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這可如何是好？”老太監弓著身子道：“黎大人還等著陛下的指示呢？”
黎利沒有立即說話，而是將目光緩緩看向了窗外，鼓聲還在繼續，因為太過響亮，以至於一響而動全城，所以不明就裏的妃嬪們一個個都伸長著脖子張望，前方的院子裏也占滿了不少太監、丫鬟，在對鼓聲指指點點，竊竊私語，往日顯得有些死氣的皇宮，卻因為這鼓聲變得勃勃有生氣。
“此人敢死諫，想來也是個人物，他不是要上書麽，你去讓黎丁將那人的奏折給朕拿來，朕倒要看看，朕做了什麽昏庸無道的事情，讓他要以死向諫！“
老太監有些擔心的道：“皇上，那幫言官還沒走，這會兒接了他們的奏折，是不是……？“
黎利哼了聲道：“一個人敢如此藐視朕，他的奏折，朕又豈能不看一看？去吧，沒事！”
老太監應了聲，又匆匆忙忙的去了。
宮門外，黎丁早已丟了那幫不知死活的言官，帶著幾個侍衛衝到了宮門前，奔向了那兩麵登聞鼓，便見大鼓的麵前，站著一個身材欣長，麵容消瘦，但身板筆挺如一副骨架的中年書生，正在奮力擊大右側的那麵打鼓，鼓麵被他一下下的敲下去，發出響亮而清脆的聲響。
隻是這麽一眼，黎丁便覺得此人是個值得敬佩的人，喝止了衝上前的侍衛，親自走上前，抱了抱拳喝道：“敢問先生是什麽人，為何擊打登聞鼓！“
那書生聞言，並沒有立即停下敲打，而是有節湊的連續敲打了三下，才緩緩轉過身來，淡淡地看了黎丁一眼，將手中的棒槌放在了鼓架上，朗聲道：“崐山清虛洞教諭沈傲！”他的聲音不大，但這麽一說，卻讓人渾身一震，讓人不敢仰視。
黎丁尚未來得及說話，沈傲道：“大人可知道規矩？”
黎丁心道：“這鼓從老子當官以來，就沒聽到響起過，若不是你老兄今日擊打聞起鼓聲，才知這兩麵鼓也是可以響的，誰還知道什麽規矩？”
“本官不知？”黎丁沉聲道，語氣並沒有半分的居高臨下。
沈傲雙目光芒閃射，盯著黎丁一字一字的道：“按規矩，我要見皇上！“
黎丁本可以不必理會，權當是一個瘋子在這裏胡亂打了一通鼓，可不知為何，那消瘦的臉龐，那清澈無比的眸子，讓他不由自主的讓開了一條小道，就差沒說一聲“請了！”
沈傲看也不看眾人，大步穿過眾人讓開的小道。
“等一下……？”黎丁忽然喊住了他，伸手指了指那緊跟其後的黑漆漆的棺材，道：“沈大人，這裏是皇宮，可不是棺材鋪，這玩意抬進去太不吉利了吧，你還是留在外麵吧？”
沈傲回頭看了看那黑漆漆的棺材，道：“你們就聽這位大人的，你們留在外麵，今日沈某已死相諫，死在裏麵，死在外麵並無分別！“說著頭也不回的走了進去，黎丁等人急忙跟了上去，如此一來，頗有幾分為其保駕護航一般。
自聽聞了鼓聲，那幫仿佛死了爹媽的言官，此時全都活了過來，雖說今日的較量以慘敗收場，但眼下還不是一敗塗地，還有翻盤的機會，沈傲的道德文章，天下聞名，有他上書，目的也是一樣，隻要皇帝同意納諫，那麽今日他們的這番舉動，也不算毫無成果，最低限度，日後的史書上，還能記上濃濃的一筆，所以此時看到雄赳赳氣昂昂走進來的沈傲眾人仿佛看到了救民恩人一般，不管是受傷的，沒受傷的，流血的，沒流血的都圍了過來，這個說好樣的，那個說看你的，好不熱鬧。
阮卿走上前摸了一把額頭上的血跡，道：“能不能救下老師，就看師弟了？“
沈傲點了點頭道：“我明白！“說完，便一言不發。
便在這時，返回宮中的老太監急急忙忙地出了宮來，黎丁眼尖，急忙迎了上去道：“老公共，怎麽樣，這事兒，皇帝怎麽說？”
老太監道：“還能怎麽樣，鼓都敲了，相瞞怕是瞞不住了，皇帝說了，讓你將擊鼓之人看住了，切莫讓他跑了，他的奏折麽，有咱家送給皇上瞧瞧，看看這人是不是當真一心為公！”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黎丁連說了幾句如此甚好，便伸手一指道：“此人便是擊鼓之人？”
老太監看了沈傲一眼，見他雖是一身粗布長袍，但渾身散發的一身傲氣，倒也不敢讓人小視了，恩了聲道：“很好！”說完，一掃佛塵道：“奏折拿上來吧？”沈傲淡淡地看了一眼老太監，從鼻腔裏哼了聲，道：“我的奏折隻給皇帝看，給忠孝之人看，公公還是不看為好？”
那老太監沒讀過什麽書，一時尚未明白這話中的奧妙，身旁的一個小太監忙道：“公公，他這是在罵你呢？”
老太監聞言先是一愣，待明白了其中的奧妙，一張老臉漲得通紅，想要反駁，苦於讀書少，一時不知該說什麽，隻是一咬牙說了句：“你，你很好！”
眼看再鬧下去太不像話，黎丁急忙上前勸說道：“公公請消消氣，這讀書人書讀多了，腦子就不好使，要不然也不會抬著棺材來敲打這登聞鼓，公公也算是宮中的元老了，和這等書呆子一般見識，未免有shi身份！”
老太監哼了聲道：“黎大人說得對，這都是什麽東西！”罵了兩聲，忽想起奏折還沒要來，又道：“黎大人，這奏折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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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寫了言官，許多書友們說我將言官寫得太厲害了，尤其是死諫，說除了海瑞，根本沒人能做得到。
其實這是大家將言官的力量看的太弱了，言官在明朝雖不被稱作諫官，但實質是諫官，所謂”諫官”又稱”諫臣”，指規諫君過之臣、勸諫天子過失之官。《孔子家語&#8226；子路初見》有”為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的名論；《白虎通&#8226；諫諍》論及朝廷職官時說，”設輔弼，置諫官”，諫官被看作是與左丞右相同等重要的帝王羽翼。
”諫”字包含多重意蘊，而要義在”直言以勸正”。《說文》曰：”諫，證也。從言柬聲。”《廣雅&#8226；釋詁一》曰：”諫，正也。”《字匯》曰：”諫，直言以悟人也。”綜上所述，”諫”的基本內涵是，以正直之言啟悟別人。諫官之”諫”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給各類人提意見，而是針對君主，”諫朝政之得失”。”廷諍”(在朝廷當麵向君主直言)與”上封事”(書麵向君主提意見)是諫官將批評上達君主的兩種形式。
可見諫官的重要了，諫官的設立始於周代，盛行於秦漢至唐宋時期。但相傳於舜帝時，已有”納言”一職。《尚書&#8226；孔氏傳》說：”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這種納言之官，是諫官的初始。納言可直接向皇帝反映下情。《呂氏春秋&#8226；自知》記載，商湯王時已有”司過之士”，皇帝有過錯，可以由”司過之士”提出或者糾正。司過之士已近似於諫官。
周文王時，周王室內設有”保氏”一職。”保氏”，可算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諫官。《周禮&#8226；地官》：”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諫王惡”。據《周禮注疏》卷十四”地官保氏”：”保者是保安之義，故使王謹慎其身而歸於道”，”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王有惡則諫之，故雲掌諫王惡”。也就是說，”保氏”的職責是司掌規諫王的過錯。周文王庶子召公曾任過保氏一職。王安石《諫官》：”嚐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
