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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建立之初，朝廷為了控製西蕃少數民族地區，用中原地區的茶葉，交換西蕃地區的馬匹，把這個茶葉作為戰略物資，嚴禁私自出口，因為控製了茶葉，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製約少數民族地區，它對你有需要，而且你把這個茶葉送給它以後，還可以得到馬匹。頂點小說，這樣對國家是幾方麵都有好處，因此就規定--禁止茶葉私自出關。駙馬歐陽倫仗著自己是皇親，讓他的手下走私茶葉，這此人在地方上動用官府車輛，擅自闖關，不納稅，不服管，而且是任意捶楚把關的官員。地方守關的人不堪忍受向tai祖爺來報告，tai祖爺得到這個情況以後，非常氣憤，不但處死了周保一幹人等，連歐陽倫也一並處死，重獎了巡檢司官吏。歐陽倫是安慶公主的丈夫，而安慶公主是馬皇後親生、tai祖爺十分寵愛的女兒。tai祖爺不惜讓自己的女兒守寡也不放過貪官汙吏，其力不可謂不大！“說到這兒，朱瞻基稍作停頓了一下，目光落在了窗外，雪花飛舞，大地已是雪白一片，這雪花仍沒有停下的意思，想起江南百姓的淒慘，忍不住心頭歎了聲，繼續道：“據朕所知，當時還有一個叫鄭士元的官兒，他是湖廣按察使僉事，也牽連到空印案裏來，他的弟弟鄭士利就寫了一封奏章給鄭士元鳴冤，他說朱元璋現在處理的這個空印，實際上沒有了解這空印的具體情況，他說現在所懲罰的空印都是半印，這個半印是無法做其他使用的，不能夠為奸，而且使用了這麽長時間了，誰也沒說這個不能用，這是第一條。第二條，他說如果要說不能用空印，要事先做出規定來說空印不能使用，在還沒有規定的時候就把這些人全處罰了，不公平啊。但是朱元璋說，不行。於是連這個鄭士利一起處罰，被流放。
洪武九年“空印獄起，官吏下獄者數百人”。
對於空印案所產生的一連串逮捕行動，鄭士利在上疏文中主要有以下幾點申辯： 第一，官方文書的效力產生在於必須蓋有完整的印章，錢糧文書蓋的是騎縫章，是無法隨意挪做貪贓枉法之用的。 第二，所有申報的錢糧確切數目必須要從縣、府、省一直到戶部，層層往上確認符合，隻有最後到戶部才能知道確切的數字，如果“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就一定得重新造冊，也勢必會耽誤時間，故“先印而後書”隻是權宜之計，並非刻意欺君瞞上之事。 第三，在空印案發生之前一直沒有明確立法禁止，而今誅殺這些官員並沒有法律依據。 第四，官員是需要數十年才得以培養造就的人才，輕易殺掉是很可惜的。
然而鄭士利的上疏並沒有讓tai祖爺打消誅殺官員的念頭，反而激怒了他，tai祖爺還是“竟殺空印者”，無一悻免。主印官員被殺者數十人。單從此事，tai祖爺其肅貪之心，昭然若揭，這些官兒做了數十年的官兒，難道就看不出tai祖的決心麽，朕以為他們不是看不出，也不是不明白，而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了，洪武十八年，tai祖爺懷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彧、趙全德夥同戶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吞盜官糧，於是下旨查辦。洪武十八年三月，禦史餘敏、丁廷舉告發戶部侍郎郭桓利用職權，勾結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按察使司官吏趙全德、胡益、王道亨等，私吞太平、鎮江等府的賦稅外，還私分了淅西的秋糧，並且巧立名目，征收了多種水腳錢、口食錢、庫子錢、神佛錢等的賦稅，中飽私囊。朱元璋令審刑司拷訊，此案牽連全國的十二個布政司，牽涉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誌、工部侍郎麥至德等。總計一共損失精糧兩千四百萬擔，“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係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史稱郭桓案。朱元璋在《大誥》感歎說：“古往今來，貪贓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這麼過分的，實在是不多！”tai祖的手段如何，單憑洪武年的三大震動天地的大案，朕不用多說，楊愛卿也知道，可這一番肅貪結果如何，天下的官兒該貪的還是貪，該是壞的還是使壞，法再嚴，心意再決，奈何朝殺而夕犯，光靠殺是殺不完的。