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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如今大災在即,京城可少不了郭大人這樣資曆威望極高的官兒坐鎮調度,京城富戶,商家多少感受皇恩浩蕩之人,也不是不明白事理之人,何須用得著郭大人親自出馬,戶部人才不少,正好可以借著這事兒曆練曆練,我看這事兒還是交給其他年輕的官兒吧?”


    朱瞻基也有這個心思,聽了這一番合情合理的話兒,了頭,目光在人群裏掃了一下,便落在了戶部侍郎王佐的臉上,道:“王大人……?“


    王佐,海豐(今山東省慶雲縣)人。永樂九年中舉,入太學,遂貫通經史百家,精於理財之道。永樂十五年任史科給事中,以奏對詳雅,儀表端凝,有大臣體,博得皇太子青睞。宣德元年,被越級提升為行在戶部右侍郎,委以理財重任,時值太倉、臨清、德州、淮、徐諸倉多積弊,宣宗敕王佐巡視。平江伯陳瑄言,漕卒十二萬人,歲漕艱苦,乞僉南方民如軍數,更番轉運。詔佐就瑄及黃福議之。佐還奏,東南民力已困,議遂寢。受命治通州至直沽河道,至宣德四年才返回京城,協助郭資處理戶部事物,頗有盛名。


    聽了皇帝的話兒,急忙上前抱拳道:“微臣在此!“


    宣宗一臉肅然的道:“楊大人剛才所你都聽明白了?”


    王佐道:“微臣聽明白了?”


    宣宗了頭道:“朕讓你去籌備糧草一事,務必做好兩方麵,第一,務必要讓京城的大戶、富戶、商家出糧,而且數字不能少你可明白?”


    “微臣明白?”王佐擦了一把額頭上的汗珠道。


    宣宗繼續道:“第二,京師穩定大於一切,不能因糧產生任何的動亂,你必須讓他們心甘情願的送出糧食,否則有任何的差錯,朕唯你是問!“


    多年的磨礪讓王佐有了一份決然的味道,聽了這死命令,也不含糊抱拳跪下道“臣必竭盡所能,不負皇上厚望!”


    宣宗道:“朕相信你不會讓朕失望?“


    這一番安△▼△▼△▼△▼,排,可謂是最合適的不過的,而數郭資最高興,本是一個燙手山芋,就因為楊崢這麽一句話兒就推了出去,籌備多少糧食與自己毫無半分的幹係,對這個年紀輕輕,一臉笑容的官兒從心裏多了幾分佩服。


    趁人不注意丟了一個感激的眼神,楊大人微微一笑,表示不在意。


    這時,楊士奇上前躬身道:“皇上,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欲,傳授給人既有知識,不如傳授給人學習知識的方法。道理其實很簡單,魚是目的,釣魚是手段,一條魚能解一時之饑,卻不能解長久之饑,如果想永遠有魚吃,那就要學會釣魚的方法。江南地域廣闊,飽含蘇州府、鬆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江南六府,這次六府全都遭受不同程度的雪災,地方大,人數多,單靠京師支援,隻怕難以填滿這個缺口?“


    楊榮道:“正是,江南自古富庶之地,陛下登基以來,百姓賦稅一再降低,就是今年,連河運都加以改正,沒道理經不起一場雪災的,誠然雪災固然嚴重,但老臣相信並非所有府衙都無存糧,京城大戶有不少,江南同樣也不少, 京城的官兒可以支援,江南的官員也可這般,如此一來這才是長久之計?“


    楊溥道:“我朝建立之初,就在各地存有庫糧,以備不時之需,如今天災**,正好可以派上用場,看這大雪,怕是還要下上幾日,朝廷賑災不能手中無糧,可江南人口太多,缺口不,單靠京師吃力不,各地自救才是唯一出路,這一還請皇上明鑒?“


    朱瞻基恩了聲,事實上他心頭也有了計較,江南地域廣闊,飽含蘇州府、鬆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等六府,六府之地若都靠京師,如楊士奇所言,依賴太大,到時人心浮動,反而不利於朝局穩定,所以京師可以給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則需要受災之地自己解決了,常言道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江南自古富庶,大明花費整整五年整頓,沒道理連這一場災難都應付不了,讓人難以相信,但眼下救災要緊,容不得他多想。


    微微沉吟了片刻,道:“三位愛卿言之有理,我朝自洪武登基,就曾在各地建有糧倉,其目的除屯糧為軍用外,更大的目的在於以備不時之需,如今江南雪災,大可開倉賑災!想來洪武爺爺也不會怪罪的?“


