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利誦讀完畢，細細體會了一番，拿起朱筆，在一兩句上做出了修改，然後拿起玉璽蓋上了皇帝印，丟給了當值的太監，送到內閣昭告天下。
要說百姓還著實好糊弄，得知皇帝下了罪己詔紛紛大讚皇帝英明，又不知從哪兒得知皇帝老人家為了對天旱，“罪己”之舉是絕食，方式獨特，態度真誠，付諸行動。絕食三日後，群臣請求皇上進食，並報告說四周普降甘霖，獨京城微少。皇帝擔心群臣消息有假，騙他進食，乃曰：“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天不雨，民受饑，我憑什麽活著？要是不下雨，他要將絕食進行到底，這下百姓大為感動，紛紛表示擁護，便是朝堂之上的不少群臣也大讚皇帝文武之德，僅僅一天的功夫，民心空前凝固。
消息傳來，黎利大大鬆了一口氣，原本他對於皇帝下一個罪己詔的做法不以為然，隻覺得不過是文人玩的鬼把戲而已，未必有效，如今看來效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短短一日的功夫，好消息一波接一波的傳來，讓他有了將這份罪己詔進行到底年頭，今日的早朝之上，他滿臉悲切的當群臣之麵自責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隨後，他又駁回了大臣阮陽等人在義安城募兵的奏請，決定“放棄此舉，而下哀痛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皇城募兵，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令百姓養馬即可免除徭役），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詔書傳遍天下，文武百官百姓莫不是交口稱讚。
見效果如此明顯，讓黎利對和談之事信心大漲，當下讓範文巧立即著手此事，範文巧也不含糊，當即派遣了使者趕往交州城與主帥楊崢商議和談之事。
消息傳來，楊大人立即召集眾人商議，張本一聽立即表示不同意，說朝廷委任他們此來是行一國兩製，目的是將安南在一個大明的統治之下，如今一切局麵都朝著有利的形勢在發展，在囚徒困境日複一日的壓迫之下，不斷的有對方百姓，官員前來，黎利這個時候來求和，分明是不安好心，再者黎利此人反複無常，一旦今日答應了和談，明日再反駁，不斷是朝廷，還是百姓再一次麵臨苦不堪言的鏡麵，所以對於和談，他堅決不答應。
而徐朗則認為黎利這是以和議為緩兵之計，勸阻楊崢不要輕易的答應，即便是真的要和談，也要也要效仿前朝金國，最大限度侵奪安南國的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安南國的錢財，最大限度的對黎利削之弱之，最後再亡之。
對於兩人的意見，楊崢一直不置可否，隻好問計與黃福。
黃福在安南多年，對安南多了幾分親切之意，認定在有利的形勢下和談也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安南必須是居於明朝屬國的地位，隻要安南每年能“饋贈”萬兩黃金、百萬兩白銀即可。作為回報，大明可以給予一些文教方麵的資助，但這些需要安南上貢明朝每年貂皮千張、人參千斤。
第二點則是國界的問題，大明有對哀牢、占人的宗主國的身份，同時交州等周邊所在城池原封不動歸大明所有，要說這個條件倒也不算太苛刻，以安南眼下的局麵，一旦從大明給予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出這些錢綽綽有餘，所以黎利也一定會答應。
黃福的建議卻遭到了張翼、王通等一幹武將的反對，王通認為黎利狡猾多變，此時和談，擺明了是緩兵之計，一旦脫離困境，必會卷土重來，所以對於此等反複無常的小人，就應該是痛打落水狗，決不能給他喘氣的機會，最好是立即發發兵進攻義安城。
有了種種意見，這份和談自是沒落到實質上，而這也是黎利範文巧二人願意看到的結果，當使者返回，兩人連夜有擬定了一份和談的計劃，想以此來打動楊崢。
第二次的和談與先前相比，無論是進展上，還是在態度上，都比第一次要好了許多，這也是因為黎利給出的好處不少，一、大明與安南為兄弟之國，大明皇帝年幼，稱黎利為兄，後世仍以世以齒論。二、以交州為國界，雙方撤兵，大明除保有交州之外，還有給北江府、諒江府、三江府、建平府、新安府、建昌府六府為大明在安南疆土，此後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三、安南方每年向大明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並進貢孔雀，蕉布，犀角，蚺蛇膽，鸚鵡，金，草豆{艸寇}，龍花蕊，翡毛，翠毛，鮫魚皮，檳榔，黃屑，白露蘚。至交州交割。四、雙方於邊境設置榷場，開展互市貿易。“
要說這個和談黎利算是給足了成本，但明眼人一眼就看出，這根本就是黎利給大明下的套子，一旦大明同意了這份合約，大明就不得不退兵，那麽黎利的困境就解除了，而在這之前，楊崢卻已從對方的官員口中，黎利就在前幾日已同意範文巧的建議，在清化府、鎮蠻府、諒山府、新平府、演州府、乂安府、順化府、太原直隸州、宣化直隸州、嘉興直隸州、歸化直隸州、廣威直隸州等地秘密屯田，且種植蕎麥，其用意不用說，都能看出一二，更別說今日一早，黎利下罪己詔，其心思如何，不言而喻了。
