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廣州的天氣稍顯涼意，今年入秋的節氣明顯來得較晚，不過還是讓人感到舒爽。比起夏日的炎熱和濕悶，秋冬時節的兩廣氣溫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熱。
周華神色匆忙，手裏拿著前段的調查報告，是關於西北軍政態勢與楊永泰被刺一案的跟進調查。
紅門赤軍已經經過長征，無論是戰鬥意誌還是組織形態，都可謂脫胎換骨，與往日發生了劇烈地變化。在艱苦的跋涉中，狂熱的信念被忍耐與死亡所積澱，凝聚成了可怕的氣勢。
翼翼地敲響了鍾泱書房的木門，周華順便正了正衣冠，一身簡約幹練的漢服，剪裁得非常得體。將瘦弱的身軀裏那股堅韌銳利的氣勢，完美勾勒了出來。
“進來。”屋內傳來鍾泱空靈的話語聲，周華應聲而入。
“會長，西北地區的情報資料目前還未能完全查探清楚，隻是張漢卿與紅門的吉少山和馬子任接觸頻繁，恐有密議。”
聽著周華的陳述，鍾泱暗自盤算了一下，這個時空如果與原本的曆史偏差不大，那麽接下來的肯定是所謂雙十二事變。估計張漢卿勾結紅門，也是為了逼迫薑瑞元提前抗日，有感於軍越來越強勢，他也唯恐再無東北軍崛起的日子。
“嗯，這件事加緊查探，不可草草了事。楊永泰的事情查得樣了？”
言及此事，周華也早有準備，此時立即回話詳細經過黨內部還在查探，不過覺我估計，這並非黨內鬥爭的結果。無論是汪兆銘還是胡漢民，亦或者諸如二陳之流，都無魄力敢斷然對楊永泰下手。”
“這正是我所擔心的，這股潛藏在陰影中的暗殺勢力，對於我們而言也是莫大的隱患。”鍾泱目光微閃，半眯著眸子，他很不喜歡這種熱衷於用刺殺來達到政治目的的個人或者組織。
從古至今，都沒有依靠暗殺而成大事者，反而會把大好的局麵葬送。於國於民，都是強調利益與人心大勢，憑著此等陰謀詭計，隻會讓鮮血白流。
拿起周華遞上來的報告，鍾泱越讀越是心驚，並且對於這些滿腦子都是愛國思想的暴徒感到無奈。
據地宮的外圍情報勢力調查，得知原來“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的組織者和發起人叫陳有光。此人在1932年時曾參加過遵從薑瑞元旨意所組織的“中華青年同誌會”和“西南複興社。”
也大概因為這個緣故，後世才會紛紛猜測此事是黨的內鬥所致，反正這類事件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了，孫逸仙時代就多次使用這種見不得光的手段。
然而仔細想想，其實根本難以說得通。暗殺其他人還說得，殺楊永泰，薑瑞元絕不可能坐視不管。別看楊永泰在黨內人緣極差，或者說政學係與其餘派係爭權，甚至還有人認為楊永泰為薑瑞元所猜忌。
然而實際上，政學係總共才四十幾人，並且都是無兵無將的文官政客，如何爭權？以楊永泰在黨內軍內的惡劣人際關係，並且有時獨然一身的軍師，如何引得薑瑞元猜忌？
為了這樣一個人，去招惹正如日中天的薑瑞元，公然挑戰國府的威嚴，恐怕就連二陳本人也不敢如此大膽。
但這個陳有光，明顯就屬於不怕死的狂徒，被心中的理念所扭曲，根本就不在乎楊永泰的身份和對於整個黨政權的意義，敢於行刺。
而薑瑞元也是搬起石頭砸了的腳，他用狂熱的國家主義理念去對這些年輕人洗腦，如今卻又無法呼籲這些人服從國府的政治安排，最終是斷送了的權勢與地位。
楊永泰之死，是黨政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曹操失去了郭奉孝，終有赤壁一敗，而薑瑞元在這個如此敏感的時刻失去了楊永泰，更是會在不久之後遭遇西安事變這樣的背叛。
果然是天意難測，薑瑞元這個佛教安排入世的棋子，最終還是被大勢所棄。
1933年，陳有光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結束時，與同事談到對“攘外必先安內”的論點有不同看法，誰知卻傳到訓練主官康澤的耳中，引起康澤的不滿，且有以內部紀律製裁的擬議。
