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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寫了朱高熾的死,很多書友們紛紛探討朱高熾的死因,小景略微總結了一下,一共有三種。
嗜欲過度、中毒而死,被太子朱瞻基弑君。
嗜欲過度的來源,無非是《明史》記載,大臣李時勉在仁宗即位不久上一奏疏,其中有勸仁宗謹嗜欲之語,並說:“側聞內宮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為之驚疑,眾人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宮,古有常製,則大孝尚未終;左右侍禦,不可無人,則正宮尚未冊。恐乖風化之原,有阻維新之望。”仁宗覽奏後,怒不可遏,當即令武士對李時勉動刑,李時勉險些喪命。仁宗直至垂危之際,仍難忘此恨,說:“時勉廷辱我。”由此可見,仁宗確實縱欲無度,李時勉奏疏觸及其痛處,否則不會如此耿耿於懷。繼仁宗即位的宣宗皇帝,曾禦審李時勉:“爾小巨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
李時勉叩首答曰:“臣言諒閣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宣宗歎息稱李時勉“忠”,複其官(《明史·李時勉傳》)。 這裏的意思,朱高熾死後他的兒子朱瞻基登基後,因明白自己父親嗜欲,所以並沒有為難李時勉所奏為非。
中毒而死,多是來源明人陸(金弋)《病逸漫記》中有這方麵的記述:“但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後,誤中上。予嚐遇雷太監,質之,雲皆不然,蓋陰症也。”“陰症”之說出自仁宗時一太監之日,當有一定可信度。當時治療此等“陰症”恐無特效良藥,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機可乘。《明史·羅汝敬傳》中也有記載:“宣宗初,(羅汝敬)上書大學士楊士奇曰:‘……先皇帝(仁宗)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群臣,揆厥所由,皆。險壬小夫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可見,導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用治“陰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
朱瞻基弑父有關。仁宗生性溫厚懦弱,理政能力差,且嗜欲享樂,成祖生前對他大為不滿,隻因“禮教”和“祖訓”的關係,才立朱高熾為太子,但成祖一直有廢朱高熾儲位之心。仁宗長子朱瞻基與其父相反,善騎射,諳武事,熱衷權利,工於計謀,成祖在世時,深得成祖賞識,他還竭力為其父保全儲位出力。成祖死後,仁宗即位,雖立朱瞻基為太子,但已察覺他非安分之輩,故屢有勸戒之語。然朱瞻基迫不及待地為自己早日登位籌謀,為此可能不顧骨肉親情。洪熙元年(1425)三月,仁宗命朱瞻基南行祭陵(鳳陽的皇陵與南京的孝陵)。朱瞻基於四月十四日離京,隨侍仁宗的宦官海濤,是朱瞻基親信,他按預先密謀,加害仁宗,五月十三日仁宗卒。朱瞻基離京後,不按應循日程行進,而直奔南京。離南京前,南京城中已“傳言仁宗上賓”,須知當時北京還未發喪,亦無如今的傳播手段,可見仁宗上賓是在一些人預料之中的。當時,朱瞻基還說:“……予始至遽還,非眾所測。”顯示他有人們難以想像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於途中等待齎詔而來的海濤,於六月三日抵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勸誡:人心洶洶,不可掉以輕心。朱瞻基答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況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宣宗實錄》卷一)顯示一切皆在其掌握之中,流露出對弑父謀位活動的自信和自得。
以上三種,我認為除第一種第二種有可能外,第三種可能純屬扯淡,也許我這麽說,很多人不服氣啊,畢竟世間的事情,不是空缺來風,有因必有果。
對此我們來分析一下。