雖知對方求和不過是緩兵之計，但楊崢還是隆重接待了對方的使者，一時宴飲極歡，待對方使者送出交州城，依著軍師徐朗的建議，命人立即把與議和的詳情一五一十寫下來，密報給隱藏在義安城的錦衣衛，按照楊崢交代，與第二日一早，馬上送人拿出傳抄散發。這一來不得了，言路嘩然，群情激憤，一起上言上書攻擊皇帝這是喪權辱國，為了配合對方的輿論，楊崢通過背叛而來的地方官員發送邸報、塘報都是官方所辦類似今天“大內參”、“小內參”一類的東西。邸報乃首都朝內的政情大匯總，記載皇帝旨諭和朝臣奏議；塘報內容多為地方軍政大事要聞輯錄，一般通過官方驛遞係統在京城衙門府署送遞並發至四方官署，一時黎利求和消息可謂是傳遍安南每一個角落。
黎利甫聽消息，大吃一驚，他著實沒想到對方不但看出了自己的心思，還給出了如此致命的一擊，將自己不顧臉麵求和一事公布與天下，平日裏多不說話的言官這會兒一個個卻是精神百倍，他們引經據典將皇帝此舉硬是罵成了喪權辱國之舉，就差沒罵皇帝是暴君商紂王了，氣得黎利當天就病倒了，若非太醫及時診斷，指不定還有什麽後果。
此舉的結果著實有些出乎範文巧的意料之外，一來他沒想到大明根本不給他們求和的機會，這麽快就做出了反擊，二來言官會有如此大的反應，阮卿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幹脆把皇帝痛罵了一頓，罵了就罵人了，偏生人家還慷慨激昂了一番，卻永遠不說正題。
唯獨幾個有見識的才學之士才看出此舉無奈與皇帝的臥薪嚐膽，隻可惜看出的人太少了些，大多的文武百官卻大受啟發，紛紛按這個調子發言，結果求和一事幾徹底當做了罪不容誅的事情了，便是他這個發起人也被著實痛罵了一頓不說，還捎帶了範家列祖列宗了，對此範文巧頭疼不已，卻又解釋不得，隻有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了。
^^^^^^^^^^^^^^^^^^^^
ps：古代帝王，雖為王，卻也是人，是人，難免也會犯錯誤。“罪己詔”本來是帝王們知錯改錯的好機會，可相當多的帝王們，卻拿了它來裝點自己，或者隻是應急，並不真的要改正，這一來，下“罪己詔”的次數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詔”當回事，“罪己詔”反而成了他們的擋箭牌，所以，越到後來，問題就越嚴重，以致到了國難不可收拾的地步。
罪己詔最大的好處，是求得人們的理解和諒解，保持行動上的一致性。白居易寫的<賀雨>詩，就是一種對帝王的理解和諒解。詩中說的是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續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賀雨》詩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才七日，和氣生衝融。凝為油油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複濛濛。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芃芃。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而縱觀古代帝王，罪己詔多半會用，且多半是在國事不可收拾的時候用的最多，這一點，朱由檢就一個最好的實例。史書上說，明朝皇帝朱由檢，在位十七年，“罪己詔”沒有少下。<明史>中記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詔罪己，辟居武英殿，減膳撤樂，示與將士同甘苦。”“甲寅，詔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閏月癸卯，下詔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詔免直省殘破州縣三餉及一切常賦二年。”“壬申，下詔罪己。”
如明朝崇禎十年（1637）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詔”，這道“詔”的內容不在自責，而在自曝官場腐惡內幕：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便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淩於閭裏。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這位崇禎皇帝朱由檢，也不怕自家人說他是給自家臉上“抹黑”，更不怕“敵對勢力”用來攻擊大明的製度設計，而是口無遮攔，來了個“官場**大揭底”。
問題揭露出來了，但他改不了，卻又助其發展，及至流賊犯皇陵，帝素服召對廷臣。陳子壯進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帝納之。崇禎帝下了“收人心”的“罪己詔”外，仍然是變著花樣吃、喝、玩、樂。到李自成進北京時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皇家究竟是超級巨富，國庫恁多積蓄，如能早拿來助賑、助餉，盡可少下兩次“罪己詔”；而一道又一道的“罪己詔”，最後積攢起來一個總的“罪己詔”，就是在煤山自縊前的遺詔，也算是最後一道“罪己詔”：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諒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勿死傷百姓一人。
