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儒家文化對東亞經濟的影響與探討
（這個論文也是對儒家改革的一個借鑒，但不是主要依據，更多的儒家改造應該集中在哲學上的基本立足，我個人其實認為本論文比較牽強，也不是比較有學問的學者和研究員的論文，影響力也很低，隻是資料都比較準確而已）
【內容提要】傳統儒家文化一直以來在東亞地區就zhan有重要位置，是該地區文化的主導。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東亞地區經濟出現了連續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長，被世界銀行稱為“東亞奇跡”。雖然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使“東亞奇跡”遭到一些質疑，但是經曆金融危機的東亞地區經濟仍然增勢較高，東亞地區經濟合作蓬勃開展。在東亞經濟發展之中，文化因素特別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起到了其特殊作用。經濟發展與文化聯係緊密，東亞經濟發展和傳統儒家文化之間有著一個良性的互動關係。傳統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並非格格不入，西方的經濟學者對傳統儒家文化的質疑有不當之處。傳統儒家文化潛移默化地促進有利於經濟持續發展的製度設計，也在不斷的發展之中作為一種非正式的製度因素有可能在促進東亞經濟合作共同發展、共同麵對經濟全球化衝擊中發揮積極作用。
【關鍵詞】儒家文化；經濟合作與發展；非正式製度
引言
20世紀60至90年代這三十多年以來，東亞地區各個國家和地區都不同程度的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東亞地區的這種經濟高速增長在世界範圍內是罕見的，因而引起了世界各國對東亞經濟發展的廣泛關注，大量的各種樣的研究開展了起來。一般來說，東亞包括1993年世界銀行東亞奇跡報告書（eastasianmiracle）中稱為“高速經濟增長”的韓國、台灣地區、香港地區、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其他東盟成員國以及在東亞最早實現現代化的日本和1978年以來憑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從表1可以看出來，從1970年到1980年期間，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實現了gdp年均增長率達到5.12%至9.74%的高速增長。從1980年到1990年期間，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實現了6.489%的年平均增長率。從1990年到2000年，這期間雖然經曆了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但是東亞各國和地區仍然保持了5.451%的年平均增長速度。東亞地區的經濟活力仍然存在。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發展的各種研究在世界範圍內是很多的，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其持續的高速度和持久的活力而使得世界上除發達國家外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顯得有點黯然失色。因此世界範圍內對東亞經濟發展的關注是必然的。1993年世界銀行還專門編寫了東亞奇跡報告書（eastasianmiracle）。發展主義－新古典主義，依附－世界體係論和“國家主義”理論（以“發展型國家”理論為主）基本上構成了當前東亞發展研究的三大流派。這三大流派主要是從純經濟學理論（強調市場主導作用）和政治經濟學理論（重視政治因素）去研究東亞經濟發展。而從文化角度采用新製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理論及方法進行東亞經濟發展研究的也很多。文化在新製度經濟學中屬於非正式製度安排的製度，屬於這個層次新製度經濟學的分支還有演進經濟學、經濟社會學、新經濟史等。而發展經濟學作為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理論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也開始打破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統治地位而產生出新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的基本理論意義在於，它認為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最終源泉可以歸結為人力資本和知識的生產與積累。這些在東亞的經濟發展中都和儒家文化有著密切聯係。像馬克思•；韋伯論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關係一樣，論證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也很多。比如hermankahn的《theconfucihicandeconomicgrowth》，森島通夫的《日本為什麽“成功”：西方技術和日本的民族精神》，杜維明的《新加坡的挑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黃光國的《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小r•；霍夫亨茲和k•；e•；柯德爾的《東亞之鋒》，吳建華的《東亞現代化與中國》等都從不同方麵論證儒家文化促進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院等國內的學術機構也出版了一些含有從文化角度研究東亞經濟發展的著作如《亞洲現代化透視》、《亞太研究論從》、《亞太地區發展報告》等。此外還有許多中外學者和科研機構從事這方麵的研究。經濟發展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化是一種無形的製度因素。本文也試探著從傳統儒家文化角度來研究探討傳統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著重從先找出傳統儒家文化中與現代東亞經濟（市場經濟性質）相適應的因素和觀念而再探討傳統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
一、理解傳統儒家文化和理解經濟發展
（一）傳統儒家文化的發展
探討傳統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首先應該明確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和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由這種普遍意義上的文化和普遍意義上的經濟發展再來演繹到傳統儒家文化和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上麵，從東亞地區zhan有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來理解傳統儒家文化和東亞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
一般意義上的文化的定義和內涵是多種多樣的，不同的思考角度有著不同的解釋，現在世界上有關文化的定義和內涵的解釋大約有一百多種。由於本文探討的是傳統儒家文化，而傳統儒家文化是源於東亞地區最大的國家中國的，因此著重來看一下中國學者是怎樣給文化下定義的。中國著名的國學大師錢穆認為：“‘文明’，‘文化’兩辭，皆自西方移譯而來。此二語應有別，而國人每多混用。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群體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麵。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麵。顧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須由其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什麽叫‘文化’？，這兩個字，本來很難下一個清楚的定義。普通我們說文化，是指人類的生活；人類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總括匯合起來，就叫做文化。但此所謂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並不專指一時性的平鋪麵而言，必將長時間的綿延性加進去，譬如一個人的生活，加進長時間的綿延。那就是生命。一國家一民族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加進綿延不斷的時間演進，曆史演進，便成所謂‘文化’”這裏所講的文化是從生活演進或者說是從曆史演進上給文化下的定義，就好像東亞地區的文化是東亞地區從曆史上以來的各種生活積累沉澱而形成的。傳統儒家文化起源於麵積廣大而又以農耕經濟為主的中國大陸地區。在幾千年的古代曆史中，中國一直是東亞地區最強大的國家，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都處於領先地位，也就自然成為了東亞地區其他國家競相學習和仿效的榜樣。而中國文化又是以傳統儒家文化為核心的，自從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傳統儒家文化一直就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和主導，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曆朝曆代治國的指導思想。這套儒家思想在傳統封建農耕經濟占主導的社會之中起到了維持社會穩定保證經濟生產和生活正常有序進行的作用。也正是由於這樣，也使中國一直以來在東亞地區保持了其頭號強國的獨尊地位，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封貢體係”這樣的區域性國際體係。因此，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也就被周邊的各東亞國家吸收了。先是與中國最臨近的朝鮮、日本和越南接受了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再是由於航海技術的發展和來自中國內部人口的壓力而引起的“下南洋”移民活動，大量華人遷徙到東南亞地區謀生，也自然的將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隨之帶來了，東南亞地區也受到了傳統儒家文化的深遠影響。概言之，諸如1993年世界銀行東亞奇跡報告書中所提及的東亞地區各個經濟體都受到了傳統儒家文化的深遠影響。雖然有些西方學者質疑東南亞地區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程度，但他們也承認“當將這個觀點運用於印度尼西亞或馬來西亞時，聽起來卻有點牽強，但（造成社會分裂的）事實是東南亞地區的商界名流多數是華人。”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在整個東亞地區的主流文化地位是明顯的，它深深滲入到東亞地區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文化與生活緊密相連也當然與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經濟是人們生活的重頭戲也自然有其曆史性演進發展的不斷沉澱積累。文化與經濟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融合的存在於人類生活的演進過程之中。文化也有其層次之分也可以說文化是包含幾個層次的。也是一位中國著名學者費孝通認為文化包含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生產、生活的工具，國家、社會用什麽樣的工具、器物來生產、生活。比如中國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印度人用手抓，所用的器物不一樣。這當然也包括國家打仗時用什麽，用洋槍大炮、還是大刀長矛？這是器物層次；第二時組織層次，按照費孝通先生的定義，包括這個社會裏麵怎樣把個人組織起來，讓單獨的個人能夠結合在一起、在一個社會裏麵共同生活以及他們之間怎樣互動。它包括很多內容，比如政治組織、宗教組織、生產組織、國家機器等等；此外還包含一個價值觀念的層次，人怎麽想，什麽可以接受？什麽不可以接受？什麽好？什麽不好？好還之間，各個社會的價值觀念、行為選擇標準不一樣。三個層次不可分割，是一個有機整體。傳統儒家文化是產生在農耕經濟發展得很好的中國大陸的，在器物層次上那種原來的舊的傳統儒家文化是沒有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西方文化那麽更接近於現代化。然而傳統儒家文化指導下的中國的確保持了2000多年的世界領先水平，西方文化現在坐在世界上所處的強勢地位也不過是西方經濟力量強大的結果。不能夠就簡單的從器物層次上去全盤否定某種文化是否適應某種社會經濟狀況。傳統儒家文化雖然產生在一種器物層次上比較落後的基礎之上，但任何事物都是要看它的邊際發展趨勢的，看它這種邊際發展趨勢是不是先前發展並在發展中不斷自我揚棄，既克服又繼承。就傳統儒家文化自身發展曆程而言，不同時期的儒家文化也是有不同含義的。特別是在當代世界東亞地區所奉行的儒家文化跟孔子、孟子時代的儒家思想就有了很大的不同，雖然在語言表達形勢上有相同相似之處，但其實質內容和指導的對象就完全不同了。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是不斷與時俱進的，是能被重新思考重新定位的。就比如說，過去傳統儒家文化強調的忠孝觀念，在過去強調忠孝觀念是對封建君主和家長的忠誠不二。而當今時代這種忠孝觀念應用到經濟生活中去可以強調員工對企業的忠於職守程度可以強調員工的責任意識，從而保證製度的有效運行以促進經濟發展。可想而知在競爭如此激烈的當今世界市場上，企業要想生存如果沒有廣大員工的忠於職守和奉獻精神是不可能的，光強調西方式講求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義觀念是行不通的。創立有效的製度促進經濟發展也需要有相應的觀念意識跟進。在當今時代，傳統儒家文化應是更注重在組織層次和價值觀層次發揮其作用。儒家文化在當代東亞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是更多的以組織層次和價值觀層次展現在經濟之中，並且提高自身的器物層次水平，從而在東亞經濟發展過程中展現出自身獨特優勢。
