盡力。可惜李陵未能實踐其“吾不死，非壯士也”之諾言，而如韓延年那樣戰死疆場，以完名節，其一生的大錯，正始於此。或者這是因為他畢竟還年輕氣盛，欲圖來日爭貳師援兵不至這口氣？或者他想暗斂機鋒，以待來日？固然，自古以來戰無必勝之理，戰敗則就有被降的可能。然而不管怎樣，武將貪生，戰敗降敵，在近代之美國人那裏，或仍可以“光榮投降”而贏得諒解甚至喝彩；在時下流行的三兩不韻世事的小毛娃子光著屁股又蹦又跳地在那裏歇斯底裏嚷嚷著的“漢奸萬歲”的口號聲中，或也能贏得惺惺相惜的相投臭味。然而在中國傳統之“不成功便成仁”的倫理和道德框架裏，卻決不能容許之；在任何一個尊重人格尊嚴超過了生命、並渴望在人格的實現中實現個人的價值的社會裏，大概也鮮能被容許。而況自古以來，被俘不降不屈就義的壯士多有，嶽飛所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者也。因此，李陵的投降行為無論如何都是不能辯解的。李陵之為後人所痛恨之處，也正在於此。
如果李陵戰死或自盡而死，他必已是垂範千古的民族英雄；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願地作人奴才，為人驅使如明末的洪承疇，那倒也簡單。然而李陵卻選擇了另一條路，一條似乎是為了使自己從“心有不甘”中解脫出來的路。這條路對他而言是至為難行，每邁一步，都要備受民族大義良心的煎熬。
然而他確是被他那不甘之心所驅使，沿著那條路向前走去了。
（三）
中華民族在經曆了春秋戰國數百年戰亂、和秦火及隨之的七八年楚漢相爭後，人丁凋零，民不聊生，眾心思定。經過文景四五十年修生養息後，到武帝時，才漸漸形成了以漢民族為主體的相對穩定的民族形體。相隨於它而產生的，即所謂的“漢奸”。因此，漢奸實可謂與本民族如影隨形，從一終始。
漢奸，顧名思義即背漢之奸人。於漢朝而言，任何的出賣了漢朝天下之利益者，都可以歸入漢奸之列。在帝製時代，天下每每被簡單等同於帝王家之天下，因此維護帝王正統之人就常常把背叛了帝王家利益之人，也簡單的歸為賊逆，乃至於漢奸。這當然是不正確的。誠如顧炎武所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因此，所謂漢奸，首先是一個民族和民族所立根其上之文化的概念，而非與國家有必然關聯之概念，雖然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兩者可為統一，但二者之間並無必然聯係。漢奸之界定，根本要看他之行為是否背叛、或者葬送了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之根本利益，而不是看其是否效忠於某一家一室。是故，蔣氏敗居台灣，柄守民族大義，不為漢奸；而李賊登輝之流的*分子，以出賣中華民族之利益為己任，故天下華人同聲共憤，人人得而誅之，此則漢奸之活例證也。所謂背叛，是把利益出賣於異族，如秦檜汪精衛者流；所謂葬送，如貪婪蛀食本民族之精血，雖不賣於人卻也給本民族帶來極大損傷，如曆來之貪官汙吏、屍居其位之無能蠢徒；此二者都應算入漢奸之列。
同時，對中華民族之根本利益的界定和詮釋權，也決不操縱於任何強權，抑或無論是被虛幻化、或是被具象化的“人民”之手。強權統治者之利益向難與民族之利益相統一，固已被曆史所反複證實；即便是所謂最廣泛之“人民”，也必要受時代之局限，而難於看清本民族之利益，究在何處。因此，如果要對是否漢奸作一公正的評判，則擁有最後評判之權力者，隻有時間，和綿延於時間之中的被真實書寫之曆史。是故，秦檜雖能以欺瞞天下於一時而善終其身，亦不免於長跪千載任人唾棄；袁崇煥雖被愚昧民眾唾罵而活活生食，其忠魂碑骨終能曆萬代而永久，共三光而永光。
漢奸除了可按前述的背叛與葬送、即拿了民族利益去賣和拿了利益自己吞吃之間來分別外，還可據其行狀、危害大小進行歸類。
漢奸以危害而論，可分大漢奸、中漢奸和小漢奸。諸如汪精衛周作人者流一人附逆可使民族抗擊外來侵略之銳氣受劇挫者，是為大漢奸；以手無縛雞之力鼓噪舌簧為敵效命惜無多大影響力但總能時不時得點賞錢如時下那般四處亂竄求洋人製裁中國來換點買米的錢者，是為中漢奸；頭戴鴨舌帽給鬼子站崗放哨帶路抓八路順便到良民家偷點雞搶點狗而心裏總還惴惴不安者，是為小漢奸。
漢奸以行狀論，則可分苦命漢奸、白癡漢奸和潑皮漢奸者。苦命者，是隻知為敵效命作牛作馬一肚子苦水也不敢倒，如洪承疇那樣幹的眼睛累瞎而沒得大官作、如阮大铖那樣跑的累死也沒人埋者也；白癡者，是為敵效忠卻被其玩弄於股掌之間、一旦油料被軋盡則被廉價兜賣甚至置之不管而自己還懣頭不知一臉純情相，如魏師傅者也；最後一種即所謂潑皮漢奸，是諸漢奸中時尚比較多見者，即在自己的臉上身上處處塗抹上“漢奸”字樣，然後跣足光屁股披頭散發沿街亂躥見人就長哞一聲“我是漢奸”，隨後就現出一臉得意狀、從別人驚訝猛醒後頓喝一聲“打”之中獲得無上之滿足者也。
以上述之標準衡量之，則戰敗被俘並甘願受降之漢將李陵，又該屬於哪一類呢？
（四）
如果將李陵投降的原因盡歸於其貪生怕死，似乎不太能讓人信服。作為從小熟韻“雖忠不烈，視死如歸”之道理的名將李廣之後，作為臨十倍於己之敵苦戰近十日而毫無懼色的一代名將，生死似乎不應當是特別重大的問題。而況李陵在最後關頭，確實是想一死了之的。之所以不死而要受降，卻讓兵士們盡可能殺出重圍向漢武報信，似乎別有考慮。誠如後人偽托《答蘇武書》所道的：“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這應該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漢初自漢高到漢武，對功臣一直是很克薄的。從漢高的誅殺韓信、韓王信等，到景帝時為應付七王之亂而無辜誅殺晁錯，到武帝時的腰斬公孫敖等，一路下來血光不斷，正應了“飛鳥盡，良弓藏；狐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良將亡”之古訓。李陵的祖父飛將軍李廣，也大抵應算是被當朝給逼死的。而今李陵一敗軍之將，戰雖至勇矣，失利之責卻無可推諉；李廣利路博德之不救援雖或有意如此，可人家是皇親國戚，權高位重。以漢武之剛愎暴躁，再加自己臨行前所立下的一番豪言壯語及漢武對自己所寄予的厚望，如今縱有百口，又如何能給自己辨個清白？此所以李陵要哀歎“無麵目報陛下”的了。然而自己明明被人算計，而功業不成，如此赴死於國事無補，自己也死難瞑目。畢竟，“陵自不難刺七寸切心以自明，刎亡粉切頸以見誌，顧國家於我已矣”（《答蘇武書》）；一死易，不死難。不如讓兵士們回去先告當朝以這裏所發生的一切，自己且暫留此有用之身，待來日尋的時機再立奇功，譬如生擒或刺殺單於，到時既報家國，還朝或還能還我清白。
但李陵錯了。他以為“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但那是要看對象的。要漢武如此作，則實在有些過高要求了。
由於李陵所戰之地離開邊境不遠，漢武初聞邊境傳來的李陵困境，為使其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但不久卻傳來李陵未死已降之消息，“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世人但可同富貴，共享樂，欲求患難之交，則實在是難而又難矣！這時隻有並算不得李陵至交的太史令司馬遷出來，為李陵辯解了幾句，說“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有國士之風……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入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鬥千裏，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並認為李陵之不死，必是“欲得當以報漢也”。這些講的大都是實情，李陵之敗貳師也有不可推托的責任。然而狂怒中的漢武豈能聽之？司馬遷於是遭受了腐刑之禍。
過了一陣子，漢武冷靜下來，也頗後悔當初“陵當發出塞，乃詔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誤聽路博德之言，使李陵草率出兵，才至於此。於是就於一年之後，即天漢四年（前九七年），派李廣利、路博德、及遊擊將軍韓說兵分三路進擊匈奴，同時派常敗將軍公孫敖乘隙深入匈奴腹地，以圖救出李陵。
