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二零三九年，中國與美國在印度的博弈繼續升溫。
年初的時候，黃瀚林在全國代表大會做政府工作匯報的時候提到，鑒於全球局部嚴重自然災害正在減退，以及第四批農業工廠將在年內投產，在保證二點四億噸對外糧食援助配額的情況下，政府將逐步放寬糧食管製措施，將在七月一日之前取消限購令，在年終前取消政府限價措施。
事實上，到二零三九年，全球性糧食危機已經有所減緩。[bsp;根據全球氣候事務組織統計，一百六十八個申請了糧食援助國家，在二零三九年的總需求為三點六億噸，而中國與美國承諾的援助配額就高達四億噸，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與新西蘭承諾的援助配額為一點二億噸，因此援助配額還有大約一點六億噸的富餘，意味著糧食將供大於求。
當然，這隻是二零三八年的預測。如果氣候變化反常，那麽總共五點二億噸的援助配額很有可能供不應求。
可以說，這是在持續了三年半的糧食危機之後，第一次出現緩解征兆。
對此，國際市場也立即做出了反映，首先是糧食富餘國家開始公開出售糧食，其次是國際糧價開始回落。
到二零三九年一月底，二月份交付的糧食期貨價格比二零三六年一月，即糧價達到最高點時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七。
可惜的是，好景不長。
剛進入二月份，歐洲大陸，包括俄羅斯歐洲地區與烏克蘭遭遇雪災，歐盟、俄羅斯、烏克蘭、北歐國家先後宣布增大糧食進口量，向全球氣候事務組織提交了新的援助清單。隨著寒冷氣候加劇，土耳其、北非國家也先後加入進來，紛紛向全球氣候事務組織提高了糧食援助配額。
所幸的是，南半球沒有出現反常氣候，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先後實現了糧食大豐收。四國在二月底提交了新的援助配額，將援助總量由一點二億噸提高到了一點四億噸。
更重要的是，中國沒有降低援助配額。
雖然嚴寒已經導致中國北方地區的高粱、土豆等農作物大規模減產，但是第四批農業工廠提前兩個月投產，因此中國當局仍然維持了二零三八年底做出的承諾，將援助配額定為二點四億噸。
事實上，需要中國提供援助的國家根本要不了這麽多糧食。
到二零三八年底，中國的八個主要盟國，以及十多個友好國家提交的援助請求，總共隻需要一點八億噸，泰國還由受援助國變成援助國，預計在二零三九能有大約一百二十萬噸餘糧。
與中國相比，美國的情況就沒有這麽理想了。
受惡劣氣候影響，加拿大在二零三九年的糧食缺口擴大到了一千二百萬噸，墨西哥也增加了近一千萬噸，此外英國也提出了額外四百萬噸的援助請求。更嚴峻的是，美國三分之一的產糧區也遭遇雪災，糧食預計減產百分之二十以上。受國際糧價波動影響，已成驚弓之鳥的美國民眾再次開始囤糧。在北部幾個州，一些家庭甚至搶購了數十噸糧食，而一些農場主更是拒絕出售糧食。結果就是，美國不得不在二月份宣布，把援助配額降低四千萬噸，且有可能繼續降低。
事實上，到這個時候，全球氣候事務組織提供的糧食援助總量仍然有富餘。
問題是，在恐慌情緒影響下，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二零三九年的氣候變化將更加劇烈，糧食危機將進一步加重。
結果就是，三月份交付的國際糧食期貨價格一度逼近二零三六年初的最高點。
當然，這也不能排除炒作因素產生的影響。
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杜小蕾在二月二十七日對印度進行了正式訪問。
她是自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後，第一位正式訪問印度的中國外長。
在新德裏，杜小蕾向印度總理辛塔提出“以土地換糧食”，即印度歸還藏南地區，驅逐反叛流亡份子，中國則在二零三九年為印度無償提供六千萬噸糧食，還可以根據印度的實際行動速度，擴大援助規模。
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建議。
以二零三九年三月份交付的糧食期貨為準，六千萬噸糧食的市值在一萬億美元以上，相當於印度在二零三四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十，而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區，在今後兩百年內也不可能產生如此大的價值。
更重要的是，印度在二零三九年仍然有大約一億噸的糧食缺口。