春秋戰國時，直接以”諫”命官，稱為諫官。齊桓公設”大諫”之職，其他各國均有類似的設置。齊國中央官製的主體是在相的下麵，設置五個行政部門，即所謂”五官製度”。齊國的五個主要部門了，從這裏就可以看出，諫官處在相當顯著的位置，他是齊國中央相府的五個職掌之一。《呂氏春秋&#8226；勿躬篇》載：管仲對齊桓公說：”早入宴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貴，臣不若東郭，請置以為大諫。”其他國家如趙、魏、韓三國相府直屬官有左右”司過”，掌諫議。諫官處在君王身邊，專司其過，找君王的缺點毛病。
雖然曆朝曆代，各項製度有較大的變革，但諫官不能不設。秦初置諫議大夫，其諫官製度對後世影響至深，諫議之職直沿至宋元時期。
《通典》卷二十一說：”諫議大夫，秦置，掌論議。”秦置諫官，真正的名稱是”諫大夫”，隸屬郎中令，無定員，多至數十人，職掌議論。郎中令是諸郎官的總頭領，而郎是侍從官的統稱，郎官的主要職責是護衛陪從，隨時建議，備顧問及差遣。郎中令下屬有諫大夫若幹人，郎中近千人。其中諫大夫專掌備顧問應對，司諫議之職。
漢武帝時沿襲秦製，仍設”諫大夫”，東漢光武帝時增”議”字，始稱”諫議大夫”，置三十人。漢時，諫議大夫是光祿勳的專職諫官，其職責是”直言極諫”，匡正君非，諫諍得失。漢文帝屬善納諫言之君，曾下詔，察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凡任諫職者，須進行”直言”之士的對策，策試成績優秀，則可任職。漢時的著名諫官有劉輔、王褒、貢禹、匡衡、王吉、何武、夏侯勝、嚴助等人。這些諫官均敢直言，頗有政聲。
秦漢除諫議大夫為專職諫官外，光祿大夫、議郎、博士等均有諫議之責，其他中央官員若加有侍中、散騎、中常侍等官銜，亦可在皇帝身邊起到諫議的作用。
宋代也重視諫官，曾專門從”三省”中的門下省分出一個諫院與三省並行，以左右諫議大夫為長官，加上門下省的”給事中”，合稱為”給諫”。另外，改唐時”補闕”為”司諫”，改”拾遺”為”正言”，仍分右左而置。宋設”司諫”，表示專司諫諍之職；”正言”，表示向皇帝說正確的話，糾正皇帝的錯誤言論。正所謂”正言之為官，以諫救遺失”。司諫、正言都是很重要的專職諫官。王安石《上田正言書》謂正言者”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症，蹇蹇一心，如對策時”。
宋專置諫院，並置諫官六人，以”司諫”、”正言”充任；另有許多以他官兼領者，謂之”知諫院”、”同知諫院”，帶有加官性質，但也是很重要的諫官。司馬光在遷起居舍人時，就是同知諫院，並有《諫院題名記》一篇。宋代諫官職權很大，”朝夕耳目天子行事”，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對各方麵的問題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安石說：”欲行其誌，宜莫若此時。”
他官兼領諫官，是宋代諫官製度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弊病，諫官的性質發生了一些變化。唐宋以前，言官與察官是分立的。諫官司言，禦史司察；諫官掌規諫諷諭，獻可替否，禦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監督政府，糾察皇帝，禦史監督官吏，糾彈大臣。唐代的禦史不得言事，諫官也不得糾彈。宋代初期，禦史和諫官也分別職司，並不兼領職務，後諫院獨立，權力擴大，並且規定諫官由皇帝親擢，不得用宰相所薦舉，諫官雖然可以諫諍皇帝，但也有糾繩宰相之責。據宋史載：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諫官皆得諫正。宋神宗以後，諫職更加擴大，以兩省給諫權，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給右諫議大夫權。宋神宗初年，規定他官可以兼領其諫官職務，並以知雜侍的禦史鄧綰為中丞，除諫議大夫。唐代重諫官，輕禦史，而宋代的禦史多由諫官兼權，諫官又往往分行禦史的職權，這樣對皇帝的箴規闕失、規諫就削弱了。
另外，諫官與宰相，諫院與政府的矛盾也日趨激烈。在漢代，諫官禹光祿勳隸屬於宰相，諫議大夫當然是宰相的下屬。唐代，諫官屬門下省，仍是宰相的下屬，總之是專門向皇帝諫諍過失的。唐製，皇帝朝見文武百官後，通常沒有特殊的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後，皇帝另和宰相從容討論，這時旁人不得參加，而門下省的諫官們獨在例外，他們可以隨從宰相列席參加，而且規定要有諫官列席。宰相有時不便同皇帝直接講的話，可以由這些”言者無罪”的諫官來講。諫官講的對固然好，講的不對，也無妨大體，因為諫官的職責就是開口講話，這樣也就可使宰相免同皇帝直接衝突，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政治上的藝術，即君權、相權之間相互調節。這一關係是：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諫官，諫官又諫諍皇帝。但諫官職權擴大，禦史兼領諫職以後，就形成了諫院與政府之間的矛盾，諫官往往不是糾繩天子，而是糾繩宰相。
當然這種製度也有積極的一麵，如司馬光在同知諫院時，以諫官之職，進行揭露jian邪佞妄，嚴整吏治。包拯在皇佑二年任天章閣待製、知諫院時，以諫官名義”三彈張堯佐”，就是很有名的事件。但不管怎樣，諫官的主要任務應是諫諍皇帝，監察政府有禦史台。諫官對政府官員有監察權以後，就形成了台官、諫官共同糾察政府官員，宰相再也不好借諫官之口向皇帝發表意見，諫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諫官、台官也漸漸不分，稱呼也逐漸合流為”台諫”。王安石新政的失敗，就與諫院同政府丞相水火很有關係。神宗元豐年間(公元1078年)改革官製，廢除諫院，正式以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分隸於門下、中書二省，專供諫職，不得越職言事。諫議大夫趙彥若侵禦史論事，左轉秘書監。
元代廢門下省，諫議、司諫、正言也隨之俱廢，因而未設專職諫官。但禦史卻承宋製，得兼諫職。
明代亦無專職諫官，而由”給事中”和各道禦史兼任諫職，流俗為”給諫”。但實質還是諫官，但縱觀曆代諫官，可以說明朝的言官最為厲害，這一點無論是朱元璋的時代，還是朱棣的年代都有體現，當然了，最能體現是在後期。