陳有光見此，擔心遭到不測，於1933年秋丟掉廬山訓練團第四營政治指導員的職務，化名逃亡上海。
其時，正值日軍瘋狂對華進攻，先後發動“九一八”和“一二八”及進占長城各口事件。而在這一係列事件中，南京當局對外稍作抵抗或根本不加抵抗，采取妥協求和的辦法；對內於親日派又不加懲處。
日軍的野蠻侵略和親日派的行徑及當局的作為，激起了中華民族的愛國救亡運動，各種抗日救亡組織，明裏暗地應運而生；“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於1935年初秋產生的。
可以說，最早是黨扶植起了這些大大小小的地下組織，後期卻又無法製約，最終被這種狂熱的火焰所灼傷。
陳有光在上海隱居的年餘裏，有感於國家遭受外來侵略的恥辱，又受到日益高漲的抗日情緒的影響，希望在抗日報國方麵有所作為。
同時他又深受曆史上俠客劍士之風的感染，因而選擇了一條個人英雄主義的道路。為此，他遊說於相識之間，先後聯絡了肖佩韋、劉鎮南、項應昌、裘積玉、襲柏舟、陳夔超、吳冰、倪莉茄、沈宴冰等10多位男女青年。
彼此共同形成了“內腐而遭外患”的一致認識，認為欲抵抗日本侵略，在內部就必須先除掉賣國賊。
“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成立後，即開始著手抗日除奸的多項具體準備工作。
地宮調查獲得的情報比較詳細，還是多虧了各種身具高科技微型設備的諜報人員潛入了黨內部，才能得到不少這些資料。而經過整理分析之後，更是從中整合出了許多連黨都還沒有明確的信息。
這個“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的發家史，都在文件的卷宗內事無巨細地記錄著，讓鍾泱一目了然。
原來在剛成立之處，這個組織所為抗日除奸的工作能否展開，其關鍵在於經費。而籌集經費頗為不易，因為既不能公開求助於人，自身又無經濟來源。
後來，還是女青年倪莉茄將多年積蓄的3000餘元錢捐獻出來，同時倪又動員到女友周女士解囊資助，才使“除奸團”有了基本的活動經費。
而後，陳有光又通過摯友鬱建中的關係，物色到一個受雇於白俄當廚師的山東人，由他以30元買100紙幣的價格，買到白俄偽造精細的“交通銀行”假幣5000元。
這假幣造得十分逼真，常人根本無法分辨有了這兩筆經費後，“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的活動便進入實質性階段。
看到這裏，鍾泱又不無惡意的猜想這是否是蘇俄對黨的假幣戰術，因為華聯內部也出現過這類事件。追查後的矛頭同樣是直接指向蘇俄，還有紅門左派那些蘇犬。
首先，他們開始準備除奸活動必不可少的武器。在四處尋覓之後，武器居然從黨的首都憲兵司令部搞到了。
“除奸團”成員襲柏舟利用與憲兵司令部營長何瑞初的關係，用了800元的代價，買到4支嶄新的德造白朗寧手槍和400發子彈。
讀著這一段鍾泱不得不搖頭歎息，黨嚴格控製民間的武器持有，然而實際上除了窮得吃不起飯的赤貧者，能夠購買到槍支的人並不少。這些從軍中倒賣出來的武器，然後又用於刺殺國府的軍政高層，實在是諷刺。
有了武器以後，“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確定將汪兆銘、楊永泰、唐有壬、黃郛、張群、李澤一等列為行動目標。重點放在日本人活動頻繁的上海、南京和武漢等地。
“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還未開始行動，國光通訊社的狂熱愛國記者賀君已於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中央黨部行刺汪兆銘，使汪兆銘受傷。
而汪兆銘遇刺後，主和的親日派反而更活躍。為了打擊親日派的氣焰，“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成員經過反複討論，確定將與日本人“勾結”最緊的政府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列為第一暗殺目標。
