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個鈔關都派禦史及戶部主事監督收稅。設置鈔關則從此時開始，對於這道指令楊崢還是讚同的，這其實就是在征收一些海上的稅收，自永樂年後，海禁打開，沿海一帶因為大海而繁榮昌盛，不少商家獲了不少好處，但大明在這之前，一直沒有設置，從而白白喪失了不少銀子，可以說是朝廷的一大失誤，當然了，說起來這也怪不得朝廷，大明自從朱元璋立國開始，就實行海禁，至於原因，從史書裏記載說：方國珍、張士城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濱海州縣，這一說法，《明史紀事本末》也提到：張士城、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
洪武三年，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
洪武七年(，明政府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
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更是“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自此，連與明朝素好的東南亞各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
為了不讓國人出海，與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次發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為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再次發布命令，禁止中國人下海通番。
朱元璋是個做事極為認真的人，做事從來是要麽不做，要做就做到極致，在海禁這件事上，他便是如此，為了讓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他不僅僅是口頭上做出了一番說辭，還將此事一律法的形式昭告天下，大明律還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向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
“這些倒也罷了，畢竟大明國土足夠大，江南的江湖也不少，不能出海，那與與沿海周邊國家做些貿易也不是不可，但他們似乎小看了朱元璋的決心，除了出海要處罰，便是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正是在這一錯誤政策的指引下，大明於洪武十九年(廢昌國縣，二十年將舟山島城區和鎮外鼓吹兩裏以外的居民和其他四十六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徹底斷絕了大海，沒了大海自不用設置關卡，收取船稅，整個洪武一朝，根本沒這個說法。
但朱元璋寄托希望海禁來鞏固大明海關的作用並不顯著，反而引發起了新的矛盾，由於海禁政策所實施的直接對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勢力，他不僅不能成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區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區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從事漁業生產，或從事海上貿易。朱元璋“嚴交通外藩之禁”，堵絕了沿海地區人民的正常謀生之路。如“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他們除起來進行鬥爭之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誠如明末顧炎武所指出：“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
此外，濱海地區的居民還采取了另外一種鬥爭的手段，逃亡、潛往海外。“國初。。。。。。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為生者萬計”。所以，海禁一開始就得不到切實的貫徹，反複發布的海禁令，也說明了這一點。還有一些人幹脆參加了民間的對外貿易活動。“緣（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
這種弊端到朱棣時，才得以改善，朱棣為了尋找建文帝派遣鄭和下西洋，雖說目的有些不可思議，但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無疑是對海禁大有好處，尤其是鄭和下西洋，除了尋找建文帝外，還做了不少官方貿易，在雙方官方主持下與當地商人進行交易，是明朝擴大海外貿易的重要途徑。鄭和船隊除了裝載賞賜用的禮品外，還有中國的貨物，如銅錢、絲綢、瓷器、鐵器等。這種貿易可以用明代銅錢買賣，多數以貨易貨。最有影響的是擊掌定價法。在印度古裏國，中國船隊到達後，由當地的代理人負責交易事宜，將貨物帶到交易場所，雙方在官員主持下當麵議價定價，一旦定下，決不反悔。雙方互相擊掌表示成交。這種友好的貿易方式，在當地傳為美談。鄭和下西洋期間，尤其是後幾次下西洋貿易規模擴大，遵循的平等自願，等價交換，開創了良好的局麵，因此在用了一朝，朱棣雖在海禁，上“一遵洪武事例禁治”，甚至在鄭和下西洋時期，嚴行海禁一仍其舊，但環境畢竟鬆弛了些，民間海外貿易特別是中國到西洋各國的貿易出現了前所未有繁榮，一時福建漳州、泉州的販海私商踏破傳統禁忌自漳州下海，來到南洋采購胡椒、蘇木、名香等熱帶產品，運輸