    群臣大喜,紛紛讚皇帝英明。事實上,這事兒還得從朱元璋起,當初登基之初,浦江的鄭宅鎮還是個無人知的鎮,但此鎮北依仙華山,南臨浦陽江,蜿蜒的白麟溪穿鎮而過,景色秀麗,曆史悠久。這個江南鎮之所以叫鄭宅,不僅因鄭姓家族長期聚居在此,還與明初鄭氏族長擔任糧長,送賦糧到南京受到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嘉獎有關。


    秦漢時期稅收實行“田租口賦力役”製度,田租要到實地估產,口賦則以年齡為標準交納。漢末,連年戰亂和災荒,地方官既沒有力量組織人力去農村實地估產,也由於失去戶口記錄,無法弄清民眾年齡以征收口賦和分派力役。為此曹操不得不改行“租調法”,田租按土地麵積征收,戶調則按戶征收。戶調從戶而稅,家庭人口越多,其單位人口納稅越少,聚族而居成了避稅的極好辦法。所以,隋唐時代的政府不主張聚族而居。


    隨著唐代建中元年,宰相楊炎進行稅製改革,實行按資產征稅的“兩稅法”後,家庭規模的大已不再影響國家財政收入,而且大家庭互助能力強,資產集中生產效率高,有利社會穩定,所以宋代政府有意識地提倡“孝”道,鼓勵累世同居,不分炊。


    當時鄭宅的族長順應了這一潮流,自南宋建炎年間開始,組織族人聚居合食,同食共居長達50餘年,大家庭人口最多達000多人,相當於一個大村落。


    由於鄭氏家族合族義居的規模罕見,宋、元、明三朝屢受旌表。尤其是明初,鄭氏的族長擔任了當地的糧長,負責征集賦糧運送至南京,由於完成任務出色受到了朱元璋的接見和表彰。朱元璋敕建旌表孝義之門木牌坊,稱其為“江南第一家”,並親書:“孝義家”三字以賜。


    明初,朝廷要將全國000萬石的田賦挨家挨戶征收上來,集中運送到京師及其他缺糧的地方,工程浩繁艱巨。貧苦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別出心裁地建立了糧長製度,設計了一套“以良民治良民”的民收民解辦法:把繳納田賦一萬石左右的地方劃為一區,政府指派該地區土地最多、納糧最多、且具有威望的大地主擔任糧長,替政府負責催收和解運田賦。


    朱元璋為了籠絡這些糧長,規定了許多優待的辦法,如糧長可以參加鄉村訴訟案件的會審和裁判;糧長如犯法,甚至死罪都可以用納錢贖罪,並可以繼續當糧長。糧長把糧食運到京城時不僅能受到皇帝的接見和嘉獎,一些優秀的糧長還能封官晉爵,最高可擔任省一級的布政司(相當於今財政廳兼民政廳廳長)。鄭氏族長就是利用運送田賦糧到南京的機會,在明代“開國文臣之首”宋濂的引見下,獲得了朱元璋的題字和表彰的,詞句看似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但其背後的意義重大,自此大明的糧草除了滿足京師之用外,多餘糧草便就地囤積,一但遇水旱災害,先開府庫賑災,後向朝廷報賬,如此一來,京師少了漕運之苦,而受災之地,能就近取糧,可謂是一舉兩得,朱元璋對此舉也十分滿意,便以規矩延續了下來。


    朱棣遷都北京後,為了供給數十萬將士以及北京居住人口的食糧,每年都要從南方征集大批糧米輸運北京,因而必須建置倉廒加以儲存。永樂五年,因“淮安、河南漕運皆至通州”,特命增設通州左衛,“建倉廋以貯所漕運之粟”;七年,“設北京金吾左、右,羽林前,常山左、右、中,燕山左、右、前,濟陽,濟州,大興左,武成中、左、右、前、後,義勇中、左、右、前、後,神武左、右、前、後,忠義左、右、前、後,武功中,寬河,會州,大寧前、中,富峪,蔚州凡三十七衛倉,及錦衣中、懷來守禦二千戶所倉”,又設通州衛倉。宣德以降,為了擴大儲存容量,朝廷多次下令增置京通糧倉,這些糧倉在和平年月,倒也囤積了不少,除了發放京衛官軍月糧。在邊情緊急時,也會調撥部分糧米充實邊鎮軍儲,此外還可以用於平抑糧價、賑濟饑民等。可以顧全十分周全。


    大明遷都後,在北京任職的勳臣的祿米,本色部分皆於南京支領,隻有折色部分於北京關給。北京文武官員的俸給,以本色發放者,也隻有一部分在北京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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