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三套書的銷售，在中國的全麵鋪開，餘生這個名字也不脛而走。如今的餘生，不再僅僅是電影導演，或者一個娛樂圈的大佬，而是一個既有錢，又有愛國心的頂級名人。無論是從作品，還是從影響力來看，如今的餘生，都算是國內娛樂圈的第一人。
名氣和老蔣都不相上下。而國內的報紙也對餘生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為中國做過的事情，做了連篇累牘的詳盡報道。從滿世界撒網，為中國尋找證據，到後來的千人宣誓，再到找到約翰拉貝和明尼魏特琳的日記。
事無巨細，簡直如同一部傳奇大戲。
而中國人喜歡熱鬧的本性根深蒂固，餘生的故事和八卦中，有他們喜歡的一切元素。所以，茶餘飯後，這些底層的人討論最多的，不是老蔣，而是餘生。
當然，餘生知道國人的秉性，所以，也無可奈何。任由眾人評說去。隻是，餘生不會讓其他同樣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有所貢獻的人的功績埋沒。所以，國內的許多報紙，在報道餘生的同時，也報道了梅汝璈、向哲浚、裘劭恒等人。
雖然這些人都算是精英學霸，所學的法律和普通人的生活相去太遠，遠沒有餘大才子接地氣。不過他們的事跡，也就此傳揚開來。至少獲得民眾的敬重，在自己的履曆上狠狠的添上一筆，是不成問題的。
而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貢獻最大的，除了餘生之外，不是向哲浚或者梅汝璈，而是裘劭恒。正是此人的尋訪，找來了真實曆史上的許多證人。包括尚德義、伍長德、羅伯特·威爾遜、約翰馬吉等關鍵人物。
而此人雖然沒有餘大財主的財力，但是找到的有關日本人南京大屠殺的材料，加起來也有一尺多高。在真實曆史上，全憑此人的努力，中國人才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策劃者鬆井石根的審訊中險勝。
而裘劭恒最主要的功績，是說動了日本人扶植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出庭作證整整八天。創下單人作證最長時間的記錄。
而說動溥儀出庭作證，並不容易。正如後世裘劭恒回憶說：“他（溥儀）頭一次看見我，見我是中國人，怕得要命，以為中國人要把他當漢奸審判。我告訴他說，來東京讓他做證人，是去證明日本人是怎麽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國的。”
“他（溥儀）開始還半信半疑，後來我去監獄次數多了，連陪在旁邊的法警也不怎麽聽我們談話了。他才逐漸放鬆起來，最終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一直被羈押在蘇聯伯力看守所的溥儀，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裝，白襯衫，黑領帶，戴著一副圓眼鏡，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身後跟著兩名法庭憲兵和一位蘇聯軍官，為日本人入侵中國作證。
這一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旁聽席和記者席上的黃牛票價，和餘生出席時相等。溥儀出庭，轟動東京和世界。日本《朝日新聞》，形容溥儀出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同樣，溥儀也要走從直訊到反詰的這一作證程序。溥儀介紹自己說道：“我出生在北京。名叫溥儀。本來是滿洲姓，愛新覺羅溥儀。”
隨後，是直訊的主要內容，溥儀回憶自己的過往，以及日本人入侵中國的一係列事情：“我繼位之後的第三年。一九一一年，國內發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的清政府……”
雖然溥儀是末代皇帝，但是，此時早已全無心氣可言。此時老蔣當政，溥儀若不是狠拍老蔣的馬屁，自覺後果堪憂。不過，美國人想聽的，並不是溥儀拍老蔣的馬屁，而是日本人如何謀劃入侵中國。
所以，約瑟夫季南問溥儀道：“你退位後，為何要離開天津去滿洲？”
溥儀說道：“（九一八事變後）當時在天津，相繼發生了種種奇怪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裏麵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上，是強製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其實，溥儀離開天津，算得上是半推半就，完全沒有他說的那麽委屈。在水果炸彈事件的第二天，《北平晨報》上，便有人披露說水果炸彈事件，其實是土肥原賢二安排的。
