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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鍾道：“王安石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
“這不是很清楚麽？“楊崢嘀咕了聲，從鼻腔裏嗯了聲道：”不錯，王安石的失敗的確如此，由此可見，有良好的願望和動機，並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古往今來變法之人，莫不是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朝堂政治危機為目的，然後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麵，無論是商鞅也好，範仲淹、王安石莫不是如此，但他們忘記了一點，變法最應該還在於人、勢二字，商鞅變法得益於秦國羸弱不堪，國內人人思變，這是勢，再者秦孝公即位，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製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秦國變法才得以成功，反過來王安石變法，其勢不對，變法之前，用蘇軾的話兒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可見對變法，趙宋一朝，並沒這個勢，再說用人，王安石所依靠都是奸佞小人，即便是最大的支持者皇帝，在變法毫無進展的時候，也開始了動搖，王安石並沒有很好地解決用這兩個問題，因此他的變法除了失敗，還是失敗。“
況鍾默默聽著，時而露出了深思的神色。
楊崢繼續道：“一件事，一個人能存活下來，就必然要有適合它的土壤，環境，它才能成長，壯大，走向你所期望的那樣，否則的話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你妄圖改變它，不過是徒勞無功而已？蘇州怕還不具備這個條件，冒然變法，未必是好事？“
況鍾皺了皺眉道：“大人此言卑職不敢溝通？”
楊崢哦聲，道：“此話怎講？”
況鍾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稍作醞釀了片刻，一臉追憶的道：“我大明建國之初，因張士誠的原因，對蘇州課以重稅，略作懲罰，蘇州本是富庶繁華之地，洪武那點懲罰倒也能承受，隨著洪武爺的勵精圖治，大明的國力是蒸蒸日上，按說江南是應越來越來好才是，可你也看到了，先是百姓的土地越來越少，往日的天堂不再，百姓因為稱重的賦稅紛紛逃離，原先朝廷的官田，竟在一點一點的變少，我大明開國不足百年，區區蘇州之地的良田，竟有七成被轉取得功名者的名下，蘇州是繁華之地，自古王侯公孫，富戶、大戶不少，天災**後，他們趁機購買百姓的土地，讓偌大的蘇州城每年竟有上百萬的賦稅就這麽無影無蹤了，如此以來，繁重的賦稅都落在了日益窮苦的百姓身上，讓本就負擔極重的百姓，有多了許多不該他們來擔的擔子，年複一年他們實際已成了蘇州，不勸，整個大明賦稅最重的百姓，明明是一階百姓，明明隻有一畝三分地，給出的賦稅，卻比蘇州城的大戶還要多，反過來那些大戶，富戶、王侯公孫他們本該是朝廷納稅的大戶，富戶，卻因為身份的特殊，擁有數十萬的良田，隻因為清單上良田被隱去，上交的稅收竟比不過一戶百姓，這等怪事隻怕我大明獨有？“
楊崢心道：“這不是我大明獨有，事實上土地兼並是曆代王朝難以逾越的一個隱痛，任何一個朝代都要麵臨這個問題，開國之初，皇帝英明神武，極少有人能糊弄他們，所以土地兼並並不是很嚴重，土地大部分能被朝廷掌握，然後有皇帝劃分成官田，分給天下百姓，朝廷收取賦稅維持國度，所以這個時候，朝廷的局麵一般會很不錯，到了中期後，或多或少總有那麽兩個昏君，這個時候土地兼並相對來說要嚴重了許多，愈來愈多的土地，集中到少數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農民越來越多地喪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沒有土地，而大地主為了擴大自己的土地，把自由農民的土地通過政治手段和其他卑劣的手段用低廉的價格從農民手中獲得土地。尤其是災年，地主用各種手段讓擁有土地的農民變賣自己的土地和房產淪為佃農。 土地兼並往往在一個朝代的後期表現突出，它是封建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地主土地私有製和地主階級力量增強的表現。當土地兼並嚴重時，兩種矛盾突出起來。