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逸仙下令焚毀西關,這事的確有之,在取道日本之時就在日本媒體麵前公開承認過此事。主要的具體執行著,乃張民達,這個孫逸仙的忠犬,**黨的爪牙。


    不過說孫逸仙這人殘忍嗜殺,卻也不對,整件事情的起因經過與結果,更應該算是一場充滿遺憾的誤會。軍工團這個和紅門關係匪淺的暴民組織,加上許崇智等內部的軍方高層,孫逸仙僅僅是縱容了下屬。


    真要論是非,也隻能說孫逸仙無能。**黨治下的廣州混亂不堪,以至於商團民團要自己購買軍火來保衛自己,光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其無能。禦下不嚴,甚至是縱容無度,為了整軍北伐,居然連軍紀也不進行約束。


    廣州的動蕩局麵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且居民已經對孫政府大不以為然,而說到農民,他們認為孫、陳之爭純粹使農民遭殃。因停止交稅,拒不交售軍糧而導致的持械軍隊後方騷擾之事,時有發生。


    西關事件之後,就連孫逸仙自己也承認:自滇桂聯軍入粵驅陳以後,粵民供給餉糈已多,現軍餉無可搜羅,官產亦已垂盡,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這裏的官產,是指大元帥府下令收繳社會福利部門進行拍賣的事件,其中包括了福利院、學校、林場以及道觀廟宇。


    而商店關門、工廠停工,對於商人和資本家來說,並非初衷。由此帶來的人民失業、物價飛漲、官商對立、社會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府不願看到的。孫也深知這一點。1923至1924年,孫中山曾作過許多努力,試圖將社會矛盾緩和下來。


    為了解決軍隊截留稅收的問題,孫就反複召集財政會議,迭次下達財政統一令。然而,各軍將領對孫中山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特別是占據富庶地區,省內佛山、南海及北江沿岸的滇軍和西江流域及江門一帶的粵軍。


    其將領雖公開表示按照孫的要求,限時交回財權,但時限一到又自食其言,其它各軍也步其後塵。上峰雖三令五申,然占領財權之軍人,卒無響應,此種瓜分稅收的惡例一開,幾成軍人當然享受之權利。故司財者雖數易其人,然終乏朮挽救此積重難返之弊。


    1924年9月,廖仲愷兼任大元帥府財政總長和廣東省財廳廳長,推行孫的財政統一計劃。但各軍將領根本不把廖仲愷放在眼裏,逼得廖仲愷僅僅10餘天便辭職。他在辭職通電中憂心忡忡地說:“默察現狀,廣東財政,已瀕絕境,雖欲負責,誠恐力不從心”。


    1923年3月7日,鑒於廣東商人在販貨途中屢屢遭到兵、匪搶劫,廣東省省長徐紹楨下令恢複“廣東保商衛旅營”,專職保衛省內河道客貨船的航行安全。6月,廖仲愷任省長後,又令廣東江防司令部、番禺保商衛旅營切實負起緝匪護商之責。


    這裏的番禺保衛旅營,其實是三區聯合政府安排的一支私人武裝,算是民團,卻從大元帥府那裏拿到了正式任命的文書。而代價,僅僅花費了一萬二千元,廖仲愷所負責的財政部門,竟窘迫到出售軍隊番號。


    但是,恰恰是政府的這類措施卻被不法軍人、官員利用,由‘護商機關‘變成‘害商機關‘。為此,孫於6月27日簽發《臨時軍律》共6條,嚴厲規定軍隊不得欺壓民眾。7月上旬,又下令關閉廣州市區內約15處‘民軍辦事處‘,以期杜絕隨意拉夫現象。


    從1923年9月到1924年4月,孫的這類命令更加頻密,先後下令撤消北江商運局、小北江商運事務所、水陸偵緝聯合隊、珠江水上保安事務所等等,並令一律撤消廣寧、四會一帶的‘護商機關‘。至於直接向各軍將領發布的嚴禁擾民的命令更是數不勝數。


    然而,孫的命令如一紙空文,各種名目的稽查隊、巡緝隊、偵察隊非但沒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擾民、害民之事頻繁發生。各種投訴不斷湧進大元帥府。甚至在孫的眼皮底下,這類現象也毫不收斂。


