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吃了一半，突然反應過來，她停下手裏的筷子，問：“媽，你怎麽不吃？”母親站起身來，邊解腰間的圍裙邊說：“我有點累了，呆會兒再說，吃你的吧，別管我。”
我是在夢中被父親搖醒的。打著手電的父親聲音裏透著焦慮，問道：“知道你媽上哪去了嗎？”我揉著蒙蒙曨曨的睡眼迷迷糊糊地搖頭，父親扭頭就走，我愣了一會兒，意識到什麽地爬起來穿上衣服，跟著慌成一團的哥哥姐姐們跑進了漆黑的夜中。
我跟著聾了一隻耳朵的大哥跑，沒跑兒步，就聽見我二姐尖厲的叫聲。可憐的大哥對那麽恐怖的叫聲竟然聽不見，依然在前邊一路小跑。我上去拖住大哥的上衣，拉著他向那尖叫聲跑去。
在那片小樹林中，母親在曾經為梅亞莉燒紙驅鬼的地方，用她最喜歡的一條白絲巾，將自己吊在一棵搖搖擺擺的樹杈上。那打著結的絲巾的一角，在中秋的清澈如水的月光下被微微的夜風吹得嫋嫋繞繞，樹杈下的母親似乎也在隨風輕嫋。
當時的情景令我終身難忘！什麽時候想起來，就控製不住地淚流滿麵。
現在，我經常半夜三更一身冷汗地驚醒，翻身下床，摸黑走到另一個屋子，打開床頭柔和的台燈，盯住兒子一呼一吸的睡態看上半天。然後，我把兒子柔軟的身體向黽移，側身擠到兒子的小**，摟住兒子清香的身子才能慢慢地入睡。一如當初，經常半夜三更地站在母親的床前，看著熟睡的母親才能安下心來。然後，擠到母親的身邊，摟住母親一隻溫暖的胳膊，方能入睡。
母親脖子上的紫癍好久好久都褪不下去，母親就一直穿著件中式立領的燈心絨褂子遮住那紫癍。那黑色的燈心絨襯著母親蒼白的臉，令母親有一種蒼涼之感。
這種情形維係了許久。
若幹年後，我理智地比較了梅亞莉和我母親尋短見的方式，詫異其間的深奧。
上吊尋死是一種很傳統的死法，被讀四書五經的我母親繼承了下來；喝烈性製劑尋死大概是西方舶來的一種死法，就讓同濟大學化學係畢業的梅亞莉用上了，可見兩種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的差異。
另外，兩個為人之母的女性在對待子女的態度上，也顯示了中國化較之西方化的溫馨和親情。梅亞莉那種不管不顧地直奔天堂的尋死，比起我母親來，就遜色了許多。我母親不但給我們準備好了最後一頓豐盛的晚餐，還為死的地點跨踏了好半天。
“死在家裏怕嚇著你們，死得太遠又怕委屈了自己，因此才選在那片小樹林中。”許多年以後，我母親以平緩的語氣這樣告訴我。
一九七七年那年，據說是後門兵成災的一年。從我們島上的情形看，的確是那樣。
那一年，島上家屬院裏隻要能撐起一套軍裝的男孩女孩都一窩蜂地當兵走了，昔日一到放學時界就雞飛狗跳的院子一下子就冷清了下來。我家隔壁的於阿姨笑著說：“這些兔崽子們猛地—走，還怪悶得慌哩。”
那次我們家一下子走掉了兩個，我的體檢合格的二姐和體檢不合格的大哥。那年我的小哥初中剛畢業.他們班的座位那次一下子空掉了四個，按他的愛湊熱鬧的性子，他也準備拍拍在教室裏坐痛了的屁股走人的，但我母親說死也不放他走。用我母親的話說：“怎麽你也得給我高中畢了業！”那時“四人幫”剛粉碎不久，興師重教的風氣還不像現在這麽熱烈，但我母親卻不為社會上的時髦所動，一切都要按照她的意誌轉移，連我父親說了也白搭。
母親自從有了那次把自己吊在樹上的壯舉，她在家中就取得了說一不二的地位。我們大家都知道有了第一次就很可能有第二次的道理，因此，都很害怕那隨時都可能出現的第二次。大家對母親的性子變得唯唯諾諾起來，對母親的意思自然就言聽計從了。