朱瞻基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是朱高熾(當時是燕王封地的繼承人)與其嫡妻張氏所生的長子。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當時還是燕王的朱棣曾經作了一個夢,他夢見自己的父親洪武帝朱元璋將一個大圭賜給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著權力,朱元璋將大圭賜給他,並對他說:“傳世之孫,永世其昌”。朱棣醒來以後正在回憶夢中的情景,覺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報告說孫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馬上意識到難道夢中的情景正映證在孫子的身上。他馬上跑去看孫子,隻見小瞻基長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臉上一團英氣,朱棣看後非常高興,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這件事對朱棣下決心發動靖難之變有著很大的作用。
朱棣在靖難之役勝利以後,就親自挑選當時的著名文臣擔任朱瞻基的老師,並多次指示,皇孫是個可造之才,你們一定要盡心竭力,同時朱棣也不忘親自教導,永樂中期以後的遠征漠北,朱棣總是將朱瞻基帶在身邊,讓他了解如何帶兵打仗,鍛煉他的勇氣,這對後來朱瞻基的親征有非常大的幫助,每次遠征歸來經過農家,朱棣都要帶朱瞻基到農家看看,讓皇太孫了解農家的艱辛,讓他以後作一位愛民的好皇帝。這樣的一個身份地位都已經得到了滿朝文武百官,甚至是大明王朝所有人認可的事情,隻需按部就班的耐心等待自己父親駕崩後,順利接掌皇位,何須去毒害自己的父親呢,再者朱瞻基習武,又在翰林學士的指導下學習儒家學術。雖然他也有他父親的那種學習經籍和文學的天資,但作為一個青年,他尤其是一個傑出的武士。他的早慧引起了朱棣的注意。朱棣尚武,常帶朱瞻基離開京城和他的家庭去狩獵和進行軍事視察。長得健壯,生氣勃勃的朱瞻基十五歲的時候,就被永樂帝帶去參加第二次遠征蒙古的戰役,可以說二十八歲的朱瞻基身強力壯,正是精力最為旺盛的時候,根本不需要擔心自己等不到皇位。
相反,朱高熾自小體弱多病,朱棣就對朱高熙說過:“世子多疾,自勉之”。的話兒,才讓朱高熙一直有了爭奪皇位的心,從朱棣登基後的太子爭鬥中來看, 滿朝文武除楊榮,楊士奇、楊博、夏元吉等人堅決的太子dang之外,其餘多半都投靠了朱高煦,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朱高熾身體不好,據《明史》載朱棣當年曾對朱高煦說過“世子多疾,自勉之”的話。可以知道仁宗身體很不好,這一點從(《明史·李時勉傳》)中“李時勉叩首答曰:“臣言諒閣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宣宗歎息稱李時勉“忠”,複其官。 這裏的意思,朱高熾死後他的兒子朱瞻基登基後,因明白自己父親嗜欲,所以並沒有為難李時勉所奏為非,可見朱高熾的身子確實有病,而且還好色。這樣的一個人,在登基後貪欲好色,會是怎樣的一個結果,我想不用我多說,諸位也能猜得出來。
也許有書友說我胡說,這一點可以通過史料證明。
“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後,誤中上。予嚐遇雷太監,質之,雲皆不然,蓋陰症也。”——《病逸漫記》。
“先皇帝(仁宗)嗣統未及期月……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明史羅汝敬傳》
“側聞內宮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為之驚疑,眾人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宮,古有常製,則大孝尚未終;左右侍禦,不可無人,則正宮尚未冊。恐乖風化之原,有阻維新之望。”——《明史·李時勉傳》)
“洪熙沉於酒色,聽政之時,百官莫知朝暮。”——《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我們知道,明朝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十年後,又以“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大逆不道”為名,殺死李善長及其家人70餘口,並下令肅清逆黨,前後受到牽連被殺的人多達三萬,至此廢除丞相製度,將皇權集中在皇帝手中,而權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為曆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後人據史書記載統計,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處理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處理200多件。這使他感到十分勞累,所以他對身邊的侍從說:“朕自即位以來,嚐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
