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海戰事結束之後，**雖然撤退了，卻留下了一筆可怕的“遺產”——恐怖活動和藍衣社。按照某位外國觀察家的說法：“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警察本來可以輕易地鏟除這一怪物，但卻任其發展，乃至養虎貽患，使得這一怪物嗣後不時地要找些犧牲品來滿足其食欲。”
事實上，那位外國觀察家的觀察顯然還停留在表麵，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經被軍統或中統收買。當時日軍要在租界內公開抓人，還必須由日本憲兵隊出麵，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當局，由巡捕房派員會同前去。而上海的軍統、中統組織，對兩租界的巡捕房大員，大都按月給以津貼，彼此聲息相通。因此，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日軍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憲兵隊剛剛與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軍統、中統收買的巡捕房人員便預先“放籠”（暗中通知），讓被捕對象逃跑。凡屬軍統、中統的一些重要人員，即使來不及“放籠”而被捕獲，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難，甚至拒絕“引渡”。
從1938年6月開始，上海突然出現了一股強烈的“愛國熱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紀念活動上都飄揚著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旗幟。諸多小報上發表了不少主張武力的社論，正規的報紙則撰文鼓勵青年們參加或組織遊擊隊。隨後，襲擊通敵分子的恐怖事件開始頻繁上演。
對這一係列恐怖活動的評價，輿論方麵的說法不一。有些跡象表明，這是通敵分子對立派別之間的傾軋和紛爭，他們都想獲得日本人的政治寵幸和金錢支持，是偽裝成愛國事件，而實際上是爭奪日本的戰利品。然而多數人認為，這是某個組織在上海的活動，這些暗殺都是出於愛國的動機。大部人相信，該組織即是藍衣社，狂熱地忠於蔣介石的一個法西斯會社。
“藍衣社”一名之所以被長久使用，是因為其強烈的象征意義，特別是當褐衫黨和黑衫黨風行歐洲之際，更是如此。另一方麵，在“孤島上海”明目張膽地實施恐怖活動絕不是一兩個有組織的指揮部所能完成的。政治暗殺衍生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救亡運動，它導致上海的“小市民”中產生了部分人為、部分自發的組織和機構，他們既為愛國，也為自身的利益而行動。有時候，他們會與國府的軍事特工組織聯合起來，有時候則單獨行動。
不論是出於何種目的，在起初的“孤島上海”，恐怖活動的主動權握在國民黨特務手中，盡管親日的黃道會和複興會也進行了反擊，但是在1938年的秋天和初冬，還是國民黨抵抗分子占了上風。
但是，到了1939年李士群和丁默邨在極司菲爾路76號成立了一個特工組織後，形勢開始發生悄然的變化。首先，李士群很快搜羅了七名前中統特工係成員，組成了一個核心，作為他的骨幹力量，他還贏得了青幫成員吳世寶的忠心效勞，這個黝黑粗矮的虐待狂為他召募了當地的歹徒以及其他積極的通敵分子。隨後，李——丁組合促成了具有關鍵性作用的軍統特工王天木、陳明楚等人的叛變，並摧毀了他們的特工組織，這是相當重大的勝利。
而隨後引起的連鎖反應對軍統來說，幾乎是災難性的。由於76號逮捕了很多軍統特工，甚至包括重慶派來刺殺汪精衛的另一組秘密人員。日本的報紙，諸如《東京日日新聞》便對丁默邨、李士群等人表示了信任。因此，當李士群嗣後訪問東京時，得以大言不慚地吹噓道：“整個上海、南京、江蘇、浙江、安徽的軍統機構已經被我們摧毀或徹底破壞，我們用左手消滅了藍衣社，用右手擊倒係。”
灰暗的雲塊，緩緩地從南方向北移行，陽光暗淡，天氣陰冷，給人一種荒涼寥落的感覺。在這個蕭索的秋日，在軍統遭到重創，李士群和76號誌得意滿地時候，黃曆等一行五人從外灘碼頭下船，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為了確保安全，黃曆讓沃格夫婦一起同行，並且乘坐一艘德國客輪，槍枝拆成零件，與特種彈藥一起藏在裝貨大木箱的夾層中，由他們二人攜帶托運。在煙台盤查較緊，到了上海租界碼頭，卻看不見鬼子，隻是一些巡捕在虛應故事，幾個人輕鬆過關。這也讓黃曆有些感歎，怪不得都躲在上海，或者從上海向香港或海外逃跑，這裏不僅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護照就可進入的地方，而且與鬼子占領區比，還真是個能提供不少庇護的孤島。
位於公共租界的房子已經準備好，是埃德文的住所，位於福州路，興盛屈居於南京路之下，但也是相當高檔的地段。他們父女回婆羅洲後，便低價租給了黃曆的代言人淩雪。
福州路東段，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租界行政機構、巡捕房、洋行、銀行、大飯店、大藥房等集中於此。兩端有大鴻運、大西洋、老聚興、老正興、會賓樓、王寶和等一批中西菜館聞名於市。天蟾舞台在福州路701號建成開幕，其規模是滬上四大京劇舞台之最。福州路西段ji院雲集，成為藏汙納垢之地。集報館書局、文具儀器、茶樓戲院、中西菜館、旅館百貨及ji院煙館於一路，兩側還有古玩、化工顏料、衣莊、繡花鞋等特色市場，是一條與其他商業街不同的奇特大街。
