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元年的中華大地如此的熱鬧，南北加上山東六省的談判如火如荼，雖然國防部長一職似乎沒有異議了，吳宸軒也表示願意就任。不過南方好不羞恥的提出用稅務部總長的職務換取的提議，全體對那個賭約失憶，讓北方的北洋和六省政權都對革命黨的信譽下限再次瞠目結舌。
不過11月初的時候雪花已經開始覆蓋東北的凍土地，哈爾濱傅家甸還是和往常一樣在貓冬和行商之間頑固的運轉著。不過一場災難的降臨似乎並沒有那一陣風來預警，開始每天還隻是一兩例染疫之人的報道，至12月中旬每天4～10名，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數百人。由於傳染人數增加太快，專業檢疫人員無法親自檢查每一個病例，得到病患家人的通報後，隻有依靠臨時雇來且沒有防疫經驗之人前往甄別，然後將被認為染疫之人移送至隔離營。為了逃避警察檢查和強製性消毒，有些病患家庭在夜間將患者屍體拋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警察把這些屍體收集起來，放在一個個薄木棺材裏，埋在亂墳崗子。如果患者死在家裏，家人則可以在沒人過問的情況下，從容運到城外安葬。臨時征集來的護士、看護婦、消毒工和埋葬工，雖都被要求穿戴防護服和佩戴口罩，但都置若罔聞，口罩掛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也被傳染。
疫情發生以後，張作霖雖然還不是後來的東北王，但是在山東的影響下，還是比較重視民生。當時從奉天派來兩名西醫前來處置，但是他們能夠調動和支配的人手隻有5位與之同來的護士。大多地方行政長官對現代檢疫、防疫知識，幾乎一無所知。當時的一位醫生伍連德後來回憶：他抵達後第二天與其見麵，早上9點鍾趕到縣衙門，居然還在客廳等候了半個多小時。伍連德與之交談後的印象是：“正是這種無知導致了形勢的複雜化，並使疫病向更遠的南方蔓延。”
到達哈爾濱的第三天，伍連德得知傅家甸一名與當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於瘟疫，他決定解剖屍體。
當時中國對現代醫學完全是一片蒙昧狀態。舊時觀念中，解剖屍體無疑是對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麵臨著社會風俗的壓力，從法律層麵來講，也是不被允許的。所以伍連德隻能秘密進行。這一次的屍體解剖，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在伍連德等人的推動下，11月22日，奉天督軍府公布了關於屍體解剖法規的督軍文告，隨後頒發了詳細規則，這是中國曆史上首次官方準許屍體解剖的法律性文件。
當時也沒有實驗室，伍連德和助手就在當地總商會借了一個房間，做血液化驗。將樣本固定後進行組織切片檢驗。在貝克顯微鏡下，伍連德清楚地看到了一種橢圓形的疫菌——正是鼠疫。伍連德立即向北京外務部發去電文，報告此事，並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製鐵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離疫區傅家甸；向關內征聘醫生等。
伍連德發現，這一次發生的疫情顯然與以往對鼠疫的認知有很多衝突。初到哈爾濱時，姚醫生也向他坦陳了他的觀察：傅家甸民居低矮肮髒，冬天門窗緊閉空氣不流通，室內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他認為這種病是在人與人之間通過飛沫和呼吸傳播的急性肺部炎症。在伍連德到達哈爾濱前，日本南滿鐵路也派了一名日本醫生前來調查病因，這名日本醫生是北裏柴三郎的學生，他一到哈爾濱，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發現*鼠疫杆菌。一連解剖了幾百隻，卻沒有發現一例帶鼠疫菌的。基於種種事例，伍連德大膽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無需通過動物媒介，而可以通過呼吸之間的飛沫傳染，他將此命名為“肺鼠疫”。
為了防止飛沫傳染，伍連德設計了一種極其簡單的雙層紗布囊口罩，即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戴上它就可以隔離病患，成本費僅需當時國幣2分半錢。後來，在沈陽召開的國際鼠疫研究會上，各國一致讚成采用這種口罩。至今，醫務人員仍在使用這種口罩，並稱之“伍氏口罩”。