這樣的一個工作量,朱元璋、朱棣能做,但身子不好的朱高熾絕對做不了,但他永樂二十二年(即皇位。以次年為洪熙元年。冊妃張氏為皇後,立長子朱瞻基為皇太子。即位初,罷下西洋寶船,赴西部市馬及雲南采辦,又重設三公、三孤官,以公、侯、伯、尚書兼之。派禦史巡察邊衛,又遣禦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在位期間,減輕刑法,對開封、山東等地賑災免糧。用人、行政,均得後人稱善。有於闐、琉球、占城、哈密、瓦刺等進貢,短短的一年裏做出這樣的功績,可想而知每天要做多少事。
若說這兩點,大家或許還有些不信的話,那麽我們再來說第三點。
大家都知道《明史》從頭到尾都由滿清皇帝終審定稿。1645年,滿清統治者設立史館,擬修《明史》。但因為當時政局未穩,南方抗清鬥爭如火如荼,所以實際上修撰工作隻是處在準備階段而並未全麵展開。滿清之所以做出這個修史姿態,一是為了借此宣布明朝已經結束,二是為了籠絡明朝遺老和降清漢臣。
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修史的條件似乎才成熟,康熙這才下旨全麵啟動《明史》的修撰工作。直到康熙、雍正先後死去的1739年(乾隆四年),曆九十多年,經三度修撰、編輯和刪改的《明史稿》終於定稿(武英殿本)並公開刊印和發行。
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開工,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下旨全麵改修《明史》中的《本紀》部分(也包括《列傳》等部分),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這部重新勘改完畢的新本《明史》乃被收入《四庫全書》。四庫本的《明史》可謂為醜化明朝做出了進一步的貢獻。
朱元璋修《元史》隻花了兩年多時間,蒙元修《宋史》(二十四史中規模最大的一部史書)也隻花了兩年多時間,惟獨滿清,修一部明曆史竟然花了幾代帝王近百年的時間,其中的用意,不用我多說相信諸位也能看得出一點。
最重要的是,清朝在修《明史》中毀棄了大量明朝史料,到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下令再次修改《明史》,這其中對明朝的皇帝,大臣進行了不少改編和醜化,更刻意貶低了對明朝皇帝的評價。
比如,原《明史本紀》中的“英宗讚”稱英宗“前後在位二十四年,無甚稗政”,經改修後的“英宗讚”則這樣評價英宗說:“前後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賞僭濫,失亦多矣,或臚舉盛德,以為無甚稗政,豈為篤論哉?”再如,原本評價明世宗為“中才之主”,而修改後的評價則變為:“且倚任權奸,果戮直臣,以快其誌,亦獨何哉!” 隻要拿武英殿本《明史》和“四庫”本《明史》對比校讀,我們就會發現,在明朝十幾位皇帝中,至少在景帝、英宗、武宗、憲宗、孝宗、世宗、穆宗等七位皇帝的本紀中,對傳主的評語都有了顯著的修改。經過這樣的修改,明朝皇帝給後人的印象就在總體上就突出了“明朝多昏君”的特點,最大的醜化莫過於明成祖殘殺建文帝遺臣和屠殺宮女的記錄。
……………………………………
原本《明史》中記述方孝孺等人之夷族誅死僅用了“丁醜,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並夷其族”十五字,而在“四庫”本《明史本紀》中則改為了這樣的敘述:“丁醜,召方孝孺草登基詔,孝孺投筆,且哭且罵。帝大怒,泰、子澄亦抗辯不屈。遂與孝孺同磔於市,皆夷其族”。很顯然,無論是原本還是四庫本的《明史》,都沒有明成祖夷方孝儒十族的記載——。
但這麽一改,明成祖就成了以殘酷的同磔刑處死方孝孺等建文朝大臣的皇帝了(夷族隻是殺人多,統施斬首之刑,自然不在酷刑之列),就成了一個以殘暴著稱的皇帝了。而被汙蔑的明成祖所謂活剮三千宮女說在正史檔案中根本找不到相關文獻。
試想這樣的一本史書,都不曾出現朱瞻基弑父的記載,要知道當年清朝人算是滿意,漢人是極為抵觸情節的,所以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為了達到滿漢一家,也為了各自政治上的需要,編修的《明史》中對明朝的皇帝多有貶損的,試想朱瞻基當真做了弑父的事情,按照清朝皇帝的需要,是絕對不會放過的,從這一點上足以說明,朱瞻基並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再者,明朝的史書方麵除了清朝編修的《明史》外,還有一本就是《明實錄》按照明代體製,嗣君登極後,即欽定監修、正副總裁及纂修諸臣,編輯先朝《實錄》。曆朝開局修纂實錄,均設監修、總裁、纂修諸官。禮部谘中外官署采輯史事,並派遣官吏、國子生等分赴各地訪求前朝事跡,劄送史館。《實錄》正式修成後,卷首列禦製序,臣下進《實錄》表,纂修諸臣姓名和纂修凡例等,謄錄正副二本,底稿於正式進呈前焚於太液池旁椒園。正本藏之內府,嘉靖十三年(1534年)後,轉藏於皇史宬。副本初藏於古今通集庫,後改藏於文淵閣,供後代閣臣、史官修《實錄》時借閱參考。