沃格夫婦似乎對上海有種厭惡，或者說是恐懼的感覺，大概這裏真的給他們留下了心理陰影，雖然勉強因為黃曆而來到這裏，但卻急著回去。黃曆也不勉強，下了船，將托運的大木箱找車裝運，便和沃格夫婦告別，按著地址直奔福州路的房子。因為保密的關係，黃曆隻是捎信兒給淩雪，說是要來上海，但卻沒透露具體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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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那位外國觀察家的觀察顯然還停留在表麵，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經被軍統或中統收買。當時日軍要在租界內公開抓人，還必須由日本憲兵隊出麵，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當局，由巡捕房派員會同前去。而上海的軍統、中統組織，對兩租界的巡捕房大員，大都按月給以津貼，彼此聲息相通。因此，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日軍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憲兵隊剛剛與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軍統、中統收買的巡捕房人員便預先“放籠”（暗中通知），讓被捕對象逃跑。凡屬軍統、中統的一些重要人員，即使來不及“放籠”而被捕獲，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難，甚至拒絕“引渡”。
從1938年6月開始，上海突然出現了一股強烈的“愛國熱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紀念活動上都飄揚著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旗幟。諸多小報上發表了不少主張武力的社論，正規的報紙則撰文鼓勵青年們參加或組織遊擊隊。隨後，襲擊通敵分子的恐怖事件開始頻繁上演。
對這一係列恐怖活動的評價，輿論方麵的說法不一。有些跡象表明，這是通敵分子對立派別之間的傾軋和紛爭，他們都想獲得日本人的政治寵幸和金錢支持，是偽裝成愛國事件，而實際上是爭奪日本的戰利品。然而多數人認為，這是某個組織在上海的活動，這些暗殺都是出於愛國的動機。大部人相信，該組織即是藍衣社，狂熱地忠於蔣介石的一個法西斯會社。
“藍衣社”一名之所以被長久使用，是因為其強烈的象征意義，特別是當褐衫黨和黑衫黨風行歐洲之際，更是如此。另一方麵，在“孤島上海”明目張膽地實施恐怖活動絕不是一兩個有組織的指揮部所能完成的。政治暗殺衍生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救亡運動，它導致上海的“小市民”中產生了部分人為、部分自發的組織和機構，他們既為愛國，也為自身的利益而行動。有時候，他們會與國府的軍事特工組織聯合起來，有時候則單獨行動。
不論是出於何種目的，在起初的“孤島上海”，恐怖活動的主動權握在國民黨特務手中，盡管親日的黃道會和複興會也進行了反擊，但是在1938年的秋天和初冬，還是國民黨抵抗分子占了上風。
但是，到了1939年李士群和丁默邨在極司菲爾路76號成立了一個特工組織後，形勢開始發生悄然的變化。首先，李士群很快搜羅了七名前中統特工係成員，組成了一個核心，作為他的骨幹力量，他還贏得了青幫成員吳世寶的忠心效勞，這個黝黑粗矮的虐待狂為他召募了當地的歹徒以及其他積極的通敵分子。隨後，李——丁組合促成了具有關鍵性作用的軍統特工王天木、陳明楚等人的叛變，並摧毀了他們的特工組織，這是相當重大的勝利。
而隨後引起的連鎖反應對軍統來說，幾乎是災難性的。由於76號逮捕了很多軍統特工，甚至包括重慶派來刺殺汪精衛的另一組秘密人員。日本的報紙，諸如《東京日日新聞》便對丁默邨、李士群等人表示了信任。因此，當李士群嗣後訪問東京時，得以大言不慚地吹噓道：“整個上海、南京、江蘇、浙江、安徽的軍統機構已經被我們摧毀或徹底破壞，我們用左手消滅了藍衣社，用右手擊倒係。”
灰暗的雲塊，緩緩地從南方向北移行，陽光暗淡，天氣陰冷，給人一種荒涼寥落的感覺。在這個蕭索的秋日，在軍統遭到重創，李士群和76號誌得意滿地時候，黃曆等一行五人從外灘碼頭下船，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為了確保安全，黃曆讓沃格夫婦一起同行，並且乘坐一艘德國客輪，槍枝拆成零件，與特種彈藥一起藏在裝貨大木箱的夾層中，由他們二人攜帶托運。在煙台盤查較緊，到了上海租界碼頭，卻看不見鬼子，隻是一些巡捕在虛應故事，幾個人輕鬆過關。這也讓黃曆有些感歎，怪不得都躲在上海，或者從上海向香港或海外逃跑，這裏不僅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護照就可進入的地方，而且與鬼子占領區比，還真是個能提供不少庇護的孤島。
位於公共租界的房子已經準備好，是埃德文的住所，位於福州路，興盛屈居於南京路之下，但也是相當高檔的地段。他們父女回婆羅洲後，便低價租給了黃曆的代言人淩雪。
福州路東段，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租界行政機構、巡捕房、洋行、銀行、大飯店、大藥房等集中於此。兩端有大鴻運、大西洋、老聚興、老正興、會賓樓、王寶和等一批中西菜館聞名於市。天蟾舞台在福州路701號建成開幕，其規模是滬上四大京劇舞台之最。福州路西段ji院雲集，成為藏汙納垢之地。集報館書局、文具儀器、茶樓戲院、中西菜館、旅館百貨及ji院煙館於一路，兩側還有古玩、化工顏料、衣莊、繡花鞋等特色市場，是一條與其他商業街不同的奇特大街。
沃格夫婦似乎對上海有種厭惡，或者說是恐懼的感覺，大概這裏真的給他們留下了心理陰影，雖然勉強因為黃曆而來到這裏，但卻急著回去。黃曆也不勉強，下了船，將托運的大木箱找車裝運，便和沃格夫婦告別，按著地址直奔福州路的房子。因為保密的關係，黃曆隻是捎信兒給淩雪，說是要來上海，但卻沒透露具體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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