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業在裏下河一帶更是不發達，原本四處可見的綢緞鋪、茶館、酒樓，工藝漆器、玉器、鏤金器、鑲嵌器、刺繡、檀類器物、香粉，以及銅器、木器、竹器等日用品生產業也紛紛關門，非但如此原本的鹽行也大麵積的縮水，早已不服昔日的輝煌，這其中固然有大運河淤積的原因，但你不可否認有我朝重農抑商的巨大因素在裏麵，一座城市的興起，固然靠農業，但工商業也不可少，其所展現的作用不可預測！“
這一次三人無人著急說話，因為這一番言語給他們帶來的衝擊太大，一時半會兒難以消化，需得思索思索。
楊崢也沒催促，今日這番言語的目的，不過是表明自己的立場而已，如今立場已定，接下來的細節問題，他用不著急，他相信商業所帶來的好處，足以讓他們看明白什麽才是未來數百年裏的王道。
如此自我安慰了一番，他算是徹底放開了，也不理會三人苦苦思索的表情，獨自喝著茶湯。
眼看著一杯茶湯見了底，才聽得況鍾吐了口氣，道：“看來大人是早有準備了，卑職雖不知大人為何一口咬定工商業能壯大大明，但有一點卑職十分的讚同，大明賦稅單一的靠百姓，終究不是個長久之計，大明疆土是不少，可百姓的人口也不斷的增加，他們能得到的土地將會越來越少，所能承受的賦稅也並不多，大明的賦稅始終抵不過宋代，商業上壓製固然有一方麵，另一方麵百姓的賦稅難以保證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可恨的不少官員不知憂心朝廷，一味的從中作梗，使得本來不多的賦稅變得更加少得可憐，堂堂大明一朝，一場天災，一人**，偌大的戶部竟來不出銀子來賑災，這足以說明，朝廷的賦稅實實在在到了要改一改的地步！朝廷給商人提供保護，生意往來的便利，商人獲取商業上帶來的財富，朝廷則從他們財富之中收取相應的稅收，增加戶部的收入，也給百姓減輕了賦稅的壓力，算起來也是一舉兩得的好事，這一點卑職還是明白的，所以大人想要做什麽，卑職都會支持？“
“不管是你，我們也支持？“徐朗，高航大聲道、
高航笑著道：“高某聽著不太明白，不過我知道朝廷有了商業稅，就不必碰上要銀子的事情，就頭疼，我們錦衣衛的俸祿也能發的及時些？”
眾人聽得一陣大笑，氣氛登時變得歡快了許多。
徐朗身為楊崢的軍師，一直為其出謀劃策，蘇州的這一切，無不是有他的影子，可以說楊崢能以一舉平衡蘇州的米價，挫敗沈家他功不可沒，此時見楊崢打定了主意，決定將藏於心頭的擔憂說出來，好讓他做個準備。
趁著眾人說笑的功夫，他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稍作沉吟後便朗聲道：“收取稅收自古有之，宋初設商稅務院征收商稅，並頒布《商稅則例》張榜於商稅務、場門前，令來往客商依法納稅。征稅環節，分過稅和住稅。凡行商行銷貨物，每千錢課稅二十，叫過稅；凡城市商人（坐商）銷售貨物，每千錢課稅三十。元初，商稅無定製，太宗時，始定諸路課稅。我朝雖重農抑商，但與商業上，也收取商稅，設稅課司、局管理，全國有三百六十餘處，隻不過宋代、元代備受重視的商業稅，在我朝不受待見而已，其中原由大人想必也該知曉一二？“
楊崢暗暗點了點頭，表示略知一二，從朱元璋登基，對於商業多有壓製，但也有保護，如洪武初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洪武九年，山西平遙主簿成樂任官期滿，州府考核結果以其‘能恢辦商稅’為由，褒其進京朝見皇帝，結果遭到皇帝的批評：‘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為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訊’。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貨入京，至長淮關，吏留而稅之。既閱月而貨不售。商人謂於官，刑部議吏罪當紀過。上曰：‘商人遠涉江湖，將以求利，各有所向，執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納課於官，彼此一耳。遲留月日而使其貨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償商人’。這種商業稅收在洪武一朝，幾乎無人敢說什麽，所以這個規矩基本上延續了下來。