到了共和二年的1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時候，伍連德已經無法控製局麵。剛剛就任國防部長的吳宸軒，調派一個營的原來武翼新軍的專業防化部隊進入哈爾濱疫區。本來張作霖也不打算讓武翼新軍過境，但是架不住山東方麵已經把這些捅到新聞媒體上，張作霖也是個猴精的人物，立即改變︶態度，不僅安排了這支部隊的食宿，還親自動員車輛和補給品。當然這支輕裝部隊的人數才是讓他安心的主要原因。
在軍隊的指揮下，傅家甸被分為4個區。每區由一名軍醫主持，配有兩名助理、4個醫學生和為數眾多的衛生夫役與防化兵。救急隊內分診斷、消毒、抬埋、站崗等諸多崗位。每天，各區派出40多支搜查隊，挨家挨戶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醫院，他們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為了成功地執行分區防疫計劃，張作霖還從長春專門調來了由1160名士兵組成的步兵團。他們被安置在城外俄國一家空曠的麵粉廠裏，任務是對疫區內進行交通管製。武翼新軍防化營規定，傅家甸內居民出行必須在左臂佩戴證章，根據各區不同證章分為白、紅、黃、藍4種。每個區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證章，可以在本區內活動，但要去別的區域，必須申請特別準許證。就連區內的軍人們也必須嚴格遵循這一規章，不許隨便走動。嚴格的警力，使得“任何人偷越封鎖線幾乎都是不可能的”。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診病院分為疫症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幾種。各病院中均設有醫官、庶務、司藥生、看護、巡長等職務。既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療，又避免他們之間交叉感染。“‘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連德首創的，直到現在我們還在使用。”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為整個東北做了一個表率。隨後，哈爾濱俄人居住區、奉天、長春、黑龍江全省紛紛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體係。當然山東六省也接受了這次疫情的經驗，在原來預備役的基礎上加上了全民三防訓練的內容，民政方麵也開始對城鎮居民進行劃片管理和應急預案的演練，後來這也在曆次戰爭中發揮了很顯著的作用，當然這是後話了。
在後來的奉天國際鼠疫大會上，有人總結：“在新的防疫機製建立之前那個月，死亡人口總數為3413人，在新的防疫機製建立的時候，幾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後，死亡記錄為零。”
很快在伍連德和防化兵的建議下，向俄國人的中東鐵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車車廂暫作臨時隔離營，反正俄國人也不敢用這些車廂了，大方點借給中國人還能換個國際上的讚譽，這一點上老毛子不比猶太人差多少。新年後，糧台一帶(今道外八區體育場)鐵路線上停靠了60節“瓦罐車”，用做臨時隔離營，收容鼠疫患者家屬和接觸者，以及出現咳嗽等症狀的疑似者。醫生每日診察，如果連續7天體溫正常，即解除隔離。
這次防疫借了120節火車車廂，用做隔離營。在後來的國際鼠疫大會上，伍連德的報告中還將此作為最重要的經驗：“這是一種最有效的隔離方式，在鐵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來。”
“在抗生素發明之前，對待鼠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離，切斷人與人之間傳染的鏈條，鼠疫蔓延的速度和規模自然就會被控製住。”馬學博研究員介紹。從17世紀開始，人們就開始采取隔離措施。100年前西班牙曾經用過鐵路車廂做臨時病房，但是“用120節車廂這麽大規模，防疫曆史上從沒有過”。