對象確定之後，“除奸團”成員便開始調查了解唐有壬的有關情況。在殺楊永泰之前，就是這個唐有壬成了第一個目標。
當時他們還到唐的寓所周圍觀察地形和環境，唐寓隔壁一幢房子空著等待出租。他們馬上以重金租下了這棟房了，並安上、購置家具，同時要求所有成員出入皆叫汽車代步，以避免鄰居、尤其是唐家生疑。
為了弄清唐有壬的麵貌，除奸團的成員們頗費了一些力氣。
經過大家出謀獻策，才想到南京的照像館為了招徠生意，都有名人的放大像掛在櫥窗裏。於是派出肖佩韋到南京弄照片。肖到南京活動了幾天，將除奸團確定的其他暗殺對象的相片都弄到了，卻唯獨唐有壬和李澤一的無法弄到。
無奈之下，除奸團隻好采取硬盯的辦法；通過一段的觀察，唐每周隻回上海一二次，大多為周末，其服裝華貴，且出入都有保鏢隨從。
1935年12月24日，唐已回到上海寓所，並在3時左右乘車外出，除奸團冒充報館的名義給唐公館打了個，證實剛乘車外出的就是唐有壬。
於是除奸團便馬上開始行動，進行布置，很快租來一輛黑牌照汽車，用作行動準備。這時的上海黑牌照為私人自用車，白牌為出租車。
4點左右，除奸團成員劉鎮南、裘積玉隱蔽到唐公館隔壁的汽車裏(預先租下的，等待唐有壬返寓時出擊。
6點左右，唐有壬由安和寺路汪宅返回世東路寓所。剛下車，還未上寓所後門的石階，即受到劉鎮南、裘積玉的槍擊，唐當即身亡。
槍擊唐後，除奸團成員馬上坐上預備好停在附近的汽車，開往英租界，全體成員隨即轉移到比較安全的廣州。
1936年夏天，除奸團回到上海，又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這之間劉鎮南、裘積玉被法租界第二特區法院偵破，判處死刑，至死也未暴露組織。這些人雖然狂熱，但並非是野心勃勃的政客，即便所做的事情未必正確，但他們的信念和意誌，卻不得不讓人深思。
一個國家，能擁有這樣的年輕人，是國之大幸，他們對祖國的熱愛無有一絲一毫的虛假。但這樣的人多了，於國於民，也是不幸，被扭曲的靈魂，無論具備多少力量，都無法創造未來。
在刺殺了唐有壬之後，除奸團內部成員經過反複研究，決定以被稱為政學係“靈魂”的湖北省主席楊永泰為第二個目標，指定肖勁吾前往武漢負責進行各項具體準備工作。
以張群為第3個目標，指定家住南京的女青年吳冰利用各種條件進行準備工作。肖勁吾到武漢後雖做了不少工作，但進展不理想。
於是除奸團的其它成員大多集中到武漢，加緊各項準備工作。人多力量大，很快調查清楚揚水泰住在武漢三教街。
更因此而了解到沿用太住所不遠處有一所醫院，是其到省府的必經之地，是一個理想的行動地點。於是內部各成員經過詳細商議決定在此動手，並決定於1936年10月15日在此待機行動。
是日，楊永泰乘坐的汽車在醫院門口，被除奸團預先準備的一輛黃色車攔住了去路，汽車被迫停在路中約半分鍾，可惜行動人員行動稍遲緩了一點，貽誤了戰機，未達到目的。
“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遂將行動地點轉移到漢口，因為偵察中楊時常過江到漢口去辦事。
1936年10月25日兩點多鍾，楊永泰與其妻由武昌過江到漢口，但當時江麵風大浪高，楊未坐差輪而改乘普通渡輪。
這時，楊身邊除平時的警衛人員外，又增加了4個武裝警察護送，且都十分警惕，除奸團無法下手。楊在漢口輪渡坐上汽車後，4個武裝警察也就返回武昌去了。
5時剛過，楊坐汽車回到輪渡碼頭，下車偕妻走下碼頭的石階。這時除奸團成員龔柏舟、陳夔超二人箭步上前，對準楊永泰連發數槍，楊當即倒地。
這位極力鼓吹緩和中日矛盾和“攘外必先安內”的“新政學係”領袖人物就這樣結束了一生。時其妻嚇得呆若木雞，楊的警衛人員竟也不知所措。
江邊、碼頭上的人聽到槍響，四麵奔跑。龔柏舟與陳夔超乘此混亂，按預定路線撤退。但陳夔超中途慌忙，跑了方向，才到江漢路即被捕。