一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國家同地主的矛盾。這些矛盾的發展將出現兩種結果，一是封建政府采取抑製兼並的措施，使兼並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二是直接導致農民戰爭的爆發，因此每個王朝的中後期，土地兼並嚴重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許多有誌之士便站出來，試圖調整治理土地兼並，目的是限製土地兼並，確保自耕農利益，限製大地主利益，以維係封建統治，保證國家穩定的財政收入。較為著名的有：北魏至唐朝前期實行的均田製，宋朝的王安石變法，以及後來的張居正變法，維持得很，王朝尚能多活幾年，一旦失敗，基本上來得也快，去得也快！“
就在楊崢思想開小差的這麽一會兒功夫，況鍾已喝了兩杯酒湯，繼續說道：“盡管朝廷不乏有誌之士對此做出了努力，先後降低稅收，采取強有力的手段打擊豪門地主隱瞞土地的措施，但終究是不得法，每年仍有大量的稅額拖欠下來，以致於作為魚米之鄉的蘇州流傳著一首歌謠：“一畝官田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鬥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
農民佃種地主的土地，受到的剝削更為繁重。地租最少也要占到農民收成的一半以上。蘇州地租每畝有高達二三石。除了高額地租之外，地主還挖空心思地進行額外榨取，百姓苦不堪言，蘇州自永樂年賦稅就一直收不上來，到洪熙年，欠糧392萬石；鬆江府，從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征幾百萬石。宣德初年，蘇州府累計拖欠至790萬石。宣德五年，鬆江額定征收田糧的起運部分為43。9萬石，實征6。6萬石，隻征得15%。實在如有人所說：“隻負重稅之名，而無征輸之實。”從朱元璋時候起就一直頒布減輕稅額的詔令，但多數情況是朝令夕改，言而無信。因為江南是朝廷的財賦重地，承擔著官僚、勳貴的巨額俸祿支應。到宣德年間，蘇州的賦稅已到了幾乎不能收繳的地步，大批農民淪為佃戶和奴仆。江南“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不少郡縣有的地主占有佃戶多達千人。大部分佃戶自己沒有土地，僅有部分生產工具。他們要把產量的六成甚至八成交給地主。地租之外，還要受許多額外的勒索。如承佃時要交“批禮銀”和“批賃”、“批佃”、“移耕”、“寫禮”等錢，逢年過節要獻“冬牲”、“年肉”等禮物；地主下鄉收租要供給酒飯，交租時要挑糧上門。大鬥收租，小鬥出糶，更是地主慣用的盤剝手段。廣大佃戶今日完租，明日乞貸，勤勞一年，依然凍餒！“說到這兒況鍾輕輕一歎道：”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隻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隻道江南富庶天下無地可比，可這裏的百姓窮苦還不如蠻荒之地，這還是大明最好的年月，經過洪熙年的調整，陛下登基之初，勵精圖治，與江南多有整治，起其考成之嚴厲，官吏督催不可謂不賣力，朝廷因稅糧缺額而草職查處者也不在少數，稅糧逍欠仍然如此之多，究其願意，並非大明官員不賣力，能力不夠，事實上從永樂後期，來蘇州的知府個個都是正途出身的進士，個個飽讀詩書， 與政務上也都是一把一的好手，可與蘇州的治理上效果卻不盡人意，這不是官員不盡力，實則是蘇州百姓太苦了，縱然朝廷體恤，減免賦稅百姓的日子仍不好過，事實上本朝自洪武爺定下的三十稅一的規矩，三十分之一，就是農民把一年收成中的三十分之一一上交國庫，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相當厚道，比起曆朝曆代的稅收都要低了不少，可即便是如此，百姓仍苦不堪言，之所以有這種結果，說到底經永樂的盛世後，洪熙、宣德的承平，朝廷的威嚴不如洪武、成祖爺，加上蘇州富戶、大戶、王侯公孫、地主豪門著實不少，他們通過科舉，不斷的輸送讀書人，這些人在朝廷做官，再反過來為他們說話，久而久之朝廷與蘇州真實情況著實不多，人人還沉浸在天上天堂，地下蘇杭諺語當中，殊不知境牽吟詠真詩國，興入笙歌好醉鄉蘇州，已是田賦重，賦稅拖欠，百姓生活艱難，每年的秋收賣兒弼女不在少數，棄田逃亡大有人在，讓偌大的蘇州城，人口竟不如洪武的一半，說起來如今的天下也算是盛世，可結果如此，天下誰能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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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鍾道：“王安石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