明朝能走到滅亡的一天，實非朱由檢一個之過，但是，他作為十七年之君也是難逃其咎的。但他卻說：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事皆亡國之象。
中國古代帝王們的“罪己詔”，除了小範圍的對麵“口諭”而外，公布於天下的就是詔書了。這類詔書，皇帝本人是不會寫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稱為“詔記”的其實極少，大多為有關閣臣代筆，以璽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詔》，是政論大手筆陸贄的傑作；宋徽宗痛罵自己的文字，則出自宇文虛之手。
“罪己詔”畢竟不同於一般詔書，草好了，皇帝賞你；出事了，唯你是問。因為起草“罪己詔”而受益的，明代有許彬。明朝太上皇英宗結束俘虜生涯即將返還，遣彬至宣府奉迎。從俘虜營放出來，畢竟不光彩，得找個台階下，於是太上皇命許彬書“罪己詔”及諭群臣敕，遣祭土木陣亡官軍，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賞識。英宗複辟後，便委許彬以重任，“累遷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詔，提督四夷館。”但代筆“罪己詔”並不都像許彬那樣受寵，惹來禍端的，張鈞算一個。
據史書記載，皇統九年（公元1149年），雷電震壞寢殿，有火入上寢，金熙宗命翰林學士張鈞代擬“罪己詔”，其中有曆代帝皇在“罪己詔”中常用的套話：“顧茲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聽信大臣讒言：“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立即將張鈞殘酷處死。
在古代的典籍裏能夠找到的“罪己詔”模本，是<尚書>中的<湯誥>和<秦誓>。文字比較詳細並且能夠作為模本的，是<呂氏春秋>裏出現的這句後代“罪己詔”常用的格式語言：“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講的是商湯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詔”的起源，古人認為是從“禹、湯罪己”開始的。據古籍記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無意中看見了犯罪的人，就傷心地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帝王，於是自省自責，主動承擔失查和保護的責任。商滅夏後，湯也布告天下，安撫民心，此布告史稱《湯誥》。在“湯誥”中，湯檢討了他自己的過錯。禹、湯“罪己”，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後來經附會神化，遂成為後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詔”。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亂之後，他擔心“家國多難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煩惱”(<詩經&#8226；周頌&#8226；小毖>)，就反思了禍亂產生的原因並做詩自誡：“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沒人把我來牽扯，禍害拖累自己找)。<尚書&#8226；秦誓>記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勞師遠征慘遭敗績、付出數萬將士的性命後，做了“罪己詔”，結語曰：“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提出了一國之君與國家安危的關係：國家有危險，是因為我一人之過；國家安寧，也是因為我的原因。
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明確地頒布“罪己詔”的人是漢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議漢文帝要早立太子，漢文帝不同意，就頒“詔”說：“朕既不德……”意思是說，如果我現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漢文帝又下了一個“罪己詔”。此後，罪己詔一直都被延續了下來。中國有五千年的曆史，有二十五史，翻開二十五史，從中找古代帝王“罪己詔”的資料還是不少，除<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紀之外，還有《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長編補遺》、《續資治通鑒》，以及宋代的<冊府元龜>，明實錄，清實錄，清朝的東華錄和曆代的記事本等等。
