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風華


    《華夏本源》的誕生有很重要的曆史功績,也有非常重要的社會作用,是維持目前大漢帝國存在的根基民族學說,為了進一步證明該學說,一方麵在文教總院內對《史記》進行修訂,另一方麵,正式在朝歌舉行商朝遺址的挖掘工作,在渭水流域和洛水流域尋找陶唐朝和夏朝的城市遺跡,在荊楚尋找炎帝部落的遺跡。


    由於《尚書》是西周末年成型,在商朝已經有了初步的版本,因為孔子再次編訂過,所以一直被尊為儒家經典,也是萬經之首,但在廢除儒家勢力之後,根據《尚書》的原材取自《虞書》、《夏書》、《商書》和《周書》四朝史籍,故改稱《尚書》為萬史之首,不再保留儒家經典的說法,認為《尚書》是華夏文明中史官記錄的衍生,而不是某一學派觀點的典籍,並對儒家將《尚書》做為本學派典籍,有自提身份之嫌疑,除道學引申於前朝諸史官之事言而成,與《尚書》同源而出,故可以尊《尚書》為上古經典外,任何其他學派都不得尊《尚書》為本學派典籍。


    但也承認由於尚書曆經多次編訂,其準確性已經大為折扣,所以對《尚書》的論證也成為了大漢曆史學者的首要任務。


    經過《華夏本源》的論辯考證,最終確定了華夏起源從伏羲王開始,而後是神農部落的炎帝正式稱帝,炎帝之後是舜。舜之後堯建立陶唐時代,陶唐稱為虞朝,開始有正式地華夏祭壇,這就意味著有了城邦,從虞朝開始設史官。這就意味著有了文字。


    目前朝歌的挖掘中,已經大量發現了甲骨文,結合甲骨文和《商書》對應,首先探查《商書》的正確性。並希望從甲骨文中找到夏都的具體地址,在夏都的挖掘中,希望能夠找到夏地文字,從夏的文字一方麵論證《夏書》的正確性,另一方麵在尋找虞朝都城的具體地位置,最終希望找到虞朝的文字,根據洛水流域出八卦圖,所以文明--飄天文學--之源的伏羲文化時代的考證也開始進行,最終希望完成伏羲時代到周朝之間的曆史論證。


    除了這些考察性的論證外,其次對文本資料的追查也成為主要的工作。經過係列的斷證,太學府和劉協的意見達到一致,最終認定周景王去世,他地長子很快也去世了,周朝發生內亂,王子朝、王子丐兩個人內亂,王子朝先占據王朝,王子丐投奔晉國,後來晉國出兵支持王子丐。就是周敬王,王子朝看大勢已去攜帶典籍投奔楚國,但是他攜帶周室典籍到底到了什麽地方,卻沒有具體統一的認同答案,劉協根據王子朝的墓在南陽郡,但具體在南陽郡什麽地方也無法裁定。王子朝攜帶典籍之後,並沒有到楚國都城,他選擇在周王首度洛陽和楚國都城之間的南陽,這裏很安全。當時也比較富庶,他在那兒定居下來。他還給當時各個諸侯國派使臣說自己是周王朝正宗的繼承人,因為他有周室典籍。


    之後這些周室典籍又到哪兒去了?太學府統一的認識是一部分獻給了楚國,當然覲見禮還包括百工匠人,所以後來楚國的青銅器非常發達。還有一部分就是周室重要的典籍。


    當時掌管周朝典籍的就是老子,他在任期間。因為王子朝占據都城四年。老子已經認王子朝為王,並跟王子朝一塊兒攜帶典籍轉移。這些圖書典籍其中一部分就是《山海經》,就是曆代地地理文獻,他們給匯編出來,這部分送給了楚國,因為這部分文獻在春秋戰國時期有軍事、戰略價值。


