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部早期的下克上事件,和中國某段時期的**風潮很像,同樣是某些野心家煽動下位者的狂暴情緒,借以消滅國內的反對勢力。


    曆史證明了一點,被消滅的都是弱者,對於政治舞台而言,弱者即為邪惡。日本當年的政變情形撲所迷離,但有一點卻可以肯定,那就是主和派以及主張以經濟同化這種緩慢的手段滲透中國之黨派,皆在蔓延全國的刺殺活動中銷聲匿跡。


    以至於一個區區的關東軍小軍官,就能挑動中日兩國的超級國戰,把東方僅有的一點元氣損失殆盡。二戰之後的中國,一直是個三流國家,偶爾還因為大饑荒死了六千萬人,淪落到四流層次。


    至於日本,連國土上的軍隊都姓美,還有什麽好說的?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金融風暴,國家機關居然不敢出麵拯救,更因此成為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笑柄。


    這些事情,全都源於不久之後的世界大戰。日本挑錯了對手,中國選錯了領導人,就這麽回事。縱觀東方自明末之後的曆史,總的來說隻見到了六個字:悲劇、悲劇、悲劇。


    此時的莫斯科,正恰逢10月底,寒流席卷而來,天空中冷風激蕩。


    此地氣候寒冷,年平均氣溫僅4.9度,最冷月1月平均9.3度。最熱月7月平均年均降水量690毫米。這實在不是一個好地方,而生長於此的俄羅斯人,也在如此的環境下,養成了堅韌而又狂暴的性格。


    莫斯科位於俄羅斯平原中部、莫斯科河畔,跨莫斯科河及其支流亞烏紮河兩岸。大莫斯科的麵積為900平方公裏,主要地勢平坦,僅西南部有捷普洛斯坦斯卡亞高地。降雪量大,平均年積雪期長達一百四十一天,也即11月初―4月中,冬季長而天氣陰暗。


    薑瑞元如今正住在療養院,回憶起當初從飛機俯瞰莫斯科,映入眼簾的是藍天下蔥綠的樹叢和清沏透明的河湖,城市整潔幹淨。眨眼間,溫暖的氣候已經離去,隨著而來的,是嚴寒。


    冬季寒冷,最低氣溫曾達零下四十三攝氏度。每年從9月底開始進入寒冷時期直到第二年的5月中旬,從11月底到4月中旬為降雪時間,冬季結束時降雪深達一尺。


    靜靜地躺在病床上,薑瑞元正望著窗外飄落的枯葉,思緒萬千。薑瑞元因為這段時間的所見所聞而多與蘇俄聯絡員爭執。未果之下,精神緊張,一度要求去療養院療養。


    蘇俄紅門組織部拗不過他,便批準了這件事情。


    躺在病床上的這個中年人,並不顯老,也無病態。唯一讓人歎息的,就是他眉宇間的猶豫以及傷感。俊逸儒雅的麵相,瑩白如玉,如此的書卷氣質,不知迷倒了多少俄羅斯姑娘。


    手上拿著鋼筆,他正依靠在床頭,寫著日子。室內沒有其餘的聲響和吵鬧,唯有筆紙間莎莎莎的磨擦聲。


    薑瑞元在潔白的紙上寫著:“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紅對我們****的援助,為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紅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運動,更危險。”


    一切的緣故都出在這三個月的蘇俄遊的經過,薑瑞元發現了在蘇聯的社會中或是俄紅中間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著,看清了屎大淋清黨是“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是一種為人治而鋪路的集權手段。


    在這一刻,他終於認清蘇聯的政治製度,乃是**和恐怖的組織。


    這與他所在之中國**黨的三妹主義的政治製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關於此點,在他未曾親自訪俄前,是完全沒有料到的。


    故而在日記中寫出了:“綜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複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薑瑞元對蘇俄方麵的不滿,從其日記看,最初起於10月10日他對莫斯科中國留學生演講時,有留學生批評他過於宣傳孫逸仙,有個人崇拜之嫌。這一批評立即觸動了薑瑞元的敏感神經。


    事情雖小,但卻直指了孫逸仙的致命要害,使薑瑞元作出“損人利己之徒,誘引青年,自植勢力,而不顧黨誼”的判斷,對蘇俄多出一份戒心。應該說,當時留學生的批評還是比較溫和,蘇俄方麵也確不應為此負直接責任,但蔣心中仍留下一絲抹之不去的陰影。


    “因以中國青年自大之心,及其願為外人支配,而不知尊重祖國領袖,甚為吾黨懼焉。”這樣一句話,無疑表明了蘇俄紅門主義對心靈缺乏信仰之中國學生的心靈扭曲。這一點,最終讓他對此種**理念產生了根本懷疑。