有位叫蕭瀚的學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詔”；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詔”，另外還有四份，一份是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兩份是崇禎皇帝的“罪己詔”，還有一份就是袁世凱的撤消帝製的總統令。如果包括袁世凱在內的話，在中國曆史上，總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最早的一份是漢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後一份是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個時間跨度為兩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為限的話，那麽最後一份“罪己詔”頒布的時間應為一**五年五月二日，時間跨度是兩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詔。
各朝下“罪己詔”的皇帝數量分別是：漢代十五位、若包括呂後的話，兩漢有二十四位皇帝，其中有十五位下過“罪己詔”；接下來三國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吳國兩位、兩晉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遼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占比例來算的話，清朝比例最高：十個皇帝有八個下過“罪己詔”。
之所以頻繁的下罪己詔，說到底是還是罪己詔的作用很明顯，，它是中國古代帝王對災難和過錯的反省、自檢，有它的積極作用，一來表達了他們為了國家和人民，願意把事情辦好的願望；二來籠絡人心，造成一個團結一心的局麵。所以曆朝曆代的地方為了獲取一些人心，造成這種局麵，都會玩這種文字，當然了，文字玩多了，未必會真有用，得民心者得天下能被傳唱千年，並不是沒有他的道理，我在文中讓黎利用罪己詔，就是這個道理，人心失了，再好的罪己詔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並不能挽救頹廢的局勢！
隔壁老王
要說百姓還著實好糊弄，得知皇帝下了罪己詔紛紛大讚皇帝英明，又不知從哪兒得知皇帝老人家為了對天旱，“罪己”之舉是絕食，方式獨特，態度真誠，付諸行動。絕食三日後，群臣請求皇上進食，並報告說四周普降甘霖，獨京城微少。皇帝擔心群臣消息有假，騙他進食，乃曰：“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天不雨，民受饑，我憑什麽活著？要是不下雨，他要將絕食進行到底，這下百姓大為感動，紛紛表示擁護，便是朝堂之上的不少群臣也大讚皇帝文武之德，僅僅一天的功夫，民心空前凝固。
消息傳來，黎利大大鬆了一口氣，原本他對於皇帝下一個罪己詔的做法不以為然，隻覺得不過是文人玩的鬼把戲而已，未必有效，如今看來效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短短一日的功夫，好消息一波接一波的傳來，讓他有了將這份罪己詔進行到底年頭，今日的早朝之上，他滿臉悲切的當群臣之麵自責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隨後，他又駁回了大臣阮陽等人在義安城募兵的奏請，決定“放棄此舉，而下哀痛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皇城募兵，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令百姓養馬即可免除徭役），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詔書傳遍天下，文武百官百姓莫不是交口稱讚。
見效果如此明顯，讓黎利對和談之事信心大漲，當下讓範文巧立即著手此事，範文巧也不含糊，當即派遣了使者趕往交州城與主帥楊崢商議和談之事。
消息傳來，楊大人立即召集眾人商議，張本一聽立即表示不同意，說朝廷委任他們此來是行一國兩製，目的是將安南在一個大明的統治之下，如今一切局麵都朝著有利的形勢在發展，在囚徒困境日複一日的壓迫之下，不斷的有對方百姓，官員前來，黎利這個時候來求和，分明是不安好心，再者黎利此人反複無常，一旦今日答應了和談，明日再反駁，不斷是朝廷，還是百姓再一次麵臨苦不堪言的鏡麵，所以對於和談，他堅決不答應。
而徐朗則認為黎利這是以和議為緩兵之計，勸阻楊崢不要輕易的答應，即便是真的要和談，也要也要效仿前朝金國，最大限度侵奪安南國的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安南國的錢財，最大限度的對黎利削之弱之，最後再亡之。