當然，溥儀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為的不僅僅是報複日本人對他的操縱，也是為了給自己曾經謀劃的複辟，洗脫罪名。如果溥儀不極力否認他對複辟的主動，不極力給日本人添加罪責，那麽，日本人入侵中國的罪行，責任就會由他一部分。或許，絞刑架上就會有他的位置。
當年，日本律師團的美國律師，曾經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交了一份，寫在皇家禦用黃絹上的信件。上麵印有溥儀的玉璽，並有鄭孝胥的簽名。信件所署日期為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
信件上寫：“此次東省事變，民國政府處措失當，開釁友鄰，塗炭生靈……今者欲謀東亞之強國，有賴於中日兩國提攜，否則無以完成。”
這封信件，便是溥儀曾想借助日本人之力，複辟清廷的明證。雖然溥儀極力否認，但是，在審判七年後，溥儀曾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中承認，這份信件是真的。
所以，他在回憶與板垣征四郎，於一九三一年見麵時，說板垣征四郎對他道：“東三省的張學良舊政權壓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發生了種種事件，嚴重影響了日本的既得利益，為了驅逐他們，謀福於民。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
而板垣征四郎邀請溥儀擔任這個“新國家”的元首。
約瑟夫季南問溥儀道：“你答應了麽？”
溥儀說道：“我拒絕了，因為板垣征四郎希望新政權要用日本人做官。”
在溥儀和日本人接觸後，便發現，自己想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複辟清廷，實際很難，在後來。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溥儀曾回憶板垣征四郎對他的警告：“（建立偽滿）這不是大清帝國的複辟，這是一個新的國家，由五個主要民族組成，即滿族、漢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鮮族。”
在知道了這個消息後，溥儀便對建立偽滿的心思淡了下來。他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說道：“我是真心想拒絕的。然而，一則有板垣征四郎用武力威脅，二則有我的顧問們以生命危險為理由勸我答應，三則因為我已處在旅順。也就是被日本人握在手中了，還有什麽話說！”
“一旦拒絕，日本人勢必要殺我滅口。實在因為不得已，我屈服了。”而溥儀屈服的時候，正是川島芳子從高峰跌落的時候。這兩個皇子龍孫，其實也沒有那麽容易屈服。
根據後世之人的推斷，溥儀和川島芳子，其實是打算忍一時之氣的。等川島芳子將自己手下的軍隊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再為溥儀保駕。然後傳承清廷。
不過，日本人顯然不會給這兩個皇子龍孫以機會。在偽滿建立後，川島芳子在日本人眼中的價值便一落千丈，而且，由於川島芳子身具愛新覺羅氏血脈，也有所警惕。所以，雖然川島芳子是金壁輝司令。但是手下的兵力實在不強。
而溥儀，更是被日本人嚴格控製的傀儡。在偽滿複辟後，最初的一段時間裏，溥儀還認為滿清皇室雖然疲弱，但是也不是不能和日本人達成平衡。實際上完成複辟的目的。所以，溥儀剛剛當上皇帝的時候，非常有執政的熱情。
其辦公樓被其引用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定名為勤民樓。而且每天早早到達辦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和其商量國事。
然而，日本人早已經給溥儀安排好了宮廷秘書，吉岡安直，此人雖然名義上是溥儀的隨侍，但實際上是掌控溥儀偽滿宮廷的人。
溥儀說：“我出巡、接見賓客、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於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的指揮下行事。我能見什麽人，不能見什麽人，見了說什麽話，以及出席什麽會，會上講什麽等等，一概要聽他的吩咐。”
所以，與其說溥儀是偽滿的皇帝，還不如說吉岡安直是偽滿的皇帝。在這種情況下，怎麽可能有大臣來和溥儀商量國事。溥儀很快就發現，雖然這些大臣會經常過來請安，並向他贈送禮品，但是，在請安和送禮之後，都會掉頭走人。
而每當溥儀問起，便回答道：“次長正在辦！”當然，次長是日本人。
要是僅僅如此，也就算了，溥儀在和日本人接觸之初，就知道日本人沒有那麽好心幫他複辟。所以，即便艱難，也是自己的選擇。真正讓溥儀憤怒的是，日本人將其摯愛譚玉齡害死。
譚玉齡此人，十七歲時入宮。溥儀極為喜歡，封為祥貴人。這個女子恐怕是溥儀一生當中，唯一一個真正動情的女子。在被日本人謀害之後，溥儀終生攜帶著當年譚玉齡選秀時的照片。照片背麵寫著“我的最親愛的玉齡”八個字。
