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元稅製
在劉協結束了軍府大會後，在禦府舉行了盛大的酒宴，款待帝**隊各級將領，宴畢之後，劉協接到治略府的奏呈，希望劉協參加次日舉行的銀元稅製的討論。
銀元稅製是大漢帝國以蔣琬為代表的工商派係極力推動的稅製改革方案，基礎是在大漢已經初步實施的田畝稅和純利稅的基礎上，實現銀元的流通化，以銀元代替紫銅錢成為稅率計算單位，解決紫銅錢越來越無法確保市值的問題。
當然這一切隻是表象，隱埋在銀元稅製後的根本性改革是徹底取消戶口稅，改為按財產計稅的方式，戶口稅是早期門閥製度的根本，一旦被瓦解，大漢帝國的門閥就將徹底頹敗，帝國的基礎也將由門閥變革為農場主、商人、技師、學者為代表的新興階級。
人們喜歡把門閥製度的消失歸公與科舉製度，但這是錯誤的，實際上，就科舉製度而言，擁有較好文化基礎的門閥集團本身也可以在科舉製度中獲利，曆史上門閥集團的崩潰，最主要原因是唐朝兩稅法的實施。
唐朝兩稅法的核心內容是以一個家庭的財產狀況和田畝數量為依據征收賦稅。同時政府針對商業貿易日益活躍的現實，對茶、酒、鹽等商品交易征稅，改變多少年來以單一農業稅為主的稅收結構。兩稅法的核心思路是“唯以資產為宗”，它改變著將工商業視為浮末、不道德行業從而嚴加限製地做法；也改變著將土地的占有。視為威脅國家安定從而嚴厲打擊的舊做法。
盡管兩稅法並沒有表現出保護工商業及大地主利益的積極性，因而存在著很大局限，但政府現在已經初步懂得以經濟的手法管理國家經濟地道理，因此無意間也承認了一切私人的贏利活動是合法的，從而引起所有製觀念的更新。這放開了一條缺口。使地主階級、工商業者放開手腳去兼並土地、經營產業，貧苦地社會階層也因此獲得了一點自由。
在按戶口人頭納稅服役的時代，破產的小農隻有取消自己的戶頭和**，完全依附到富人家裏去。。16k小說網,手機站。才能免除朝廷的征斂，現在他們可以不那樣做了。清貧可以少出或不出賦稅，他們就可以用契約的方式向地主租賃土地，人身依附關係鬆弛多了。社會矛盾的表現方式也有所不同。
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義的矛頭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後則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提出的口號是“均貧富”，以後造反甚至是要“替天行道”。
凡此種種都表明著社會的變化，重要地特點是兩稅法的實施，為社會的富人和窮人都不同程度地鬆了綁。正因如此。唐宋之際才出現了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麵高漲。
中唐以後到北南兩宋社會方麵的變革，首先是南北朝以來舊門閥貴族衰落以至從曆史上銷聲匿跡。其原因長期以來人們以為是科舉製度造成的，實則很難說明問題。科舉隻是為中下層知識分子的上進開了門路，但舊貴族也一樣可以經由科舉致身通顯，這樣的塚族很多。
一個勢力強大的階層，不是某一位皇帝打擊就垮得掉地，充其量也隻是抑製一下而已；舊貴族衰落的原因應當從中唐以後整個社會製度特別是兩稅法實行造成的變化尋找答案。
