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黨政府短暫的“武漢陪都”時代開始了。


    這一年春節的武漢,滿街都是軍人,在三千裏外的蘇北,台兒莊大戰正在進行,硝煙似乎穿透了廣漠的田土,一路飄到武漢。無數集會、誓師、募捐、動員與青年的從軍,構成了這一個特殊的春節。


    在此前後,武漢軍委會組成了一個代表廣泛抗戰力量的政治部,負責全國動員。陳誠、吉少山分任正副部長,下設三廳。


    第一廳廳長,是剛剛從歐洲被召回、重新起用的賀衷寒。其主要負責軍隊動員,不過賀衷寒的這個任期,極為短暫。


    第二廳廳長是康澤,負責民間、社會動員。第三廳廳長郭沫若,負責文化藝術界動員。


    第二廳的辦公地址,在武昌湖上園的一棟宅院的前院,其後院,就是等待被埋葬的、殘餘的藍衣社辦公地。


    此時,藍衣社還有最後的兩個任務,一是籌備全國代表大會,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全代會,其使命是把25歲以上的成員或轉為黨,或轉入戴笠組織。25歲以下的成員,則轉入三青團。


    另一個任務,是利用最後的,在10個省市,各招募兩千到五千名青年,並負責對這幾萬人進行訓練,以充實軍隊基層和地方行政。這就是後來“十萬青年十萬軍”運動的雛形。


    為準備全代會,藍衣社又召開了一係列的幹事會議。大多數的會議,都是在武昌建國路的幹國勳寓所進行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到此時,這個行將壽終正寢的幹事會,還雞飛狗跳,甚至不避外人。其最後一次會議,在漢口薑瑞元新任國民黨總裁的官邸裏召開,已被內定為三青團書記長的陳誠,與黨部的陳立夫列席會議。


    但與此同時,這也是爭吵最厲害的一次。


    康澤擔任這次會議的主席,但他絲毫不能控製會議。幾乎一坐下來,豐悌就大發厥詞。他把矛頭對準了劉健群,當著陳立夫的麵,厲聲指責劉健群吃裏扒外


    整個會議室裏,都能聽到豐悌的嘶吼聲打算把組織賣給黨部”


    此語一出,在火並中與陳立夫結下深怨、剛剛從監獄裏僥幸活命的任覺五,不改他的好事本性,帶頭鼓掌。登時會場掌聲一片。劉健群、陳立夫都極為尷尬。


    隨後,戴笠也落井下石,他指責劉健群在他們這些黃埔學生中,四處挑撥離間。因此,組織渙散的責任,十有**應由劉健群承擔。最後,他厲聲叱罵劉健群沒人再信你的鬼把戲了你完了,做和尚去罷”


    戴笠有沒有想到,他的這句話,會是劉健群此後幾年命運的極其準確的預言?會議就在這樣的烏煙瘴氣裏結束。


    也是在這一片的烏煙瘴氣中,1938年5月16日,藍衣社的全代會,在原“兩湖書院”舊址、當時的武昌大江中學開幕了。


    全代會開了3天,500多名代表出席會議。賀衷寒、康澤、劉健群分別擔任這3天的大會主席。蔣介石,這個成也他、敗也他的藍衣社蕭何,發來了一封賀電,為藍衣社正式的入土為安,掘下了第一鏟泥土。


    這封賀電在大會中被宣讀,稱“不在黨”的力行社、同誌會成員可自由入黨,複興社可自由入三青團。但在大約50萬名的藍衣社成員中,轉入黨的很少很少。即使是戴笠,也懶得辦理一個手續,加入黨。


    有大約10萬人,要麽留在了淪陷區,要麽早已和藍衣社失去了聯絡。在轉團問題上,鄧文儀和康澤,又進行了藍衣社曆史上的最後一次爭執。


    鄧文儀主張集體轉團,而深諳組織三昧的康澤,力主個別入團、嚴密審核。但與會的絕大多數魁首,都把這個會議當作是走過場,他們無心細議。


    於是,在他們的勸解下,爭執難得地迅速平息了。“轉團問題”最後采用了折中方式,即人員個別鑒定、但不拆散原藍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製。一個個複興社地方組織,一律直接轉為三青團的當地組織。


