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金”“扶桑銀”“扶桑銅”,這三樣對唐朝各個階層來說,都是咬住了不肯鬆嘴的肥肉。
內廷外朝通力合作,給予牛進達極大的支持,也正是因為有利可圖。
對閹人們而言,在給皇帝做家奴的同時,平壤宮修起來也能撈點外快。不是所有閹人都能像敦煌宮那幫人碰上程處弼這種頂級奇葩,旱澇保豐收,隻要管好後勤,金山銀海滾滾而來。
能夠在平壤宮做個二道販子,就已經是相當不錯的美差。
現在牛進達一路趕鴨子一樣把扶桑小朝廷趕到了島東地區,陸續又在島西海岸建立了大量據點,連扶桑小朝廷早年在難波修建的“宮城”也被攻克,可以說已經初步有了建製的基礎。
隻是內廷外朝還在猶豫是羈縻統治還是直接建立州縣,成本太過高昂。每年的投入不可忽視,而且“扶桑地”每年的台風,也算是讓唐軍領教了一下。
中央政府還沒有徹底下大決心,就在於財政上的壓力太大,連續多年的擴張,朝廷也是舉債度日。而且諸如蕃地、草原、黑水、大室韋、昆侖海、劍南等地,都是純投入,想要看到利潤,最少也是五年以後的事情。
除此之外,中原核心地區還要搞大建,工部和將作監已經迫不得已走上了技術追蹤的道路,每年從武漢挖人才入京,這筆投入,不比幹掉一個超級世家來得輕鬆。因為不是說你掏錢之後,人才過來就能立刻產生效益。
僅僅是整合人事資源,解決內部人事內耗,就是一個極其消耗精力的事情。一個進士科的科舉達人,根本沒可能服氣一個武漢土鱉站在他的頭上。同樣的,在武漢寬鬆的環境下學習、工作,進入到朝廷慣有的體製之中,整個適應的過程,無疑是一場試煉。
絕大多數武漢官僚,都很難迅速轉變角色,往往會為了官帽子,直接把下限擊穿,進而成為舊友體製中的一份子,而原先的鑽研動力,自然而然地,轉移到了爭權奪利的道路上。
這所有的一切,全都要靠錢來擺平,每年的硬性開銷,在武漢看來是匪夷所思的,但這是中央朝廷不得不支出的“學費”,而且別無選擇。
所以,當民間勢力通過海上貿易顯露,進入到“扶桑地”之後,他們展現出來的財力物力人力,自然就成為了唐朝鎮壓“扶桑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唐朝需要這些民間力量,同樣的,民間力量同樣需要官方的那張皮。
相互之間有了需求,於是就勾肩搭背,形成了現有的“扶桑地”資源分配格局。
舊年扶桑小朝廷曾經的京城之一“難波京”,如今就是民間巨頭們在“扶桑地”的大本營。
這裏有相當豐富的土地資源,還有不錯的海港,加上離伊予島又近,補給能力極強,鎮壓扶桑諸地“叛亂”的動員力也是極高。
“難波京”被攻占之後,因為整個地區就是個極為廣大的坡,唐朝民間武裝,就把這個地方稱作“大坡”。
一般到了築紫島或者伊予島之後,但凡港口妓院、賭場之中,都會有專門做跑路業務的掮客。
因為大多都是做兩島前往“大坡”的業務,所以這些掮客,在兩島諸多據點中,又被稱作“大坡客”。
時間一久,連唐軍上報給朝鮮道行軍總管府的正式軍報、公文中,也不再使用“難波”這個詞,而是“大坡”。
近兩年遼州、徐州兩個民間集團看上去是要爭奪和泉山南,實際上是為了爭奪“大坡”往東的貿易通道。兩個民間集團在“大坡”做不了主,頭上還有經營據點的唐軍,所以想要有話語權,掌握“交通要道”也就成了必然。
畢竟說到底,不管遼州也好,徐州也罷,他們在遠海運輸上是沒有優勢的,兩家都嚴重依賴外部勢力。而“大坡”往東,沿著大陸架的海岸線,可以做近海運輸,這是兩家都能掌握,並且有相當經驗的。
老張對於遼州、徐州爭奪什麽其實不感興趣,但總的來說,這種地方勢力在外延伸,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實際可用勞動力會增加,舊地區的新生兒數量,也會每年穩步增長。
說白了,當徐州一部分的青壯以“冒險家”的形式離開鄉土之後,他們對本土資源的消耗就大大減少,也就足夠讓徐州或者遼州中下階層,有了更多的資源去養活更多的子女人口。
同樣的,當遼州或者徐州的“冒險家”前往“扶桑地”之後,整個過程從駐紮到掠奪到經營到積累,時間短一點都要三年。
