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被從小訓練出來的孩子組成的騎兵部隊，戰鬥的素質和技能是極為驚人的，他們在馬背上無論是衝鋒還是快速撤退都能準確地射擊敵人，換言之，所有的普通戰士都是李廣那樣的神射手。這一點，他們幾乎所有的異族敵人都無法作到。這也是歐洲軍隊在沒有給予蒙古騎兵殺傷的時候自己就遭到重大傷亡的原因。
其四，蒙古人建立了與戰爭相適應的社會組織。各部落的領導即是生活生產的管理組織者又是軍事行動的管理組織者。對外發動戰爭時，可以全民動員，全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作戰行動。如對花剌子模國的長期圍困，就是全民參與，在城下放牧生活，維持軍隊持續不斷的攻擊力，直到城市被攻克，這些優點，造就了他們天生打仗的本事，雖說如今的蒙古是沒落了，但即便是沒落了，對於他們的戰鬥力誰也不敢小瞧了，朱元璋不敢，朱棣不敢，他這個來自二十一世紀的落魄銷售人員同樣不敢，往日隻覺得對抗蒙古，那是離自己很遙遠的事情，縱然要打，那也是朝廷其他的武將的事情，與自己並不多大的幹係，卻不想命運硬是把他推到了這個位置上，這對於他而言，既是一種難得的使命，內心深處他想通過戰事，能很好的解決這一個依附在大明北方的威脅，他心裏清楚的知道，明朝自建立之初，邊防的重點是對付北方蒙古勢力的威脅。從洪武初年開始，朱元璋就著力經營北方，派重臣加以鎮守，以致“重兵之鎮，惟在北邊”。但當時明朝的國都在南京，朱元璋對遠離京師的北方，又放心不下，於是就“酌周、漢，啟諸王之封”，實行分封諸王的宗藩製度。從洪武三年開始，朱元璋陸續將他的二十四個兒子和一個從孫分封在全國各地。洪武三年四月，首封秦、晉、燕、吳、楚等十王。十一年秦王就藩西安，晉王就藩太原。十三年燕王“之國北平”。以後隨著諸王年齡的增長，紛紛就藩各地，分列在各個軍事重地。
從當時全國的軍事形勢來看，邊防的重點是蒙古勢力，因此朱元璋沿長城內外，擇其險要地區分封了九王：北平的燕王、大寧的寧王、廣寧的遼王、宣府的穀王、大同的代王、太原的晉王、寧夏的慶王、西安的秦王、甘州的肅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險?、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將，權崇製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壘帳相望”，在長城沿線形成一道嚴密的軍事邊牆。而在各王的轄區，即成為明軍北上的重要基地。以諸王守邊，有利於加強北部邊防，捍禦蒙古的南下，同時，“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也有利於明朝的久安長治。然而，到永樂時，這種諸王守邊的局麵因為成祖的削藩而遭到破壞。永樂年間，成祖還有足夠的能力和才智數征漠北，但仁、宣以後諸帝，從各方麵而言，都遜於tai祖和成祖，因此除了宣德三年宣宗曾虛張聲勢巡邊一次外，都不敢輕易巡邊。尤其是中期以後，隨著明朝國力的衰微，北部邊防更是陷於全麵防禦和退縮。盡管如此。明朝對北部邊防並不敢掉以輕心。
成祖以藩王即帝位後，首先把擁兵鎮撫北方邊境的藩王內遷。建文四年把駐宣府的穀王徙往湖廣長沙。永樂元年，徙寧王於江西南昌。另外，又削弱代王、遼王等藩王的軍事力量，減其護衛。這樣，從總體上看，削藩有利於皇權的鞏固。但另一方麵，卻造成北部邊防的空虛。如洪武時，曾在長城以北設大寧衛、開平衛和東勝衛等，使遼東和宣府、大同互相溝通。永樂元年後，由於藩王及衛所內徙，“自是，遼東與宣、大聲援阻絕，又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衛於永平，右衛於遵化，而墟其地”。與此同時，出於對蒙古用兵的需要，成祖又將靖難有功的將領派往邊塞要地，直接統率節製軍隊。這樣的造成的後果，如《明史》亦言：“帝（成祖）於邊備甚謹。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也就是說隨著大明藩王戍邊的消失，大明並沒有很好的防護，這種局麵造成的後果，是蒙古始終成為了大明的心腹大患，並且伴隨著大明兩百多年的國運，期間甚至有滅國的可能，正統年的瓦刺強大，所發生的土木堡之變，幾乎徹底摧毀了永樂、洪熙、宣德三代帝王所付出的努力，最終讓大明有聲盛轉衰，後來的情況與正統年差不多，每次大明國力剛剛提升，總少不了韃子的破壞，正統後，也先被阿剌知院殺死，致使內部分裂，瓦剌部勢力逐漸衰落。韃靼部卻從此強盛起來。當時韃靼各部以孛來最強。
