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章主戰主和
華聯現在的暴熊式坦克，因為披掛了最新的複合裝甲，以及加裝了各種電子瞄準工具，其所蘊藏的科技含量，已經領先了世界列強們超過三十年。
現在要做的就是等待著更多的下遊工廠建立起來，鋪開已經成熟的生產技術增加產量，同時去研究更尖端的技術。因為華聯的科技標準要比歐美列強們的更高，標準也更高，不斷增加產品的產量不僅彌補著數量上的差距，同時也依靠著這些技術拖動向舊型號坦克還有其他武器產品的再升級改進。
等世界上的其他列強花這麽十幾二十年研究吃透華軍現有武器裏麵全部蘊藏的科學技術時，鍾泱已經帶領著中國裝備更堅硬的貧鈾裝甲和更強大馬力的發動機技術，複合金屬陶瓷壁缸和其他技術相配合，柴油發動機就能突破平均65燃料能量轉化利用的這個極限值。
原本的許多汽車工廠和拖拉機工廠，也都紛紛改行，開始生產坦克和軍車。
轟轟烈烈的重工業大生產計劃，同樣輻射到了大西南的**政府腹地，現在雙方正在處於高度合作時期。因為戰事連連失利，**黨也不得不接受華聯伸的橄欖枝，哪怕帶有劇毒。
與華聯內部的主戰主和派分化一樣，**政府內部同樣在對待日本侵略的態度上產生了嚴重分歧。但與華聯的情況不同，因為內部的工業實力虛弱，主和派的政策核心更加越線一些。
其中就以汪兆銘為核心，黨內主和派的中流砥柱。後世一提到此人，就唾罵聲一片，“漢奸”、“走狗”之類的稱呼鋪天蓋地。
但實際上，對於這段晦澀暗淡的曆史，卻沒有幾個人願意靜下心思來好好翻看，好好思索。滿腔熱血報國易，心懷天下濟民難，汪兆銘選擇的道路，就是一條最難走的路，並且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中國曆史上，每當發生對外戰爭時，那些堅持對外寸步不讓的主戰派，總是被尊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張對外讓步和解的主和派，總是被打入民族敗類的漢奸行列。
盡管如此，在每次發生對外戰爭的時候，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清一色的主戰，總會出現一批主張讓步和解、不怕當漢奸的主和派，中日戰爭時也同樣如此。
中國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敵國日本也同樣存在“主戰”與“主和”兩派。日本的軍部和關東軍是主戰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則是主和派。
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卻無能為力。當時的若櫬首相後來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九一八”事變的經曆。單單是這一篇文章，就說明了政友會所領導的日本政府已經無法控製軍隊。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1931年12月，若櫬政府倒台後，犬養毅接任首相。
犬養首相反對在滿洲搞一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麵衝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製。
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1932年5月15日，一夥狂熱的軍人衝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膽地將犬養首相殺害。犬養被殺後，再也沒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製下的政府。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
在1933年3月到5月期間，日本關東軍又獨斷發動了長城攻勢，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雖然進行了一些抵抗，但卻節節敗退。
1933年5月31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了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規定在長城以南設置100公裏的“非武裝地帶”，中日雙方撤出在非武裝地帶內的駐軍，非武裝地帶的治安由中國警察擔任。
塘沽協定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議，它意味著中國政府默認滿洲國的存在，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喪失。
汪兆銘和薑瑞元主持批準的《塘沽協定》，被一般民眾認為是一個賣國條約，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而汪兆銘認為政府簽訂這個條約是正確的，他以國家級戰略的高度看待此事。
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軍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決定了這場被侵略的國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
以現在中國的國力，無論進行怎樣的抵抗，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我們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沒有取勝的希望，我們為什麽還要抵抗呢？這就是愛國心的緣故，她讓我們明知不能取勝，還要準備抗戰到最後一兵一將……
現在很多人當中有兩種誤的想法，一種是過分軟弱，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進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戰，將和義和團的下場一樣。