三年時間,在沒有更加崇高理想來自我約束的情況下,想要讓這些牲口管住自己的褲襠,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麽築紫島、伊予島兩地船港,往往交易市場的鋪麵數量,可能也不會比妓院多上多少。
至於“扶桑地”的有識之士,也早早地進行了投機。那些出身中土名門的子弟或者家生子,就是他們改頭換麵的好機會。
相較原先扶桑諸國的“血親政治”,唐朝哪怕是舊有體製,也早早地打破了這種權力繼承通過“血親”的方式。
對“扶桑地”的中下階層來說,擁抱皇唐天朝,是正確的不能再正確的事情。
而且隨著唐朝民間勢力進入“扶桑地”之後,唐朝中央政府對於管理海外疆土的信心大增,也進一步促使了“扶桑地”中下階層的成功投機。
大量擁抱唐朝地方世族的土著貴族,迅速以“流外官”的身份,去協助皇唐臨時官僚來管理本土。
其表現形式,既有在奴隸貿易中充當幫凶,也有在遼州集團和徐州集團的激烈對抗中,充當鼎灰。
遼州人和徐州人其實在衝突中並沒有死傷多少,真正“慷慨赴死”或者“吃飽了赴死”的,大多都是這些土著貴族的“家臣”。
這些“家臣”,有點乞丐版“關隴軍頭”的意思,但隨著兩大民間集團的劇烈衝突,已經迅速衰退,土著領主貴族此時承擔的角色,更像是唐朝地方州縣那些掌握一定資源的豪強,離世家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到貞觀二十五年的夏天,徐州、遼州兩大利益集團終於要選擇坐下來談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土著貴族們的“家臣”快要消耗一空,接下來很有可能就要“硬碰硬”,這對徐州、遼州兩大集團來說,是很難接受的。
雙方各自陣營中的盟友,組團前往蘇州,找張德出麵調停,絕非是什麽偶發性事件,而是必然。
隻不過,張德雖然指出了一條明路,雙方已經可以接受不再激烈碰撞,但是,在現有的環境下,如何分贓,卻又立刻產生新的分歧。
內廷外朝通力合作,給予牛進達極大的支持,也正是因為有利可圖。
對閹人們而言,在給皇帝做家奴的同時,平壤宮修起來也能撈點外快。不是所有閹人都能像敦煌宮那幫人碰上程處弼這種頂級奇葩,旱澇保豐收,隻要管好後勤,金山銀海滾滾而來。
能夠在平壤宮做個二道販子,就已經是相當不錯的美差。
現在牛進達一路趕鴨子一樣把扶桑小朝廷趕到了島東地區,陸續又在島西海岸建立了大量據點,連扶桑小朝廷早年在難波修建的“宮城”也被攻克,可以說已經初步有了建製的基礎。
隻是內廷外朝還在猶豫是羈縻統治還是直接建立州縣,成本太過高昂。每年的投入不可忽視,而且“扶桑地”每年的台風,也算是讓唐軍領教了一下。
中央政府還沒有徹底下大決心,就在於財政上的壓力太大,連續多年的擴張,朝廷也是舉債度日。而且諸如蕃地、草原、黑水、大室韋、昆侖海、劍南等地,都是純投入,想要看到利潤,最少也是五年以後的事情。
除此之外,中原核心地區還要搞大建,工部和將作監已經迫不得已走上了技術追蹤的道路,每年從武漢挖人才入京,這筆投入,不比幹掉一個超級世家來得輕鬆。因為不是說你掏錢之後,人才過來就能立刻產生效益。
僅僅是整合人事資源,解決內部人事內耗,就是一個極其消耗精力的事情。一個進士科的科舉達人,根本沒可能服氣一個武漢土鱉站在他的頭上。同樣的,在武漢寬鬆的環境下學習、工作,進入到朝廷慣有的體製之中,整個適應的過程,無疑是一場試煉。
絕大多數武漢官僚,都很難迅速轉變角色,往往會為了官帽子,直接把下限擊穿,進而成為舊友體製中的一份子,而原先的鑽研動力,自然而然地,轉移到了爭權奪利的道路上。
這所有的一切,全都要靠錢來擺平,每年的硬性開銷,在武漢看來是匪夷所思的,但這是中央朝廷不得不支出的“學費”,而且別無選擇。
所以,當民間勢力通過海上貿易顯露,進入到“扶桑地”之後,他們展現出來的財力物力人力,自然就成為了唐朝鎮壓“扶桑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唐朝需要這些民間力量,同樣的,民間力量同樣需要官方的那張皮。