海外交易，由於其商品利潤誘人，很快，貿易漸漸擴大，一來朝廷沒設置關卡，少了稅銀，從而能獲取更大的利潤，二來，朝廷於海禁慢慢開始鬆弛，許多港口、船隻隨著鄭和下西洋慢慢開始建立，如此重重，往日冷清的海口兩岸一派繁榮。
很快，嗅覺靈敏的浙商、徽商利用江南的地理優勢，也開始參與其中。他們從福建商人手中購得海外特產，並將江南的絲綢、瓷器販賣給福建商船從中牟取暴利，使得貿易越做越大，一時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如此一來，在永樂一朝是有力者自出貲本，無力者轉輾稱貸。有謀者誆領官銀，無謀者質當人口。有勢者揚旗出入，無勢者投托假借……，這種情景，從永樂後期越發明顯，雖說朱高熾登基後，迫於漸漸衰退的國力，停止下西洋的舉動，但並沒有明確禁海洋，海洋周邊一如既往，經過數年發展，如今形成了巨大的規模，如此一來，其中的好處也越發明顯。
正是看出了這其中的好處，加上大明國庫，並不寬裕的情況下，朱瞻基才同意了戶部尚書郭姿建議，著手設置鈔關，此舉的用意很明顯，在於征收船稅，臨清、杭州兩關也兼收貨稅。由各差禦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船稅以載運商貨之船戶為征課對象。初期按運送路程之遠近和船舶大小長闊不同分等稱船料，估料定稅，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濟寧、濟寧至臨清、臨清至通州各段均每一百料納鈔一百貫；自北京與南京間的全程，每一百納鈔五百貫。後又以估料難核，改為計算梁頭廣狹定稅，其標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不等。如此一來，海上的船隻越多，朝廷收取的銀子也越多了，與眼下的大明來說，的確是一件不錯的喜事，而楊崢之所以對這件事如此看重，除了此舉能給大明國庫帶來好處之外，更大原因是從其中嗅出了某種海洋的味道。
通過後世記載來看，楊崢知道在朱瞻基的十年裏，大明還有一次下西洋的壯舉，此時設置關卡，未必不是為了鄭和下西洋拋出的影子，由不得他不關心。
但遠水畢竟救不了近火，此事他就算再關心，畢竟是身在安南，怎樣盡快處理安南這件大事才是最緊要的，其他事不做他想。
但世間的事情並非全有人隨心所欲，楊崢是安南經略，在這安南之地上也前後兩年了，對於那些急於求成的官兒，少不了要偶爾在皇帝麵前嘀咕幾句，就好像在提醒世人，有那麽一個人年紀輕輕做了高官，卻毫無建樹，上對不起朝廷，對不起黎民百姓，加上楊大人在安南一投手間便送出了十萬石的糧食，種種舉動，立即引起朝廷不少官兒的不滿，其中尤以那些自明清流的言官為首，少不了一番彈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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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更送上了，眼睛都睜不開了，昨晚加班加點得太厲害了，今晚要早些睡了，請見諒哦！
洪武三年，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
洪武七年(，明政府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
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更是“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自此，連與明朝素好的東南亞各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
為了不讓國人出海，與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次發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為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再次發布命令，禁止中國人下海通番。
朱元璋是個做事極為認真的人，做事從來是要麽不做，要做就做到極致，在海禁這件事上，他便是如此，為了讓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他不僅僅是口頭上做出了一番說辭，還將此事一律法的形式昭告天下，大明律還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向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