    這樣,30餘萬名複興社成員,絕大多數都轉入三青團。這股勢力占據了籌備中的三青團大約四分之三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終擔任三青團最關鍵的組織處長,康澤在此後7年、始終代理這個職位的權力基礎。


    不過,最大的贏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全代會前後,在武漢,一個新的特務機構----軍委會調查統計局設立了,藍衣社特務處成為該局的主體。這個機構的首任局長,是一個叫賀耀祖的老牌軍人,戴笠任副局長。


    但幾乎從軍統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聽聞過它的人都仍然簡稱它為“戴笠組織”。


    轉為軍統局後,這個權勢熏天的上校,總算又晉銜一級,成為了少將。一直到戴笠失事喪命的時候,他的軍銜還隻是少將。但那時,他已成為除薑瑞元之外、南京政權事實上的第二號人物,整個權力頂峰上王座背後的影子。


    在這次會議上,戴笠還實現了他自兼並調查課、特務處“大躍進”之後,組織的第三次大膨脹。藍衣社剩餘的大約**萬人,被他的組織一股腦兒地全盤接收。


    其中三四萬人變成了形形色色的各類特務,另外五萬名“忠義救國會”成員,則將在戴笠的主持下,組成編製為五個軍的“忠義救**”。也就是說,隻要會議一結束,戴笠組織的內外圍成員,就將達到十三四萬人。


    1938年5月18日,由憲兵森嚴警備、緊閉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學大門,終於開啟。500餘名代表步出會場,一些人邊走邊竊竊交談,一些人臉上有著悵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則說不清楚是喜是悲、是輕鬆還是沉重。


    第一個步出大江中學大門的,是藍衣社第七任、也就是最後一任書記長康澤。邁出會場的一瞬間,傍晚的夕陽,直麵照射在他的麵容上,使他眯起了眼睛。這一刻,這個35歲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實上,隨著這個會議的散會,藍衣社就終結了。於是,這個一生功利、務實的人,也終結了他原本還多少殘餘的青年氣息。從此,他隻是一個純粹的、徹頭徹尾的官僚,在民國這堆散發著腐爛味道的大餐上,盡情地吸食著權力與失意、榮耀與沉淪。


    這個終結,是康澤一生的標誌性轉折。是這個終結,使他在此後7年,一直像護窩的母狼那樣,齜牙咧嘴地守護著三青團代理組織處長的權位。


    7年裏,他使三青團從40萬人急劇擴張到150萬人,成為紀律、行動、能力都遠逾黨的一個組織。


    但也因為這個終結,漸漸認識到他的性情的薑瑞元,始終以一種“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態來麵對他。以至於始終吝惜著一個組織處長的正式任命,這個正式職務,一直在一天都沒過問過三青團事務的胡宗南的手上。


    康澤以別動隊的模式來組織三青團,可這種痕跡如此深刻,以至於許多年後,海內外都還一致認為,三青團是一個“準特務組織”。


    也是這個情結、這種性情,使康澤在7年後,以一種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態,阻止著薑經國的滲透、操縱三青團。


    康澤之後,步出大門的,是藍衣社第六任書記長鄧文儀、第五任和第三任書記長劉健群,以及第四任書記長豐悌。


    鄧文儀快步出大門,如果說康澤的加入藍衣社是因為“有得有失”而在組織解體之際隻是茫然失措的話,那麽回顧在藍衣社六年多的風雨,鄧文儀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悵然空虛。


    這個33歲的青年,在20多歲的年齡,曾經是令人側目的“天子近臣”,使無數人羨慕、妒忌。他也是藍衣社在曾擴情之後、最主要的讚助者之一,但這個一度風雲、權勢熏天的秘密組織,使許許多多地位遠不如他的青年,開始崛起、發跡。


    隻有他,卻在武漢反腐以後就每況愈下。先是一場“機場大火案”使他丟掉了一個最大的特務組織,繼而,在西安事變中的盲動,更使他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閑人。


    無可奈何花落去,對許許多多活在凡俗人間的人來說,太多的,失去了就不能再。


    那麽,在這個給他招惹了這麽多失意、是非的組織,終於解體之際,他想到的會是呢?