    荊軻刺秦王帶的就是地圖,所以他能夠送給楚國的典籍包括《五藏山經》、《海外四經》、《大荒四經》、《海內四經》等,這部分的匯編集到了楚國。


    楚國屈原《天問》裏大部分內容跟《山海經》裏接近的,這部分內容是其他諸子百家沒有的,楚國的大臣應該能夠看到《山海經》的典籍,並且根據典籍編訂了《山海經》,這就是《山海經》由楚人編訂的原因後來楚國被秦國滅了,這些典籍被秦國都運回鹹陽了,大漢高祖進軍鹹陽,第一件事就是把這些典籍收集起來了,作為漢代典籍地基礎,後來漢代整理圖飄天文學手機站。諸子百家都沒有提到《山海經》,《山海經》隻是存在於楚國作為機密文件保存的。但高祖掌握的典籍也隻是周朝典籍的一部分,周朝典籍很大一部分源自夏朝,而夏朝又有不少典籍是從商朝甲骨文翻譯而成,夏的時候已經使用錦文和竹簡,而商是用甲骨和金器記錄,商之前地虞朝則很可能也是采用甲骨文記錄,所以朝歌中地大量甲骨文中,肯定存在部分虞朝的甲骨文。


    在這個過程中,由於部分典籍散落民間,流傳到各國,比如魏國在此時形成了《竹書紀年》,魯國形成了《尚書》等,應該說這些都是周朝典籍地翻譯版本,原材都取自周朝典籍,所以《尚書》、《竹書紀年》和《山海經》中的《五藏山經》都算是周朝典籍的衍生,但《尚書》、《竹書紀年》、《五藏山經》的成形年代絕對不可能是周朝,而是在虞夏時已經開始,尤其是夏初舜時,《五藏山經》已經完成了編訂工作,隻是由夏文翻譯成商文,再由商文翻譯成周文。


    對道家進行分化,認定道學起源為史官學,即經曆了老聃、文子、太史儋、關尹子四人,最終形成黃老學派;而楊朱、列子、莊子三人最終誕生的莊子後學,則歸屬於隱學。將道學目前一直逼開不談地朱列莊三人從道學中排除出去,斷定的基礎是《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因為從這裏可以斷定在先秦時期,道學和隱學完全是兩個學派,在司馬談時。他對諸子百家評斷,還將道學和隱學分開而論,而到了劉歆時,由於劉歆認為所有學說都是從道學衍生出去。而隱學也講究道,所以將隱學歸納入道學,太學府的裁定是劉歆在分別諸子百家時,過於主觀論斷,僅從隱學談道而將隱學歸入追求治世的道學,這是不負責任的評斷,也是沒有學術精神地斷定,對道學駁雜亂源負有主要責任。


    道學經過剔除隱學後,就開始更加純正,已經是當之無愧的百學之祖。是華夏文明的正宗之學,而道學的總結發起者老聃應該掌握著更多地周朝典籍,但這些典籍究竟在哪裏,確實是大漢帝國在探究華夏文明曆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迷團,劉協的判斷是在南陽,很可能是王子朝的墓葬中,也可能跟隨老子而葬,具體在什麽地方,劉協希望太學府成立專門的考古院。對周朝典籍進行追查,因為隻要能夠找到這些典籍就可以非常迅速的理清夏商周三朝的曆史。


    這個一係列的工程就是大漢帝國曆史上最著名的華夏本源探究工作,在華夏文源探究的同時,根據劉為陶唐之後,在結合曆史發展進行推論,將虞、夏、商三朝定為上古三朝,周、秦、漢定為古三朝。


    在這個基礎,太學府地斷論為,大漢帝國無論政治體製還是經濟模式都已經與上古三朝和古三朝不一樣。應該是新朝代的誕生,大漢帝國雖為漢室之後,然已非古三朝的漢朝,是開國新朝,認為虞、夏、商、周、秦、漢這前六朝是對伏羲時代的發展,到了大漢帝國時代。在這一斷論上。大漢帝國廢除了五德學說,認為五德是歪理學說。並論證紂王非無德無能之輩,朝代跌更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然,但到了大漢帝國時代,各地完全歸回陶唐之後,也是曆史的必然,是華夏民族從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結果,在大漢實行了天下同治,由中央治略府代天下萬民而治,是華夏民族諸權回歸民眾的必然。