絕的是，在後門之風把島上大一點的孩子們刮得一個不剩後的不久，解放軍南京外國語學院在部隊內部子弟中招收一個據說是專門培養外交官的英語班。軍區為了照顧海島邊防前哨，專門給了我們島一個名額。我的小哥條件相當，更絕的是他沒有競爭對手。板上釘釘的事美得他一天到晚齜著顆虎牙笑進笑出，我母親的臉上也掛出了由衷的笑容。在母親的好心情中，我投機取巧地拍母親的馬屁，我說：“媽，虧了你料事如神，要不我小哥哪會有這種福氣？”母親被我的馬屁拍得很舒服，就笑著謙虛：“關我什麽事？他彭費人有傻福。”
有些事齜牙中齜得太早反而會壞事。迷信講話，牙齜得太狠了，會艇氣的。
誰都沒有想到，半路上會殺出一個程咬金來。這競爭者不是別人，偏偏是許萌萌。
那一年許萌萌還不到十四周歲，離南京外院的要求差得遠哩。一個十三歲多一點的孩子上軍校讀書似乎是個玩笑，但那一年的後門之風開了這方麵的先河。十三歲的孩子可以穿上軍裝去站崗放哨，為什麽就不能穿上軍裝去讀外語呢？再說，連聾了一隻耳朵的孩子都可以參軍，一個耳聰目明的孩子為什麽就不行呢？
梅亞莉以她的聰明和化意識到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名牌大學畢業的她比島上任何一個人都知道學習英語對一個人的意義。再說，南京離她的家鄉上海已經不遠了，回到家鄉上海去一直都是她夢寐以求的。在那個年代，人口流動的機會少得可憐，她回上海家鄉去的夢想幾乎就是一個空中樓閣。現在，這種機會從天而降，她不去奮力抓住又有誰會去奮力呢？
我母親冷眼看著這個叫梅亞莉的上海女人發了瘋般地東奔西跑。那一陣子，她匆匆忙忙的身影會突然消失，三五天後又重新出現。重新出現的梅亞莉眼圈烏黑、神情疲憊。大家心照不宣地知道她跑到省城軍區機關甚至跑進南京外院的校園裏去了。
我的母親穩穩當當地坐在家中的木椅上，輕蔑地對我小哥說：
“你急什麽？通知書都在你手上了，你怕她什麽呢？”
我的父親對這件事情自始至終保持一種沉默。自從那次事故後，凡是與姓梅的女人有關的事情，我父親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地惟恐避之不及。父親的沉默令母親滿意，母親在那段日子裏對父親和氣了許多。
—天，我看見我的小哥在他的房間裏埋頭修理那把許久不碰的彈弓，我走進去問他幹什麽用？他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又一聲不響地埋下頭去。我卻從那一眼中看出了名堂，因此，我就坐在他的床沿上，晃著兩條細腿，等著跟他一起出征。
我們來到梅亞莉家的房後，這是家屬院最偏僻的一排平房。房後的蒿草有半人多高，我同小哥潛人那片有著剌鼻氣味的蒿草中，他手持一把整治一新的彈弓，我手握一把海灘上顆粒飽滿的石子。我挑了一顆最大的石子遞了過去，小哥熟練地套上，拉開彈力很好的弓繩，側著腦袋眯起一隻眼，屏住呼吸，瞄準目標。猛然間，他拉弓的手一鬆，隻聽“嗖”的一聲，飽滿的石子飛了出去，準確地落到梅亞莉家的後窗上，我們聽到“嘩啦啦”的玻璃破碎聲，我同小哥的目光勝利會師在一起，幾乎同時咧開嘴巴樂了。
那扇被打爛的窗戶被推開，探出梅亞莉的半個身子，她一邊四下裏張望，一邊大聲地喝問：“誰？誰幹的？！”
我尾隨著小哥半撅的屁股向後撤離，梅亞莉大約看到了我們弓著的身體，但她沒看清是誰，因為她在那裏一遍遍地問：“誰？那是誰呀？”
我忍不住回了一下頭，沒想到眼睛正好與梅亞莉皺著眉毛的眼睛撞了個正著。我吃了一驚，心裏正琢磨如果她喊我的名字，我是站住好還是快跑好，誰想她卻在我身後啞巴了，我聽到“咣當”一聲響，知道那扇打爛的窗戶關上了。
梅亞莉的奔波操勞好像有了幾分眉目，因為一天晚飯後，住在我們隔壁的孟政委好像是很隨便地踱進我家的院子，對正彎著腰澆花的我母親說起了南京外院上學的事。
孟政委說：“……烈士子女嘛，照顧一下也是應該的，我們做領導幹部的……”