相互之間有了需求,於是就勾肩搭背,形成了現有的“扶桑地”資源分配格局。
舊年扶桑小朝廷曾經的京城之一“難波京”,如今就是民間巨頭們在“扶桑地”的大本營。
這裏有相當豐富的土地資源,還有不錯的海港,加上離伊予島又近,補給能力極強,鎮壓扶桑諸地“叛亂”的動員力也是極高。
“難波京”被攻占之後,因為整個地區就是個極為廣大的坡,唐朝民間武裝,就把這個地方稱作“大坡”。
一般到了築紫島或者伊予島之後,但凡港口妓院、賭場之中,都會有專門做跑路業務的掮客。
因為大多都是做兩島前往“大坡”的業務,所以這些掮客,在兩島諸多據點中,又被稱作“大坡客”。
時間一久,連唐軍上報給朝鮮道行軍總管府的正式軍報、公文中,也不再使用“難波”這個詞,而是“大坡”。
近兩年遼州、徐州兩個民間集團看上去是要爭奪和泉山南,實際上是為了爭奪“大坡”往東的貿易通道。兩個民間集團在“大坡”做不了主,頭上還有經營據點的唐軍,所以想要有話語權,掌握“交通要道”也就成了必然。
畢竟說到底,不管遼州也好,徐州也罷,他們在遠海運輸上是沒有優勢的,兩家都嚴重依賴外部勢力。而“大坡”往東,沿著大陸架的海岸線,可以做近海運輸,這是兩家都能掌握,並且有相當經驗的。
老張對於遼州、徐州爭奪什麽其實不感興趣,但總的來說,這種地方勢力在外延伸,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實際可用勞動力會增加,舊地區的新生兒數量,也會每年穩步增長。
說白了,當徐州一部分的青壯以“冒險家”的形式離開鄉土之後,他們對本土資源的消耗就大大減少,也就足夠讓徐州或者遼州中下階層,有了更多的資源去養活更多的子女人口。
同樣的,當遼州或者徐州的“冒險家”前往“扶桑地”之後,整個過程從駐紮到掠奪到經營到積累,時間短一點都要三年。
三年時間,在沒有更加崇高理想來自我約束的情況下,想要讓這些牲口管住自己的褲襠,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麽築紫島、伊予島兩地船港,往往交易市場的鋪麵數量,可能也不會比妓院多上多少。
至於“扶桑地”的有識之士,也早早地進行了投機。那些出身中土名門的子弟或者家生子,就是他們改頭換麵的好機會。
相較原先扶桑諸國的“血親政治”,唐朝哪怕是舊有體製,也早早地打破了這種權力繼承通過“血親”的方式。
對“扶桑地”的中下階層來說,擁抱皇唐天朝,是正確的不能再正確的事情。
而且隨著唐朝民間勢力進入“扶桑地”之後,唐朝中央政府對於管理海外疆土的信心大增,也進一步促使了“扶桑地”中下階層的成功投機。
大量擁抱唐朝地方世族的土著貴族,迅速以“流外官”的身份,去協助皇唐臨時官僚來管理本土。
其表現形式,既有在奴隸貿易中充當幫凶,也有在遼州集團和徐州集團的激烈對抗中,充當鼎灰。
遼州人和徐州人其實在衝突中並沒有死傷多少,真正“慷慨赴死”或者“吃飽了赴死”的,大多都是這些土著貴族的“家臣”。
這些“家臣”,有點乞丐版“關隴軍頭”的意思,但隨著兩大民間集團的劇烈衝突,已經迅速衰退,土著領主貴族此時承擔的角色,更像是唐朝地方州縣那些掌握一定資源的豪強,離世家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到貞觀二十五年的夏天,徐州、遼州兩大利益集團終於要選擇坐下來談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土著貴族們的“家臣”快要消耗一空,接下來很有可能就要“硬碰硬”,這對徐州、遼州兩大集團來說,是很難接受的。
雙方各自陣營中的盟友,組團前往蘇州,找張德出麵調停,絕非是什麽偶發性事件,而是必然。
隻不過,張德雖然指出了一條明路,雙方已經可以接受不再激烈碰撞,但是,在現有的環境下,如何分贓,卻又立刻產生新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