另一種是過分強硬，就像一個人在曠野中發泄一樣，“殺盡倭奴”、“打到東京”，什麽狂言都敢說，還能得到人們的拍手喝采。
以上兩種看法都是誤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個最低的限度。隻要停戰條約在**政府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決心簽署停戰條約，既是受到國民一時的唾罵，也要堅決進行負責任的簽字。
但如果停戰條約在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決不簽字。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曆史的評判。
《塘沽協定》雖然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麵。其結果是薑瑞元被迫默認了宋哲元在華北地區玩輕度自立，使得滿洲國與**政府之間都有了一個可以作為緩衝的區域，維持著虛假的和平。
汪兆銘的對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日本國內並不是鐵板一塊清一色的侵略擴張派，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解的主和派。
但中日兩國的情況一樣，都是強硬的主戰派占據絕對上風，中日兩國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國民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批評。汪兆銘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以至於黨內反汪的呼聲日漸高漲。
1937年以後，南京政府開始采取強硬的姿態對待“華北自治政權”。此後宋哲元頗受日本和南京的兩麵挾板之苦，幹脆回山東老家，不問華北政事來回避責任。6月21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出二十九路軍實行收編，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貨幣等強硬命令。
然後就是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一直以來，薑瑞元在**黨內部，都是主戰派，與汪兆銘的主和派路線大相徑庭。
排除了一直隱藏實力的華聯，這時的**政府若要全麵抗戰，結果隻有兩個：犧牲或者投降。這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但卻不得不麵對。
如果沒有後期美國和蘇俄的介入，日本滅亡中國是毫無疑問的事情。曆史上元滅宋，清滅明，都是死了百分之一的血性漢子，其餘之人便淪為外族的奴隸，從無二致。
在抗戰的開始階段，西方列強對中日戰爭大都持旁觀態度，隻有德國願意出麵調停。中國要求《九國公約》的簽字國開會討論製裁日本違反《九國公約》的侵略行為。
1937年11月3日，《九國公約》簽字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舉行會議，會議特邀的蘇聯代表表示支持中國，主張各國對日本進行集體製裁。但美國代表卻說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國出麵調停，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代表的態度不要偏激，以免影響調停，刺激日本。”
別看現在全中國一致高喊“徹底抗戰，犧牲到底”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
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犧牲，但他們內心裏犧牲的概念是讓別人去犧牲，而並不是犧牲。為大部分人不肯講出不願犧牲的老實話？
是因為他們害怕賣國的罪名，害怕承擔亡國的責任。中國後來抗戰的結果，的確應驗了這一句話，大多數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為第一目標，真正勇於流血犧牲的人是極少數。
薑瑞元也明白中國不可能打敗日本，隻有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但借助外**隊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險的一步棋，這就是所謂的“引虎趕狼”，外**隊不會無償幫助中國打仗，其索要的代價可能也非常高昂。
後來蘇聯出兵東三省幫中國趕走了日本人，但作為代價中國不得不將外蒙古交給蘇聯，外**立也正是薑瑞元借助第三國抗日所付出的代價。
現在看來，中國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場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養毅首相被殺，後來還陸續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殺。
在中國，主和的汪兆銘被刺幾乎喪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殺。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一個高官來說，做少數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數的主戰派需要更大的勇氣。
因為主戰派高官們號召別人流血犧牲，並不需要直接上戰場，並沒有生命危險，而做主和派卻要冒被狂熱主義者暗殺的生命危險。
日本在戰爭時，也是一片主戰的狂熱叫囂，但主戰派盡管主張戰爭，卻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日本戰敗遭到割地賠款的苛刻製裁後，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們才開始後悔當時沒有聽從主和派的勸告，才開始批判當年那些不負責任的主戰言論。
