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亞莉就不行。或者說，在這些生活閱曆上，梅亞莉比我母親差了不知多少。
她好像天生就是一麵惹人注目的旗幟，走到哪黽，“呼呼啦啦”地飄揚到哪裏。在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中，這種獵獵飄揚的旗幟可能太多，也就不顯得什麽。但在這個三麵環水、一麵環山的孤島上卻不行了。她這麵旗幟簡直就“呼呼啦啦”地惹人討厭，尤其是惹女人們討厭。
首先這個娘兒們自己不開夥不做飯而是一直在機關食堂打飯吃。
這就令島上的男人和女人們看她不慣。男人們嫌她不會過日子，說她是個“敗家的娘兒們”；女人們則嫌她好吃懶做，說她是“有錢燒的！”說來也奇怪，島上的人們一致認為她家有錢，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錢財，也不知是根據什麽。也許是覺得他們兩口子都有工作都掙工資，養的孩子又少？但在她丈夫死後她一個人拉扯孩子的時候，人們還是不改初衷地認定她家有錢。可能在島上人們的潛意識中，還是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在作祟。他們樸素地認定：大城市裏有的是高樓馬路，蓋得起那麽高的樓，修得起那麽寬的路，沒錢行嗎？！
其次，是她的衣宥打扮。她總是隔三差五地換衣服，這套還沒穿髒呢，那套就又換上了。這就不太符合島上的人們等衣服髒了再換的習慣。再說，她這種衣櫥裏的衣服多得換不過來的架勢也挺讓島上的人們反感的，令男人們心裏有壓力，令女人們心裏有不平。
總之，她就像一麵旗幟，又像是一張靶子，在自己“呼呼啦啦”的飄揚聲中，被別人的目光和嘴巴射得千疫百孔。
我母親憂心忡忡地注視著梅亞莉的處境，私下裏對我父親說：“你看吧，她要是不改變自己，還有她好看的。”
我父親是個正派無比的人，他最討厭在別人背後說三道四，哪怕是夫妻也不行。我母親是在飯桌上說這話的，令我正端著飯碗的父親非常反感。父親皺著眉頭把碗裏的飯吃掉，聲音很重地把碗筷扔到桌上，邊抹嘴巴邊說：“你少說點別人，還是多看看你自己吧！”
母親在父親的身後氣得變了臉，她尖厲了嗓子說：“她是你什麽人，說說也不行？”
母親的氣急敗壞是有原因的，因為父親的話一下子就戳到了她的痛處。
母親也算個隨軍十幾年的“資深”家屬了，但母親總是不能同父親的同事們的家屬打成一片。她不待見別人，別人也不怎麽待見她，所以，她就在家屬中顯得挺孤立。
好在我母親懂得收斂，腦子裏還有“分寸”這根弦，因此，她僅僅是受到孤立，還沒到梅亞莉受到排斥那一步。
在這種情況下，我母親同梅亞莉的閉結就顯得有些被逼無奈。她們倆的密切往來，倒給一句老話提供了依據。
那句祖上傳下來的老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接下來的日子瑣碎而漫長。
在瑣碎和漫長中，我上到了小學三年級。這個年紀使我對發生在學校的那件事有了講敘的權利，不必對諸位灌輸經過舌頭們攪拌的偽事實了。
這年柳條兒剛抽綠，人們從一冬的臃腫裏剛掙脫出身子，事件就發生了。
那是件攬進了三個人的桃色事件，也就是現今的人們見怪不怪的那種三角戀愛。但那時不行，“三角”關係遠沒有今天這樣時髦、新潮和理直氣壯。在偏僻閉塞的小島上，“兩角”都夠生活單調的人們興奮一陣子的了，別說“三角”了。
從初始的窺視、嘀咕到中間的添油加醋再到最後的評判、裁決，整個事情讓人們嚼得有鼻子有眼有滋有味。在他們津津有味的講述中，事情變得冗長拖遝，人物關係錯綜複雜，稍不留神就能把人聽得雲遮霧罩、不知所以。其實，隻要幫他們把亂七八糟的線脈捋一捋，事情一點都不難講。