漢武之救李陵的誠意如何，已不可考。然而他至少十分糊塗卻是肯定的。欲救李陵，卻派此三員或是李陵死敵、或是無能懼死之輩，那又如何能成功呢？果不其然，三軍和匈奴未觸即潰，公孫敖回報卻說“捕得生口，李陵教單於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漢武震怒之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而實際上給匈奴當教練的，乃是曾為漢塞外都尉後降匈奴的李緒。很難說把李緒當成李陵，不是李廣利路博德韓說三人為推諉敗績和嫉妒李陵而施展的借刀殺人之計。李陵初降時，“忽忽如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睹，但見異類”（《答蘇武書》）；“自痛負漢，加以老母係保宮”。而今家已不複在，“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自己可謂家破人亡，身敗名裂。至此，李陵的最後一點退路，已經被斷絕得幹幹淨淨了。
依照常理，李陵和漢武集團可謂有不共戴天之仇。如果參照當今一些先進的民運人士之做法：如隻因自己曾受了共產黨的一些苦－－不管是因為爭民主自由，還是因為偷雞摸狗打砸搶，或其他－－譬如住了幾天牢、於是自己就可以理直氣壯心不虧地跑到美國國會去鼓搗洋太君製裁中國、最好用導彈把中國從裏到外轟上幾遍；對比之下，李陵如果“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則實在有千萬條理由可以帶上匈奴兵馬，殺回中原了。然而李陵卻終於沒有這麽作，反而先是冒著生命危險刺殺了李緒，為自己複仇、也為漢家清除了一大隱患；此後更帶著被單於要求而娶之的其之女兒，住到偏遠的地方，基本和匈奴采取不合作的態度。隻有在遇到單於要決大事時，才“入與決”。因此，和現在的一些公報私仇翻臉不認祖宗的“民運鬥士”相比，則李陵縱然算是漢奸，也是十分不夠聰明而且小的不能再小的小漢奸了。
李陵的真正為匈奴“效勞”，是在征和三年（前九零年），在匈奴和漢軍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會戰中，李陵被信人不疑的單於安排協從一匈奴大將軍圍攻漢軍。而他將和漢軍會戰的初戰地點，竟正是最終導致他家破人亡身敗名裂的與匈奴最後一戰的戰地：浚稽山。這是否是暝暝之中的一種安排？
“褰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裏，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藝文類聚卷二十九-漢李陵贈蘇武別詩》）；不管怎樣，他真是一點選擇也沒有了：而他從來似乎也很少能有自己作出選擇的機會。
這實在是李陵的巨大莫名的大悲哀。
（五）
征和三年，李陵作為漢朝的降將，大抵第一次參加了匈奴和漢之間大規模會戰。由於後世有不少漢奸或試圖當漢奸者，總絞盡腦汁試圖從李陵的這一次參戰中，提取出自己也可安然地替新主子賣命的心靈解脫的瀉藥，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次會戰，多作一些了解。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單於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穀、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複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禦史大夫商丘成將叁萬餘人出西河（作者按：《資治通鑒卷二十二》載商丘成所帶兵為二萬人），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裏。單於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餘吾水六七百裏，居兜銜山。單於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禦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叁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漢紀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所載本乎此，惟商丘成所帶兵為二萬人，與漢書異，不贅述。上述所引之文清楚明了，亦不再加解釋。
李陵所帶的匈奴軍，和漢禦史大夫商丘成所領之漢兵，會戰於浚稽山。浚稽山正是數年前李陵最後一次與匈奴決戰之地點。那時，李陵曾“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叁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漢書卷五四-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因此，他對浚稽山一代的地形，無疑是十分熟悉的。李陵自幼“有廣之風”，乃一代名將，精通兵法；同時，熟悉地形要略，對於帶兵打戰之將而言，極為重要；因此，李陵可謂占盡地利。
反觀商丘成，“（征和二年）九月，商丘成為禦史大夫”（《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漢紀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禦史大夫之職責，不是來帶兵打戰的。商丘成和李陵相比，更有天壤之別。同時，商丘成帶兵迎擊匈奴，是征和三年五月。換言之，從他新官上任當禦史大夫到出兵西河，前後隻有半年多一點的時間。這麽短的時間要想熟悉兵權軍事、上下溝通，是相當困難的。又，漢軍之與匈奴兵會於浚稽山，乃是被其騎兵窮追而至的，而非如當初李陵先在彼處安營紮寨，勘探地形。對此處之地形，商丘成縱是絕代軍事天才，恐怕慌亂之中也斷難熟悉。如此，漢軍之地利有大虧之處。
又，以兵力計，即本《漢書》，商丘成所帶兵不過三萬餘，與李陵所帶兵持平。然而李陵所引乃匈奴之精銳騎兵，戰鬥力十分強勁。同時，漢兵乃以遠兵來襲，疲憊已極。麵對的是以逸待勞之匈奴軍，並被窮追猛打退入浚稽山，其戰鬥力實在大可值得商榷。於此點上看，則漢軍實力上又有大虧之處。
再，當年李陵“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那五千兵馬還個個效命，以一當十。麵對匈奴八萬之兵，相持亦不過十日左右，最終是以大部戰死，自己被俘，“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作為收場。商丘成之兵雖眾，大概很難和李陵之兵相提並論，在中人包圍倉皇逃奔進入自己所不熟悉之浚稽山後，卻反能“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一個禦史大夫靠一堆疲兵窮卒，最終反能把由名將所帶的驍勇善戰以逸待勞乘勝追擊之精銳騎兵打敗、最終無獲而歸，這難道不要讓人奇怪的麽？
如果李陵真為了報一己之仇，全心全意為匈奴服務，賣起命來不遺餘力，如吳三桂洪承疇之流一般，和當今之在各處歇斯底裏地叫囂著製裁中國的無恥蠢徒們一樣，那，商丘成尚有頭否？
曆史就是曆史，更多的詮釋已全然無益。雖然說如果從純軍事的角度上講，給出一個可以接受的解釋，並非難事，然而這大抵也是毫無必要的。因為無論怎麽論道，都難免有以今人之胸釋先人之懷之意在。短短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叁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這數十字，更也為後人留下了無窮的想象空間。至於有人必要以此來為自己的賣靈賣肉尋得精神慰藉，則不過是一種低級而愚蠢的精神自淫罷了。
“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而主豈複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複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答蘇武書》）。後世但作此書者，可謂陵之知己也。而今之以李陵之失足來為自己的出賣民族祖先之行徑辯解者，其心已為仇毒所壞，其眼已為蠅利所堵，其耳已為淫音所蝕，如此他們又如何能聽得兩千年前無奈的李陵所發出的悲涼的哀鳴呢？
注：本文也引述《文選-答蘇武書》和《藝文類聚-別詩》中之部分內容。書與詩都疑為後人偽托，但引述隻為行文之需要，故不根本影響本文之史實。
（六）