所以其中的:一詔、二誥、三製、四敕、五冊文、六諭、七書、八符、九令、十檄;凡下所上亦有十:一題、二奏啟、三表箋、四講章、五書狀、六文冊、七揭帖、八會議、九露布、十譯。”它們是編纂《明實錄》主要依據的原始資料,可謂是最為真實的記錄,就是這樣的記錄中,《明仁宗實錄》、《明史·仁宗紀》等,對朱高熾的死都隻字不提其死因,也就是說根本沒有朱瞻基弑父的記載。
這樣說來,朱高熾死於心髒病或者什麽突發性疾病猝死是極有可能的,至於什麽朱瞻基謀殺,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因為5月12日駕崩,當時朱瞻基還在南京,6月3日才抵達良鄉,按照過去的交通條件,這樣的時間與事實還是比較接近的,應該不存在他用毒物將他爹害死的可能,也沒有這個必要吧,因為朱瞻基當時剛剛成年,還不至於這麽著急地等著登基。至於為什麽在山東樂安隨時準備造反的朱高煦沒有在半道上將朱瞻基劫到,我分析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一是因為朱高熾原本就是猝死,在朱高熾沒死之前,朱高煦是不敢造反的,否則要殺朱瞻基的話他在朱瞻基去南京的時候就將朱瞻基殺了,何必還等朱瞻基從南京回來;二是過去帝王的死是非常敏感和重大事件,在托孤大臣們沒有把握控製局勢的情況下,一般都是秘不發喪的,朱高熾也不一定知道朱高熾就要死,因為當時他才四十八歲且是猝死,朱高煦也不是算命的,他怎麽會知道朱高熾要死呢,朱高熾死亡的消息是朱瞻基於6月3日到達北京城時才開始發喪的;三是盡管朱高煦狼子野心,但是過去人是比較規矩的,尤其是做造反這樣的大事,那必須是師出有名的,不能先偷偷將朱瞻基殺了然後再無理由地宣布造反,他要是敢那樣做,那這個人就不是皇帝了。
通過上述幾個方麵原因的排查,我更相信朱高熾是由於心髒病或者什麽突發性疾病猝死,八百裏加急趕到南京後,朱瞻基星夜兼程在半個月內趕到北京,隨後將朱高熾的死通報全國。
最近因寫了朱高熾的死,很多書友們紛紛探討朱高熾的死因,小景略微總結了一下,一共有三種。
嗜欲過度、中毒而死,被太子朱瞻基弑君。
嗜欲過度的來源,無非是《明史》記載,大臣李時勉在仁宗即位不久上一奏疏,其中有勸仁宗謹嗜欲之語,並說:“側聞內宮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為之驚疑,眾人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宮,古有常製,則大孝尚未終;左右侍禦,不可無人,則正宮尚未冊。恐乖風化之原,有阻維新之望。”仁宗覽奏後,怒不可遏,當即令武士對李時勉動刑,李時勉險些喪命。仁宗直至垂危之際,仍難忘此恨,說:“時勉廷辱我。”由此可見,仁宗確實縱欲無度,李時勉奏疏觸及其痛處,否則不會如此耿耿於懷。繼仁宗即位的宣宗皇帝,曾禦審李時勉:“爾小巨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
李時勉叩首答曰:“臣言諒閣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宣宗歎息稱李時勉“忠”,複其官(《明史·李時勉傳》)。 這裏的意思,朱高熾死後他的兒子朱瞻基登基後,因明白自己父親嗜欲,所以並沒有為難李時勉所奏為非。
中毒而死,多是來源明人陸(金弋)《病逸漫記》中有這方麵的記述:“但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後,誤中上。予嚐遇雷太監,質之,雲皆不然,蓋陰症也。”“陰症”之說出自仁宗時一太監之日,當有一定可信度。當時治療此等“陰症”恐無特效良藥,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機可乘。《明史·羅汝敬傳》中也有記載:“宣宗初,(羅汝敬)上書大學士楊士奇曰:‘……先皇帝(仁宗)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群臣,揆厥所由,皆。險壬小夫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可見,導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用治“陰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