人物是學校裏的三個老師：教語的王老師，教美術的葛老師，再就是她，教化學的梅老師。
梅老師的介紹省略，王老師和葛老師還要稍費一點口舌。
王老師是個男的，年齡、籍貫、學曆、家庭出身我一概說不大清。那一年我畢竟隻有十歲僅上小學三年級，太苛刻的要求對我是不公平的。
我隻記得王老師個子挺髙，人挺瘦，整天陰著張臉難得見他有個具體的表情。他看誰都像看一個語考試不及格的學生，不耐煩得厲害。頭挺大的，給人的整體感覺像一根受潮劃不著火的火柴。據說他挺有才的，別的我沒見過，春節漁民家大門上貼的春聯我是見過的，好像挺棒的。我還聽過他拉二胡，拉的什麽曲子我不知道，拉得有多好我也說不上，反正知道他會拉二胡就是了。
葛老師是個女的，當時大概有二十六七歲的樣子。葛老師是土生土長的島上的人，當地人把到了這種年齡還嫁不掉的女人統統叫做“老姑子”。
如果你以為葛老師到了這種年齡還沒有嫁掉是因為她的摸樣兒不濟，那你就算上了經驗主義的當了。葛老師嫁不掉不是因為模樣兒不濟，恰恰相反，是因為葛老師的模樣兒周正得厲害，島上的男人們對她遲遲下不了手，就是因為麵對著她的好模樣兒缺乏勇氣沒有信心不知從哪裏下手。就像一鍋剛揭蓋的饅頭，最燙手的總是被最後剩下。葛老師眉心上有一顆紅痣，當當中中如神工鬼斧一般令她風韻萬千。人們對這顆紅痣的說法不一，有人說是福痣’也有人說是禍痣，兩種說法針尖對麥芒地讓你搞不清到底是福還是禍。從她以後的經曆看，我覺得禍的說法更接近事實一些。
三個人擠在一個學校裏，都引人注著目，又都不同凡響地篳肴身，在島上這種閑言碎語的沃土上不長出點故事來那才叫怪事哩。
以下是等我長到懂了點男女私情的時候的大體推測：
教美術的葛老師好像喜歡上了教語的王老師，而教語的王老師似乎是無動於衷，倒像對教化學的梅老師存有一份念頭，教化學的梅老師對此持什麽態度我不好說也說不好。於是，教美術的葛老師就挺生教化學的梅老師的氣，教化學的梅老師莫名其妙受了委屈，不知怎麽讓教語的王老師知道了，也不知教語的王老師如何了教美術的葛老師，反正教美術的葛老師就將自己的一腔怨氣撒在了教化學的梅老師的兒子許萌萌身上。
導火索是個黃澄澄的鴨梨。
葛老師的美術課一般都是這樣上的：事先在一塊小黑板上畫好一樣東西，或是一個蘋果或是一個西瓜，或是一個杯子或是一個碗，反正都是些吃的用的學生們熟悉又喜歡見到的東西。然後，她就提上這些東西出這個教室進那個班，把小黑板掛到大黑板上，把美術本發下去，剩下的時間就是支著美麗的細頸子坐在講台上發呆愣神了。
那些東西是葛老師事先請人畫好的。真的，不騙你，葛老師不會畫畫。雖然她是個美術老師，但這並不影響葛老師對美術一竅不通。葛老師認為自己情有可原：誰讓我是個民辦教師的？那個時候，在我上的這所將小學、初中、高中一鍋端的學校裏，民辦教師們是理直氣壯地教不好學的。她們有足夠的理由為自己撐腰：我又不是公辦老師我憑什麽要教好學？當然，她們一般還有在漁村黨支部裏當頭頭腦腦的親人們做後台。
葛老師手上的小黑板是要一周一換的，但那陣子葛老師心情不怎麽樣，許多事情難免不出差錯。那天，她就一不小心稀裏糊塗地將那黃澄澄的鴨梨第二次提進了許萌萌他們班。
小黑板一掛上大黑板，底下的學生們先是一愣，然後就有笑聲出現，見葛老師莫名其妙地東瞅瞅西望望的迷糊樣兒，笑聲就越發熱烈了。幾個調皮的男生趁機起哄，“噢噢……”地叫喚起來。許萌萌那天不知哪根神經搭錯了界，在一旁趁熱打鐵地“噢”了一嗓子，誰知這一嗓子，卻惹下了彌天大罪。
葛老師放著那幾個罪魁禍首不動，偏偏揪住許萌萌不放。許萌萌那天大約中了什麽邪，偏偏跟她梗著長脖子強嘴，一來二去，真把葛老師惹火了，她使出渾身的勁，把許萌萌連拖帶搡地推出教室，在正上著課的靜悄悄的校園裏大著嗓門嗬斥許萌萌。馬上，就有許許多多的腦袋瓜子擠到各班的玻璃窗前向外張望，像一張張兒孫滿堂的“全家福”。