不過原本的時空裏，中國是黨國教育體製，文化曆史都被黨“指揮”著，像這種言論，斷然無法出現。
1929年美國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特別嚴重的是美國和德國，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後經濟也陷入極度的蕭條。
經濟大恐慌使人們對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製失去信心，國家統治的計劃經濟被很多人看成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
1930年代蘇俄計劃經濟的成功已經非常令人矚目，德國希特勒上台後搞準計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使德國在兩年之內就走出了經濟危機，這些都使人們更加懷疑資本主義體製的後進性。
蘇俄式的赤色主義體製，德國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體製，意大利式的法西斯體製，都是作為取代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試點”。
在這樣的國際大形勢下，日本軍中的少壯派們也提出要改變現有國體的設想。他們提出要廢除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型利益國家，建立一個人人滅私奉公的、盡忠報國的、以道義而不是以利益為本的新型國家。
當然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當權派不會輕易讓出他們的政權，軍人們要想奪取政權，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製造軍事糾紛，使日本國內陷入非常時期的戰時狀態，這樣軍人們就可以用軍事上必要為理由征收個人財產，侵犯個人人權，以國家大義為借口堵住一切反對派的嘴，為改造國家體製創造必要的條件。
盡管日本軍人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沒有能使日本打蠃戰爭，卻成為了戰後日本在國家的主導下發展經濟的國家主導市場經濟體製的原型。
但是在日本，赤化體製並不成功，沒有建立起和蘇俄、中國以及德國那樣的**者體係。日本一直以來，都沒有**統治的傳統，反而是在上層實行聯合議政的製度。
薑瑞元也明白獨自不可能打敗日本，必須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他在抗戰爆發不久就在上海主動向日本駐紮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進攻，試圖使上海這個國際城市陷於戰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國列強的幹涉。
但英美法對中日戰爭的反應意外的冷淡，英法忙於對付歐洲的希特勒，已無暇顧及遠東事務，而美國的民眾正處於嚴重的孤立主義中，不願卷入外國的紛爭。
如果沒有外援的話中國將必敗無疑，在中**隊從上海敗退後，薑瑞元也開始考慮在德國的調停下和日本進行停戰談判。
德國當時已與日本和意大利簽訂了三國條約，德國願意出麵調停中日戰爭，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和日本都是德國的友好國家。
當時歐美國家圍堵希特勒德國，德國在國際上不多，所以十分重視和**政府的關係。中國當時雖然沒有石油，卻是鎳等戰略金屬的主要供應國，德國的戰略金屬主要依靠中國供應。
而作為交換，德國以向中國借款的方式，“借”給中國大量軍事裝備，這是抗戰初期薑瑞元軍隊均為德式裝備的原因，也是他聘用30多名德**事顧問的原因。
中日全麵戰爭爆發後，日本以同盟國的身份向德國提出抗議，要求德國停止向中國供應武器，召回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德國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已停供中**火並召回軍事顧問，但中德仍是友好國家。
但是某片時空裏，被紅門所扭曲的教育宣傳體製，卻是同情蘇俄，仇視德國。所謂忘恩負義，就是如此吧。無知者最是可悲，尤其是黨國教育體製下那種愚昧的靈魂，不是缺乏知識，而是缺乏智慧。
徐州會戰和杭州會戰之後，**軍與華軍，都在對日作戰的正麵戰場上打出了中國人的氣勢。日本軍方逐漸為中日戰爭的長期化感到頭疼，對影佐的和平計劃開始產生興趣。
1938年7月初在影佐幀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時高宗武提出由汪兆銘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麵為其提供有利條件。
日方同意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優惠條件，支持汪兆銘出馬進行“和平運動”。高宗武於7月21日返回中國。
1938年10月22日，汪兆銘與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壁君等人秘密召開會議，討論和平運動的具體計劃。
汪兆銘當初的這個和平計劃是在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新政府，然後新政府接收日軍撤軍後的占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
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有相當的可接受性，汪兆銘也未必就一定會被國人責罵為賣國者。但終究是不敵天數，汪兆銘的和平計劃和他當初的設想出現了很大的偏差，就連他也成了政治犧牲品。
主戰與主和兩大派係，將一個完整的中國，撕裂成了兩半。這裏麵的是非對，起因經過，都早已掩埋在曆史的灰燼之中。
但是在思想上的分歧，對國家與民眾在心靈上帶來的創傷，卻才剛剛開始。