李陵在匈奴呆了二十五年，和他太太蹠跋氏生養了幾個兒女，餘則基本無所事事，惟苟且其百死之身而已。中間曾被單於指派當說客去勸降老朋友蘇武，兩人見了幾麵，喝了點酒，大概相互還贈送了幾首詩（但今存於《昭明文選》和《藝文類聚》中之別詩，疑為後人偽托）。蘇武當然沒有被說動，但兩個人仍保持著很深的友誼，以致於後來蘇武還朝，還頗為他講了幾句話。後元二年（前八七年），漢武帝死，八歲的漢昭帝繼位，由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石單】和左將軍上官桀三公輔政。霍光與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對他和他的遭遇也很了解；因此，雖痛惜於李陵之降，卻頗同情其不幸，明其苦衷。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奴試圖請回李陵。李陵心已早如死灰，故國如夢而親人不再，破家亡親身敗名裂之人，待死而已，複歸何益？因此隻有以“丈夫不能再辱”婉拒了。其實這應是托辭。如果李陵真是心無故國，盡全力效忠於匈奴，則浚稽山下的商丘成，恐怕就沒那麽容易全身而退了。
元平元年（前七四年），李陵病死於匈奴蠻荒之地，實踐了其“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的諾言。
關於李陵的評價，在其生前即頗存爭議，卻並無人能多言，因為他的案例是被漢武帝欽定而且是被族滅的。唯一替他說話的司馬遷，也受了腐刑，那還是被特殊寬宥了的；這樣誰還敢為他說話？漢武晚年雖也有所悔悟，卻也終未付諸行動。對李陵的相對客觀的評價，還有待漢武去世之後。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但對李陵評價之爭議，卻遠非就此而止，而是綿延千年而不絕。尤其每到特殊的曆史時期，他就會被一些人翻出來，重新貶謫或者同情一番。其目的則大都不過是借古人之行跡，澆心頭之塊壘，各抒各的懷抱罷了。
後世對李陵非議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後者不再贅述；非議李陵比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他在其巨著《讀通鑒論》中，對李陵曾進行了十分尖銳的批判；甚至連帶為其辯護的司馬遷，也一起痛貶了一番。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不過這裏，我將盡力本乎事實對船山先生之論作些跨越時間的評析和反駁。
船山先生《讀通鑒論》卷三武帝三十：“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較著而不可掩。如謂有孤軍支虜而無援，則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獲辭也。陵之族也，則嫁其禍於緒；迨其後李廣利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亦將委罪於緒乎？如曰陵受單於之製，不得不追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袒之心，單於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遷之為陵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於不絕，以獎其世業。遷之書，為背公死黨之言，而惡足信哉？為將而降，降而為之效死以戰，雖欲浣滌其汙，而已緇之素，不可複白，大節喪，則餘無可浣也。關羽之複歸於昭烈，幸也；假令白馬之戰，不敵顏良而死，則終為反麵事讎之匹夫，而又奚辭焉？李陵曰：‘思一得當以報漢’，愧蘇武而為之辭也。其背道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馬遷為李陵案而橫遭腐刑，不得不長期忍受一個生者所能經受之最大的恥辱，是故“腸一日而九回”，埋頭修史以盡其先父之囑托；若於評論中有所偏發，以抒解胸中之鬱結，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司馬遷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則，在闡述事實時，盡最大能力考證梳辨、去偽存真，也是為世所公認的。即以他所敘述之李陵事跡為例，班固出於維護漢室需要出發，而“譏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漢書中關於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襲司馬遷所列舉之事實，二者鮮有差異。即宋之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也本乎此。這就足以說明，司馬遷對李陵經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實的，而決非“挾私以成史”。即以其之評論中說“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雖有為李陵文飾之嫌，卻也基本本乎事實，並談不上怎麽過分。因此，船山先生以為“遷之書，為背公死黨言”，這一論斷，是很不公允的。
李陵之降，至少於其時而言，自然難可寬宥。然而若細究其所以降、乃至追查戰敗之原因，則從漢武、李廣利到路德博，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浚稽山之戰，李陵是盡了全力的，而失敗之責，主要應歸之於李廣利和路博德之側應不力，甚至根本就不準備救援。說“陵自炫其勇”，雖為事實，然而以五千兵馬而能力抗匈奴八萬精兵達近十日之久，最後若非出了漢奸，尚有不敗之可能。則陵之勇，亦彰矣，其自炫也是實事求是，又何誇之有哉！
漢武數次聽信讒言，一致李陵於絕地，再則族之使其氣絕；漢武之不仁，可知矣！李陵本已受此大冤，刺殺漢奸李緒一為自己正名，二亦為漢朝消除了一大禍害，即不認其功，亦無可言其過，如何反能說是“嫁禍於李緒”呢？船山先生之糊塗，不亦明乎？
至於其所道之“李廣利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前言已析。船山先生胸藏韜略，精通兵法，竟沒察覺出其中的端倪來，居然認定李陵是“效死以戰”，不能不讓人遺憾。至於談到“單於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此一問倒應該留給漢武的了！馭將之道，當“疑人不信，信人不疑”；單於尚且懂得重陵之才，倚以重任而不稍加疑懼，此知用人之道也，如此方能得人死力。而漢武竟聽一人讒言即族誅功臣，猜忌心重而寡德少恩如此，相比之下孰高孰低，不亦明乎？船山先生更也曾親見本朝崇禎皇帝聽信讒言中賊反間，無辜誅殺名將熊廷弼、袁崇煥，自壞其萬裏長城，使大明江山稀裏嘩啦盡附於異族之手。熊袁二人但有一人在，滿清鐵騎要想直驅山海關，殊非易事！由此觀之，船山先生之不求事委，亦顯然矣！
國家之治，首在人才。國有才而才盡其用，則國鮮有不治者；國有才而不能用，才被用而不能盡其用，乃治國之大痛者也。反觀我今日之中國，眾心浮蕩，人莫不欲窮奔他域；未得出奔則鮮有安心於本職工作者。於此觀之，當今治國者治理之術亦劣矣！政端之弊亦大矣！
那麽船山先生何以會發此一番難於立足的宏論呢？其實，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船山先生創作《讀通鑒論》的背景和目的，就不難了解了。近代西人史家克羅齊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船山先生所寫乃是史論，就更難免於要雜入自己之周遭境遇了。其之評史，實則針砭現實也！
船山先生生於明萬曆末（萬曆四十七年），卒於清康熙中葉。其漫長的一生，正跨越了風雲突兀狂潮跌蕩的明清嬗越之際。他出生時，明王朝內憂外患，氣息奄奄；外有滿清鐵騎虎視眈眈，內有李自成張獻忠囂行宇內。年二十五時，崇禎自盡，吳三桂開關延敵，清兵入關；未己清軍鐵騎即殺掠江南。船山於湖南老家組織鄉勇抵抗未果，投奔廣東肇慶之南明永曆帝；不久為奸人設陷幾死獄中。後見孫可望挾持桂王，心有異誌，知“勢愈不可為，遂決計林泉”，避居零陵一代，顛沛流離。晚年乃退居衡陽船山，發憤著書，察曆代興亡之事，征明之所以亡，以資後來有誌複明者鑒。這事實上也是明末清初那些大學者，如顧炎武、黃梨洲、李二曲等的學術之最終目的。故船山先生之史論，實則時論也！而既是時論，則明末和小南明之弊端陋習，亡國之征，無一可逃先生之針砭。船山尤曾目睹甚至親身參與了小南明的十七、八年苟延殘喘之艱苦歲月，則小南明之興衰成敗，必牢牢印其腦中；其事跡於他之影響，亦必至巨。