    在伏羲王之前,權歸萬民,伏羲為皇掌軍伐,守萬土,行祭拜,至炎黃兩帝,萬權歸帝,經虞、夏、商、周、秦和漢六朝而輪回,到了大漢帝國最終再次回歸到皇掌軍權和信仰朝拜,治理之權由帝國所有子民共同負責,故大漢帝國亦為華夏帝國,以和上古、古六朝分別。


    劉協認可太學府的論斷,但並沒有立刻改大漢為華夏帝國,經過對曆史地重新審定,劉協太清楚父建子立的必要性了,雖然改為華夏帝國更符合帝國的利益需求,對各民族的包容能力也有良性影響,但這需要過渡。


    在劉協認可後,太學府裁定伏羲、女媧為皇,宗族為皇室,虞、夏、商、周、秦和漢前六朝為帝,宗族為帝室,史為帝史,至劉協開始,宗族回歸為皇室,史為皇史。


    華夏本源的論斷討論會一直開了六個月,直到華夏二十三年末才正式結束,劉協也從研討會中抽身而出,參加了大帝國杯的全國足球賽事,二十八個州內各郡的比賽已經結束,二十八支代表隊產生出來,中央陸軍、駐防軍、禁軍、預備軍、中央海軍的五支代表隊也已經通過內部預賽挑選出來,一共三十三支球隊將於明年五月參加最終大帝國杯的決賽。


    在劉協沒有過問得這段時間,胡昭可以說是分外出力,在他地支持下,大帝國杯從最初的表演賽演變成真正的競技性比賽,各州內部各郡成立小球隊進行決賽,最終勝者可以代表各州參加總決賽,五軍體係也是各選各的,一起參加總覺賽。


    胡昭在文教總院內進行係統的安排,將襄陽盛會、百家講壇和襄陽雄辯會經過整合,形成了華夏文藝博覽會,各州的曲藝、舞劇、詩歌等文藝節目在各州每四年一匯,決出各地最好地文藝劇目,然後在天京城舉行為期三十天地華夏文藝博覽會。同時在華夏文藝博覽會後舉行百家講壇,在百家講壇之後舉行亞細亞獎的頒獎,整個活動持續兩個月。


    在華夏文藝博覽會後地第二年,天京城將舉行大漢帝國競技會,第三年舉行新世界博覽會。新世界博覽會將集中展現各探險艦隊的探險成果,向整個帝國展現以往沒有見過的山川地理奇聞和各種新奇地生物。


    在新世界博覽會後的次年,帝國將舉行大帝國杯足球競技會,在過一年重新舉行華夏文藝博覽會。以華夏文藝博覽會、大漢帝國競技會、新世界博覽會和大帝國杯足球競技會組成四年輪回式的全國性活動,在每年中都安排一項全國性的運動,一方麵保證了帝國子民文教活動地持續推廣,另一方麵也確保了中央治略府財政支出能力和文教總院的掌控能力。


    胡昭希望四大全國聚會都在天京城召開,而經濟總院舉行的各種農工商業的聚會則變動舉行,每年選擇不同的地點舉行,主要在天京、南京、西京和江夏四個大城市輪流舉行。


    劉協對此的批複是同意,目前南京做為全國經濟中心的地位已經很明顯了,但天京城做為文化中心還不是很明顯。


    從目前的形勢來看,南京城確實已經成為了整個帝國的經濟中心。全國10%左右的工商業產值集中在南京城,南京城一年納稅總額占據了帝國總賦稅地5%,這個比例要比天京城的3%和安泰城的1%要高出很多。


    南京城不僅是帝國的經濟之都,做為最早推行了簡服的城市之一,她也是帝國的服裝之都,全國最好的紡織商社都集中在這裏,在文化上,南京城和天京城的差距並不大,在羅馬學府離開襄陽城。和長江學府一起搬遷到南京後,和南京學府、長江學府以及新建設的南京理工學府,加上南京技術學院、南京礦業學院、南京文藝學院、南京紡織學院,還有全國最大地船舶製造與設計的專業技術學院----江東船舶技術學院,南京城已經是一個文化中心,南京城的文化是開放的,受到羅馬學府的影響,南京城在市中心的江南廣場上塑立了十二座雕像----江南之風,造型是完全羅馬的寫實風格。。1#6#k#小說網。體現人體美學的內涵,而半裸的女性造型和全裸地男性造型看起來簡直就是對華夏文明的一種挑戰。