當時的哈爾濱，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場。這裏聚集了大批從山東和直隸兩省進入東北的勞工。除了普通勞動力外，數以千計的小商販也隨季節變化，向北移動。雖然對這部分流動人口並沒有一個精確的統計數據，但10萬人並不是一個被高估的數字。當時正值年關，按照中國人傳統觀念，他們必須要千方百計回鄉過年，這些龐大的人群中，必然包含為數不少的鼠疫感染者。一旦大規模的春節返鄉潮開始，瘟疫勢必會傳播到關內。
鼠疫爆發之初，人口流動沒有受到任何限製。當時每天約有1000多名勞工乘火車從北部疫區而來，再轉乘中國人管理的鐵路繼續南下，所以奉天一度成了鼠疫重災區。當時也有人強烈要求關閉長春到奉天的鐵路交通，但未被采納。
經過交涉，日本控製的南滿鐵路於共和二年1月14日停駛，俄國控製的東清鐵路，其二、三等車於1月19日停票，頭等車采取檢疫辦法。東北境內的交通基本停頓下來。山海關是從東北進入關內的必經之路，1月13日北洋北京政府還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是經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觀察。這些措施是如此嚴厲、如此徹底，以至於熊秉三和湯化龍兩人從東北安排救災返回時，也毫無例外地在山海關停留5日後才得以返京。
1月15日，陸軍部更派軍隊駐紮山海關，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命令“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關內外的鐵路交通完全斷絕。“當時天津衛生局專門製定了查驗火車的章程，甚至要求連外國人的物品也必須檢查，不過洋大人們自認為對鼠疫也沒有抵抗力，這大概是清末共和初年為數不多的洋大人服從中國*政府管理的案例。
鼠疫發生之初，政府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他們；在街上發現的屍體也由政府出麵收集，放在棺木運到墳場。到了後期，當死亡人數越來越多時，屍體也便被直接放在墳場。隨著天氣漸冷，土地被凍得堅硬，不要說深挖洞，就是想挖一個淺坑，都非常困難。所以這些屍體也都被隨意棄之於墳場地麵上，已經至少6周有餘。伍連德注意到，這些屍體各種姿勢都有，有的甚至還保持著坐姿，這大概是因為在垂死之即就被家人扔出來，而他們在極度寒冷的天氣裏做了最後取暖的努力。當時的防化營的張天德營長憂心這個墳場會變成一個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大冰櫃。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動物接觸到這些屍體，再由動物傳染給城裏的人，那麽一切防疫措施都將化為烏有。
“張天德憑借直覺，感覺鼠病菌在地麵下也是可以存活的，但是他當時並沒有時間去做實驗證明這一點。後來俄羅斯專家果然證明了這一點——在哈爾濱嚴冬的極低的溫度下，肺鼠疫的病菌至少能存活3個月。”後世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
當務之急是必須盡快處理掉這些屍體，唯一的辦法是集中火葬。可是張天德也知道，這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將是一個多麽巨大的挑戰。
即便是作為軍人的他，也不敢貿然挑戰國人的倫?理觀念。他思來想去，最好的辦法，唯有上書政府，請喬大總統下一道命令才能平複民間的反對。不過，他也知道，他首先要贏得當地官員和鄉紳的支持。這一點也進展得異常順利——他讓那些人跟著他一道坐車去墳場看那可怖的場景，他們便一致同意。於是，當張天德和主管醫生伍連德聯名給當時的南京政府上書，請求頒布準許火葬的同時，哈爾濱的官商紳士們也聯名向奉天督軍府張作霖大帥陳情，希望批準火葬。
1月30日，他們終於收到中華共和國外務部發來的電報批準(奇怪的是本來屬於內政的問題,居然是外務部發文,實在搞不懂革命黨的神邏輯)。第二天一大早，張天德他們立即行動起來——伍連德醫生後來在萬國鼠疫大會上詳細介紹了當時的處理方法：軍隊雇用了200名工人加上100名武翼新軍防化營的士兵，把棺木和屍體以100為單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藥爆破凍土，挖了一個20英尺見方、10英尺深、每次能夠裝500具屍體的大坑。然後，按照每百個屍體10加侖的標準，用消防車在屍體上麵澆上煤油。火點起來，屍體迅速猛烈地燃燒起來，2200多具屍體就這樣灰飛煙滅了。伍連德後來寫道，目睹親人遺體化為灰燼，兩萬名傅家甸市民麵無表情，“呆呆出神”。對於張天德、伍連德如何以專業精神以及敬業之心，指揮這場鼠疫，《遠東報》的一則評論也許能最充分地體現：“武翼新軍防化營的營官張天德和哈爾濱防疫局總醫官伍連德自到哈以來，辦理防疫事宜，不辭勞苦，聞日前，在東四家焚燒疫屍，防疫局委員等皆不欲往前監視，兩位官員自赴該處點查屍數，親視焚燒，俟焚化淨始行回局。”