龔柏舟雖順利到達預定地點，也安全轉移到南京，後仍被捕獲，押解武漢。正是因為兩人的落網，地宮潛伏的情報工作者才能截獲中統的情報信息，得到了如此詳盡的口供資料。
唐有壬與楊永泰二人被暗殺，引起薑瑞元的震驚，嚴令戴笠、楊虎及有關組織偵破，結果“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的行跡被查獲。
直接參與暗殺的龔柏舟、陳夔超判處死刑，而“除奸團”負責人陳有光之義子被捕後招供。在南京負責調查張群行跡的吳冰也被南京憲兵司令部捕獲，其它幸免於難的成員，由於組織已暴露，隻好匆忙之間各自逃生。
陳有光輾轉奔逃，爾後隱藏於貴州西南偏僻的鄉下，“除奸團”也就無形中自動消失了。“中華青年除奸團”雖然存在很短，人員極少，但卻成功地組織了對唐有壬、楊永泰的暗殺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當時國內尤其是黨上層人物中彌漫著的親日、恐日情緒。
不過還是那句話，軍雖然體製屬於赤化，但薑瑞元還是有著精明的頭腦，並且懂得如何謀劃時局，並非一味對日軟弱。
貨幣改革這件事秘而不宣，主要還是為了避免過於激怒日本，哪知傳到下麵，就被紅門的宣傳部門說成對日妥協，甚至是投降主義。
唐有壬與楊永泰之死，實是悲劇，其中以楊永泰的死影響最為惡劣，直接動搖了中央政權的根基。
在中國國內，像陳有光這類狂熱到喪失理智的人，定然不是少數。尤其與薑瑞元大力推行黨國特務製度有關，還有發範圍的思想洗腦，也是造成這類事件頻頻發生的根本原因。
從某種程度上說來，薑瑞元也算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別人。
看完了報告中的內容，鍾泱久久不言，周華恭候在身側，同樣也是一語不發。兩個人的內心，都是心思流轉，這樣不可控的因素，必須消弭幹淨，否則不哪天，華聯的官員也會遭到同樣的待遇。
對於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秩序和穩定，並且要構建在合理的資源分配方式上。如果遇到問題就訴諸武力，以主義為口號喊打喊殺，這都是野蠻的行徑，不是一個真正的國人所該做的。
周華神色匆忙，手裏拿著前段的調查報告，是關於西北軍政態勢與楊永泰被刺一案的跟進調查。
紅門赤軍已經經過長征，無論是戰鬥意誌還是組織形態，都可謂脫胎換骨，與往日發生了劇烈地變化。在艱苦的跋涉中，狂熱的信念被忍耐與死亡所積澱，凝聚成了可怕的氣勢。
翼翼地敲響了鍾泱書房的木門，周華順便正了正衣冠，一身簡約幹練的漢服，剪裁得非常得體。將瘦弱的身軀裏那股堅韌銳利的氣勢，完美勾勒了出來。
“進來。”屋內傳來鍾泱空靈的話語聲，周華應聲而入。
“會長，西北地區的情報資料目前還未能完全查探清楚，隻是張漢卿與紅門的吉少山和馬子任接觸頻繁，恐有密議。”
聽著周華的陳述，鍾泱暗自盤算了一下，這個時空如果與原本的曆史偏差不大，那麽接下來的肯定是所謂雙十二事變。估計張漢卿勾結紅門，也是為了逼迫薑瑞元提前抗日，有感於軍越來越強勢，他也唯恐再無東北軍崛起的日子。
“嗯，這件事加緊查探，不可草草了事。楊永泰的事情查得樣了？”
言及此事，周華也早有準備，此時立即回話詳細經過黨內部還在查探，不過覺我估計，這並非黨內鬥爭的結果。無論是汪兆銘還是胡漢民，亦或者諸如二陳之流，都無魄力敢斷然對楊永泰下手。”
“這正是我所擔心的，這股潛藏在陰影中的暗殺勢力，對於我們而言也是莫大的隱患。”鍾泱目光微閃，半眯著眸子，他很不喜歡這種熱衷於用刺殺來達到政治目的的個人或者組織。
從古至今，都沒有依靠暗殺而成大事者，反而會把大好的局麵葬送。於國於民，都是強調利益與人心大勢，憑著此等陰謀詭計，隻會讓鮮血白流。
拿起周華遞上來的報告，鍾泱越讀越是心驚，並且對於這些滿腦子都是愛國思想的暴徒感到無奈。
據地宮的外圍情報勢力調查，得知原來“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的組織者和發起人叫陳有光。此人在1932年時曾參加過遵從薑瑞元旨意所組織的“中華青年同誌會”和“西南複興社。”