等朱棣登基後，這位老兄野心太大，做的事情也多，單靠農業上的稅收是無法支持他修建北京城，編修《永樂大典》，疏通大運河，五出蒙古，六下大西洋，所以從永樂開始朝廷開始加重了稅收，但對民間的稅收卻是進一步放鬆，‘婚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永樂二年，山東臨清縣會通稅課局奏：‘比歲市鎮經兵，民皆流移，兼連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課鈔不及，請減舊額。’戶部以聞，上曰：‘兵旱之餘，尚可征稅耶！其悉免之，候歲豐百姓複業，商旅通行，然後征之’”即便如此，征收的稅收並不高，大部分采取了輕稅政策，‘關市之征，宋、元頗煩瑣，明初務簡約，以朱元璋定下的商稅三十取一，超過者以違法論。足見商業稅的不完善，這一方麵是朝廷對商業稅的不重視，另一麵也不是沒有官員的諸多阻撓的緣故。
從永樂後期，勳貴早已不是tai祖與成祖兩朝的軍功赫赫，他們在日常朝堂上的權力也逐漸衰落，勳貴不再參與朝政，隨著烽火的平息，除了兩京以外，勳貴也不再出現在武將行列上，這導致武將多來自於中層武將世家或下級社會階層。而隨著盛世來臨，開啟了文臣掌權時代，文官逐漸把持朝廷的話語權，這些人多半是來自或是各大商扶持的代言人，他們與商業上采取了或多或少的保護，大大阻礙了朝廷征收商業稅收的進程。
隨著文官局麵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人站在了維護商業正麵上，他們以獨特的力量維護商業在保持極低的稅收，從中獲取好處，為此他們不惜一切的力量進行阻擾，誰要想增加商業稅，那就幾乎等於割他們的肉一樣，等於是逆天背理，他們似乎認為任何增加商業稅的行為都會導致扼殺商業的嚴重後果。東林黨人也好，非黨林黨人也好，在堅決抵製增加商業稅的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在他們的描繪下，增收賦稅是天怒人怨，罪惡滔天，甚至朝廷有什麽天災**都是征收商業稅所帶來的禍端，凡是向皇帝建議增收賦稅的官員，都被他們描繪成自私自利的小人，在言官的攻擊下，他們被漫罵的體無完膚，甚至不少人被罵成了“豭狗人梟”。放在道德的架子上下不來，久而久之少有人提起這事兒，而皇帝有時想要增加稅收，必須頂住文官集團大部分成員施加的巨大壓力下才得以進行的。從朱元璋、朱棣後，大明很少有手段高明之主，難以駕馭文人的施加的壓力，到最後多半沒有頂住壓力，不得不放棄從商業獲取好處。
當然了，也不是沒有人獲得成功，如明朝後期的萬曆，他不與文官正麵衝突，而是選擇繞開文官係統，在文官之外利用自己的皇帝的天威達到征收商業稅的目的，但天下商業太多，皇帝縱然有心，也忙不過來，而文官又信不過，所以這個時候太監便走了前台，但是使用太監的結果是雖然可以暫時繞開文官直接幹涉，但是在輿論上卻給群狼一樣的文官以更大的攻擊借口。增加商業稅，本就讓文官集團鬼哭狼嚎，怒火中燒；再加上太監一直是人們所厭惡鄙視的對象，這就更讓文官集團自以為抓到把柄。於是他們一麵煽動底層商人手工業者的情緒，縱容他們用暴力來抵擋阻撓礦稅太監收稅的行動，另一麵發動一浪接一浪的輿論攻勢，在野的文人也好，在朝的官員也好，都紛紛搖動筆竿，竭盡全力的抹黑醜化礦稅，在他們的描繪下，萬曆征收礦稅簡直是罪大惡極，天怒人怨，敲骨吸髓，弄的國家暗無天日。工商業被破壞殆盡。這裏隨便引用一些話“今一貨一人，稅而又稅。朘膏咋髓，一羊十皮，頤頤而來者，無所牟其利，抑且有其害，是重困商也。”，“河間一府，地瘠民貧，稅額兩萬五千有奇，敲骨吸髓久矣，夫民不堪命也。’於是造成‘稅繁則商困，商困則來者稀。必須取盈其額，縱嚴刑督責，隻驅之掉臂而去耳。”“河西務大小貨船，船戶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店又有正稅。……百裏之內，轄者三官，一貨之來，榷者數稅”反對礦稅，醜化礦稅的理由可以說是層出不窮，源源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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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自我安慰了一番，他算是徹底放開了，也不理會三人苦苦思索的表情，獨自喝著茶湯。
