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勒將軍是那天早上從柏林飛到巴伐利亞的，並帶來了元首總理府地下避彈所內不確切的消息。<－》戈林稍後起草了一份電報並於那天晚上發給了柏林：“我的元首：鑒於你已做出留在柏林的決定，你是否同意，根據1941年6月29日發布的命令，作為你的副手，我立刻接管對帝國的所有領導權，具備對國內和國外事務全權處理的自由？如果今天晚上10時前收不到你的答複，我就認為你已經喪失了行動自由，並且認定你先前所發布的命令的實施條件已經成熟，我會為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最佳利益采取行動。你知道，對你而言，這是我一生中感覺最悲傷的時刻，我無法用言語表達此時的感覺。願上帝保佑你，希望你能盡快來我這兒。忠實的赫爾曼?戈林。”
對鮑曼來說，現在激起希特勒對戈林的疑心應該不是一件什麽難事。戈林後來給裏賓特洛甫發了第二份電報，召他去討論有關事宜，這進一步使希特勒相信戈林是在進行徹頭徹尾的叛國行為。鮑曼起草了一份答複件，對戈林進行了措辭嚴厲的指責，並解除了他所有職務、頭銜和指揮權力。不過，他還有另外一個選擇方案，他可以借健康為由辭去所有的職位，這可使他免於受進一步的指控。戈林沒有任何辦法，隻有同意。盡管如此，根據鮑曼的命令，一個黨衛軍衛隊包圍了伯格霍夫，戈林事實上成了一名囚犯。使戈林備受侮辱的是，廚房被鎖起來了，以防止這位不體麵的帝國空軍元帥服毒自盡。
這場鬧劇過去後，施佩爾去探望了戈培爾夫人。他發現，她正在一間水泥房間的床上躺著，由於心絞痛發作而麵色蒼白。戈培爾很少有時間陪她。後來大約在午夜，在希特勒休息了以後。一名勤務兵來了，告訴施佩爾說愛娃?布勞恩邀請他去她那兒一趟。
愛娃下令準備了香檳酒和蛋糕，然後兩人聊起了過去的事情：慕尼黑、大家一起度過的滑雪假日以及伯格霍夫的生活。施佩爾一直喜歡愛娃?布勞恩，麵對著愛娃，施佩爾坦然道：“你是一個來自慕尼黑的女孩，一個默默無聞的人，我承認，我非常仰慕你，因為你知道此刻仍然保持著一種尊嚴和幾乎是那種歡快的平靜！”
愛娃卻是淡淡的笑道：“他，是因為他的存在！”
施佩爾清楚知道愛娃的他隻得是誰。不過此刻兩人誰都沒有在說話。
勤務兵早上3時回來了，告訴兩人希特勒又醒了。施佩爾離開了愛娃，去跟那位曾經使他揚名立萬的人最後道別。道別隻持續了一會兒。希特勒的態度既粗暴又冷漠――施佩爾，他曾幾何時的最好朋友，現在已從他的頭腦中徹底消失了。
那天晚上，愛娃?布勞恩給妹妹格雷特?費格萊恩寫了最後一封信。
“赫爾曼沒有和我們在一起，”她指的是格雷特的丈夫，“赫爾曼去了瑙恩，去組織一個營或是其他什麽部隊了。”愛娃不知道。費格萊恩去瑙恩事實上是為了同希姆萊進行一次已經流產的秘密會晤，這是他們兩人同西方盟國求和計劃的一部分。“他想自己奮鬥擺脫困境，繼續在巴伐利亞進行抵抗行動，不管怎麽說可能要在那兒待一段時間。”她顯然錯了。她的妹夫已爬得太高，已不甘於僅做一名納粹黨徒了。
在自己的單純世界裏，非常實際的愛娃?布勞恩然後開始著手集中處理自己的要務了，她希望格雷特這位自己的妹妹毀掉她所有的私人信件。
“一定不要讓別人發現海澤的賬單！”愛娃在信中道。
海澤是她的裁縫。愛娃不希望公眾知道她在元首的名義下是如何的奢侈浪費。她再一次對首飾處理問題表現出了關注，“不幸的是，我的鑽石表正在修理。”她這樣寫道。她要求格雷特找到黨衛軍三級突擊隊中隊長施特格曼。很顯然，是他負責安排鍾表匠修理表的。這名鍾表匠無疑是一名在最後幾次死亡進軍中從奧拉寧堡集中營中“撤離出”的猶太人。