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是有許多不同角度的定義和內涵的，而且還有器物層次、組織層次、價值觀層次三個不同的層次。傳統儒家文化作為一種文化也具有一般意義上的文化的特征和內涵。傳統儒家文化也是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以及儒家思想傳播到東亞各國上千年來社會經濟生活的積累沉澱之結果，是一種不斷發展的文化，不是停滯不前更不像有些西方學者認為的那樣頑固不化愚昧落後而阻礙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傳統儒家文化雖然產生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封建社會剛起步的時期，但是傳統儒家文化是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甚至是東亞社會的不斷進步而不斷完善發展的，這樣才形成一個較為完備的儒家思想體係而被東亞地區各國所接受。有的學者這還把儒家思想當作一總宗教即“儒教”，把“儒教”與西方基督教新教來做促進經濟發展上的比較。從近代以來東亞地區的落後受壓迫狀況一度使人們懷疑傳統儒家文化與現代化的適應性，身為東亞國家的日本也大為鼓吹“脫亞入歐”而全盤否定儒家文化。而二戰後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東亞地區一支獨秀的經濟快速發展又使人們重新思考儒家文化。這是儒家文化與時俱進的結果。儒家文化在器物層次、組織層次和價值觀層次三大層次上都是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不斷積累沉澱而向前發展進步的。不能因東亞地區近代以來的落後不發達及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就否定儒家文化的積極作用。一瑕不掩美玉，傳統儒家文化作為三個不同層次的生活沉澱積累，在其發展過程中總不是一帆風順的，總有些糟粕存在其中，有些糟粕還真正是嚴重阻礙了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比如過分強調“重義輕利”和“存天理，滅人欲”等。從一般意義的文化概念上我們知道了傳統儒家文化會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進步。在長期曆史發展過程中，就一個文化而言，隨著生產力水平變化，上層建築中社會組織以及價值觀念也不斷變化。要秉著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的態度來對待傳統儒家文化，積極挖掘傳統儒家文化中具有積極進步意義能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成分。傳統儒家文化是一種動態發展的文化。
（二）東亞經濟發展的真實性
而經濟發展本身就是很明顯的動態過程。經濟發展（economicdevelopment）經濟增長（economicgrowth）是有區別的。有關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兩者定義區別的解釋也有很多。這兩個概念的重大區別是大家所共同承認的。區別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在經濟學研究中有重大意義。
經濟增長（economicgrowth）是指社會財富即社會總產品量的增加，它一般是用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gnp）或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來表示。所謂經濟增長是指一國經濟在一定時期內（一般期限可以短至一年）實際的（即按不變價格計算）產值或收入的增長。由此可見經濟增長這個概念比較注重的是數量上的增長，是表麵上的社會財富和總產值的增長，不過多的關注經濟增長或者更明確的是數量上的社會財富增長背後的結果。這是概念上的定義把經濟增長定義在注重表麵上的數量增加的範圍之內。我們就遵照這個定義來研究經濟問題。那麽東亞地區在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主要以gdp的高速增長率體現出來）就值得我們去思考這種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是不是一定帶來了東亞地區經濟的發展。僅僅隻以gnp或gdp的增長幅度來看待某個經濟實體的經濟發展水平顯然是不夠的。本文探討的經濟發展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時會與經濟增長概念混淆的經濟發展，而是按照經濟學上有關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定義嚴格區別兩者，承認它們的區別。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增長從概念上來講雖然是比較重視社會財富社會總產值數量上的增長，但也並不是說隻以社會財富社會總產品數量上的增長為唯一標準，還要考慮到其他變量的情況。說道經濟增長，我們提出人均收入的長期增長，真正的意味著社會總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長得更快；另一方麵，停滯狀態則導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續的增長，雖然平均收入在時間相當長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東亞地區在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的經濟持續增長是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從表二、表三的東亞地區部分國家和地區的gdp值和人均gdp值可以看出這一點來。由於中國是從1978年才開始搞改革開放的，因此取1980年到2002年的經濟體gdp值才能更好的體現出東亞地區的整體狀況。從人均gdp值的增長情況來看，有的國家和地區近幾年內有一些回落的情況，但總體來說還是在這短短的30多年間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這可以充分說明這30多年間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是超過了人口增長，經濟增長所增加的社會財富遠遠足以抵消人口增長所增加的消耗，社會總收入的增長確實超過了人口增長。東亞地區的30多年的經濟持續增長符合經濟增長的含義，是的的確確的經濟增長。這也為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必要條件。
經濟發展（economicdevelopment）的概念則更為複雜。首先從發展這個概念上來講就有很多解釋，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上都有。這些有關發展的理論有兩種不同的視角：一種認為發展是單一國家的行為，存在一種普遍的發展模式。這種視角的發展理論有一些共同特征：它們分析的單位是共同的，即都以“國家”為分析單位，分析國家的政治製度、經濟戰略和社會係統，並由此而認為，發展就是耽擱國家和單個社會的發展。他們還追求一個普遍的一般的模式。這些理論均以一個假定為前提，不論各個國家在曆史上、文化習俗上、資源稟賦上有何差異，都可以走一條普遍的發展道路，遵循一個普遍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就是西方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模式。所以，這些發展理論的共同結論便是，隻要新獨立的發展中或非西方國家遵循西方發達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就能成為現代化國家。另一種視角認為發展是一種區域行為或世界行為，發展受製於國際環境。這是20世紀60至70年代出現了著名的“相互依存理論”、“霸權穩定理論”、“依附理論”、“中心—外圍理論”以及“世界體係理論”等等。這些理論強調，發展並非隻是一個國家的行為，發展是一種“區域行為”或“世界行為”，應當將發展納入“區域體係”或“世界體係”之中。發展這個概念的含義是多樣的，它比增長這個概念要寬泛很多。經濟發展作為一種發展來講是有比經濟增長更深層次的含義的。經濟發展（economicdevelopment）當然包括經濟增長，但是，它還包括經濟結構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投入結構的變化、產出結構的變化、產品構成的變化與質量的改進、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狀況的改善。經濟發展比經濟增長包含的內容要豐富和複雜得多。當然，沒有經濟增長就不會有經濟發展，就此而言，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經濟增長不一定會帶來經濟發展。也就是說，經濟增長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經濟發展是指，一個國家按人口平均的實際收入在一個長時期內增長的過程，條件是處於“赤貧線”下的居民人數不再增加，收入分配不會變得更不公平。具體來說，這一定義包含三個要素：一是實際收入，即消除通貨膨脹影響以後的收入；二是人口平均收入，如實際收入每年增長2％，而人口也每年增長2％，那麽經濟就無發展而言；三是在一個長時期內，邁耶認為至少要20至30年。可見，經濟發展強調的是一國人均實際收入的持續增長。經濟發展不當包括經濟增長，而且包括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方麵的進步和改善。在產業結構進步方麵，第一產業產值所占比例減少。而第二、三產業產值所占比例提高；社會結構方麵，譬如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日趨下降，中產階層的家庭在全國全部家庭中所占的比例擴大；在政治結構方麵，譬如民主政治的方式日漸普及，而傳統的權威階層逐步退出政治舞台，等等。在這些結構變化中，經濟不發達現象漸告消失，低下階層的生活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趨於上升，顯性和隱蔽性失業逐步緩和，非正常外貿轉為正常，等等。總之，經濟發展不僅是一個量的概念（如增長概念那樣），而且是一個多層麵的質的概念，涉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多個層麵。東亞地區30多年來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確是帶來了經濟發展。原來的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業部門比重十分大的情況有了很大改觀，東亞地區的第二、第三產業比重大大上升了。那種“無工作的增長、無聲的增長、無情的增長、無根的增長、無未來的增長”這五無增長的現象沒有在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東亞經濟增長中出現。東亞經濟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實現了經濟發展，是真正的經濟發展。保羅•；克魯格曼也認為：“但是，這樣的調整也不能掩蓋經濟進步的驚人現實。因為人們不能隻著眼於官方的增長數據，亞洲的進步是可以用肉眼觀察得到的：摩天大樓取代了昔日的小破棚屋；高速公路取代了昔日的鄉間小路；小汽車取代了昔日的自行車。工資的迅速提高，不僅可以在官方的數據裏，也可以在私營公司招聘員工時得到證明。當然，最顯而易見的是，有了掙到了足夠多的錢，去購買各種各樣的消費品，並在各條新開辟的航線上乘飛機旅行，應該說，亞洲的增長是真實的。”東亞經濟發展是真正實現了。
從普遍意義上的文化和普遍意義上的經濟發展來看，文化和經濟發展都應該是而且能夠成為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或者說是呈運動發展的趨勢。這種過程和趨勢的前進發展也是按邊際原則進行的，不會總是顧及沉重的過去。儒家文化雖然也曾經阻礙過東亞地區經濟的發展，但重新被認識、重新被運用的傳統儒家文化同樣可以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發揮起作用。在傳統儒家文化重新被挖掘被定位的過程中，在東亞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傳統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兩者是動態的發展進步的。傳統儒家文化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思想文化體係，伴隨著東亞經濟發展而發展。
二、傳統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的適應性
（一）傳統儒家文化與總要素生產率（tfp）
傳統儒家文化到底適應還是不適應東亞經濟的發展？產生在傳統農耕經濟基礎之上的傳統儒家文化是不是就一定阻礙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一類的問題都是在討論傳統儒家文化與當代東亞經濟發展的適應性問題。這是傳統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核心命題。這個核心命題一直以來都有許多不同的答案來解釋說明它，特別是討論因東亞經濟奇跡而所伴生的一種“亞洲價值觀”。這種以傳統儒家文化為指導的亞洲價值觀是否真正推動東亞經濟發展？這裏所指的“亞洲價值觀”僅指東亞地區，應該更確切的說是“東亞價值觀”。亞洲價值觀一直受到西方國家的質疑。直到發生金融危機之前，西歐很多經濟發展理論家和新聞界的看法認為，以東亞經濟發展為基礎，21世紀將是亞洲時代或太平洋時代。但是，1997年7月之後，以亞洲金融危機為轉折點，他們轉向指責東亞經濟體製的基礎是落後於時代的亞洲價值觀和體製，指責亞洲價值觀的內容包括官僚主義、家族主義、溫情主義等，它們相交錯形成了腐敗結構和“裙帶資本主義（cronycapitalism）”，終於導致了經濟危機。保羅•；克魯格曼在評價東亞金融危機時認為：“亞洲經濟在管理方法上與美國不同，表現出一定的特性。沒有我們政府與商界之間的對手和守法的關係，在高增長的亞洲經濟中，商界與政府的精英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受禁令約束的緊密關係，一種默契的合作關係。我的意見是，這種密切關係在整個經濟裏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允許商界和政府通過合作使國民福利最大化。但是，很快這種不受禁令約束就得到了一個新名字：“裙帶資本主義”。它受到譴責，準確的說，它在損害整體經濟的情況下培育了難以令人信服的私人利益，從而成為危機的根源。”這個亞洲價值觀是20世紀90年代初，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以政治口號或塑造象征的形式提出的。他們認為，東亞國家的政府受儒家文化的傳統和價值觀的影響，具有家長式權威，在經濟發展中起核心作用。這是東亞經濟取得20餘年高速增長以後，向西歐宣告亞洲人的文化、政治、經濟正統性和一種優越性的形式。亞洲價值觀一般理解為家族主義、勤勞節儉、重視教育、集體主義、對權威的尊重等。這種以傳統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亞洲價值觀竟然被西方學者理解成為為了讓政府和商人相勾結的裙帶資本主義，也成為了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這可能是西方學者那種歐洲中心論、美國中心論的意識在作祟。自從近代以來西歐和美國經濟的發達使它們質疑世界上其他地區文化、製度的合理性。早在馬克思•；韋伯（max•；weber）論證新教倫理與西歐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關係時，韋伯認為，強調儲蓄、又從事生產、擴大再生產是基督教卡文派先提出的一個觀念，而且變成了他們的行為準則，這個行為準則逐漸被新教徒普遍接受。他認為因為新教在倫理、價值觀上的改變，形成了資本主義精神，推動了後來的工業革命。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文中指出，經濟發展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同時馬克思•；韋伯還指出中國的儒教和印度教等東方宗教從本質上都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馬克思•；韋伯處在20世紀初那個時期，也正是東亞地區普遍落後受壓迫的時期，就憑那時的狀況判斷信奉傳統儒家文化的東亞地區是由於儒家文化的影響而落後，儒家文化就被當作阻礙經濟發展的絆腳石是片麵的。馬克思•；韋伯這種分析對後來的東西方都很有影響。中國、日本等國很多人認為東亞地區落後是由於儒家文化落後造成的。西方學者更是一貫堅持認為傳統儒家文化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雖然有一些讚成肯定的聲音，但是隻要東亞經濟一出現問題，像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就會引來一大股批評否定之聲。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後，從“東亞奇跡”到“裙帶資本主義”的轉變就充分說明了西方世界對東亞儒家文化的不讚同。