兩稅法以財產等級征收賦祝的規定，極不利於大家族的存在，勢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門析戶的趨勢。這可以從史書所記得到印證。其次。兩稅法造成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的鬆動，也不利於大家族經濟。失業的農民可以轉而做小商人或租賃地主土地，不會去依附到大家族那裏。此外，唐末農民大起義地打擊和五代時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給這個垂死的階層以致命的一擊。看史書，唐代的讀書人總好以自標郡望來顯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這樣的習氣基本消失，人們更願意表明地是自己如何努力。唐宋間另一個重要地社會變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榮地城市遍布全國，附麗於市井新的文化現象層出不窮。這都是社會經濟特別是南方經濟持續高漲的結果。
大漢帝國在華夏元年到二十年之間，主要賦稅收取一方麵依靠單純畝產計算，另一方麵也依靠門閥按戶計稅，這是劉協為了獲取門閥支持，取得全國統一的臨時之舉。但這種計稅方式已經明顯的約束新興階級的權利。蔣琬作為新興階級的代表人物，又身為負責國內經濟運營的中治略公。自然成為提倡新計稅方式的主要人物。
蔣琬有蔣琬的問題，他雖然提出了銀元稅製，以財產收入定稅，並且設定了三百銀元年收入以下者無納稅義務，在某種程度上確保了貧困者免稅方式，在農業稅上，選擇每畝納半銀元稅收的固定稅製，但又抵禦更先進的“減富增貧稅製”，從這個角度而言，出身新興階級的蔣琬首選的還是追求本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
劉協很清楚，銀元稅製隻是唐朝兩稅製的一個變革版本，它將大漢帝國的稅收分為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固定農稅，另一個方麵是貿易稅。
大漢帝國原先對待商稅的征收是按利征稅，並不是按貿易量征稅，這也是導致大量商社假賬虧損逃避商稅的根本，采用新的按貿易量征稅，實際上帝國的商稅將大幅度增加，進而也會促使商社對此表現出不滿。
兩稅製也是中國社會仇富現象的源泉，銀元稅製實施地結果必然是會導致社會對富裕階層的憎恨。甚至出現農民打著“替天行道”的旗幟起義，起義一旦成功就把所謂的“天”也誅除掉，自己掛起“天”的旗號。
看著蔣琬給自己遞交地關於銀元稅製的詳細奏呈，劉協感觸良多，稅務改革是國家所有改革中真正最深層次的改革。要麽不改，要改就必須一步到位，否則就會引發更多的問題。
劉協讓陳群把張昭、荀、諸葛瑾、蔣琬、胡昭全部請到禦書房，打算在正式討論銀元稅製前。先和他們達成一致。
小睡了一個時辰之後，張昭、荀等五人已經在禦書房外守候，劉協立刻讓他們全部進來。
劉協再仔細看了一遍蔣琬關於銀元稅製地奏呈，說道：“銀元稅製的細節方案，你們都清楚了吧？”
張昭道：“臣等已經事先討論過了，確實是可行之策！”
劉協問諸葛瑾道：“子瑜，你說說看，還有沒有遺缺或者不足的地方？”
諸葛瑾道：“銀元稅製有幾個優點，一是農田的固定稅製，既沒有增加農戶的負擔。也降低了帝國稅收的工作量，同時促進了農戶自由選擇種植品種的選擇，不再局限於生產糧食；二是增加了帝國稅收，大漢高祖到皇帝之前，商稅都是按專營收稅，到聖上《襄陽治略》時，開始按利征稅，都有弊端，商稅既低。又容易出現偷稅漏稅，而按貿易量收稅則要穩定的多，稅收也增加幅度較大；三是使大族蕭條，小戶散民不用再依附大族生存，雖為同族，卻可以各立家庭；但論缺陷，一是不能完全覆蓋漁林牧等農業，二是大族蕭條之後，貧富差距不能依靠大族內自行調節。貧富差距拉大，百姓必生怨！”
劉協點了點頭，看著蔣琬道：“公琰，你覺得子瑜說的有道理嗎？”
蔣琬答道：“雖有道理，然新稅不得不施啊！”