華聯現在的暴熊式坦克，因為披掛了最新的複合裝甲，以及加裝了各種電子瞄準工具，其所蘊藏的科技含量，已經領先了世界列強們超過三十年。
現在要做的就是等待著更多的下遊工廠建立起來，鋪開已經成熟的生產技術增加產量，同時去研究更尖端的技術。因為華聯的科技標準要比歐美列強們的更高，標準也更高，不斷增加產品的產量不僅彌補著數量上的差距，同時也依靠著這些技術拖動向舊型號坦克還有其他武器產品的再升級改進。
等世界上的其他列強花這麽十幾二十年研究吃透華軍現有武器裏麵全部蘊藏的科學技術時，鍾泱已經帶領著中國裝備更堅硬的貧鈾裝甲和更強大馬力的發動機技術，複合金屬陶瓷壁缸和其他技術相配合，柴油發動機就能突破平均65燃料能量轉化利用的這個極限值。
原本的許多汽車工廠和拖拉機工廠，也都紛紛改行，開始生產坦克和軍車。
轟轟烈烈的重工業大生產計劃，同樣輻射到了大西南的**政府腹地，現在雙方正在處於高度合作時期。因為戰事連連失利，**黨也不得不接受華聯伸的橄欖枝，哪怕帶有劇毒。
與華聯內部的主戰主和派分化一樣，**政府內部同樣在對待日本侵略的態度上產生了嚴重分歧。但與華聯的情況不同，因為內部的工業實力虛弱，主和派的政策核心更加越線一些。
其中就以汪兆銘為核心，黨內主和派的中流砥柱。後世一提到此人，就唾罵聲一片，“漢奸”、“走狗”之類的稱呼鋪天蓋地。
但實際上，對於這段晦澀暗淡的曆史，卻沒有幾個人願意靜下心思來好好翻看，好好思索。滿腔熱血報國易，心懷天下濟民難，汪兆銘選擇的道路，就是一條最難走的路，並且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中國曆史上，每當發生對外戰爭時，那些堅持對外寸步不讓的主戰派，總是被尊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張對外讓步和解的主和派，總是被打入民族敗類的漢奸行列。
盡管如此，在每次發生對外戰爭的時候，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清一色的主戰，總會出現一批主張讓步和解、不怕當漢奸的主和派，中日戰爭時也同樣如此。
中國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敵國日本也同樣存在“主戰”與“主和”兩派。日本的軍部和關東軍是主戰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則是主和派。
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卻無能為力。當時的若櫬首相後來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九一八”事變的經曆。單單是這一篇文章，就說明了政友會所領導的日本政府已經無法控製軍隊。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1931年12月，若櫬政府倒台後，犬養毅接任首相。
犬養首相反對在滿洲搞一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麵衝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製。
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1932年5月15日，一夥狂熱的軍人衝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膽地將犬養首相殺害。犬養被殺後，再也沒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製下的政府。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
在1933年3月到5月期間，日本關東軍又獨斷發動了長城攻勢，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雖然進行了一些抵抗，但卻節節敗退。
1933年5月31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了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規定在長城以南設置100公裏的“非武裝地帶”，中日雙方撤出在非武裝地帶內的駐軍，非武裝地帶的治安由中國警察擔任。
塘沽協定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議，它意味著中國政府默認滿洲國的存在，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喪失。
汪兆銘和薑瑞元主持批準的《塘沽協定》，被一般民眾認為是一個賣國條約，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而汪兆銘認為政府簽訂這個條約是正確的，他以國家級戰略的高度看待此事。
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軍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決定了這場被侵略的國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
以現在中國的國力，無論進行怎樣的抵抗，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我們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沒有取勝的希望，我們為什麽還要抵抗呢？這就是愛國心的緣故，她讓我們明知不能取勝，還要準備抗戰到最後一兵一將……
現在很多人當中有兩種誤的想法，一種是過分軟弱，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進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戰，將和義和團的下場一樣。
另一種是過分強硬，就像一個人在曠野中發泄一樣，“殺盡倭奴”、“打到東京”，什麽狂言都敢說，還能得到人們的拍手喝采。