1993年，世界銀行在題為“東亞奇跡”（theeastasianmiracle）的報告中指出，東亞八個國家（地區）（日本、韓國、台灣地區、新加坡、香港地區、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在1965－1990年的1／4世紀中，比世界其他地區分配得更加平均，而且創造了最高的經濟增長奇跡。這些亞洲高速增長的國家與地區（hpaes）在過去的1／4世紀裏實現了相當於亞洲其他地區的2倍、中南美和南亞的3倍、撒哈拉沙漠周邊地區非洲國家群的5倍的經濟增長，其增長速度甚至高於中東產油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hpaes實現了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和相對平均的收入分配，因此說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世界銀行認為，“東亞奇跡”的基本因素有：1高比率的儲蓄和高比率的民間投資；2積極培育人力資源等政策引導增長；3堅實維護了經濟基礎變量；4通過有效的產業政策等政府的有效支援推出出口主導型戰略；5開發基礎設施；6培育引導發展的金融機構。從世界銀行的這份“東亞奇跡”報告書中可以明顯看出來東亞地區深受傳統儒家文化之影響而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然而世界銀行的“東亞奇跡”報告書遭到了麻省理工學院保羅•；克魯格曼教授的根本性批判。1994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雜誌上發表的題為“亞洲奇跡的神話”（themythofasia’smiracle）一文中，克魯格曼教授利用總要素生產率指標（tfp）評價說，東亞經濟隻不過是依靠大量投入勞動和資本實現的要素主導型增長而已，並不是效率基礎上的增長；在東亞，勞動和資本的投入已達到極限，而且正在耗盡，所以東亞的高速增長不可能持續。他的最終結論認為，所謂“東亞奇跡”隻不過是所流汗水的回報而已，東亞模式缺乏促使效率增進的創造性和靈感。保羅•；克魯格曼作為西方經濟學者中對東亞經濟發展的可靠性持懷疑態度的一個，他的這個總生產要素模型有一定的理性之處，但總的來說還是沒有弄清楚東亞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原因。就算克魯格曼的總生產要素（tep）這個衡量指標也不一定是完全符合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現實的。下麵來看表四的數據。從表四中我們可以看出，1982－1997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相當部分歸因於資本積累，其貢獻率超過了50％。同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平均達13.5%。這一貢獻主要來自於技術進步。技術效率變化對80年代早期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作為東亞地區比較後發展的大國中國來講，其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就占了很有些部分，世界銀行和hu及khan還認為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份額還要多一點……主要靠技術進步而提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在中國這樣的東亞地區後發展起來的大國（中國1978年才實行改革開放）都能對經濟增長貢獻出一定的份額，那麽東亞地區其他先於中國發展起來的國家和地區是更能在全要素生產率（總要素生產率）這一方麵對經濟發展貢獻出自己的份額。誠然東亞各國和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是許多資本和勞動這些生產要素的投入而拉動的，但在勞動和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經濟發展貢獻力量的過程中，總要素生產率也在貢獻它的力量。東亞各國也在進行r&d，這些研究開發項目對東亞地區技術進步有很大的貢獻意義，使全要素生產率得以上升。全要素生產率等於事後從gdp增長率中扣除資本與勞動增長貢獻率而得出的餘額，他代表技術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保羅•；克魯格曼的要素投入論的結論是不符合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現實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絕不是那種沒有技術進步的發展。從以上這個中國的研究數據可以推斷出東亞的經濟發展絕不是沒有創造性的純粹要素主導型增長。保羅•；克魯格曼根據索羅（solow）的總要素生產模型而推斷出來的結論有一定的偏失之處，不是十分準確的。傳統儒家文化作為一個動態發展的生活積累沉澱，是不斷地展現它的活力的。不能因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就予以否定。傳統儒家文化中的很多思想內涵在當今的東亞經濟發展之中都會得到重新的挖掘。
（二）傳統儒家文化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積極因素
前麵已經用很大的篇幅敘述過我們這裏所指的傳統儒家文化不是那種墨守成規的傳統儒家文化。這裏的“傳統”的含義是指繼承那種優良的引導人們進步發展的儒家文化的合理內核。傳統要傳承好的傳統文化。傳統儒家文化能保持中國2000多年的繁榮強大，能穩定的保持社會秩序，其強大的生命力是顯而易見的。隻不過在封建社會和近代史上，傳統儒家文化是維護封建專製製度和農耕經濟的，這就有了阻礙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事實，因而也被西方學者認為是傳統儒家文化阻礙了東亞的經濟發展，認為儒家文化適應不了現代市場經濟。這不是以發展的邊際的思維來看待傳統儒家文化，其實傳統儒家文化是一個不斷進步的發展的過程。文化是一個包括廣泛內容的綜合體，它既是曆史傳統的積累，也是現實社會經濟生活的表現。一方麵，文化有著自己的特有構成和體係，另一方麵，，它又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變化緊密相聯。不過，盡管文化可以包攬許多內容，但它主要體現為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方式和思想體係。文化的轉變可以是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先導，同時，經濟社會的變革又會帶動文化的更新和發展。傳統儒家文化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思想體係，也受到人們思維方式變化而被賦予不同的內容。如傳統農耕經濟條件下的儒家思想強調的權威性與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強調的權威性是有不同的內容和目的性的，其內涵大大改變了。文化與經濟的適應性主要還是看文化與經濟的互動發展。文化與經濟是互動的，文化既反映經濟也作用於經濟。文化對經濟的作用比較集中地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內化為經濟行為主體人地潛在指南；二是外化為經濟網絡聯係。現代管理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作為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以及由其組成的企業、合作夥伴、社區群體的心理水平狀態，亦即普遍心理的特點、心理衝突、心理平衡、心理判斷、心理價值，不僅取決於經濟利益的驅動，而且也受特定的民族、地區文化傳統和習俗的直接影響。具有共同的傳統文化或者說是都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各國在經濟發展中，其經濟活動的參與主體（政府、企業、個人）也是不同程度的受到傳統儒家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這裏特別強調的是，這些經濟活動主體（或稱市場主體）所具有的儒家文化傳統不是原來那種維護封建體製和農耕經濟的舊儒家文化傳統，而是被賦予新的內涵的。
傳統儒家文化是一種強調群體主義和群體意識的文化，強調整體性與和諧性，注重集體利益。這對於經濟普遍比較落後且屬於後發型現代化的東亞地區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需要在製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設計新的製度安排需要時間、思想和努力（即使它是有代價的），但是由於人們可以模仿新的製度形式而不予補償設計新的製度措施的那些個人，因而在私人和社會的收益和成本方麵會有重大差距。政府的方案要承擔為堅持未來決定要增加的費用，就是說撤銷費用高於自願組織的費用。傳統儒家文化作為一種強調群體主義和整體意識的文化在推進製度安排上是有效地。屬於後發展的東亞地區，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這些經濟發達且各種經濟製度完善的西方發達國家又憑借其先進性和強大的實力而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中zhan有優勢地位。許多世界市場上的遊戲規則都是西方發達國家製定並符合它們的利益的。既然在經濟實力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那麽東亞地區在這不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要獲得經濟發展就必須互助聯合起來，強調一種整體觀念和互助意識。這樣可以使市場經濟的各參與主體處在一個和諧友善的環境中，形成一種和諧的關係……這不像純粹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那樣的競爭對手關係或者隻是把政府當個守夜人的角色。在整個東亞地區經濟在世界上處於比較弱勢的地位時，單靠東亞地區的企業或企業家們自身的努力是很難與強大的西方發達國家競爭的。這時東亞地區的各個政府就不光是要承擔守夜人的角色，而是要積極的去承擔設計製度的成本，設計出有效的製度去促進經濟發展。傳統儒家文化的群體觀念、權威意識在這時對各經濟參與主體的行為有著積極的作用。這些傳統儒家文化的思想觀念在這種情況下成了一種使政府、企業、企業家、員工們共同互助的觀念動力。政府積極設計有效的製度而降低個人成本（企業成本）使之與社會成本保持一個能激勵個人創造的範圍之內。企業家與員工之間形成一種和諧相處的關係，企業家們能照顧員工們的利益，員工也能理解企業的整體長遠發展大計。這樣以來，在這種傳統儒家文化注重群體意識的觀念作用下，東亞地區各國和地區積極的實施出口導向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主動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出口導向戰略需要東亞各國內部的政府、企業、工人間的團結協作，使這個戰略更有效率，減少討價還價的交易成本、談判成本。出口導向戰略是東亞國家及地區發展經濟的重要而成功的戰略，其基本內容是利用本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優先發展麵向出口的製造業，從製成品出口替代農產品和礦產品等初級產品的出口，以此推動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在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出口導向戰略顯示了它的優越性：第一，出口導向意味著主動去參與國際競爭，接受國際準則，這迫使本國提高勞動生產力，優化資源配置，注重技術進步；第二，本國產品麵向國際市場，尤其是發達國家市場，突破了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而購買力弱、需求不足的限製；第三，產品在國際市場銷售，獲取外匯，成為資本積累的一個總要來源。同時，發展中國家利用外匯購買先進技術和設備，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出口創匯能力，形成出口與增長的良性循環；第四，出口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是東亞地區各個政府設計得很好的製度，這個製度有效的促進了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這是東亞地區各國各地區的經濟參與主體（政府、企業、個人）在一種傳統儒家文化注重群體意識的觀念引導下而共同協作使出口導向型戰略成功的實施並發揮起作用。這還為東亞地區賺取了大量的外匯，如表五（見下頁）所示的亞洲國家（主要指東亞）所持有的外匯一直是很多的，到2001年時達22011億美元，占世界外匯儲量的48.21%。這為東亞地區發展經濟、加快自身的r&d建設和開發人力資源、培育人力資本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傳統儒家文化曆來有尊師重教而崇尚學習之風氣。“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這些觀念在傳統儒家文化中是很多的。在當代世界的經濟發展中，人力資本這個概念很受到重視。早在六十年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就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從而掀起了把資本概念普遍化的革命，同時在工業化國家帶來了對學校教育、培訓工作、和其他人力資本形成項目進行投資的高潮。而東亞地區由於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其重視教育的傳統是顯而易見的。從表六可以看出東亞地區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普遍的超過