沒容他把話說完，我母親就直起身子甩著手裏的空壺說：“照顧烈士子女應該，但不能沒有原則，你們做領導幹部的總不能為了照顧某個人就破壞黨的原則吧？”
我是在夢中被父親搖醒的。打著手電的父親聲音裏透著焦慮，問道：“知道你媽上哪去了嗎？”我揉著蒙蒙曨曨的睡眼迷迷糊糊地搖頭，父親扭頭就走，我愣了一會兒，意識到什麽地爬起來穿上衣服，跟著慌成一團的哥哥姐姐們跑進了漆黑的夜中。
我跟著聾了一隻耳朵的大哥跑，沒跑兒步，就聽見我二姐尖厲的叫聲。可憐的大哥對那麽恐怖的叫聲竟然聽不見，依然在前邊一路小跑。我上去拖住大哥的上衣，拉著他向那尖叫聲跑去。
在那片小樹林中，母親在曾經為梅亞莉燒紙驅鬼的地方，用她最喜歡的一條白絲巾，將自己吊在一棵搖搖擺擺的樹杈上。那打著結的絲巾的一角，在中秋的清澈如水的月光下被微微的夜風吹得嫋嫋繞繞，樹杈下的母親似乎也在隨風輕嫋。
當時的情景令我終身難忘！什麽時候想起來，就控製不住地淚流滿麵。
現在，我經常半夜三更一身冷汗地驚醒，翻身下床，摸黑走到另一個屋子，打開床頭柔和的台燈，盯住兒子一呼一吸的睡態看上半天。然後，我把兒子柔軟的身體向黽移，側身擠到兒子的小**，摟住兒子清香的身子才能慢慢地入睡。一如當初，經常半夜三更地站在母親的床前，看著熟睡的母親才能安下心來。然後，擠到母親的身邊，摟住母親一隻溫暖的胳膊，方能入睡。
母親脖子上的紫癍好久好久都褪不下去，母親就一直穿著件中式立領的燈心絨褂子遮住那紫癍。那黑色的燈心絨襯著母親蒼白的臉，令母親有一種蒼涼之感。
這種情形維係了許久。
若幹年後，我理智地比較了梅亞莉和我母親尋短見的方式，詫異其間的深奧。
上吊尋死是一種很傳統的死法，被讀四書五經的我母親繼承了下來；喝烈性製劑尋死大概是西方舶來的一種死法，就讓同濟大學化學係畢業的梅亞莉用上了，可見兩種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的差異。
另外，兩個為人之母的女性在對待子女的態度上，也顯示了中國化較之西方化的溫馨和親情。梅亞莉那種不管不顧地直奔天堂的尋死，比起我母親來，就遜色了許多。我母親不但給我們準備好了最後一頓豐盛的晚餐，還為死的地點跨踏了好半天。
“死在家裏怕嚇著你們，死得太遠又怕委屈了自己，因此才選在那片小樹林中。”許多年以後，我母親以平緩的語氣這樣告訴我。
一九七七年那年，據說是後門兵成災的一年。從我們島上的情形看，的確是那樣。
那一年，島上家屬院裏隻要能撐起一套軍裝的男孩女孩都一窩蜂地當兵走了，昔日一到放學時界就雞飛狗跳的院子一下子就冷清了下來。我家隔壁的於阿姨笑著說：“這些兔崽子們猛地—走，還怪悶得慌哩。”
那次我們家一下子走掉了兩個，我的體檢合格的二姐和體檢不合格的大哥。那年我的小哥初中剛畢業.他們班的座位那次一下子空掉了四個，按他的愛湊熱鬧的性子，他也準備拍拍在教室裏坐痛了的屁股走人的，但我母親說死也不放他走。用我母親的話說：“怎麽你也得給我高中畢了業！”那時“四人幫”剛粉碎不久，興師重教的風氣還不像現在這麽熱烈，但我母親卻不為社會上的時髦所動，一切都要按照她的意誌轉移，連我父親說了也白搭。
母親自從有了那次把自己吊在樹上的壯舉，她在家中就取得了說一不二的地位。我們大家都知道有了第一次就很可能有第二次的道理，因此，都很害怕那隨時都可能出現的第二次。大家對母親的性子變得唯唯諾諾起來，對母親的意思自然就言聽計從了。
絕的是，在後門之風把島上大一點的孩子們刮得一個不剩後的不久，解放軍南京外國語學院在部隊內部子弟中招收一個據說是專門培養外交官的英語班。軍區為了照顧海島邊防前哨，專門給了我們島一個名額。我的小哥條件相當，更絕的是他沒有競爭對手。板上釘釘的事美得他一天到晚齜著顆虎牙笑進笑出，我母親的臉上也掛出了由衷的笑容。在母親的好心情中，我投機取巧地拍母親的馬屁，我說：“媽，虧了你料事如神，要不我小哥哪會有這種福氣？”母親被我的馬屁拍得很舒服，就笑著謙虛：“關我什麽事？他彭費人有傻福。”
