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蕪瞥了他一眼道：“應該是咱家感謝閣老大人才是，若不是大人及時趕到，這場麵還不知道該如何收拾呢？”
楊士奇心道：“你們三大太監都出來了，這場麵還能收拾不了麽！”這話兒自然不能在嘴上說的，隻是點了一下頭，道：“公公客氣了？”
陳蕪見他一身大紅官服道：“楊大人這是？”
楊士奇道：“進宮見一下皇上？“
陳蕪嗯了聲，一旁的王振還要說什麽，看了一眼陳蕪嘴唇動了動，沒出聲。
楊士奇拱了一下手，道：“老夫還要見皇上，就不呆了，今日之事多謝三位公公了？“
陳蕪道：“楊大人客氣了，客氣了！“
楊士奇便不再多言，整整了衣衫，轉身往皇宮走去。
望著他遠去的背影，王振低聲道：“陳公公你說皇帝會改變主意麽？“
陳蕪雙眼微微一眯，搖了搖頭道：“咱們的萬歲爺，看似柔軟，骨子裏卻是個極有主見的人，這幫言官如此鬧騰，皇帝心裏早已厭惡，你放心吧，洪武爺的規矩一去不複返了，咱們太監也該出人頭地了！”說完，看了一眼楊士奇離去的方向，也整理整理了衣衫，跟著走了上去，王振、曹吉祥立即追了上去。
禦書房裏，焚香繚繞。
朱瞻基站在龍案旁，手中一支朱筆隨意的勾勒畫卷，身旁站著兩個太監，小心翼翼的侍奉筆墨紙硯。
楊士奇端坐在下首，慢慢的和這茶湯，彌漫的焚香裏，君臣一派安詳。
也不知過了多久，朱瞻基才放下了手中的朱筆，道：“楊大人今日是為了朕在宮中設置內書堂一事來的吧？”
楊士奇也不否認，點了點頭道：“我朝洪武爺早定下規矩，宦官不得讀書識字﹐不得禦外臣冠服﹐不得兼外臣文武銜﹐官秩無過四品﹐並將“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的禁令鑄成鐵牌﹐懸置宮門，陛下讓太監讀書識字，有違祖宗規矩！”
朱瞻基朱筆沒停下，聞言隻是皺了皺眉頭道：“太監不得幹政，朕自是懂的，但朕隻是讓他們誦讀詩書而已，明白聖人之言，體會聖人之意，從而與諸位愛卿一樣，行忠君愛國之舉，此舉朕並不覺得有何不妥？”
楊士奇道：“可祖宗的規矩……？“
朱瞻基淡淡一笑，道：“祖宗有規矩是不錯，可有些規矩也需要變一變才好，當年洪武爺鑒於漢唐太監幹政，操縱皇帝生死，才定下了這規矩，如今我大明經過洪武一朝、建文、永樂、洪熙四朝，各種規章製度早已深入人心，太監隻管東廠，並不涉及兵權，非漢唐太監可比，朕想當年皇爺爺便是明白了這個道理，才在靖難後，對太監畀以重任﹐先後派李興使暹羅(今泰國)﹐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域﹐王安等督軍營﹐馬靖巡視甘肅。永樂十八年﹐又在錦衣衛之外增置東廠﹐委宦官主持﹐專門偵伺臣民(見廠衛)﹐宦官開始取得出使﹑專征﹑監軍﹑分鎮以及刺探臣民隱情等大權，讓太監人盡其才，為大明興盛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楊士奇心裏十分的明白，大明洪武皇帝定下那套規矩，其實從他死了之後，就沒多大的效力，這倒不是後來的子孫多麽的不孝，而是朱元璋定下的那套規矩，很多的事情對朝政根本就不適用，這些不身居高位是看不到，也想不到的，就比如大明的戶部稅收，雖說朱元璋一心體恤民力，登基之後就出台各種優惠政策，田賦定到最低，新墾土地更免三年徭役，匠籍製度下的工匠們，更給改善生活，給予補貼，但基於他對戶部認識不夠徹底，空印案”的發生，起自明朝開國後一項財政製度：明朝地方官每年都要到京，向戶部匯報是年的財政賬目。地方官的財務報表，必須要和戶部審核的完全無誤，這樣才算過關。
這看似是個簡單的事，但放在當時，卻極其折騰人：明朝財務製度極嚴，戶部和地方的財務報表，哪怕有一個地方核算的不對，就要重新造冊申報。造冊倒還好辦，蓋章卻是難題。地方官造好圖冊，在地方上蓋好印章，等到了京城核對，一旦發現有錯，就要再回到任地，重新造好冊後再蓋章，然後再跑京城，這就等於脫褲子放屁，官員折騰不說，那些老百姓也跟著遭殃，被折騰的久了，好些機靈的官員，也就想出了辦法。公章當然不能帶到京城，但可以先拿公章，預選蓋好幾個空白圖冊，帶到京城備用。一旦發現有錯，就可現場辦公修改，容易倒是容易，這樣一來，弄虛作假的也就多了，這也是大明的國庫為什麽數字永遠大於銀兩了，一碰上戰事，國庫總會缺銀子。