如嘉靖時，《明世宗實錄》載，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丙子），公元1566年，升總督三邊右都禦史郭幹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讚機務。升戶部右侍郎陳其學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這樣，陳其學在五十九歲的時候又獲得升遷，由戶部右侍郎陝西巡撫升任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僉都禦史陝西三邊總督（節製甘肅寧夏陝西三邊，甘肅固原寧夏延綏四鎮）。
據《明世宗實錄》載，上任之初，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兵部就複陝西總督陳其學、巡撫延綏都禦史王遴條陳四事：一、添設府同知二員，列禦延安駐劄榆林，分管邊腹城堡不預他務。二、凡總兵衙門原調尖兒手人馬查照各堡盡數發回，以後將領務嚴行操彩，各堡自有精兵，毋得擅自調操搶兌以致單弱。其入衛遊兵有逃故者，徑於本軍戶內勾補，果係戶絕亦設法召募，務充故額勿得借桃選之名徒壞軍政。三、榆鎮入衛之兵每營留三百人，以抵薊鎮軍門，所抽選操下九百之數，仍準添募遊兵二枝以濟緩急。四、該鎮見有總督撫按等官，遴以邊政久犯，欲再遣經略大臣，恐多官事擾不如責成遴等為便。
一個月後，陳其學再奏邊防五事：一、調腹兵以補空邊，二、視功次以激勇力，三、量緩急以攤軍儲，四、處供饋以豫冬防，五、備戰馬以充衛額。陳其學言到：“三邊四鎮，地裏浩渺，兵稀糧少，戎律失弛。仍嚴革橫派，廣恤窮軍，精察地形，熟演武藝，明斥堠，遠哨聽，詰奸慝，招投降。凡保障陝民者，罔不盡心以為之豫。”
正當陳其學招募兵馬、補充缺額、嚴肅紀律、整頓軍務之時，發生了俺答入侵的事兒。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丙辰），公元1566年，陳其學剛到任不久，就發生了套虜萬餘騎由延綏平山墩入寇事件。總兵郭琥屯兵清平堡，以虜眾不敢進。虜遂分其眾為二，一支奔保安、安定、安塞等縣；一支徑抵延安府關外。固原總兵郭江副總兵時鑾等堅壁不戰。三邊總督陳其學辯得虜已深入，遂遣都司馮時泰等出邊揭其巢，巢陷，至虜急回巢救援。之後的十月，俺答又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死。再犯山西偏頭關、大同，參將崔世榮戰死。
當年的十二月，嘉靖皇帝駕崩。
明朝的言官們真是厲害，他們不打仗，不種地，不做工，專門整人。陳其學就是在陝西巡按禦史溫如玉和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的連續奏報中被革職的。
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陝西巡按禦史溫如玉報定邊營被虜且及二旬尚無出塞之期，請追究文武諸臣、總督陳其學、巡撫王遴、總兵郭琥等責任。而褒恤死事總兵郭江等。
溫如玉，鄖陽城人，明嘉靖二十八年中舉，嘉靖三十二年，登陳謹榜進士，先出任過荊襄行人，禦史銜，掌管傳旨、冊封、撫諭等事。之後他擔任兩淮鹽政監察禦史、蘇鬆巡按、關中巡按、吳下巡按和山東觀察副使。他位列大夫，死前是執掌一省的按事分巡察，為主管兵備、學政、海防、清軍、監軍等的副長官。清同治《鄖縣誌&#8226；人物卷》對他的介紹為：“溫如玉，字孟醇，號少穀，嘉靖進士，事親以孝聞。除行人，拜禦史，巡鹺浙江，按蘇鬆、陝西，綽露豐棱，著有《延綏善後圖》、《蘇鬆賦役法》，擢山東副使卒。”溫如玉死於隆慶己巳年，時年四十一歲。
之後的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又言陳其學儒緩，與陝西巡撫戴才俱非軍旅才，宜急選才望臣代之。
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兵科給事中，從七品。歐陽一敬由於其深厚的罵功，被人稱作“罵神”，靠一封封奏疏使三品以上文武官員二十餘人，並侯爵一人、伯爵兩人皆罷免。彈劾過英國公張溶（張玉後代）。當時禦史胡應嘉在嘉靖皇帝病危時彈劾內閣大學士高拱。嘉靖病重，奏章落到高拱手中，高拱大怒，但胡應嘉雖與高拱結仇，卻依舊任官。直到隆慶年間，楊博主管京察（對官員的考核）時，一貫威風的言官卻一反常態地被裁。胡應嘉在京查結束後大加彈劾楊博不裁山西人（楊博是山西人）。高拱感到有機可乘，便想把胡應嘉趕下台。然而這一舉動觸犯了言官們的利益，紛紛彈劾高拱，高拱一一化解。此時罵神歐陽一敬也彈劾高拱，將高拱比作宋朝大奸臣蔡京。而且還表示，如果高拱要處罰胡應嘉，那就先處罰自己。高拱請求內閣首輔徐階處罰言官，徐階不允。高拱的門生禦史齊康站出來彈劾歐陽一敬和徐階，但並無效果。徐階也暗命六部官員彈劾高拱，高拱一氣之下隻得罷官回鄉。看看言官們何等厲害，內閣何等混亂，連閣老高拱都被彈劾出局。
歐陽一敬依靠自己的口才駁倒了內閣大學士高拱，名聲愈盛。然而之後徐階退休，三年後，高拱依靠宦官陳洪和隆慶皇帝的寵信再次回到內閣，並且被授予吏部尚書的職務。吏部尚書有權調離官員，於是三年前彈劾高拱的言官大多被革職、調任或者罰俸。歐陽一敬深感壓力，於是他主動辭職。然而回鄉途中，歐陽一敬鬱鬱而死。這位“罵神”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自嚴嵩敗，言官爭發憤論事，一敬尤敢言。”在刑科任給事中時，歐陽一敬就彈劾過南京侍郎傅頤、寧夏巡撫王崇古、湖廣參政太常寺少卿應槐、禮部尚書董份，至董份、應槐、傅頤罷官。之後，調任兵科給事中，彈劾廣西總兵、恭順侯吳繼爵，吳繼爵罷官（由俞大猷接任）。三個月後，彈劾陝西三邊總督陳其學、巡撫戴才，僅憑“儒緩”一詞，就至陳其學、戴才罷官。之後，相繼彈劾山西總兵董一奎、浙江總兵劉顯、英國公張溶、錦衣衛都督李隆等，除英國公張溶外，全部罷官。
於是，在溫如玉、歐陽一敬的彈劾奏報下，皇帝下旨，請令戶兵二部破格發帑銀馬價以極匱濟急，並選舉廢棄將官才勇可用者。兵部複具如二臣言。
上曰地方失事重大，陳其學革任聽勘，吏部急推相應者往代，毋綏，遴琥各住俸。督副總兵黃演等戴罪殺賊，廢棄將官堪用者兵部具以名聞餘悉如擬，於是增郭江左都督賜諡立祠，諭祭營葬具如張達例，蔭一子世襲指揮僉事。發太倉銀四萬兩，馬價銀二萬兩運赴該鎮給用。已改刑部左侍郎霍冀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禦史代陳其學；起原任巡撫宣府右僉都禦史楊巍代替戴才。
一個“儒緩”竟成罪名，這樣，由刑部左侍郎霍冀代替陳其學接任了陝西總督，而宣府巡撫楊巍則代替了戴才出任陝西巡撫。
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慶元年一月，陳其學六十歲時首次革任聽勘。實際上，隆慶元年4月才追究嘉靖45年10月虜寇殺總兵郭江及殺千總高嵐等14人的事，也才罷了陝西三邊總督陳其學和陝西巡撫戴才的官，令其回籍聽用。同時奪延綏巡撫王遴的奉祿；革了總兵官郭琥的職；守備高元吉等53人也糾治如律。
緊接著，陝西巡按溫如玉又以虜數犯邊境殺掠無數請治總督霍冀及巡撫王璘罪。霍冀剛上任就遭彈劾。兵部議，王璘已經降奉，勿論。霍冀剛接任抓緊修邊，以觀後效。