當時，俄國防疫部門的相關人士也在旁觀看了具有曆史性的焚屍過程。後來他們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俄國人轄區內染疫屍體，無論是新近死去的還是已經腐爛的，全部火葬。2月間，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屍體，其中1002具屍體是從墳墓中掘出來的。
1月31日這一天是中國傳統的大年初一，此時，傅家甸已經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適逢春節，防疫指揮部下發傳單，號召大家燃放爆竹。伍連德認為，從科學的角度來說，爆竹裏的硫磺同樣有消毒的功效。大年初一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數從183名下降為165名，“此後日漸消減”，而且再也沒有回升過。
直到3月1日午夜，當鼠疫死亡人數為零的報告傳來時，坐落在哈爾濱傅家甸的防化兵總部內一片沸騰。幾日後，鑒於鼠疫死亡連續多日為零，防疫委員會宣布解除對傅家甸的隔離。
哈爾濱鼠疫之後，張天德和防化營又轉戰長春、沈陽等地，經過努力，到4月底，東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滅。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學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製傳染病的行動。張天德營的大無畏精神和治病救人的仁義讓本來對武翼新軍並不了解的東北百姓都有了非常直觀的印象,這也為後來的東北易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吳宸軒曾經這樣評價張天德營長的貢獻，“這是武翼新軍第一次以救人的規模而非殺敵的數量來衡量戰功大小，希望這不會是最後一次，因為這樣的成才是我們這些軍人更願意講給兒孫聽的寶貴財富。”
...
不過11月初的時候雪花已經開始覆蓋東北的凍土地，哈爾濱傅家甸還是和往常一樣在貓冬和行商之間頑固的運轉著。不過一場災難的降臨似乎並沒有那一陣風來預警，開始每天還隻是一兩例染疫之人的報道，至12月中旬每天4～10名，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數百人。由於傳染人數增加太快，專業檢疫人員無法親自檢查每一個病例，得到病患家人的通報後，隻有依靠臨時雇來且沒有防疫經驗之人前往甄別，然後將被認為染疫之人移送至隔離營。為了逃避警察檢查和強製性消毒，有些病患家庭在夜間將患者屍體拋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警察把這些屍體收集起來，放在一個個薄木棺材裏，埋在亂墳崗子。如果患者死在家裏，家人則可以在沒人過問的情況下，從容運到城外安葬。臨時征集來的護士、看護婦、消毒工和埋葬工，雖都被要求穿戴防護服和佩戴口罩，但都置若罔聞，口罩掛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也被傳染。
疫情發生以後，張作霖雖然還不是後來的東北王，但是在山東的影響下，還是比較重視民生。當時從奉天派來兩名西醫前來處置，但是他們能夠調動和支配的人手隻有5位與之同來的護士。大多地方行政長官對現代檢疫、防疫知識，幾乎一無所知。當時的一位醫生伍連德後來回憶：他抵達後第二天與其見麵，早上9點鍾趕到縣衙門，居然還在客廳等候了半個多小時。伍連德與之交談後的印象是：“正是這種無知導致了形勢的複雜化，並使疫病向更遠的南方蔓延。”
到達哈爾濱的第三天，伍連德得知傅家甸一名與當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於瘟疫，他決定解剖屍體。