“這不是很清楚麽？“楊崢嘀咕了聲，從鼻腔裏嗯了聲道：”不錯，王安石的失敗的確如此，由此可見，有良好的願望和動機，並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古往今來變法之人，莫不是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朝堂政治危機為目的，然後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麵，無論是商鞅也好，範仲淹、王安石莫不是如此，但他們忘記了一點，變法最應該還在於人、勢二字，商鞅變法得益於秦國羸弱不堪，國內人人思變，這是勢，再者秦孝公即位，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製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秦國變法才得以成功，反過來王安石變法，其勢不對，變法之前，用蘇軾的話兒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可見對變法，趙宋一朝，並沒這個勢，再說用人，王安石所依靠都是奸佞小人，即便是最大的支持者皇帝，在變法毫無進展的時候，也開始了動搖，王安石並沒有很好地解決用這兩個問題，因此他的變法除了失敗，還是失敗。“
況鍾默默聽著，時而露出了深思的神色。
楊崢繼續道：“一件事，一個人能存活下來，就必然要有適合它的土壤，環境，它才能成長，壯大，走向你所期望的那樣，否則的話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你妄圖改變它，不過是徒勞無功而已？蘇州怕還不具備這個條件，冒然變法，未必是好事？“
況鍾皺了皺眉道：“大人此言卑職不敢溝通？”
楊崢哦聲，道：“此話怎講？”
況鍾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稍作醞釀了片刻，一臉追憶的道：“我大明建國之初，因張士誠的原因，對蘇州課以重稅，略作懲罰，蘇州本是富庶繁華之地，洪武那點懲罰倒也能承受，隨著洪武爺的勵精圖治，大明的國力是蒸蒸日上，按說江南是應越來越來好才是，可你也看到了，先是百姓的土地越來越少，往日的天堂不再，百姓因為稱重的賦稅紛紛逃離，原先朝廷的官田，竟在一點一點的變少，我大明開國不足百年，區區蘇州之地的良田，竟有七成被轉取得功名者的名下，蘇州是繁華之地，自古王侯公孫，富戶、大戶不少，天災**後，他們趁機購買百姓的土地，讓偌大的蘇州城每年竟有上百萬的賦稅就這麽無影無蹤了，如此以來，繁重的賦稅都落在了日益窮苦的百姓身上，讓本就負擔極重的百姓，有多了許多不該他們來擔的擔子，年複一年他們實際已成了蘇州，不勸，整個大明賦稅最重的百姓，明明是一階百姓，明明隻有一畝三分地，給出的賦稅，卻比蘇州城的大戶還要多，反過來那些大戶，富戶、王侯公孫他們本該是朝廷納稅的大戶，富戶，卻因為身份的特殊，擁有數十萬的良田，隻因為清單上良田被隱去，上交的稅收竟比不過一戶百姓，這等怪事隻怕我大明獨有？“
楊崢心道：“這不是我大明獨有，事實上土地兼並是曆代王朝難以逾越的一個隱痛，任何一個朝代都要麵臨這個問題，開國之初，皇帝英明神武，極少有人能糊弄他們，所以土地兼並並不是很嚴重，土地大部分能被朝廷掌握，然後有皇帝劃分成官田，分給天下百姓，朝廷收取賦稅維持國度，所以這個時候，朝廷的局麵一般會很不錯，到了中期後，或多或少總有那麽兩個昏君，這個時候土地兼並相對來說要嚴重了許多，愈來愈多的土地，集中到少數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農民越來越多地喪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沒有土地，而大地主為了擴大自己的土地，把自由農民的土地通過政治手段和其他卑劣的手段用低廉的價格從農民手中獲得土地。尤其是災年，地主用各種手段讓擁有土地的農民變賣自己的土地和房產淪為佃農。 土地兼並往往在一個朝代的後期表現突出，它是封建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地主土地私有製和地主階級力量增強的表現。當土地兼並嚴重時，兩種矛盾突出起來。