馮子曰：智無常局，以恰肖其局者為上。故愚夫或現其一得，而曉人反失諸千慮。何則？上智無心而合，非千慮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視近，我視遠；人動而愈紛，我靜而自正；人束手無策，我遊刃有餘。夫是故，難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細；其斡旋入於無聲臭之微，而其舉動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後合，或似逆而實順；方其閑閑，豪傑所疑，迄乎斷斷， 聖人不易。嗚呼！智若此，豈非上哉！上智不可學，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語雲“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幾有觸而現焉？餘條列其概，稍分四則，曰“見大”、曰“遠猶”、曰“通簡”、曰“迎刃”，而統名之曰“上智”。可見這天下的貪官靠殺是殺不完的？得用法子治？“
楊士奇默默聽著，這些事兒離的並不久遠，並不是什麽稀奇的事兒，tai祖爺肅貪其心極大，前前後後殺的貪官兒有幾萬人，到到洪武十九年，全國十三個省從府到縣的官員很少能夠做到滿任，大部分都被殺掉了。可這樣的殺戮，仍沒能止住明初的貪汙之風，殺完一批，又來一批，迫使洪武爺不得不頒布了更嚴厲的法令：“我想殺貪官汙吏，沒有想到早上殺完，晚上你們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後貪汙受賄的，不必以六十兩為限，全部殺掉！”不僅如此，他頒布親自編撰的《大誥》，接著又頒行《大誥續篇》、《三篇》。《大誥》三篇匯集大量懲治官民貪贓受賄、轉嫁賦役、侵吞稅糧、抗租誤役、流亡隱匿等案例和淩遲、梟首等重刑。為此開展雷厲風行的肅貪運動，曆時之久、措施之嚴、手段之狠、刑罰之酷、殺人之多，為幾千年曆史所罕見，可就是這樣的殺戮，仍舊沒有止住貪官的步伐，讓殺人殺到手軟的洪武爺也不得不發出天下的貪官殺不盡的感慨。
許多官兒感歎洪武爺的嚴刑峻法非常不滿意，實際上是人人自危。早在洪武九年，山西平遙縣縣學有一個訓導，叫做葉伯巨給朱元璋上書，提出了幾件朱元璋做的事情不妥的地方，就有一條叫”用刑太繁”，說你朱元璋用刑太繁了，太多了。他怎麽樣具體說呢？”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重，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善者怠也，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麵尋改，已赦而複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什麽意思呢？說你天天處罰人，早上剛任命他當官，下午就把他給廢了，這下麵人怎麽辦啊？無所適從，這官員隊伍是人人自危，每天過不好踏實的日子，洪武二十一年，一個學士叫做謝縉的，給朱元璋上書，也提出了他用刑太繁的問題。他說從國初到現在，二十多年了，”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說沒有哪一天這個法律不改變的，沒有哪一天沒有人犯錯誤的)，嚐聞陛下震怒，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複及其鄉，始終如一者”。什麽意思呢？說我經常聽到你處罰這個處罰那個，沒有聽你表揚誰，很嚴厲。當時的官員們惴惴不安，經常是上班的時候，早上起來上班，要跟家裏頭妻子道別，說今天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來，僥幸晚上回到家裏，見到妻子的麵兒說，今天又活了一天，明天還不知道怎麽樣？如此這般，雖然記貪官汙吏們心驚膽戰，另外一方麵也使得明初，特別是洪武年間的吏治，得到了澄清，所以殺貪官並非沒有效果，至少大明官兒最擅長好了傷疤忘記疼了，容易忘記這一茬罷了。