也大概因為這個緣故，後世才會紛紛猜測此事是黨的內鬥所致，反正這類事件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了，孫逸仙時代就多次使用這種見不得光的手段。
然而仔細想想，其實根本難以說得通。暗殺其他人還說得，殺楊永泰，薑瑞元絕不可能坐視不管。別看楊永泰在黨內人緣極差，或者說政學係與其餘派係爭權，甚至還有人認為楊永泰為薑瑞元所猜忌。
然而實際上，政學係總共才四十幾人，並且都是無兵無將的文官政客，如何爭權？以楊永泰在黨內軍內的惡劣人際關係，並且有時獨然一身的軍師，如何引得薑瑞元猜忌？
為了這樣一個人，去招惹正如日中天的薑瑞元，公然挑戰國府的威嚴，恐怕就連二陳本人也不敢如此大膽。
但這個陳有光，明顯就屬於不怕死的狂徒，被心中的理念所扭曲，根本就不在乎楊永泰的身份和對於整個黨政權的意義，敢於行刺。
而薑瑞元也是搬起石頭砸了的腳，他用狂熱的國家主義理念去對這些年輕人洗腦，如今卻又無法呼籲這些人服從國府的政治安排，最終是斷送了的權勢與地位。
楊永泰之死，是黨政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曹操失去了郭奉孝，終有赤壁一敗，而薑瑞元在這個如此敏感的時刻失去了楊永泰，更是會在不久之後遭遇西安事變這樣的背叛。
果然是天意難測，薑瑞元這個佛教安排入世的棋子，最終還是被大勢所棄。
1933年，陳有光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結束時，與同事談到對“攘外必先安內”的論點有不同看法，誰知卻傳到訓練主官康澤的耳中，引起康澤的不滿，且有以內部紀律製裁的擬議。
陳有光見此，擔心遭到不測，於1933年秋丟掉廬山訓練團第四營政治指導員的職務，化名逃亡上海。
其時，正值日軍瘋狂對華進攻，先後發動“九一八”和“一二八”及進占長城各口事件。而在這一係列事件中，南京當局對外稍作抵抗或根本不加抵抗，采取妥協求和的辦法；對內於親日派又不加懲處。
日軍的野蠻侵略和親日派的行徑及當局的作為，激起了中華民族的愛國救亡運動，各種抗日救亡組織，明裏暗地應運而生；“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於1935年初秋產生的。
可以說，最早是黨扶植起了這些大大小小的地下組織，後期卻又無法製約，最終被這種狂熱的火焰所灼傷。
陳有光在上海隱居的年餘裏，有感於國家遭受外來侵略的恥辱，又受到日益高漲的抗日情緒的影響，希望在抗日報國方麵有所作為。
同時他又深受曆史上俠客劍士之風的感染，因而選擇了一條個人英雄主義的道路。為此，他遊說於相識之間，先後聯絡了肖佩韋、劉鎮南、項應昌、裘積玉、襲柏舟、陳夔超、吳冰、倪莉茄、沈宴冰等10多位男女青年。
彼此共同形成了“內腐而遭外患”的一致認識，認為欲抵抗日本侵略，在內部就必須先除掉賣國賊。
“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成立後，即開始著手抗日除奸的多項具體準備工作。
地宮調查獲得的情報比較詳細，還是多虧了各種身具高科技微型設備的諜報人員潛入了黨內部，才能得到不少這些資料。而經過整理分析之後，更是從中整合出了許多連黨都還沒有明確的信息。
這個“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的發家史，都在文件的卷宗內事無巨細地記錄著，讓鍾泱一目了然。
原來在剛成立之處，這個組織所為抗日除奸的工作能否展開，其關鍵在於經費。而籌集經費頗為不易，因為既不能公開求助於人，自身又無經濟來源。
後來，還是女青年倪莉茄將多年積蓄的3000餘元錢捐獻出來，同時倪又動員到女友周女士解囊資助，才使“除奸團”有了基本的活動經費。
而後，陳有光又通過摯友鬱建中的關係，物色到一個受雇於白俄當廚師的山東人，由他以30元買100紙幣的價格，買到白俄偽造精細的“交通銀行”假幣5000元。