劉協起身道：“帝國原先調節貧困者，主要依靠大族內部調節。銀元稅製實施後。大族的力量就迅速變弱，使帝國失去了調節貧富差距地力量。所以朕認為，銀元稅製要想實施，必須增加個人所得稅，針對個人實際獲利，設定不同的所得稅，城鎮居民年收入少於三十銀元者，必須得到治略府一定的補助，現在糧食價格有一定上浮，每斤糧食價格從最初的一錢，上浮到了三錢，當然，其中很大程度是紫銅錢大量下浮造成的，銀元製是一銀元兌換一百錢，現在帝國普通子民，一年沒有三千錢的話，生活還是很困頓的，而帝國中比較好的技師年俸接近十萬錢，普通的雇工一年也有三萬錢，劃算下來就是三百銀元，這個收入在大漢帝國也隻能說還可以正常地生活，而年收入三十銀元的，在大漢帝國內還是不少的，他們一旦沒有了大族的補助，在帝國內必然造成大量的流民，治略府怎麽解決啊，他們的生存都是問題，難道你讓人家自生自滅，處理不好，這就是大規模的子民造反，難道你們要朕動用軍隊去鎮壓？”
“朕說過了，朕的軍隊是用對外開拓和防禦外敵的，不是給你們治略府來收拾殘局地，如果說，銀元稅製實施以後，出現了大量的流民，造成了窮人策反，治略府三位治略公包括各級上層官員和相應城鎮的官員，全部給朕下台，永不錄用，情況嚴重者，朕還要拘留到刑事司，追究罪責，利害得失，你們自己考慮！”
諸葛瑾、蔣琬和胡昭各自冒了一身冷汗，不知道該如何是好，荀看場中氣氛冰涼，起身和蔣琬道：“銀元稅製改革是公琰負責的，公琰啊，你不能隻考慮商社和技師、學者們的利益，治略府不是隻為了他們而存在的，治理治安都是治略府地責任，聖上所說地個人所得稅問題就是國民院以前討論的減幅增貧策地思路，對高收入者適當增加個人所得稅，用於補助貧困者，從道教的角度而言，治略府就是慈善者，也是有德之體，這才能體現大漢帝國德法同治的根本思想！”
蔣琬答道：“臣恐一旦製定低收入補助策略，必將導致部分庶民不求上進，不思進取，隻知領取補助為生，對帝國而言，其必為害！”
劉協道：“朕說過很多次了，人是好利的，隻要有機會，他就想過好日子，帝國發放的補助最多就是一年三十銀元，保障基本的生存問題，難道除了基本問題，他就不考慮其他事情了嗎，帝國納稅之人才可以稱作子民，子民才有權利選舉國民，國民才可以參政議政，成為子民，才有權利獲得法律授予的更多權利，聽證做證，道德、信仰、教育、醫療各方麵構成一個完整的帝國子民生**係，而隻要沒有犯罪，能夠納稅就可以成為子民，誰不願意做子民，自降身份為了三十銀元的補助而放棄帝國子民本身優越的生活嗎，完全是胡扯！”
“公琰，朕不想再和你爭辯，你要想推廣銀元稅製，就必須同時附帶所得稅，沒有這個附帶，朕不會同意該稅製，如果帝國經濟因為舊稅製出現任何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一切首要責任還是由你承擔。具體怎麽處理，你回去後，和各方麵代表商量好，銀元稅製的討論會，明日就不用召開了，什麽時候有了更合理的思路，朕同意了，再召開吧！”
蔣琬無奈的答道：“聖上息怒，容臣回治略府後，連夜召開府內議政會，對銀元稅製進行修訂！”
劉協微微揮手讓蔣琬退下，諸葛瑾和胡昭也同時離去，禦書房裏隻留下劉協、陳群、張昭和荀四人，劉協單手支撐著額頭，顰眉閉目，看起來非常苦惱。
陳群上前一步，勸慰道：“聖上，龍體要緊，不可過於憂慮啊！”
劉協深深吸了口氣，說道：“稅製改革是國家改革的根本，但蔣琬卻抱著這種態度，隻照顧他們農場主和商社的利益，不考慮帝國普通子民的權益，朕頭痛啊！”
陳群答道：“聖上無需擔憂，蔣琬是個聰明人，新的銀元稅製一定會很快提交上來的！”
劉協起身踱步，靜靜思考銀元稅製其他方麵的缺陷，回首和荀、陳群、張昭說道：“朕打算在治略府實施銀元稅製之後，帝國內進行一次隨著銀元稅製同時實施新改革，從襄陽治略到帝國華夏開元前後的穎川改革，大漢帝國隨著稅製改革，必然要進行一次第三次改革，這次改革將持續五年，通過五年的時間，使帝國走向一個新的軌道，三位老臣要各自負責其中一部分！”
荀、陳群、張昭三人急忙答道：“臣等但聽聖上差遣！”
