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不為光陰的飛逝而慨然。唐山地震的景象恍如昨天，可是轉眼之間，它分明已經過去了整整二十年。
1995年12月21日，媒體報道，唐山市福利院一位名叫王安的青年人，來到唐山市工人醫院，當上了電梯工。報紙說，這是最後一名參加工作的唐山地震孤兒，至此，“地震孤兒”們已經全部走上了工作崗位。
這短短的消息令我感動。王安，我想象著那個1976年的小王安。我像是看見，那個滿身劃痕的小小的嬰兒，啼哭著，被人從鋼筋和水泥預製板的縫隙中小心翼翼地艱難地救護出來。我想象不出，大概是地震孤兒中最小一個的王安，今天已經長成了一個什麽樣的男子漢。
這就是“二十年”。
一代“廢墟上的孩子”長大成人了。唐山地震的孤兒們，有的成了工人，有的成了工程師，有的成了留洋的博士，有的被外國友人收養，接到了異國他鄉；更多的是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僅唐山育紅學校的七百多孩子中，就有四百多人成了軍人。
唐山地震造成了二十四萬多人死亡。在唐山市區，有七千多個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絕戶；有七千多個丈夫失去了妻子，有八千多個妻子失去了丈夫。然而，在大地震發生的二十年之後，唐山市區的人口比地震前增加了約百分之五十，達到了一百五十六萬多人。整個唐山市範圍內人口達到六百七十五萬多人。
我在本書中說過，人類的生命力是頑強的。
唐山地震後的二十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二十年。在深刻的變革中，唐山，這個國營大中型企業密集的傳統工業重鎮，正奮力追趕大潮──當然，在“廢墟”上前行的步履並不輕鬆。
地震前唐山的支柱性產業陶瓷業風華依然，全國陶瓷企業在外貿方麵的“狀元”和“探花”都在唐山。但是煤炭工業和鋼鐵工業，在國家經濟格局不斷變化的今天，已不占有地震前那樣的在全國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唐山的變化依然令世人矚目。
唐山經濟在地震後渡過恢複期，開始了穩步的發展。到1995年，轄十個縣、五個區、兩個農場的唐山市，國民生產總值為四百八十五億元人民幣，人均產值七千一百五十元。
地震曾把唐山夷為平地。1985年我在唐山采訪時，簡易房還比比皆是。而現在，唐山市新樓林立，環境美觀的居民小區隨處可見。到1994年底，唐山市區的住宅建築麵積已達到了一千七百五十六點六萬平方米，人均居住麵積七點九平方米，這一居住水平和唐山市住宅的“供熱”和“供（煤）氣”水平，在中國大陸的大中城市都居較高水平。聯合國曾授予唐山市“人居榮譽獎”，唐山是中國第一個獲此榮譽的城市。
唐山也有了摩天大樓。高度為一百一十二米的鳳凰大廈，別有深意地選擇了在1996年7月地震二十周年之際完工。
唐山市努力擴大自己在今天的知名度。它先後承辦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第二屆全國城市運動會和中、日、韓三國青少年運動會。在中國，作為一個非直轄市、非省會城市，這樣的業績是令人欽羨的。
“大地震”，似乎真的“遠去”了。
《唐山大地震》自出版至今，已經十年。我當年采訪過、在本書中描寫過的一些主要人物，他們的生活境況發生了這樣那樣的變化：
當年開著紅色救護車到北京中南海報警的李玉林，已從唐山礦退休。
那位曾在廢墟上彈著三弦、引吭高歌的盲人資希聖也已退休。他退休後擔任了一個居民委員會的主任，忙著為居民們服務，最經常的工作是“調解鄰裏糾紛”。
“張家五姐弟”，四個姐姐都已成了媽媽，可漂亮的小弟至今還沒有定下對象。姐姐們“抱怨”說：“嗨，他呀，挑花了眼！”
從礦井下堅持十五天才獲救的“最後的五個男子漢”，老班長在我采訪時就已去世，其餘四位，有三位的工作崗位從“井下”調到了“井上”，而小個子李寶興還在井下采掘。
“大大超越生命極限的人”──盧桂蘭大媽，在一九九六年春天病故了，據說是因為心血管係統的疾病，終年六十六歲。她的去世使我非常悲痛。一九九二年，她應邀來北京，參加中央電視台的節目拍攝。在《正大綜藝》的拍攝現場，大媽接受趙忠祥和楊瀾的采訪，滔滔不絕地回憶當年在地下十三天的經曆。她依然是那麽堅強樂觀──“我當時就沒害怕！我念‘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唱‘東方紅，太陽升……’我相信，親人解放軍一定會把我救出來！”她把記憶中當年救她的戰士和當年在現場采訪她的我混淆起來，竟對著攝像機大聲說：“是三十八軍的錢鋼救了我！”她親切質樸的形象感染了所有的現場來賓，感染了主持人、編導和機房裏的工作人員，現場激起一陣陣笑聲和掌聲，向這位可愛的大媽表示由衷的敬意。
唐山大地震的曆史，刻在一代中國人心裏，是永遠抹不去的。
國家地震局的“老紅軍局長”劉英勇，在退休後，於1990年1月8日因患癌症而病故。那年他七十五歲。