根據溥儀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回憶：“最初，我妻子病了，請了一位中國醫生來診病，後來吉岡介紹了日本醫師，日本醫師診察之後，吉岡找醫師密談達三個小時之久。”
“那天夜裏就由這個日本醫師守護治療。本來，需要每小時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這一夜中，醫師僅給注射了兩三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經死去……”
當年日本人的計劃是，讓溥儀的弟弟溥傑，繼承溥儀的皇位。因為溥傑已經娶了與日本皇室有血脈關係的日本名門女子嵯峨浩。所以，隻要溥儀無子早死，溥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繼位。
而溥傑與嵯峨浩的、有日本皇室血統的孩子，便會名正言順的繼承皇位。如此，偽滿皇帝，便會逐漸變成日本血脈，成為日本人。出於這個計劃，和溥儀感情最好，最有可能為溥儀誕育血脈的譚玉齡非死不可。
這對於心誌高遠，血脈貴重的末代皇帝溥儀而言，是莫大的侮辱。而且，奪妻之仇，對於男人而言，也是最大的仇恨。正如《甄嬛傳》中，雍正知道了其摯愛純元皇後之死的真相後，無論如何，也要廢除宜修的後位一般。
因此溥儀對日本人也是怨念滿滿。出庭作證，與其說是裘劭恒的說服，還不如說是他在確認自己安全後，主動出庭泄憤。抱著弄死一個就是一個的態度，把日本人的老底揭了個精光。
所以，溥儀會在約瑟夫季南問他道：“你在當滿洲國皇帝期間，有什麽權利麽？”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大吼：“我沒有任何權利，一切都是日本人說了算！”
而在約瑟夫季南問道：“那這期間，你有個人行動自由麽？”
溥儀道：“十幾年當中，我沒有任何自由可言，簡直就是猴戲！”
雖然溥儀經過了以清瀨一郎為首的日本律師團的連番反詰，但是，溥儀本身的經曆豐富，也使得其能力其實並不平庸。正如美國記者布拉克洛所說：“如果溥儀是個自由人的話，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難忘的。鑒於他所處的特殊環境，他能做到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
再加以憤怒支撐，溥儀愣是和日本律師團唇槍舌劍的對罵了八天之久。其心中的怨怒可見一斑。
與真實曆史有些不同的是，這一世的溥儀並非是一個人在戰鬥。在溥儀到達東京後，夜無光和一眾滿清遺老遺少，便曾多次登門拜訪。(未完待續。)
名氣和老蔣都不相上下。而國內的報紙也對餘生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為中國做過的事情，做了連篇累牘的詳盡報道。從滿世界撒網，為中國尋找證據，到後來的千人宣誓，再到找到約翰拉貝和明尼魏特琳的日記。
事無巨細，簡直如同一部傳奇大戲。
而中國人喜歡熱鬧的本性根深蒂固，餘生的故事和八卦中，有他們喜歡的一切元素。所以，茶餘飯後，這些底層的人討論最多的，不是老蔣，而是餘生。
當然，餘生知道國人的秉性，所以，也無可奈何。任由眾人評說去。隻是，餘生不會讓其他同樣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有所貢獻的人的功績埋沒。所以，國內的許多報紙，在報道餘生的同時，也報道了梅汝璈、向哲浚、裘劭恒等人。
雖然這些人都算是精英學霸，所學的法律和普通人的生活相去太遠，遠沒有餘大才子接地氣。不過他們的事跡，也就此傳揚開來。至少獲得民眾的敬重，在自己的履曆上狠狠的添上一筆，是不成問題的。
而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貢獻最大的，除了餘生之外，不是向哲浚或者梅汝璈，而是裘劭恒。正是此人的尋訪，找來了真實曆史上的許多證人。包括尚德義、伍長德、羅伯特·威爾遜、約翰馬吉等關鍵人物。
而此人雖然沒有餘大財主的財力，但是找到的有關日本人南京大屠殺的材料，加起來也有一尺多高。在真實曆史上，全憑此人的努力，中國人才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策劃者鬆井石根的審訊中險勝。
而裘劭恒最主要的功績，是說動了日本人扶植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出庭作證整整八天。創下單人作證最長時間的記錄。
而說動溥儀出庭作證，並不容易。正如後世裘劭恒回憶說：“他（溥儀）頭一次看見我，見我是中國人，怕得要命，以為中國人要把他當漢奸審判。我告訴他說，來東京讓他做證人，是去證明日本人是怎麽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國的。”
