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這些逃命的人!”我對於這些乘著船跑到西岸的人,卻無人再把船駛回東岸教其他人上船逃命,這一刻,無論哪個民族,無論是哪個世界,都充分暴露了人自私自利的本能。


    “要不要射擊?”約翰抬頭問我。


    我搖了搖頭,隻是道:“讓這些人逃命吧!”


    渡船的不足,讓有的人想出了辦法,一些強壯的人用牙咬著信號電纜的一頭遊到對岸然後將它係在河對岸的一棵樹或是樹根上。體力較差的人、婦女和兒童拉著這些臨時搭起的線過河。


    我正暗讚著想出這個辦法的人聰明時,線卻一下子斷了,瞬間,許多士兵和平民被湍急的喝水給衝走了,隻是幾個浪花便消失不見。


    與此同時,在柏林,蘇軍仍在繼續搜尋希特勒的屍體,不過勞而無功。


    盡管希特勒的死並沒有直接結束歐洲的戰爭,但肯定加速了戰爭的終結。意大利北部和奧地利南部的德國部隊將近有100萬人,於5月2日投降。丘吉爾想趕在鐵托的南斯拉夫遊擊隊之前突進阜姆並占領的裏雅斯特。在這場搶占波羅的海沿岸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的比賽中,獲勝者是英國的第2集團軍,他們從易北河的北部突進到了呂克和特拉沃明德。


    盟軍部隊準備快速挺進去解放丹麥,羅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現在與丹麥這個戰利品幾乎無緣了。盡管那時他們已幾乎占領了整個梅克倫堡,然而,他的部隊卻俘虜了數量較少的戰俘。讓蘇聯震怒的是,德國曼陀菲爾的第3裝甲集團軍令部和馮?蒂佩爾斯基希的第21集團軍轉而向西方投降了英軍。


    德軍這些向西方盟軍的大規模投降行動減少了蘇聯的德國勞工數量,蘇聯曾想以德國勞工作為德國國防軍入侵蘇聯對其所造成損害的補償。就在德國最終投降後,艾森豪威爾仍舊不願意與克裏姆林宮翻臉,他告知蘇聯最高統帥部,所有的德國部隊包括舍爾納的部隊都將被移交給紅軍。安東諾夫對此“極其滿意地接受了”。


    此時。柏林的道德標準確實遭到了踐踏,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幾乎沒有選擇。正如德國詩人布萊希特在《三分錢歌劇》裏的詩句:“食物為先,後有道德”。


    5月初的時候,勃蘭登堡門已經變成了貨品交易和黑市的主要場所,解放的戰俘和武裝的勞工在這裏交易他們的戰利品。安娜發現各種各樣的婦女靠賣淫來換取食物或是香煙貨幣。


    為生存之需而歪曲的不僅是道德。一名德國年輕的姑娘埃洛碰到一位蘇聯水兵,蘇聯水兵看上去很年輕以至於讓人覺得他還是個在學校讀書的學生。他讓埃洛為自己找一個體麵的、具有良好品格的溫柔端莊的好姑娘,他會給她食物,諸如通常定量配給的麵包、鯡魚和火腿。


    “給我找一個女人!要不然你也可以!”


    而埃洛很顯然樂意這樣。


    食物的力量是巨大的,正如許多的德國士兵在法國發現的那樣,當一個婦女需要喂養孩子時。食物的力量會變得更大。在柏林,黑市交易比率是以“香煙貨幣”為基礎的,所以在美國士兵帶著幾乎不限量的隨意支配的香煙箱到來時,他們當然不需要去強奸。


    “這裏簡直就是天堂!”林伯納讚歎道。


    強奸的定義已經模糊地變成了強製**。當婦女麵對饑餓時,槍或是武力就都成了多餘。這可以稱作是1945年德國發生的強奸事件演化的第三個階段。


    第四個階段是一種奇怪的同居生活,許多蘇聯軍官拋開了國內的“革命伴侶”和德國的“占領區妻子”住在一起,他們在蘇聯的合法妻子在聽到關於“占領區妻子”的傳聞時狂怒不已,但是她們的憤怒卻根本沒有什麽約束力。蘇聯當局在了解到許多紅軍軍官意圖與他們的德國情婦住在一起,並打算在回國的時候叛逃的做法後。也深感震驚和憤怒。


    埃洛和年輕的蘇聯水兵見過麵後,就疑惑自己是不是已經變成了一個由一位有教養的蘇聯少校提供保護和施舍食物的娼妓。與多數蘇聯人一樣,水兵尊重她受過教育,而她認識的德國男人不喜歡上過大學的婦女。然而。不管這種現象是強奸還是賣淫,這種獲得食物和保護的協定已經使婦女倒退到原始時代,幾乎可以說是太古時代。


    或許從另一角度預測,盡管德國的婦女已被迫變得比男人更直接。但是當男人們從監獄裏回來後,她們還是會很快回複到原來的樣子。這或許她們真的很愛她們的家和她的男人。


    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和德國剛投降期間,讓人不可想象的是從1944年到1945年。紅軍中政治犯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在那年蘇聯隻有四個多月的時間是處於戰爭時期,在取得勝利的那年,有不少於十三萬名紅軍士兵和軍官被軍事法庭判處“反革命罪”而槍斃。和上述情況相類似,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在1944年判處123名高級軍官有罪,而1945年,這個數字是273名。


    這些數字還不包括那些被德國俘虜的紅軍士兵。1945年5月2日,斯大林命令每個方麵軍都應當成立專門安置戰俘和被蘇聯流放充軍人員的營地。計劃成立100個營地,能容納10萬人。做過戰俘的人員都要接受蘇聯秘密警察、克格勃、鋤奸團組織的審查,在80個曾被納粹德國的國防軍俘虜過的紅軍的將軍中,隻有37個幸存下來。他們當中有11個被“鋤奸團”組織逮捕,並被蘇聯秘密警察部隊軍事法庭判了刑。


    蘇聯整個遣送回國過程直到1946年12月1日才結束。共有550萬人被遣送回國,當中有一百八十萬人在戰爭中被俘虜過,有超過150萬人曾被德國俘虜過的紅軍士兵不是被送到古拉格,就是被送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和更艱苦的北方。


    被強行送往德國的平民都成了國家潛在的敵人,要受到蘇聯秘密警察的監視。他們還被限製接近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周圍100公裏的區域,他們的家人也是嫌疑的對象。即使在最近的1998年,申請加入俄國研究機構的申報表格中還包含有申請人的家庭成員中是否有人曾在敵人的監獄營中待過的部分。


    麵對蘇聯的政治審查,作為呆在盟軍軍營的我們,不由自主的道:“天啊,當蘇聯的士兵最好是死了的好!”


    斯大林和他的元帥們幾乎無視士兵的生命那些在衛國戰爭中負傷的人員受到的待遇同樣令人齒冷。即使幸運的傷殘者也要排著長隊等候數小時安裝人工假肢——看起來像那些在波羅季諾失去一條腿的人拄著走路的一段段笨重的木頭。但是,幾個主要城市不久就做出決定,不允許街道上出現像“茶壺”似的傷殘者,那樣會毀壞街道的容貌。因而,這些傷殘者或是聚攏在一起,或是遭到驅逐。許多人被送到僅次於遙遠北方的白地群島,他們似乎也成了古拉格的囚犯。真是一群可憐的人啊!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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