以上兩種看法都是誤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個最低的限度。隻要停戰條約在**政府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決心簽署停戰條約，既是受到國民一時的唾罵，也要堅決進行負責任的簽字。
但如果停戰條約在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決不簽字。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曆史的評判。
《塘沽協定》雖然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麵。其結果是薑瑞元被迫默認了宋哲元在華北地區玩輕度自立，使得滿洲國與**政府之間都有了一個可以作為緩衝的區域，維持著虛假的和平。
汪兆銘的對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日本國內並不是鐵板一塊清一色的侵略擴張派，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解的主和派。
但中日兩國的情況一樣，都是強硬的主戰派占據絕對上風，中日兩國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國民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批評。汪兆銘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以至於黨內反汪的呼聲日漸高漲。
1937年以後，南京政府開始采取強硬的姿態對待“華北自治政權”。此後宋哲元頗受日本和南京的兩麵挾板之苦，幹脆回山東老家，不問華北政事來回避責任。6月21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出二十九路軍實行收編，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貨幣等強硬命令。
然後就是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一直以來，薑瑞元在**黨內部，都是主戰派，與汪兆銘的主和派路線大相徑庭。
排除了一直隱藏實力的華聯，這時的**政府若要全麵抗戰，結果隻有兩個：犧牲或者投降。這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但卻不得不麵對。
如果沒有後期美國和蘇俄的介入，日本滅亡中國是毫無疑問的事情。曆史上元滅宋，清滅明，都是死了百分之一的血性漢子，其餘之人便淪為外族的奴隸，從無二致。
在抗戰的開始階段，西方列強對中日戰爭大都持旁觀態度，隻有德國願意出麵調停。中國要求《九國公約》的簽字國開會討論製裁日本違反《九國公約》的侵略行為。
1937年11月3日，《九國公約》簽字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舉行會議，會議特邀的蘇聯代表表示支持中國，主張各國對日本進行集體製裁。但美國代表卻說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國出麵調停，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代表的態度不要偏激，以免影響調停，刺激日本。”
別看現在全中國一致高喊“徹底抗戰，犧牲到底”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
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犧牲，但他們內心裏犧牲的概念是讓別人去犧牲，而並不是犧牲。為大部分人不肯講出不願犧牲的老實話？
是因為他們害怕賣國的罪名，害怕承擔亡國的責任。中國後來抗戰的結果，的確應驗了這一句話，大多數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為第一目標，真正勇於流血犧牲的人是極少數。
薑瑞元也明白中國不可能打敗日本，隻有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但借助外**隊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險的一步棋，這就是所謂的“引虎趕狼”，外**隊不會無償幫助中國打仗，其索要的代價可能也非常高昂。
後來蘇聯出兵東三省幫中國趕走了日本人，但作為代價中國不得不將外蒙古交給蘇聯，外**立也正是薑瑞元借助第三國抗日所付出的代價。
現在看來，中國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場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養毅首相被殺，後來還陸續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殺。
在中國，主和的汪兆銘被刺幾乎喪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殺。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一個高官來說，做少數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數的主戰派需要更大的勇氣。
因為主戰派高官們號召別人流血犧牲，並不需要直接上戰場，並沒有生命危險，而做主和派卻要冒被狂熱主義者暗殺的生命危險。
日本在戰爭時，也是一片主戰的狂熱叫囂，但主戰派盡管主張戰爭，卻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日本戰敗遭到割地賠款的苛刻製裁後，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們才開始後悔當時沒有聽從主和派的勸告，才開始批判當年那些不負責任的主戰言論。