當然，這還是保守估計，即印度在當年三季都實現大豐收，不然糧食缺口將更大。
與巨大的缺口相比，國際社會承諾的援助配額隻有可憐的一千五百萬噸，而從國際市場上采購，印度又沒有如此雄厚的資本。當時印度能做的，就是拿國內產業去交換糧食，甚至出售了部分國營企業。
僅在二零三八年，印度為了換取美國的糧食，出售了百分之六十的國營企業，另外向美國企業開放了電力、電信、供水、鐵路等國營壟斷行業。在短短三個月內，美國企業掌握了印度百分之七十的電網、百分之六十的通信網絡、百分之四十的城市供水與百分之四十五的鐵路經營權。為此，美國企業僅僅支付了大約一億噸糧食。在二零三四年之前，這一億噸糧食的市場價值在七百億美元左右，而印度轉讓的國營資產與國家基礎設施的市場總價值高達數萬億美元。
可以說，為了填飽肚皮，印度把家當都變賣掉了。
印度總理辛塔不是笨蛋，非常清楚這會有多麽嚴重的後果，因為這意味著，要不了多久美國企業就能操控印度政局。
事實上，在二零三九年初，出售國有資產與國家基礎設施專營權的弊端就暴露了出來。
比如在一月初，負責為新德裏供水的三家水廠就集體宣布漲價百分之十五，而這三家水廠的大股東都是美國企業。同一個月，印度國會否決了印度鐵路公司提交的漲價方案，而印度鐵路公司百分之五十四的股份掌握在美國企業手裏。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那些已經被美國企業收購與掌握的印度國營企業、以及公共基礎設施就將成為美國財團壓榨印度人、剝削印度的工具。
問題是，美國企業的這些行為，都不為民眾所知。
物價暴漲之後，背負罵名的是印度政府。
與之相比，杜小蕾的提議更加現實，因為不用損失長遠利益，可是也更加不現實，因為不可能做到掩人耳目。
當時，辛塔明確提出，如果交換土地，中國就應該將西部邊境的兩萬平方公裏土地歸還給印度。
顯然，杜小蕾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提議，因為這兩萬平方公裏土地在巴基斯坦控製之下。
談判進行得很艱難，幾乎沒有什麽進展。
三月底，印度春糧大豐收，二零三九年糧食增產工作成功邁出第一步。
俗話說，手裏有糧，心裏不慌。
在春糧大豐收之後，印度更是底氣十足。
四月初，印度外長回訪北京。黃瀚林親自出麵，並且再次提出“以土地換糧食”，結果被印度外長直接拒絕。
當然，印度外長不是專程回訪，而是希望中國能夠增大援助配額。
會晤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可以說是不歡而散。
到了四月份，因為南亞各國都實現了春糧大豐收，所以國際糧價開始下降，恐慌情緒有所減緩。
對中國來說，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當時，已經有科學家預測，全球性糧食危機將在二零四零年結束，糧價將回落到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上。雖然在國際糧食市場上，中國因為掌握了最先進的技術，將成為真正的霸主，而依然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等國，將因為生產效率低下而被擠出國際舞台，但是在糧食供大於求的大背景下，糧食的戰略價值將大幅度降低，中國的獲益不會很多。
事實上，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全球人口急劇減少。
雖然當時還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是根據一些國際機構預測，到二零三九年底，全球人口總量將減少到五十億以內。這還是較為樂觀的估計，因為擁有近三十億人的非洲在過去四年中沒有得到足夠的援助，加上遍及全球的內戰與戰亂，全球人口總量很有可能已經跌到了四十億左右。
人口總量減少，意味著糧食消耗降低。
如果全球人口隻有四十億的話，那麽不管是以中國為首的東方集團、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生產出的糧食都能擠滿國際市場，因此中國與美國都很難用糧食做武器，更難以利用糧食的戰略價值。
這樣一來，中國就不大可能讓印度因為糧食而做出妥協。
事實上，當時中國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比如在二零三九年初，國務院把第五批農業工廠的數量裁減了一半，並且在六月底把農業工廠用電價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開始限製糧食產量。
如果糧食危機在二零四零年結束，那麽印度絕對會成為中國的麻煩。