即將麵臨蘇聯統治的德國平民們對蘇聯的現實統治製度根本是一無所知。當戰爭在街道、房間，甚至是他們藏身的地下室內持續時，他們同樣有更重要的問題亟待解決。4月26日是星期六，這一天早上，下了一場雷暴雨，撲滅了一些大火。不過讓人奇怪的是，燃燒的氣味不僅沒有減少反而似乎增加了。
平民傷亡早就非常巨大了。排隊領取食物的婦女們如同拿破侖時代的步兵，當炸彈轟炸使隊伍減員時，她們隻是在隊列中向前移動一下，使隊列變得更緊湊。沒有人敢失去自己的位置。讓人震驚的是，婦女們隻是擦掉德國給平民發的‘配給卡’上的血跡然後將它遞上。然後像一堵牆一樣挺立著，在安娜的日記中寫道，“而在不久以前，當聽到蘇軍的三架戰鬥機正飛臨德國中央上空的警報時，她們還會急著衝向掩體，如今卻是無視死亡。”
婦女們排隊領取的是分發的黃油和幹臘腸，而男人們隻是領取一份烈酒。這似乎有些象征意味，婦女們隻是關心即時的生存問題，而男人們則更需要暫時忘記戰爭的後果。
居住區內水源的缺乏使許多排隊等水的人麵臨更大的危險。婦女們提著水桶、拿著搪瓷水壺在最近的街道水管處排隊等水，耳邊不時傳來水管把手接合處“吱吱”的金屬磨合聲。她們發現自己經受炮火的洗禮後已經有了變化。以前她們是從不會說一些髒話和粗俗言語的，現在它們從她們嘴裏輕易地就溜了出去。
安娜對於這些同樣在日記中寫道：“在這些日子，我一次又一次注意到，不僅我而且幾乎所有的婦女對男人們的感情已發生了變化。我對這些可憐的男人感到同情，他們看起來如此可憐、力量如此弱小――原來男人也是可以變得脆弱不堪。麵對蘇軍的進攻，柏林婦女們的一種集體不滿情緒，似乎正要爆發出來。德國納粹極力推崇的以強健男人為主導的男性世界正在動搖，籠罩在男人身上的魅力光環也正在消失。”
納粹政權是從來沒想著讓婦女們參與戰爭或其他妨礙她們相夫教子的事情，而現在，孤注一擲的納粹政權則號召年輕婦女同男人們一道並肩作戰了。為數不多的幾個還在進行廣播的無線電台向婦女和姑娘們發出了呼籲：“撿起傷者和死難者的武器，投入戰鬥吧。保護你們的自由，保護你們的尊嚴，保護你們的生命！”那些遠離柏林的德國人聽到了廣播，他們為“這場全麵戰爭帶來的最極端惡果”感到震驚。不過，隻有少數年輕婦女們拿起了武器，她們大多數都是作為黨衛軍的後備力量。
在居民房間的地下室內，來自樓上的夫妻們慌亂地避開彼此的眼神默默地吃著東西。他們更像火車車廂內長途旅行的一家人，彼此假做斯文地吃著野餐。不過當有消息稱附近的一處兵營已被放棄時，這些人的斯文就一掃而空了。一向遵紀守法的德國平民頓時變成了商店的瘋狂搶掠者，一家中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出動了，見什麽搶什麽。抱著手中的盒子出了店門後，每個人就會瞅著別人的非法所得品，開始現場物物交換。當然沒有固定的黑市比率，主要是根據臨時的或特別的需要――一片麵包換一瓶白蘭地酒，一節手電筒電池換一塊幹酪。早已關張的店鋪也遭了搶，有些人和親屬對柏林1918年冬季的情景仍然記得非常清楚，這是另一代“倉鼠”為一場即將到來的災難儲存食物。
饑餓實際上並不是主要的威脅。不管德國是如何大肆宣傳，俄國人的複仇行動將要帶來什麽樣的震撼，一些人仍沒有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我們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什麽。”漢莎航空公司秘書格爾達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道。
在東線戰場服兵役的親人從來沒提起過他們是如何對待蘇聯平民的。甚至即使當德國大肆宣傳並時時提醒柏林婦女們要注意強奸的危險時，許多人仍安慰自己說，在農村肯定會有危險，不過這兒是城市，眾目睽睽之下這種事不會發生。