“他（溥儀）開始還半信半疑，後來我去監獄次數多了，連陪在旁邊的法警也不怎麽聽我們談話了。他才逐漸放鬆起來，最終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一直被羈押在蘇聯伯力看守所的溥儀，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裝，白襯衫，黑領帶，戴著一副圓眼鏡，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身後跟著兩名法庭憲兵和一位蘇聯軍官，為日本人入侵中國作證。
這一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旁聽席和記者席上的黃牛票價，和餘生出席時相等。溥儀出庭，轟動東京和世界。日本《朝日新聞》，形容溥儀出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同樣，溥儀也要走從直訊到反詰的這一作證程序。溥儀介紹自己說道：“我出生在北京。名叫溥儀。本來是滿洲姓，愛新覺羅溥儀。”
隨後，是直訊的主要內容，溥儀回憶自己的過往，以及日本人入侵中國的一係列事情：“我繼位之後的第三年。一九一一年，國內發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的清政府……”
雖然溥儀是末代皇帝，但是，此時早已全無心氣可言。此時老蔣當政，溥儀若不是狠拍老蔣的馬屁，自覺後果堪憂。不過，美國人想聽的，並不是溥儀拍老蔣的馬屁，而是日本人如何謀劃入侵中國。
所以，約瑟夫季南問溥儀道：“你退位後，為何要離開天津去滿洲？”
溥儀說道：“（九一八事變後）當時在天津，相繼發生了種種奇怪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裏麵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上，是強製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其實，溥儀離開天津，算得上是半推半就，完全沒有他說的那麽委屈。在水果炸彈事件的第二天，《北平晨報》上，便有人披露說水果炸彈事件，其實是土肥原賢二安排的。
當然，溥儀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為的不僅僅是報複日本人對他的操縱，也是為了給自己曾經謀劃的複辟，洗脫罪名。如果溥儀不極力否認他對複辟的主動，不極力給日本人添加罪責，那麽，日本人入侵中國的罪行，責任就會由他一部分。或許，絞刑架上就會有他的位置。
當年，日本律師團的美國律師，曾經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交了一份，寫在皇家禦用黃絹上的信件。上麵印有溥儀的玉璽，並有鄭孝胥的簽名。信件所署日期為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
信件上寫：“此次東省事變，民國政府處措失當，開釁友鄰，塗炭生靈……今者欲謀東亞之強國，有賴於中日兩國提攜，否則無以完成。”
這封信件，便是溥儀曾想借助日本人之力，複辟清廷的明證。雖然溥儀極力否認，但是，在審判七年後，溥儀曾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中承認，這份信件是真的。
所以，他在回憶與板垣征四郎，於一九三一年見麵時，說板垣征四郎對他道：“東三省的張學良舊政權壓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發生了種種事件，嚴重影響了日本的既得利益，為了驅逐他們，謀福於民。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
而板垣征四郎邀請溥儀擔任這個“新國家”的元首。
約瑟夫季南問溥儀道：“你答應了麽？”
溥儀說道：“我拒絕了，因為板垣征四郎希望新政權要用日本人做官。”
在溥儀和日本人接觸後，便發現，自己想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複辟清廷，實際很難，在後來。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溥儀曾回憶板垣征四郎對他的警告：“（建立偽滿）這不是大清帝國的複辟，這是一個新的國家，由五個主要民族組成，即滿族、漢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鮮族。”
在知道了這個消息後，溥儀便對建立偽滿的心思淡了下來。他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說道：“我是真心想拒絕的。然而，一則有板垣征四郎用武力威脅，二則有我的顧問們以生命危險為理由勸我答應，三則因為我已處在旅順。也就是被日本人握在手中了，還有什麽話說！”
“一旦拒絕，日本人勢必要殺我滅口。實在因為不得已，我屈服了。”而溥儀屈服的時候，正是川島芳子從高峰跌落的時候。這兩個皇子龍孫，其實也沒有那麽容易屈服。