當時中國對現代醫學完全是一片蒙昧狀態。舊時觀念中，解剖屍體無疑是對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麵臨著社會風俗的壓力，從法律層麵來講，也是不被允許的。所以伍連德隻能秘密進行。這一次的屍體解剖，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在伍連德等人的推動下，11月22日，奉天督軍府公布了關於屍體解剖法規的督軍文告，隨後頒發了詳細規則，這是中國曆史上首次官方準許屍體解剖的法律性文件。
當時也沒有實驗室，伍連德和助手就在當地總商會借了一個房間，做血液化驗。將樣本固定後進行組織切片檢驗。在貝克顯微鏡下，伍連德清楚地看到了一種橢圓形的疫菌——正是鼠疫。伍連德立即向北京外務部發去電文，報告此事，並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製鐵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離疫區傅家甸；向關內征聘醫生等。
伍連德發現，這一次發生的疫情顯然與以往對鼠疫的認知有很多衝突。初到哈爾濱時，姚醫生也向他坦陳了他的觀察：傅家甸民居低矮肮髒，冬天門窗緊閉空氣不流通，室內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他認為這種病是在人與人之間通過飛沫和呼吸傳播的急性肺部炎症。在伍連德到達哈爾濱前，日本南滿鐵路也派了一名日本醫生前來調查病因，這名日本醫生是北裏柴三郎的學生，他一到哈爾濱，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發現*鼠疫杆菌。一連解剖了幾百隻，卻沒有發現一例帶鼠疫菌的。基於種種事例，伍連德大膽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無需通過動物媒介，而可以通過呼吸之間的飛沫傳染，他將此命名為“肺鼠疫”。
為了防止飛沫傳染，伍連德設計了一種極其簡單的雙層紗布囊口罩，即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戴上它就可以隔離病患，成本費僅需當時國幣2分半錢。後來，在沈陽召開的國際鼠疫研究會上，各國一致讚成采用這種口罩。至今，醫務人員仍在使用這種口罩，並稱之“伍氏口罩”。
到了共和二年的1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時候，伍連德已經無法控製局麵。剛剛就任國防部長的吳宸軒，調派一個營的原來武翼新軍的專業防化部隊進入哈爾濱疫區。本來張作霖也不打算讓武翼新軍過境，但是架不住山東方麵已經把這些捅到新聞媒體上，張作霖也是個猴精的人物，立即改變︶態度，不僅安排了這支部隊的食宿，還親自動員車輛和補給品。當然這支輕裝部隊的人數才是讓他安心的主要原因。
在軍隊的指揮下，傅家甸被分為4個區。每區由一名軍醫主持，配有兩名助理、4個醫學生和為數眾多的衛生夫役與防化兵。救急隊內分診斷、消毒、抬埋、站崗等諸多崗位。每天，各區派出40多支搜查隊，挨家挨戶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醫院，他們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為了成功地執行分區防疫計劃，張作霖還從長春專門調來了由1160名士兵組成的步兵團。他們被安置在城外俄國一家空曠的麵粉廠裏，任務是對疫區內進行交通管製。武翼新軍防化營規定，傅家甸內居民出行必須在左臂佩戴證章，根據各區不同證章分為白、紅、黃、藍4種。每個區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證章，可以在本區內活動，但要去別的區域，必須申請特別準許證。就連區內的軍人們也必須嚴格遵循這一規章，不許隨便走動。嚴格的警力，使得“任何人偷越封鎖線幾乎都是不可能的”。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診病院分為疫症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幾種。各病院中均設有醫官、庶務、司藥生、看護、巡長等職務。既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療，又避免他們之間交叉感染。“‘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連德首創的，直到現在我們還在使用。”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為整個東北做了一個表率。隨後，哈爾濱俄人居住區、奉天、長春、黑龍江全省紛紛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體係。當然山東六省也接受了這次疫情的經驗，在原來預備役的基礎上加上了全民三防訓練的內容，民政方麵也開始對城鎮居民進行劃片管理和應急預案的演練，後來這也在曆次戰爭中發揮了很顯著的作用，當然這是後話了。