    可是,南京人把這些看成了城市的標誌,道教的重新振興,對以往性學批判的反駁,使華夏文明回歸了最初的理性對待性地階段。整個民風恢複以往地自由融合精神。尤其儒家的沒落,更是為性自然觀點地傳播留下一道敞開的大門。


    南京城成為帝國的經濟中心。其根本因素是長江經濟線的發展,江夏城和長江對麵的漢口縣、右側的武昌縣合並,成為新的荊州治所----武漢城。


    大武漢城的出現,完全取代了襄陽,真正成為了荊州經濟中心,而襄陽城的發展則取決了廣洛運河中洛陽、西京與武漢、長沙之間和貿易通道,保持著原有的經濟優勢,長沙的建設也開始提速,使荊州經濟上出現北有襄陽,南有長沙,中有武漢的特征。


    西京是西部經濟的核心,她是西涼、西域、藏州、驪州、並州、雍州的經濟中心,並和中原經濟三大重心(洛陽、濟南、汝南)之一的洛陽形成黃河中遊經濟支柱,是西部經濟和長江經濟、中原經濟、北方經濟交融的中心區域,也因為是各個民族貿易和融合的通道,西京走了一條民族包容路線,在西京城,你可以看到各個民族的人,在西京城,也有一個新廣場----民族廣場,在這裏你可以看到威武雄壯的炎黃兩位賢帝的雕像,不再追求片麵雍容富貴,而是複古性的追求力量美,追求寫實,讓兩位大帝不再以老態龍鍾的體型現世,而是以更年輕更威武的姿態展現人間。西京城內黃河學府、西京學府、西京農業學府以及六家州級學院構建了西京的文化地位,是整個大西部經濟區域內的文化和教育中心。


    實際上,經過帝國對教育投資的控製。天京、南京、西京已經是帝國內地四大教育重心,可以說是學府雲集,隨著大武漢的出現,武漢學府、襄陽學府、武漢農業學府和武漢技術學院的進一步投資和支持,以及其他傳播、農業、紡織業等技術學院的投資。包括襄陽理工學府的重建,武漢將會成為帝國地四大教育中心,與天京、南京、西京一起構建成帝國的主要學術和技術革新的中心,重慶、穎川、濟南、洛陽、則稍微有所差距。在國級學府數量和純學術力量、水平上差距較大,但在技術學院和其他應用性學院、學堂的建設則又不比四大教育中心差多少。


    在過去兩年地加大技術學院投資階段,帝國內有四十多家技術學院新成立或者籌備計劃階段,而技術學堂則增加了六十多所,但令劉協擔心比較大的是主要的技術學院和學堂都分布在沿海諸州,內陸地區除了荊州、蜀州由於是傳統的長江經濟和楚王新政階段積累的各種優勢外,


    由於帝國經濟模式采取商業中心和工業重心偏離的政策,也就是廣富政策要求的廣鎮政策,所以全國主要城市周邊雲集著數十個鎮,南京周邊百裏內的小鎮高達四十多個。這些鎮都是這十年來在村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鎮,他們承擔著主要地小範圍工業和農業中心的作用,並通過如蜘蛛網一般密集的馬路、運河向各自中心城市雲集。


    為了擴展大城市作為商業中心的地位和功能,除了必要的一些手工業和加工業外,大部分工廠都分散在大城市百裏內的小鎮,天京、南京、西京、濟南、洛陽、汝南、武漢、重慶等帝國較大規模的城市都采取了這種方式,主要的原因是城市過於龐大將會使城牆防禦建設難度大幅度增加,由於交通還過分依靠馬車,一旦城市規模過於龐大。譬如到了南京城這樣的人口規模,城市地壓力和交通都成了重大的問題,城市的供水、衛生也都是麻煩事情,所以中央治略府對南京這種百萬人口的城市進行了比較大的限製,對其他各城也紛紛采取措施,要求以鎮為主,和中心城市形成互動,保持一個百裏範圍內的大區域城市模式,但人口卻分散在各鎮。