小南明雖短命，卻也承繼了明末時期的所有亡國之征。除了司徒琳所舉證的“文武之間無法取得統一和協調”、“大臣們在如何作為皇帝的輔弼問題上陷入了困境”這兩個原因外（司徒琳：《南明史》），戰將怕死而不守節義，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明末到小南明覆滅這一段時期，內憂外患，正是武將用命之際。然而自崇禎三帥之熊廷弼袁崇煥被殺、孫承宗被棄後，二十年間除了間或出一兩個如李定國何騰蛟張煌言鄭成功這樣的能戰而知忠義之將外，其他大多數或貪生怕死朝秦暮楚，或愚蠢無能人格卑下。滿兵之滅除明朝和小南明，更大多倚靠了原明將之力。先是，吳三桂開關延敵，立首功一件；及順治移師江南，吳三桂、洪承疇、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無不盡力用命，有如惡狼走狗，瘋狂咬殺其之同胞、滅亡其故國，爭先恐後。清兵在南直隸徽州、蘇州、常州諸府中之揚州、江陰、嘉定、昆山、鬆江等地所進行的瘋狂大屠殺之主使者張天祿、李成棟等，率皆原明之降將。小南明諸王朝如弘光、永曆、潞王、唐王、魯監國等，亦無一不是滅於明降將之手。永曆逃入緬甸，吳三桂更千裏窮追不舍；永曆哀求道：“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兵，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仆以邀功乎？……仆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孑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明桂王致吳三桂書》）。永曆帝的哀鳴終未能打動吳三桂效忠新主子之心，而被生擒就死；則吳三桂效命之力、對新主子之“忠誠”，亦感人至深矣！若當初能稍假萬一之力以抗清兵，多爾袞又焉能不費一兵一卒即可大搖大擺度入關中哉！
這一幕幕，都是船山先生所親見者。即以船山試圖投靠的孫可望為例，他也是先和李定國內拱以爭地位，使得原已朝不保夕之西南態勢更加岌岌可危；失敗後，更一怒之下投降清軍，甚至極力敦促清軍盡快讓他“雪深仇”、“洗大恥”，並稱自願為清軍當先鋒率兵攻打自己十分熟悉的川、貴、滇等境。這些人為了私己之利，甚至僅僅為了泄一人之憤，什麽國家民族，什麽人格尊嚴，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些事實，又豈能不讓船山痛心疾首而咬牙切齒呢！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船山之所以對李陵投降之舉動，何以會如此深惡痛決之而決不寬容、甚至要連帶到司馬遷那裏一起痛責了。當他注目李陵時，眼裏必噴發出燃燒的怒火，心裏必在克薄地咒罵。要他來給李陵來個冷靜而客觀的評價，又如何可能呢？對他來說，國已破、家亦亡，丈夫之誌不得伸，隻有困居一隅。一罵以抒悒悶之氣，借古人之愁思澆心頭之塊壘，未嚐不是一條解脫的途徑。因此，他之罵李陵，又豈止於李陵哉！他是在罵吳三桂、罵洪承疇、罵尚可喜、罵耿仲明、罵孔有德、罵孫可望，罵如蝗蟲一般蜂擁而出前赴後繼的無可數計之壞吾家國亡我天下的大小漢奸呢！
行文至此，意亦不能稍平。一國之立也，必倚忠義；一人之立也，必知尊嚴。嶽武穆說治國之道說繁極繁，說簡亦簡，不過“文官不愛財，武將不怕死”而已。朱子曰：武穆有此十字，足以不朽。治國者安能不詳察之乎？
李陵之降也，其情固可原之，其責則斷不可免。然而正是在他身上這種情和責被雜揉於一處如此難於明晰分開，使得當我們把目光投向他並細細察量時，才發現要想看清他那個獨特的世界，又該有怎樣的艱難！這種艱難，不但源生於對其一生之苦難與不幸的深深同情、和對其失足之憐惜之間之矛盾的無奈沉吟，更也是對兩千多年來多少興亡舊事的悲涼的歎惜。然而青史的一頁頁，不就是如此寫就的麽？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仍能看到逝去的舊影，似乎仍如幽靈般在眼中晃動；眼前的一幕幕，雖被包裝了新鮮的色調，然而偶一沉吟，卻總讓人心裏砰然一動，總覺得它們是如此的似曾相識。
嗚呼！吾複何言哉？惟題詩一首以誌之，詩曰：
浚稽山上白雲飛，塵黯殘碑去不回。
對酒難酬家萬裏，天涯何處有餘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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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雨按：對於李廣和李陵祖孫二人，我一直是充滿同情的，我常想，若是李陵和李廣，遇到劉備這樣的君王，又會建立怎樣的功業？相反，若是關羽遇漢武那樣的皇帝，又將是如何的悲劇？在這種假設中，我寫下了李昴這個人物，這是一個留著漢人和胡人血脈的人物，他被劉禪的一聲道歉感動，從而投入季漢，他以自己傑出的本領為季漢立下了大功。但是，從書評中我悲傷的發現，在中國，無論是出生胡地的漢人，還是出生於漢地的胡人，其命運都隻能是悲劇。驀然想起金大俠的一句話：胡漢恩仇，須灑英雄淚。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交相逾。風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複去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藝文類聚卷二十九-李陵贈蘇武別詩》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在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已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慰我平生親。”
－－－《藝文類聚卷二十九-蘇武贈李陵別詩》
（一）
穿越於儒家忠孝思想所浸淫之中國動蕩多變的曆史中的一個十分重要主題，即所謂的忠奸之辨。浩如煙海的曆史巨帙中，每當遇到給一個曆史人物進行蓋棺定論時，總免不了要讓他在此一天平上過過秤，並將其中之行為昭彰者，分列入諸如“忠臣傳”或“奸臣傳”之中，褒其忠而貶其惡，以或垂範、或警示後人。雖偶有因修史者受主觀或客觀之局限而其評或有失處，但總的來說，此一忠奸之辯，仍是中華文化所以能從一終始的重要精神脈索。
中國漫長的曆史上，忠臣無數，而奸賊亦不堪數計。前者如嶽飛文天祥史可法，為千古景仰；後者如秦檜吳三桂汪精衛，被萬世唾棄。然而鮮有如漢將李陵這樣的讓人又痛恨又同情者：人們不齒其之臨難變節之舉，而他的不幸遭遇，卻能甚至在他生前，即贏得不少人的深深同情；更有史家司馬遷為他而受宮刑之難。他竟能在忠奸分明的帝製時代，獲得相對之解脫，成為一個異數。因此，如果試圖了解我們文化傳統中的忠奸原則，無論如何都不能錯過李陵這個特殊的曆史典型。
長期困擾曆代中原統治者的一個重大問題，即北部邊患。尤其在冷兵器時代，習於“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的彪悍凶猛的北方遊牧民族，相對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聚集而居的中原農耕民族，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到了漢初，問題日趨嚴重。
漢初立國，兵疲民倦，百廢待興。此時頗有作為的冒頓單於卻在北域異軍突起，縱橫捭闔，“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更有“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和遺書高後之舉，使得劉漢在此後數十年時間內，無力北顧，而隻有靠和親送禮等手段，委屈求全，以暫時緩解矛盾激化，解除邊境壓力。直到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時，倚文景四十年生聚之財、挾國富民強之威，才終於能有精力和能力北顧。名將李陵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登上了曆史舞台。
（二）
關於李陵之記載，可散見於《史紀》、《漢書》和《資治通鑒》等書，而後者又多本於前二者。此處隻根據相關材料對其略作簡述，資料大多取於前二者。以後不另作說明。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漢飛將軍李廣之孫。“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加上他又是名將之後，久之自然就贏得漢武的青睞，“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嚐深入匈奴二千餘裏，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不久，“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受製於無能而又狂傲自大的國戚，貳師將軍李廣利。事實上，李陵一生的悲劇從這一時刻開始，就已經正式上場了。