“這些倒也罷了，畢竟大明國土足夠大，江南的江湖也不少，不能出海，那與與沿海周邊國家做些貿易也不是不可，但他們似乎小看了朱元璋的決心，除了出海要處罰，便是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正是在這一錯誤政策的指引下，大明於洪武十九年(廢昌國縣，二十年將舟山島城區和鎮外鼓吹兩裏以外的居民和其他四十六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徹底斷絕了大海，沒了大海自不用設置關卡，收取船稅，整個洪武一朝，根本沒這個說法。
但朱元璋寄托希望海禁來鞏固大明海關的作用並不顯著，反而引發起了新的矛盾，由於海禁政策所實施的直接對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勢力，他不僅不能成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區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區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從事漁業生產，或從事海上貿易。朱元璋“嚴交通外藩之禁”，堵絕了沿海地區人民的正常謀生之路。如“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他們除起來進行鬥爭之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誠如明末顧炎武所指出：“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
此外，濱海地區的居民還采取了另外一種鬥爭的手段，逃亡、潛往海外。“國初。。。。。。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為生者萬計”。所以，海禁一開始就得不到切實的貫徹，反複發布的海禁令，也說明了這一點。還有一些人幹脆參加了民間的對外貿易活動。“緣（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
這種弊端到朱棣時，才得以改善，朱棣為了尋找建文帝派遣鄭和下西洋，雖說目的有些不可思議，但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無疑是對海禁大有好處，尤其是鄭和下西洋，除了尋找建文帝外，還做了不少官方貿易，在雙方官方主持下與當地商人進行交易，是明朝擴大海外貿易的重要途徑。鄭和船隊除了裝載賞賜用的禮品外，還有中國的貨物，如銅錢、絲綢、瓷器、鐵器等。這種貿易可以用明代銅錢買賣，多數以貨易貨。最有影響的是擊掌定價法。在印度古裏國，中國船隊到達後，由當地的代理人負責交易事宜，將貨物帶到交易場所，雙方在官員主持下當麵議價定價，一旦定下，決不反悔。雙方互相擊掌表示成交。這種友好的貿易方式，在當地傳為美談。鄭和下西洋期間，尤其是後幾次下西洋貿易規模擴大，遵循的平等自願，等價交換，開創了良好的局麵，因此在用了一朝，朱棣雖在海禁，上“一遵洪武事例禁治”，甚至在鄭和下西洋時期，嚴行海禁一仍其舊，但環境畢竟鬆弛了些，民間海外貿易特別是中國到西洋各國的貿易出現了前所未有繁榮，一時福建漳州、泉州的販海私商踏破傳統禁忌自漳州下海，來到南洋采購胡椒、蘇木、名香等熱帶產品，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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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看出了這其中的好處，加上大明國庫，並不寬裕的情況下，朱瞻基才同意了戶部尚書郭姿建議，著手設置鈔關，此舉的用意很明顯，在於征收船稅，臨清、杭州兩關也兼收貨稅。由各差禦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船稅以載運商貨之船戶為征課對象。初期按運送路程之遠近和船舶大小長闊不同分等稱船料，估料定稅，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濟寧、濟寧至臨清、臨清至通州各段均每一百料納鈔一百貫；自北京與南京間的全程，每一百納鈔五百貫。後又以估料難核，改為計算梁頭廣狹定稅，其標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不等。如此一來，海上的船隻越多，朝廷收取的銀子也越多了，與眼下的大明來說，的確是一件不錯的喜事，而楊崢之所以對這件事如此看重，除了此舉能給大明國庫帶來好處之外，更大原因是從其中嗅出了某種海洋的味道。
通過後世記載來看，楊崢知道在朱瞻基的十年裏，大明還有一次下西洋的壯舉，此時設置關卡，未必不是為了鄭和下西洋拋出的影子，由不得他不關心。
但遠水畢竟救不了近火，此事他就算再關心，畢竟是身在安南，怎樣盡快處理安南這件大事才是最緊要的，其他事不做他想。
但世間的事情並非全有人隨心所欲，楊崢是安南經略，在這安南之地上也前後兩年了，對於那些急於求成的官兒，少不了要偶爾在皇帝麵前嘀咕幾句，就好像在提醒世人，有那麽一個人年紀輕輕做了高官，卻毫無建樹，上對不起朝廷，對不起黎民百姓，加上楊大人在安南一投手間便送出了十萬石的糧食，種種舉動，立即引起朝廷不少官兒的不滿，其中尤以那些自明清流的言官為首，少不了一番彈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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