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這些公事,還有一些與趙構有關的私事,金國允諾放回他的母親韋太後與太上皇趙桓,並同時歸還他父親徽宗趙佶的屍骸。其實趙構並不想將哥哥趙桓接回,但他若留在金人那邊為其利用,似乎更為不妥,再說金人主動提出這個條件後,拒絕要他回來的理由也不好找,便沒有多說什麽。


    雖然無論是南宋的趙構,還是金國的韃懶,都以為和平已經到來,至少幾年的太平時光總該有吧。可趙旉卻記得曆史上宋金第一次和議後不久,兀術就發動了政變,一舉掌握了金國的軍政大權。現在和議比曆史上早兩年,兀術的政變是否還會成功?會在什麽時候動手?這些問題趙旉心中沒底。但他覺得自己總該做點什麽。


    一方麵,內衛軍情司派人在金國境內散布兀術有所圖謀的謠言,但信不信,如何處理卻還是韃懶自己的事,趙旉隻能盡人事、聽天命。另一方麵,趙旉上書請朝廷盡快派人接收金國歸還的土地,河南無險可守,慢點無所謂;淮北早在衛軍控製之中,更加沒有關係;但是陝西易守難攻,不馬上利用和議的結果盡快拿回,恐怕就要後悔莫及了。要知道,即使是吳璘這一級別的名將,完全依靠軍事手段奪回陝西都需要付出相當大的傷亡,而且一定會曠日持久,錢糧消耗更是難以計數。


    可是,趙構正忙於重組中樞,而新任宰相秦檜目前正在忙於數錢,暫時都沒有這方麵的心思。再加上金國方麵也有意拖延,結果直到將近一年以後,宋軍與朝廷派去的官吏才開始上路。趙旉被氣得七竅生煙,要不是他現在年紀太小,還無法獨當一麵,肯定就將虞允文放手了,趙構可是已經多次表露過想要讓他進中樞當宰相的意思了。


    而那些人質也得催促金國盡早放回,以免滋生變故。在這方麵,趙構對於接回母親還是很上心的,但是金國那邊卻似乎有了一些別的想法,不斷找出這種那種的理由,死活不肯放人。趙構擔心將金人逼急了會出事,此事便一拖再拖,後來還是韋太後自己玩了個小花樣,才總算利用韃懶思路搖擺的短暫時機回到了大宋。而趙旉也因此對父親的優柔寡斷銘刻於心,看來不將趙構逼到絕路上,他是幹脆不起來的


    雖然這些事情令人惱火,但在難得的一年多和平中,趙旉還是有了很大的收獲。在他看來,其中最為重要的,莫過於海商蔡景芳的歸來。自蔡景芳當初接受趙旉指派的重要任務遠赴大食,至今已經有三個年頭,由於久久沒有他的消息,趙旉甚至以為他已經在海上的風暴中不幸罹難了。但蔡景芳畢竟有過多次遠航大食的經驗,他不但最終平安歸來,而且帶回了超出趙旉預期的“貨物”


    雖然由於蔡景芳手下缺乏高端的專業人才,趙旉當初要求的西洋精密海圖沒能成功繪出,但由此意識到趙旉對於航海有著濃厚興趣的蔡景芳卻不惜花費重金,從大食商人那裏搞到了海上定位工具——星盤,以及它的製作與使用方法。為了解說方便,蔡景芳甚至買下了一個擅長以星盤來確定方位的波斯裔大食奴隸,海員類的奴隸是非常少見的,身價也往往十分高昂,蔡景芳為了討趙旉的歡心,倒還真是舍得。


    當初趙旉布置的第二個任務是買書,而蔡景芳的成果則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料。那些翻譯自歐洲人的著作由於現在開始遭到查禁的緣故,蔡景芳隻搞到了一小部分,好在《幾何原本》等最基礎的科學著作基本都找齊了。但真正令趙旉驚訝的,是古代阿拉伯文明的科技成就,