地震預報工作者們還在繼續拚搏、奮鬥。
唐山地震的預測、預報、預防問題，在近十年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海內外科學家的研究興趣。唐山地震發生前，中央政府最終沒有得到來自國家地震局方麵提供的短期臨震預報意見，以致唐山市最終沒有預防。然而，距唐山市僅一百十五公裏的河北省青龍縣在全縣範圍內采取了預防措施，地震中傷亡極少。1996年，青龍縣被聯合國發展、資助和管理事務部列為“科學研究與行政管理相結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該部的報告稱：“要減輕災害的損失，早期預報和動員群眾作好準備是關鍵的一環。由於早期預報通常是科學家做出的，加強科學家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聯係尤其重要。在特別緊急的情況下，隻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條不紊地采取對策和組織群眾。”青龍縣的防震抗震經驗已被輸入國際互聯網。到聯合國介紹青龍縣經驗的正是本書描寫過的汪成民。
當年的地震預報工作者汪成民，現在是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地震地下水學科”的學術帶頭人。
當年的地震預報工作者耿慶國，現在是中國地震氣象學、“天地生”綜合研究和天災綜合預報的學術帶頭人，研究員。他和汪成民都在繼續從事地震預報工作，他同時還是《中國減災報》的副總編輯。
在寫作《唐山大地震》時，我是《解放軍報》記者。1990年，我轉業離開軍隊。變化著的境遇，使我“始料未及”地來到了國家地震局。我和地震真的結下了不解之緣，我來到當時的《中國地震報》社，而我的直接領導，就是耿慶國。這是命運的安排。
我們共同投入了“減災”事業：1991年，我們共同參與創辦了《中國減災報》。1993年，我們共同主編了百萬字的專著《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
1996年，耿慶國五十五歲，他依然還存著孩童般的純真乃至天真。這是一個專注於事業的心底透明的科學家，剛正率直，不迎世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運。
作為記者和作家，我將繼續我在二十年前就抱定的事業──這個事業是唐山大地震所賦予我的。我將繼續奔波，繼續寫作，用作品回報讀者。
1995年12月21日，媒體報道，唐山市福利院一位名叫王安的青年人，來到唐山市工人醫院，當上了電梯工。報紙說，這是最後一名參加工作的唐山地震孤兒，至此，“地震孤兒”們已經全部走上了工作崗位。
這短短的消息令我感動。王安，我想象著那個1976年的小王安。我像是看見，那個滿身劃痕的小小的嬰兒，啼哭著，被人從鋼筋和水泥預製板的縫隙中小心翼翼地艱難地救護出來。我想象不出，大概是地震孤兒中最小一個的王安，今天已經長成了一個什麽樣的男子漢。
這就是“二十年”。
一代“廢墟上的孩子”長大成人了。唐山地震的孤兒們，有的成了工人，有的成了工程師，有的成了留洋的博士，有的被外國友人收養，接到了異國他鄉；更多的是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僅唐山育紅學校的七百多孩子中，就有四百多人成了軍人。
唐山地震造成了二十四萬多人死亡。在唐山市區，有七千多個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絕戶；有七千多個丈夫失去了妻子，有八千多個妻子失去了丈夫。然而，在大地震發生的二十年之後，唐山市區的人口比地震前增加了約百分之五十，達到了一百五十六萬多人。整個唐山市範圍內人口達到六百七十五萬多人。
我在本書中說過，人類的生命力是頑強的。
唐山地震後的二十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二十年。在深刻的變革中，唐山，這個國營大中型企業密集的傳統工業重鎮，正奮力追趕大潮──當然，在“廢墟”上前行的步履並不輕鬆。
地震前唐山的支柱性產業陶瓷業風華依然，全國陶瓷企業在外貿方麵的“狀元”和“探花”都在唐山。但是煤炭工業和鋼鐵工業，在國家經濟格局不斷變化的今天，已不占有地震前那樣的在全國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唐山的變化依然令世人矚目。
唐山經濟在地震後渡過恢複期，開始了穩步的發展。到1995年，轄十個縣、五個區、兩個農場的唐山市，國民生產總值為四百八十五億元人民幣，人均產值七千一百五十元。
地震曾把唐山夷為平地。1985年我在唐山采訪時，簡易房還比比皆是。而現在，唐山市新樓林立，環境美觀的居民小區隨處可見。到1994年底，唐山市區的住宅建築麵積已達到了一千七百五十六點六萬平方米，人均居住麵積七點九平方米，這一居住水平和唐山市住宅的“供熱”和“供（煤）氣”水平，在中國大陸的大中城市都居較高水平。聯合國曾授予唐山市“人居榮譽獎”，唐山是中國第一個獲此榮譽的城市。