成化元年，孛來與小王子、毛裏孩等先後進入河套地區，駐紮下來。成化六年，癿加思蘭、孛羅忽、滿都魯等部也入據河套，河套成為其騷擾內地的一個主要基地，當時被稱之為“套寇”。明廷雖派兵對其進行打擊，但“去輒複來，迄成化末無寧歲”。弘治年間，韃靼部的達延汗統一了蒙古各部，勢力大增，“漸往來河套，出沒為寇”。
正德末年，達延汗死後，蒙古各部又一度分崩離析，但到嘉靖中期達延汗的孫子俺答汗時，勢力又興盛起來，不斷率其部眾騷擾延綏諸邊。嘉靖二十五年三邊總督曾銑上疏請複河套，加強北方防務，這個建議得到首輔夏言的支持，但嚴嵩為了扳倒夏言，他把計劃收複河套的曾銑說成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而為窮兵黷武之舉”，借此殺了曾銑和夏言。從此，明朝廷內再無一人敢言收複河套事，俺答入犯的次數越來越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再次舉兵大舉南下，攻掠大同，明軍一觸即潰，總兵張達和副總兵林椿皆戰死。八月，俺答移兵東去，由薊鎮從間道攻古北口入犯，長驅直入，掠懷柔，圍順義，到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京師大震。兵部尚書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然而當點閱京軍冊籍時，發現“是時冊籍皆虛數，禁軍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於是隻得急調宣府、大同、遼陽、薊州諸鎮兵入轅，“大同總兵鹹寧侯仇鸞、巡撫保定都禦史楊守謙等，各以勤王兵至”。當時明朝集合了五萬援軍，但卻未及儲備糧秣，以致軍糧缺乏，當援軍會集京畿時，“製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複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仇鸞雖率大同兵二萬入京，世宗又以他為平虜大將軍，統率各地援軍，但卻不敢出戰。兵部尚書丁汝夔也“恇擾不知所為”，束手無策，隻好閉門堅守，城外任俺答部焚掠。當政的嚴嵩認為俺答是搶食賊，不足患，“飽將自去”，暗示將官“惟堅壁為上策”，世宗也準備以“皮幣珠玉”去向俺答求和。這樣，明廷任憑俺答的軍隊在城外肆意擄掠達八日之久，最後俺答仍由古北口故道退去。因為這年是庚戌年，故史稱“庚戌之變”，明朝又經過一場驚恐，度過一次危機。
俺答退兵後，於這年十二月遣使到宣府、大同，請求通貢，次年三月又遣使至宣府求通貢市。世宗準許先在大同開設馬市，後宣府、延綏、寧夏諸鎮也準許開市，每年兩次。但一年之後，嘉靖三十一年初，俺答部又在大同邊境騷擾，於是世宗下詔停罷馬市，以致邊境戰事又起，明朝京師多次戒嚴。如嘉靖三十三年秋天，俺答部“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四十二年冬，大掠順義、三河，京師戒嚴。
直到隆慶初年，形勢才有所好轉。隨著明朝改革活動的展開，對九邊的建設日益重視，邊防因之得到加強。另一方麵，蒙古貴族的入犯明朝，又往往遇到堅決抵抗，損傷頗多，再加上蒙古草原在經濟上對內地的依賴關係增強，農牧業生產的發展和蒙漢人生活的需要，都更加迫切要求互市貿易，以換取布帛糧米和生產工具。在這種情況下，遂出現了“俺答封貢”。
隆慶四年，韃靼內部再次發生矛盾，俺答汗與其孫把漢那吉因爭奪“三娘子”為妻而翻臉。三娘子原為把漢那吉之妻，俺答見其貌美，奪為己妻。把漢那吉恚恨，遂於是年十月率妻子等十餘人降明。大同巡撫方逢時接受其投降，並報告宣大總督王崇古。他們共同上疏極力主張乘此機會優待把漢那吉，“因與互市”，采取安撫政策。