表六：主要發展中國家（地區）教育水平比較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世界上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最重視教育的一個大區域。這是傳統儒家文化的重視教育的意思觀念在東亞地區的體現。重視教育使東亞地區的人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這就提高了整個東亞地區的人力資本。這些人力資本不光是現實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更為東亞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人力資本的基礎。美國經濟的強大跟美國強勁的科技研發能力是分不開的。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也正是注重教育投資注重培育人力資本而使其研發能力一直保持了強勁的勢頭，實現了可持續發展，從而具備了強大的經濟實力。而東亞地區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必須具有強大的科研開發能力，而這科研開發能力的源泉又是教育。如果沒有良好的教育水平，那麽作r&d就無從談起。那麽東亞的經濟發展很可能就如保羅•；克魯格曼說認為的那樣光靠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本的大量投入而獲得發展，而這種沒有創造能力沒有技術進步的發展是不可能長久的，不是可持續發展。通過技術進步和創新來使科學技術轉移成為現實生產力，從而推動經濟發展而且使可持續發展。這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所提倡的。“內生增長理論”的核心是，在增長過程中，當發生良性循環的擴散效應（spillovereffects）或外部效應（externalities）時，靠原有的生產要素可能使報酬遞增。東亞的經濟增長應該是內生經濟增長那樣要注重技術進步與創新，這樣才能可持續的發展，而不是無未來的增長。東亞曆來重視教育的儒家文化傳統會在培育人力資本促進技術進步方麵起積極作用。
傳統儒家文化提倡節儉、提倡儉樸的生活這種觀念也使得東亞地區有一個普遍較高的儲蓄率。東亞地區人們由於有傳統儒家文化這個勤勞儉樸的文化傳統而為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增添了一份動力。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都是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根據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g＝s∕k，即一國的經濟增長與其儲蓄率成正比，而與其資本－產出比成反比。其中g代表經濟增長率，s代表儲蓄率，而k代表資本－產出比率）來看，東亞地區由於人們普遍勤勞儉樸，喜歡把錢用來儲蓄積累下來，因而儲蓄率s普遍很高，因而在資本—產出比率k變動很小（模型假設）的情況下，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又提供了動力。傳統儒家文化中的勤儉節約的思想觀念在當代東亞地區人們的心目中是普遍具有的，人們習慣於把錢積存下來等它增多而不是用來奢侈享樂。這就是使儲蓄的錢能夠被政府和企業借去用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改造升級，這就從根本上為東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動力。東亞地區居民喜歡儲蓄還有一個大用途就是把儲蓄的錢用來培養後代，使他們接受更多更良好的教育。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很大的（前麵已經論證）。傳統儒家文化勤儉節約的思想觀念就是這樣使東亞地區經濟發展又具備了一個必要條件。這種勤儉節約的思想觀念在這時就不再是原來封建社會那種守財奴的形象了，那種隻會守死錢而不讓它流動的守財奴思維對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而傳統儒家文化勤儉節約的意識觀念在東亞地區所表現出的高儲蓄率是為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積累了大量資本，既有物質資本也有人力資本。這些資本的積累也從一個方麵保證了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而且是可持續發展。
傳統儒家文化中有很多觀念都可以在當代東亞經濟發展之中被重新挖掘重新定位起來，從而在觀念意識上為東亞經濟發展建立有效的製度保證。這些傳統儒家文化都是儒家思想這個不斷與時俱進的思想體係的合理內核，是能夠適應東亞經濟發展的，並為東亞經濟發展提供一種思想觀念上的動力。這種思想觀念上的動力又潛移默化的影響東亞地區人們的行為，使經濟參與主體們能和諧相處並互相協作，共同促進東亞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發展與傳統儒家文化的未來發展
當今世界激烈競爭的世界市場中，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並存。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世界經濟中的一大熱點。區域經濟一體化既有貿易創造、貿易轉移等靜態效應，還有規模經濟、吸引外資、加強競爭、擴大與深化等動態效應。這些效應促進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從全球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地理上相鄰的、文化上相近、政治製度相同的國家和地區實行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可以提高整個區域在全球政治經濟體係中的地位，使區域內各個成員以規模經濟效應來共同應對外部市場的激烈競爭壓力，從而對本地區內各成員的發展有利。這裏是把經濟發展當作一種區域的行為或者更廣義上來說是一種世界行為來看待，也可以當作是各個成員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設計的製度安排。區域經濟一體化包含一整套有關各成員方經濟合作的製度，這些製度的設計是有成本的。隻有當成員方認為其加入這個製度的成本小於加入這個製度的收益時，它才會考慮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中來。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治動因和政治問題也十分突出，政治原因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決定著區域經濟一體化或者是區域內經濟合作能否實現。當今世界進行得最好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歐洲聯盟，歐洲聯盟不光進行區域經濟一體化也嚐試著區域政治一體化搞區域內政治經濟一體化。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是進行得比較順利的區域經濟合作。東亞地區有東盟fta和apec。歐盟的政治經濟一體化也是歐洲在經曆兩次世界大戰以後處於政治方麵防範大戰再起的初衷而逐步建立的，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歐盟從開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發展到現在的政治經濟上緊密聯係的歐洲聯盟。這些歐盟成員文化上的同源、經濟上的發展程度相近、政治製度上的相同是它們能聯合起來共同發展的一大前提。歐洲聯盟主要是由於政治動因而聯合起來的，經濟上的協作增加了各國的收益也防止了大戰的再起。這種政治動因開始的區域政治經濟一體化能夠承擔一些製度設計上的成本費用，因為這些是相對於政治動因來說處於次要的因素。
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或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與歐盟、北美有很大的不同。自從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後，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的確是加強了。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的當年1997年的12月，就首次召開了東盟加中、日、韓首腦會議（“10＋3”）。此後，“10＋3”首腦會議就成了每年定期召開的會議，並逐漸演變成了“10＋3”會議機製。從1997年開始每年的“10＋3”首腦會議都為東亞經濟合作進行了一些討論並達成了一些協議，如貨幣互換協議、創立亞洲債券基金等。在2001年的首腦會議上，東盟還與中國就10年內建立“10＋中自由貿易區”達成協議。在2002年11月的第六次“10＋3”會議期間，中國與東盟簽署了《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這樣標誌著東亞區域合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東亞經濟合作在這時出現高潮的原因有：1國際範圍內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巨大壓力。2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沉痛教訓。3東亞地區政治經濟環境的改善，為區域經濟合作創造了條件。此外，2001年以來世界經濟的不景氣也是推動東亞區域合作的催化劑。但這些似乎表明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隻是迫於東亞金融危機後經濟發展壓力的合作緩解壓力措施。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是真正意義上的合作而不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合作。東亞地區具有共同的傳統儒家文化，能以傳統儒家文化的合理思想內核來指導行為從而促進經濟發展。而這種經濟發展能不能成為一種區域內經濟合作的經濟發展，把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形成一種製度性的安排始終是一個比較值得關注的地方。這也關係到傳統儒家文化能不能成為一種區域性的共同文化，“亞洲價值觀”能不能在經濟合作中被東亞地區廣泛認同。
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東亞地區共有的傳統儒家文化使它們的經濟發展很有活力。但值得一提的是，傳統儒家文化在東亞各國隻是與各國的民族文化傳統結合以後的本土化的儒家文化，是各國站在自己的民族文化基礎上對傳統儒家文化的各自理解，還沒有一種能統一認同的儒家文化意識觀念。各國的傳統儒家文化有點像是標著傳統儒家文化的招牌、吸收傳統儒家文化的合理內核而又根據本國本民族傳統文化加以改造的自我表達。因此，傳統儒家文化的未來發展怎麽樣也是值得關注的。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能不能使傳統儒家文化也像歐美文化那樣對世界具有強大的衝擊力？一種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影響力是與產生它並支持它的經濟力量分不開的。當今世界上美國文化的強大影響力就是以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後盾的。美國一直以來以其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使世界有一種認為美國文化應該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最先進的文化的傾向，文化滲透也成為美國擴大其政治經濟強權的一種手段。文化上的優勢也使美國經濟的發展減少的製度設計一些成本，文化無形的為美國經濟發展的製度設計（特別是對外經濟）作貢獻。文化作為一種無形的製度安排而去指導人們的行為方式。文化上的先進性就能為設計出好的製度安排打下一個基礎，這樣能更好的促進經濟發展。在當今世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之下，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區域經濟合作是具有共同的文化傳統和地理位置相鄰的各經濟體聯合起來發展經濟的一種好的實踐形式，能從一個比較大的範圍內促進經濟體經濟的共同發展。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受到了傳統儒家文化的積極作用。而在東亞經濟合作之中，具有共同傳統儒家文化（內核一致）的東亞地區各國能否衝破曆史上造成的隔閡，這是傳統儒家文化未來發展必須麵對的問題。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是會受傳統儒家文化的繼續促進的，在這樣的經濟發展中應該更注重的是培育一種文化認同感，讓東亞地區的傳統儒家文化能在具有各國民族特點的基礎上更多的有一點共同認同性，這樣傳統儒家文化就也能在促進東亞地區區域經濟合作上有所作為，而這種區域經濟合作又會促進整個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現在的東亞區域合作離實質性的東亞自由貿易區或共同體的目標還很遠，東亞合作名副其實，更多地集中在合作上，還沒有共同的政策協調等。如果東亞地區能將區域經濟合作深入發展下去而實現全麵互利的共同發展，那麽傳統儒家文化的亞洲價值觀才可能真正的被廣泛認同。
結束語
20世紀60年代以來，整個東亞地區經過自身的努力而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和經濟快速發展。傳統儒家文化的合理內核再加上東亞各國的民族文化而形成的這種崇尚節儉、勤奮好學、注重群體意識的被重新定位的傳統儒家文化形成了一種新的傳統儒家文化。這種新的傳統儒家文化是原來的傳統儒家文化的合理內核發展進步的結果。傳統儒家文化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也同樣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並能促進經濟發展。因為傳統儒家文化使市場經濟參與主體之間能保持一種和諧相處的穩定關係，從而減少製度設計的成本，使有效的製度更容易推行更能及時有效的促進東亞地區經濟的發展。本文一開始先是較詳細的論述了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和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發展，而以兩者都是動態發展的過程又來論述第二部分的傳統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適應性問題。用了一些數據和模型初步論證了傳統儒家文化是能適應東亞經濟發展而且能促進經濟的發展。最後本文提出了傳統儒家文化能否促進東亞區域經濟合作而促進區域經濟整體發展這個思考，這是一個需要繼續研究的問題。到底東亞地區能不能更緊密的進行經濟合作，傳統儒家文化能不能作為東亞各國都普遍的文化認同而促使各國加強區域內的經濟合作來麵對經濟全球化的激烈挑戰？傳統儒家文化能不能在整合影響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各種分利集團的利益中起到積極作用？以傳統儒家文化為本的亞洲價值觀能不能在今後的經濟發展促進下真正被廣泛認同，這些都是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本文隻是作個引子以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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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論文也是對儒家改革的一個借鑒，但不是主要依據，更多的儒家改造應該集中在哲學上的基本立足，我個人其實認為本論文比較牽強，也不是比較有學問的學者和研究員的論文，影響力也很低，隻是資料都比較準確而已）