唐山也有了摩天大樓。高度為一百一十二米的鳳凰大廈，別有深意地選擇了在1996年7月地震二十周年之際完工。
唐山市努力擴大自己在今天的知名度。它先後承辦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第二屆全國城市運動會和中、日、韓三國青少年運動會。在中國，作為一個非直轄市、非省會城市，這樣的業績是令人欽羨的。
“大地震”，似乎真的“遠去”了。
《唐山大地震》自出版至今，已經十年。我當年采訪過、在本書中描寫過的一些主要人物，他們的生活境況發生了這樣那樣的變化：
當年開著紅色救護車到北京中南海報警的李玉林，已從唐山礦退休。
那位曾在廢墟上彈著三弦、引吭高歌的盲人資希聖也已退休。他退休後擔任了一個居民委員會的主任，忙著為居民們服務，最經常的工作是“調解鄰裏糾紛”。
“張家五姐弟”，四個姐姐都已成了媽媽，可漂亮的小弟至今還沒有定下對象。姐姐們“抱怨”說：“嗨，他呀，挑花了眼！”
從礦井下堅持十五天才獲救的“最後的五個男子漢”，老班長在我采訪時就已去世，其餘四位，有三位的工作崗位從“井下”調到了“井上”，而小個子李寶興還在井下采掘。
“大大超越生命極限的人”──盧桂蘭大媽，在一九九六年春天病故了，據說是因為心血管係統的疾病，終年六十六歲。她的去世使我非常悲痛。一九九二年，她應邀來北京，參加中央電視台的節目拍攝。在《正大綜藝》的拍攝現場，大媽接受趙忠祥和楊瀾的采訪，滔滔不絕地回憶當年在地下十三天的經曆。她依然是那麽堅強樂觀──“我當時就沒害怕！我念‘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唱‘東方紅，太陽升……’我相信，親人解放軍一定會把我救出來！”她把記憶中當年救她的戰士和當年在現場采訪她的我混淆起來，竟對著攝像機大聲說：“是三十八軍的錢鋼救了我！”她親切質樸的形象感染了所有的現場來賓，感染了主持人、編導和機房裏的工作人員，現場激起一陣陣笑聲和掌聲，向這位可愛的大媽表示由衷的敬意。
唐山大地震的曆史，刻在一代中國人心裏，是永遠抹不去的。
國家地震局的“老紅軍局長”劉英勇，在退休後，於1990年1月8日因患癌症而病故。那年他七十五歲。
地震預報工作者們還在繼續拚搏、奮鬥。
唐山地震的預測、預報、預防問題，在近十年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海內外科學家的研究興趣。唐山地震發生前，中央政府最終沒有得到來自國家地震局方麵提供的短期臨震預報意見，以致唐山市最終沒有預防。然而，距唐山市僅一百十五公裏的河北省青龍縣在全縣範圍內采取了預防措施，地震中傷亡極少。1996年，青龍縣被聯合國發展、資助和管理事務部列為“科學研究與行政管理相結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該部的報告稱：“要減輕災害的損失，早期預報和動員群眾作好準備是關鍵的一環。由於早期預報通常是科學家做出的，加強科學家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聯係尤其重要。在特別緊急的情況下，隻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條不紊地采取對策和組織群眾。”青龍縣的防震抗震經驗已被輸入國際互聯網。到聯合國介紹青龍縣經驗的正是本書描寫過的汪成民。
當年的地震預報工作者汪成民，現在是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地震地下水學科”的學術帶頭人。
當年的地震預報工作者耿慶國，現在是中國地震氣象學、“天地生”綜合研究和天災綜合預報的學術帶頭人，研究員。他和汪成民都在繼續從事地震預報工作，他同時還是《中國減災報》的副總編輯。
在寫作《唐山大地震》時，我是《解放軍報》記者。1990年，我轉業離開軍隊。變化著的境遇，使我“始料未及”地來到了國家地震局。我和地震真的結下了不解之緣，我來到當時的《中國地震報》社，而我的直接領導，就是耿慶國。這是命運的安排。
我們共同投入了“減災”事業：1991年，我們共同參與創辦了《中國減災報》。1993年，我們共同主編了百萬字的專著《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
1996年，耿慶國五十五歲，他依然還存著孩童般的純真乃至天真。這是一個專注於事業的心底透明的科學家，剛正率直，不迎世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運。
作為記者和作家，我將繼續我在二十年前就抱定的事業──這個事業是唐山大地震所賦予我的。我將繼續奔波，繼續寫作，用作品回報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