眼看著一杯茶湯見了底，才聽得況鍾吐了口氣，道：“看來大人是早有準備了，卑職雖不知大人為何一口咬定工商業能壯大大明，但有一點卑職十分的讚同，大明賦稅單一的靠百姓，終究不是個長久之計，大明疆土是不少，可百姓的人口也不斷的增加，他們能得到的土地將會越來越少，所能承受的賦稅也並不多，大明的賦稅始終抵不過宋代，商業上壓製固然有一方麵，另一方麵百姓的賦稅難以保證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可恨的不少官員不知憂心朝廷，一味的從中作梗，使得本來不多的賦稅變得更加少得可憐，堂堂大明一朝，一場天災，一人**，偌大的戶部竟來不出銀子來賑災，這足以說明，朝廷的賦稅實實在在到了要改一改的地步！朝廷給商人提供保護，生意往來的便利，商人獲取商業上帶來的財富，朝廷則從他們財富之中收取相應的稅收，增加戶部的收入，也給百姓減輕了賦稅的壓力，算起來也是一舉兩得的好事，這一點卑職還是明白的，所以大人想要做什麽，卑職都會支持？“
“不管是你，我們也支持？“徐朗，高航大聲道、
高航笑著道：“高某聽著不太明白，不過我知道朝廷有了商業稅，就不必碰上要銀子的事情，就頭疼，我們錦衣衛的俸祿也能發的及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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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朗身為楊崢的軍師，一直為其出謀劃策，蘇州的這一切，無不是有他的影子，可以說楊崢能以一舉平衡蘇州的米價，挫敗沈家他功不可沒，此時見楊崢打定了主意，決定將藏於心頭的擔憂說出來，好讓他做個準備。
趁著眾人說笑的功夫，他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稍作沉吟後便朗聲道：“收取稅收自古有之，宋初設商稅務院征收商稅，並頒布《商稅則例》張榜於商稅務、場門前，令來往客商依法納稅。征稅環節，分過稅和住稅。凡行商行銷貨物，每千錢課稅二十，叫過稅；凡城市商人（坐商）銷售貨物，每千錢課稅三十。元初，商稅無定製，太宗時，始定諸路課稅。我朝雖重農抑商，但與商業上，也收取商稅，設稅課司、局管理，全國有三百六十餘處，隻不過宋代、元代備受重視的商業稅，在我朝不受待見而已，其中原由大人想必也該知曉一二？“
楊崢暗暗點了點頭，表示略知一二，從朱元璋登基，對於商業多有壓製，但也有保護，如洪武初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洪武九年，山西平遙主簿成樂任官期滿，州府考核結果以其‘能恢辦商稅’為由，褒其進京朝見皇帝，結果遭到皇帝的批評：‘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為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訊’。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貨入京，至長淮關，吏留而稅之。既閱月而貨不售。商人謂於官，刑部議吏罪當紀過。上曰：‘商人遠涉江湖，將以求利，各有所向，執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納課於官，彼此一耳。遲留月日而使其貨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償商人’。這種商業稅收在洪武一朝，幾乎無人敢說什麽，所以這個規矩基本上延續了下來。