其實，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份，陳其學才從戶部右侍郎總督南京糧儲任上接到擔任陝西三邊總督的任命。不知道陳其學是從南京到西安上任還是從北京到西安上任，也不知道他是騎馬還是坐轎子，最快也得五月到任。而上任僅僅5個月就遭到了彈劾。三邊總督督的是陝西寧夏甘肅三邊四鎮（包括甘肅、寧夏、固原、延綏四鎮），陳其學可能連自己的防區都沒來得及跑一遍，連軍事會議也沒來得及開一次，手下的人馬刀槍還不完全熟悉，手下的大將聽不聽喝，能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也沒把握，就遭到彈劾，繼而革任聽勘。而在這之前的10月，陝西總督陳其學和薊遼總督劉燾三年考滿，剛剛獲得升遷。那時候的通訊遠沒有現在發達，打個電話，發個短信就指揮了，固原離陝西總督行轅至少上千公裏，一個命令沒有幾天根本傳不過去。是陳其學得知虜深入犯邊，即命令都司馮時泰出邊一舉搗揭其巢，才解了邊關之圍，言官們卻視而不見。
萬曆皇帝30年怠政，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一段輝煌的時光，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萬曆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其實也是被言官罵成這樣子的。
敢於罵皇上，直接罵，毫不留情地罵，在中國曆史上以明朝最為突出。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曆皇帝描繪成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是個五毒俱全、一無是處的皇帝。在我們看來，這不是進諫，簡直就是人身攻擊、誹謗侵害名譽。但萬曆皇帝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
從那以後，給萬曆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隻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背了革職的處分，後來者，什麽處分都沒有。萬曆皇帝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幹脆任由他們罵來罵去，最後的結果是明亡於萬曆成了定論，這種風氣到了崇禎的時候，更為明顯。
崇禎時，大明已經是到了亡國的地步，言官並沒有發揮他們本該有的作用，相反，他們趨媚權貴，各自為政，如兵科給事中曾應遴最顯反覆小人之態。曾應遴本為楊嗣昌私人，借其力升任言官，但楊嗣昌一死，則力攻之，居然疏請剖棺戮屍，“搖尾生前反唇死後”，以怨報德。楊嗣昌死後，他又相繼趨附薛國觀、周延儒，周延儒得勢時，曾應遴逢人就說：“我一生不負周老先生”，然而，朝廷一有風吹草動，“迨延儒奉旨看議，則又從注籍中倉皇送單，讀其議，凜然霜鉞矣”，其卑鄙反覆一至於此，士大夫剛正、凜然的氣節蕩然無存，末世景象盡顯。一些有識之士也洞察到這一點，感歎崇禎末“士氣卑壞至此，亦亡國之兆。再如，崇禎十四年，洪承疇孤軍困守鬆山，形勢危急，而清軍也因補給斷絕，有後顧之憂，就向明朝發出議和。
可以說，這在當時是給大明一個喘氣的機會，而崇禎皇帝經過權衡，也有議和的心思，當下授權兵部尚書陳新甲與後金說和，此舉說白了是無奈之舉，同時也不失為緩兵之計，此計謀一出，崇禎皇帝就擔心和談之事外廷知曉後會阻撓反對，再三叮囑秘密進行。可是和談還是因偶爾疏忽而泄密了，言官們一聽駭愕不已，一些注重夷夏之辨的言官不顧兵部的艱難處境，紛紛反對。兵科給事中方士亮上疏追究陳新甲的責任，認為他“主和辱國”；給事中廖國遴等四人渾水摸魚，也極力倡言殺陳新甲，表麵上是以《春秋》大義反對議和，實則是出於索賄的目的。陳新甲家人趕緊活動，這四名言官收到賄賂後馬上論調大變，又倡言陳新甲必不可殺。但議和的消息鬧開後，言路已洶洶然，思宗迫於輿論壓力，改變初衷，讓陳新甲做了替死鬼，議和中寢，明朝失去了最後的翻盤的機會，可以說言官在其中的作用就不是什麽好作用，可即便如此，皇帝最終迫於言官的言論，不得不就此作罷，足見言官的厲害。
再如後來的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三，李明睿勸崇禎放棄北京，盡快南遷。崇禎有意遷都，陳演“反對南遷”，並示意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嚴厲譴責李明睿，揚言：“不殺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二月初八，李自成陷太原，北京震動。薊遼總督王永吉、順天巡撫楊鶚建議提調吳三桂保衛京師，二月二十七日，崇禎帝在文華殿召開緊急會議，征調吳三桂“勤王”，陳演、魏藻德兩人不敢同意，以致此事一延再延。崇禎罵他：“汝一死不足蔽辜”。三月初四，崇禎終於決定，放棄寧遠，征調吳三桂、王永吉、唐通、劉澤清護衛京師。吳三桂接到命令後，三月上旬啟程，十六日入山海關，二十日至豐潤時，李自成已攻破北京。這些固然有大明的局麵已經無法收拾，但若稍加緩和未必沒有再起的希望，如果說大明最後的希望是來自崇禎帝性子優柔寡斷，猜疑心中的話，那這其中言官為了個人的利益，不顧朝廷局麵也有分不開的關係。
說了這麽多，並非可以詆毀言官，隻是想說明一下，言官在當時的那個年代的確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他們有為國家，為了社稷前赴後繼，個個不畏生死，的確起到了應有的作用，這些並不是我故意誇大，事實上，言官這種敢言直諫的風節和精神，源於儒家的政治倫理、道德傳統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目標的激勵下，眾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為君為國為民的基本原則，直言諫諍，所謂”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雖也有愚忠的內涵，但於國於民於社會還是有益的。特別是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意識，一批言官忠實地履行著監督與糾察的職責，對於朝廷的各種權力體係起到了一種較強的製約與規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有莫大的作用，當然了，壞處不是沒有，這種在明朝後期很能體現，不少言官附勢苟全、趨利避害、甚至枉法殘民之輩，尤其是明中期以後，隨著朝政的**，不少言官為了個人或集團利益，身陷門戶，黨同伐異，朋比為奸，置國家命運於不顧，這股力量就變得可怕了。我文中的言官與之相比，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