有些事齜牙中齜得太早反而會壞事。迷信講話，牙齜得太狠了，會艇氣的。
誰都沒有想到，半路上會殺出一個程咬金來。這競爭者不是別人，偏偏是許萌萌。
那一年許萌萌還不到十四周歲，離南京外院的要求差得遠哩。一個十三歲多一點的孩子上軍校讀書似乎是個玩笑，但那一年的後門之風開了這方麵的先河。十三歲的孩子可以穿上軍裝去站崗放哨，為什麽就不能穿上軍裝去讀外語呢？再說，連聾了一隻耳朵的孩子都可以參軍，一個耳聰目明的孩子為什麽就不行呢？
梅亞莉以她的聰明和化意識到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名牌大學畢業的她比島上任何一個人都知道學習英語對一個人的意義。再說，南京離她的家鄉上海已經不遠了，回到家鄉上海去一直都是她夢寐以求的。在那個年代，人口流動的機會少得可憐，她回上海家鄉去的夢想幾乎就是一個空中樓閣。現在，這種機會從天而降，她不去奮力抓住又有誰會去奮力呢？
我母親冷眼看著這個叫梅亞莉的上海女人發了瘋般地東奔西跑。那一陣子，她匆匆忙忙的身影會突然消失，三五天後又重新出現。重新出現的梅亞莉眼圈烏黑、神情疲憊。大家心照不宣地知道她跑到省城軍區機關甚至跑進南京外院的校園裏去了。
我的母親穩穩當當地坐在家中的木椅上，輕蔑地對我小哥說：
“你急什麽？通知書都在你手上了，你怕她什麽呢？”
我的父親對這件事情自始至終保持一種沉默。自從那次事故後，凡是與姓梅的女人有關的事情，我父親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地惟恐避之不及。父親的沉默令母親滿意，母親在那段日子裏對父親和氣了許多。
—天，我看見我的小哥在他的房間裏埋頭修理那把許久不碰的彈弓，我走進去問他幹什麽用？他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又一聲不響地埋下頭去。我卻從那一眼中看出了名堂，因此，我就坐在他的床沿上，晃著兩條細腿，等著跟他一起出征。
我們來到梅亞莉家的房後，這是家屬院最偏僻的一排平房。房後的蒿草有半人多高，我同小哥潛人那片有著剌鼻氣味的蒿草中，他手持一把整治一新的彈弓，我手握一把海灘上顆粒飽滿的石子。我挑了一顆最大的石子遞了過去，小哥熟練地套上，拉開彈力很好的弓繩，側著腦袋眯起一隻眼，屏住呼吸，瞄準目標。猛然間，他拉弓的手一鬆，隻聽“嗖”的一聲，飽滿的石子飛了出去，準確地落到梅亞莉家的後窗上，我們聽到“嘩啦啦”的玻璃破碎聲，我同小哥的目光勝利會師在一起，幾乎同時咧開嘴巴樂了。
那扇被打爛的窗戶被推開，探出梅亞莉的半個身子，她一邊四下裏張望，一邊大聲地喝問：“誰？誰幹的？！”
我尾隨著小哥半撅的屁股向後撤離，梅亞莉大約看到了我們弓著的身體，但她沒看清是誰，因為她在那裏一遍遍地問：“誰？那是誰呀？”
我忍不住回了一下頭，沒想到眼睛正好與梅亞莉皺著眉毛的眼睛撞了個正著。我吃了一驚，心裏正琢磨如果她喊我的名字，我是站住好還是快跑好，誰想她卻在我身後啞巴了，我聽到“咣當”一聲響，知道那扇打爛的窗戶關上了。
梅亞莉的奔波操勞好像有了幾分眉目，因為一天晚飯後，住在我們隔壁的孟政委好像是很隨便地踱進我家的院子，對正彎著腰澆花的我母親說起了南京外院上學的事。
孟政委說：“……烈士子女嘛，照顧一下也是應該的，我們做領導幹部的……”
沒容他把話說完，我母親就直起身子甩著手裏的空壺說：“照顧烈士子女應該，但不能沒有原則，你們做領導幹部的總不能為了照顧某個人就破壞黨的原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