朱瞻基弑父有關。仁宗生性溫厚懦弱,理政能力差,且嗜欲享樂,成祖生前對他大為不滿,隻因“禮教”和“祖訓”的關係,才立朱高熾為太子,但成祖一直有廢朱高熾儲位之心。仁宗長子朱瞻基與其父相反,善騎射,諳武事,熱衷權利,工於計謀,成祖在世時,深得成祖賞識,他還竭力為其父保全儲位出力。成祖死後,仁宗即位,雖立朱瞻基為太子,但已察覺他非安分之輩,故屢有勸戒之語。然朱瞻基迫不及待地為自己早日登位籌謀,為此可能不顧骨肉親情。洪熙元年(1425)三月,仁宗命朱瞻基南行祭陵(鳳陽的皇陵與南京的孝陵)。朱瞻基於四月十四日離京,隨侍仁宗的宦官海濤,是朱瞻基親信,他按預先密謀,加害仁宗,五月十三日仁宗卒。朱瞻基離京後,不按應循日程行進,而直奔南京。離南京前,南京城中已“傳言仁宗上賓”,須知當時北京還未發喪,亦無如今的傳播手段,可見仁宗上賓是在一些人預料之中的。當時,朱瞻基還說:“……予始至遽還,非眾所測。”顯示他有人們難以想像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於途中等待齎詔而來的海濤,於六月三日抵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勸誡:人心洶洶,不可掉以輕心。朱瞻基答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況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宣宗實錄》卷一)顯示一切皆在其掌握之中,流露出對弑父謀位活動的自信和自得。
以上三種,我認為除第一種第二種有可能外,第三種可能純屬扯淡,也許我這麽說,很多人不服氣啊,畢竟世間的事情,不是空缺來風,有因必有果。
對此我們來分析一下。
朱瞻基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是朱高熾(當時是燕王封地的繼承人)與其嫡妻張氏所生的長子。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當時還是燕王的朱棣曾經作了一個夢,他夢見自己的父親洪武帝朱元璋將一個大圭賜給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著權力,朱元璋將大圭賜給他,並對他說:“傳世之孫,永世其昌”。朱棣醒來以後正在回憶夢中的情景,覺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報告說孫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馬上意識到難道夢中的情景正映證在孫子的身上。他馬上跑去看孫子,隻見小瞻基長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臉上一團英氣,朱棣看後非常高興,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這件事對朱棣下決心發動靖難之變有著很大的作用。
朱棣在靖難之役勝利以後,就親自挑選當時的著名文臣擔任朱瞻基的老師,並多次指示,皇孫是個可造之才,你們一定要盡心竭力,同時朱棣也不忘親自教導,永樂中期以後的遠征漠北,朱棣總是將朱瞻基帶在身邊,讓他了解如何帶兵打仗,鍛煉他的勇氣,這對後來朱瞻基的親征有非常大的幫助,每次遠征歸來經過農家,朱棣都要帶朱瞻基到農家看看,讓皇太孫了解農家的艱辛,讓他以後作一位愛民的好皇帝。這樣的一個身份地位都已經得到了滿朝文武百官,甚至是大明王朝所有人認可的事情,隻需按部就班的耐心等待自己父親駕崩後,順利接掌皇位,何須去毒害自己的父親呢,再者朱瞻基習武,又在翰林學士的指導下學習儒家學術。雖然他也有他父親的那種學習經籍和文學的天資,但作為一個青年,他尤其是一個傑出的武士。他的早慧引起了朱棣的注意。朱棣尚武,常帶朱瞻基離開京城和他的家庭去狩獵和進行軍事視察。長得健壯,生氣勃勃的朱瞻基十五歲的時候,就被永樂帝帶去參加第二次遠征蒙古的戰役,可以說二十八歲的朱瞻基身強力壯,正是精力最為旺盛的時候,根本不需要擔心自己等不到皇位。
相反,朱高熾自小體弱多病,朱棣就對朱高熙說過:“世子多疾,自勉之”。的話兒,才讓朱高熙一直有了爭奪皇位的心,從朱棣登基後的太子爭鬥中來看, 滿朝文武除楊榮,楊士奇、楊博、夏元吉等人堅決的太子dang之外,其餘多半都投靠了朱高煦,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朱高熾身體不好,據《明史》載朱棣當年曾對朱高煦說過“世子多疾,自勉之”的話。可以知道仁宗身體很不好,這一點從(《明史·李時勉傳》)中“李時勉叩首答曰:“臣言諒閣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宣宗歎息稱李時勉“忠”,複其官。 這裏的意思,朱高熾死後他的兒子朱瞻基登基後,因明白自己父親嗜欲,所以並沒有為難李時勉所奏為非,可見朱高熾的身子確實有病,而且還好色。這樣的一個人,在登基後貪欲好色,會是怎樣的一個結果,我想不用我多說,諸位也能猜得出來。