她好像天生就是一麵惹人注目的旗幟，走到哪黽，“呼呼啦啦”地飄揚到哪裏。在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中，這種獵獵飄揚的旗幟可能太多，也就不顯得什麽。但在這個三麵環水、一麵環山的孤島上卻不行了。她這麵旗幟簡直就“呼呼啦啦”地惹人討厭，尤其是惹女人們討厭。
首先這個娘兒們自己不開夥不做飯而是一直在機關食堂打飯吃。
這就令島上的男人和女人們看她不慣。男人們嫌她不會過日子，說她是個“敗家的娘兒們”；女人們則嫌她好吃懶做，說她是“有錢燒的！”說來也奇怪，島上的人們一致認為她家有錢，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錢財，也不知是根據什麽。也許是覺得他們兩口子都有工作都掙工資，養的孩子又少？但在她丈夫死後她一個人拉扯孩子的時候，人們還是不改初衷地認定她家有錢。可能在島上人們的潛意識中，還是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在作祟。他們樸素地認定：大城市裏有的是高樓馬路，蓋得起那麽高的樓，修得起那麽寬的路，沒錢行嗎？！
其次，是她的衣宥打扮。她總是隔三差五地換衣服，這套還沒穿髒呢，那套就又換上了。這就不太符合島上的人們等衣服髒了再換的習慣。再說，她這種衣櫥裏的衣服多得換不過來的架勢也挺讓島上的人們反感的，令男人們心裏有壓力，令女人們心裏有不平。
總之，她就像一麵旗幟，又像是一張靶子，在自己“呼呼啦啦”的飄揚聲中，被別人的目光和嘴巴射得千疫百孔。
我母親憂心忡忡地注視著梅亞莉的處境，私下裏對我父親說：“你看吧，她要是不改變自己，還有她好看的。”
我父親是個正派無比的人，他最討厭在別人背後說三道四，哪怕是夫妻也不行。我母親是在飯桌上說這話的，令我正端著飯碗的父親非常反感。父親皺著眉頭把碗裏的飯吃掉，聲音很重地把碗筷扔到桌上，邊抹嘴巴邊說：“你少說點別人，還是多看看你自己吧！”
母親在父親的身後氣得變了臉，她尖厲了嗓子說：“她是你什麽人，說說也不行？”
母親的氣急敗壞是有原因的，因為父親的話一下子就戳到了她的痛處。
母親也算個隨軍十幾年的“資深”家屬了，但母親總是不能同父親的同事們的家屬打成一片。她不待見別人，別人也不怎麽待見她，所以，她就在家屬中顯得挺孤立。
好在我母親懂得收斂，腦子裏還有“分寸”這根弦，因此，她僅僅是受到孤立，還沒到梅亞莉受到排斥那一步。
在這種情況下，我母親同梅亞莉的閉結就顯得有些被逼無奈。她們倆的密切往來，倒給一句老話提供了依據。
那句祖上傳下來的老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接下來的日子瑣碎而漫長。
在瑣碎和漫長中，我上到了小學三年級。這個年紀使我對發生在學校的那件事有了講敘的權利，不必對諸位灌輸經過舌頭們攪拌的偽事實了。
這年柳條兒剛抽綠，人們從一冬的臃腫裏剛掙脫出身子，事件就發生了。
那是件攬進了三個人的桃色事件，也就是現今的人們見怪不怪的那種三角戀愛。但那時不行，“三角”關係遠沒有今天這樣時髦、新潮和理直氣壯。在偏僻閉塞的小島上，“兩角”都夠生活單調的人們興奮一陣子的了，別說“三角”了。
從初始的窺視、嘀咕到中間的添油加醋再到最後的評判、裁決，整個事情讓人們嚼得有鼻子有眼有滋有味。在他們津津有味的講述中，事情變得冗長拖遝，人物關係錯綜複雜，稍不留神就能把人聽得雲遮霧罩、不知所以。其實，隻要幫他們把亂七八糟的線脈捋一捋，事情一點都不難講。
人物是學校裏的三個老師：教語的王老師，教美術的葛老師，再就是她，教化學的梅老師。
梅老師的介紹省略，王老師和葛老師還要稍費一點口舌。