一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國家同地主的矛盾。這些矛盾的發展將出現兩種結果，一是封建政府采取抑製兼並的措施，使兼並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二是直接導致農民戰爭的爆發，因此每個王朝的中後期，土地兼並嚴重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許多有誌之士便站出來，試圖調整治理土地兼並，目的是限製土地兼並，確保自耕農利益，限製大地主利益，以維係封建統治，保證國家穩定的財政收入。較為著名的有：北魏至唐朝前期實行的均田製，宋朝的王安石變法，以及後來的張居正變法，維持得很，王朝尚能多活幾年，一旦失敗，基本上來得也快，去得也快！“
就在楊崢思想開小差的這麽一會兒功夫，況鍾已喝了兩杯酒湯，繼續說道：“盡管朝廷不乏有誌之士對此做出了努力，先後降低稅收，采取強有力的手段打擊豪門地主隱瞞土地的措施，但終究是不得法，每年仍有大量的稅額拖欠下來，以致於作為魚米之鄉的蘇州流傳著一首歌謠：“一畝官田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鬥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
農民佃種地主的土地，受到的剝削更為繁重。地租最少也要占到農民收成的一半以上。蘇州地租每畝有高達二三石。除了高額地租之外，地主還挖空心思地進行額外榨取，百姓苦不堪言，蘇州自永樂年賦稅就一直收不上來，到洪熙年，欠糧392萬石；鬆江府，從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征幾百萬石。宣德初年，蘇州府累計拖欠至790萬石。宣德五年，鬆江額定征收田糧的起運部分為43。9萬石，實征6。6萬石，隻征得15%。實在如有人所說：“隻負重稅之名，而無征輸之實。”從朱元璋時候起就一直頒布減輕稅額的詔令，但多數情況是朝令夕改，言而無信。因為江南是朝廷的財賦重地，承擔著官僚、勳貴的巨額俸祿支應。到宣德年間，蘇州的賦稅已到了幾乎不能收繳的地步，大批農民淪為佃戶和奴仆。江南“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不少郡縣有的地主占有佃戶多達千人。大部分佃戶自己沒有土地，僅有部分生產工具。他們要把產量的六成甚至八成交給地主。地租之外，還要受許多額外的勒索。如承佃時要交“批禮銀”和“批賃”、“批佃”、“移耕”、“寫禮”等錢，逢年過節要獻“冬牲”、“年肉”等禮物；地主下鄉收租要供給酒飯，交租時要挑糧上門。大鬥收租，小鬥出糶，更是地主慣用的盤剝手段。廣大佃戶今日完租，明日乞貸，勤勞一年，依然凍餒！“說到這兒況鍾輕輕一歎道：”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隻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隻道江南富庶天下無地可比，可這裏的百姓窮苦還不如蠻荒之地，這還是大明最好的年月，經過洪熙年的調整，陛下登基之初，勵精圖治，與江南多有整治，起其考成之嚴厲，官吏督催不可謂不賣力，朝廷因稅糧缺額而草職查處者也不在少數，稅糧逍欠仍然如此之多，究其願意，並非大明官員不賣力，能力不夠，事實上從永樂後期，來蘇州的知府個個都是正途出身的進士，個個飽讀詩書， 與政務上也都是一把一的好手，可與蘇州的治理上效果卻不盡人意，這不是官員不盡力，實則是蘇州百姓太苦了，縱然朝廷體恤，減免賦稅百姓的日子仍不好過，事實上本朝自洪武爺定下的三十稅一的規矩，三十分之一，就是農民把一年收成中的三十分之一一上交國庫，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相當厚道，比起曆朝曆代的稅收都要低了不少，可即便是如此，百姓仍苦不堪言，之所以有這種結果，說到底經永樂的盛世後，洪熙、宣德的承平，朝廷的威嚴不如洪武、成祖爺，加上蘇州富戶、大戶、王侯公孫、地主豪門著實不少，他們通過科舉，不斷的輸送讀書人，這些人在朝廷做官，再反過來為他們說話，久而久之朝廷與蘇州真實情況著實不多，人人還沉浸在天上天堂，地下蘇杭諺語當中，殊不知境牽吟詠真詩國，興入笙歌好醉鄉蘇州，已是田賦重，賦稅拖欠，百姓生活艱難，每年的秋收賣兒弼女不在少數，棄田逃亡大有人在，讓偌大的蘇州城，人口竟不如洪武的一半，說起來如今的天下也算是盛世，可結果如此，天下誰能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