    如1923年底,孫中山剛下令所有軍隊移駐廣州市郊外,不得占住民居。不久,大批軍隊就以籌款名義,從東江戰場湧入廣州,大北、南岸一帶的民居多被占據,滋生不少糾紛。1924年8月,駐廣州的滇、湘、桂軍總司令部宣布成立‘滇湘桂戰時軍需處‘。該機構一成立,便不顧大元帥府的禁令,宣布對劇院、渡船、汽車、冥錢、棒香等征收一係列新稅。


    由於整治不法軍人的效果微乎其微,1924年2月14日,孫中山在各軍政要人的會議上不禁憤憤地說:“迭次戰事,滇軍肆意索餉,致我羅掘俱窮,複賣公產,弄到民沸騰,集矢於我。”


    在這裏,孫逸仙的確也有些冤屈,楊希閔和劉震寰這些軍閥以及下層軍官士兵幹的壞事,屎盆子全都扣到了大元帥府頭上。實際上北伐資金從這裏得到的實惠,連五分之一都沒有。可禦下不嚴以及治軍無方,卻是實實在在的。


    孫逸仙這人道德上姑且不去說,政治立場倒也值得稱道,可這治理地方,**黨實在是狗屎一坨。就算是日後的薑瑞元當政,在處理經濟的問題上,也重複著這樣的老路。至於更後麵的紅門,好吧,那時候不存在經濟一說了。


    時至1924年8、9月間,促使孫下決心再次北伐,由經濟危機引致的社會矛盾激化是一很重要的原因。他一度對廣東**根據地失去信心並打算放棄廣東,希望通過北伐,為**另辟一新天地。他在寫給薑瑞元的信中就曾說:“廣東一地,現陷於可致吾人於死之因有三,即:英國之壓迫﹔東江敵人之反攻﹔客軍貪橫,造出種種罪孽。”


    有此三死因,則此地不能一刻再居,將廣州還給廣州人民、建立自治政府、取消所有新增加的捐稅。這當中包含了他對廣東人民的許多內疚和無奈。


    說句公道話,孫逸仙出身香山,力行**,未必就沒有救國救民的宏大理想。野心自然也有,不擇手段也是性格使然,可說他一心一意禍害民眾,卻也未必。更多的卻是時局的無奈,英雄之於世,難免有些疏漏。


    可太多的英雄被神化,產生的曆史崇拜,卻會成為阻礙思想前進的心魔。評價某一個人,應該就事論事,而後論人。論人而不論事,論事而不論人,皆有失偏頗。


    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孫逸仙這人有野心有決斷,想成為**者是肯定的。但想要拯救中國的誌願,卻也未必虛假。他最大的問題,還出在行事不擇手段上麵。


    這些權宜之計並非不可,但到了後來,無論**黨還是中國紅門,全都把手段當做了目的,而原本的目的卻成了遙不可及的幻想。人民自主的的權力太過虛幻,無約束之自由的危害性也的確很惡劣。


    可在法治建設上吞吞吐吐含糊其辭,最讓人難以忍耐。從北洋軍閥政府開始,為何中國的**屢禁不止?是道德的原因,還是不民主無約束?根源就出在這人治的國家體係上。一把手說了算的政治製度,必然導致**。


    當領導決定了下屬的升職和官路,下麵的人便隻能投其所好,費盡心思獲得上級的賞識。賄賂和**自然而然就來了,這是製度的原因,是人治讓貪官得以橫行,清官卻無能為力。或許在體係剛剛建立之時,領導者還不至於腐朽,尚且能夠製止這種行為。


    可這有何意義?


    朱元璋用嚴刑苛法殺了數不盡的貪官,可大明朝的官員貪汙情況仍舊是世界之最。至於建奴和蒙古這兩個政權,他們的已經不是貪汙問題,而是殘忍的血腥掠奪。


    孫逸仙提出的“驅除韃虜,複我中華”之口號,後世之人總認為這是狹隘的大漢民族主義,不利於民族團結。可事實上,如今的漢族,人口占到全國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四億被建奴壓製了數百年的我族人民。


    這才是華夏正統的根基所在,何來狹隘之說?


