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層浪，劉行似乎扔出巨石去激起層層巨浪已經讓北朝的萬民有了一種慣性。
之前的一係列變法，劉行打土豪、分田地，初步已經做到了紮實的“均富萬民、萬民富足”的“民生”目標。
改革吏治，無數寒門子弟走進了學堂，無數出身低微的人已經成為各地地方官場上的中堅力量。
因為那些人出身低微、身出寒門，他們當上地方官後與從前大宋朝那些動不動出自豪族、動不動就是某個名門弟子的官吏形成了巨大反差。
這些寒門出身的官吏，沒有從前官吏的那種強大、複雜，盤根錯節的背景做後盾。所以當他們坐上官位後，極少有“官本位”、很少有人來不來地就去擺“官架子”。
沒有“官本位”思想，首先便使大多數地方官經常在坐堂時間之外選擇了便衣如路人甲一般走上街頭，去近距離地與百姓接觸。從而使得地方官場形成了一種真正親民的風尚，也讓百姓許多訴求在衙門之外得到受理，第一時間得到了解決。
沒人“擺官架子”的做派，讓寒門官吏往往上任後都會主動去與當地的谘議先行打好關係。在谘議那裏，這些地方官能夠得到許多尋常百姓未必看得到、關於當地各行各業的建議和獻策。
於是，便出現了各地在新法大政策之下，不斷上奏、請準執行一些符合當地實情、民情的小範圍方略微調整。
於是，也就出現了各州府間都會有些地方上對經濟發展重心、對民生產業重點做傾瀉的小不同。
這種小不同，多數是出自地方官親民時從尋常百姓與谘議們口中，使得這些小不同都極其人性化的同時兼顧著律法的嚴謹。
如此一來，才出現了即便是劉行做出了“失信於人”的舉動，為了徹底鏟除西夏妖族幻象下令強遷李仁愛一族進京的命令後。竟連西夏各部都沒有多少人站出來反對。
為什麽不反對？難道西夏人甘心被大宋重新收入坐下嗎？他們的民族思想呢、他們的信仰精神呢？
不反對是有原因的，西夏人不傻、都看到了中原短短不到兩年時間內發生的天翻地覆變化。
想要過上好的生活，狗屁的民族思想、一群連飯都吃不飽的人。還談什麽民族思想？
和漢人一樣去過更好的生活，和漢人一樣讓孩子都能夠拿享受教育。和漢人一樣不再有等級之分、人人平等的和睦生活。
在這些希望催動之下，即便是西夏境內在李仁愛、李良輔起身前往汴京城時，仍然還是有些部族首領陰謀鬧事。
可惜的是，那些想要鬧事的部族首領還沒等鬧起來，其他部族首領便爭先恐後地跑到了曾煒傑和各地新上任、武代文職的地方官麵前將他們的謀亂計劃合盤脫出。
使得自曾煒傑以下，根本連邊軍和禁軍都沒去動用、隻譴出剛剛完成編練的巡防營便輕鬆將那些部族首領全都擒住、然後扔到了中原各地的“教化營”和“洗心營”裏。
狗屁的信仰，妖靈道的妖王已經變成了劉行的兒子。隻要腦袋沒進水的人就很清楚，劉金奴這個蛇王是與劉行血脈相通、心靈相通的。他絕對不會容忍未來妖靈道的信眾再來與劉行掌握大權的北朝為敵。更不會允許他的信眾有任何不臣服的心。
這樣的妖靈道，去信仰還有何意義？與其信奉完全被中原控製的各種妖靈，還不如直接去信奉那些劉行嫡傳、神霄派來得更加實際。
至少信了神霄派，誰若是敢招惹他們，宗派不答應。如果宗派搞不定了，正坐鎮寧夏開始布教的熊山人肯定會馬上上奏劉行、請求援助。劉行一旦出手，別說一個小小的寧夏、怕是全天下也沒人能逃脫一死。
於是乎，一麵是熊山人帶著一眾神霄派弟子賣力地廣傳道法、汲收信眾。
一麵是金奴隻管收整殘餘的各妖族，將那些妖靈規整中卻不讓其再行傳教、拉攏信眾。
此消彼長、一方勢大與一方勢弱對比之下，自然地連妖靈道中人都失去了與劉行對抗的本錢……
新設立的寧夏都沒人鬧事了。那北朝固有的七個省誰還敢鬧事？
鬧事的十大豪族怎麽樣？他們的實力夠強大吧？結果呢，劉行隻是彈指揮間、根本都沒親自出馬，便風卷殘雲一般把十大豪族掃蕩了個幹幹淨淨。