年初的時候，黃瀚林在全國代表大會做政府工作匯報的時候提到，鑒於全球局部嚴重自然災害正在減退，以及第四批農業工廠將在年內投產，在保證二點四億噸對外糧食援助配額的情況下，政府將逐步放寬糧食管製措施，將在七月一日之前取消限購令，在年終前取消政府限價措施。
事實上，到二零三九年，全球性糧食危機已經有所減緩。[bsp;根據全球氣候事務組織統計，一百六十八個申請了糧食援助國家，在二零三九年的總需求為三點六億噸，而中國與美國承諾的援助配額就高達四億噸，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與新西蘭承諾的援助配額為一點二億噸，因此援助配額還有大約一點六億噸的富餘，意味著糧食將供大於求。
當然，這隻是二零三八年的預測。如果氣候變化反常，那麽總共五點二億噸的援助配額很有可能供不應求。
可以說，這是在持續了三年半的糧食危機之後，第一次出現緩解征兆。
對此，國際市場也立即做出了反映，首先是糧食富餘國家開始公開出售糧食，其次是國際糧價開始回落。
到二零三九年一月底，二月份交付的糧食期貨價格比二零三六年一月，即糧價達到最高點時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七。
可惜的是，好景不長。
剛進入二月份，歐洲大陸，包括俄羅斯歐洲地區與烏克蘭遭遇雪災，歐盟、俄羅斯、烏克蘭、北歐國家先後宣布增大糧食進口量，向全球氣候事務組織提交了新的援助清單。隨著寒冷氣候加劇，土耳其、北非國家也先後加入進來，紛紛向全球氣候事務組織提高了糧食援助配額。
所幸的是，南半球沒有出現反常氣候，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先後實現了糧食大豐收。四國在二月底提交了新的援助配額，將援助總量由一點二億噸提高到了一點四億噸。
更重要的是，中國沒有降低援助配額。
雖然嚴寒已經導致中國北方地區的高粱、土豆等農作物大規模減產，但是第四批農業工廠提前兩個月投產，因此中國當局仍然維持了二零三八年底做出的承諾，將援助配額定為二點四億噸。
事實上，需要中國提供援助的國家根本要不了這麽多糧食。
到二零三八年底，中國的八個主要盟國，以及十多個友好國家提交的援助請求，總共隻需要一點八億噸，泰國還由受援助國變成援助國，預計在二零三九能有大約一百二十萬噸餘糧。
與中國相比，美國的情況就沒有這麽理想了。
受惡劣氣候影響，加拿大在二零三九年的糧食缺口擴大到了一千二百萬噸，墨西哥也增加了近一千萬噸，此外英國也提出了額外四百萬噸的援助請求。更嚴峻的是，美國三分之一的產糧區也遭遇雪災，糧食預計減產百分之二十以上。受國際糧價波動影響，已成驚弓之鳥的美國民眾再次開始囤糧。在北部幾個州，一些家庭甚至搶購了數十噸糧食，而一些農場主更是拒絕出售糧食。結果就是，美國不得不在二月份宣布，把援助配額降低四千萬噸，且有可能繼續降低。
事實上，到這個時候，全球氣候事務組織提供的糧食援助總量仍然有富餘。
問題是，在恐慌情緒影響下，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二零三九年的氣候變化將更加劇烈，糧食危機將進一步加重。
結果就是，三月份交付的國際糧食期貨價格一度逼近二零三六年初的最高點。
當然，這也不能排除炒作因素產生的影響。
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杜小蕾在二月二十七日對印度進行了正式訪問。
她是自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後，第一位正式訪問印度的中國外長。
在新德裏，杜小蕾向印度總理辛塔提出“以土地換糧食”，即印度歸還藏南地區，驅逐反叛流亡份子，中國則在二零三九年為印度無償提供六千萬噸糧食，還可以根據印度的實際行動速度，擴大援助規模。
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建議。
以二零三九年三月份交付的糧食期貨為準，六千萬噸糧食的市值在一萬億美元以上，相當於印度在二零三四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十，而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區，在今後兩百年內也不可能產生如此大的價值。
更重要的是，印度在二零三九年仍然有大約一億噸的糧食缺口。
當然，這還是保守估計，即印度在當年三季都實現大豐收，不然糧食缺口將更大。