其四，蒙古人建立了與戰爭相適應的社會組織。各部落的領導即是生活生產的管理組織者又是軍事行動的管理組織者。對外發動戰爭時，可以全民動員，全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作戰行動。如對花剌子模國的長期圍困，就是全民參與，在城下放牧生活，維持軍隊持續不斷的攻擊力，直到城市被攻克，這些優點，造就了他們天生打仗的本事，雖說如今的蒙古是沒落了，但即便是沒落了，對於他們的戰鬥力誰也不敢小瞧了，朱元璋不敢，朱棣不敢，他這個來自二十一世紀的落魄銷售人員同樣不敢，往日隻覺得對抗蒙古，那是離自己很遙遠的事情，縱然要打，那也是朝廷其他的武將的事情，與自己並不多大的幹係，卻不想命運硬是把他推到了這個位置上，這對於他而言，既是一種難得的使命，內心深處他想通過戰事，能很好的解決這一個依附在大明北方的威脅，他心裏清楚的知道，明朝自建立之初，邊防的重點是對付北方蒙古勢力的威脅。從洪武初年開始，朱元璋就著力經營北方，派重臣加以鎮守，以致“重兵之鎮，惟在北邊”。但當時明朝的國都在南京，朱元璋對遠離京師的北方，又放心不下，於是就“酌周、漢，啟諸王之封”，實行分封諸王的宗藩製度。從洪武三年開始，朱元璋陸續將他的二十四個兒子和一個從孫分封在全國各地。洪武三年四月，首封秦、晉、燕、吳、楚等十王。十一年秦王就藩西安，晉王就藩太原。十三年燕王“之國北平”。以後隨著諸王年齡的增長，紛紛就藩各地，分列在各個軍事重地。
從當時全國的軍事形勢來看，邊防的重點是蒙古勢力，因此朱元璋沿長城內外，擇其險要地區分封了九王：北平的燕王、大寧的寧王、廣寧的遼王、宣府的穀王、大同的代王、太原的晉王、寧夏的慶王、西安的秦王、甘州的肅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險?、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將，權崇製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壘帳相望”，在長城沿線形成一道嚴密的軍事邊牆。而在各王的轄區，即成為明軍北上的重要基地。以諸王守邊，有利於加強北部邊防，捍禦蒙古的南下，同時，“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也有利於明朝的久安長治。然而，到永樂時，這種諸王守邊的局麵因為成祖的削藩而遭到破壞。永樂年間，成祖還有足夠的能力和才智數征漠北，但仁、宣以後諸帝，從各方麵而言，都遜於tai祖和成祖，因此除了宣德三年宣宗曾虛張聲勢巡邊一次外，都不敢輕易巡邊。尤其是中期以後，隨著明朝國力的衰微，北部邊防更是陷於全麵防禦和退縮。盡管如此。明朝對北部邊防並不敢掉以輕心。
成祖以藩王即帝位後，首先把擁兵鎮撫北方邊境的藩王內遷。建文四年把駐宣府的穀王徙往湖廣長沙。永樂元年，徙寧王於江西南昌。另外，又削弱代王、遼王等藩王的軍事力量，減其護衛。這樣，從總體上看，削藩有利於皇權的鞏固。但另一方麵，卻造成北部邊防的空虛。如洪武時，曾在長城以北設大寧衛、開平衛和東勝衛等，使遼東和宣府、大同互相溝通。永樂元年後，由於藩王及衛所內徙，“自是，遼東與宣、大聲援阻絕，又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衛於永平，右衛於遵化，而墟其地”。與此同時，出於對蒙古用兵的需要，成祖又將靖難有功的將領派往邊塞要地，直接統率節製軍隊。這樣的造成的後果，如《明史》亦言：“帝（成祖）於邊備甚謹。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也就是說隨著大明藩王戍邊的消失，大明並沒有很好的防護，這種局麵造成的後果，是蒙古始終成為了大明的心腹大患，並且伴隨著大明兩百多年的國運，期間甚至有滅國的可能，正統年的瓦刺強大，所發生的土木堡之變，幾乎徹底摧毀了永樂、洪熙、宣德三代帝王所付出的努力，最終讓大明有聲盛轉衰，後來的情況與正統年差不多，每次大明國力剛剛提升，總少不了韃子的破壞，正統後，也先被阿剌知院殺死，致使內部分裂，瓦剌部勢力逐漸衰落。韃靼部卻從此強盛起來。當時韃靼各部以孛來最強。