在劉協結束了軍府大會後，在禦府舉行了盛大的酒宴，款待帝**隊各級將領，宴畢之後，劉協接到治略府的奏呈，希望劉協參加次日舉行的銀元稅製的討論。
銀元稅製是大漢帝國以蔣琬為代表的工商派係極力推動的稅製改革方案，基礎是在大漢已經初步實施的田畝稅和純利稅的基礎上，實現銀元的流通化，以銀元代替紫銅錢成為稅率計算單位，解決紫銅錢越來越無法確保市值的問題。
當然這一切隻是表象，隱埋在銀元稅製後的根本性改革是徹底取消戶口稅，改為按財產計稅的方式，戶口稅是早期門閥製度的根本，一旦被瓦解，大漢帝國的門閥就將徹底頹敗，帝國的基礎也將由門閥變革為農場主、商人、技師、學者為代表的新興階級。
人們喜歡把門閥製度的消失歸公與科舉製度，但這是錯誤的，實際上，就科舉製度而言，擁有較好文化基礎的門閥集團本身也可以在科舉製度中獲利，曆史上門閥集團的崩潰，最主要原因是唐朝兩稅法的實施。
唐朝兩稅法的核心內容是以一個家庭的財產狀況和田畝數量為依據征收賦稅。同時政府針對商業貿易日益活躍的現實，對茶、酒、鹽等商品交易征稅，改變多少年來以單一農業稅為主的稅收結構。兩稅法的核心思路是“唯以資產為宗”，它改變著將工商業視為浮末、不道德行業從而嚴加限製地做法；也改變著將土地的占有。視為威脅國家安定從而嚴厲打擊的舊做法。
盡管兩稅法並沒有表現出保護工商業及大地主利益的積極性，因而存在著很大局限，但政府現在已經初步懂得以經濟的手法管理國家經濟地道理，因此無意間也承認了一切私人的贏利活動是合法的，從而引起所有製觀念的更新。這放開了一條缺口。使地主階級、工商業者放開手腳去兼並土地、經營產業，貧苦地社會階層也因此獲得了一點自由。
在按戶口人頭納稅服役的時代，破產的小農隻有取消自己的戶頭和**，完全依附到富人家裏去。。16k小說網,手機站。才能免除朝廷的征斂，現在他們可以不那樣做了。清貧可以少出或不出賦稅，他們就可以用契約的方式向地主租賃土地，人身依附關係鬆弛多了。社會矛盾的表現方式也有所不同。
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義的矛頭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後則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提出的口號是“均貧富”，以後造反甚至是要“替天行道”。
凡此種種都表明著社會的變化，重要地特點是兩稅法的實施，為社會的富人和窮人都不同程度地鬆了綁。正因如此。唐宋之際才出現了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麵高漲。
中唐以後到北南兩宋社會方麵的變革，首先是南北朝以來舊門閥貴族衰落以至從曆史上銷聲匿跡。其原因長期以來人們以為是科舉製度造成的，實則很難說明問題。科舉隻是為中下層知識分子的上進開了門路，但舊貴族也一樣可以經由科舉致身通顯，這樣的塚族很多。
一個勢力強大的階層，不是某一位皇帝打擊就垮得掉地，充其量也隻是抑製一下而已；舊貴族衰落的原因應當從中唐以後整個社會製度特別是兩稅法實行造成的變化尋找答案。
兩稅法以財產等級征收賦祝的規定，極不利於大家族的存在，勢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門析戶的趨勢。這可以從史書所記得到印證。其次。兩稅法造成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的鬆動，也不利於大家族經濟。失業的農民可以轉而做小商人或租賃地主土地，不會去依附到大家族那裏。此外，唐末農民大起義地打擊和五代時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給這個垂死的階層以致命的一擊。