對於兩人的意見，楊崢一直不置可否，隻好問計與黃福。
黃福在安南多年，對安南多了幾分親切之意，認定在有利的形勢下和談也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安南必須是居於明朝屬國的地位，隻要安南每年能“饋贈”萬兩黃金、百萬兩白銀即可。作為回報，大明可以給予一些文教方麵的資助，但這些需要安南上貢明朝每年貂皮千張、人參千斤。
第二點則是國界的問題，大明有對哀牢、占人的宗主國的身份，同時交州等周邊所在城池原封不動歸大明所有，要說這個條件倒也不算太苛刻，以安南眼下的局麵，一旦從大明給予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出這些錢綽綽有餘，所以黎利也一定會答應。
黃福的建議卻遭到了張翼、王通等一幹武將的反對，王通認為黎利狡猾多變，此時和談，擺明了是緩兵之計，一旦脫離困境，必會卷土重來，所以對於此等反複無常的小人，就應該是痛打落水狗，決不能給他喘氣的機會，最好是立即發發兵進攻義安城。
有了種種意見，這份和談自是沒落到實質上，而這也是黎利範文巧二人願意看到的結果，當使者返回，兩人連夜有擬定了一份和談的計劃，想以此來打動楊崢。
第二次的和談與先前相比，無論是進展上，還是在態度上，都比第一次要好了許多，這也是因為黎利給出的好處不少，一、大明與安南為兄弟之國，大明皇帝年幼，稱黎利為兄，後世仍以世以齒論。二、以交州為國界，雙方撤兵，大明除保有交州之外，還有給北江府、諒江府、三江府、建平府、新安府、建昌府六府為大明在安南疆土，此後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三、安南方每年向大明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並進貢孔雀，蕉布，犀角，蚺蛇膽，鸚鵡，金，草豆{艸寇}，龍花蕊，翡毛，翠毛，鮫魚皮，檳榔，黃屑，白露蘚。至交州交割。四、雙方於邊境設置榷場，開展互市貿易。“
要說這個和談黎利算是給足了成本，但明眼人一眼就看出，這根本就是黎利給大明下的套子，一旦大明同意了這份合約，大明就不得不退兵，那麽黎利的困境就解除了，而在這之前，楊崢卻已從對方的官員口中，黎利就在前幾日已同意範文巧的建議，在清化府、鎮蠻府、諒山府、新平府、演州府、乂安府、順化府、太原直隸州、宣化直隸州、嘉興直隸州、歸化直隸州、廣威直隸州等地秘密屯田，且種植蕎麥，其用意不用說，都能看出一二，更別說今日一早，黎利下罪己詔，其心思如何，不言而喻了。
雖知對方求和不過是緩兵之計，但楊崢還是隆重接待了對方的使者，一時宴飲極歡，待對方使者送出交州城，依著軍師徐朗的建議，命人立即把與議和的詳情一五一十寫下來，密報給隱藏在義安城的錦衣衛，按照楊崢交代，與第二日一早，馬上送人拿出傳抄散發。這一來不得了，言路嘩然，群情激憤，一起上言上書攻擊皇帝這是喪權辱國，為了配合對方的輿論，楊崢通過背叛而來的地方官員發送邸報、塘報都是官方所辦類似今天“大內參”、“小內參”一類的東西。邸報乃首都朝內的政情大匯總，記載皇帝旨諭和朝臣奏議；塘報內容多為地方軍政大事要聞輯錄，一般通過官方驛遞係統在京城衙門府署送遞並發至四方官署，一時黎利求和消息可謂是傳遍安南每一個角落。
黎利甫聽消息，大吃一驚，他著實沒想到對方不但看出了自己的心思，還給出了如此致命的一擊，將自己不顧臉麵求和一事公布與天下，平日裏多不說話的言官這會兒一個個卻是精神百倍，他們引經據典將皇帝此舉硬是罵成了喪權辱國之舉，就差沒罵皇帝是暴君商紂王了，氣得黎利當天就病倒了，若非太醫及時診斷，指不定還有什麽後果。
此舉的結果著實有些出乎範文巧的意料之外，一來他沒想到大明根本不給他們求和的機會，這麽快就做出了反擊，二來言官會有如此大的反應，阮卿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幹脆把皇帝痛罵了一頓，罵了就罵人了，偏生人家還慷慨激昂了一番，卻永遠不說正題。
唯獨幾個有見識的才學之士才看出此舉無奈與皇帝的臥薪嚐膽，隻可惜看出的人太少了些，大多的文武百官卻大受啟發，紛紛按這個調子發言，結果求和一事幾徹底當做了罪不容誅的事情了，便是他這個發起人也被著實痛罵了一頓不說，還捎帶了範家列祖列宗了，對此範文巧頭疼不已，卻又解釋不得，隻有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了。
^^^^^^^^^^^^^^^^^^^^
ps：古代帝王，雖為王，卻也是人，是人，難免也會犯錯誤。“罪己詔”本來是帝王們知錯改錯的好機會，可相當多的帝王們，卻拿了它來裝點自己，或者隻是應急，並不真的要改正，這一來，下“罪己詔”的次數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詔”當回事，“罪己詔”反而成了他們的擋箭牌，所以，越到後來，問題就越嚴重，以致到了國難不可收拾的地步。