朱瞻基說了一陣，道：“清官固然好，可有些事兒單靠你不求名不求利幾能辦好的，江南是我大明最富裕的地區，一個地方富裕了，貪官，贓官，奸官也就多了，而且這些人根深蒂固，大多是背景複雜、人脈錯綜，許多甚至有些功勳作為背後的影兒，這樣的地方，單靠一把倚天劍，未必能掃盡這一團濁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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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建立之初，朝廷為了控製西蕃少數民族地區，用中原地區的茶葉，交換西蕃地區的馬匹，把這個茶葉作為戰略物資，嚴禁私自出口，因為控製了茶葉，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製約少數民族地區，它對你有需要，而且你把這個茶葉送給它以後，還可以得到馬匹。頂點小說，這樣對國家是幾方麵都有好處，因此就規定--禁止茶葉私自出關。駙馬歐陽倫仗著自己是皇親，讓他的手下走私茶葉，這此人在地方上動用官府車輛，擅自闖關，不納稅，不服管，而且是任意捶楚把關的官員。地方守關的人不堪忍受向tai祖爺來報告，tai祖爺得到這個情況以後，非常氣憤，不但處死了周保一幹人等，連歐陽倫也一並處死，重獎了巡檢司官吏。歐陽倫是安慶公主的丈夫，而安慶公主是馬皇後親生、tai祖爺十分寵愛的女兒。tai祖爺不惜讓自己的女兒守寡也不放過貪官汙吏，其力不可謂不大！“說到這兒，朱瞻基稍作停頓了一下，目光落在了窗外，雪花飛舞，大地已是雪白一片，這雪花仍沒有停下的意思，想起江南百姓的淒慘，忍不住心頭歎了聲，繼續道：“據朕所知，當時還有一個叫鄭士元的官兒，他是湖廣按察使僉事，也牽連到空印案裏來，他的弟弟鄭士利就寫了一封奏章給鄭士元鳴冤，他說朱元璋現在處理的這個空印，實際上沒有了解這空印的具體情況，他說現在所懲罰的空印都是半印，這個半印是無法做其他使用的，不能夠為奸，而且使用了這麽長時間了，誰也沒說這個不能用，這是第一條。第二條，他說如果要說不能用空印，要事先做出規定來說空印不能使用，在還沒有規定的時候就把這些人全處罰了，不公平啊。但是朱元璋說，不行。於是連這個鄭士利一起處罰，被流放。
洪武九年“空印獄起，官吏下獄者數百人”。
對於空印案所產生的一連串逮捕行動，鄭士利在上疏文中主要有以下幾點申辯： 第一，官方文書的效力產生在於必須蓋有完整的印章，錢糧文書蓋的是騎縫章，是無法隨意挪做貪贓枉法之用的。 第二，所有申報的錢糧確切數目必須要從縣、府、省一直到戶部，層層往上確認符合，隻有最後到戶部才能知道確切的數字，如果“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就一定得重新造冊，也勢必會耽誤時間，故“先印而後書”隻是權宜之計，並非刻意欺君瞞上之事。 第三，在空印案發生之前一直沒有明確立法禁止，而今誅殺這些官員並沒有法律依據。 第四，官員是需要數十年才得以培養造就的人才，輕易殺掉是很可惜的。
然而鄭士利的上疏並沒有讓tai祖爺打消誅殺官員的念頭，反而激怒了他，tai祖爺還是“竟殺空印者”，無一悻免。主印官員被殺者數十人。單從此事，tai祖爺其肅貪之心，昭然若揭，這些官兒做了數十年的官兒，難道就看不出tai祖的決心麽，朕以為他們不是看不出，也不是不明白，而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了，洪武十八年，tai祖爺懷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彧、趙全德夥同戶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吞盜官糧，於是下旨查辦。洪武十八年三月，禦史餘敏、丁廷舉告發戶部侍郎郭桓利用職權，勾結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按察使司官吏趙全德、胡益、王道亨等，私吞太平、鎮江等府的賦稅外，還私分了淅西的秋糧，並且巧立名目，征收了多種水腳錢、口食錢、庫子錢、神佛錢等的賦稅，中飽私囊。朱元璋令審刑司拷訊，此案牽連全國的十二個布政司，牽涉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誌、工部侍郎麥至德等。總計一共損失精糧兩千四百萬擔，“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係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史稱郭桓案。朱元璋在《大誥》感歎說：“古往今來，貪贓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這麼過分的，實在是不多！”tai祖的手段如何，單憑洪武年的三大震動天地的大案，朕不用多說，楊愛卿也知道，可這一番肅貪結果如何，天下的官兒該貪的還是貪，該是壞的還是使壞，法再嚴，心意再決，奈何朝殺而夕犯，光靠殺是殺不完的。