    如果不是因為後期的日本侵華,估計他還有一個可以改個社會的機會。隻可惜,曆史如果,成王敗寇,一直如此。


    如果說,雙方的這次嫌隙主要是由於薑瑞元的狹隘和猜疑造成的,那麽接著而來的不快,責任則主要在蘇俄方麵。外蒙自世紀初由沙俄策動**後,一直是當時許多中國人的一件痛事。


    早在1912年,薑瑞元主編《軍聲》雜誌時,專門撰寫過《征蒙作戰芻議》、《蒙藏問題根本解決辦法》,主張武力平定蒙、藏叛亂。這次到蘇俄,蔣期望新政權能對蒙古問題有所交待。


    他一方麵向俄方提出在烏蘭巴托以南地區建立一支**黨新軍的計劃,含蓄表達出中方對蒙古的宗主權,另方麵於10月下旬直接與外交人民委員齊切林會談,希望蘇俄放棄對蒙古的操縱,但雙方在此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無結果而散”。


    所有這些,的確使蔣介石產生了一定的緊張和不滿情緒,俄方文件寫道:“由於神經緊張、過度勞累等原因,薑瑞元一再要求送他去療養院休養兩周。”


    軍事支援的承諾,或許是薑唯一的安慰。在軍校還未正式成立以前,他對於蘇俄的要求,其實一點辦法都沒有。


    然而,演講風波和蒙古問題還不是薑瑞元為之擔憂的全部。11月1日,齊切林致函季諾維也夫並轉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指出薑瑞元已經“神經過敏到極點,他認為我們完全不把他放在眼裏。”不被放在眼裏,這才是薑瑞元最為光火的。


    齊切林的信中提到,薑到俄後,隻有他本人和斯克良斯基與代表團有過接觸,代表團有遭冷落之嫌。自然,齊切林所感覺到的,作為當事人的薑瑞元,更有切身體會。而且,令他更為不快的,是蘇方對其提出的軍事計劃反應也頗為冷淡。


    薑瑞元提出的軍事計劃除前述準備在蒙古和西北地區建立新軍,開辟新戰場外,還有他最為關心的軍隊訓練問題。他希望俄方能派出一些軍官,到廣東幫助訓練中**隊,但蘇俄方麵的意見正相反,希望國民黨方麵派出學員,到蘇俄境內進入由俄方設立的軍事學校學習。


    這樣的結果,薑瑞元當然不會滿意,因為這意味著軍事教育主導權將掌握在蘇俄手中。


    練就一支自己的軍隊,一直是薑瑞元夢寐以求的,早在1921年,他就談到:“如弟駐省或駐韶練兵,而不引起某部注意,則準備於半年之內,練成一支勁旅,參加中原劇戰也。”舍此而外,“如欲有所效力,則終久不能達期目的矣。”


    生逢這樣的亂世,薑瑞元對於權力的本質和根基都有著絕對的認識。在野心的驅使下,他的目光從未在軍權身上離開過。


    8月中旬,臨出國前,他再次表示:“如欲善用弟材,惟有使弟遠離中國社會,在軍事上獨當一方,便宜行事,則或有一二成效可收。”可見,薑瑞元辦學練兵的願望是多麽迫切,而他訪俄的一個主要目標也正在於期望得到蘇俄的餉械援助。


    因此,蘇俄在軍事援助上的含糊態度使薑瑞元深感失望,直到齊切林信發出,蘇俄方麵態度終於發生一些變化。11月13日,代表團再次與**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總司令加米涅夫見麵。


    會談中,他要求蘇方應向廣州將開辦的軍事學校增加派出人員,對此,斯克良斯基回答:“開始需要進行一次試驗。如果成立所設想的50人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麽**軍事委員會不反對增加派出人員。”雖然口氣仍然很含糊,但終於是答應了支持在廣州開辦軍校。


    據俄方文件記載,蔣薑瑞元一走出斯克良斯基的辦公室,斯氏就說:“不要張羅療養院、醫生等事了,因為他自我感覺好多了”。從會談文件看,薑瑞元唯一可以略感慰藉的,其實也隻有上麵這幾句話。


    因為在對俄態度上,薑瑞元和其他的成員有了衝突。縱觀薑瑞元的一生,似乎還真沒有什麽賣國的舉動。就連承認外**立,也是當年孫大炮自己和人家簽了合約,白紙黑字賴不掉所致。


    就著各種政治軍事主權等問題,**黨和紅門的國內代表,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代表團內形成了兩派,**黨左派人物沈玄廬和張太雷是一派,薑瑞元和王登雲是一派。其中左派,一直都和蘇俄走得很近,自然而然的,也都和國內紅門走得很近。這裏麵,還真沒有幾個好貨色。