再比如，對於海禁，在明代以前，中國曆代王朝並未實行過海禁，特別是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宋代與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宋王朝疆域狹小，又兵額龐大，單靠農業稅無法維持巨額財政支出，逼得宋朝政府將目光投到商業和海外貿易上，宋高宗就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因此宋王朝采取了一係列保護和招徠外國海商的措施。到了元朝，統治者更是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和對外出口（在特定時期也曾禁止私人出海貿易，為時甚短），其市舶管理和征稅製度愈加完備，再加上中外海商“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貿易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海外貿易所帶來的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成為元王朝的“軍國之所資”。因為積極發展海外貿易，可大明建立後，為徹底消除海禁的隱患，他強製實行移民政策，於洪武二十年逼迫浙江舟山島城區和鎮外兩裏以外的居民和其他四十六座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在執行這一政策過程中，其罔顧百姓財產、性命的野蠻性隨處可見，比如硬性規定遷移以三日為期，島上居民一時難以在規定時限內籌集到那麽多船隻，隻好“編門戶、床簀為筏”，淹死者很多。明初在沿海負責軍事的是信國公湯和，他移民時則規定：“午前遷者為民，午後遷者為軍！”
尤堪慨歎的是，“明祖定製，片板不許下海”，朱元璋的這些思想和措施都被立為“祖訓”，要後世子孫奉行不渝。在朱元璋身後，海禁到永樂年才慢慢有些鬆弛，但始終未廢除，可以說對大明的壯大又是一個重大影響。
最為重要的是朱元璋對商業的那一套就更行不通了，從漢唐到兩宋，商人的地位還是在不斷上升的，商業在國民經濟的重要性，也越來越高，到南宋時，甚至已經取代農業，成為國庫的來源之一，南宋疆土不及大明一半，卻是養活了比大明還要多的人，在後期抵抗韃子鐵騎五十多年的戰事，可以說南宋的商業功不可沒，即便是韃子朝廷，也對商業極為重視，可朱元璋建立大明後，由於自身的認識不夠深刻，在與劉基討論怎樣減輕百姓負擔時，說：“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丨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舒。”認為，節省開支可以減輕老百姓負擔，使其不致陷於貧困；“崇本祛末”則國家財政可趨寬裕。洪武十八年九月，更說：“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途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之，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把商業視為農業發展的嚴重障礙。抑商之意溢於言表。為此，他不惜定下種種規矩。
第一防止商人隊伍擴大，千方百計阻止農民經商。蘇、鬆、嘉、湖、杭五郡地狹人稠，“細民無田以耕，往往逐末利”，洪武三年，“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在臨濠開種”。采取移民屯墾的方式阻斷無田農民的經商之路。如果說，這種方式尚有較溫和的仁政色彩的話，那麽，在他晚年便散發著一股“血腥味”了。洪武二十四年，太原府代州繁峙縣令上奏：本縣有農民三百餘戶外逃，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朱元璋覽奏後，諭戶部：百姓安土重遷，假使衣食足給，豈肯輕去其鄉？聽其“隨地占籍”，“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若離鄉農民不務耕種，專營商業，則視為遊手好閑、不務正業之人，準予逮捕。用暴力把農民重新趕回田園，不允許他們離開土地。使商人數量被限製在一定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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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士奇心道：“你們三大太監都出來了，這場麵還能收拾不了麽！”這話兒自然不能在嘴上說的，隻是點了一下頭，道：“公公客氣了？”