李廣利乃嫉才妒賢而又心胸狹窄之人，自然不會讓李陵出風頭。“天漢二年，貳師將叁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以李陵之才能，本當擔任一方要職，衝鋒陷陣；然而李廣利卻準備讓他專管後勤輜重。報國心切卻又不韻世故的李陵自然不願意，乃向漢武“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幹山南以分單於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並立下“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於庭”這樣的豪言壯語。李貳師自然很不高興。不過用兵心切的漢武卻深嘉許之，並令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在半道迎接李陵之軍，以作側應。博德曾為伏波將軍，不甘為陵之後距，就奏稱“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擒也。”。漢武“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大怒不許。李陵於是隻有匆忙率領步卒五千，兵出居延。
旬月，陵軍到達浚稽山，並與單於的三萬騎兵相遇。匈奴兵見漢軍少，蜂擁圍攻之。“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於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穀中”。由於連續作戰，陵軍士卒多數負傷，但士氣未敢稍懈。明日再戰，又斬首叁千餘級。孤軍不利，而援軍遲遲未至，李陵乃命且戰且退。“南行至山下，單於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鬥樹木間，複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於，單於下走。”
麵對如此強勁而毫無畏懼的對手，匈奴軍又不知陵軍虛實，以為自己麵對的乃是漢軍精銳；而且此時李陵軍已退至離開漢朝邊塞不遠，單於也擔心自己是否會中敵引敵深入圍而殲之之計，因此也已心生怯意，準備要撤。就在這時，陵軍一個叫管敢的軍侯漢奸，因曾被其校尉所辱，而投降匈奴，並告之以“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單於聞之大喜，攻陵軍益急。連戰八日，漢軍且戰且退，“未至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士卒多死，不得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兵困馬乏，彈盡糧絕。李陵知道已被算計，猶歎道：“複得數十矢，足以脫矣”。有軍吏勸求道徑還歸，被李陵拒絕，稱“吾不死，非壯士也。”並下令乘夜讓兵士各自逃亡，那樣或“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到了夜半，“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麵目報陛下！’遂降”。
李陵之敗，主要原因在於李廣利的援軍遲遲不至。然而李陵以五千軍士力抗匈奴八萬驍勇之敵，堅持近十日，不可謂非奇跡，不可謂不盡力。可惜李陵未能實踐其“吾不死，非壯士也”之諾言，而如韓延年那樣戰死疆場，以完名節，其一生的大錯，正始於此。或者這是因為他畢竟還年輕氣盛，欲圖來日爭貳師援兵不至這口氣？或者他想暗斂機鋒，以待來日？固然，自古以來戰無必勝之理，戰敗則就有被降的可能。然而不管怎樣，武將貪生，戰敗降敵，在近代之美國人那裏，或仍可以“光榮投降”而贏得諒解甚至喝彩；在時下流行的三兩不韻世事的小毛娃子光著屁股又蹦又跳地在那裏歇斯底裏嚷嚷著的“漢奸萬歲”的口號聲中，或也能贏得惺惺相惜的相投臭味。然而在中國傳統之“不成功便成仁”的倫理和道德框架裏，卻決不能容許之；在任何一個尊重人格尊嚴超過了生命、並渴望在人格的實現中實現個人的價值的社會裏，大概也鮮能被容許。而況自古以來，被俘不降不屈就義的壯士多有，嶽飛所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者也。因此，李陵的投降行為無論如何都是不能辯解的。李陵之為後人所痛恨之處，也正在於此。
如果李陵戰死或自盡而死，他必已是垂範千古的民族英雄；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願地作人奴才，為人驅使如明末的洪承疇，那倒也簡單。然而李陵卻選擇了另一條路，一條似乎是為了使自己從“心有不甘”中解脫出來的路。這條路對他而言是至為難行，每邁一步，都要備受民族大義良心的煎熬。
然而他確是被他那不甘之心所驅使，沿著那條路向前走去了。
（三）
中華民族在經曆了春秋戰國數百年戰亂、和秦火及隨之的七八年楚漢相爭後，人丁凋零，民不聊生，眾心思定。經過文景四五十年修生養息後，到武帝時，才漸漸形成了以漢民族為主體的相對穩定的民族形體。相隨於它而產生的，即所謂的“漢奸”。因此，漢奸實可謂與本民族如影隨形，從一終始。
漢奸，顧名思義即背漢之奸人。於漢朝而言，任何的出賣了漢朝天下之利益者，都可以歸入漢奸之列。在帝製時代，天下每每被簡單等同於帝王家之天下，因此維護帝王正統之人就常常把背叛了帝王家利益之人，也簡單的歸為賊逆，乃至於漢奸。這當然是不正確的。誠如顧炎武所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因此，所謂漢奸，首先是一個民族和民族所立根其上之文化的概念，而非與國家有必然關聯之概念，雖然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兩者可為統一，但二者之間並無必然聯係。漢奸之界定，根本要看他之行為是否背叛、或者葬送了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之根本利益，而不是看其是否效忠於某一家一室。是故，蔣氏敗居台灣，柄守民族大義，不為漢奸；而李賊登輝之流的*分子，以出賣中華民族之利益為己任，故天下華人同聲共憤，人人得而誅之，此則漢奸之活例證也。所謂背叛，是把利益出賣於異族，如秦檜汪精衛者流；所謂葬送，如貪婪蛀食本民族之精血，雖不賣於人卻也給本民族帶來極大損傷，如曆來之貪官汙吏、屍居其位之無能蠢徒；此二者都應算入漢奸之列。
同時，對中華民族之根本利益的界定和詮釋權，也決不操縱於任何強權，抑或無論是被虛幻化、或是被具象化的“人民”之手。強權統治者之利益向難與民族之利益相統一，固已被曆史所反複證實；即便是所謂最廣泛之“人民”，也必要受時代之局限，而難於看清本民族之利益，究在何處。因此，如果要對是否漢奸作一公正的評判，則擁有最後評判之權力者，隻有時間，和綿延於時間之中的被真實書寫之曆史。是故，秦檜雖能以欺瞞天下於一時而善終其身，亦不免於長跪千載任人唾棄；袁崇煥雖被愚昧民眾唾罵而活活生食，其忠魂碑骨終能曆萬代而永久，共三光而永光。
漢奸除了可按前述的背叛與葬送、即拿了民族利益去賣和拿了利益自己吞吃之間來分別外，還可據其行狀、危害大小進行歸類。
漢奸以危害而論，可分大漢奸、中漢奸和小漢奸。諸如汪精衛周作人者流一人附逆可使民族抗擊外來侵略之銳氣受劇挫者，是為大漢奸；以手無縛雞之力鼓噪舌簧為敵效命惜無多大影響力但總能時不時得點賞錢如時下那般四處亂竄求洋人製裁中國來換點買米的錢者，是為中漢奸；頭戴鴨舌帽給鬼子站崗放哨帶路抓八路順便到良民家偷點雞搶點狗而心裏總還惴惴不安者，是為小漢奸。
漢奸以行狀論，則可分苦命漢奸、白癡漢奸和潑皮漢奸者。苦命者，是隻知為敵效命作牛作馬一肚子苦水也不敢倒，如洪承疇那樣幹的眼睛累瞎而沒得大官作、如阮大铖那樣跑的累死也沒人埋者也；白癡者，是為敵效忠卻被其玩弄於股掌之間、一旦油料被軋盡則被廉價兜賣甚至置之不管而自己還懣頭不知一臉純情相，如魏師傅者也；最後一種即所謂潑皮漢奸，是諸漢奸中時尚比較多見者，即在自己的臉上身上處處塗抹上“漢奸”字樣，然後跣足光屁股披頭散發沿街亂躥見人就長哞一聲“我是漢奸”，隨後就現出一臉得意狀、從別人驚訝猛醒後頓喝一聲“打”之中獲得無上之滿足者也。
以上述之標準衡量之，則戰敗被俘並甘願受降之漢將李陵，又該屬於哪一類呢？
（四）