王老師是個男的，年齡、籍貫、學曆、家庭出身我一概說不大清。那一年我畢竟隻有十歲僅上小學三年級，太苛刻的要求對我是不公平的。
我隻記得王老師個子挺髙，人挺瘦，整天陰著張臉難得見他有個具體的表情。他看誰都像看一個語考試不及格的學生，不耐煩得厲害。頭挺大的，給人的整體感覺像一根受潮劃不著火的火柴。據說他挺有才的，別的我沒見過，春節漁民家大門上貼的春聯我是見過的，好像挺棒的。我還聽過他拉二胡，拉的什麽曲子我不知道，拉得有多好我也說不上，反正知道他會拉二胡就是了。
葛老師是個女的，當時大概有二十六七歲的樣子。葛老師是土生土長的島上的人，當地人把到了這種年齡還嫁不掉的女人統統叫做“老姑子”。
如果你以為葛老師到了這種年齡還沒有嫁掉是因為她的摸樣兒不濟，那你就算上了經驗主義的當了。葛老師嫁不掉不是因為模樣兒不濟，恰恰相反，是因為葛老師的模樣兒周正得厲害，島上的男人們對她遲遲下不了手，就是因為麵對著她的好模樣兒缺乏勇氣沒有信心不知從哪裏下手。就像一鍋剛揭蓋的饅頭，最燙手的總是被最後剩下。葛老師眉心上有一顆紅痣，當當中中如神工鬼斧一般令她風韻萬千。人們對這顆紅痣的說法不一，有人說是福痣’也有人說是禍痣，兩種說法針尖對麥芒地讓你搞不清到底是福還是禍。從她以後的經曆看，我覺得禍的說法更接近事實一些。
三個人擠在一個學校裏，都引人注著目，又都不同凡響地篳肴身，在島上這種閑言碎語的沃土上不長出點故事來那才叫怪事哩。
以下是等我長到懂了點男女私情的時候的大體推測：
教美術的葛老師好像喜歡上了教語的王老師，而教語的王老師似乎是無動於衷，倒像對教化學的梅老師存有一份念頭，教化學的梅老師對此持什麽態度我不好說也說不好。於是，教美術的葛老師就挺生教化學的梅老師的氣，教化學的梅老師莫名其妙受了委屈，不知怎麽讓教語的王老師知道了，也不知教語的王老師如何了教美術的葛老師，反正教美術的葛老師就將自己的一腔怨氣撒在了教化學的梅老師的兒子許萌萌身上。
導火索是個黃澄澄的鴨梨。
葛老師的美術課一般都是這樣上的：事先在一塊小黑板上畫好一樣東西，或是一個蘋果或是一個西瓜，或是一個杯子或是一個碗，反正都是些吃的用的學生們熟悉又喜歡見到的東西。然後，她就提上這些東西出這個教室進那個班，把小黑板掛到大黑板上，把美術本發下去，剩下的時間就是支著美麗的細頸子坐在講台上發呆愣神了。
那些東西是葛老師事先請人畫好的。真的，不騙你，葛老師不會畫畫。雖然她是個美術老師，但這並不影響葛老師對美術一竅不通。葛老師認為自己情有可原：誰讓我是個民辦教師的？那個時候，在我上的這所將小學、初中、高中一鍋端的學校裏，民辦教師們是理直氣壯地教不好學的。她們有足夠的理由為自己撐腰：我又不是公辦老師我憑什麽要教好學？當然，她們一般還有在漁村黨支部裏當頭頭腦腦的親人們做後台。
葛老師手上的小黑板是要一周一換的，但那陣子葛老師心情不怎麽樣，許多事情難免不出差錯。那天，她就一不小心稀裏糊塗地將那黃澄澄的鴨梨第二次提進了許萌萌他們班。
小黑板一掛上大黑板，底下的學生們先是一愣，然後就有笑聲出現，見葛老師莫名其妙地東瞅瞅西望望的迷糊樣兒，笑聲就越發熱烈了。幾個調皮的男生趁機起哄，“噢噢……”地叫喚起來。許萌萌那天不知哪根神經搭錯了界，在一旁趁熱打鐵地“噢”了一嗓子，誰知這一嗓子，卻惹下了彌天大罪。
葛老師放著那幾個罪魁禍首不動，偏偏揪住許萌萌不放。許萌萌那天大約中了什麽邪，偏偏跟她梗著長脖子強嘴，一來二去，真把葛老師惹火了，她使出渾身的勁，把許萌萌連拖帶搡地推出教室，在正上著課的靜悄悄的校園裏大著嗓門嗬斥許萌萌。馬上，就有許許多多的腦袋瓜子擠到各班的玻璃窗前向外張望，像一張張兒孫滿堂的“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