錢家滿門皆滅、司馬家被捉得隻剩幾十個沒參與“東京謀逆”的人。吳敏家族、甚至是範仲淹後代的範家。也都在一番謀叛與平叛的行動後，被梳洗得七七八八、剩不下多少人，再也沒有了昔日的實力。
相比於這些豪族，其他各地上曾經的地主豪強也好、新生貴胄也罷，沒有任何一個還稱得上有實力。沒實力，自然更不敢站出來跟劉行唱反調、沒事找打，尋滅門了……
沒有了有組織的對抗者，劉行如今又要真正還權與萬民。地方官想做穩位置，必須地有當地百姓擁護、得到谘議支持。才能坐穩。
你不是個真心為我老百姓想的官，我就不把票投給你。當官想搞特權。我谘議院一怒、直接卡主你的財經大權、順帶著發動各行各業對抗你，看你還怎麽當這個官？
這些隻要是個成年人就能想出來的套路。當劉行新令發出僅三天、便在汴京城裏率先出現了選舉開封府少尹的三個人選才一提名張榜，卻馬上遭到了開封谘議局的抵製情況。
抵製的原因是什麽呢？還是這三個人的屁股真不幹淨。
第一個人選張麒，過去曾是隴西某地的知縣。可是他在任十二年，那個縣城被他治理的越來越窮，開封城的谘議們不相信他的能力，所以抵製他。
第二個人選林成瑜，原本隻是一個吏部堂官。從來沒在地方任職，人都奔六十了也還隻是個六品堂官。這樣一個沒經驗的人，谘議在聽完他的“施政方略”後，直接將其定義為“紙上談兵一高手、實事做出要丟人”評價來。
第三個人選叫羅生德，是個“投北者”。在南朝的時候，曾經做過一任知府。可是開封府的谘議中，很多人在南朝都有關係。
暗中一查，這位看上去最適合的人選，竟然曾是汪伯彥的堂上賓客。是在從地方搜刮不到錢、沒錢給汪伯彥送，失寵了才投北的。
得，他這老底一被揭開、不但開封少尹候選人資格被吏部當場奪去，還直接被都察院給“請”了去。官沒當成，卻深陷囹圄。
於是當從豹林穀返回、浩浩蕩蕩的車隊進城時，汴京城內萬民正在稱頌這民權選官的新法成了“照妖鏡”的新氣象。(未完待續。)
之前的一係列變法，劉行打土豪、分田地，初步已經做到了紮實的“均富萬民、萬民富足”的“民生”目標。
改革吏治，無數寒門子弟走進了學堂，無數出身低微的人已經成為各地地方官場上的中堅力量。
因為那些人出身低微、身出寒門，他們當上地方官後與從前大宋朝那些動不動出自豪族、動不動就是某個名門弟子的官吏形成了巨大反差。
這些寒門出身的官吏，沒有從前官吏的那種強大、複雜，盤根錯節的背景做後盾。所以當他們坐上官位後，極少有“官本位”、很少有人來不來地就去擺“官架子”。
沒有“官本位”思想，首先便使大多數地方官經常在坐堂時間之外選擇了便衣如路人甲一般走上街頭，去近距離地與百姓接觸。從而使得地方官場形成了一種真正親民的風尚，也讓百姓許多訴求在衙門之外得到受理，第一時間得到了解決。
沒人“擺官架子”的做派，讓寒門官吏往往上任後都會主動去與當地的谘議先行打好關係。在谘議那裏，這些地方官能夠得到許多尋常百姓未必看得到、關於當地各行各業的建議和獻策。
於是，便出現了各地在新法大政策之下，不斷上奏、請準執行一些符合當地實情、民情的小範圍方略微調整。
於是，也就出現了各州府間都會有些地方上對經濟發展重心、對民生產業重點做傾瀉的小不同。
這種小不同，多數是出自地方官親民時從尋常百姓與谘議們口中，使得這些小不同都極其人性化的同時兼顧著律法的嚴謹。
如此一來，才出現了即便是劉行做出了“失信於人”的舉動，為了徹底鏟除西夏妖族幻象下令強遷李仁愛一族進京的命令後。竟連西夏各部都沒有多少人站出來反對。
為什麽不反對？難道西夏人甘心被大宋重新收入坐下嗎？他們的民族思想呢、他們的信仰精神呢？
不反對是有原因的，西夏人不傻、都看到了中原短短不到兩年時間內發生的天翻地覆變化。
想要過上好的生活，狗屁的民族思想、一群連飯都吃不飽的人。還談什麽民族思想？