看史書，唐代的讀書人總好以自標郡望來顯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這樣的習氣基本消失，人們更願意表明地是自己如何努力。唐宋間另一個重要地社會變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榮地城市遍布全國，附麗於市井新的文化現象層出不窮。這都是社會經濟特別是南方經濟持續高漲的結果。
大漢帝國在華夏元年到二十年之間，主要賦稅收取一方麵依靠單純畝產計算，另一方麵也依靠門閥按戶計稅，這是劉協為了獲取門閥支持，取得全國統一的臨時之舉。但這種計稅方式已經明顯的約束新興階級的權利。蔣琬作為新興階級的代表人物，又身為負責國內經濟運營的中治略公。自然成為提倡新計稅方式的主要人物。
蔣琬有蔣琬的問題，他雖然提出了銀元稅製，以財產收入定稅，並且設定了三百銀元年收入以下者無納稅義務，在某種程度上確保了貧困者免稅方式，在農業稅上，選擇每畝納半銀元稅收的固定稅製，但又抵禦更先進的“減富增貧稅製”，從這個角度而言，出身新興階級的蔣琬首選的還是追求本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
劉協很清楚，銀元稅製隻是唐朝兩稅製的一個變革版本，它將大漢帝國的稅收分為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固定農稅，另一個方麵是貿易稅。
大漢帝國原先對待商稅的征收是按利征稅，並不是按貿易量征稅，這也是導致大量商社假賬虧損逃避商稅的根本，采用新的按貿易量征稅，實際上帝國的商稅將大幅度增加，進而也會促使商社對此表現出不滿。
兩稅製也是中國社會仇富現象的源泉，銀元稅製實施地結果必然是會導致社會對富裕階層的憎恨。甚至出現農民打著“替天行道”的旗幟起義，起義一旦成功就把所謂的“天”也誅除掉，自己掛起“天”的旗號。
看著蔣琬給自己遞交地關於銀元稅製的詳細奏呈，劉協感觸良多，稅務改革是國家所有改革中真正最深層次的改革。要麽不改，要改就必須一步到位，否則就會引發更多的問題。
劉協讓陳群把張昭、荀、諸葛瑾、蔣琬、胡昭全部請到禦書房，打算在正式討論銀元稅製前。先和他們達成一致。
小睡了一個時辰之後，張昭、荀等五人已經在禦書房外守候，劉協立刻讓他們全部進來。
劉協再仔細看了一遍蔣琬關於銀元稅製地奏呈，說道：“銀元稅製的細節方案，你們都清楚了吧？”
張昭道：“臣等已經事先討論過了，確實是可行之策！”
劉協問諸葛瑾道：“子瑜，你說說看，還有沒有遺缺或者不足的地方？”
諸葛瑾道：“銀元稅製有幾個優點，一是農田的固定稅製，既沒有增加農戶的負擔。也降低了帝國稅收的工作量，同時促進了農戶自由選擇種植品種的選擇，不再局限於生產糧食；二是增加了帝國稅收，大漢高祖到皇帝之前，商稅都是按專營收稅，到聖上《襄陽治略》時，開始按利征稅，都有弊端，商稅既低。又容易出現偷稅漏稅，而按貿易量收稅則要穩定的多，稅收也增加幅度較大；三是使大族蕭條，小戶散民不用再依附大族生存，雖為同族，卻可以各立家庭；但論缺陷，一是不能完全覆蓋漁林牧等農業，二是大族蕭條之後，貧富差距不能依靠大族內自行調節。貧富差距拉大，百姓必生怨！”
劉協點了點頭，看著蔣琬道：“公琰，你覺得子瑜說的有道理嗎？”
蔣琬答道：“雖有道理，然新稅不得不施啊！”