如果將李陵投降的原因盡歸於其貪生怕死，似乎不太能讓人信服。作為從小熟韻“雖忠不烈，視死如歸”之道理的名將李廣之後，作為臨十倍於己之敵苦戰近十日而毫無懼色的一代名將，生死似乎不應當是特別重大的問題。而況李陵在最後關頭，確實是想一死了之的。之所以不死而要受降，卻讓兵士們盡可能殺出重圍向漢武報信，似乎別有考慮。誠如後人偽托《答蘇武書》所道的：“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這應該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漢初自漢高到漢武，對功臣一直是很克薄的。從漢高的誅殺韓信、韓王信等，到景帝時為應付七王之亂而無辜誅殺晁錯，到武帝時的腰斬公孫敖等，一路下來血光不斷，正應了“飛鳥盡，良弓藏；狐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良將亡”之古訓。李陵的祖父飛將軍李廣，也大抵應算是被當朝給逼死的。而今李陵一敗軍之將，戰雖至勇矣，失利之責卻無可推諉；李廣利路博德之不救援雖或有意如此，可人家是皇親國戚，權高位重。以漢武之剛愎暴躁，再加自己臨行前所立下的一番豪言壯語及漢武對自己所寄予的厚望，如今縱有百口，又如何能給自己辨個清白？此所以李陵要哀歎“無麵目報陛下”的了。然而自己明明被人算計，而功業不成，如此赴死於國事無補，自己也死難瞑目。畢竟，“陵自不難刺七寸切心以自明，刎亡粉切頸以見誌，顧國家於我已矣”（《答蘇武書》）；一死易，不死難。不如讓兵士們回去先告當朝以這裏所發生的一切，自己且暫留此有用之身，待來日尋的時機再立奇功，譬如生擒或刺殺單於，到時既報家國，還朝或還能還我清白。
但李陵錯了。他以為“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但那是要看對象的。要漢武如此作，則實在有些過高要求了。
由於李陵所戰之地離開邊境不遠，漢武初聞邊境傳來的李陵困境，為使其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但不久卻傳來李陵未死已降之消息，“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世人但可同富貴，共享樂，欲求患難之交，則實在是難而又難矣！這時隻有並算不得李陵至交的太史令司馬遷出來，為李陵辯解了幾句，說“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有國士之風……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入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鬥千裏，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並認為李陵之不死，必是“欲得當以報漢也”。這些講的大都是實情，李陵之敗貳師也有不可推托的責任。然而狂怒中的漢武豈能聽之？司馬遷於是遭受了腐刑之禍。
過了一陣子，漢武冷靜下來，也頗後悔當初“陵當發出塞，乃詔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誤聽路博德之言，使李陵草率出兵，才至於此。於是就於一年之後，即天漢四年（前九七年），派李廣利、路博德、及遊擊將軍韓說兵分三路進擊匈奴，同時派常敗將軍公孫敖乘隙深入匈奴腹地，以圖救出李陵。
漢武之救李陵的誠意如何，已不可考。然而他至少十分糊塗卻是肯定的。欲救李陵，卻派此三員或是李陵死敵、或是無能懼死之輩，那又如何能成功呢？果不其然，三軍和匈奴未觸即潰，公孫敖回報卻說“捕得生口，李陵教單於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漢武震怒之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而實際上給匈奴當教練的，乃是曾為漢塞外都尉後降匈奴的李緒。很難說把李緒當成李陵，不是李廣利路博德韓說三人為推諉敗績和嫉妒李陵而施展的借刀殺人之計。李陵初降時，“忽忽如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睹，但見異類”（《答蘇武書》）；“自痛負漢，加以老母係保宮”。而今家已不複在，“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自己可謂家破人亡，身敗名裂。至此，李陵的最後一點退路，已經被斷絕得幹幹淨淨了。
依照常理，李陵和漢武集團可謂有不共戴天之仇。如果參照當今一些先進的民運人士之做法：如隻因自己曾受了共產黨的一些苦－－不管是因為爭民主自由，還是因為偷雞摸狗打砸搶，或其他－－譬如住了幾天牢、於是自己就可以理直氣壯心不虧地跑到美國國會去鼓搗洋太君製裁中國、最好用導彈把中國從裏到外轟上幾遍；對比之下，李陵如果“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則實在有千萬條理由可以帶上匈奴兵馬，殺回中原了。然而李陵卻終於沒有這麽作，反而先是冒著生命危險刺殺了李緒，為自己複仇、也為漢家清除了一大隱患；此後更帶著被單於要求而娶之的其之女兒，住到偏遠的地方，基本和匈奴采取不合作的態度。隻有在遇到單於要決大事時，才“入與決”。因此，和現在的一些公報私仇翻臉不認祖宗的“民運鬥士”相比，則李陵縱然算是漢奸，也是十分不夠聰明而且小的不能再小的小漢奸了。
李陵的真正為匈奴“效勞”，是在征和三年（前九零年），在匈奴和漢軍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會戰中，李陵被信人不疑的單於安排協從一匈奴大將軍圍攻漢軍。而他將和漢軍會戰的初戰地點，竟正是最終導致他家破人亡身敗名裂的與匈奴最後一戰的戰地：浚稽山。這是否是暝暝之中的一種安排？
“褰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裏，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藝文類聚卷二十九-漢李陵贈蘇武別詩》）；不管怎樣，他真是一點選擇也沒有了：而他從來似乎也很少能有自己作出選擇的機會。
這實在是李陵的巨大莫名的大悲哀。
（五）
征和三年，李陵作為漢朝的降將，大抵第一次參加了匈奴和漢之間大規模會戰。由於後世有不少漢奸或試圖當漢奸者，總絞盡腦汁試圖從李陵的這一次參戰中，提取出自己也可安然地替新主子賣命的心靈解脫的瀉藥，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次會戰，多作一些了解。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單於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穀、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複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禦史大夫商丘成將叁萬餘人出西河（作者按：《資治通鑒卷二十二》載商丘成所帶兵為二萬人），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裏。單於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餘吾水六七百裏，居兜銜山。單於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禦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叁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漢紀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所載本乎此，惟商丘成所帶兵為二萬人，與漢書異，不贅述。上述所引之文清楚明了，亦不再加解釋。
李陵所帶的匈奴軍，和漢禦史大夫商丘成所領之漢兵，會戰於浚稽山。浚稽山正是數年前李陵最後一次與匈奴決戰之地點。那時，李陵曾“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叁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漢書卷五四-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因此，他對浚稽山一代的地形，無疑是十分熟悉的。李陵自幼“有廣之風”，乃一代名將，精通兵法；同時，熟悉地形要略，對於帶兵打戰之將而言，極為重要；因此，李陵可謂占盡地利。