    由於前世對此並不了解,他並沒有布置相關的任務,要不是蔡景芳自己意識到其中的價值,那趙旉和大宋的損失可就太大了。雖然在科技成果方麵,這一時期的阿拉伯科技無法與正處於極盛期(隻考慮科技文化的話)的中華文明相比,但阿拉伯位於東西方交匯之處的優勢,卻使其可以較容易地取長補短。所以,在“百年翻譯運動”之後,阿拉伯的科技迅速發展起來,並形成了其學科全麵、體係嚴密的特點。


    然而,伊斯蘭教“正統派”影響極大的“大伊瑪目”安薩裏(1058~1111)卻對“百年翻譯運動”及其成果作出了完全否定的評價。他認為,這些來自古希臘、古羅馬的知識屬於古蘭經中所謂“受憎惡的知識”,對於信仰的鞏固不但無益,而且有害。這樣的知識越多,對信仰的損害越大。因此,穆斯林們應當拋棄這些“受憎惡的知識”,回到“正統”的道路上來,通過內心誠修來達到接近真主的目的。他對非伊斯蘭教知識的這個論斷極大的影響了後來的遜尼派穆斯林。


    正是在安薩裏的這一思想影響下,西元11世紀以後,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股“回到正統伊斯蘭”的浪潮,矛頭所指正是曾在“百年翻譯運動”中作出巨大貢獻的伊斯蘭理性主義學派。伊斯蘭理性主義學者紛紛遭到迫害,著作也被大量焚毀(注1),但現在這一進程才剛剛開始,所以阿拉伯地區仍有相當數量的學術著作留存於世。蔡景芳隻是帶回了其中的一部分,就已經令趙旉歎為觀止。


    在天文學方麵,僅以理論而言,阿拉伯人較之中國人並沒有太大的優勢。事實上,在曆史上望遠鏡發明之前,中國的天文學一直領先於世界(注2),這一點從中國古代精確性極高的曆法就可以看出。但在應用上,阿拉伯人因為以商業立國的原因,天文學成果很快便被用於航海(注3),並製造出了星盤這種在當時算是非常精確的測量裝置,而不像中國古代的天文學那樣,隻是一味地鑽在曆法裏麵。蔡景芳這次帶回了阿拉伯天文學家白塔尼等人的著作,大宋的天文學家們應該可以從中取長補短,完善中國的天文學理論體係。


    注1:在這段黑暗的曆史中,阿拉伯哲學的創始人肯迪的238篇(部)著作中,阿拉伯文原文大部分失傳,今天我們看到的他的著作多為歐洲人保存的拉丁文譯本;伊斯蘭理性主義的奠基者、“穆斯林哲聖”法拉比的近200種著作絕大部分都隻有歐洲人翻譯的希伯來文和拉丁文譯本流傳至今,今天我們能看到的阿拉伯文原本隻有30種;伊斯蘭理性主義的最後一位大師伊本·路西德被判“叛教”,著作全部被焚毀(他的思想主要靠其著作的拉丁文譯本被歐洲人保存至今),本人也被和其他學者一起流放(後經友人斡旋被釋放)。可以說,以安薩裏為代表的蘇菲主義對伊斯蘭理性主義的“曆史性勝利”,正是伊斯蘭教從開放轉向封閉的轉折點,也是伊斯蘭世界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注2:盡管如此,由於缺乏交流對象的原因,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在不少方麵都很薄弱,而且不良傳統與錯誤也常常會持續很長時間。比如日食、月食的原因與預測,中國一直沒能獨立研究出來。不過,士大夫們需要這些怪異天象以鉗製皇權,即使真有人研究出來,恐怕也很難得到認同吧?


    注3:其實西方古代天文學還有一個重要用途,那就是算命,星盤最初被製作出來也是因為占星術的需要,但一些阿拉伯海商卻以敏銳的商業直覺發現了它更有價值的用途,而對古代世界的航海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在中國人發明的羅盤傳入西方以後,海上定向的難題也得到了解決,再加上西方造船技術的持續進步,大航海時代很快便隨之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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