格爾達曾從新卡倫的鐵路貨車上搶回了空軍飛行員的麥芽片。她是一位19歲的姑娘，此時正和另外一名歲數相仿的女孩住在同一幢樓裏。那個女孩名叫卡爾曼，是希特勒婦女會――一個相當於希特勒青年會婦女組織的成員。卡爾曼崇拜德國空軍飛行員，在她臥室的牆壁上貼了許多王牌飛行員的海報，當最著名的王牌飛行員莫爾德斯犧牲時，她還痛哭了一場。
對鮑曼來說，現在激起希特勒對戈林的疑心應該不是一件什麽難事。戈林後來給裏賓特洛甫發了第二份電報，召他去討論有關事宜，這進一步使希特勒相信戈林是在進行徹頭徹尾的叛國行為。鮑曼起草了一份答複件，對戈林進行了措辭嚴厲的指責，並解除了他所有職務、頭銜和指揮權力。不過，他還有另外一個選擇方案，他可以借健康為由辭去所有的職位，這可使他免於受進一步的指控。戈林沒有任何辦法，隻有同意。盡管如此，根據鮑曼的命令，一個黨衛軍衛隊包圍了伯格霍夫，戈林事實上成了一名囚犯。使戈林備受侮辱的是，廚房被鎖起來了，以防止這位不體麵的帝國空軍元帥服毒自盡。
這場鬧劇過去後，施佩爾去探望了戈培爾夫人。他發現，她正在一間水泥房間的床上躺著，由於心絞痛發作而麵色蒼白。戈培爾很少有時間陪她。後來大約在午夜，在希特勒休息了以後。一名勤務兵來了，告訴施佩爾說愛娃?布勞恩邀請他去她那兒一趟。
愛娃下令準備了香檳酒和蛋糕，然後兩人聊起了過去的事情：慕尼黑、大家一起度過的滑雪假日以及伯格霍夫的生活。施佩爾一直喜歡愛娃?布勞恩，麵對著愛娃，施佩爾坦然道：“你是一個來自慕尼黑的女孩，一個默默無聞的人，我承認，我非常仰慕你，因為你知道此刻仍然保持著一種尊嚴和幾乎是那種歡快的平靜！”
愛娃卻是淡淡的笑道：“他，是因為他的存在！”
施佩爾清楚知道愛娃的他隻得是誰。不過此刻兩人誰都沒有在說話。
勤務兵早上3時回來了，告訴兩人希特勒又醒了。施佩爾離開了愛娃，去跟那位曾經使他揚名立萬的人最後道別。道別隻持續了一會兒。希特勒的態度既粗暴又冷漠――施佩爾，他曾幾何時的最好朋友，現在已從他的頭腦中徹底消失了。
那天晚上，愛娃?布勞恩給妹妹格雷特?費格萊恩寫了最後一封信。
“赫爾曼沒有和我們在一起，”她指的是格雷特的丈夫，“赫爾曼去了瑙恩，去組織一個營或是其他什麽部隊了。”愛娃不知道。費格萊恩去瑙恩事實上是為了同希姆萊進行一次已經流產的秘密會晤，這是他們兩人同西方盟國求和計劃的一部分。“他想自己奮鬥擺脫困境，繼續在巴伐利亞進行抵抗行動，不管怎麽說可能要在那兒待一段時間。”她顯然錯了。她的妹夫已爬得太高，已不甘於僅做一名納粹黨徒了。
在自己的單純世界裏，非常實際的愛娃?布勞恩然後開始著手集中處理自己的要務了，她希望格雷特這位自己的妹妹毀掉她所有的私人信件。
“一定不要讓別人發現海澤的賬單！”愛娃在信中道。
海澤是她的裁縫。愛娃不希望公眾知道她在元首的名義下是如何的奢侈浪費。她再一次對首飾處理問題表現出了關注，“不幸的是，我的鑽石表正在修理。”她這樣寫道。她要求格雷特找到黨衛軍三級突擊隊中隊長施特格曼。很顯然，是他負責安排鍾表匠修理表的。這名鍾表匠無疑是一名在最後幾次死亡進軍中從奧拉寧堡集中營中“撤離出”的猶太人。
即將麵臨蘇聯統治的德國平民們對蘇聯的現實統治製度根本是一無所知。當戰爭在街道、房間，甚至是他們藏身的地下室內持續時，他們同樣有更重要的問題亟待解決。4月26日是星期六，這一天早上，下了一場雷暴雨，撲滅了一些大火。不過讓人奇怪的是，燃燒的氣味不僅沒有減少反而似乎增加了。
平民傷亡早就非常巨大了。排隊領取食物的婦女們如同拿破侖時代的步兵，當炸彈轟炸使隊伍減員時，她們隻是在隊列中向前移動一下，使隊列變得更緊湊。沒有人敢失去自己的位置。讓人震驚的是，婦女們隻是擦掉德國給平民發的‘配給卡’上的血跡然後將它遞上。然後像一堵牆一樣挺立著，在安娜的日記中寫道，“而在不久以前，當聽到蘇軍的三架戰鬥機正飛臨德國中央上空的警報時，她們還會急著衝向掩體，如今卻是無視死亡。”