成化元年，孛來與小王子、毛裏孩等先後進入河套地區，駐紮下來。成化六年，癿加思蘭、孛羅忽、滿都魯等部也入據河套，河套成為其騷擾內地的一個主要基地，當時被稱之為“套寇”。明廷雖派兵對其進行打擊，但“去輒複來，迄成化末無寧歲”。弘治年間，韃靼部的達延汗統一了蒙古各部，勢力大增，“漸往來河套，出沒為寇”。
正德末年，達延汗死後，蒙古各部又一度分崩離析，但到嘉靖中期達延汗的孫子俺答汗時，勢力又興盛起來，不斷率其部眾騷擾延綏諸邊。嘉靖二十五年三邊總督曾銑上疏請複河套，加強北方防務，這個建議得到首輔夏言的支持，但嚴嵩為了扳倒夏言，他把計劃收複河套的曾銑說成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而為窮兵黷武之舉”，借此殺了曾銑和夏言。從此，明朝廷內再無一人敢言收複河套事，俺答入犯的次數越來越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再次舉兵大舉南下，攻掠大同，明軍一觸即潰，總兵張達和副總兵林椿皆戰死。八月，俺答移兵東去，由薊鎮從間道攻古北口入犯，長驅直入，掠懷柔，圍順義，到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京師大震。兵部尚書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然而當點閱京軍冊籍時，發現“是時冊籍皆虛數，禁軍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於是隻得急調宣府、大同、遼陽、薊州諸鎮兵入轅，“大同總兵鹹寧侯仇鸞、巡撫保定都禦史楊守謙等，各以勤王兵至”。當時明朝集合了五萬援軍，但卻未及儲備糧秣，以致軍糧缺乏，當援軍會集京畿時，“製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複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仇鸞雖率大同兵二萬入京，世宗又以他為平虜大將軍，統率各地援軍，但卻不敢出戰。兵部尚書丁汝夔也“恇擾不知所為”，束手無策，隻好閉門堅守，城外任俺答部焚掠。當政的嚴嵩認為俺答是搶食賊，不足患，“飽將自去”，暗示將官“惟堅壁為上策”，世宗也準備以“皮幣珠玉”去向俺答求和。這樣，明廷任憑俺答的軍隊在城外肆意擄掠達八日之久，最後俺答仍由古北口故道退去。因為這年是庚戌年，故史稱“庚戌之變”，明朝又經過一場驚恐，度過一次危機。
俺答退兵後，於這年十二月遣使到宣府、大同，請求通貢，次年三月又遣使至宣府求通貢市。世宗準許先在大同開設馬市，後宣府、延綏、寧夏諸鎮也準許開市，每年兩次。但一年之後，嘉靖三十一年初，俺答部又在大同邊境騷擾，於是世宗下詔停罷馬市，以致邊境戰事又起，明朝京師多次戒嚴。如嘉靖三十三年秋天，俺答部“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四十二年冬，大掠順義、三河，京師戒嚴。
直到隆慶初年，形勢才有所好轉。隨著明朝改革活動的展開，對九邊的建設日益重視，邊防因之得到加強。另一方麵，蒙古貴族的入犯明朝，又往往遇到堅決抵抗，損傷頗多，再加上蒙古草原在經濟上對內地的依賴關係增強，農牧業生產的發展和蒙漢人生活的需要，都更加迫切要求互市貿易，以換取布帛糧米和生產工具。在這種情況下，遂出現了“俺答封貢”。
隆慶四年，韃靼內部再次發生矛盾，俺答汗與其孫把漢那吉因爭奪“三娘子”為妻而翻臉。三娘子原為把漢那吉之妻，俺答見其貌美，奪為己妻。把漢那吉恚恨，遂於是年十月率妻子等十餘人降明。大同巡撫方逢時接受其投降，並報告宣大總督王崇古。他們共同上疏極力主張乘此機會優待把漢那吉，“因與互市”，采取安撫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