    由於廣富圖、農場圖、廉潔圖、治安圖、教育圖和道德圖構成的“六圖標尺”的存在。以及綠化、衛生兩個新標準的出台,各個城市也不敢大規模地擴張,這也是廣鎮政策的一個基礎。


    劉協希望的大漢帝國也就是這個模式,以中心城市為基礎,周邊百裏範圍內形成鎮輻射式經濟網絡,對於農業偏重較大的郡。則以郡城為中心。縣城為點,各自周邊設少量的鎮。再以鎮為中心,輻射向各個莊園和農場。


    在這種思路的影響下,各州對郡都進行了調整,確保每個郡都擁有一個較為發達地城市,稱之為中型城市,即郡城,各縣相應調整,保證每個縣城地發展空間,縣城外開始設鎮,鎮周邊雲集著莊園和農場。


    通過有思路和計劃的調整,並對超過帝國三成以上地縣城位置進行調整,確保了交通網狀分布的同時,給每個縣城較大的發展空間,降低帝國的交通壓力。


    以交通為帝國主體構架,以郡城為必經點,在各個交通線上分布著帝國的縣城,帝國負責的馬路和水道建設隻考慮郡城,而各州、郡負責本地域內的以郡城為中心,郡域範圍內的馬路和水道建設。


    對於帝國的天京、濟南、安泰、武漢、南京、西京、錫金、星光、洛陽九大中心城市和三十四個區域中心城市,規劃的則更加完善,允許在周邊百裏和三十裏內建設百到三十的小鎮,確保大城市的分散輻射能力,緩解中心城市內部的各種壓力。


    燕州在諸葛亮到位後,對整個鮮卑族采取了較大的安撫政策,但對另外一方麵的叛賊,則請趙雲繼續追殺,一直追殺到西伯利亞省範圍,燕州、驪州、興州北方經濟三州和並州、司隸京州兩州的大北方經濟體共同承擔了主要的開支,因為各州都清楚,鮮卑的問題無法解決。北方經濟就不可能有一個穩定地環境。


    諸葛亮則以城堡建設為主軸,拉開馬路建設,尤其搶先和興州安慶一起完成安燕馬路,使得興州的糧食可以大規模湧入燕州,改善當地的生存狀況。實現了呼倫城的定牧生活方式,強製執行了燕州的城堡建設工作,搶先在取消傭工前,用三年地時間完成了主要的昌順、昌泰、昌歸、昌伏、昌永、昌良、昌恒、昌興、昌盛九個大城堡的建設工作。而沙唐、烏蘭、呼倫三大城的建設也取得基本成就。


    雖然在財政上,燕州處於大規模透支狀態,中央銀行為此支付了大額度地免息貸款,但最終還是穩定了北方的局勢。


    燕州經過聖湖血案之後,人口從最初的八十萬人口猛然跌到三十萬以下,再加上向興州補充移民的十萬人,燕州總人口已經不足二十萬,驪州人口正好盈餘過多,在中央治略府北方協調總司的協調下,驪州和並州向燕州移民十萬。大大稀釋了鮮卑血統,尤其經過通婚策的執行,以及強製婚姻製度的執行,燕州原有部落經濟徹底被打散,變成了家庭製為基礎的旗長製,旗長製就是單純的民選,喪失了部落王的各種權利和地位,而且還位於鎮長之下,由治略台指派地鎮長統一管理。


    興州在孟建的管轄。終於開始走全麵的振興,從最初東寧、挹寧、沃寧三郡繼續分割成東寧、盛夫、黑河、烏蘇裏、興凱、安慶、沃寧七郡,人口通過移民和內在增長,增加到了四十二萬人口。


    驪州在連續擴大麵積後,成為橫貫東西的一個北方大州,麵積僅次於燕、藏、興三大州之後,是帝國州域麵積排在第四位的州,西與西域、涼兩州接界,東與興州接界。南與司隸京、並、雍三州交界,包括司隸京北方原烏桓範圍內的作樂水和烏侯水區域也成為驪州範圍。