【內容提要】傳統儒家文化一直以來在東亞地區就zhan有重要位置，是該地區文化的主導。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東亞地區經濟出現了連續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長，被世界銀行稱為“東亞奇跡”。雖然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使“東亞奇跡”遭到一些質疑，但是經曆金融危機的東亞地區經濟仍然增勢較高，東亞地區經濟合作蓬勃開展。在東亞經濟發展之中，文化因素特別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起到了其特殊作用。經濟發展與文化聯係緊密，東亞經濟發展和傳統儒家文化之間有著一個良性的互動關係。傳統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並非格格不入，西方的經濟學者對傳統儒家文化的質疑有不當之處。傳統儒家文化潛移默化地促進有利於經濟持續發展的製度設計，也在不斷的發展之中作為一種非正式的製度因素有可能在促進東亞經濟合作共同發展、共同麵對經濟全球化衝擊中發揮積極作用。
【關鍵詞】儒家文化；經濟合作與發展；非正式製度
引言
20世紀60至90年代這三十多年以來，東亞地區各個國家和地區都不同程度的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東亞地區的這種經濟高速增長在世界範圍內是罕見的，因而引起了世界各國對東亞經濟發展的廣泛關注，大量的各種樣的研究開展了起來。一般來說，東亞包括1993年世界銀行東亞奇跡報告書（eastasianmiracle）中稱為“高速經濟增長”的韓國、台灣地區、香港地區、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其他東盟成員國以及在東亞最早實現現代化的日本和1978年以來憑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從表1可以看出來，從1970年到1980年期間，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實現了gdp年均增長率達到5.12%至9.74%的高速增長。從1980年到1990年期間，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實現了6.489%的年平均增長率。從1990年到2000年，這期間雖然經曆了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但是東亞各國和地區仍然保持了5.451%的年平均增長速度。東亞地區的經濟活力仍然存在。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發展的各種研究在世界範圍內是很多的，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其持續的高速度和持久的活力而使得世界上除發達國家外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顯得有點黯然失色。因此世界範圍內對東亞經濟發展的關注是必然的。1993年世界銀行還專門編寫了東亞奇跡報告書（eastasianmiracle）。發展主義－新古典主義，依附－世界體係論和“國家主義”理論（以“發展型國家”理論為主）基本上構成了當前東亞發展研究的三大流派。這三大流派主要是從純經濟學理論（強調市場主導作用）和政治經濟學理論（重視政治因素）去研究東亞經濟發展。而從文化角度采用新製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理論及方法進行東亞經濟發展研究的也很多。文化在新製度經濟學中屬於非正式製度安排的製度，屬於這個層次新製度經濟學的分支還有演進經濟學、經濟社會學、新經濟史等。而發展經濟學作為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理論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也開始打破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統治地位而產生出新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的基本理論意義在於，它認為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最終源泉可以歸結為人力資本和知識的生產與積累。這些在東亞的經濟發展中都和儒家文化有著密切聯係。像馬克思•；韋伯論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關係一樣，論證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也很多。比如hermankahn的《theconfucihicandeconomicgrowth》，森島通夫的《日本為什麽“成功”：西方技術和日本的民族精神》，杜維明的《新加坡的挑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黃光國的《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小r•；霍夫亨茲和k•；e•；柯德爾的《東亞之鋒》，吳建華的《東亞現代化與中國》等都從不同方麵論證儒家文化促進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院等國內的學術機構也出版了一些含有從文化角度研究東亞經濟發展的著作如《亞洲現代化透視》、《亞太研究論從》、《亞太地區發展報告》等。此外還有許多中外學者和科研機構從事這方麵的研究。經濟發展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化是一種無形的製度因素。本文也試探著從傳統儒家文化角度來研究探討傳統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著重從先找出傳統儒家文化中與現代東亞經濟（市場經濟性質）相適應的因素和觀念而再探討傳統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
一、理解傳統儒家文化和理解經濟發展
（一）傳統儒家文化的發展
探討傳統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首先應該明確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和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由這種普遍意義上的文化和普遍意義上的經濟發展再來演繹到傳統儒家文化和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上麵，從東亞地區zhan有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來理解傳統儒家文化和東亞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
一般意義上的文化的定義和內涵是多種多樣的，不同的思考角度有著不同的解釋，現在世界上有關文化的定義和內涵的解釋大約有一百多種。由於本文探討的是傳統儒家文化，而傳統儒家文化是源於東亞地區最大的國家中國的，因此著重來看一下中國學者是怎樣給文化下定義的。中國著名的國學大師錢穆認為：“‘文明’，‘文化’兩辭，皆自西方移譯而來。此二語應有別，而國人每多混用。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群體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麵。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麵。顧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須由其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什麽叫‘文化’？，這兩個字，本來很難下一個清楚的定義。普通我們說文化，是指人類的生活；人類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總括匯合起來，就叫做文化。但此所謂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並不專指一時性的平鋪麵而言，必將長時間的綿延性加進去，譬如一個人的生活，加進長時間的綿延。那就是生命。一國家一民族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加進綿延不斷的時間演進，曆史演進，便成所謂‘文化’”這裏所講的文化是從生活演進或者說是從曆史演進上給文化下的定義，就好像東亞地區的文化是東亞地區從曆史上以來的各種生活積累沉澱而形成的。傳統儒家文化起源於麵積廣大而又以農耕經濟為主的中國大陸地區。在幾千年的古代曆史中，中國一直是東亞地區最強大的國家，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都處於領先地位，也就自然成為了東亞地區其他國家競相學習和仿效的榜樣。而中國文化又是以傳統儒家文化為核心的，自從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傳統儒家文化一直就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和主導，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曆朝曆代治國的指導思想。這套儒家思想在傳統封建農耕經濟占主導的社會之中起到了維持社會穩定保證經濟生產和生活正常有序進行的作用。也正是由於這樣，也使中國一直以來在東亞地區保持了其頭號強國的獨尊地位，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封貢體係”這樣的區域性國際體係。因此，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也就被周邊的各東亞國家吸收了。先是與中國最臨近的朝鮮、日本和越南接受了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再是由於航海技術的發展和來自中國內部人口的壓力而引起的“下南洋”移民活動，大量華人遷徙到東南亞地區謀生，也自然的將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隨之帶來了，東南亞地區也受到了傳統儒家文化的深遠影響。概言之，諸如1993年世界銀行東亞奇跡報告書中所提及的東亞地區各個經濟體都受到了傳統儒家文化的深遠影響。雖然有些西方學者質疑東南亞地區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程度，但他們也承認“當將這個觀點運用於印度尼西亞或馬來西亞時，聽起來卻有點牽強，但（造成社會分裂的）事實是東南亞地區的商界名流多數是華人。”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在整個東亞地區的主流文化地位是明顯的，它深深滲入到東亞地區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文化與生活緊密相連也當然與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經濟是人們生活的重頭戲也自然有其曆史性演進發展的不斷沉澱積累。文化與經濟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融合的存在於人類生活的演進過程之中。文化也有其層次之分也可以說文化是包含幾個層次的。也是一位中國著名學者費孝通認為文化包含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生產、生活的工具，國家、社會用什麽樣的工具、器物來生產、生活。比如中國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印度人用手抓，所用的器物不一樣。這當然也包括國家打仗時用什麽，用洋槍大炮、還是大刀長矛？這是器物層次；第二時組織層次，按照費孝通先生的定義，包括這個社會裏麵怎樣把個人組織起來，讓單獨的個人能夠結合在一起、在一個社會裏麵共同生活以及他們之間怎樣互動。它包括很多內容，比如政治組織、宗教組織、生產組織、國家機器等等；此外還包含一個價值觀念的層次，人怎麽想，什麽可以接受？什麽不可以接受？什麽好？什麽不好？好還之間，各個社會的價值觀念、行為選擇標準不一樣。三個層次不可分割，是一個有機整體。傳統儒家文化是產生在農耕經濟發展得很好的中國大陸的，在器物層次上那種原來的舊的傳統儒家文化是沒有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西方文化那麽更接近於現代化。然而傳統儒家文化指導下的中國的確保持了2000多年的世界領先水平，西方文化現在坐在世界上所處的強勢地位也不過是西方經濟力量強大的結果。不能夠就簡單的從器物層次上去全盤否定某種文化是否適應某種社會經濟狀況。傳統儒家文化雖然產生在一種器物層次上比較落後的基礎之上，但任何事物都是要看它的邊際發展趨勢的，看它這種邊際發展趨勢是不是先前發展並在發展中不斷自我揚棄，既克服又繼承。就傳統儒家文化自身發展曆程而言，不同時期的儒家文化也是有不同含義的。特別是在當代世界東亞地區所奉行的儒家文化跟孔子、孟子時代的儒家思想就有了很大的不同，雖然在語言表達形勢上有相同相似之處，但其實質內容和指導的對象就完全不同了。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是不斷與時俱進的，是能被重新思考重新定位的。就比如說，過去傳統儒家文化強調的忠孝觀念，在過去強調忠孝觀念是對封建君主和家長的忠誠不二。而當今時代這種忠孝觀念應用到經濟生活中去可以強調員工對企業的忠於職守程度可以強調員工的責任意識，從而保證製度的有效運行以促進經濟發展。可想而知在競爭如此激烈的當今世界市場上，企業要想生存如果沒有廣大員工的忠於職守和奉獻精神是不可能的，光強調西方式講求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義觀念是行不通的。創立有效的製度促進經濟發展也需要有相應的觀念意識跟進。在當今時代，傳統儒家文化應是更注重在組織層次和價值觀層次發揮其作用。儒家文化在當代東亞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是更多的以組織層次和價值觀層次展現在經濟之中，並且提高自身的器物層次水平，從而在東亞經濟發展過程中展現出自身獨特優勢。