婦女們排隊領取的是分發的黃油和幹臘腸，而男人們隻是領取一份烈酒。這似乎有些象征意味，婦女們隻是關心即時的生存問題，而男人們則更需要暫時忘記戰爭的後果。
居住區內水源的缺乏使許多排隊等水的人麵臨更大的危險。婦女們提著水桶、拿著搪瓷水壺在最近的街道水管處排隊等水，耳邊不時傳來水管把手接合處“吱吱”的金屬磨合聲。她們發現自己經受炮火的洗禮後已經有了變化。以前她們是從不會說一些髒話和粗俗言語的，現在它們從她們嘴裏輕易地就溜了出去。
安娜對於這些同樣在日記中寫道：“在這些日子，我一次又一次注意到，不僅我而且幾乎所有的婦女對男人們的感情已發生了變化。我對這些可憐的男人感到同情，他們看起來如此可憐、力量如此弱小――原來男人也是可以變得脆弱不堪。麵對蘇軍的進攻，柏林婦女們的一種集體不滿情緒，似乎正要爆發出來。德國納粹極力推崇的以強健男人為主導的男性世界正在動搖，籠罩在男人身上的魅力光環也正在消失。”
納粹政權是從來沒想著讓婦女們參與戰爭或其他妨礙她們相夫教子的事情，而現在，孤注一擲的納粹政權則號召年輕婦女同男人們一道並肩作戰了。為數不多的幾個還在進行廣播的無線電台向婦女和姑娘們發出了呼籲：“撿起傷者和死難者的武器，投入戰鬥吧。保護你們的自由，保護你們的尊嚴，保護你們的生命！”那些遠離柏林的德國人聽到了廣播，他們為“這場全麵戰爭帶來的最極端惡果”感到震驚。不過，隻有少數年輕婦女們拿起了武器，她們大多數都是作為黨衛軍的後備力量。
在居民房間的地下室內，來自樓上的夫妻們慌亂地避開彼此的眼神默默地吃著東西。他們更像火車車廂內長途旅行的一家人，彼此假做斯文地吃著野餐。不過當有消息稱附近的一處兵營已被放棄時，這些人的斯文就一掃而空了。一向遵紀守法的德國平民頓時變成了商店的瘋狂搶掠者，一家中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出動了，見什麽搶什麽。抱著手中的盒子出了店門後，每個人就會瞅著別人的非法所得品，開始現場物物交換。當然沒有固定的黑市比率，主要是根據臨時的或特別的需要――一片麵包換一瓶白蘭地酒，一節手電筒電池換一塊幹酪。早已關張的店鋪也遭了搶，有些人和親屬對柏林1918年冬季的情景仍然記得非常清楚，這是另一代“倉鼠”為一場即將到來的災難儲存食物。
饑餓實際上並不是主要的威脅。不管德國是如何大肆宣傳，俄國人的複仇行動將要帶來什麽樣的震撼，一些人仍沒有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我們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什麽。”漢莎航空公司秘書格爾達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道。
在東線戰場服兵役的親人從來沒提起過他們是如何對待蘇聯平民的。甚至即使當德國大肆宣傳並時時提醒柏林婦女們要注意強奸的危險時，許多人仍安慰自己說，在農村肯定會有危險，不過這兒是城市，眾目睽睽之下這種事不會發生。
格爾達曾從新卡倫的鐵路貨車上搶回了空軍飛行員的麥芽片。她是一位19歲的姑娘，此時正和另外一名歲數相仿的女孩住在同一幢樓裏。那個女孩名叫卡爾曼，是希特勒婦女會――一個相當於希特勒青年會婦女組織的成員。卡爾曼崇拜德國空軍飛行員，在她臥室的牆壁上貼了許多王牌飛行員的海報，當最著名的王牌飛行員莫爾德斯犧牲時，她還痛哭了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