陳蕪見他一身大紅官服道：“楊大人這是？”
楊士奇道：“進宮見一下皇上？“
陳蕪嗯了聲，一旁的王振還要說什麽，看了一眼陳蕪嘴唇動了動，沒出聲。
楊士奇拱了一下手，道：“老夫還要見皇上，就不呆了，今日之事多謝三位公公了？“
陳蕪道：“楊大人客氣了，客氣了！“
楊士奇便不再多言，整整了衣衫，轉身往皇宮走去。
望著他遠去的背影，王振低聲道：“陳公公你說皇帝會改變主意麽？“
陳蕪雙眼微微一眯，搖了搖頭道：“咱們的萬歲爺，看似柔軟，骨子裏卻是個極有主見的人，這幫言官如此鬧騰，皇帝心裏早已厭惡，你放心吧，洪武爺的規矩一去不複返了，咱們太監也該出人頭地了！”說完，看了一眼楊士奇離去的方向，也整理整理了衣衫，跟著走了上去，王振、曹吉祥立即追了上去。
禦書房裏，焚香繚繞。
朱瞻基站在龍案旁，手中一支朱筆隨意的勾勒畫卷，身旁站著兩個太監，小心翼翼的侍奉筆墨紙硯。
楊士奇端坐在下首，慢慢的和這茶湯，彌漫的焚香裏，君臣一派安詳。
也不知過了多久，朱瞻基才放下了手中的朱筆，道：“楊大人今日是為了朕在宮中設置內書堂一事來的吧？”
楊士奇也不否認，點了點頭道：“我朝洪武爺早定下規矩，宦官不得讀書識字﹐不得禦外臣冠服﹐不得兼外臣文武銜﹐官秩無過四品﹐並將“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的禁令鑄成鐵牌﹐懸置宮門，陛下讓太監讀書識字，有違祖宗規矩！”
朱瞻基朱筆沒停下，聞言隻是皺了皺眉頭道：“太監不得幹政，朕自是懂的，但朕隻是讓他們誦讀詩書而已，明白聖人之言，體會聖人之意，從而與諸位愛卿一樣，行忠君愛國之舉，此舉朕並不覺得有何不妥？”
楊士奇道：“可祖宗的規矩……？“
朱瞻基淡淡一笑，道：“祖宗有規矩是不錯，可有些規矩也需要變一變才好，當年洪武爺鑒於漢唐太監幹政，操縱皇帝生死，才定下了這規矩，如今我大明經過洪武一朝、建文、永樂、洪熙四朝，各種規章製度早已深入人心，太監隻管東廠，並不涉及兵權，非漢唐太監可比，朕想當年皇爺爺便是明白了這個道理，才在靖難後，對太監畀以重任﹐先後派李興使暹羅(今泰國)﹐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域﹐王安等督軍營﹐馬靖巡視甘肅。永樂十八年﹐又在錦衣衛之外增置東廠﹐委宦官主持﹐專門偵伺臣民(見廠衛)﹐宦官開始取得出使﹑專征﹑監軍﹑分鎮以及刺探臣民隱情等大權，讓太監人盡其才，為大明興盛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楊士奇心裏十分的明白，大明洪武皇帝定下那套規矩，其實從他死了之後，就沒多大的效力，這倒不是後來的子孫多麽的不孝，而是朱元璋定下的那套規矩，很多的事情對朝政根本就不適用，這些不身居高位是看不到，也想不到的，就比如大明的戶部稅收，雖說朱元璋一心體恤民力，登基之後就出台各種優惠政策，田賦定到最低，新墾土地更免三年徭役，匠籍製度下的工匠們，更給改善生活，給予補貼，但基於他對戶部認識不夠徹底，空印案”的發生，起自明朝開國後一項財政製度：明朝地方官每年都要到京，向戶部匯報是年的財政賬目。地方官的財務報表，必須要和戶部審核的完全無誤，這樣才算過關。
這看似是個簡單的事，但放在當時，卻極其折騰人：明朝財務製度極嚴，戶部和地方的財務報表，哪怕有一個地方核算的不對，就要重新造冊申報。造冊倒還好辦，蓋章卻是難題。地方官造好圖冊，在地方上蓋好印章，等到了京城核對，一旦發現有錯，就要再回到任地，重新造好冊後再蓋章，然後再跑京城，這就等於脫褲子放屁，官員折騰不說，那些老百姓也跟著遭殃，被折騰的久了，好些機靈的官員，也就想出了辦法。公章當然不能帶到京城，但可以先拿公章，預選蓋好幾個空白圖冊，帶到京城備用。一旦發現有錯，就可現場辦公修改，容易倒是容易，這樣一來，弄虛作假的也就多了，這也是大明的國庫為什麽數字永遠大於銀兩了，一碰上戰事，國庫總會缺銀子。