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是有許多不同角度的定義和內涵的，而且還有器物層次、組織層次、價值觀層次三個不同的層次。傳統儒家文化作為一種文化也具有一般意義上的文化的特征和內涵。傳統儒家文化也是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以及儒家思想傳播到東亞各國上千年來社會經濟生活的積累沉澱之結果，是一種不斷發展的文化，不是停滯不前更不像有些西方學者認為的那樣頑固不化愚昧落後而阻礙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傳統儒家文化雖然產生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封建社會剛起步的時期，但是傳統儒家文化是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甚至是東亞社會的不斷進步而不斷完善發展的，這樣才形成一個較為完備的儒家思想體係而被東亞地區各國所接受。有的學者這還把儒家思想當作一總宗教即“儒教”，把“儒教”與西方基督教新教來做促進經濟發展上的比較。從近代以來東亞地區的落後受壓迫狀況一度使人們懷疑傳統儒家文化與現代化的適應性，身為東亞國家的日本也大為鼓吹“脫亞入歐”而全盤否定儒家文化。而二戰後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東亞地區一支獨秀的經濟快速發展又使人們重新思考儒家文化。這是儒家文化與時俱進的結果。儒家文化在器物層次、組織層次和價值觀層次三大層次上都是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不斷積累沉澱而向前發展進步的。不能因東亞地區近代以來的落後不發達及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就否定儒家文化的積極作用。一瑕不掩美玉，傳統儒家文化作為三個不同層次的生活沉澱積累，在其發展過程中總不是一帆風順的，總有些糟粕存在其中，有些糟粕還真正是嚴重阻礙了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比如過分強調“重義輕利”和“存天理，滅人欲”等。從一般意義的文化概念上我們知道了傳統儒家文化會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進步。在長期曆史發展過程中，就一個文化而言，隨著生產力水平變化，上層建築中社會組織以及價值觀念也不斷變化。要秉著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的態度來對待傳統儒家文化，積極挖掘傳統儒家文化中具有積極進步意義能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成分。傳統儒家文化是一種動態發展的文化。
（二）東亞經濟發展的真實性
而經濟發展本身就是很明顯的動態過程。經濟發展（economicdevelopment）經濟增長（economicgrowth）是有區別的。有關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兩者定義區別的解釋也有很多。這兩個概念的重大區別是大家所共同承認的。區別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在經濟學研究中有重大意義。
經濟增長（economicgrowth）是指社會財富即社會總產品量的增加，它一般是用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gnp）或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來表示。所謂經濟增長是指一國經濟在一定時期內（一般期限可以短至一年）實際的（即按不變價格計算）產值或收入的增長。由此可見經濟增長這個概念比較注重的是數量上的增長，是表麵上的社會財富和總產值的增長，不過多的關注經濟增長或者更明確的是數量上的社會財富增長背後的結果。這是概念上的定義把經濟增長定義在注重表麵上的數量增加的範圍之內。我們就遵照這個定義來研究經濟問題。那麽東亞地區在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主要以gdp的高速增長率體現出來）就值得我們去思考這種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是不是一定帶來了東亞地區經濟的發展。僅僅隻以gnp或gdp的增長幅度來看待某個經濟實體的經濟發展水平顯然是不夠的。本文探討的經濟發展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時會與經濟增長概念混淆的經濟發展，而是按照經濟學上有關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定義嚴格區別兩者，承認它們的區別。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增長從概念上來講雖然是比較重視社會財富社會總產值數量上的增長，但也並不是說隻以社會財富社會總產品數量上的增長為唯一標準，還要考慮到其他變量的情況。說道經濟增長，我們提出人均收入的長期增長，真正的意味著社會總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長得更快；另一方麵，停滯狀態則導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續的增長，雖然平均收入在時間相當長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東亞地區在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的經濟持續增長是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從表二、表三的東亞地區部分國家和地區的gdp值和人均gdp值可以看出這一點來。由於中國是從1978年才開始搞改革開放的，因此取1980年到2002年的經濟體gdp值才能更好的體現出東亞地區的整體狀況。從人均gdp值的增長情況來看，有的國家和地區近幾年內有一些回落的情況，但總體來說還是在這短短的30多年間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這可以充分說明這30多年間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是超過了人口增長，經濟增長所增加的社會財富遠遠足以抵消人口增長所增加的消耗，社會總收入的增長確實超過了人口增長。東亞地區的30多年的經濟持續增長符合經濟增長的含義，是的的確確的經濟增長。這也為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必要條件。
經濟發展（economicdevelopment）的概念則更為複雜。首先從發展這個概念上來講就有很多解釋，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上都有。這些有關發展的理論有兩種不同的視角：一種認為發展是單一國家的行為，存在一種普遍的發展模式。這種視角的發展理論有一些共同特征：它們分析的單位是共同的，即都以“國家”為分析單位，分析國家的政治製度、經濟戰略和社會係統，並由此而認為，發展就是耽擱國家和單個社會的發展。他們還追求一個普遍的一般的模式。這些理論均以一個假定為前提，不論各個國家在曆史上、文化習俗上、資源稟賦上有何差異，都可以走一條普遍的發展道路，遵循一個普遍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就是西方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模式。所以，這些發展理論的共同結論便是，隻要新獨立的發展中或非西方國家遵循西方發達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就能成為現代化國家。另一種視角認為發展是一種區域行為或世界行為，發展受製於國際環境。這是20世紀60至70年代出現了著名的“相互依存理論”、“霸權穩定理論”、“依附理論”、“中心—外圍理論”以及“世界體係理論”等等。這些理論強調，發展並非隻是一個國家的行為，發展是一種“區域行為”或“世界行為”，應當將發展納入“區域體係”或“世界體係”之中。發展這個概念的含義是多樣的，它比增長這個概念要寬泛很多。經濟發展作為一種發展來講是有比經濟增長更深層次的含義的。經濟發展（economicdevelopment）當然包括經濟增長，但是，它還包括經濟結構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投入結構的變化、產出結構的變化、產品構成的變化與質量的改進、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狀況的改善。經濟發展比經濟增長包含的內容要豐富和複雜得多。當然，沒有經濟增長就不會有經濟發展，就此而言，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經濟增長不一定會帶來經濟發展。也就是說，經濟增長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經濟發展是指，一個國家按人口平均的實際收入在一個長時期內增長的過程，條件是處於“赤貧線”下的居民人數不再增加，收入分配不會變得更不公平。具體來說，這一定義包含三個要素：一是實際收入，即消除通貨膨脹影響以後的收入；二是人口平均收入，如實際收入每年增長2％，而人口也每年增長2％，那麽經濟就無發展而言；三是在一個長時期內，邁耶認為至少要20至30年。可見，經濟發展強調的是一國人均實際收入的持續增長。經濟發展不當包括經濟增長，而且包括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方麵的進步和改善。在產業結構進步方麵，第一產業產值所占比例減少。而第二、三產業產值所占比例提高；社會結構方麵，譬如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日趨下降，中產階層的家庭在全國全部家庭中所占的比例擴大；在政治結構方麵，譬如民主政治的方式日漸普及，而傳統的權威階層逐步退出政治舞台，等等。在這些結構變化中，經濟不發達現象漸告消失，低下階層的生活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趨於上升，顯性和隱蔽性失業逐步緩和，非正常外貿轉為正常，等等。總之，經濟發展不僅是一個量的概念（如增長概念那樣），而且是一個多層麵的質的概念，涉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多個層麵。東亞地區30多年來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確是帶來了經濟發展。原來的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業部門比重十分大的情況有了很大改觀，東亞地區的第二、第三產業比重大大上升了。那種“無工作的增長、無聲的增長、無情的增長、無根的增長、無未來的增長”這五無增長的現象沒有在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東亞經濟增長中出現。東亞經濟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實現了經濟發展，是真正的經濟發展。保羅•；克魯格曼也認為：“但是，這樣的調整也不能掩蓋經濟進步的驚人現實。因為人們不能隻著眼於官方的增長數據，亞洲的進步是可以用肉眼觀察得到的：摩天大樓取代了昔日的小破棚屋；高速公路取代了昔日的鄉間小路；小汽車取代了昔日的自行車。工資的迅速提高，不僅可以在官方的數據裏，也可以在私營公司招聘員工時得到證明。當然，最顯而易見的是，有了掙到了足夠多的錢，去購買各種各樣的消費品，並在各條新開辟的航線上乘飛機旅行，應該說，亞洲的增長是真實的。”東亞經濟發展是真正實現了。
從普遍意義上的文化和普遍意義上的經濟發展來看，文化和經濟發展都應該是而且能夠成為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或者說是呈運動發展的趨勢。這種過程和趨勢的前進發展也是按邊際原則進行的，不會總是顧及沉重的過去。儒家文化雖然也曾經阻礙過東亞地區經濟的發展，但重新被認識、重新被運用的傳統儒家文化同樣可以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發揮起作用。在傳統儒家文化重新被挖掘被定位的過程中，在東亞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傳統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兩者是動態的發展進步的。傳統儒家文化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思想文化體係，伴隨著東亞經濟發展而發展。
二、傳統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的適應性
（一）傳統儒家文化與總要素生產率（tfp）
傳統儒家文化到底適應還是不適應東亞經濟的發展？產生在傳統農耕經濟基礎之上的傳統儒家文化是不是就一定阻礙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一類的問題都是在討論傳統儒家文化與當代東亞經濟發展的適應性問題。這是傳統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核心命題。這個核心命題一直以來都有許多不同的答案來解釋說明它，特別是討論因東亞經濟奇跡而所伴生的一種“亞洲價值觀”。這種以傳統儒家文化為指導的亞洲價值觀是否真正推動東亞經濟發展？這裏所指的“亞洲價值觀”僅指東亞地區，應該更確切的說是“東亞價值觀”。亞洲價值觀一直受到西方國家的質疑。直到發生金融危機之前，西歐很多經濟發展理論家和新聞界的看法認為，以東亞經濟發展為基礎，21世紀將是亞洲時代或太平洋時代。但是，1997年7月之後，以亞洲金融危機為轉折點，他們轉向指責東亞經濟體製的基礎是落後於時代的亞洲價值觀和體製，指責亞洲價值觀的內容包括官僚主義、家族主義、溫情主義等，它們相交錯形成了腐敗結構和“裙帶資本主義（cronycapitalism）”，終於導致了經濟危機。保羅•；克魯格曼在評價東亞金融危機時認為：“亞洲經濟在管理方法上與美國不同，表現出一定的特性。沒有我們政府與商界之間的對手和守法的關係，在高增長的亞洲經濟中，商界與政府的精英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受禁令約束的緊密關係，一種默契的合作關係。我的意見是，這種密切關係在整個經濟裏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允許商界和政府通過合作使國民福利最大化。但是，很快這種不受禁令約束就得到了一個新名字：“裙帶資本主義”。它受到譴責，準確的說，它在損害整體經濟的情況下培育了難以令人信服的私人利益，從而成為危機的根源。”這個亞洲價值觀是20世紀90年代初，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以政治口號或塑造象征的形式提出的。他們認為，東亞國家的政府受儒家文化的傳統和價值觀的影響，具有家長式權威，在經濟發展中起核心作用。這是東亞經濟取得20餘年高速增長以後，向西歐宣告亞洲人的文化、政治、經濟正統性和一種優越性的形式。亞洲價值觀一般理解為家族主義、勤勞節儉、重視教育、集體主義、對權威的尊重等。這種以傳統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亞洲價值觀竟然被西方學者理解成為為了讓政府和商人相勾結的裙帶資本主義，也成為了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這可能是西方學者那種歐洲中心論、美國中心論的意識在作祟。自從近代以來西歐和美國經濟的發達使它們質疑世界上其他地區文化、製度的合理性。早在馬克思•；韋伯（max•；weber）論證新教倫理與西歐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關係時，韋伯認為，強調儲蓄、又從事生產、擴大再生產是基督教卡文派先提出的一個觀念，而且變成了他們的行為準則，這個行為準則逐漸被新教徒普遍接受。他認為因為新教在倫理、價值觀上的改變，形成了資本主義精神，推動了後來的工業革命。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文中指出，經濟發展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同時馬克思•；韋伯還指出中國的儒教和印度教等東方宗教從本質上都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馬克思•；韋伯處在20世紀初那個時期，也正是東亞地區普遍落後受壓迫的時期，就憑那時的狀況判斷信奉傳統儒家文化的東亞地區是由於儒家文化的影響而落後，儒家文化就被當作阻礙經濟發展的絆腳石是片麵的。馬克思•；韋伯這種分析對後來的東西方都很有影響。中國、日本等國很多人認為東亞地區落後是由於儒家文化落後造成的。西方學者更是一貫堅持認為傳統儒家文化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雖然有一些讚成肯定的聲音，但是隻要東亞經濟一出現問題，像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就會引來一大股批評否定之聲。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後，從“東亞奇跡”到“裙帶資本主義”的轉變就充分說明了西方世界對東亞儒家文化的不讚同。