黎利沒有立即說話，而是將目光緩緩看向了窗外，鼓聲還在繼續，因為太過響亮，以至於一響而動全城，所以不明就裏的妃嬪們一個個都伸長著脖子張望，前方的院子裏也占滿了不少太監、丫鬟，在對鼓聲指指點點，竊竊私語，往日顯得有些死氣的皇宮，卻因為這鼓聲變得勃勃有生氣。
“此人敢死諫，想來也是個人物，他不是要上書麽，你去讓黎丁將那人的奏折給朕拿來，朕倒要看看，朕做了什麽昏庸無道的事情，讓他要以死向諫！“
老太監有些擔心的道：“皇上，那幫言官還沒走，這會兒接了他們的奏折，是不是……？“
黎利哼了聲道：“一個人敢如此藐視朕，他的奏折，朕又豈能不看一看？去吧，沒事！”
老太監應了聲，又匆匆忙忙的去了。
宮門外，黎丁早已丟了那幫不知死活的言官，帶著幾個侍衛衝到了宮門前，奔向了那兩麵登聞鼓，便見大鼓的麵前，站著一個身材欣長，麵容消瘦，但身板筆挺如一副骨架的中年書生，正在奮力擊大右側的那麵打鼓，鼓麵被他一下下的敲下去，發出響亮而清脆的聲響。
隻是這麽一眼，黎丁便覺得此人是個值得敬佩的人，喝止了衝上前的侍衛，親自走上前，抱了抱拳喝道：“敢問先生是什麽人，為何擊打登聞鼓！“
那書生聞言，並沒有立即停下敲打，而是有節湊的連續敲打了三下，才緩緩轉過身來，淡淡地看了黎丁一眼，將手中的棒槌放在了鼓架上，朗聲道：“崐山清虛洞教諭沈傲！”他的聲音不大，但這麽一說，卻讓人渾身一震，讓人不敢仰視。
黎丁尚未來得及說話，沈傲道：“大人可知道規矩？”
黎丁心道：“這鼓從老子當官以來，就沒聽到響起過，若不是你老兄今日擊打聞起鼓聲，才知這兩麵鼓也是可以響的，誰還知道什麽規矩？”
“本官不知？”黎丁沉聲道，語氣並沒有半分的居高臨下。
沈傲雙目光芒閃射，盯著黎丁一字一字的道：“按規矩，我要見皇上！“
黎丁本可以不必理會，權當是一個瘋子在這裏胡亂打了一通鼓，可不知為何，那消瘦的臉龐，那清澈無比的眸子，讓他不由自主的讓開了一條小道，就差沒說一聲“請了！”
沈傲看也不看眾人，大步穿過眾人讓開的小道。
“等一下……？”黎丁忽然喊住了他，伸手指了指那緊跟其後的黑漆漆的棺材，道：“沈大人，這裏是皇宮，可不是棺材鋪，這玩意抬進去太不吉利了吧，你還是留在外麵吧？”
沈傲回頭看了看那黑漆漆的棺材，道：“你們就聽這位大人的，你們留在外麵，今日沈某已死相諫，死在裏麵，死在外麵並無分別！“說著頭也不回的走了進去，黎丁等人急忙跟了上去，如此一來，頗有幾分為其保駕護航一般。
自聽聞了鼓聲，那幫仿佛死了爹媽的言官，此時全都活了過來，雖說今日的較量以慘敗收場，但眼下還不是一敗塗地，還有翻盤的機會，沈傲的道德文章，天下聞名，有他上書，目的也是一樣，隻要皇帝同意納諫，那麽今日他們的這番舉動，也不算毫無成果，最低限度，日後的史書上，還能記上濃濃的一筆，所以此時看到雄赳赳氣昂昂走進來的沈傲眾人仿佛看到了救民恩人一般，不管是受傷的，沒受傷的，流血的，沒流血的都圍了過來，這個說好樣的，那個說看你的，好不熱鬧。
阮卿走上前摸了一把額頭上的血跡，道：“能不能救下老師，就看師弟了？“
沈傲點了點頭道：“我明白！“說完，便一言不發。
便在這時，返回宮中的老太監急急忙忙地出了宮來，黎丁眼尖，急忙迎了上去道：“老公共，怎麽樣，這事兒，皇帝怎麽說？”
老太監道：“還能怎麽樣，鼓都敲了，相瞞怕是瞞不住了，皇帝說了，讓你將擊鼓之人看住了，切莫讓他跑了，他的奏折麽，有咱家送給皇上瞧瞧，看看這人是不是當真一心為公！”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黎丁連說了幾句如此甚好，便伸手一指道：“此人便是擊鼓之人？”
老太監看了沈傲一眼，見他雖是一身粗布長袍，但渾身散發的一身傲氣，倒也不敢讓人小視了，恩了聲道：“很好！”說完，一掃佛塵道：“奏折拿上來吧？”沈傲淡淡地看了一眼老太監，從鼻腔裏哼了聲，道：“我的奏折隻給皇帝看，給忠孝之人看，公公還是不看為好？”
那老太監沒讀過什麽書，一時尚未明白這話中的奧妙，身旁的一個小太監忙道：“公公，他這是在罵你呢？”
老太監聞言先是一愣，待明白了其中的奧妙，一張老臉漲得通紅，想要反駁，苦於讀書少，一時不知該說什麽，隻是一咬牙說了句：“你，你很好！”
眼看再鬧下去太不像話，黎丁急忙上前勸說道：“公公請消消氣，這讀書人書讀多了，腦子就不好使，要不然也不會抬著棺材來敲打這登聞鼓，公公也算是宮中的元老了，和這等書呆子一般見識，未免有shi身份！”
老太監哼了聲道：“黎大人說得對，這都是什麽東西！”罵了兩聲，忽想起奏折還沒要來，又道：“黎大人，這奏折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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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寫了言官，許多書友們說我將言官寫得太厲害了，尤其是死諫，說除了海瑞，根本沒人能做得到。
其實這是大家將言官的力量看的太弱了，言官在明朝雖不被稱作諫官，但實質是諫官，所謂”諫官”又稱”諫臣”，指規諫君過之臣、勸諫天子過失之官。《孔子家語&#8226；子路初見》有”為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的名論；《白虎通&#8226；諫諍》論及朝廷職官時說，”設輔弼，置諫官”，諫官被看作是與左丞右相同等重要的帝王羽翼。
”諫”字包含多重意蘊，而要義在”直言以勸正”。《說文》曰：”諫，證也。從言柬聲。”《廣雅&#8226；釋詁一》曰：”諫，正也。”《字匯》曰：”諫，直言以悟人也。”綜上所述，”諫”的基本內涵是，以正直之言啟悟別人。諫官之”諫”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給各類人提意見，而是針對君主，”諫朝政之得失”。”廷諍”(在朝廷當麵向君主直言)與”上封事”(書麵向君主提意見)是諫官將批評上達君主的兩種形式。
可見諫官的重要了，諫官的設立始於周代，盛行於秦漢至唐宋時期。但相傳於舜帝時，已有”納言”一職。《尚書&#8226；孔氏傳》說：”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這種納言之官，是諫官的初始。納言可直接向皇帝反映下情。《呂氏春秋&#8226；自知》記載，商湯王時已有”司過之士”，皇帝有過錯，可以由”司過之士”提出或者糾正。司過之士已近似於諫官。
周文王時，周王室內設有”保氏”一職。”保氏”，可算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諫官。《周禮&#8226；地官》：”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諫王惡”。據《周禮注疏》卷十四”地官保氏”：”保者是保安之義，故使王謹慎其身而歸於道”，”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王有惡則諫之，故雲掌諫王惡”。也就是說，”保氏”的職責是司掌規諫王的過錯。周文王庶子召公曾任過保氏一職。王安石《諫官》：”嚐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