也許有書友說我胡說,這一點可以通過史料證明。
“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後,誤中上。予嚐遇雷太監,質之,雲皆不然,蓋陰症也。”——《病逸漫記》。
“先皇帝(仁宗)嗣統未及期月……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明史羅汝敬傳》
“側聞內宮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為之驚疑,眾人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宮,古有常製,則大孝尚未終;左右侍禦,不可無人,則正宮尚未冊。恐乖風化之原,有阻維新之望。”——《明史·李時勉傳》)
“洪熙沉於酒色,聽政之時,百官莫知朝暮。”——《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我們知道,明朝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十年後,又以“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大逆不道”為名,殺死李善長及其家人70餘口,並下令肅清逆黨,前後受到牽連被殺的人多達三萬,至此廢除丞相製度,將皇權集中在皇帝手中,而權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為曆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後人據史書記載統計,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處理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處理200多件。這使他感到十分勞累,所以他對身邊的侍從說:“朕自即位以來,嚐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
這樣的一個工作量,朱元璋、朱棣能做,但身子不好的朱高熾絕對做不了,但他永樂二十二年(即皇位。以次年為洪熙元年。冊妃張氏為皇後,立長子朱瞻基為皇太子。即位初,罷下西洋寶船,赴西部市馬及雲南采辦,又重設三公、三孤官,以公、侯、伯、尚書兼之。派禦史巡察邊衛,又遣禦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在位期間,減輕刑法,對開封、山東等地賑災免糧。用人、行政,均得後人稱善。有於闐、琉球、占城、哈密、瓦刺等進貢,短短的一年裏做出這樣的功績,可想而知每天要做多少事。
若說這兩點,大家或許還有些不信的話,那麽我們再來說第三點。
大家都知道《明史》從頭到尾都由滿清皇帝終審定稿。1645年,滿清統治者設立史館,擬修《明史》。但因為當時政局未穩,南方抗清鬥爭如火如荼,所以實際上修撰工作隻是處在準備階段而並未全麵展開。滿清之所以做出這個修史姿態,一是為了借此宣布明朝已經結束,二是為了籠絡明朝遺老和降清漢臣。
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修史的條件似乎才成熟,康熙這才下旨全麵啟動《明史》的修撰工作。直到康熙、雍正先後死去的1739年(乾隆四年),曆九十多年,經三度修撰、編輯和刪改的《明史稿》終於定稿(武英殿本)並公開刊印和發行。
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開工,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下旨全麵改修《明史》中的《本紀》部分(也包括《列傳》等部分),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這部重新勘改完畢的新本《明史》乃被收入《四庫全書》。四庫本的《明史》可謂為醜化明朝做出了進一步的貢獻。
朱元璋修《元史》隻花了兩年多時間,蒙元修《宋史》(二十四史中規模最大的一部史書)也隻花了兩年多時間,惟獨滿清,修一部明曆史竟然花了幾代帝王近百年的時間,其中的用意,不用我多說相信諸位也能看得出一點。
最重要的是,清朝在修《明史》中毀棄了大量明朝史料,到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下令再次修改《明史》,這其中對明朝的皇帝,大臣進行了不少改編和醜化,更刻意貶低了對明朝皇帝的評價。