再比如，對於海禁，在明代以前，中國曆代王朝並未實行過海禁，特別是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宋代與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宋王朝疆域狹小，又兵額龐大，單靠農業稅無法維持巨額財政支出，逼得宋朝政府將目光投到商業和海外貿易上，宋高宗就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因此宋王朝采取了一係列保護和招徠外國海商的措施。到了元朝，統治者更是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和對外出口（在特定時期也曾禁止私人出海貿易，為時甚短），其市舶管理和征稅製度愈加完備，再加上中外海商“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貿易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海外貿易所帶來的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成為元王朝的“軍國之所資”。因為積極發展海外貿易，可大明建立後，為徹底消除海禁的隱患，他強製實行移民政策，於洪武二十年逼迫浙江舟山島城區和鎮外兩裏以外的居民和其他四十六座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在執行這一政策過程中，其罔顧百姓財產、性命的野蠻性隨處可見，比如硬性規定遷移以三日為期，島上居民一時難以在規定時限內籌集到那麽多船隻，隻好“編門戶、床簀為筏”，淹死者很多。明初在沿海負責軍事的是信國公湯和，他移民時則規定：“午前遷者為民，午後遷者為軍！”
尤堪慨歎的是，“明祖定製，片板不許下海”，朱元璋的這些思想和措施都被立為“祖訓”，要後世子孫奉行不渝。在朱元璋身後，海禁到永樂年才慢慢有些鬆弛，但始終未廢除，可以說對大明的壯大又是一個重大影響。
最為重要的是朱元璋對商業的那一套就更行不通了，從漢唐到兩宋，商人的地位還是在不斷上升的，商業在國民經濟的重要性，也越來越高，到南宋時，甚至已經取代農業，成為國庫的來源之一，南宋疆土不及大明一半，卻是養活了比大明還要多的人，在後期抵抗韃子鐵騎五十多年的戰事，可以說南宋的商業功不可沒，即便是韃子朝廷，也對商業極為重視，可朱元璋建立大明後，由於自身的認識不夠深刻，在與劉基討論怎樣減輕百姓負擔時，說：“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丨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舒。”認為，節省開支可以減輕老百姓負擔，使其不致陷於貧困；“崇本祛末”則國家財政可趨寬裕。洪武十八年九月，更說：“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途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之，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把商業視為農業發展的嚴重障礙。抑商之意溢於言表。為此，他不惜定下種種規矩。
第一防止商人隊伍擴大，千方百計阻止農民經商。蘇、鬆、嘉、湖、杭五郡地狹人稠，“細民無田以耕，往往逐末利”，洪武三年，“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在臨濠開種”。采取移民屯墾的方式阻斷無田農民的經商之路。如果說，這種方式尚有較溫和的仁政色彩的話，那麽，在他晚年便散發著一股“血腥味”了。洪武二十四年，太原府代州繁峙縣令上奏：本縣有農民三百餘戶外逃，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朱元璋覽奏後，諭戶部：百姓安土重遷，假使衣食足給，豈肯輕去其鄉？聽其“隨地占籍”，“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若離鄉農民不務耕種，專營商業，則視為遊手好閑、不務正業之人，準予逮捕。用暴力把農民重新趕回田園，不允許他們離開土地。使商人數量被限製在一定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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