等朱棣登基後，這位老兄野心太大，做的事情也多，單靠農業上的稅收是無法支持他修建北京城，編修《永樂大典》，疏通大運河，五出蒙古，六下大西洋，所以從永樂開始朝廷開始加重了稅收，但對民間的稅收卻是進一步放鬆，‘婚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永樂二年，山東臨清縣會通稅課局奏：‘比歲市鎮經兵，民皆流移，兼連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課鈔不及，請減舊額。’戶部以聞，上曰：‘兵旱之餘，尚可征稅耶！其悉免之，候歲豐百姓複業，商旅通行，然後征之’”即便如此，征收的稅收並不高，大部分采取了輕稅政策，‘關市之征，宋、元頗煩瑣，明初務簡約，以朱元璋定下的商稅三十取一，超過者以違法論。足見商業稅的不完善，這一方麵是朝廷對商業稅的不重視，另一麵也不是沒有官員的諸多阻撓的緣故。
從永樂後期，勳貴早已不是tai祖與成祖兩朝的軍功赫赫，他們在日常朝堂上的權力也逐漸衰落，勳貴不再參與朝政，隨著烽火的平息，除了兩京以外，勳貴也不再出現在武將行列上，這導致武將多來自於中層武將世家或下級社會階層。而隨著盛世來臨，開啟了文臣掌權時代，文官逐漸把持朝廷的話語權，這些人多半是來自或是各大商扶持的代言人，他們與商業上采取了或多或少的保護，大大阻礙了朝廷征收商業稅收的進程。
隨著文官局麵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人站在了維護商業正麵上，他們以獨特的力量維護商業在保持極低的稅收，從中獲取好處，為此他們不惜一切的力量進行阻擾，誰要想增加商業稅，那就幾乎等於割他們的肉一樣，等於是逆天背理，他們似乎認為任何增加商業稅的行為都會導致扼殺商業的嚴重後果。東林黨人也好，非黨林黨人也好，在堅決抵製增加商業稅的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在他們的描繪下，增收賦稅是天怒人怨，罪惡滔天，甚至朝廷有什麽天災**都是征收商業稅所帶來的禍端，凡是向皇帝建議增收賦稅的官員，都被他們描繪成自私自利的小人，在言官的攻擊下，他們被漫罵的體無完膚，甚至不少人被罵成了“豭狗人梟”。放在道德的架子上下不來，久而久之少有人提起這事兒，而皇帝有時想要增加稅收，必須頂住文官集團大部分成員施加的巨大壓力下才得以進行的。從朱元璋、朱棣後，大明很少有手段高明之主，難以駕馭文人的施加的壓力，到最後多半沒有頂住壓力，不得不放棄從商業獲取好處。
當然了，也不是沒有人獲得成功，如明朝後期的萬曆，他不與文官正麵衝突，而是選擇繞開文官係統，在文官之外利用自己的皇帝的天威達到征收商業稅的目的，但天下商業太多，皇帝縱然有心，也忙不過來，而文官又信不過，所以這個時候太監便走了前台，但是使用太監的結果是雖然可以暫時繞開文官直接幹涉，但是在輿論上卻給群狼一樣的文官以更大的攻擊借口。增加商業稅，本就讓文官集團鬼哭狼嚎，怒火中燒；再加上太監一直是人們所厭惡鄙視的對象，這就更讓文官集團自以為抓到把柄。於是他們一麵煽動底層商人手工業者的情緒，縱容他們用暴力來抵擋阻撓礦稅太監收稅的行動，另一麵發動一浪接一浪的輿論攻勢，在野的文人也好，在朝的官員也好，都紛紛搖動筆竿，竭盡全力的抹黑醜化礦稅，在他們的描繪下，萬曆征收礦稅簡直是罪大惡極，天怒人怨，敲骨吸髓，弄的國家暗無天日。工商業被破壞殆盡。這裏隨便引用一些話“今一貨一人，稅而又稅。朘膏咋髓，一羊十皮，頤頤而來者，無所牟其利，抑且有其害，是重困商也。”，“河間一府，地瘠民貧，稅額兩萬五千有奇，敲骨吸髓久矣，夫民不堪命也。’於是造成‘稅繁則商困，商困則來者稀。必須取盈其額，縱嚴刑督責，隻驅之掉臂而去耳。”“河西務大小貨船，船戶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店又有正稅。……百裏之內，轄者三官，一貨之來，榷者數稅”反對礦稅，醜化礦稅的理由可以說是層出不窮，源源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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