    是咀嚼這官場的無常,從而潛心等待,醞釀著東山再起呢?還是悲觀落寞,以為隨著這群體的消亡,他已像一個把千萬賭資輸得精光、同時賭場已經打烊的賭棍,感到永不再有翻本機會了呢?


    同樣是傍晚的武漢,但物是人非。


    如果康澤看到的是寂寞的殘陽,那麽,鄧文儀所能感受的,一定是和夕陽一同籠罩的、異常料峭的人世寒風。他正走在一條見不到盡頭的、灰色的官場胡同裏,此後許多年,他雖然也有升遷沉浮,但地位始終中不溜秋。


    他再也無緣參與那重大的、讓任何一個有野心的人都醉心的曆史了。


    晚年的他,或許在他兩鬢業已斑白之際,談到導致他人生轉折的“南昌機場大火”、楊永泰。真要到了那時,他是會有一種哭笑不得的感覺,還是會以一個曆經滄桑的老人的眼光,去看待當年的人事呢?


    在這個世界上,有那可以改變人間,以及衝淡隔膜與敵意的時光之河。


    跟在鄧文儀身後,劉健群也是步出大門。這個藍衣社的惟一非黃埔魁首,此時的心中,一定充滿著難以言表的憤怒和不平。自參加藍衣社後,他處處受辱、處處碰壁。即使兩度出任書記長期間也如此。


    他是多麽留戀“布衣團”的時光和在華北的愉悅日子啊。


    同樣的夕陽、風和街市,襯托著不斷步出大門的人流。所有人都三三兩兩地,卻隻有他一個人,似乎被隔絕在一道看不見的高牆外。6年多了,他一直孤單地行進在藍衣社的曆史裏。但,此時的他,是否意識到一個關乎性命的危機,已經向他迫來了?


    與5年前的散發《抗爭》小冊子、使他在南京聲名掃地一樣,製造這個危機的,仍然是他的妻子胡蕙蘭。


    全代會召開的3天裏,就在不遠處的寓所,胡蕙蘭正潛入他的房間,將大批藍衣社絕密文件一卷而光,從此不知下落。一兩個月後,許多人就隱隱約約地風聞,這批文件已落到土肥原特務機關的手上。


    一兩個月後,這個“泄密案”就發案了。一心要置他於死地的戴笠,打算借題發揮,要對他處以極刑。


    在得知行刑人員已在路上的消息後,劉健群倉促出逃。然而天下茫茫,何以容身?


    他先是滯留在一個小縣城的車站,整整滯留了一個多月。這期間,不時有憲兵、警察、特務,盤問他的身份。仗恃機警,他幾次化險為夷。


    接著,他一個一個縣城、一個一個小鎮、一個一個車站地流亡。越走越遠,越走越荒涼。最後,曾經權勢熏天的劉健群,一不做二不休,幹脆逃亡到老家貴州的一個小山溝裏,在一個小廟宇出家當了和尚。


    從此,寂寂青燈,晨鍾暮鼓,伴隨了一個前陸軍中將、30多歲的青年才俊整整4年有餘。他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煎熬。


    第三個步出大門的是豐悌,和鄧文儀一樣,此時的他,也是一個閑人。


    但他的臉上,依然充滿著剛愎而乖張的表情。“刺汪案”的陰霾,在兩年多以後,早已經被衝得極淡,幾乎不見痕跡。更何況他始終認為,他對社務貢獻之大,無人可比。轉入三青團的一大半成員,不就是他引領進藍衣社的門檻的麽?