在後來的奉天國際鼠疫大會上，有人總結：“在新的防疫機製建立之前那個月，死亡人口總數為3413人，在新的防疫機製建立的時候，幾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後，死亡記錄為零。”
很快在伍連德和防化兵的建議下，向俄國人的中東鐵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車車廂暫作臨時隔離營，反正俄國人也不敢用這些車廂了，大方點借給中國人還能換個國際上的讚譽，這一點上老毛子不比猶太人差多少。新年後，糧台一帶(今道外八區體育場)鐵路線上停靠了60節“瓦罐車”，用做臨時隔離營，收容鼠疫患者家屬和接觸者，以及出現咳嗽等症狀的疑似者。醫生每日診察，如果連續7天體溫正常，即解除隔離。
這次防疫借了120節火車車廂，用做隔離營。在後來的國際鼠疫大會上，伍連德的報告中還將此作為最重要的經驗：“這是一種最有效的隔離方式，在鐵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來。”
“在抗生素發明之前，對待鼠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離，切斷人與人之間傳染的鏈條，鼠疫蔓延的速度和規模自然就會被控製住。”馬學博研究員介紹。從17世紀開始，人們就開始采取隔離措施。100年前西班牙曾經用過鐵路車廂做臨時病房，但是“用120節車廂這麽大規模，防疫曆史上從沒有過”。
當時的哈爾濱，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場。這裏聚集了大批從山東和直隸兩省進入東北的勞工。除了普通勞動力外，數以千計的小商販也隨季節變化，向北移動。雖然對這部分流動人口並沒有一個精確的統計數據，但10萬人並不是一個被高估的數字。當時正值年關，按照中國人傳統觀念，他們必須要千方百計回鄉過年，這些龐大的人群中，必然包含為數不少的鼠疫感染者。一旦大規模的春節返鄉潮開始，瘟疫勢必會傳播到關內。
鼠疫爆發之初，人口流動沒有受到任何限製。當時每天約有1000多名勞工乘火車從北部疫區而來，再轉乘中國人管理的鐵路繼續南下，所以奉天一度成了鼠疫重災區。當時也有人強烈要求關閉長春到奉天的鐵路交通，但未被采納。
經過交涉，日本控製的南滿鐵路於共和二年1月14日停駛，俄國控製的東清鐵路，其二、三等車於1月19日停票，頭等車采取檢疫辦法。東北境內的交通基本停頓下來。山海關是從東北進入關內的必經之路，1月13日北洋北京政府還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是經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觀察。這些措施是如此嚴厲、如此徹底，以至於熊秉三和湯化龍兩人從東北安排救災返回時，也毫無例外地在山海關停留5日後才得以返京。
1月15日，陸軍部更派軍隊駐紮山海關，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命令“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關內外的鐵路交通完全斷絕。“當時天津衛生局專門製定了查驗火車的章程，甚至要求連外國人的物品也必須檢查，不過洋大人們自認為對鼠疫也沒有抵抗力，這大概是清末共和初年為數不多的洋大人服從中國*政府管理的案例。
鼠疫發生之初，政府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他們；在街上發現的屍體也由政府出麵收集，放在棺木運到墳場。到了後期，當死亡人數越來越多時，屍體也便被直接放在墳場。隨著天氣漸冷，土地被凍得堅硬，不要說深挖洞，就是想挖一個淺坑，都非常困難。所以這些屍體也都被隨意棄之於墳場地麵上，已經至少6周有餘。伍連德注意到，這些屍體各種姿勢都有，有的甚至還保持著坐姿，這大概是因為在垂死之即就被家人扔出來，而他們在極度寒冷的天氣裏做了最後取暖的努力。當時的防化營的張天德營長憂心這個墳場會變成一個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大冰櫃。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動物接觸到這些屍體，再由動物傳染給城裏的人，那麽一切防疫措施都將化為烏有。