春秋戰國時，直接以”諫”命官，稱為諫官。齊桓公設”大諫”之職，其他各國均有類似的設置。齊國中央官製的主體是在相的下麵，設置五個行政部門，即所謂”五官製度”。齊國的五個主要部門了，從這裏就可以看出，諫官處在相當顯著的位置，他是齊國中央相府的五個職掌之一。《呂氏春秋&#8226；勿躬篇》載：管仲對齊桓公說：”早入宴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貴，臣不若東郭，請置以為大諫。”其他國家如趙、魏、韓三國相府直屬官有左右”司過”，掌諫議。諫官處在君王身邊，專司其過，找君王的缺點毛病。
雖然曆朝曆代，各項製度有較大的變革，但諫官不能不設。秦初置諫議大夫，其諫官製度對後世影響至深，諫議之職直沿至宋元時期。
《通典》卷二十一說：”諫議大夫，秦置，掌論議。”秦置諫官，真正的名稱是”諫大夫”，隸屬郎中令，無定員，多至數十人，職掌議論。郎中令是諸郎官的總頭領，而郎是侍從官的統稱，郎官的主要職責是護衛陪從，隨時建議，備顧問及差遣。郎中令下屬有諫大夫若幹人，郎中近千人。其中諫大夫專掌備顧問應對，司諫議之職。
漢武帝時沿襲秦製，仍設”諫大夫”，東漢光武帝時增”議”字，始稱”諫議大夫”，置三十人。漢時，諫議大夫是光祿勳的專職諫官，其職責是”直言極諫”，匡正君非，諫諍得失。漢文帝屬善納諫言之君，曾下詔，察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凡任諫職者，須進行”直言”之士的對策，策試成績優秀，則可任職。漢時的著名諫官有劉輔、王褒、貢禹、匡衡、王吉、何武、夏侯勝、嚴助等人。這些諫官均敢直言，頗有政聲。
秦漢除諫議大夫為專職諫官外，光祿大夫、議郎、博士等均有諫議之責，其他中央官員若加有侍中、散騎、中常侍等官銜，亦可在皇帝身邊起到諫議的作用。
宋代也重視諫官，曾專門從”三省”中的門下省分出一個諫院與三省並行，以左右諫議大夫為長官，加上門下省的”給事中”，合稱為”給諫”。另外，改唐時”補闕”為”司諫”，改”拾遺”為”正言”，仍分右左而置。宋設”司諫”，表示專司諫諍之職；”正言”，表示向皇帝說正確的話，糾正皇帝的錯誤言論。正所謂”正言之為官，以諫救遺失”。司諫、正言都是很重要的專職諫官。王安石《上田正言書》謂正言者”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症，蹇蹇一心，如對策時”。
宋專置諫院，並置諫官六人，以”司諫”、”正言”充任；另有許多以他官兼領者，謂之”知諫院”、”同知諫院”，帶有加官性質，但也是很重要的諫官。司馬光在遷起居舍人時，就是同知諫院，並有《諫院題名記》一篇。宋代諫官職權很大，”朝夕耳目天子行事”，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對各方麵的問題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安石說：”欲行其誌，宜莫若此時。”
他官兼領諫官，是宋代諫官製度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弊病，諫官的性質發生了一些變化。唐宋以前，言官與察官是分立的。諫官司言，禦史司察；諫官掌規諫諷諭，獻可替否，禦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監督政府，糾察皇帝，禦史監督官吏，糾彈大臣。唐代的禦史不得言事，諫官也不得糾彈。宋代初期，禦史和諫官也分別職司，並不兼領職務，後諫院獨立，權力擴大，並且規定諫官由皇帝親擢，不得用宰相所薦舉，諫官雖然可以諫諍皇帝，但也有糾繩宰相之責。據宋史載：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諫官皆得諫正。宋神宗以後，諫職更加擴大，以兩省給諫權，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給右諫議大夫權。宋神宗初年，規定他官可以兼領其諫官職務，並以知雜侍的禦史鄧綰為中丞，除諫議大夫。唐代重諫官，輕禦史，而宋代的禦史多由諫官兼權，諫官又往往分行禦史的職權，這樣對皇帝的箴規闕失、規諫就削弱了。
另外，諫官與宰相，諫院與政府的矛盾也日趨激烈。在漢代，諫官禹光祿勳隸屬於宰相，諫議大夫當然是宰相的下屬。唐代，諫官屬門下省，仍是宰相的下屬，總之是專門向皇帝諫諍過失的。唐製，皇帝朝見文武百官後，通常沒有特殊的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後，皇帝另和宰相從容討論，這時旁人不得參加，而門下省的諫官們獨在例外，他們可以隨從宰相列席參加，而且規定要有諫官列席。宰相有時不便同皇帝直接講的話，可以由這些”言者無罪”的諫官來講。諫官講的對固然好，講的不對，也無妨大體，因為諫官的職責就是開口講話，這樣也就可使宰相免同皇帝直接衝突，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政治上的藝術，即君權、相權之間相互調節。這一關係是：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諫官，諫官又諫諍皇帝。但諫官職權擴大，禦史兼領諫職以後，就形成了諫院與政府之間的矛盾，諫官往往不是糾繩天子，而是糾繩宰相。
當然這種製度也有積極的一麵，如司馬光在同知諫院時，以諫官之職，進行揭露jian邪佞妄，嚴整吏治。包拯在皇佑二年任天章閣待製、知諫院時，以諫官名義”三彈張堯佐”，就是很有名的事件。但不管怎樣，諫官的主要任務應是諫諍皇帝，監察政府有禦史台。諫官對政府官員有監察權以後，就形成了台官、諫官共同糾察政府官員，宰相再也不好借諫官之口向皇帝發表意見，諫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諫官、台官也漸漸不分，稱呼也逐漸合流為”台諫”。王安石新政的失敗，就與諫院同政府丞相水火很有關係。神宗元豐年間(公元1078年)改革官製，廢除諫院，正式以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分隸於門下、中書二省，專供諫職，不得越職言事。諫議大夫趙彥若侵禦史論事，左轉秘書監。
元代廢門下省，諫議、司諫、正言也隨之俱廢，因而未設專職諫官。但禦史卻承宋製，得兼諫職。
明代亦無專職諫官，而由”給事中”和各道禦史兼任諫職，流俗為”給諫”。但實質還是諫官，但縱觀曆代諫官，可以說明朝的言官最為厲害，這一點無論是朱元璋的時代，還是朱棣的年代都有體現，當然了，最能體現是在後期。