    他們會見托洛茨基時,托洛茨基對他們說,現在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政治上和宣傳上,並著手做黨的組織工作。即便我們給很多錢,給予軍事支援,“你們還是會一事無成”。談到蒙古問題時,托洛茨基說,蒙古希望**。如果你們想同它建立統一戰線,你們應該把它視為兄弟,並說你們不想主宰它。


    這次談話後薑瑞元很生氣,說托洛茨基在騙他們。如果蒙古想**,那需要我們承認,需要我們給予它**,而不是它自己承認自己。這些話他們是在代表團內部講的,對於主權問題,薑瑞元向來看重。而沈也生氣了,兩派發生激烈口角,差一點打起來。


    就這一點而言,薑瑞元先將國家的權利放在首位。因為他知道,人民不需要一個出賣政治權利的黨派,這一點根基,絲毫動搖不得。至於張太雷他們,心中已經早就赤化,有門無國。


    此門,即紅門,這也是黨在國上的根本禍患。薑瑞元雖有占據天下之野望,但他也追求著千古完人的名聲。這一點,他比馬子任好上太多。


    由於對蘇俄的失望,薑瑞元對訪俄報告也毫無熱情。證之日後於回國途中,他“製《遊俄報告書》,旋作旋輟”,煩躁心情可見一斑。


    就代表團的使命來看,薑瑞元出訪蘇俄,說不上成功。但對他自身個人而言,畢竟是一次改變他命運的軍校生涯,之後的一切皆和這段出行密不可分。也許,在薑瑞元內心中,這段出行的記憶會是十會複雜的吧。


    莫斯科,這個赤化**崛起的地方,從**體製中放出了一隻真正可以毀滅世界的惡魔。薑瑞元在還未來到這裏之前,仍舊對著此處的紅色政權有著向往,以俄為師的口號,並不僅有孫逸仙在高喊。


    但能從狂熱之中醒悟過來,他最終從這罪惡的泥潭中抽出腳步。**和**,也並非必須實行赤化才可。從根本上,薑瑞元還是更相忘於華夏千百年來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模式。


    至少不像馬子任那樣,肆無忌憚的毀滅中華文明,斷絕我輩之道統。


    實際上,薑瑞元和馬子任一樣,都曾對蘇俄充滿了幻想,隻不過馬子任在1949年以前都沒有到過蘇聯,所有的幻想都是間接從別人那裏抄來,而薑瑞元則不同,1923年就親曆蘇俄,並發表了觀感,斷言蘇俄赤化體製絕不適合中國。


    俄國素無好心,晚清的中俄曆史是最好的事例,民國以後的曆史更可謂證據確鑿。至於紅門一統天下之後的詳細賣國予俄的舉動,一直諱莫如深。蘇俄的**與恐怖與三妹主義或者說與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薑瑞元踏上蘇聯國土3個月就能看出。


    自1923年8月5日起,他在上海奉黨魁孫逸仙的命令,約會蘇俄代表馬林,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其軍事政治和黨務。8月25日從滿洲裏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啟程回國,次月15日回到上海。在這3個月的期間,他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麵進行考察。


    觀其論調,薑瑞元認為蘇俄對中國**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敵人的策略為更多。


    軍事方麵,莫斯科紅軍組織嚴密,軍容整齊;政治方麵,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紅中間的鬥爭,他認識到蘇維埃製度乃是**和恐怖的怪獸,與中國所需要的思想革新,完全不在一個層麵上。


    俄紅的領導者,對於他們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


    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病重,陷入沉迷狀態,不能晤麵。薑瑞元會晤了蘇俄黨政及軍事負責諸人,說蘇俄的國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寧所指示的路線。綜括他在俄考察3個月所得的印象,感覺就是俄紅政權如一旦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複活,則其對於中國和國民**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證之後世之史實,薑瑞元對於赤化之恐怖,卻並非虛妄。其故在於中國人隻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紅門門徒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赤奴矣。


    這一點,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也未曾有多大改觀。唯一的卻別,也就在於某些人變成了赤奴。自己願意做奴才也就罷了,還不許別人不做奴才。每每提到民權與自由,就說別人美奴、資本主義走狗、帶路黨。


    殊不知,他們自己也不過是個五毛黨罷了。隻不知,這樣的悲劇,何時才能有個終結。


    中華文明的新紀元,還有很遠。除了生產力的些許進步,自1922年之後,華夏的文明就再也沒能為世界帶來新的思想。


    要麽是資本主義的白色,要麽是赤化**的紅色,像洪水猛獸一樣摧毀著我們自身文化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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