和漢人一樣去過更好的生活，和漢人一樣讓孩子都能夠拿享受教育。和漢人一樣不再有等級之分、人人平等的和睦生活。
在這些希望催動之下，即便是西夏境內在李仁愛、李良輔起身前往汴京城時，仍然還是有些部族首領陰謀鬧事。
可惜的是，那些想要鬧事的部族首領還沒等鬧起來，其他部族首領便爭先恐後地跑到了曾煒傑和各地新上任、武代文職的地方官麵前將他們的謀亂計劃合盤脫出。
使得自曾煒傑以下，根本連邊軍和禁軍都沒去動用、隻譴出剛剛完成編練的巡防營便輕鬆將那些部族首領全都擒住、然後扔到了中原各地的“教化營”和“洗心營”裏。
狗屁的信仰，妖靈道的妖王已經變成了劉行的兒子。隻要腦袋沒進水的人就很清楚，劉金奴這個蛇王是與劉行血脈相通、心靈相通的。他絕對不會容忍未來妖靈道的信眾再來與劉行掌握大權的北朝為敵。更不會允許他的信眾有任何不臣服的心。
這樣的妖靈道，去信仰還有何意義？與其信奉完全被中原控製的各種妖靈，還不如直接去信奉那些劉行嫡傳、神霄派來得更加實際。
至少信了神霄派，誰若是敢招惹他們，宗派不答應。如果宗派搞不定了，正坐鎮寧夏開始布教的熊山人肯定會馬上上奏劉行、請求援助。劉行一旦出手，別說一個小小的寧夏、怕是全天下也沒人能逃脫一死。
於是乎，一麵是熊山人帶著一眾神霄派弟子賣力地廣傳道法、汲收信眾。
一麵是金奴隻管收整殘餘的各妖族，將那些妖靈規整中卻不讓其再行傳教、拉攏信眾。
此消彼長、一方勢大與一方勢弱對比之下，自然地連妖靈道中人都失去了與劉行對抗的本錢……
新設立的寧夏都沒人鬧事了。那北朝固有的七個省誰還敢鬧事？
鬧事的十大豪族怎麽樣？他們的實力夠強大吧？結果呢，劉行隻是彈指揮間、根本都沒親自出馬，便風卷殘雲一般把十大豪族掃蕩了個幹幹淨淨。
錢家滿門皆滅、司馬家被捉得隻剩幾十個沒參與“東京謀逆”的人。吳敏家族、甚至是範仲淹後代的範家。也都在一番謀叛與平叛的行動後，被梳洗得七七八八、剩不下多少人，再也沒有了昔日的實力。
相比於這些豪族，其他各地上曾經的地主豪強也好、新生貴胄也罷，沒有任何一個還稱得上有實力。沒實力，自然更不敢站出來跟劉行唱反調、沒事找打，尋滅門了……
沒有了有組織的對抗者，劉行如今又要真正還權與萬民。地方官想做穩位置，必須地有當地百姓擁護、得到谘議支持。才能坐穩。
你不是個真心為我老百姓想的官，我就不把票投給你。當官想搞特權。我谘議院一怒、直接卡主你的財經大權、順帶著發動各行各業對抗你，看你還怎麽當這個官？
這些隻要是個成年人就能想出來的套路。當劉行新令發出僅三天、便在汴京城裏率先出現了選舉開封府少尹的三個人選才一提名張榜，卻馬上遭到了開封谘議局的抵製情況。
抵製的原因是什麽呢？還是這三個人的屁股真不幹淨。
第一個人選張麒，過去曾是隴西某地的知縣。可是他在任十二年，那個縣城被他治理的越來越窮，開封城的谘議們不相信他的能力，所以抵製他。
第二個人選林成瑜，原本隻是一個吏部堂官。從來沒在地方任職，人都奔六十了也還隻是個六品堂官。這樣一個沒經驗的人，谘議在聽完他的“施政方略”後，直接將其定義為“紙上談兵一高手、實事做出要丟人”評價來。
第三個人選叫羅生德，是個“投北者”。在南朝的時候，曾經做過一任知府。可是開封府的谘議中，很多人在南朝都有關係。
暗中一查，這位看上去最適合的人選，竟然曾是汪伯彥的堂上賓客。是在從地方搜刮不到錢、沒錢給汪伯彥送，失寵了才投北的。
得，他這老底一被揭開、不但開封少尹候選人資格被吏部當場奪去，還直接被都察院給“請”了去。官沒當成，卻深陷囹圄。
於是當從豹林穀返回、浩浩蕩蕩的車隊進城時，汴京城內萬民正在稱頌這民權選官的新法成了“照妖鏡”的新氣象。(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