劉協起身道：“帝國原先調節貧困者，主要依靠大族內部調節。銀元稅製實施後。大族的力量就迅速變弱，使帝國失去了調節貧富差距地力量。所以朕認為，銀元稅製要想實施，必須增加個人所得稅，針對個人實際獲利，設定不同的所得稅，城鎮居民年收入少於三十銀元者，必須得到治略府一定的補助，現在糧食價格有一定上浮，每斤糧食價格從最初的一錢，上浮到了三錢，當然，其中很大程度是紫銅錢大量下浮造成的，銀元製是一銀元兌換一百錢，現在帝國普通子民，一年沒有三千錢的話，生活還是很困頓的，而帝國中比較好的技師年俸接近十萬錢，普通的雇工一年也有三萬錢，劃算下來就是三百銀元，這個收入在大漢帝國也隻能說還可以正常地生活，而年收入三十銀元的，在大漢帝國內還是不少的，他們一旦沒有了大族的補助，在帝國內必然造成大量的流民，治略府怎麽解決啊，他們的生存都是問題，難道你讓人家自生自滅，處理不好，這就是大規模的子民造反，難道你們要朕動用軍隊去鎮壓？”
“朕說過了，朕的軍隊是用對外開拓和防禦外敵的，不是給你們治略府來收拾殘局地，如果說，銀元稅製實施以後，出現了大量的流民，造成了窮人策反，治略府三位治略公包括各級上層官員和相應城鎮的官員，全部給朕下台，永不錄用，情況嚴重者，朕還要拘留到刑事司，追究罪責，利害得失，你們自己考慮！”
諸葛瑾、蔣琬和胡昭各自冒了一身冷汗，不知道該如何是好，荀看場中氣氛冰涼，起身和蔣琬道：“銀元稅製改革是公琰負責的，公琰啊，你不能隻考慮商社和技師、學者們的利益，治略府不是隻為了他們而存在的，治理治安都是治略府地責任，聖上所說地個人所得稅問題就是國民院以前討論的減幅增貧策地思路，對高收入者適當增加個人所得稅，用於補助貧困者，從道教的角度而言，治略府就是慈善者，也是有德之體，這才能體現大漢帝國德法同治的根本思想！”
蔣琬答道：“臣恐一旦製定低收入補助策略，必將導致部分庶民不求上進，不思進取，隻知領取補助為生，對帝國而言，其必為害！”
劉協道：“朕說過很多次了，人是好利的，隻要有機會，他就想過好日子，帝國發放的補助最多就是一年三十銀元，保障基本的生存問題，難道除了基本問題，他就不考慮其他事情了嗎，帝國納稅之人才可以稱作子民，子民才有權利選舉國民，國民才可以參政議政，成為子民，才有權利獲得法律授予的更多權利，聽證做證，道德、信仰、教育、醫療各方麵構成一個完整的帝國子民生**係，而隻要沒有犯罪，能夠納稅就可以成為子民，誰不願意做子民，自降身份為了三十銀元的補助而放棄帝國子民本身優越的生活嗎，完全是胡扯！”
“公琰，朕不想再和你爭辯，你要想推廣銀元稅製，就必須同時附帶所得稅，沒有這個附帶，朕不會同意該稅製，如果帝國經濟因為舊稅製出現任何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一切首要責任還是由你承擔。具體怎麽處理，你回去後，和各方麵代表商量好，銀元稅製的討論會，明日就不用召開了，什麽時候有了更合理的思路，朕同意了，再召開吧！”
蔣琬無奈的答道：“聖上息怒，容臣回治略府後，連夜召開府內議政會，對銀元稅製進行修訂！”
劉協微微揮手讓蔣琬退下，諸葛瑾和胡昭也同時離去，禦書房裏隻留下劉協、陳群、張昭和荀四人，劉協單手支撐著額頭，顰眉閉目，看起來非常苦惱。
陳群上前一步，勸慰道：“聖上，龍體要緊，不可過於憂慮啊！”
劉協深深吸了口氣，說道：“稅製改革是國家改革的根本，但蔣琬卻抱著這種態度，隻照顧他們農場主和商社的利益，不考慮帝國普通子民的權益，朕頭痛啊！”
陳群答道：“聖上無需擔憂，蔣琬是個聰明人，新的銀元稅製一定會很快提交上來的！”
劉協起身踱步，靜靜思考銀元稅製其他方麵的缺陷，回首和荀、陳群、張昭說道：“朕打算在治略府實施銀元稅製之後，帝國內進行一次隨著銀元稅製同時實施新改革，從襄陽治略到帝國華夏開元前後的穎川改革，大漢帝國隨著稅製改革，必然要進行一次第三次改革，這次改革將持續五年，通過五年的時間，使帝國走向一個新的軌道，三位老臣要各自負責其中一部分！”
荀、陳群、張昭三人急忙答道：“臣等但聽聖上差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