    少數民族要麽選擇被同化,通過自己的努力被我族承認,享受與華夏子民一樣的地位和福利。要麽就選擇保留自己的民族身份,然後被邊緣化,隻能去依靠自己。至於照顧?斷無這個可能


    沒有使用暴力去消滅就已經是仁慈,居然還想要獲得比漢族更高的待遇?這是什麽邏輯?什麽心態?


    在這一點上,鍾泱十分讚同孫逸仙和**黨的民族政策,不可能有少數民族獲得比漢族更高的待遇,這是國策


    當然,沒有照顧,也不會故意去打壓。但是少數民族想要來到漢族聚居的城市裏,就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尊重漢族的生活習慣。


    鍾泱可是很清楚的知道,所有鼓吹給予少數民族特殊優待的的政策,都是亡國之策。在國家的主體結構之中,分出三六九等,這倒無所謂,因為階級製度始終有利於維護國家體製的穩定,隻要各階級之間有著可以流通的道路就可以了。


    也即是說,階級可以穩固下來,但裏麵的人員卻必須流動。有能者居之,這才是治國的大道,其餘皆末節。


    而這第二點,就是要認清楚誰才是整個國家的主體。人口總數、經濟貢獻、人口素質都是必須要考慮進去的內容。而在中國,無疑以漢族為最,最多的數量、幾乎占國民生產總值之中全部內容的經濟主體,至於人口素質,更不用說。


    再差,也不必滿蒙更差了。


    對於滿蒙,尤其是建奴這個曾經屠殺掉六千萬以上漢族人口的民族,鍾泱真是一點好感都沒有。至於漢八旗,以及他們的後人,這些更應該作為漢奸的典型來宣傳。南京大屠殺慘烈否?可在直到後世百年,南京還是繁華無比的大都市。


    但揚州三日,這場大屠殺結束之後,揚州現在是個什麽級別的城市?要知道,揚州城在古代的經濟地位以及人口總量。


    縱觀整個抗戰期間,日本屠殺掉的中國人大約在兩千五百萬,連建奴屠殺總數的一半都沒有。而且整個大清朝統治時代,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過我們漢族和滿足是兄弟之族,反而是以修《四庫全書》之名,行塗改曆史之實。


    能把四川殺到變為洪荒時代的,也就隻有建奴了,當年還把這髒水潑到張獻忠身上。最好的例子,就當時不得不驅趕湘豫之地的局麵,以填充四川人口基數。即使到了如今,仍可見一些端倪。


    如今四川人的口音,和湖南湖北相近的程度,讓人感慨唏噓。


    孔子尚且言十世之仇猶可報也,這才過去幾年?我們就要忘記這樣的深仇大恨?真要這麽說,我們也去和日本稱兄道弟好了,反正以後也要大東亞共榮的。這種論調,實在可笑,多少偽君子,想要用我族的鮮血,去成就自己的道德製高點?


    民族團結,建立在漢族主題的實力絕對強大之上,我們可以有憐憫,但絕不應該刻意去討好。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努力,這是每個民族自己的事情,之所以要強調漢族的主體地位,並非是血統的緣故。


    而在於華夏正統文明的理念,誕生於春秋戰國,卻凝聚於秦漢。自古以來,向華夏者華夏,向蠻夷者蠻夷。滿蒙無向往華夏的心思,那是他們自絕於我族,當然無有絲毫憐憫可言。


    華夏起始於黃河流域,卻最終占據了這麽一塊恢弘的基業,並非單單依靠文明與寬厚,我們也有鐵與血。內外六夷,稱兵者斬


    既然要樹立起一個我族文明的旗幟,自然會遇到敵人,會與其他文明發生碰撞。為此,古文會亦不吝鮮血,自甘背負起殺戮眾生的罪業。


    之前沉浸於順德、番禺以及南沙這三個地區悶頭發展,主要是為了積蓄實力,建設起一個足以支撐起國內爭霸戰爭的根基。這才是真正的雄才和大略,好計謀者,最多可為策士和智囊,但作為領導者,卻必須時刻關注自己的根基。