反觀商丘成，“（征和二年）九月，商丘成為禦史大夫”（《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漢紀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禦史大夫之職責，不是來帶兵打戰的。商丘成和李陵相比，更有天壤之別。同時，商丘成帶兵迎擊匈奴，是征和三年五月。換言之，從他新官上任當禦史大夫到出兵西河，前後隻有半年多一點的時間。這麽短的時間要想熟悉兵權軍事、上下溝通，是相當困難的。又，漢軍之與匈奴兵會於浚稽山，乃是被其騎兵窮追而至的，而非如當初李陵先在彼處安營紮寨，勘探地形。對此處之地形，商丘成縱是絕代軍事天才，恐怕慌亂之中也斷難熟悉。如此，漢軍之地利有大虧之處。
又，以兵力計，即本《漢書》，商丘成所帶兵不過三萬餘，與李陵所帶兵持平。然而李陵所引乃匈奴之精銳騎兵，戰鬥力十分強勁。同時，漢兵乃以遠兵來襲，疲憊已極。麵對的是以逸待勞之匈奴軍，並被窮追猛打退入浚稽山，其戰鬥力實在大可值得商榷。於此點上看，則漢軍實力上又有大虧之處。
再，當年李陵“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那五千兵馬還個個效命，以一當十。麵對匈奴八萬之兵，相持亦不過十日左右，最終是以大部戰死，自己被俘，“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作為收場。商丘成之兵雖眾，大概很難和李陵之兵相提並論，在中人包圍倉皇逃奔進入自己所不熟悉之浚稽山後，卻反能“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一個禦史大夫靠一堆疲兵窮卒，最終反能把由名將所帶的驍勇善戰以逸待勞乘勝追擊之精銳騎兵打敗、最終無獲而歸，這難道不要讓人奇怪的麽？
如果李陵真為了報一己之仇，全心全意為匈奴服務，賣起命來不遺餘力，如吳三桂洪承疇之流一般，和當今之在各處歇斯底裏地叫囂著製裁中國的無恥蠢徒們一樣，那，商丘成尚有頭否？
曆史就是曆史，更多的詮釋已全然無益。雖然說如果從純軍事的角度上講，給出一個可以接受的解釋，並非難事，然而這大抵也是毫無必要的。因為無論怎麽論道，都難免有以今人之胸釋先人之懷之意在。短短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叁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這數十字，更也為後人留下了無窮的想象空間。至於有人必要以此來為自己的賣靈賣肉尋得精神慰藉，則不過是一種低級而愚蠢的精神自淫罷了。
“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而主豈複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複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答蘇武書》）。後世但作此書者，可謂陵之知己也。而今之以李陵之失足來為自己的出賣民族祖先之行徑辯解者，其心已為仇毒所壞，其眼已為蠅利所堵，其耳已為淫音所蝕，如此他們又如何能聽得兩千年前無奈的李陵所發出的悲涼的哀鳴呢？
注：本文也引述《文選-答蘇武書》和《藝文類聚-別詩》中之部分內容。書與詩都疑為後人偽托，但引述隻為行文之需要，故不根本影響本文之史實。
（六）
李陵在匈奴呆了二十五年，和他太太蹠跋氏生養了幾個兒女，餘則基本無所事事，惟苟且其百死之身而已。中間曾被單於指派當說客去勸降老朋友蘇武，兩人見了幾麵，喝了點酒，大概相互還贈送了幾首詩（但今存於《昭明文選》和《藝文類聚》中之別詩，疑為後人偽托）。蘇武當然沒有被說動，但兩個人仍保持著很深的友誼，以致於後來蘇武還朝，還頗為他講了幾句話。後元二年（前八七年），漢武帝死，八歲的漢昭帝繼位，由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石單】和左將軍上官桀三公輔政。霍光與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對他和他的遭遇也很了解；因此，雖痛惜於李陵之降，卻頗同情其不幸，明其苦衷。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奴試圖請回李陵。李陵心已早如死灰，故國如夢而親人不再，破家亡親身敗名裂之人，待死而已，複歸何益？因此隻有以“丈夫不能再辱”婉拒了。其實這應是托辭。如果李陵真是心無故國，盡全力效忠於匈奴，則浚稽山下的商丘成，恐怕就沒那麽容易全身而退了。
元平元年（前七四年），李陵病死於匈奴蠻荒之地，實踐了其“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的諾言。
關於李陵的評價，在其生前即頗存爭議，卻並無人能多言，因為他的案例是被漢武帝欽定而且是被族滅的。唯一替他說話的司馬遷，也受了腐刑，那還是被特殊寬宥了的；這樣誰還敢為他說話？漢武晚年雖也有所悔悟，卻也終未付諸行動。對李陵的相對客觀的評價，還有待漢武去世之後。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但對李陵評價之爭議，卻遠非就此而止，而是綿延千年而不絕。尤其每到特殊的曆史時期，他就會被一些人翻出來，重新貶謫或者同情一番。其目的則大都不過是借古人之行跡，澆心頭之塊壘，各抒各的懷抱罷了。
後世對李陵非議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後者不再贅述；非議李陵比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他在其巨著《讀通鑒論》中，對李陵曾進行了十分尖銳的批判；甚至連帶為其辯護的司馬遷，也一起痛貶了一番。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不過這裏，我將盡力本乎事實對船山先生之論作些跨越時間的評析和反駁。
船山先生《讀通鑒論》卷三武帝三十：“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較著而不可掩。如謂有孤軍支虜而無援，則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獲辭也。陵之族也，則嫁其禍於緒；迨其後李廣利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亦將委罪於緒乎？如曰陵受單於之製，不得不追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袒之心，單於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遷之為陵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於不絕，以獎其世業。遷之書，為背公死黨之言，而惡足信哉？為將而降，降而為之效死以戰，雖欲浣滌其汙，而已緇之素，不可複白，大節喪，則餘無可浣也。關羽之複歸於昭烈，幸也；假令白馬之戰，不敵顏良而死，則終為反麵事讎之匹夫，而又奚辭焉？李陵曰：‘思一得當以報漢’，愧蘇武而為之辭也。其背道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馬遷為李陵案而橫遭腐刑，不得不長期忍受一個生者所能經受之最大的恥辱，是故“腸一日而九回”，埋頭修史以盡其先父之囑托；若於評論中有所偏發，以抒解胸中之鬱結，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司馬遷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則，在闡述事實時，盡最大能力考證梳辨、去偽存真，也是為世所公認的。即以他所敘述之李陵事跡為例，班固出於維護漢室需要出發，而“譏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漢書中關於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襲司馬遷所列舉之事實，二者鮮有差異。即宋之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也本乎此。這就足以說明，司馬遷對李陵經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實的，而決非“挾私以成史”。即以其之評論中說“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雖有為李陵文飾之嫌，卻也基本本乎事實，並談不上怎麽過分。因此，船山先生以為“遷之書，為背公死黨言”，這一論斷，是很不公允的。