如嘉靖時，《明世宗實錄》載，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丙子），公元1566年，升總督三邊右都禦史郭幹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讚機務。升戶部右侍郎陳其學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這樣，陳其學在五十九歲的時候又獲得升遷，由戶部右侍郎陝西巡撫升任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僉都禦史陝西三邊總督（節製甘肅寧夏陝西三邊，甘肅固原寧夏延綏四鎮）。
據《明世宗實錄》載，上任之初，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兵部就複陝西總督陳其學、巡撫延綏都禦史王遴條陳四事：一、添設府同知二員，列禦延安駐劄榆林，分管邊腹城堡不預他務。二、凡總兵衙門原調尖兒手人馬查照各堡盡數發回，以後將領務嚴行操彩，各堡自有精兵，毋得擅自調操搶兌以致單弱。其入衛遊兵有逃故者，徑於本軍戶內勾補，果係戶絕亦設法召募，務充故額勿得借桃選之名徒壞軍政。三、榆鎮入衛之兵每營留三百人，以抵薊鎮軍門，所抽選操下九百之數，仍準添募遊兵二枝以濟緩急。四、該鎮見有總督撫按等官，遴以邊政久犯，欲再遣經略大臣，恐多官事擾不如責成遴等為便。
一個月後，陳其學再奏邊防五事：一、調腹兵以補空邊，二、視功次以激勇力，三、量緩急以攤軍儲，四、處供饋以豫冬防，五、備戰馬以充衛額。陳其學言到：“三邊四鎮，地裏浩渺，兵稀糧少，戎律失弛。仍嚴革橫派，廣恤窮軍，精察地形，熟演武藝，明斥堠，遠哨聽，詰奸慝，招投降。凡保障陝民者，罔不盡心以為之豫。”
正當陳其學招募兵馬、補充缺額、嚴肅紀律、整頓軍務之時，發生了俺答入侵的事兒。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丙辰），公元1566年，陳其學剛到任不久，就發生了套虜萬餘騎由延綏平山墩入寇事件。總兵郭琥屯兵清平堡，以虜眾不敢進。虜遂分其眾為二，一支奔保安、安定、安塞等縣；一支徑抵延安府關外。固原總兵郭江副總兵時鑾等堅壁不戰。三邊總督陳其學辯得虜已深入，遂遣都司馮時泰等出邊揭其巢，巢陷，至虜急回巢救援。之後的十月，俺答又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死。再犯山西偏頭關、大同，參將崔世榮戰死。
當年的十二月，嘉靖皇帝駕崩。
明朝的言官們真是厲害，他們不打仗，不種地，不做工，專門整人。陳其學就是在陝西巡按禦史溫如玉和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的連續奏報中被革職的。
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陝西巡按禦史溫如玉報定邊營被虜且及二旬尚無出塞之期，請追究文武諸臣、總督陳其學、巡撫王遴、總兵郭琥等責任。而褒恤死事總兵郭江等。
溫如玉，鄖陽城人，明嘉靖二十八年中舉，嘉靖三十二年，登陳謹榜進士，先出任過荊襄行人，禦史銜，掌管傳旨、冊封、撫諭等事。之後他擔任兩淮鹽政監察禦史、蘇鬆巡按、關中巡按、吳下巡按和山東觀察副使。他位列大夫，死前是執掌一省的按事分巡察，為主管兵備、學政、海防、清軍、監軍等的副長官。清同治《鄖縣誌&#8226；人物卷》對他的介紹為：“溫如玉，字孟醇，號少穀，嘉靖進士，事親以孝聞。除行人，拜禦史，巡鹺浙江，按蘇鬆、陝西，綽露豐棱，著有《延綏善後圖》、《蘇鬆賦役法》，擢山東副使卒。”溫如玉死於隆慶己巳年，時年四十一歲。
之後的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又言陳其學儒緩，與陝西巡撫戴才俱非軍旅才，宜急選才望臣代之。
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兵科給事中，從七品。歐陽一敬由於其深厚的罵功，被人稱作“罵神”，靠一封封奏疏使三品以上文武官員二十餘人，並侯爵一人、伯爵兩人皆罷免。彈劾過英國公張溶（張玉後代）。當時禦史胡應嘉在嘉靖皇帝病危時彈劾內閣大學士高拱。嘉靖病重，奏章落到高拱手中，高拱大怒，但胡應嘉雖與高拱結仇，卻依舊任官。直到隆慶年間，楊博主管京察（對官員的考核）時，一貫威風的言官卻一反常態地被裁。胡應嘉在京查結束後大加彈劾楊博不裁山西人（楊博是山西人）。高拱感到有機可乘，便想把胡應嘉趕下台。然而這一舉動觸犯了言官們的利益，紛紛彈劾高拱，高拱一一化解。此時罵神歐陽一敬也彈劾高拱，將高拱比作宋朝大奸臣蔡京。而且還表示，如果高拱要處罰胡應嘉，那就先處罰自己。高拱請求內閣首輔徐階處罰言官，徐階不允。高拱的門生禦史齊康站出來彈劾歐陽一敬和徐階，但並無效果。徐階也暗命六部官員彈劾高拱，高拱一氣之下隻得罷官回鄉。看看言官們何等厲害，內閣何等混亂，連閣老高拱都被彈劾出局。
歐陽一敬依靠自己的口才駁倒了內閣大學士高拱，名聲愈盛。然而之後徐階退休，三年後，高拱依靠宦官陳洪和隆慶皇帝的寵信再次回到內閣，並且被授予吏部尚書的職務。吏部尚書有權調離官員，於是三年前彈劾高拱的言官大多被革職、調任或者罰俸。歐陽一敬深感壓力，於是他主動辭職。然而回鄉途中，歐陽一敬鬱鬱而死。這位“罵神”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自嚴嵩敗，言官爭發憤論事，一敬尤敢言。”在刑科任給事中時，歐陽一敬就彈劾過南京侍郎傅頤、寧夏巡撫王崇古、湖廣參政太常寺少卿應槐、禮部尚書董份，至董份、應槐、傅頤罷官。之後，調任兵科給事中，彈劾廣西總兵、恭順侯吳繼爵，吳繼爵罷官（由俞大猷接任）。三個月後，彈劾陝西三邊總督陳其學、巡撫戴才，僅憑“儒緩”一詞，就至陳其學、戴才罷官。之後，相繼彈劾山西總兵董一奎、浙江總兵劉顯、英國公張溶、錦衣衛都督李隆等，除英國公張溶外，全部罷官。
於是，在溫如玉、歐陽一敬的彈劾奏報下，皇帝下旨，請令戶兵二部破格發帑銀馬價以極匱濟急，並選舉廢棄將官才勇可用者。兵部複具如二臣言。
上曰地方失事重大，陳其學革任聽勘，吏部急推相應者往代，毋綏，遴琥各住俸。督副總兵黃演等戴罪殺賊，廢棄將官堪用者兵部具以名聞餘悉如擬，於是增郭江左都督賜諡立祠，諭祭營葬具如張達例，蔭一子世襲指揮僉事。發太倉銀四萬兩，馬價銀二萬兩運赴該鎮給用。已改刑部左侍郎霍冀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禦史代陳其學；起原任巡撫宣府右僉都禦史楊巍代替戴才。
一個“儒緩”竟成罪名，這樣，由刑部左侍郎霍冀代替陳其學接任了陝西總督，而宣府巡撫楊巍則代替了戴才出任陝西巡撫。
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慶元年一月，陳其學六十歲時首次革任聽勘。實際上，隆慶元年4月才追究嘉靖45年10月虜寇殺總兵郭江及殺千總高嵐等14人的事，也才罷了陝西三邊總督陳其學和陝西巡撫戴才的官，令其回籍聽用。同時奪延綏巡撫王遴的奉祿；革了總兵官郭琥的職；守備高元吉等53人也糾治如律。
緊接著，陝西巡按溫如玉又以虜數犯邊境殺掠無數請治總督霍冀及巡撫王璘罪。霍冀剛上任就遭彈劾。兵部議，王璘已經降奉，勿論。霍冀剛接任抓緊修邊，以觀後效。