罪己詔最大的好處，是求得人們的理解和諒解，保持行動上的一致性。白居易寫的<賀雨>詩，就是一種對帝王的理解和諒解。詩中說的是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續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賀雨》詩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才七日，和氣生衝融。凝為油油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複濛濛。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芃芃。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而縱觀古代帝王，罪己詔多半會用，且多半是在國事不可收拾的時候用的最多，這一點，朱由檢就一個最好的實例。史書上說，明朝皇帝朱由檢，在位十七年，“罪己詔”沒有少下。<明史>中記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詔罪己，辟居武英殿，減膳撤樂，示與將士同甘苦。”“甲寅，詔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閏月癸卯，下詔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詔免直省殘破州縣三餉及一切常賦二年。”“壬申，下詔罪己。”
如明朝崇禎十年（1637）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詔”，這道“詔”的內容不在自責，而在自曝官場腐惡內幕：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便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淩於閭裏。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這位崇禎皇帝朱由檢，也不怕自家人說他是給自家臉上“抹黑”，更不怕“敵對勢力”用來攻擊大明的製度設計，而是口無遮攔，來了個“官場**大揭底”。
問題揭露出來了，但他改不了，卻又助其發展，及至流賊犯皇陵，帝素服召對廷臣。陳子壯進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帝納之。崇禎帝下了“收人心”的“罪己詔”外，仍然是變著花樣吃、喝、玩、樂。到李自成進北京時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皇家究竟是超級巨富，國庫恁多積蓄，如能早拿來助賑、助餉，盡可少下兩次“罪己詔”；而一道又一道的“罪己詔”，最後積攢起來一個總的“罪己詔”，就是在煤山自縊前的遺詔，也算是最後一道“罪己詔”：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諒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勿死傷百姓一人。
明朝能走到滅亡的一天，實非朱由檢一個之過，但是，他作為十七年之君也是難逃其咎的。但他卻說：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事皆亡國之象。
中國古代帝王們的“罪己詔”，除了小範圍的對麵“口諭”而外，公布於天下的就是詔書了。這類詔書，皇帝本人是不會寫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稱為“詔記”的其實極少，大多為有關閣臣代筆，以璽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詔》，是政論大手筆陸贄的傑作；宋徽宗痛罵自己的文字，則出自宇文虛之手。
“罪己詔”畢竟不同於一般詔書，草好了，皇帝賞你；出事了，唯你是問。因為起草“罪己詔”而受益的，明代有許彬。明朝太上皇英宗結束俘虜生涯即將返還，遣彬至宣府奉迎。從俘虜營放出來，畢竟不光彩，得找個台階下，於是太上皇命許彬書“罪己詔”及諭群臣敕，遣祭土木陣亡官軍，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賞識。英宗複辟後，便委許彬以重任，“累遷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詔，提督四夷館。”但代筆“罪己詔”並不都像許彬那樣受寵，惹來禍端的，張鈞算一個。
據史書記載，皇統九年（公元1149年），雷電震壞寢殿，有火入上寢，金熙宗命翰林學士張鈞代擬“罪己詔”，其中有曆代帝皇在“罪己詔”中常用的套話：“顧茲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聽信大臣讒言：“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立即將張鈞殘酷處死。