不過原本的時空裏，中國是黨國教育體製，文化曆史都被黨“指揮”著，像這種言論，斷然無法出現。
1929年美國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特別嚴重的是美國和德國，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後經濟也陷入極度的蕭條。
經濟大恐慌使人們對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製失去信心，國家統治的計劃經濟被很多人看成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
1930年代蘇俄計劃經濟的成功已經非常令人矚目，德國希特勒上台後搞準計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使德國在兩年之內就走出了經濟危機，這些都使人們更加懷疑資本主義體製的後進性。
蘇俄式的赤色主義體製，德國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體製，意大利式的法西斯體製，都是作為取代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試點”。
在這樣的國際大形勢下，日本軍中的少壯派們也提出要改變現有國體的設想。他們提出要廢除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型利益國家，建立一個人人滅私奉公的、盡忠報國的、以道義而不是以利益為本的新型國家。
當然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當權派不會輕易讓出他們的政權，軍人們要想奪取政權，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製造軍事糾紛，使日本國內陷入非常時期的戰時狀態，這樣軍人們就可以用軍事上必要為理由征收個人財產，侵犯個人人權，以國家大義為借口堵住一切反對派的嘴，為改造國家體製創造必要的條件。
盡管日本軍人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沒有能使日本打蠃戰爭，卻成為了戰後日本在國家的主導下發展經濟的國家主導市場經濟體製的原型。
但是在日本，赤化體製並不成功，沒有建立起和蘇俄、中國以及德國那樣的**者體係。日本一直以來，都沒有**統治的傳統，反而是在上層實行聯合議政的製度。
薑瑞元也明白獨自不可能打敗日本，必須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他在抗戰爆發不久就在上海主動向日本駐紮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進攻，試圖使上海這個國際城市陷於戰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國列強的幹涉。
但英美法對中日戰爭的反應意外的冷淡，英法忙於對付歐洲的希特勒，已無暇顧及遠東事務，而美國的民眾正處於嚴重的孤立主義中，不願卷入外國的紛爭。
如果沒有外援的話中國將必敗無疑，在中**隊從上海敗退後，薑瑞元也開始考慮在德國的調停下和日本進行停戰談判。
德國當時已與日本和意大利簽訂了三國條約，德國願意出麵調停中日戰爭，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和日本都是德國的友好國家。
當時歐美國家圍堵希特勒德國，德國在國際上不多，所以十分重視和**政府的關係。中國當時雖然沒有石油，卻是鎳等戰略金屬的主要供應國，德國的戰略金屬主要依靠中國供應。
而作為交換，德國以向中國借款的方式，“借”給中國大量軍事裝備，這是抗戰初期薑瑞元軍隊均為德式裝備的原因，也是他聘用30多名德**事顧問的原因。
中日全麵戰爭爆發後，日本以同盟國的身份向德國提出抗議，要求德國停止向中國供應武器，召回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德國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已停供中**火並召回軍事顧問，但中德仍是友好國家。
但是某片時空裏，被紅門所扭曲的教育宣傳體製，卻是同情蘇俄，仇視德國。所謂忘恩負義，就是如此吧。無知者最是可悲，尤其是黨國教育體製下那種愚昧的靈魂，不是缺乏知識，而是缺乏智慧。
徐州會戰和杭州會戰之後，**軍與華軍，都在對日作戰的正麵戰場上打出了中國人的氣勢。日本軍方逐漸為中日戰爭的長期化感到頭疼，對影佐的和平計劃開始產生興趣。
1938年7月初在影佐幀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時高宗武提出由汪兆銘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麵為其提供有利條件。
日方同意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優惠條件，支持汪兆銘出馬進行“和平運動”。高宗武於7月21日返回中國。
1938年10月22日，汪兆銘與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壁君等人秘密召開會議，討論和平運動的具體計劃。
汪兆銘當初的這個和平計劃是在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新政府，然後新政府接收日軍撤軍後的占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
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有相當的可接受性，汪兆銘也未必就一定會被國人責罵為賣國者。但終究是不敵天數，汪兆銘的和平計劃和他當初的設想出現了很大的偏差，就連他也成了政治犧牲品。
主戰與主和兩大派係，將一個完整的中國，撕裂成了兩半。這裏麵的是非對，起因經過，都早已掩埋在曆史的灰燼之中。
但是在思想上的分歧，對國家與民眾在心靈上帶來的創傷，卻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