1993年，世界銀行在題為“東亞奇跡”（theeastasianmiracle）的報告中指出，東亞八個國家（地區）（日本、韓國、台灣地區、新加坡、香港地區、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在1965－1990年的1／4世紀中，比世界其他地區分配得更加平均，而且創造了最高的經濟增長奇跡。這些亞洲高速增長的國家與地區（hpaes）在過去的1／4世紀裏實現了相當於亞洲其他地區的2倍、中南美和南亞的3倍、撒哈拉沙漠周邊地區非洲國家群的5倍的經濟增長，其增長速度甚至高於中東產油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hpaes實現了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和相對平均的收入分配，因此說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世界銀行認為，“東亞奇跡”的基本因素有：1高比率的儲蓄和高比率的民間投資；2積極培育人力資源等政策引導增長；3堅實維護了經濟基礎變量；4通過有效的產業政策等政府的有效支援推出出口主導型戰略；5開發基礎設施；6培育引導發展的金融機構。從世界銀行的這份“東亞奇跡”報告書中可以明顯看出來東亞地區深受傳統儒家文化之影響而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然而世界銀行的“東亞奇跡”報告書遭到了麻省理工學院保羅•；克魯格曼教授的根本性批判。1994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雜誌上發表的題為“亞洲奇跡的神話”（themythofasia’smiracle）一文中，克魯格曼教授利用總要素生產率指標（tfp）評價說，東亞經濟隻不過是依靠大量投入勞動和資本實現的要素主導型增長而已，並不是效率基礎上的增長；在東亞，勞動和資本的投入已達到極限，而且正在耗盡，所以東亞的高速增長不可能持續。他的最終結論認為，所謂“東亞奇跡”隻不過是所流汗水的回報而已，東亞模式缺乏促使效率增進的創造性和靈感。保羅•；克魯格曼作為西方經濟學者中對東亞經濟發展的可靠性持懷疑態度的一個，他的這個總生產要素模型有一定的理性之處，但總的來說還是沒有弄清楚東亞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原因。就算克魯格曼的總生產要素（tep）這個衡量指標也不一定是完全符合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現實的。下麵來看表四的數據。從表四中我們可以看出，1982－1997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相當部分歸因於資本積累，其貢獻率超過了50％。同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平均達13.5%。這一貢獻主要來自於技術進步。技術效率變化對80年代早期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作為東亞地區比較後發展的大國中國來講，其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就占了很有些部分，世界銀行和hu及khan還認為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份額還要多一點……主要靠技術進步而提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在中國這樣的東亞地區後發展起來的大國（中國1978年才實行改革開放）都能對經濟增長貢獻出一定的份額，那麽東亞地區其他先於中國發展起來的國家和地區是更能在全要素生產率（總要素生產率）這一方麵對經濟發展貢獻出自己的份額。誠然東亞各國和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是許多資本和勞動這些生產要素的投入而拉動的，但在勞動和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經濟發展貢獻力量的過程中，總要素生產率也在貢獻它的力量。東亞各國也在進行r&d，這些研究開發項目對東亞地區技術進步有很大的貢獻意義，使全要素生產率得以上升。全要素生產率等於事後從gdp增長率中扣除資本與勞動增長貢獻率而得出的餘額，他代表技術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保羅•；克魯格曼的要素投入論的結論是不符合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現實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絕不是那種沒有技術進步的發展。從以上這個中國的研究數據可以推斷出東亞的經濟發展絕不是沒有創造性的純粹要素主導型增長。保羅•；克魯格曼根據索羅（solow）的總要素生產模型而推斷出來的結論有一定的偏失之處，不是十分準確的。傳統儒家文化作為一個動態發展的生活積累沉澱，是不斷地展現它的活力的。不能因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就予以否定。傳統儒家文化中的很多思想內涵在當今的東亞經濟發展之中都會得到重新的挖掘。
（二）傳統儒家文化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積極因素
前麵已經用很大的篇幅敘述過我們這裏所指的傳統儒家文化不是那種墨守成規的傳統儒家文化。這裏的“傳統”的含義是指繼承那種優良的引導人們進步發展的儒家文化的合理內核。傳統要傳承好的傳統文化。傳統儒家文化能保持中國2000多年的繁榮強大，能穩定的保持社會秩序，其強大的生命力是顯而易見的。隻不過在封建社會和近代史上，傳統儒家文化是維護封建專製製度和農耕經濟的，這就有了阻礙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事實，因而也被西方學者認為是傳統儒家文化阻礙了東亞的經濟發展，認為儒家文化適應不了現代市場經濟。這不是以發展的邊際的思維來看待傳統儒家文化，其實傳統儒家文化是一個不斷進步的發展的過程。文化是一個包括廣泛內容的綜合體，它既是曆史傳統的積累，也是現實社會經濟生活的表現。一方麵，文化有著自己的特有構成和體係，另一方麵，，它又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變化緊密相聯。不過，盡管文化可以包攬許多內容，但它主要體現為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方式和思想體係。文化的轉變可以是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先導，同時，經濟社會的變革又會帶動文化的更新和發展。傳統儒家文化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思想體係，也受到人們思維方式變化而被賦予不同的內容。如傳統農耕經濟條件下的儒家思想強調的權威性與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強調的權威性是有不同的內容和目的性的，其內涵大大改變了。文化與經濟的適應性主要還是看文化與經濟的互動發展。文化與經濟是互動的，文化既反映經濟也作用於經濟。文化對經濟的作用比較集中地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內化為經濟行為主體人地潛在指南；二是外化為經濟網絡聯係。現代管理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作為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以及由其組成的企業、合作夥伴、社區群體的心理水平狀態，亦即普遍心理的特點、心理衝突、心理平衡、心理判斷、心理價值，不僅取決於經濟利益的驅動，而且也受特定的民族、地區文化傳統和習俗的直接影響。具有共同的傳統文化或者說是都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各國在經濟發展中，其經濟活動的參與主體（政府、企業、個人）也是不同程度的受到傳統儒家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這裏特別強調的是，這些經濟活動主體（或稱市場主體）所具有的儒家文化傳統不是原來那種維護封建體製和農耕經濟的舊儒家文化傳統，而是被賦予新的內涵的。
傳統儒家文化是一種強調群體主義和群體意識的文化，強調整體性與和諧性，注重集體利益。這對於經濟普遍比較落後且屬於後發型現代化的東亞地區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需要在製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設計新的製度安排需要時間、思想和努力（即使它是有代價的），但是由於人們可以模仿新的製度形式而不予補償設計新的製度措施的那些個人，因而在私人和社會的收益和成本方麵會有重大差距。政府的方案要承擔為堅持未來決定要增加的費用，就是說撤銷費用高於自願組織的費用。傳統儒家文化作為一種強調群體主義和整體意識的文化在推進製度安排上是有效地。屬於後發展的東亞地區，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這些經濟發達且各種經濟製度完善的西方發達國家又憑借其先進性和強大的實力而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中zhan有優勢地位。許多世界市場上的遊戲規則都是西方發達國家製定並符合它們的利益的。既然在經濟實力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那麽東亞地區在這不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要獲得經濟發展就必須互助聯合起來，強調一種整體觀念和互助意識。這樣可以使市場經濟的各參與主體處在一個和諧友善的環境中，形成一種和諧的關係……這不像純粹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那樣的競爭對手關係或者隻是把政府當個守夜人的角色。在整個東亞地區經濟在世界上處於比較弱勢的地位時，單靠東亞地區的企業或企業家們自身的努力是很難與強大的西方發達國家競爭的。這時東亞地區的各個政府就不光是要承擔守夜人的角色，而是要積極的去承擔設計製度的成本，設計出有效的製度去促進經濟發展。傳統儒家文化的群體觀念、權威意識在這時對各經濟參與主體的行為有著積極的作用。這些傳統儒家文化的思想觀念在這種情況下成了一種使政府、企業、企業家、員工們共同互助的觀念動力。政府積極設計有效的製度而降低個人成本（企業成本）使之與社會成本保持一個能激勵個人創造的範圍之內。企業家與員工之間形成一種和諧相處的關係，企業家們能照顧員工們的利益，員工也能理解企業的整體長遠發展大計。這樣以來，在這種傳統儒家文化注重群體意識的觀念作用下，東亞地區各國和地區積極的實施出口導向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主動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出口導向戰略需要東亞各國內部的政府、企業、工人間的團結協作，使這個戰略更有效率，減少討價還價的交易成本、談判成本。出口導向戰略是東亞國家及地區發展經濟的重要而成功的戰略，其基本內容是利用本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優先發展麵向出口的製造業，從製成品出口替代農產品和礦產品等初級產品的出口，以此推動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在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出口導向戰略顯示了它的優越性：第一，出口導向意味著主動去參與國際競爭，接受國際準則，這迫使本國提高勞動生產力，優化資源配置，注重技術進步；第二，本國產品麵向國際市場，尤其是發達國家市場，突破了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而購買力弱、需求不足的限製；第三，產品在國際市場銷售，獲取外匯，成為資本積累的一個總要來源。同時，發展中國家利用外匯購買先進技術和設備，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出口創匯能力，形成出口與增長的良性循環；第四，出口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是東亞地區各個政府設計得很好的製度，這個製度有效的促進了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這是東亞地區各國各地區的經濟參與主體（政府、企業、個人）在一種傳統儒家文化注重群體意識的觀念引導下而共同協作使出口導向型戰略成功的實施並發揮起作用。這還為東亞地區賺取了大量的外匯，如表五（見下頁）所示的亞洲國家（主要指東亞）所持有的外匯一直是很多的，到2001年時達22011億美元，占世界外匯儲量的48.21%。這為東亞地區發展經濟、加快自身的r&d建設和開發人力資源、培育人力資本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傳統儒家文化曆來有尊師重教而崇尚學習之風氣。“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這些觀念在傳統儒家文化中是很多的。在當代世界的經濟發展中，人力資本這個概念很受到重視。早在六十年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就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從而掀起了把資本概念普遍化的革命，同時在工業化國家帶來了對學校教育、培訓工作、和其他人力資本形成項目進行投資的高潮。而東亞地區由於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其重視教育的傳統是顯而易見的。從表六可以看出東亞地區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普遍的超過