“張天德憑借直覺，感覺鼠病菌在地麵下也是可以存活的，但是他當時並沒有時間去做實驗證明這一點。後來俄羅斯專家果然證明了這一點——在哈爾濱嚴冬的極低的溫度下，肺鼠疫的病菌至少能存活3個月。”後世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
當務之急是必須盡快處理掉這些屍體，唯一的辦法是集中火葬。可是張天德也知道，這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將是一個多麽巨大的挑戰。
即便是作為軍人的他，也不敢貿然挑戰國人的倫?理觀念。他思來想去，最好的辦法，唯有上書政府，請喬大總統下一道命令才能平複民間的反對。不過，他也知道，他首先要贏得當地官員和鄉紳的支持。這一點也進展得異常順利——他讓那些人跟著他一道坐車去墳場看那可怖的場景，他們便一致同意。於是，當張天德和主管醫生伍連德聯名給當時的南京政府上書，請求頒布準許火葬的同時，哈爾濱的官商紳士們也聯名向奉天督軍府張作霖大帥陳情，希望批準火葬。
1月30日，他們終於收到中華共和國外務部發來的電報批準(奇怪的是本來屬於內政的問題,居然是外務部發文,實在搞不懂革命黨的神邏輯)。第二天一大早，張天德他們立即行動起來——伍連德醫生後來在萬國鼠疫大會上詳細介紹了當時的處理方法：軍隊雇用了200名工人加上100名武翼新軍防化營的士兵，把棺木和屍體以100為單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藥爆破凍土，挖了一個20英尺見方、10英尺深、每次能夠裝500具屍體的大坑。然後，按照每百個屍體10加侖的標準，用消防車在屍體上麵澆上煤油。火點起來，屍體迅速猛烈地燃燒起來，2200多具屍體就這樣灰飛煙滅了。伍連德後來寫道，目睹親人遺體化為灰燼，兩萬名傅家甸市民麵無表情，“呆呆出神”。對於張天德、伍連德如何以專業精神以及敬業之心，指揮這場鼠疫，《遠東報》的一則評論也許能最充分地體現：“武翼新軍防化營的營官張天德和哈爾濱防疫局總醫官伍連德自到哈以來，辦理防疫事宜，不辭勞苦，聞日前，在東四家焚燒疫屍，防疫局委員等皆不欲往前監視，兩位官員自赴該處點查屍數，親視焚燒，俟焚化淨始行回局。”
當時，俄國防疫部門的相關人士也在旁觀看了具有曆史性的焚屍過程。後來他們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俄國人轄區內染疫屍體，無論是新近死去的還是已經腐爛的，全部火葬。2月間，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屍體，其中1002具屍體是從墳墓中掘出來的。
1月31日這一天是中國傳統的大年初一，此時，傅家甸已經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適逢春節，防疫指揮部下發傳單，號召大家燃放爆竹。伍連德認為，從科學的角度來說，爆竹裏的硫磺同樣有消毒的功效。大年初一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數從183名下降為165名，“此後日漸消減”，而且再也沒有回升過。
直到3月1日午夜，當鼠疫死亡人數為零的報告傳來時，坐落在哈爾濱傅家甸的防化兵總部內一片沸騰。幾日後，鑒於鼠疫死亡連續多日為零，防疫委員會宣布解除對傅家甸的隔離。
哈爾濱鼠疫之後，張天德和防化營又轉戰長春、沈陽等地，經過努力，到4月底，東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滅。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學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製傳染病的行動。張天德營的大無畏精神和治病救人的仁義讓本來對武翼新軍並不了解的東北百姓都有了非常直觀的印象,這也為後來的東北易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吳宸軒曾經這樣評價張天德營長的貢獻，“這是武翼新軍第一次以救人的規模而非殺敵的數量來衡量戰功大小，希望這不會是最後一次，因為這樣的成才是我們這些軍人更願意講給兒孫聽的寶貴財富。”
...