與巨大的缺口相比，國際社會承諾的援助配額隻有可憐的一千五百萬噸，而從國際市場上采購，印度又沒有如此雄厚的資本。當時印度能做的，就是拿國內產業去交換糧食，甚至出售了部分國營企業。
僅在二零三八年，印度為了換取美國的糧食，出售了百分之六十的國營企業，另外向美國企業開放了電力、電信、供水、鐵路等國營壟斷行業。在短短三個月內，美國企業掌握了印度百分之七十的電網、百分之六十的通信網絡、百分之四十的城市供水與百分之四十五的鐵路經營權。為此，美國企業僅僅支付了大約一億噸糧食。在二零三四年之前，這一億噸糧食的市場價值在七百億美元左右，而印度轉讓的國營資產與國家基礎設施的市場總價值高達數萬億美元。
可以說，為了填飽肚皮，印度把家當都變賣掉了。
印度總理辛塔不是笨蛋，非常清楚這會有多麽嚴重的後果，因為這意味著，要不了多久美國企業就能操控印度政局。
事實上，在二零三九年初，出售國有資產與國家基礎設施專營權的弊端就暴露了出來。
比如在一月初，負責為新德裏供水的三家水廠就集體宣布漲價百分之十五，而這三家水廠的大股東都是美國企業。同一個月，印度國會否決了印度鐵路公司提交的漲價方案，而印度鐵路公司百分之五十四的股份掌握在美國企業手裏。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那些已經被美國企業收購與掌握的印度國營企業、以及公共基礎設施就將成為美國財團壓榨印度人、剝削印度的工具。
問題是，美國企業的這些行為，都不為民眾所知。
物價暴漲之後，背負罵名的是印度政府。
與之相比，杜小蕾的提議更加現實，因為不用損失長遠利益，可是也更加不現實，因為不可能做到掩人耳目。
當時，辛塔明確提出，如果交換土地，中國就應該將西部邊境的兩萬平方公裏土地歸還給印度。
顯然，杜小蕾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提議，因為這兩萬平方公裏土地在巴基斯坦控製之下。
談判進行得很艱難，幾乎沒有什麽進展。
三月底，印度春糧大豐收，二零三九年糧食增產工作成功邁出第一步。
俗話說，手裏有糧，心裏不慌。
在春糧大豐收之後，印度更是底氣十足。
四月初，印度外長回訪北京。黃瀚林親自出麵，並且再次提出“以土地換糧食”，結果被印度外長直接拒絕。
當然，印度外長不是專程回訪，而是希望中國能夠增大援助配額。
會晤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可以說是不歡而散。
到了四月份，因為南亞各國都實現了春糧大豐收，所以國際糧價開始下降，恐慌情緒有所減緩。
對中國來說，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當時，已經有科學家預測，全球性糧食危機將在二零四零年結束，糧價將回落到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上。雖然在國際糧食市場上，中國因為掌握了最先進的技術，將成為真正的霸主，而依然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等國，將因為生產效率低下而被擠出國際舞台，但是在糧食供大於求的大背景下，糧食的戰略價值將大幅度降低，中國的獲益不會很多。
事實上，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全球人口急劇減少。
雖然當時還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是根據一些國際機構預測，到二零三九年底，全球人口總量將減少到五十億以內。這還是較為樂觀的估計，因為擁有近三十億人的非洲在過去四年中沒有得到足夠的援助，加上遍及全球的內戰與戰亂，全球人口總量很有可能已經跌到了四十億左右。
人口總量減少，意味著糧食消耗降低。
如果全球人口隻有四十億的話，那麽不管是以中國為首的東方集團、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生產出的糧食都能擠滿國際市場，因此中國與美國都很難用糧食做武器，更難以利用糧食的戰略價值。
這樣一來，中國就不大可能讓印度因為糧食而做出妥協。
事實上，當時中國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比如在二零三九年初，國務院把第五批農業工廠的數量裁減了一半，並且在六月底把農業工廠用電價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開始限製糧食產量。
如果糧食危機在二零四零年結束，那麽印度絕對會成為中國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