這假幣造得十分逼真，常人根本無法分辨有了這兩筆經費後，“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的活動便進入實質性階段。
看到這裏，鍾泱又不無惡意的猜想這是否是蘇俄對黨的假幣戰術，因為華聯內部也出現過這類事件。追查後的矛頭同樣是直接指向蘇俄，還有紅門左派那些蘇犬。
首先，他們開始準備除奸活動必不可少的武器。在四處尋覓之後，武器居然從黨的首都憲兵司令部搞到了。
“除奸團”成員襲柏舟利用與憲兵司令部營長何瑞初的關係，用了800元的代價，買到4支嶄新的德造白朗寧手槍和400發子彈。
讀著這一段鍾泱不得不搖頭歎息，黨嚴格控製民間的武器持有，然而實際上除了窮得吃不起飯的赤貧者，能夠購買到槍支的人並不少。這些從軍中倒賣出來的武器，然後又用於刺殺國府的軍政高層，實在是諷刺。
有了武器以後，“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確定將汪兆銘、楊永泰、唐有壬、黃郛、張群、李澤一等列為行動目標。重點放在日本人活動頻繁的上海、南京和武漢等地。
“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還未開始行動，國光通訊社的狂熱愛國記者賀君已於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中央黨部行刺汪兆銘，使汪兆銘受傷。
而汪兆銘遇刺後，主和的親日派反而更活躍。為了打擊親日派的氣焰，“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成員經過反複討論，確定將與日本人“勾結”最緊的政府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列為第一暗殺目標。
對象確定之後，“除奸團”成員便開始調查了解唐有壬的有關情況。在殺楊永泰之前，就是這個唐有壬成了第一個目標。
當時他們還到唐的寓所周圍觀察地形和環境，唐寓隔壁一幢房子空著等待出租。他們馬上以重金租下了這棟房了，並安上、購置家具，同時要求所有成員出入皆叫汽車代步，以避免鄰居、尤其是唐家生疑。
為了弄清唐有壬的麵貌，除奸團的成員們頗費了一些力氣。
經過大家出謀獻策，才想到南京的照像館為了招徠生意，都有名人的放大像掛在櫥窗裏。於是派出肖佩韋到南京弄照片。肖到南京活動了幾天，將除奸團確定的其他暗殺對象的相片都弄到了，卻唯獨唐有壬和李澤一的無法弄到。
無奈之下，除奸團隻好采取硬盯的辦法；通過一段的觀察，唐每周隻回上海一二次，大多為周末，其服裝華貴，且出入都有保鏢隨從。
1935年12月24日，唐已回到上海寓所，並在3時左右乘車外出，除奸團冒充報館的名義給唐公館打了個，證實剛乘車外出的就是唐有壬。
於是除奸團便馬上開始行動，進行布置，很快租來一輛黑牌照汽車，用作行動準備。這時的上海黑牌照為私人自用車，白牌為出租車。
4點左右，除奸團成員劉鎮南、裘積玉隱蔽到唐公館隔壁的汽車裏(預先租下的，等待唐有壬返寓時出擊。
6點左右，唐有壬由安和寺路汪宅返回世東路寓所。剛下車，還未上寓所後門的石階，即受到劉鎮南、裘積玉的槍擊，唐當即身亡。
槍擊唐後，除奸團成員馬上坐上預備好停在附近的汽車，開往英租界，全體成員隨即轉移到比較安全的廣州。
1936年夏天，除奸團回到上海，又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這之間劉鎮南、裘積玉被法租界第二特區法院偵破，判處死刑，至死也未暴露組織。這些人雖然狂熱，但並非是野心勃勃的政客，即便所做的事情未必正確，但他們的信念和意誌，卻不得不讓人深思。
一個國家，能擁有這樣的年輕人，是國之大幸，他們對祖國的熱愛無有一絲一毫的虛假。但這樣的人多了，於國於民，也是不幸，被扭曲的靈魂，無論具備多少力量，都無法創造未來。
在刺殺了唐有壬之後，除奸團內部成員經過反複研究，決定以被稱為政學係“靈魂”的湖北省主席楊永泰為第二個目標，指定肖勁吾前往武漢負責進行各項具體準備工作。