表六：主要發展中國家（地區）教育水平比較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世界上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最重視教育的一個大區域。這是傳統儒家文化的重視教育的意思觀念在東亞地區的體現。重視教育使東亞地區的人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這就提高了整個東亞地區的人力資本。這些人力資本不光是現實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更為東亞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人力資本的基礎。美國經濟的強大跟美國強勁的科技研發能力是分不開的。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也正是注重教育投資注重培育人力資本而使其研發能力一直保持了強勁的勢頭，實現了可持續發展，從而具備了強大的經濟實力。而東亞地區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必須具有強大的科研開發能力，而這科研開發能力的源泉又是教育。如果沒有良好的教育水平，那麽作r&d就無從談起。那麽東亞的經濟發展很可能就如保羅•；克魯格曼說認為的那樣光靠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本的大量投入而獲得發展，而這種沒有創造能力沒有技術進步的發展是不可能長久的，不是可持續發展。通過技術進步和創新來使科學技術轉移成為現實生產力，從而推動經濟發展而且使可持續發展。這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所提倡的。“內生增長理論”的核心是，在增長過程中，當發生良性循環的擴散效應（spillovereffects）或外部效應（externalities）時，靠原有的生產要素可能使報酬遞增。東亞的經濟增長應該是內生經濟增長那樣要注重技術進步與創新，這樣才能可持續的發展，而不是無未來的增長。東亞曆來重視教育的儒家文化傳統會在培育人力資本促進技術進步方麵起積極作用。
傳統儒家文化提倡節儉、提倡儉樸的生活這種觀念也使得東亞地區有一個普遍較高的儲蓄率。東亞地區人們由於有傳統儒家文化這個勤勞儉樸的文化傳統而為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增添了一份動力。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都是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根據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g＝s∕k，即一國的經濟增長與其儲蓄率成正比，而與其資本－產出比成反比。其中g代表經濟增長率，s代表儲蓄率，而k代表資本－產出比率）來看，東亞地區由於人們普遍勤勞儉樸，喜歡把錢用來儲蓄積累下來，因而儲蓄率s普遍很高，因而在資本—產出比率k變動很小（模型假設）的情況下，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又提供了動力。傳統儒家文化中的勤儉節約的思想觀念在當代東亞地區人們的心目中是普遍具有的，人們習慣於把錢積存下來等它增多而不是用來奢侈享樂。這就是使儲蓄的錢能夠被政府和企業借去用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改造升級，這就從根本上為東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動力。東亞地區居民喜歡儲蓄還有一個大用途就是把儲蓄的錢用來培養後代，使他們接受更多更良好的教育。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很大的（前麵已經論證）。傳統儒家文化勤儉節約的思想觀念就是這樣使東亞地區經濟發展又具備了一個必要條件。這種勤儉節約的思想觀念在這時就不再是原來封建社會那種守財奴的形象了，那種隻會守死錢而不讓它流動的守財奴思維對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而傳統儒家文化勤儉節約的意識觀念在東亞地區所表現出的高儲蓄率是為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積累了大量資本，既有物質資本也有人力資本。這些資本的積累也從一個方麵保證了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而且是可持續發展。
傳統儒家文化中有很多觀念都可以在當代東亞經濟發展之中被重新挖掘重新定位起來，從而在觀念意識上為東亞經濟發展建立有效的製度保證。這些傳統儒家文化都是儒家思想這個不斷與時俱進的思想體係的合理內核，是能夠適應東亞經濟發展的，並為東亞經濟發展提供一種思想觀念上的動力。這種思想觀念上的動力又潛移默化的影響東亞地區人們的行為，使經濟參與主體們能和諧相處並互相協作，共同促進東亞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發展與傳統儒家文化的未來發展
當今世界激烈競爭的世界市場中，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並存。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世界經濟中的一大熱點。區域經濟一體化既有貿易創造、貿易轉移等靜態效應，還有規模經濟、吸引外資、加強競爭、擴大與深化等動態效應。這些效應促進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從全球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地理上相鄰的、文化上相近、政治製度相同的國家和地區實行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可以提高整個區域在全球政治經濟體係中的地位，使區域內各個成員以規模經濟效應來共同應對外部市場的激烈競爭壓力，從而對本地區內各成員的發展有利。這裏是把經濟發展當作一種區域的行為或者更廣義上來說是一種世界行為來看待，也可以當作是各個成員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設計的製度安排。區域經濟一體化包含一整套有關各成員方經濟合作的製度，這些製度的設計是有成本的。隻有當成員方認為其加入這個製度的成本小於加入這個製度的收益時，它才會考慮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中來。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治動因和政治問題也十分突出，政治原因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決定著區域經濟一體化或者是區域內經濟合作能否實現。當今世界進行得最好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歐洲聯盟，歐洲聯盟不光進行區域經濟一體化也嚐試著區域政治一體化搞區域內政治經濟一體化。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是進行得比較順利的區域經濟合作。東亞地區有東盟fta和apec。歐盟的政治經濟一體化也是歐洲在經曆兩次世界大戰以後處於政治方麵防範大戰再起的初衷而逐步建立的，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歐盟從開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發展到現在的政治經濟上緊密聯係的歐洲聯盟。這些歐盟成員文化上的同源、經濟上的發展程度相近、政治製度上的相同是它們能聯合起來共同發展的一大前提。歐洲聯盟主要是由於政治動因而聯合起來的，經濟上的協作增加了各國的收益也防止了大戰的再起。這種政治動因開始的區域政治經濟一體化能夠承擔一些製度設計上的成本費用，因為這些是相對於政治動因來說處於次要的因素。
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或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與歐盟、北美有很大的不同。自從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後，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的確是加強了。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的當年1997年的12月，就首次召開了東盟加中、日、韓首腦會議（“10＋3”）。此後，“10＋3”首腦會議就成了每年定期召開的會議，並逐漸演變成了“10＋3”會議機製。從1997年開始每年的“10＋3”首腦會議都為東亞經濟合作進行了一些討論並達成了一些協議，如貨幣互換協議、創立亞洲債券基金等。在2001年的首腦會議上，東盟還與中國就10年內建立“10＋中自由貿易區”達成協議。在2002年11月的第六次“10＋3”會議期間，中國與東盟簽署了《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這樣標誌著東亞區域合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東亞經濟合作在這時出現高潮的原因有：1國際範圍內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巨大壓力。2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沉痛教訓。3東亞地區政治經濟環境的改善，為區域經濟合作創造了條件。此外，2001年以來世界經濟的不景氣也是推動東亞區域合作的催化劑。但這些似乎表明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隻是迫於東亞金融危機後經濟發展壓力的合作緩解壓力措施。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是真正意義上的合作而不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合作。東亞地區具有共同的傳統儒家文化，能以傳統儒家文化的合理思想內核來指導行為從而促進經濟發展。而這種經濟發展能不能成為一種區域內經濟合作的經濟發展，把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形成一種製度性的安排始終是一個比較值得關注的地方。這也關係到傳統儒家文化能不能成為一種區域性的共同文化，“亞洲價值觀”能不能在經濟合作中被東亞地區廣泛認同。
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東亞地區共有的傳統儒家文化使它們的經濟發展很有活力。但值得一提的是，傳統儒家文化在東亞各國隻是與各國的民族文化傳統結合以後的本土化的儒家文化，是各國站在自己的民族文化基礎上對傳統儒家文化的各自理解，還沒有一種能統一認同的儒家文化意識觀念。各國的傳統儒家文化有點像是標著傳統儒家文化的招牌、吸收傳統儒家文化的合理內核而又根據本國本民族傳統文化加以改造的自我表達。因此，傳統儒家文化的未來發展怎麽樣也是值得關注的。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能不能使傳統儒家文化也像歐美文化那樣對世界具有強大的衝擊力？一種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影響力是與產生它並支持它的經濟力量分不開的。當今世界上美國文化的強大影響力就是以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後盾的。美國一直以來以其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使世界有一種認為美國文化應該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最先進的文化的傾向，文化滲透也成為美國擴大其政治經濟強權的一種手段。文化上的優勢也使美國經濟的發展減少的製度設計一些成本，文化無形的為美國經濟發展的製度設計（特別是對外經濟）作貢獻。文化作為一種無形的製度安排而去指導人們的行為方式。文化上的先進性就能為設計出好的製度安排打下一個基礎，這樣能更好的促進經濟發展。在當今世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之下，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區域經濟合作是具有共同的文化傳統和地理位置相鄰的各經濟體聯合起來發展經濟的一種好的實踐形式，能從一個比較大的範圍內促進經濟體經濟的共同發展。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受到了傳統儒家文化的積極作用。而在東亞經濟合作之中，具有共同傳統儒家文化（內核一致）的東亞地區各國能否衝破曆史上造成的隔閡，這是傳統儒家文化未來發展必須麵對的問題。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是會受傳統儒家文化的繼續促進的，在這樣的經濟發展中應該更注重的是培育一種文化認同感，讓東亞地區的傳統儒家文化能在具有各國民族特點的基礎上更多的有一點共同認同性，這樣傳統儒家文化就也能在促進東亞地區區域經濟合作上有所作為，而這種區域經濟合作又會促進整個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現在的東亞區域合作離實質性的東亞自由貿易區或共同體的目標還很遠，東亞合作名副其實，更多地集中在合作上，還沒有共同的政策協調等。如果東亞地區能將區域經濟合作深入發展下去而實現全麵互利的共同發展，那麽傳統儒家文化的亞洲價值觀才可能真正的被廣泛認同。
結束語
20世紀60年代以來，整個東亞地區經過自身的努力而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和經濟快速發展。傳統儒家文化的合理內核再加上東亞各國的民族文化而形成的這種崇尚節儉、勤奮好學、注重群體意識的被重新定位的傳統儒家文化形成了一種新的傳統儒家文化。這種新的傳統儒家文化是原來的傳統儒家文化的合理內核發展進步的結果。傳統儒家文化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也同樣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並能促進經濟發展。因為傳統儒家文化使市場經濟參與主體之間能保持一種和諧相處的穩定關係，從而減少製度設計的成本，使有效的製度更容易推行更能及時有效的促進東亞地區經濟的發展。本文一開始先是較詳細的論述了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和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發展，而以兩者都是動態發展的過程又來論述第二部分的傳統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適應性問題。用了一些數據和模型初步論證了傳統儒家文化是能適應東亞經濟發展而且能促進經濟的發展。最後本文提出了傳統儒家文化能否促進東亞區域經濟合作而促進區域經濟整體發展這個思考，這是一個需要繼續研究的問題。到底東亞地區能不能更緊密的進行經濟合作，傳統儒家文化能不能作為東亞各國都普遍的文化認同而促使各國加強區域內的經濟合作來麵對經濟全球化的激烈挑戰？傳統儒家文化能不能在整合影響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各種分利集團的利益中起到積極作用？以傳統儒家文化為本的亞洲價值觀能不能在今後的經濟發展促進下真正被廣泛認同，這些都是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本文隻是作個引子以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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