    政治體係、軍事力量、經濟實力,這些才是一個實力派組織的根本所在。以之位基礎,才有資格招收人才、使用計謀和製定大略的餘地。不明白這一點的人,始終沒有謀國的實力。


    孫逸仙有大略,可惜無雄才,一輩子奔波勞碌,卻為他人作嫁衣。早起依靠日本,後期投靠蘇俄,沒有一樣東西是他自己的。經濟和軍事裝備,皆依靠賣地讓權所得,治理地方,除了收刮就再也沒有其他手段。


    後方從來不平靖,內部體係在黃埔學生軍成立之前,一直都是散沙狀態,軍餉基本靠借靠搶,這要能取得勝利,那就是軍事史上的奇跡。供應十萬大軍的後勤,豈是依靠掠奪就能夠完成的?


    更何況,這是工業時代的武裝力量,不是去弄點糧草這麽簡單。槍支彈藥、火炮、飛機,這些東西能靠搶劫來獲得?你以為誰都是張學良這個運輸大隊長嗎?更何況,以孫逸仙的實力,也當不了日本這個狠角色。


    說到底,孫逸仙所領導的**黨,畢竟還是華夏其中一支武裝力量。鍾泱並不希望對其趕盡殺絕,甚至有意對之進行資助,讓他們去實行北伐戰略。赤化後的**黨,先天屬性上已經開始和日本處於敵對狀態了。


    而且美國猶太財閥的力量,也將要開始插手亞洲事務,在這一點上,鍾泱也不得不進行防備。古文會需要一個行動比較出格的政治勢力,去吸引世界的目光,以便於分擔自己身上的壓力。


    至少不能讓列強把全部的注意力投放到自己的身上。


    在這一點上,鍾泱已經通過劉浩然與薑瑞元達成了初步共識。這個黃埔的校長,如今已和過往大有不同,本就想要成為千古完人這樣的明君人物,為此薑瑞元更是時刻注意起了自己的儀容儀表。


    並且在許多事情上,也開始有著自己的決斷,而非過去那樣對孫逸仙俯首應命。


    劉浩然提出的一些經濟援助以及工業發展的計劃,也都得到了其人的首肯。隻不過,這一切在當前還僅僅是私底下的口頭協定,根本毫無意義。除非孫逸仙死了,或者**黨戰局南京和上海,否則所有的條款都無法達成。


    在秘密協定之中,確定了粵、桂、閩三地的歸屬,至此鍾泱就能夠督促下麵建立起東南聯合政府。並且讓素有名望的陳炯明出任第一任的行政長官,在南方,以陳炯明的名義,就足以讓人信服。


    而鍾泱也終於可以開始大展拳腳,去進行一些更有樂趣的戰略布局,在美國的商業活動,在南洋的軍事布局,都將徹底拉開帷幕。


    即使是擁有著智能工廠的鍾泱,也不可能依靠一群機器人來打天下,二戰時期的武器,很多都能對陸戰士兵產生威脅。更何況,沒有自己的工業基礎,發展文明便完全沒有可能。難道要鍾泱去統治一群塞伯坦星人?


    更不用說,真實的曆史背後,到底掩藏著多少未知的龐大力量,就很讓他顧慮。單單是一個通古斯大爆炸,就讓他心驚不已。


    而來自後世的他,也曾想過去抓尼古拉?特斯拉這個人,可從美國方麵傳過來的資料,就知道如今為時已晚。通古斯大爆炸之後半個月,美國聯邦調查局成立,到了1909年,特拉斯就消失在眾人的眼前。


    從fbi這個部門成立開始,大堂中央就懸掛著特斯拉的畫像。


    關於這個人的許多履曆,都是被美國政府嚴格封鎖起來的,尤其是美**方。以特拉斯和當時以愛迪生為首的猶太集團之間的惡劣關係,居然能活到八十七歲,實在要多虧軍方和fbi的保護。


    而這個人,也沒有曆史上寫的那麽含糊其辭,尤其是1909年之後的曆史履曆。鍾泱也不會貿貿然的跑去和他進行接觸,不確定的事情,還是小心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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