在古代的典籍裏能夠找到的“罪己詔”模本，是<尚書>中的<湯誥>和<秦誓>。文字比較詳細並且能夠作為模本的，是<呂氏春秋>裏出現的這句後代“罪己詔”常用的格式語言：“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講的是商湯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詔”的起源，古人認為是從“禹、湯罪己”開始的。據古籍記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無意中看見了犯罪的人，就傷心地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帝王，於是自省自責，主動承擔失查和保護的責任。商滅夏後，湯也布告天下，安撫民心，此布告史稱《湯誥》。在“湯誥”中，湯檢討了他自己的過錯。禹、湯“罪己”，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後來經附會神化，遂成為後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詔”。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亂之後，他擔心“家國多難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煩惱”(<詩經&#8226；周頌&#8226；小毖>)，就反思了禍亂產生的原因並做詩自誡：“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沒人把我來牽扯，禍害拖累自己找)。<尚書&#8226；秦誓>記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勞師遠征慘遭敗績、付出數萬將士的性命後，做了“罪己詔”，結語曰：“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提出了一國之君與國家安危的關係：國家有危險，是因為我一人之過；國家安寧，也是因為我的原因。
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明確地頒布“罪己詔”的人是漢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議漢文帝要早立太子，漢文帝不同意，就頒“詔”說：“朕既不德……”意思是說，如果我現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漢文帝又下了一個“罪己詔”。此後，罪己詔一直都被延續了下來。中國有五千年的曆史，有二十五史，翻開二十五史，從中找古代帝王“罪己詔”的資料還是不少，除<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紀之外，還有《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長編補遺》、《續資治通鑒》，以及宋代的<冊府元龜>，明實錄，清實錄，清朝的東華錄和曆代的記事本等等。
有位叫蕭瀚的學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詔”；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詔”，另外還有四份，一份是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兩份是崇禎皇帝的“罪己詔”，還有一份就是袁世凱的撤消帝製的總統令。如果包括袁世凱在內的話，在中國曆史上，總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最早的一份是漢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後一份是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個時間跨度為兩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為限的話，那麽最後一份“罪己詔”頒布的時間應為一**五年五月二日，時間跨度是兩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詔。
各朝下“罪己詔”的皇帝數量分別是：漢代十五位、若包括呂後的話，兩漢有二十四位皇帝，其中有十五位下過“罪己詔”；接下來三國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吳國兩位、兩晉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遼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占比例來算的話，清朝比例最高：十個皇帝有八個下過“罪己詔”。
之所以頻繁的下罪己詔，說到底是還是罪己詔的作用很明顯，，它是中國古代帝王對災難和過錯的反省、自檢，有它的積極作用，一來表達了他們為了國家和人民，願意把事情辦好的願望；二來籠絡人心，造成一個團結一心的局麵。所以曆朝曆代的地方為了獲取一些人心，造成這種局麵，都會玩這種文字，當然了，文字玩多了，未必會真有用，得民心者得天下能被傳唱千年，並不是沒有他的道理，我在文中讓黎利用罪己詔，就是這個道理，人心失了，再好的罪己詔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並不能挽救頹廢的局勢！
隔壁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