    他堅信的落魄失意,隻是一時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他的心中,鼓蕩著王侯霸業的激情。


    似乎,在他麵前的,夕陽斜照下的武昌,那寬闊的大馬路,正是他此後人生的寫照。抗戰烽煙已起,國家正值用人之際,的那一點點失誤,算得了?何況他已獲知消息,他將被重新起用,去出任長沙警備司令。


    他能預料到麽?如果說,劉健群正在走向落魄人生,那麽,他正走向的,卻是人生的盡頭。“愚而好自用”的性格,加上民國深沉的官場黑幕,導致了他的慘死。


    幾十年後,他的許多位同僚談及他的下場時,都以“豐悌的遭遇”為標題。豐悌,就是在全代會閉幕半年後,因“長沙大火”一案,死於槍決。


    熙熙攘攘的中國,多少得意的權貴與失意的政客,被埋葬在無人得知的曆史餘燼之中。歎息著他們的才華與誌氣,大時代的浪濤洶湧澎湃,總有人會被衝散,還有淹沒。


    無盡的悲哀,僅僅隻是史書上寥寥幾筆的墨跡,或許連墨跡也沒有。這些躲藏在陰暗角落裏的英雄、梟雄,誰人還會記得,他們曾經的名字?


    最後,一前一後地走出大門的,是藍衣社第二任書記賀衷寒,以及首任書記、藍衣社創始人騰傑。


    賀衷寒一步一步地走了出來,此時太陽已經快要落山,民國的天際,開始顯示出幾分暗淡。


    從遠處看去,這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人,不過40歲的年齡,頭發卻略略歇頂了。他貌不驚人,然而在暮色裏,一眼可以看到的,是他銳利的眼睛。


    這是一雙飽含著淚水、哀傷地注視著參與締造的中華民國,一步步墮落下去的眼睛。這一雙眼睛,和**、墮落連在了一起,令人如此難忘。


    他曾痛心疾首過這些**、墮落,也誓言要以一己的心力、熱情與生命,來根絕這**這墮落。但時運不濟,就連他的身軀,也淪落進了這**墮落的深沉黑洞。


    賀衷寒的身上,隱藏著一部黃埔、民國的“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曆史。他的身上集大成著各種民國的、青年的象征。事實上,他是那個時代的活化石。


    這樣,許多曆史之謎、天地與人道的規律,都潛伏在他的人生裏。不管他讓人是愛是恨,是親近還是敵視,無數後來者都可以在這樣的人生裏,獲得審視、借鑒和反思。


    這一夜,無所事事的肖作霖,在酒後痛罵薑瑞元“昏暴”。賀衷寒冷冷一笑,隨即發表了的見解。


    “你哪裏,薑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你沒有看到他的統馭術的絕頂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財政這三個命根子。他這三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


    “軍隊方麵是陳誠、湯恩伯和胡宗南。特務方麵是戴笠、徐恩曾和毛慶祥。財政方麵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可以說,都是他極親信的人了,可是他對這些人都還有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難道這還能算是昏?”


    一席談話,讓肖作霖自歎弗如。隨後,賀衷寒的幽怨情緒,轉到了的際遇,以及他念念不忘的藍衣社的瓦解和解體。


    “他對我們湖南人尤其是懂得點政治的湖南人,是絕對不放心的。像複興社這樣的組織,他也隻是一時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絕對的領袖,當然就不再要這個組織了。因為他惟恐複興社發展到一旦難以駕馭的地步,尤其是這個組織的高級骨幹又多數是湖南人。你還罵他昏,你才是有點昏”


    這番酒後真言,折射的是漫長年頭裏賀衷寒蹣跚的路途。這就是黨的官場,薑瑞元統禦之下的新中國,一個還留著腐朽赤化氣息的新式帝國。


    權力的背後,總有太多的陰影,那些不光彩的,蠶食了整個華夏的國運,直教天地蹦毀,山河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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