比如,原《明史本紀》中的“英宗讚”稱英宗“前後在位二十四年,無甚稗政”,經改修後的“英宗讚”則這樣評價英宗說:“前後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賞僭濫,失亦多矣,或臚舉盛德,以為無甚稗政,豈為篤論哉?”再如,原本評價明世宗為“中才之主”,而修改後的評價則變為:“且倚任權奸,果戮直臣,以快其誌,亦獨何哉!” 隻要拿武英殿本《明史》和“四庫”本《明史》對比校讀,我們就會發現,在明朝十幾位皇帝中,至少在景帝、英宗、武宗、憲宗、孝宗、世宗、穆宗等七位皇帝的本紀中,對傳主的評語都有了顯著的修改。經過這樣的修改,明朝皇帝給後人的印象就在總體上就突出了“明朝多昏君”的特點,最大的醜化莫過於明成祖殘殺建文帝遺臣和屠殺宮女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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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明史》中記述方孝孺等人之夷族誅死僅用了“丁醜,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並夷其族”十五字,而在“四庫”本《明史本紀》中則改為了這樣的敘述:“丁醜,召方孝孺草登基詔,孝孺投筆,且哭且罵。帝大怒,泰、子澄亦抗辯不屈。遂與孝孺同磔於市,皆夷其族”。很顯然,無論是原本還是四庫本的《明史》,都沒有明成祖夷方孝儒十族的記載——。
但這麽一改,明成祖就成了以殘酷的同磔刑處死方孝孺等建文朝大臣的皇帝了(夷族隻是殺人多,統施斬首之刑,自然不在酷刑之列),就成了一個以殘暴著稱的皇帝了。而被汙蔑的明成祖所謂活剮三千宮女說在正史檔案中根本找不到相關文獻。
試想這樣的一本史書,都不曾出現朱瞻基弑父的記載,要知道當年清朝人算是滿意,漢人是極為抵觸情節的,所以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為了達到滿漢一家,也為了各自政治上的需要,編修的《明史》中對明朝的皇帝多有貶損的,試想朱瞻基當真做了弑父的事情,按照清朝皇帝的需要,是絕對不會放過的,從這一點上足以說明,朱瞻基並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再者,明朝的史書方麵除了清朝編修的《明史》外,還有一本就是《明實錄》按照明代體製,嗣君登極後,即欽定監修、正副總裁及纂修諸臣,編輯先朝《實錄》。曆朝開局修纂實錄,均設監修、總裁、纂修諸官。禮部谘中外官署采輯史事,並派遣官吏、國子生等分赴各地訪求前朝事跡,劄送史館。《實錄》正式修成後,卷首列禦製序,臣下進《實錄》表,纂修諸臣姓名和纂修凡例等,謄錄正副二本,底稿於正式進呈前焚於太液池旁椒園。正本藏之內府,嘉靖十三年(1534年)後,轉藏於皇史宬。副本初藏於古今通集庫,後改藏於文淵閣,供後代閣臣、史官修《實錄》時借閱參考。
所以其中的:一詔、二誥、三製、四敕、五冊文、六諭、七書、八符、九令、十檄;凡下所上亦有十:一題、二奏啟、三表箋、四講章、五書狀、六文冊、七揭帖、八會議、九露布、十譯。”它們是編纂《明實錄》主要依據的原始資料,可謂是最為真實的記錄,就是這樣的記錄中,《明仁宗實錄》、《明史·仁宗紀》等,對朱高熾的死都隻字不提其死因,也就是說根本沒有朱瞻基弑父的記載。
這樣說來,朱高熾死於心髒病或者什麽突發性疾病猝死是極有可能的,至於什麽朱瞻基謀殺,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因為5月12日駕崩,當時朱瞻基還在南京,6月3日才抵達良鄉,按照過去的交通條件,這樣的時間與事實還是比較接近的,應該不存在他用毒物將他爹害死的可能,也沒有這個必要吧,因為朱瞻基當時剛剛成年,還不至於這麽著急地等著登基。至於為什麽在山東樂安隨時準備造反的朱高煦沒有在半道上將朱瞻基劫到,我分析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一是因為朱高熾原本就是猝死,在朱高熾沒死之前,朱高煦是不敢造反的,否則要殺朱瞻基的話他在朱瞻基去南京的時候就將朱瞻基殺了,何必還等朱瞻基從南京回來;二是過去帝王的死是非常敏感和重大事件,在托孤大臣們沒有把握控製局勢的情況下,一般都是秘不發喪的,朱高熾也不一定知道朱高熾就要死,因為當時他才四十八歲且是猝死,朱高煦也不是算命的,他怎麽會知道朱高熾要死呢,朱高熾死亡的消息是朱瞻基於6月3日到達北京城時才開始發喪的;三是盡管朱高煦狼子野心,但是過去人是比較規矩的,尤其是做造反這樣的大事,那必須是師出有名的,不能先偷偷將朱瞻基殺了然後再無理由地宣布造反,他要是敢那樣做,那這個人就不是皇帝了。
通過上述幾個方麵原因的排查,我更相信朱高熾是由於心髒病或者什麽突發性疾病猝死,八百裏加急趕到南京後,朱瞻基星夜兼程在半個月內趕到北京,隨後將朱高熾的死通報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