根據後世之人的推斷，溥儀和川島芳子，其實是打算忍一時之氣的。等川島芳子將自己手下的軍隊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再為溥儀保駕。然後傳承清廷。
不過，日本人顯然不會給這兩個皇子龍孫以機會。在偽滿建立後，川島芳子在日本人眼中的價值便一落千丈，而且，由於川島芳子身具愛新覺羅氏血脈，也有所警惕。所以，雖然川島芳子是金壁輝司令。但是手下的兵力實在不強。
而溥儀，更是被日本人嚴格控製的傀儡。在偽滿複辟後，最初的一段時間裏，溥儀還認為滿清皇室雖然疲弱，但是也不是不能和日本人達成平衡。實際上完成複辟的目的。所以，溥儀剛剛當上皇帝的時候，非常有執政的熱情。
其辦公樓被其引用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定名為勤民樓。而且每天早早到達辦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和其商量國事。
然而，日本人早已經給溥儀安排好了宮廷秘書，吉岡安直，此人雖然名義上是溥儀的隨侍，但實際上是掌控溥儀偽滿宮廷的人。
溥儀說：“我出巡、接見賓客、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於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的指揮下行事。我能見什麽人，不能見什麽人，見了說什麽話，以及出席什麽會，會上講什麽等等，一概要聽他的吩咐。”
所以，與其說溥儀是偽滿的皇帝，還不如說吉岡安直是偽滿的皇帝。在這種情況下，怎麽可能有大臣來和溥儀商量國事。溥儀很快就發現，雖然這些大臣會經常過來請安，並向他贈送禮品，但是，在請安和送禮之後，都會掉頭走人。
而每當溥儀問起，便回答道：“次長正在辦！”當然，次長是日本人。
要是僅僅如此，也就算了，溥儀在和日本人接觸之初，就知道日本人沒有那麽好心幫他複辟。所以，即便艱難，也是自己的選擇。真正讓溥儀憤怒的是，日本人將其摯愛譚玉齡害死。
譚玉齡此人，十七歲時入宮。溥儀極為喜歡，封為祥貴人。這個女子恐怕是溥儀一生當中，唯一一個真正動情的女子。在被日本人謀害之後，溥儀終生攜帶著當年譚玉齡選秀時的照片。照片背麵寫著“我的最親愛的玉齡”八個字。
根據溥儀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回憶：“最初，我妻子病了，請了一位中國醫生來診病，後來吉岡介紹了日本醫師，日本醫師診察之後，吉岡找醫師密談達三個小時之久。”
“那天夜裏就由這個日本醫師守護治療。本來，需要每小時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這一夜中，醫師僅給注射了兩三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經死去……”
當年日本人的計劃是，讓溥儀的弟弟溥傑，繼承溥儀的皇位。因為溥傑已經娶了與日本皇室有血脈關係的日本名門女子嵯峨浩。所以，隻要溥儀無子早死，溥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繼位。
而溥傑與嵯峨浩的、有日本皇室血統的孩子，便會名正言順的繼承皇位。如此，偽滿皇帝，便會逐漸變成日本血脈，成為日本人。出於這個計劃，和溥儀感情最好，最有可能為溥儀誕育血脈的譚玉齡非死不可。
這對於心誌高遠，血脈貴重的末代皇帝溥儀而言，是莫大的侮辱。而且，奪妻之仇，對於男人而言，也是最大的仇恨。正如《甄嬛傳》中，雍正知道了其摯愛純元皇後之死的真相後，無論如何，也要廢除宜修的後位一般。
因此溥儀對日本人也是怨念滿滿。出庭作證，與其說是裘劭恒的說服，還不如說是他在確認自己安全後，主動出庭泄憤。抱著弄死一個就是一個的態度，把日本人的老底揭了個精光。
所以，溥儀會在約瑟夫季南問他道：“你在當滿洲國皇帝期間，有什麽權利麽？”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大吼：“我沒有任何權利，一切都是日本人說了算！”
而在約瑟夫季南問道：“那這期間，你有個人行動自由麽？”
溥儀道：“十幾年當中，我沒有任何自由可言，簡直就是猴戲！”
雖然溥儀經過了以清瀨一郎為首的日本律師團的連番反詰，但是，溥儀本身的經曆豐富，也使得其能力其實並不平庸。正如美國記者布拉克洛所說：“如果溥儀是個自由人的話，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難忘的。鑒於他所處的特殊環境，他能做到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
再加以憤怒支撐，溥儀愣是和日本律師團唇槍舌劍的對罵了八天之久。其心中的怨怒可見一斑。
與真實曆史有些不同的是，這一世的溥儀並非是一個人在戰鬥。在溥儀到達東京後，夜無光和一眾滿清遺老遺少，便曾多次登門拜訪。(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