以張群為第3個目標，指定家住南京的女青年吳冰利用各種條件進行準備工作。肖勁吾到武漢後雖做了不少工作，但進展不理想。
於是除奸團的其它成員大多集中到武漢，加緊各項準備工作。人多力量大，很快調查清楚揚水泰住在武漢三教街。
更因此而了解到沿用太住所不遠處有一所醫院，是其到省府的必經之地，是一個理想的行動地點。於是內部各成員經過詳細商議決定在此動手，並決定於1936年10月15日在此待機行動。
是日，楊永泰乘坐的汽車在醫院門口，被除奸團預先準備的一輛黃色車攔住了去路，汽車被迫停在路中約半分鍾，可惜行動人員行動稍遲緩了一點，貽誤了戰機，未達到目的。
“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遂將行動地點轉移到漢口，因為偵察中楊時常過江到漢口去辦事。
1936年10月25日兩點多鍾，楊永泰與其妻由武昌過江到漢口，但當時江麵風大浪高，楊未坐差輪而改乘普通渡輪。
這時，楊身邊除平時的警衛人員外，又增加了4個武裝警察護送，且都十分警惕，除奸團無法下手。楊在漢口輪渡坐上汽車後，4個武裝警察也就返回武昌去了。
5時剛過，楊坐汽車回到輪渡碼頭，下車偕妻走下碼頭的石階。這時除奸團成員龔柏舟、陳夔超二人箭步上前，對準楊永泰連發數槍，楊當即倒地。
這位極力鼓吹緩和中日矛盾和“攘外必先安內”的“新政學係”領袖人物就這樣結束了一生。時其妻嚇得呆若木雞，楊的警衛人員竟也不知所措。
江邊、碼頭上的人聽到槍響，四麵奔跑。龔柏舟與陳夔超乘此混亂，按預定路線撤退。但陳夔超中途慌忙，跑了方向，才到江漢路即被捕。
龔柏舟雖順利到達預定地點，也安全轉移到南京，後仍被捕獲，押解武漢。正是因為兩人的落網，地宮潛伏的情報工作者才能截獲中統的情報信息，得到了如此詳盡的口供資料。
唐有壬與楊永泰二人被暗殺，引起薑瑞元的震驚，嚴令戴笠、楊虎及有關組織偵破，結果“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的行跡被查獲。
直接參與暗殺的龔柏舟、陳夔超判處死刑，而“除奸團”負責人陳有光之義子被捕後招供。在南京負責調查張群行跡的吳冰也被南京憲兵司令部捕獲，其它幸免於難的成員，由於組織已暴露，隻好匆忙之間各自逃生。
陳有光輾轉奔逃，爾後隱藏於貴州西南偏僻的鄉下，“除奸團”也就無形中自動消失了。“中華青年除奸團”雖然存在很短，人員極少，但卻成功地組織了對唐有壬、楊永泰的暗殺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當時國內尤其是黨上層人物中彌漫著的親日、恐日情緒。
不過還是那句話，軍雖然體製屬於赤化，但薑瑞元還是有著精明的頭腦，並且懂得如何謀劃時局，並非一味對日軟弱。
貨幣改革這件事秘而不宣，主要還是為了避免過於激怒日本，哪知傳到下麵，就被紅門的宣傳部門說成對日妥協，甚至是投降主義。
唐有壬與楊永泰之死，實是悲劇，其中以楊永泰的死影響最為惡劣，直接動搖了中央政權的根基。
在中國國內，像陳有光這類狂熱到喪失理智的人，定然不是少數。尤其與薑瑞元大力推行黨國特務製度有關，還有發範圍的思想洗腦，也是造成這類事件頻頻發生的根本原因。
從某種程度上說來，薑瑞元也算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別人。
看完了報告中的內容，鍾泱久久不言，周華恭候在身側，同樣也是一語不發。兩個人的內心，都是心思流轉，這樣不可控的因素，必須消弭幹淨，否則不哪天，華聯的官員也會遭到同樣的待遇。
對於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秩序和穩定，並且要構建在合理的資源分配方式上。如果遇到問題就訴諸武力，以主義為口號喊打喊殺，這都是野蠻的行徑，不是一個真正的國人所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