    由於驪州承擔北方防線底線的作用,其內部的漢化也是更加強化的推廣,是帝國漢化和基礎教育實施地最重要地區,隨著部分南方人口北移,驪州人口的漢化程度也是進一步增加。現在所謂的驪族和漢族已經沒有區別。並且隨著漢化,原先本來就避談的驪族也就更加避諱。一律以華夏族稱之,甚至逐漸使用漢族的稱謂,使驪州融進漢族範圍內。


    在原烏桓領域,由於北方三州對通的馬路都經過這裏,在這裏形成一個十字路口,而促使了原先的京泰大城堡的進一步建設,趙雲的征北軍就常年駐紮在此,確保整個北方地穩定。


    京泰城堡經過二十多年的強化建設,可以算得上是帝國第一城堡,並且秘密裝備了新研製的鐵製火器和大量的雷火車。


    京泰城堡雖然處於驪州範圍,但在經濟和管轄上卻直接歸屬司隸京州,是司隸京州包括整個中原九州對北方底線性防禦線,同時配備了兩萬人的京泰駐防軍。


    隨著驪州漢化加速,北方三州中隻有燕州目前還保留著鮮卑的氐胡族係地關係,但在教育上也開始大規模地漢化,爭取在五十年內使燕州完全漢化,或者僅保留部分少數鮮卑人。


    西域地區的氐胡族係程度比鮮卑要嚴重地多,無論如何通婚、漢化,也不可能徹底漢化,所以在政策上並不采取完全漢化,隻作為氐胡族係,融入大漢帝國的華夏族係中,持續推廣通婚策,鼓勵漢化。


    帝國中央二十八州新的統計呈報表明,帝國目前人口已經達到了四千三百萬人口,還不包括多年向甘寧、巴比倫、西襄陽、東非四省輸出的一百六十萬人


    天京城目前擁有人口達到六十一萬,周邊百裏內林立了四十二個鎮,這些鎮的總人口突破六十萬。


    安泰城的人口也達到了三十五萬人,僅次於帝國第一大港口城市南海的四十四萬人。


    在天京城華夏廣場右方十裏處,自由廣場的建設也開始劃入軌道,在自由廣場上,人們將可以看到一位年輕時代的劉協青銅像,這座雕像高六丈七尺,是整個華夏史上最大的青銅雕像,采取先溶出外部輪廓,然後再進行細雕方式進行修飾。


    長江學府和羅馬學府共同設計的方案獲得了劉巍的批準,采用了全鎧造型,雙腿合並,全身緊湊,長劍立於腿間,雙手交叉與半胸處,按著劍柄,為了這個方案,劍身長度高達四丈九尺。


    最初劉協銅像的雙眼是睜開,眼望西方歐羅巴世界,但在劉協的提議下,銅像麵向東,背對歐羅巴,雙眼微閉,而改昂頭為俯視沉思。


    經過這個調整,大漢帝國的神跡一般的建築----“俯視眾生的皇”雕像設計圖終於誕生了,劉協青銅像立在整個自由廣場的中間,象征自由權利的給予者。


    在自由廣場東麵是自由雙鍾樓,雙鍾樓的南北鍾樓上麵記著大漢帝國的時分,下麵掛著華夏紀年,外表一模一樣,隻是在雙鍾樓中間有六層通道組成的中樓體,之所以設計雙鍾樓,是因為現在的鍾,當設計過大,由於刻度問題,會出現停擺,當一個鍾停擺,隻能靠另外一個鍾來告訴人們具體的時間。在經曆長達二十五年的長期建設後,天京城的整體規模已經擴大了數倍,最初的四邊城已經成為內城,四角城為基礎的外城已經建設完畢,整個天京城的規模為尋常城市的十倍以上,即使是南京城,也隻是天京城麵積的二分之一,當然,這隻是暫時的現象,做為帝國內唯一一座人口突破百萬的城市,南京城的擴建工程正如火如荼的展開。


    這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訴世人,華夏文明終於回歸到最初的活力時刻,不再僵硬呆板,不再以性和開放為恥,不再以效古守典為道德,並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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