李陵之降，至少於其時而言，自然難可寬宥。然而若細究其所以降、乃至追查戰敗之原因，則從漢武、李廣利到路德博，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浚稽山之戰，李陵是盡了全力的，而失敗之責，主要應歸之於李廣利和路博德之側應不力，甚至根本就不準備救援。說“陵自炫其勇”，雖為事實，然而以五千兵馬而能力抗匈奴八萬精兵達近十日之久，最後若非出了漢奸，尚有不敗之可能。則陵之勇，亦彰矣，其自炫也是實事求是，又何誇之有哉！
漢武數次聽信讒言，一致李陵於絕地，再則族之使其氣絕；漢武之不仁，可知矣！李陵本已受此大冤，刺殺漢奸李緒一為自己正名，二亦為漢朝消除了一大禍害，即不認其功，亦無可言其過，如何反能說是“嫁禍於李緒”呢？船山先生之糊塗，不亦明乎？
至於其所道之“李廣利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前言已析。船山先生胸藏韜略，精通兵法，竟沒察覺出其中的端倪來，居然認定李陵是“效死以戰”，不能不讓人遺憾。至於談到“單於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此一問倒應該留給漢武的了！馭將之道，當“疑人不信，信人不疑”；單於尚且懂得重陵之才，倚以重任而不稍加疑懼，此知用人之道也，如此方能得人死力。而漢武竟聽一人讒言即族誅功臣，猜忌心重而寡德少恩如此，相比之下孰高孰低，不亦明乎？船山先生更也曾親見本朝崇禎皇帝聽信讒言中賊反間，無辜誅殺名將熊廷弼、袁崇煥，自壞其萬裏長城，使大明江山稀裏嘩啦盡附於異族之手。熊袁二人但有一人在，滿清鐵騎要想直驅山海關，殊非易事！由此觀之，船山先生之不求事委，亦顯然矣！
國家之治，首在人才。國有才而才盡其用，則國鮮有不治者；國有才而不能用，才被用而不能盡其用，乃治國之大痛者也。反觀我今日之中國，眾心浮蕩，人莫不欲窮奔他域；未得出奔則鮮有安心於本職工作者。於此觀之，當今治國者治理之術亦劣矣！政端之弊亦大矣！
那麽船山先生何以會發此一番難於立足的宏論呢？其實，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船山先生創作《讀通鑒論》的背景和目的，就不難了解了。近代西人史家克羅齊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船山先生所寫乃是史論，就更難免於要雜入自己之周遭境遇了。其之評史，實則針砭現實也！
船山先生生於明萬曆末（萬曆四十七年），卒於清康熙中葉。其漫長的一生，正跨越了風雲突兀狂潮跌蕩的明清嬗越之際。他出生時，明王朝內憂外患，氣息奄奄；外有滿清鐵騎虎視眈眈，內有李自成張獻忠囂行宇內。年二十五時，崇禎自盡，吳三桂開關延敵，清兵入關；未己清軍鐵騎即殺掠江南。船山於湖南老家組織鄉勇抵抗未果，投奔廣東肇慶之南明永曆帝；不久為奸人設陷幾死獄中。後見孫可望挾持桂王，心有異誌，知“勢愈不可為，遂決計林泉”，避居零陵一代，顛沛流離。晚年乃退居衡陽船山，發憤著書，察曆代興亡之事，征明之所以亡，以資後來有誌複明者鑒。這事實上也是明末清初那些大學者，如顧炎武、黃梨洲、李二曲等的學術之最終目的。故船山先生之史論，實則時論也！而既是時論，則明末和小南明之弊端陋習，亡國之征，無一可逃先生之針砭。船山尤曾目睹甚至親身參與了小南明的十七、八年苟延殘喘之艱苦歲月，則小南明之興衰成敗，必牢牢印其腦中；其事跡於他之影響，亦必至巨。
小南明雖短命，卻也承繼了明末時期的所有亡國之征。除了司徒琳所舉證的“文武之間無法取得統一和協調”、“大臣們在如何作為皇帝的輔弼問題上陷入了困境”這兩個原因外（司徒琳：《南明史》），戰將怕死而不守節義，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明末到小南明覆滅這一段時期，內憂外患，正是武將用命之際。然而自崇禎三帥之熊廷弼袁崇煥被殺、孫承宗被棄後，二十年間除了間或出一兩個如李定國何騰蛟張煌言鄭成功這樣的能戰而知忠義之將外，其他大多數或貪生怕死朝秦暮楚，或愚蠢無能人格卑下。滿兵之滅除明朝和小南明，更大多倚靠了原明將之力。先是，吳三桂開關延敵，立首功一件；及順治移師江南，吳三桂、洪承疇、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無不盡力用命，有如惡狼走狗，瘋狂咬殺其之同胞、滅亡其故國，爭先恐後。清兵在南直隸徽州、蘇州、常州諸府中之揚州、江陰、嘉定、昆山、鬆江等地所進行的瘋狂大屠殺之主使者張天祿、李成棟等，率皆原明之降將。小南明諸王朝如弘光、永曆、潞王、唐王、魯監國等，亦無一不是滅於明降將之手。永曆逃入緬甸，吳三桂更千裏窮追不舍；永曆哀求道：“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兵，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仆以邀功乎？……仆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孑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明桂王致吳三桂書》）。永曆帝的哀鳴終未能打動吳三桂效忠新主子之心，而被生擒就死；則吳三桂效命之力、對新主子之“忠誠”，亦感人至深矣！若當初能稍假萬一之力以抗清兵，多爾袞又焉能不費一兵一卒即可大搖大擺度入關中哉！
這一幕幕，都是船山先生所親見者。即以船山試圖投靠的孫可望為例，他也是先和李定國內拱以爭地位，使得原已朝不保夕之西南態勢更加岌岌可危；失敗後，更一怒之下投降清軍，甚至極力敦促清軍盡快讓他“雪深仇”、“洗大恥”，並稱自願為清軍當先鋒率兵攻打自己十分熟悉的川、貴、滇等境。這些人為了私己之利，甚至僅僅為了泄一人之憤，什麽國家民族，什麽人格尊嚴，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些事實，又豈能不讓船山痛心疾首而咬牙切齒呢！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船山之所以對李陵投降之舉動，何以會如此深惡痛決之而決不寬容、甚至要連帶到司馬遷那裏一起痛責了。當他注目李陵時，眼裏必噴發出燃燒的怒火，心裏必在克薄地咒罵。要他來給李陵來個冷靜而客觀的評價，又如何可能呢？對他來說，國已破、家亦亡，丈夫之誌不得伸，隻有困居一隅。一罵以抒悒悶之氣，借古人之愁思澆心頭之塊壘，未嚐不是一條解脫的途徑。因此，他之罵李陵，又豈止於李陵哉！他是在罵吳三桂、罵洪承疇、罵尚可喜、罵耿仲明、罵孔有德、罵孫可望，罵如蝗蟲一般蜂擁而出前赴後繼的無可數計之壞吾家國亡我天下的大小漢奸呢！
行文至此，意亦不能稍平。一國之立也，必倚忠義；一人之立也，必知尊嚴。嶽武穆說治國之道說繁極繁，說簡亦簡，不過“文官不愛財，武將不怕死”而已。朱子曰：武穆有此十字，足以不朽。治國者安能不詳察之乎？
李陵之降也，其情固可原之，其責則斷不可免。然而正是在他身上這種情和責被雜揉於一處如此難於明晰分開，使得當我們把目光投向他並細細察量時，才發現要想看清他那個獨特的世界，又該有怎樣的艱難！這種艱難，不但源生於對其一生之苦難與不幸的深深同情、和對其失足之憐惜之間之矛盾的無奈沉吟，更也是對兩千多年來多少興亡舊事的悲涼的歎惜。然而青史的一頁頁，不就是如此寫就的麽？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仍能看到逝去的舊影，似乎仍如幽靈般在眼中晃動；眼前的一幕幕，雖被包裝了新鮮的色調，然而偶一沉吟，卻總讓人心裏砰然一動，總覺得它們是如此的似曾相識。
嗚呼！吾複何言哉？惟題詩一首以誌之，詩曰：
浚稽山上白雲飛，塵黯殘碑去不回。
對酒難酬家萬裏，天涯何處有餘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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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雨按：對於李廣和李陵祖孫二人，我一直是充滿同情的，我常想，若是李陵和李廣，遇到劉備這樣的君王，又會建立怎樣的功業？相反，若是關羽遇漢武那樣的皇帝，又將是如何的悲劇？在這種假設中，我寫下了李昴這個人物，這是一個留著漢人和胡人血脈的人物，他被劉禪的一聲道歉感動，從而投入季漢，他以自己傑出的本領為季漢立下了大功。但是，從書評中我悲傷的發現，在中國，無論是出生胡地的漢人，還是出生於漢地的胡人，其命運都隻能是悲劇。驀然想起金大俠的一句話：胡漢恩仇，須灑英雄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