其實，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份，陳其學才從戶部右侍郎總督南京糧儲任上接到擔任陝西三邊總督的任命。不知道陳其學是從南京到西安上任還是從北京到西安上任，也不知道他是騎馬還是坐轎子，最快也得五月到任。而上任僅僅5個月就遭到了彈劾。三邊總督督的是陝西寧夏甘肅三邊四鎮（包括甘肅、寧夏、固原、延綏四鎮），陳其學可能連自己的防區都沒來得及跑一遍，連軍事會議也沒來得及開一次，手下的人馬刀槍還不完全熟悉，手下的大將聽不聽喝，能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也沒把握，就遭到彈劾，繼而革任聽勘。而在這之前的10月，陝西總督陳其學和薊遼總督劉燾三年考滿，剛剛獲得升遷。那時候的通訊遠沒有現在發達，打個電話，發個短信就指揮了，固原離陝西總督行轅至少上千公裏，一個命令沒有幾天根本傳不過去。是陳其學得知虜深入犯邊，即命令都司馮時泰出邊一舉搗揭其巢，才解了邊關之圍，言官們卻視而不見。
萬曆皇帝30年怠政，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一段輝煌的時光，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萬曆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其實也是被言官罵成這樣子的。
敢於罵皇上，直接罵，毫不留情地罵，在中國曆史上以明朝最為突出。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曆皇帝描繪成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是個五毒俱全、一無是處的皇帝。在我們看來，這不是進諫，簡直就是人身攻擊、誹謗侵害名譽。但萬曆皇帝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
從那以後，給萬曆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隻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背了革職的處分，後來者，什麽處分都沒有。萬曆皇帝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幹脆任由他們罵來罵去，最後的結果是明亡於萬曆成了定論，這種風氣到了崇禎的時候，更為明顯。
崇禎時，大明已經是到了亡國的地步，言官並沒有發揮他們本該有的作用，相反，他們趨媚權貴，各自為政，如兵科給事中曾應遴最顯反覆小人之態。曾應遴本為楊嗣昌私人，借其力升任言官，但楊嗣昌一死，則力攻之，居然疏請剖棺戮屍，“搖尾生前反唇死後”，以怨報德。楊嗣昌死後，他又相繼趨附薛國觀、周延儒，周延儒得勢時，曾應遴逢人就說：“我一生不負周老先生”，然而，朝廷一有風吹草動，“迨延儒奉旨看議，則又從注籍中倉皇送單，讀其議，凜然霜鉞矣”，其卑鄙反覆一至於此，士大夫剛正、凜然的氣節蕩然無存，末世景象盡顯。一些有識之士也洞察到這一點，感歎崇禎末“士氣卑壞至此，亦亡國之兆。再如，崇禎十四年，洪承疇孤軍困守鬆山，形勢危急，而清軍也因補給斷絕，有後顧之憂，就向明朝發出議和。
可以說，這在當時是給大明一個喘氣的機會，而崇禎皇帝經過權衡，也有議和的心思，當下授權兵部尚書陳新甲與後金說和，此舉說白了是無奈之舉，同時也不失為緩兵之計，此計謀一出，崇禎皇帝就擔心和談之事外廷知曉後會阻撓反對，再三叮囑秘密進行。可是和談還是因偶爾疏忽而泄密了，言官們一聽駭愕不已，一些注重夷夏之辨的言官不顧兵部的艱難處境，紛紛反對。兵科給事中方士亮上疏追究陳新甲的責任，認為他“主和辱國”；給事中廖國遴等四人渾水摸魚，也極力倡言殺陳新甲，表麵上是以《春秋》大義反對議和，實則是出於索賄的目的。陳新甲家人趕緊活動，這四名言官收到賄賂後馬上論調大變，又倡言陳新甲必不可殺。但議和的消息鬧開後，言路已洶洶然，思宗迫於輿論壓力，改變初衷，讓陳新甲做了替死鬼，議和中寢，明朝失去了最後的翻盤的機會，可以說言官在其中的作用就不是什麽好作用，可即便如此，皇帝最終迫於言官的言論，不得不就此作罷，足見言官的厲害。
再如後來的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三，李明睿勸崇禎放棄北京，盡快南遷。崇禎有意遷都，陳演“反對南遷”，並示意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嚴厲譴責李明睿，揚言：“不殺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二月初八，李自成陷太原，北京震動。薊遼總督王永吉、順天巡撫楊鶚建議提調吳三桂保衛京師，二月二十七日，崇禎帝在文華殿召開緊急會議，征調吳三桂“勤王”，陳演、魏藻德兩人不敢同意，以致此事一延再延。崇禎罵他：“汝一死不足蔽辜”。三月初四，崇禎終於決定，放棄寧遠，征調吳三桂、王永吉、唐通、劉澤清護衛京師。吳三桂接到命令後，三月上旬啟程，十六日入山海關，二十日至豐潤時，李自成已攻破北京。這些固然有大明的局麵已經無法收拾，但若稍加緩和未必沒有再起的希望，如果說大明最後的希望是來自崇禎帝性子優柔寡斷，猜疑心中的話，那這其中言官為了個人的利益，不顧朝廷局麵也有分不開的關係。
說了這麽多，並非可以詆毀言官，隻是想說明一下，言官在當時的那個年代的確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他們有為國家，為了社稷前赴後繼，個個不畏生死，的確起到了應有的作用，這些並不是我故意誇大，事實上，言官這種敢言直諫的風節和精神，源於儒家的政治倫理、道德傳統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目標的激勵下，眾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為君為國為民的基本原則，直言諫諍，所謂”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雖也有愚忠的內涵，但於國於民於社會還是有益的。特別是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意識，一批言官忠實地履行著監督與糾察的職責，對於朝廷的各種權力體係起到了一種較強的製約與規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有莫大的作用，當然了，壞處不是沒有，這種在明朝後期很能體現，不少言官附勢苟全、趨利避害、甚至枉法殘民之輩，尤其是明中期以後，隨著朝政的**，不少言官為了個人或集團利益，身陷門戶，黨同伐異，朋比為奸，置國家命運於不顧，這股力量就變得可怕了。我文中的言官與之相比，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