馮子曰：智無常局，以恰肖其局者為上。故愚夫或現其一得，而曉人反失諸千慮。何則？上智無心而合，非千慮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視近，我視遠；人動而愈紛，我靜而自正；人束手無策，我遊刃有餘。夫是故，難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細；其斡旋入於無聲臭之微，而其舉動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後合，或似逆而實順；方其閑閑，豪傑所疑，迄乎斷斷， 聖人不易。嗚呼！智若此，豈非上哉！上智不可學，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語雲“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幾有觸而現焉？餘條列其概，稍分四則，曰“見大”、曰“遠猶”、曰“通簡”、曰“迎刃”，而統名之曰“上智”。可見這天下的貪官靠殺是殺不完的？得用法子治？“
楊士奇默默聽著，這些事兒離的並不久遠，並不是什麽稀奇的事兒，tai祖爺肅貪其心極大，前前後後殺的貪官兒有幾萬人，到到洪武十九年，全國十三個省從府到縣的官員很少能夠做到滿任，大部分都被殺掉了。可這樣的殺戮，仍沒能止住明初的貪汙之風，殺完一批，又來一批，迫使洪武爺不得不頒布了更嚴厲的法令：“我想殺貪官汙吏，沒有想到早上殺完，晚上你們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後貪汙受賄的，不必以六十兩為限，全部殺掉！”不僅如此，他頒布親自編撰的《大誥》，接著又頒行《大誥續篇》、《三篇》。《大誥》三篇匯集大量懲治官民貪贓受賄、轉嫁賦役、侵吞稅糧、抗租誤役、流亡隱匿等案例和淩遲、梟首等重刑。為此開展雷厲風行的肅貪運動，曆時之久、措施之嚴、手段之狠、刑罰之酷、殺人之多，為幾千年曆史所罕見，可就是這樣的殺戮，仍舊沒有止住貪官的步伐，讓殺人殺到手軟的洪武爺也不得不發出天下的貪官殺不盡的感慨。
許多官兒感歎洪武爺的嚴刑峻法非常不滿意，實際上是人人自危。早在洪武九年，山西平遙縣縣學有一個訓導，叫做葉伯巨給朱元璋上書，提出了幾件朱元璋做的事情不妥的地方，就有一條叫”用刑太繁”，說你朱元璋用刑太繁了，太多了。他怎麽樣具體說呢？”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重，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善者怠也，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麵尋改，已赦而複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什麽意思呢？說你天天處罰人，早上剛任命他當官，下午就把他給廢了，這下麵人怎麽辦啊？無所適從，這官員隊伍是人人自危，每天過不好踏實的日子，洪武二十一年，一個學士叫做謝縉的，給朱元璋上書，也提出了他用刑太繁的問題。他說從國初到現在，二十多年了，”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說沒有哪一天這個法律不改變的，沒有哪一天沒有人犯錯誤的)，嚐聞陛下震怒，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複及其鄉，始終如一者”。什麽意思呢？說我經常聽到你處罰這個處罰那個，沒有聽你表揚誰，很嚴厲。當時的官員們惴惴不安，經常是上班的時候，早上起來上班，要跟家裏頭妻子道別，說今天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來，僥幸晚上回到家裏，見到妻子的麵兒說，今天又活了一天，明天還不知道怎麽樣？如此這般，雖然記貪官汙吏們心驚膽戰，另外一方麵也使得明初，特別是洪武年間的吏治，得到了澄清，所以殺貪官並非沒有效果，至少大明官兒最擅長好了傷疤忘記疼了，容易忘記這一茬罷了。
朱瞻基說了一陣，道：“清官固然好，可有些事兒單靠你不求名不求利幾能辦好的，江南是我大明最富裕的地區，一個地方富裕了，貪官，贓官，奸官也就多了，而且這些人根深蒂固，大多是背景複雜、人脈錯綜，許多甚至有些功勳作為背後的影兒，這樣的地方，單靠一把倚天劍，未必能掃盡這一團濁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